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明白诺维克的意思，这些命令来自华盛顿，是由卡恩下达的。”
“但我不在乎康涅狄格州的惯常做法是什么，或者通常不让做什么，斯坦！”
“是的，但你一开始就知道这些。”
“我也很愤怒。这不符合我们的惯常做法，在康涅狄格州，这种口头协议通常是律师和检察官之间信任关系的基础。”
“我承认，但请你原谅我。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什么？你明明和诺维克达成了6个月刑期的协议。”
“他们想要什么？”
“我有个特别糟糕的消息。检察官除了推迟你的审判时间外，还拒绝了你的保释申请。”
“他们现在想要你在怀亚特看守所继续待6 ~ 10个月。”
两天后，斯坦来怀亚特看守所看我。他一进来，我就注意到他满脸怒气。
“为什么是6 ~ 10个月？这10个月做何解释？”
这给了我当头一棒！我什么都掌控不了，而这可能会持续好几个月，完全取决于彭波尼的决定。同一幕再次上演：我怒不可遏，却无可奈何。我不得不接受推迟我审判日期的决定。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克拉拉的时候，她当时就崩溃了。但好在他们可以在圣诞节的时候来美国，我们全家可以在一起度过15天的假期时光。于是她又开始找房子，方便我保释后有落脚的地方。
“我也不清楚。我给诺维克和卡恩打电话，他们都不愿意给我透露任何细节。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检察官不会让你回新加坡。你获得保释后必须留在美国。”
“你认为是什么？”
“那我们该怎么办？我申请保释，回新加坡候审，然后等着检察官确定一个合适的审判日期？”
“肯定和阿尔斯通有关，但我不清楚具体是什么。”
“当然，这由你来决定。但如果你坚持按照这个日期开庭审理，那么检察官会在庭审中‘针对’你，并且请求判你10年监禁，而不是6个月！”
就这样，在我刚看到隧道尽头的时候，我再次陷入了困境。失望是巨大的，也是难以忍受的，对克拉拉和孩子来说更是如此。在这6 ~ 10个月里，我将每时每刻都牢牢抱住保释的希望。但我也在心里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在怀亚特这座“地狱”剩下的4个月里，我重新开始疯狂地调查过去所有被控告违犯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企业和个人的案子，以便了解他们都是如何脱身的。我让朱丽叶特和克拉拉给我寄来所有的缺失文件。很快我就陷入一种痴迷的状态，变成一个“瘾君子”，而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就是我的毒品。
“如果我拒绝呢？我仍然有权在认罪3个月后接受审判，对吧？”
我拼命地想从这些案子里找出检察官的游戏规则。在他们眼里，我只是他们用来对付阿尔斯通的一枚棋子。然而，即使从这个角度考虑我现在的处境，他们愤怒的情绪也有些过激。他们对阿尔斯通发动的战争似乎不是简单地想要给公司定罪，他们似乎被一种道德义务、一项近乎神圣的任务驱使着，好像他们背负着消除地球上所有腐败现象的使命，或者还有其他我没有看到的原因……
但是，他的司法策略对我的命运有很大的影响。只要彭波尼没有被压力击倒，检察官就不希望我接受审判。他们的逻辑是，如果彭波尼最终走了诉讼程序，他们当然希望我出庭做证指认他，因此他们必须“看紧”我，尤其不能让我回到法国。尽管我尝试找我的律师帮忙，看看有没有其他选择，但这个环环相扣的计谋实在太狠毒。
与此同时，阿尔斯通不仅身陷法律纠纷，在2013年底也处于不利的境况，这是我在阅读父亲帮我订阅的《费加罗报》时了解的。克拉拉也会定期给我寄一些与阿尔斯通有关的新闻剪报。虽然我只能在这些报纸出版的十几天后读到它们，但谁在乎呢，因为时间在这里毫无意义。过了一周以后，我才知道柏珂龙在2013年11月6日宣布裁员1 300人，欧洲成了重灾区，其中包括100个法国人。这个决定并没有让我觉得很惊讶。阿尔斯通在2012年就已经出现了红色预警信号，公司因全球业务增长放缓而备受打击。欧洲国家尚未从金融危机中走出来，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又低于预期。结果就是，与2012年9月相比，阿尔斯通的订单量减少了22%。不仅如此，公司在几个项目的竞争中均受挫：“欧洲之星”选择西门子来生产新的高铁列车；在巴黎火车制造项目中，阿尔斯通在最后一刻输给了加拿大庞巴迪公司，因为该项目的承包商法国国营铁路公司认为阿尔斯通的报价过高。此外，阿尔斯通能源部门的燃气汽轮机的销售业绩也是一样低迷。当然，基础设施业务的成绩一直很卓越：阿尔斯通在核电站建设方面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经验；阿尔斯通还是全球最大的发电设备供应商和维修商，占世界发电设备总装机容量的近25%；阿尔斯通在水力发电领域同样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事实上，彭波尼进行了反抗。他拒绝认罪。因为他是美国公民，法官批准了他的保释申请，所以他能够从容地准备他的辩护。而且，如果检察官说的是真的，我已经认罪，彭波尼并没有，或者说他几乎没有谈判筹码，那么他很有可能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这对一个上了年纪且身体状况非常糟糕的人来说，几乎等同于死刑！所以他费尽心思地拖延诉讼程序。这些我都明白。
即使公司面临的情况远没有2003年时那样严重，但形势依然令人十分担忧。现金流可能在4年内出现第三次负增长。在这种状况下，2013年11月16日，《费加罗报》对阿尔斯通首席执行官柏珂龙进行了采访，并报道了他的策略：拆分运输部门出售给俄罗斯。阿尔斯通可以出让该部门20% ~ 30%的股份，从而获得20亿欧元的预期收益，这些资金足够让能源部门东山再起。对于拥有多个业务部门的企业来说确实有个巨大的优势，可以通过“拆东墙补西墙”来挽救公司。但在2013年11月的这次访谈中，有一个问题没有被提出来——阿尔斯通在2011年宣布与中国上海电气集团拟建合资锅炉企业又是怎么回事？柏珂龙在以往的每一次谈话中，都会向分析师鼓吹这次合作将带来的巨大优势。但这一次，他只字未提。奇怪，太奇怪了。但为什么我仍要深究这些往事呢？
为了回避问题，每次我都会在电话里告诉加布里埃拉和拉斐拉，我没法给她们一个确定的日期。我在美国的“工作”要花费的时间比我预计的要长。但等到10月初的时候，我就可以回答她们说我很快就会回来，而且我们可以一起过圣诞节。然而，我错了，大错特错。
克拉拉寄给阿尔斯通的信和我父母寄给柏珂龙的信一样，没有收到任何回复。2013年11月16日，阿尔斯通提前通知我，将于2014年6月30日正式终止与我的劳动合同，理由是我长期旷工，扰乱公司管理秩序，因此需要有人接替我（绝不是因为塔拉罕项目和我的认罪行为）。阿尔斯通同意在这个学年结束后，负责把我的家人从新加坡接回法国。这仍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
“爸爸，您什么时候回家？”
12月如期而至。3个月来，我没有踏出看守所一步去呼吸自由的空气，我快喘不过气来了。看守所正在摧毁我。我对下一次探监的恐惧胜过一切。虽然我一再要求他们不要来看我，但在我的父亲与克拉拉之后，我的母亲和妹妹最终还是决定来美国。她们第二天就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