主编说：“不不，今天这么和谐的场合，我们不谈尖锐的话题，我们就谈幸福吧，怎么获取幸福。”
大名鼎鼎的任我行还被安排即兴发言，任老板问主编：“我上去谈什么呢？房价，房地产走势，还是调控政策？总不会让我谈网络时代纸媒怎么生存吧？”
于是，任老板站在了台上，目光游离若有所思。
许多地产商是媒体重要年会的座上宾。即便是《财经周刊》的年终庆典也宴请了诸多合作企业，任我行也在受邀之列。
主持人对任老板说：“任总，您谈谈什么是幸福？”
在这次冲突中，崔雁南发现参与的媒体确实也很少。地产商每年大把的银子用来投放媒体广告关键时候显示出了作用。
任我行嘿嘿一笑：“你们竟然让一个开发商谈幸福。”
周哲说：“闹大了对我也没什么坏处啊。你不方便就算了。”
主持人说不清是调侃还是拆台：“是呀，据说你们的存在夺去了大部分人的幸福。”
崔雁南沉默下说：“在报纸上声援你可能不妥。媒体一参与就把一个学者和一个商人的观点冲突变成了公共事件。”
任我行叹息：“没错，我们是人民公敌。”
周哲说：“你是媒体啊，掌握话语权。”
人民公敌不是媒体的公敌甚至是衣食父母，所以周哲在本次冲突中并未获得广泛的媒体支持。
崔雁南问：“怎么帮，我也去网上灌水？”
初次的锻炼却增加了周哲的斗争经验。第一次吃亏，第二次就可以碰瓷了。
周哲很委屈地对崔雁南说了句张柏芝的电影台词：“别人欺负我的时候你要帮我，我欺负别人的时候你也要帮我。”
周哲不久又和一个跨国投行起了冲突。这家投行很有名很有争议。
骂得崔雁南都义愤填膺。
诅咒房价和民族情绪永远可以获取大面积呼应。
周哲的博客马上就被“水军”的口水淹没了。从人身攻击到周哲的八辈祖宗统统被骂遍，还连坐了清华，说其培养的学者都是无知外行。
周哲的办公室会定期收到各大国际投行对于股市的研究报告，大家并不经常看。即便是摩根斯坦利、高盛等知名投行，没有一家的判断能做到和市场一致，所以学者总是集纳各种渠道信息做出自己的判断。
有冲突的地方就有“水军”。
周哲的助教——一个在读的博士生，每天干着安邦资讯这样研究机构的工作，从冗长的研究报告中提炼概要拿给导师看。
如果想获取老百姓的支持，骂开发商就永远没错。这是一个被妖魔化的群体，是吸血鬼的代名词。之前有人建议政府“饥饿疗法”+“大棒疗法”整饬房地产这个万恶的产业，切齿要求收紧地根把开发商饿死，紧缩银根让开发商失血而死，取消预售制度让开发商自宫而死。但是最后统统都没能让开发商去死，房价反而恒久上扬。
百炼成钢，博士都是熬出来的，基本素质那要相当高：要具备超常的服务精神和服务能力，要有超强归纳资料的能力，要会给导师做课件和演讲的PPT，要会鼓捣传译设备，能像伙计一样端茶倒水，以及对粉笔灰不能过敏，因为肩负着上课时给导师擦黑板的重任……
在眼球事件和群体性冲突中获得广泛关注乃至民意拥戴是学者的声望成长路径。
在一个周五，A股股市大跌，仓皇的散户以及利益受损的投资者经过了周末两天的情绪过渡之后，在下周一仍然难以走出心理阴影。
网站有意识地把两篇博文置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周哲觉得通胀的预期导致了这个必然的结果，猪肉暴涨到了20元之上，鸡蛋掉不到5元以内，在一个钱不够花的年代股市如同百姓神经一样脆弱。
周哲马上发表博文，痛斥任我行忽悠房价。
周一上午没有课，周哲正在翻看博士生拿给他的资料。这时候手机响了，是个熟悉但从未谋面的记者，数次采访均是电话。越来越多的记者仰赖这种方式，节约成本效率高。
起因是这样的，任我行在他的舆论阵地发表了一篇博客，重申了他永恒的涨价观：基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民币升值等几大因素，未来房价仍然会上扬，越调控越涨。
记者开门见山地问他：“周老师，上周五A股大跌，据我们调查得知，一家国际投行分别向中国境内和境外客户提供了两份‘阴阳’研究报告，内容相左，一份向内地投资者唱多中国股市，另一份向境外投资者看空中国股市，诱导其境外客户从内地资本市场撤出。您怎么看？”
不久，周哲和一个地产商起冲突了。
周哲说：“我还不了解事实，阴阳报告的内容我还没有看到，不好回答你。”
她想还是要好好和他相处，珍惜她在雍和宫许来的机会。
记者不甘心：“如果事实确凿无疑，你觉得上周五股市大跌他们是否难辞其咎？”
她看到他的车，并不觉得他因此而高大，坐在车里隔离了外面的嘈杂，两个人的世界似乎也没有让她觉得甜蜜。她责备自己这是怎么了，男人需要武装。自然界里，即便是孔雀都要用羽毛来吸引雌性。
周哲回答：“如果这样，他们或许难辞其咎。”
连续三个周末没见面，周哲沉不住气了，他给她电话说想去接她。她没有拒绝。
记者问：“您对上周五股市大跌有什么见解？”
周哲果然买了车，没买宝马，买了别克君威。
周哲回答：“我想这应该和通胀的大环境有关。至于偶然因素则有很多。”
崔雁南和周哲不欢而散。
记者问题不多很快挂断了电话。
崔雁南赌气说：“现在能有资格在马车上被迎娶的只有凯特王妃。”
第二天，报道就面世了。记者自己的结论变成了援引清华经管学院教授周哲的话：“清华经管学院教授周哲表示，×月×日A股大跌某国际投行难辞其咎。这家国际投行涉嫌操纵股指牟利，其分别向中国境内客户和境外客户提供了两份‘阴阳’研究报告，内容相左，一份向内地投资者唱多中国股市，另一份却看空中国股市，诱导其境外客户从内地资本市场撤出。周哲还表示，股市大跌还和通胀的大环境有关。”
周哲带着一丝嘲讽：“难道在马车上你开心吗？”
就像非著名经济学家罗大铮所言，国际投行都是见利忘义的阴谋家。
崔雁南说：“不是，教授先生。我知道你们现在是高收入阶层，还比老板有学识，可是坐在宝马里并不会让我比在自行车上更开心。”
一个让人怀疑其偶然性的事件背后隐藏着巨大的阴谋，这样的结论比通胀造成的股市下跌更加引人入胜。仇恨机构比仇恨经济环境更有着陆点，更能引发股民呼应。所以报道一出台，周哲和国际投行全都卷入了舆论的旋涡。
周哲生硬地问：“你以为我买不起吗？只有老板才有资格开宝马奔驰？”
周哲看到报道急忙去翻看桌上这家国际投行的研究报告。果然，“黑色星期五”之前这家投行出具了一份对于全球股市的研究报告，与此同时其他几家投行也有研究报告出炉，但是周哲在几大投行的报告中找来找去既没有那位记者所言的唱多中国A股的信息，也没有看空内地股市的信息。周哲怀疑博士生工作不力，搞得博士生一整天脑袋埋在故纸堆里几乎融进了报告。
崔雁南嘟囔一句：“实在喜欢这牌子的话，宝马也有自行车。”
终于，在一些报告中摘录到了关于A股的片言只语。这是一些似是而非的说辞，没有确凿的言辞印证那位记者的判断。至于记者的判断从何而来周哲则不得而知。
周哲说：“你想让我换什么？”
不容周哲深究，更多的记者循着线索找到了他。他是个被动的受访者，却变成了此次事件的信息源。一时之间见报率陡升，连崔雁南都急忙打电话询问他这个结论从何而来。
崔雁南说：“你要不要换个牌子？现在有很多选择。”
既然股市暴跌之前都有国际投行出具报告，周哲反而不怕了，“解读”的力量在于你怎么说。
周哲说：“那说明这些人一定社会地位很卑微。”
这时候周哲更像一个碰瓷的，再有记者打进周哲的手机热线，周哲会不客气地评论：“不排除由国际投行充当马前卒，联手国际游资导演A股暴跌的可能。”
崔雁南说：“你不觉得有些人看见宝马就有毁坏欲吗？”
周哲刻意把某家投行的概念泛化，诸多投行都有了导演股市暴跌的嫌疑。打击面扩大事件升级，但周哲被一家投行投诉的风险变小了。
她认为宝马品牌形象和顾客诉求已经严重错位，应该好好做做危机公关和形象重塑以拯救品牌。本来一个激情张扬的阳光品牌，在社会问题深重的中国却成了不负责任、缺少公德、暴发户座驾的代名词，这种误读却在一系列社会事件之后不断被植入公众的认知，开宝马还有什么彰显身份的意义。即便宝马有驾乘的乐趣，比起社会风险还是不碰为好。
事件愈演愈烈。最先被质疑的那家投行的中国董事总经理沉不住气了，不得不出面主动要求《财经周刊》记者采访，澄清事实。
这是中国最具危机的品牌却是最没有危机意识的品牌，现在不愁卖不意味着将来不愁卖。一个汽车品牌竟然沾染了贫富差距、分配不公等等带来的社会怨愤，社会声誉和品牌价值不断被误读，也不断贬值。
这位总经理以无比诚恳的姿态解读股市暴跌前的研究报告，力证作为国际投行信誉和品质是生存的根本，绝无品行不端道德失范之行径。某学者指称的导演股市暴跌一事绝无仅有，我们将保留诉诸法律的权利。
她亲眼看见一个宝马车主去一个便利店买瓶水的工夫，车身就被人用尖锐的利器划得毁了容，一道长长的伤痕从车头到车尾，诉说着肇事者莫可名状的愤怒。当车主拿瓶水看到爱车触目惊心的划痕时，又无辜又怨怒。那人长得文质彬彬的，比周哲更像学者，脸上看不出玩世不恭和飞扬跋扈，应该不是人民的敌人。
在一件似是而非的事件中，争论的结果并不重要。投行的回应反而助长了事件的关注度。当“阴谋家”的概念先入为主植入了公众的认知，一个没有利益牵扯的学者和一个牵扯了太多利益主体的机构冲突时，你猜公众会相信谁呢？机构在取信于民上面显然处于了下风。
崔雁南坚决反对。这太招摇了。
所以这位国际投行总经理的现身说法就成了：沉默是默认，解释是心虚。
周哲说：“宝马。”
崔雁南提醒周哲，在没搞清事实的基础上别再诱导舆论，一些媒体的信息来源其实也很可疑。但此时周哲已经收不住了。
崔雁南问：“你想买什么车？”
周哲的微博粉丝激增。微博是更加不受约束的舆论阵地。周哲持续发布一些似是而非含沙射影的话引人揣摩。接下来新浪的微博“推销员”找过来了，对方说周老师我们给你的微博加V吧，这样你的位势和关注度就会与日俱增。然后周哲的微博就加V晋级。
周哲说：“时代变了。有些人只能骑在自行车上了，而我开车从他们身边经过的时候才会自信才会爽。”
周哲委婉地问崔雁南是否可以把他和国际投行对中国股市的判断以及他抨击国际投行的观点放到文章中。
崔雁南说：“你们很多老教授不是还在骑自行车吗？一样有声望。”
崔雁南回答得很生硬：“不行。没有事实基础不能乱写，报道要用事实说话不能用观点说话。”
周哲说：“不是攀比是需要。我教的很多学生都是老板啊，我给他们讲经济学，讲企业怎么赚钱，你骑个自行车，而且还是从黑市上80块钱买来的，谁信你的布道啊？”
周哲辩白：“你也看过罗大铮的一些著作，国际投行不是什么好东西，否则也不会有那么多呼应啊。那个采访记者说的未尝不是事实。”
崔雁南直视他的眼睛：“我们其实不用和别人攀比的。”
崔雁南说：“你不能一再诱导舆论增加自己的曝光率啊。”
这句话女人喜欢，崔雁南心里多了些许甜蜜，但是得意之余仍然觉得不妥。他是教授不是富二代啊，买车的目的岂可只是为了泡妞。
崔雁南有点生周哲的气。她几天没有理他。
周哲说：“你住的离我很远啊，我可以买车去接你啊。”
周哲在五道口某号称“联合国公寓”的小区租了一间50多平米的小屋，不远处就是唐宁ONE，周哲离自己想要的房子越来越近了。
崔雁南质疑这个决定：“你就住在清华的宿舍，骑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赶到办公室，买车的利用率很低啊！而且你也很少出去玩，出门都是去外地讲课。”
周末，他邀请她到小屋去玩，也想借此缓和双方一再紧张的关系。
过了几天，周哲突然告诉崔雁南他想买辆车。
周哲说：“我买了些菜，我们一起做着吃吧。”
周哲不说话。
崔雁南有点迟疑，还是答应了。
崔雁南说：“嗯，一个像朋友似的采访对象。”崔雁南看他神色不对：“哎，你不要瞎想啊。他只是一个采访对象而已。”
恋人最温馨的时刻，或许不是高级餐厅的烛光晚宴，不是小提琴手在桌边的演奏，而是在两个人的小屋里一起择菜、起灶过日子。
周哲说：“他好像和你很熟。”
崔雁南觉得自己一定还没有和周哲熟到亲密无间的地步，否则不会初次到他家有点尴尬和不安。虽然之前也曾到过他的宿舍，但只是短暂停留。
崔雁南说：“我下午去采访他，正好顺路就一起过来了。他也要去听爱德华的演讲。”
崔雁南炒了一个尖椒土豆丝，这是她的最爱。每次去饭店，她都要点一个最基础的菜——土豆丝。就像初恋，尝过很多菜还是觉得它口味最难忘。她想如果有一天发现自己不再爱吃土豆丝了，会觉得恐慌。
周哲问：“你怎么会和他在一起？”
崔雁南的初恋在高中，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崔雁南失望地问他：“你怎么了？”
90年代的中学，早恋是不被倡导的行径。中国的学校教育对待早恋的手段和治理洪水以及治理犯罪的手段都是一样的，就是严防死守乃至严打而非预防和疏导。
周哲生硬地说：“不。”
所以压抑的感情可以通过最微不足道的诱因触发。
崔雁南说：“你载上我吧？”如果是在阳光明媚的白天，或者是满天星辰的夜晚，他驮着她，就像回到大学时代。崔雁南突然满怀希望。
崔雁南认识“土豆丝”就是在一个无比普通的大概率事件上。
这里离爱德华演讲地舜德楼并不远。周哲指点着朱震离开后，闷声不语走在前面。
上午第四节课，压堂是最不受人待见的行为，偏偏英语老师最喜欢压堂。这位兢兢业业的老师坚信学英语“时间就是秘诀”，多学一分钟多记一个单词就意味着日渐精进，所以每次下课他都要磨磨蹭蹭拖延一会儿。
周哲象征性沾了朱震的手一下就放开了。
他能觉察到同学们的情绪，他只是无视这情绪。崔雁南最佩服英语老师的就是面对公愤他永远都能安之若素，绝对淡定！
朱震热情地伸出手说：“Hello！听雁南提起过你。”
“好啦，下课，你们解放啦！”这句话和“地震来啦”的效果是一样的。英语老师的话音未落，大家已逃命似的全都跑光光。
周哲看到倚在奔驰上的朱震后，笑容顿失。
同学们纷乱地涌到车棚。当目标笃定的时候人就不会瞻前顾后，大家都想早点回家吃午饭，倒车的时候没人看后面。所以崔雁南很轻易就撞上了后面的一辆车，回头一看，是个别班的男生，斯斯文文，他说了声“对不起”。
崔雁南向朱震介绍：“这是我男朋友周哲。”
此时此刻，我们的心境如此单纯——就是饿了，所以崔雁南扫了“土豆丝”一眼也没回答，骑上车就跑远了。
大约10分钟周哲就骑着自行车过来了。
没有肢体接触只有车体接触他就轻易对她产生了好感。从此以后，她总能在很多场合遇见他。食堂，操场，公共教室，厕所门口……
崔雁南掏出手机给周哲打电话：“你能不能来真维斯楼接我啊，我和一个朋友迷路了。”
崔雁南终于发现，她遭遇了一个暗恋者。
转了几遭彻底迷路了。最后，从朱震的奔驰上下来，崔雁南依稀辨认了下最近的一座标志性建筑，很高兴，公众认知度最高的清华教学楼到了——“真维斯楼”。
她并不反感他，反而有些好感，他的样子并不讨厌。遇见他的时候，她会和他的目光仓促撞击一下然后慌张地走开。
朱震的车继续潜行。辗转间经过了裕元楼、宏盟楼、郑裕彤医学楼、蒙民伟楼……不是企业冠名就是个人冠名。
在一个学期期末学校颁奖大会上，她赫然发现他还是一个优等生。他捧着金光闪闪的大红证书，骄傲地搜寻了一下观众席，她想他的意思一定是“学妹你看到了没？”
逸夫楼几乎是N多中国大学的标配。如果不报大学的名字只说逸夫楼，就像一个人在北京迷路了，着急地给向导打电话。向导问：“你现在在哪儿？”迷路者说：“我搞不清方向，不过这儿有座桥。”
此后再遇到，她发现他大胆了些。有时会塞给她一本书或者刊物，有时是《小说月报》《收获》，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哇塞，有一次他还给了她一本毛姆的《刀锋》……
车子转来转去终于找到一个地标式建筑，朱震下意识地说：“到逸夫楼了。”
他绝不会给她《故事会》或者《读者》，所谓品味就是超越同龄人所读所想。这一招确实很有效，她对他的佩服不断升级。
“额底个神啊！”崔雁南看到的是比校外更糟的交通状况。局促的停车场地堆满了豪车，恍然到了CBD，空间受了挤压的自行车被密密麻麻塞在路边。狭窄的校园小径堵着无所适从的轿车，朱震别无选择地左转。
她甚至隐隐期望他在书里塞点什么……
良久，朱震的车子终于从正南的东门进入了校园。
她甚至想，如果我们约会该去哪里？操场？不行，太空旷了，一目了然，那不成了现场直播了；公共教室？也不行，闲杂人等，耳目太多；一起去看海？喔，那要坐好几天的火车吧……这时候崔雁南才发现生存的环境有多恶劣，没有一处二人世界。
朱震点点头：“我的母校麻省理工出了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
终于有一天，他脸色绯红地给了她一本《百年孤独》，然后迅速跑开了。她预感他终于下定了决心或者选好了约会地点。
崔雁南说：“很多名校现在只见大楼，不见大师。”
果然，书里夹着一个纸条：晚上8点能否去烈士陵园。
朱震说：“你看，清华占地越来越大，校内一直在盖教学楼，校外在建住宅楼。懂得圈地的高管一定具有投资眼光。”
这、这真是一个最安全的去处，不会被任何人发现。崔雁南所在的小城发生过的唯一历史性事件就是1949年国共小股部队遭遇战。一共有50多位牺牲的解放军战士葬在了烈士陵园。无名的国民党尸首则被葬在旁边的乱坟岗。烈士陵园逐渐发展成了公墓，就像有身份的人死后的理想就是进入八宝山，如果不出小城，一辈子没有出格的行为，这辈子的归宿就是这座公墓而非旁边的乱坟岗。
崔雁南说：“何以见得？”
她想向他解释，能否换个地方。但是再也没有机会了。这个脆弱骄傲的优等生遭遇了一次感情挫折就此从她的视线中消失了。
过了一会儿，用眼睛丈量清华的朱震又说：“清华的高管一定比北大的高管更有投资眼光。”
他在这个世界，只是不在你的世界，即便近在同一个学校。这就是分手吧？
“的确是。”
忙碌的高三来临了，她无暇再做他想。偶尔遇见过他一两次，他就倏忽而去。
无奈的朱震盯着清华东门百无聊赖说：“你看，清华的东门是朝正南的，严谨的清华却叫它东门。很奇怪是不是？”
崔雁南想，如果有机会再遇见他，一定要向他表白：约会，地点是多么多么重要啊！
毫无意外地，朱震的车在五道口路口堵了将近半个小时。朱震和崔雁南在车里能看到清华的东门，目标就在300米之外，就是没办法到达。
周哲就选对了地点。他似乎知道她要什么，家的温馨、两个人的世界。
崔雁南知道他暗示初次见面的桥段，使劲摇头：“我不要堵车。”
他亲自下厨做了几个菜，全都是大菜。红烧排骨、小鸡炖蘑菇……崔雁南觉得自己并不喜欢吃这些油腻的东西，难为他这番表现了。
朱震调侃：“如果堵车的话，你或许还能多写篇稿子。”
她洗碗的时候，周哲过来观望，在她背后站下，她疑惑地转过头问：“你找什么？”
崔雁南惊喜：“原来他的声望这么大。我以为这年景大家只认识刘德华不知道爱德华。”
周哲讪讪地说：“不找啥。”
朱震说：“刚巧我也要去清华。我要去听一个大师爱德华的演讲。”
然后回到客厅。
崔雁南说：“我要去清华见我男朋友，听个演讲。”
洗完碗，他们开始看电视。遥控器不大好用，崔雁南按了几下但电视反应极不灵敏。
朱震看了看表说：“有机会我们再交流，我得走了，要去听一个重要的演讲。你要去哪个方向，我是否可以带你一程。”
问他：“怎么回事？”
这种超值采访在朱震意识到接下来还有个活动时戛然而止。
周哲凑过来，他贴她很近。她下意识地挪开些。他突然抱住她，可能用力过猛她失去重心倒在沙发上。她感觉到他就像个发情的猩猩，气喘吁吁，局部坚硬。
1个小时的采访，朱震谈了2个小时。
她本能地反抗，挣脱，他失落又恼火地看她拎起包跑掉了。
没有了上次的隔阂，职业经理人朱震显露出了真我。他侃侃而谈，有着美国人的OPEN，没有国企老板谨言慎行的教化痕迹。这个“海龟”有着三家世界500强企业中国区总裁的光辉从业经历。这样的成分在职业生涯白是相当值钱的资本，如果爱惜羽毛，不曝出“假学历”事故的话，功成身退之后的归宿不是天使也是个天使投资人。
她奇怪自己和周哲在一起没有亲热的欲望。她不知道该对他说抱歉还是应该气他鲁莽。她明白理性上他是个理想的结婚对象——大学教授、一表人才、收入不菲、前途光明，情感上却不起波澜——他用了物质和情感上的召唤对她却不起作用。未来该如何与周哲走下去，她突然间就失去了方向。
再次见面朱震和崔雁南已经相当默契。
上天果然给了她一个“对”的人，但不是她喜欢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