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莉哈哈笑起来。
看李莉不大高兴，周哲赶忙缓和气氛说：“北大清华也有共同之处啊。比如我们的EMBA都很喜欢老板生源啊，我们的努力方向就是培养老板，让中欧商学院培养的那些职业经理人出来都给北大清华的老板们打工吧！”
因为这次谈话，李莉对周哲的印象很不错，就像崔雁南第一次对周哲的印象一样。
李莉觉得不大中听，反驳道：“不能一概而论吧？这和个人素质有关呢。”
清高和愤世嫉俗如果放在一个蚁族的身上是一件悲哀的事情，会让生活不如意的状态更加不堪，如果放在一个学者身上就非常匹配，至少崔雁南最初是这么想的。
周哲说：“北大的学生自行车倒了是不扶的，因为你们要标榜自我和个性；清华的学生是一定会扶，因为清华注重协作和集体利益。”
如今群体的特质和其身份却越来越错位，学者不再清高，屁民却在清高；捡垃圾的在做慈善，明星靠慈善作秀；穷人不断地存款，富人无度地从银行支出；有些父母官喊着我们是人民公仆，不过是权力寻租者……
聊天时，李莉问周哲：“北大和清华有啥不同？”
在学院派身边混迹良久的李莉提醒她要忽略特定人群身上的特性，要宽容对待男友身上的职业性不足时，崔雁南做好了心理准备。
李莉见过周哲。在一个MBA培训的论坛上。周哲和李莉恰好坐在了一起。
但她发现周哲一点都不清高，甚至更加入世。
李莉说：“缘分只是传说。亦真亦假。”
周哲和崔雁南每周见面。双方觉得各方面条件匹配，相互印象不错，唯一等待的是激情。
崔雁南说：“喔！”
清华的校庆来了。周哲变得很忙，很多论坛，校友聚会让他应酬多了起来。
李莉说：“你不主动结识，就像每天挤公交遇到的人，只能衣服擦出火花而不是心灵擦出火花。”
周三，崔雁南给周哲电话，他压低声音：“正在听经管学院老院长的演讲。”
崔雁南说：“那说明遇到的都不是缘分。”
周四，崔雁南给周哲打电话。半天周哲接通了：“正在一个酒会上。”
李莉说：“你每天和那么多人擦肩而过可什么都没有发生。”
崔雁南问：“酒会？”
崔雁南说：“我要自然的缘分。就是那种‘一秒钟擦肩而过，一辈子长相厮守’！”
周哲说：“校友联谊会。”清华的校友网非常庞大，周哲认为这个在职场上和同乡会一样有价值。
李莉说：“形式不是最重要的，缘分未必不能通过安排得到。我和你表姐夫就是同学牵线介绍的啦，还不是很好。”
终于等到周五，这是崔雁南和周哲固定见面的日子。
崔雁南说：“喂，老土，我不要相亲。”
崔雁南给周哲打电话，想去找他。他问崔雁南，是否可以到清华的舜德楼一个会场来找他，还可以听听大师的演讲。
李莉说：“或者我和你表姐夫再帮你物色一些，有空安排见面好了。”
崔雁南问：“哪位大师？”
崔雁南说：“不是我们抛弃了感情，是感情抛弃了我们。我们都是很认真地寻找结婚对象的。”
周哲说：“爱德华，据说是下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
李莉说：“相处了大半年，怎么能轻率地就抛弃了。”
崔雁南很开心地答应了。
崔雁南说：“感情又不能标准化。需要感觉。”
周五下午有个ND公司总裁朱震的专访，结束后正好可以赶过去。
崔雁南和周哲分手后李莉时不时提起他。
ND是美国的标杆企业，经常会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朱震的位子很显赫但并不好做。
李莉不知怎么地想起周哲，嘟囔一句：“周哲其实很靠谱啊。样貌、职业、收入等等都达标呢。”
在中美贸易关系敏感时期，ND似乎总是被误伤。最近ND的订单据传要被中国公司取消了，当然，ND在中美关系良好之际也有过很多丰收期。
崔雁南说：“我小时候连洋娃娃都稀缺，想要一台手风琴，老爸老妈始终都不肯给我买。说不定我成长为琴棋书画般的淑女也不像现在这么难嫁。”
每当这个时候，ND总是被媒体拎出来和它的竞争对手AL比较。AL在中国处事相当圆滑，这缘于其市场策略的灵活，中国公司采购其产品时，AL的市场总监总是说“价格好商量”。这恰恰是朱震的痛处，他有时候感觉ND一个堂堂的中国区总裁还不如AL的市场总监权力大，他没有打折的权力。价格都是美国总部定好的，销售策略也是总部定好的，中国的变通空间非常小。在ND，每一件事都不能轻易改变。朱震也不行，越血气方刚，越背离ND的文化，朱震不能有僭越的冲动。
李莉说：“是呀，要用更多的东西强化满足感，以后幸福的成本会比较高。”
外界时不时就会批评一下ND中国的业绩不如AL，这就如同说朱震无能，这让他很沮丧。
崔雁南说：“现在的小孩什么都不缺。”
崔雁南和朱震第一次结识在惨痛的堵车经历上。
李莉说：“一个小玩具只能让小孩子开心一两天，很快就要用新的玩具来满足他。”
在一个阴霾密布的周一上午，崔雁南赴约去采访，约好10点，崔雁南8点半出门，笃定只会早到不会迟到，所以她没有坐地铁，在高峰期，地铁就像一场劫难。但很不幸地面交通果然比地下交通有更多的不确定，她遭遇了堵车+管制，最后让朱震等到了快11点。
崔雁南买了一辆玩具小汽车，是一辆水泥搅拌车，车顶的搅拌罐会转，带给乐乐的时候，小孩子的眼睛都在发光。
崔雁南自己都快抓狂了，所以她能想象朱震的不满。他没有拂袖而去她觉得已经很给面子了。虽然狼狈的崔雁南忙不迭地道歉，朱震的脸色仍然很糟，谈了10分钟，朱震毫不客气地说：“对不起，我必须走了，我11点半还要赶到国贸去开会。”
买房就是这样，每一次出手都觉得房价太高超出承受能力，事后才发现当时的房价永远是历史的低点。理想则像风筝一样，越放越远，越远越渺茫。
崔雁南恳求：“你到国贸要半个小时，我能否坐你的车和你一起走，可以在路上谈半个小时。”
最初想在表姐夫的研究院周边买，随着房价的上涨，目标由二环放到了三环，又由三环放在了四环。在北京，外环的概念不是离权力核心越来越远，而是离最具价值的居住区越来越远，离知名三甲医院越来越远，离重点学校越来越远……
朱震没有反对。结果朱震的车同样被堵在路上。长安街似乎永远有突然而至没有解释的限行，坐在车里插翅难飞的感觉就像等待判决。朱震逃避现实似的接受崔雁南的采访，带着不耐烦，对路况对记者。崔雁南不介意，她承认记者有时像路况一样让人烦，何况朱震现在遇到了糟糕的路况+难缠的记者。
一栋100平米的房子要花去约300多万元，这让一个年收入20多万的家庭用20多年偿付房贷，人生变得如此沉重！
1个小时后车子终于赶到了国贸。1个小时，或许可以让崔雁南写出一篇相对像样的稿子。
表姐的一大理想是住上大房子，不要求别墅，这不现实，100平米左右即可。但是存钱的速度永远比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
虽然很多媒体宣称自己是某某老板喜欢的报刊，但是老板通常是没时间读报的。朱震的秘书每天做着央视“早间读报”的工作，把一些报道的概要提炼出来给老板看。秘书最近特别留意《财经周刊》，她绝不能忘记哪家媒体采访了老板。果然秘书很快就看到了崔雁南的报道，上面放了一张朱震的照片。于是她把完整的刊物拿给朱震看。
表姐夫的研究院地处京城的二环，一套50多平米的房子目前市价近150万，更大的价值在于，孩子将来在附近入托、上小学、中学，都因为这套房子的户口有了着落。
文章通常是谁写谁看，写谁谁看。朱震是这篇报道最认真的读者了。他仔细地看完，很意外。
而为了这套房子也束缚了表姐夫的理想。分房之前每当有机会跳槽的时候，总在权衡，对方的薪酬福利是否比这家研究院更高。
文章没有为朱震开脱的意味，却说出了他的心里话，崔雁南就像一个老朋友，体味到了他的内心感受。
表姐夫王志刚毕业于北京科技大学，在国企的研究院做了10年，期间读博士、晋级高级工程师……论资排辈在单位分到了一套50多平米的旧房子。这是国企低工资高福利的表现。
她说朱震以往在500强企业的能力在ND却受到了束缚，他在ND的公司法则和中国市场业绩间艰难地权衡争取更大的决策空间。朱震干了很多事，不断铺垫市场营造环境，但是就是不能直接干预市场，公司的体制决定了个人的权限。
李莉毕业于不知名的三流大学，却非常向往北大，终于经过不懈努力考上了北大的研究生，毕业留在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做了一名教辅人员。李莉相信，理想就是经过一点一点努力总能享受到的幸福时刻！
崔雁南写出了ND在中国尴尬的市场处境，以及朱震在这个位子上的无奈，中美微妙关系的拿捏不是朱震一个人的力量所能左右的。他有才干只是无法施展才干。
李莉的三口之家拥有一处50多平米的蜗居。李莉调侃：“我们也算拥有上百万的固定资产了。”
朱震拿着刊物竟然有些感动。他不知道那天的短暂采访，在他带着些不配合情绪的情况下，崔雁南是如何揣摩出了这种深层意味。于是他给崔雁南打了个电话，首先对那天的态度表示歉意，然后说稿子写得不错。简短几句话他就把电话挂了。
表姐比崔雁南大了3岁，70后的她对崔雁南说，有房子、有组织才有安全感和归属感。
得到一个人的尊敬，就是让他对你的观点认同。崔雁南那一整天都过得很开心，就像做错了事终于得到了补偿。
周末的时候，崔雁南想去表姐李莉家看看了。她想“地王流标”这样的新闻表姐应该会喜欢，因为表姐一边抱怨房价一边要买房。中国人就是蜗牛壳里的那个软体，房子是永恒的追求。
以后ND公司有什么重大事件要公布，朱震特别交代媒体总监要邀请《财经周刊》的崔雁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