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会让我的家人与巴黎总部联系来解决这个问题。依你看，阿尔斯通为何会做出这个决定？”
我一时竟说不出话来。待回过神后，我艰难地开口问道：
“可能阿尔斯通想极力讨好美国司法部，或者美国司法部给阿尔斯通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让它觉得不得不这么做，但本质都是一样的。”
但是，在怀亚特看守所的时间过得太慢。圣诞节即将来临，但检察官仍然没有任何准许保释的迹象。12月28日，我的律师莉兹让我尽快联系她。经过八个半月的监禁，我是不是终于等来了一个好消息？但我的幻想被残忍地打破了。“我们接到巴顿·博格斯律所杰伊·达登的电话，他是阿尔斯通的律师。他通知我们，你的公司决定不再支付我们律师费，而且你之前的律师费用，他们只会支付到7月29日，也就是你认罪的那天。所以你必须支付剩下的8月至12月的律师费用。”莉兹冷冷地向我宣布。
此时，我被关在一座戒备森严的看守所里，与我的家人相隔15 000公里，被为之工作了22年的公司解雇，又被我的国家抛弃，法国的政府部门不愿意对我的案件做出任何有效回应，我还要被迫支付天价律师费，而我却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可以获得保释，也不知道我最终会被判多长的刑期。我尝试鼓起勇气，但毫无效果。我的心情跌入了谷底。
一回想起那次谈话，朱丽叶特就十分恼火。这让我得到了些许安慰。我不是唯一认为自己当前的处境是如此荒唐的人。当我看到我的妹妹和母亲为了帮助我而四处奔波时，我更加想要为了尽快获释而反抗。
2014年1月初，副领事杰罗姆·亨利告知我，时任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将在2月访问美国。这让我重新燃起一丝希望。他特别向我保证，我的案子会在这次国事访问中被提及。据他说，一些政府官员也开始怀疑美国司法部对阿尔斯通采取行动的最终目的。
“他们向我解释说，他们必须处理全世界2 000名法国犯人的案件，而你的案件的性质并不是最严重的。我们试图让他们明白你的情况是非常特殊的，而且除了你之外，还有一家大型法国企业也被美国司法部盯上了。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回答我的吗？‘根本不是这样的，女士！我们看不出来法国政府与这起案件有什么关系。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的案件与那个因没有缴纳增值税而在克勒兹省被抓的小老板的案件差不多……’你能想得到吗，弗雷德？”
就个人而言，我并没有抱太大幻想。但领事馆和我的父母都非常希望奥朗德能够在他与贝拉克·奥巴马的会晤中提及我的案件。为此，我的父母还给法国总统写了一封信：
几个月过去了，我的妹妹对那次与法国外交部工作人员的会面仍不能释怀。
“总统先生，我们的儿子现在被关押在一座戒备森严的看守所里。您可以很容易地联想到，我们一家陷入了一场什么样的噩梦，现在的处境有多艰难……您会发现这个案件涉及的其他两个自然人——两个阿尔斯通前员工（罗斯柴尔德与彭波尼）——并没有被监禁。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排除因为阿尔斯通在过去几年中不配合美国司法部调查此案，所以美国司法部转而选择对自然人（阿尔斯通的员工）提起诉讼的可能。我们尊重司法及其独立性。我们恳请您在宪法赋予美国总统的权力范围内，要求美国政府特赦我们的儿子。总统先生，我们恳求您接受不知所措的父母的请求，同意在国事访问期间举行的双边会面中，向美国政府提出这个问题。”
“对了，4月你被捕的时候，波士顿领事馆的人毫不知情，还是我告知他们的。法国驻纽约领事馆的人忘记通知他们了。5月，我陪爸爸去了外交部，接待我们的是人权保护部门主任和罪犯保护科科长。他们表现得非常冷漠、疏远，好像你的事情和他们毫无关系。”
这封信没有起作用，这些尝试最终也失败了。奥朗德在访问美国期间，大使馆曾向他简要汇报了我的案件，然而他从未请求奥巴马总统对我做出宽大处理。我有自知之明，我不得不承认，两国总统的会晤议程中确实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叙利亚危机、核武器扩散、反恐斗争、全球气候变暖，特别是监听丑闻。
我笑了。访客等候室是怀亚特看守所最像样的地方，而且犯人家属确实都受到了礼貌的接待。但是一说到公共探视厅，朱丽叶特立刻就停止了她的认可。这里永远都是那么吵闹，不利于私下交流。同时也考虑到母亲经历了长途旅程的折磨，以及她本就不佳的身体状况，因此第二天探监的时候，她们被“破例”获准使用单人探视厅。在隔离窗的阻隔下，我听朱丽叶特向我讲述，她曾尝试与法国外交部交涉，试图动员法国政府关注我的遭遇。
3个月前，2013年11月，爱德华·斯诺登事件让法美两国的关系降到了冰点。斯诺登披露了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棱镜”项目监视范围之广，即使奥朗德与奥巴马会谈结束后采取了“绥靖政策”，宣布“两国恢复相互信任关系”，法国人仍然心存愤恨。
“这里真是没的说，非常专业，也非常干净。”
爱德华·斯诺登披露的美国国家安全局文件让人大开眼界。这些文件证实，从2012年12月10日到2013年1月8日，在这近30天的时间里，美国监听法国人的通话，获得了超过7 000万个通话数据，平均每天截获300万个数据。而且有些电话号码作为重点监测目标，会自动触发系统，记录谈话内容。某些关键词甚至还能还原出手机短信的具体内容。
她又一次问我吃得好不好。我的母亲和天底下所有的母亲一样。我的妹妹朱丽叶特也很激动，但由于她从事的行业能使她非常系统地了解法国的监狱系统，所以她忍不住进行比较。
我查阅了维基解密揭露的其他文件。其中有一份题为“法国：经济发展”的记录详细说明了美国国家安全局如何执行搜集大型法国公司商业交易情报的任务。美国间谍细致地研究了法国在重要领域——天然气、石油、核能和电力——所有金额超过2亿美元的合同。也就是说，阿尔斯通是大部分重要领域中的关键对象。这些揭秘文件证实了美国政府实施的商业间谍活动范围之广。这也是一个根植于大西洋情报文化的古老习俗。从1970年起，美国外国情报顾问委员会[1]就建议：“从今以后，商业监听应该被视为国家安全的一部分，享有与外交、军事和科技监听同等的优先权。”1993—1995年（比尔·克林顿总统任期内）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詹姆斯·伍尔西，在2000年3月28日接受《费加罗报》专访时承认：“这是事实。美国在秘密搜集欧洲公司的情报，我认为这是完全正当的。我们扮演了三重角色。首先是监督那些违犯联合国或美国做出的制裁措施的公司，其次是追踪民用和军用科技，最后是围捕国际贸易中的腐败分子。”
“这里如此荒凉，下车后我感觉自己仿佛穿越到了科恩兄弟执导的电影《冰血暴》中的法戈市，这座城市好像已经被遗弃了。”
这么多年来，美国开发了一套弹性系统。在上游，美国利用强大的情报武器获得外国公司签订的大额合同信息；在下游，它动用复杂而严密的法律武器对那些不遵守规则的公司提起刑事诉讼。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没有这样的武器库，它使美国公司更加方便地削弱、打击，甚至收购它们的主要竞争对手。“任何损害我们经济的个人、公司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2]美国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用一句话做了总结。而且，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工业公司。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中期，特别是次贷危机以来，美国政府打击了一个又一个违犯禁运令的金融机构。2014年初，法国巴黎银行掉进了陷阱。它被美国司法部起诉，理由是它与美国的敌对国家（包括伊朗、古巴、苏丹和利比亚）达成了以美元计价的交易。银行不得不很快解雇及处罚30多名高级管理人员，并同意支付89亿美元的巨额罚款（对我来说，这起法国巴黎银行事件发生的时机很糟糕，因为它让政治家们忽略了阿尔斯通案）。法国兴业银行和法国农业信贷银行等法国金融机构，也不得不向美国支付高额罚款。
我的母亲76岁，患有帕金森综合征。普罗维登斯的贫穷景象使她触目惊心。
时至今日，我始终没有搞明白，为什么法国政府没有坚决反对美国的敲诈勒索。它到底在害怕什么？我们的企业将被掠夺[3]到什么程度？我们甘心被另一个国家这样操纵？我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们表现得像个心甘情愿的受害者。我们变成了冷眼看着自己逐步走向衰退的旁观者。
“我们的飞机在昨天傍晚时分才降落在波士顿，”她接着告诉我，“然后我们就在机场等租的车，差不多等了3个小时才从那里出发，开到普罗维登斯（罗得岛州的首府）时已经是深夜了。”
[1] 有关美国经济情报的信息来自法国情报研究中心（CF2R）的一份研究报告：莱斯莉·瓦莱娜与埃里克·德内塞撰写的《美国的掠夺与国家的让位》。
然后她哭了起来。她的眼泪里既有看守所带给她的冲击，又有见到我的喜悦和长途旅行带来的疲惫。
[2] 引自《世界报》，载于2014年10月19日。
我通过她们的眼神看出，她们可能被我吓到了。我就像一个晃荡在卡其色连衣裤里的幽灵。母亲一开口就惊呼道：“你怎么瘦了这么多！”她接着问：“你在这儿吃得好吗？说实话，你能吃饱吗？”
[3] 自从2017年《萨潘第二法案》生效以来，当法国和美国共同起诉的案件被处以罚款后，法国能够获得其中一部分款项。因此，在法国兴业银行的案子中，法国政府可以获得2.5亿欧元的罚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