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不上课的时候，我就自己学习。我继续搜集所有和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相关的判例。我每天都把时间花在制作各种各样的表格、曲线图上，试图找出其中的规律。我还把根据资料进行深入研究得出的结论寄给斯坦和莉兹，满满几十页纸，都是我用铅笔写的。尽管我现在对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程序了如指掌，但我有两点始终想不明白。阿尔斯通已经配合调查一年多了，但为什么至今还未和美国司法部达成协议？最重要的是，美国司法部（根据审讯期间他们给我看的文件）明明掌握着阿尔斯通内部腐败的所有证据，但为什么在霍斯金斯被起诉后，阿尔斯通的其他员工再也没有被起诉？当初在讯问我的时候，检察官诺维克给我描述过他们的计划：按照职位高低，一层层地对阿尔斯通的高管提出诉讼。即使柏珂龙诚心诚意地和美国司法部合作，他也不能轻易从陷阱中脱身。在我看来，他甚至免不了牢狱之灾。而如果他不诚心合作，那么他同样面临被起诉的风险。无论如何，这都是无法避免的。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对我来说也是如此。
除了这些，她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如果一个女人和不同的男人生了孩子，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孩子都是由母亲单独抚养长大的。不可避免，这样的事每天都在发生。有些囚犯十分蔑视女性，直接把她们分为两种人：一种是“坏女人”；另一种是“伟大的妈妈”，也就是他们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囚犯整天吹嘘他们的后代有多少。他们的孩子越多，他们就越觉得自己有男子气概，其中一个囚犯非常自豪地炫耀他的“计数器”上已经有19个孩子，而他却还不到30岁。自相矛盾的是，他们都很尊重自己的母亲，会在母亲节那天准备最精美的卡片，这是每年一度的盛事。而父亲节却相反，会被他们彻底遗忘。
在这12个月里，我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曾经的跨国公司高管身处人间苦难与严重犯罪的交会点，无前科的工程师已变成无情罪犯的老师。
与此同时，我在授课，或者更确切地说，“我在当助教”——协助一位正式教授沃特森女士讲课。她是一位身高不足5英尺（约1.5米）的胖乎乎的小个子女人，有一头稀疏的金发。她60多岁，离过两次婚，是5个孩子的母亲。她不仅在怀亚特看守所工作了15年，还曾在少管所任教。她是个热心肠，整天苦口婆心地对我们说个没完。我不知道她是如何保持职业信念的。我在数学课上帮助一个28岁的囚犯，他的神经或许是因为多年过量吸食可卡因而造成了无法恢复的损伤，他很勇敢，他想要克服这一切，我也尽力帮助他。但他在上了四个多月沃特森女士的数学课后，数学计算能力仍然没有达到幼儿园大班孩子的水平。他没有学会加法，也不会减法。看到他背着其他囚犯，一脸羞愧地偷偷掰手指头，我的心都要碎了。但是，有的年轻囚犯却让我感到惊讶。有些人12岁就辍学了，但却能很快掌握比例系数，或者轻而易举地解开我们上学期间都备感受挫的二次方程式。如果这些囚犯能有另一种境遇，那么他们一定能够考上大学。沃特森教授还安排了心理和行为座谈会。
昨天，单腿壮汉肖恩终于向我透露，他为什么在我的化学课上如此刻苦：
我与斯坦和莉兹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自从巴顿·博格斯律所（也就是为阿尔斯通工作的律所）停止支付他们律师费以来，他们就变得非常谨慎。因为我需要留着所有的积蓄支付保释金，所以他们很清楚我没钱支付给他们。但律师的道德准则使他们不得不继续为我辩护，我不确定这是否合他们的意……我后来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该走什么法律程序。目前这不是我应该操心的事情，我首先要关心的是如何从看守所出去。自从被捕以来，我的生活便度日如年。我的心情就如一个期盼尽快走出隧道的人一样急切，然而每当我以为到达了隧道的尽头时，隧道口的光就会远去。当我在机场被铐住双手时，如果有人告诉我，我将在这无尽的隧道里徘徊这么长时间，我一定会发疯。然而斯坦和莉兹向我证实，尽管他们一再要求，但美国司法部的检察官仍然不肯让步。12个月过去了，彭波尼还在继续反抗，不论他最后是走诉讼程序，还是协商认罪，检察官都不再将我的命运和他的选择联系在一起。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要怎样才肯将我释放？我一头雾水。
“人人皆知，在街上贩卖毒品是非常危险的。我想重新学习，学会自己制作冰毒。”
肖恩身材魁梧，只有一条腿，和我住在同一间牢房。每周一他都会来上我的“化学课”，因为我现在是“助理教授”。我被关在怀亚特看守所已经整整1年。即使在我以前做过的最糟糕的噩梦中，也从未出现过自己坐牢的情形。12个月来，我都是在这座戒备森严的堡垒中度过的。身处困境中的我，至少有幸在3月初获得了一份“助理教授”的工作。从那以后，我的日程便被安排得满满当当：我每天最多授课3小时。周一教生物和化学，周二和周四教英语，周三和周五教数学。
还好，他不是很有天分，而且他不可能有成功的那一天。虽然我经常鼓励他，但我不是化学专家。在学校里，我不是做点燃试管实验的最优秀的学生；在生活中，我看不到隐藏的炸弹或即将发生的爆炸。而且，我完全没有预料到那场将于2014年4月24日发生的爆炸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