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分。”诺维克说。
“很好。所以就是29分。”
“对，是39分，谢谢提醒。由于皮耶鲁齐先生没有犯罪前科，他属于第一类人，因此刑期应当是262~327个月。”
“可以。”诺维克检察官回答。
我再一次克制自己不要发怒。我听从了斯坦的建议，接受了控方提出的所有条件，结果却无意间将我的理论刑期大大增加。现在我面临着长达27年监禁的风险。
“政府是否同意再给他减掉1分？”
正在这时，一直劝我在司法部面前保持“卧倒”姿势的斯坦开始为我辩护。我非常担心，预感大祸临头。灾祸真的来了：他对自己的辩护毫无信心，说话时语无伦次，犹豫不决。他一次都没有提到案件的具体情况，只提到拘留我的怀亚特看守所条件是多么恶劣。辩护在6分钟之内就结束了。只有6分钟！这简直不可思议。随后诺维克开口了，但也没有说太久：
“行贿罪，12分。接下来，因为有好几笔贿赂，我们要加2分。之后，还要考虑到印度尼西亚塔拉罕项目和印度巴哈二期项目取得的利润，这些是20分。由于贪腐人员身处官方职位，要加上4分。您是贿赂行为的主谋，这又是4分。最后，因为您承认自己负有个人责任，减去2分。”
“当然，皮耶鲁齐先生并没有参与阿尔斯通所有的非法行为。的确，这家公司内部存在腐败现象，这一点也在阿尔斯通的认罪协议中得到了印证。”
阿特顿开始计算我的“分数”，仿佛是营业结束后盘点进账的杂货店老板。
至少，诺维克承认我不是唯一的责任人。一点儿都没错。但是，这个事实并不足以让他对我宽大处理：
“好，既然如此，那让我们来看看你的具体量刑吧。”
“尽管如此，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的罪行仍然非常严重。正如美国政府方面强调的，这种腐败现象反映在阿尔斯通公司负责人的行为中，他们未能履行道德、伦理和法律赋予的义务。”
“是的，法官大人。”
随后轮到我朗读一份准备好的文件来进行总结陈词。我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并请求家人和亲朋好友原谅我的行为。整场“法庭辩论”只持续了38分钟，我与法官唯一的“交流”只限于朗读我的忏悔书。阿特顿法官在给我判刑之前，没有问过我任何问题。现在，她独自离开了法庭，思考该用多长的刑期折磨我。半个小时过去了，她还没有回来。在无休止的等待中，我没有跟斯坦说一句话。他知道自己的表现很糟糕，他从不反驳检察官的“策略”，这无异于自取灭亡。
我非常想告诉她，我对从检察官的结论中复制粘贴过来的每一句话都有异议。我不接受他把我的身份定义为“主谋”，也不接受针对我的我从不知道的印度案件的指控，我从来没有参与过那么多行贿案件……但是为时已晚。如果我胆敢在法庭上冒这种风险，我就要倒大霉，10年的牢狱之灾将等着我。这时，牢笼开始关闭。我的心紧紧揪成一团，只能小声地回答道：
我转身向我的父亲望去。他坚持要陪我参加这次审判。他不太会说英语，听不太懂庭审的内容。但是真的有什么需要听懂的吗？汤姆陪在他身边，为他翻译法庭上的只言片语。他的脸色变得惨白。40分钟后，阿特顿法官回来了，要求所有人坐下来聆听判决结果。那一刻，我已经心如明镜，我肯定要回到看守所里，只是不知道要待多久。阿特顿法官开始宣读判决：“皮耶鲁齐先生提到，他深爱他的妻子、他的儿女、他的家人。但令人感到悲哀的是，他丝毫没有考虑自己所作所为产生的后果。”看吧，道德宣讲课开始了。她接着说：“那些受贿的官员挪用了自己国家本就不太丰饶的资源。在这些国家建立民主体制的努力，因国际商人不光彩的行径而变得遥不可及。坦白地说，在皮耶鲁齐先生的忏悔书中，没有任何为此道歉的内容，他只关注自己的家人，本庭对此感到失望。”也就是说，阿特顿法官认为，我应当为第三世界国家的腐败现象“道歉”。这可真是滑稽——美国政府扶持苏哈托政权统治印度尼西亚达几十年之久，为其提供军事保护，作为交换，美国能够获取它的主要自然资源，并最终让那里成为腐败猖獗的国家！这位法官堪称完美地体现了美国式虚伪。
“就报告的内容，你回复过缓刑监督官吗？”
但是，现在不是应该愤怒的时候。她终于宣布了判决：“这个判决是一种警示，既针对涉案人本身，也针对其他为了项目和利润在第三世界国家牟取好处的商人。皮耶鲁齐先生，请起立。基于以上原因，您被判处30个月的有期徒刑。您必须在10月26日中午到拘留中心报到。美国联邦监狱管理局随后会向您发出通知。”
“我理解，法官大人。”
晴天霹雳！就在昨天，斯坦还信誓旦旦地说我不会再回到监狱，而我最后也被他说服了。我真是个傻子，居然相信他的话。现在，算上在怀亚特看守所度过的时间，还有因表现良好而获得的宽大处理，我还得在监狱里服刑12个月！我是被诅咒了吗？我的家人呢，他们是做错了什么，要遭到这样的惩罚？我回头看了看父亲，我的朋友琳达和汤姆正在向他解释判决的内容。我尽力安慰他：“别担心，我会挺过去……至少，12个月之后，我又可以开始新的人生了。”父亲始终沉默着，悲伤地望着我，他被这个消息击垮了。
“你理解报告的内容吗？”
我怒气冲天。这些都让我感到愤怒。斯坦、检察官、法官、司法体制、阿尔斯通、柏珂龙……都令我生气。特别是，我生自己的气。我怎么能够对美国的司法部门心存侥幸，认为自己能逃过一劫呢？现在我不得不把结果告诉克拉拉……
“是的。”
斯坦与检察官进行交涉，试图让我返回法国，一个月后再回到美国接受监禁。我躲到没人的地方给克拉拉打了个电话，一向坚强的她也崩溃了。
“早上好。请坐。皮耶鲁齐先生，你读过缓刑监督官的报告吗？”
对我的判决异乎寻常地严厉。康涅狄格州此前从未审理过违犯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案件，阿特顿法官希望树立一个典型，而为此买单的却是我。为阿尔斯通所有逃脱处罚的人买单的也是我！唯一令人安慰的是，我不再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了。四年半以来，我第一次知道自己要去哪儿。当然，我害怕即将到来的牢狱生活，但12个月后，这场噩梦就将永远结束。所以我必须紧紧抓住这个机会……为了我自己，为了克拉拉，为了蕾娅、皮埃尔、加布里埃拉、拉斐拉和所有支持我的人。是的，我并不孤单。有他们在，这是我最大的幸运。
尽管斯坦向我保证，诺维克对我们准备的陈情书非常满意，但我还是很害怕，我害怕我可能会再次回到监狱。原因是，虽然陈情书基本就是空洞无物的，但我服从了他们所有的命令。10点的钟声敲过，珍妮特·邦德·阿特顿宣布我的庭审开始：
命运的安排多么讽刺：在我被判刑的同一天，阿尔斯通轨道交通公司正式宣布就合并事宜开始与西门子接触。继通用电气收购阿尔斯通的能源部门后，这家德国巨头也想将阿尔斯通的轨道交通业务收入囊中。对此我并不感到惊讶，所有内行的分析师都已经预见到了这次合并。只有柏珂龙相信专注于轨道交通业务的阿尔斯通会有未来。他真的相信吗？那是3年前的事，没有人记得。
2017年9月25日，距离我的庭审开始还有几分钟，我在法庭里等待着，呆呆地看着墙上挂着的巨幅画像。这是一幅高度超过1.5米的肖像画，画的正是美国联邦法官珍妮特·邦德·阿特顿。画中人70多岁，身材高挑、纤细，满头金发，仪态优雅，眼神坚定，散发着美国东海岸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特有气质。她（2015年两次批准阿尔斯通延期付款）处理我的案件已经4年多了，我从来没有见过她。但是，决定我此后人生走向的正是她。我事先打听过，只知道她以前是一位劳工律师，由克林顿提名为联邦法官，她在我老东家的案子中表现得较为通融，甚至显得有些过于宽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