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必须做好准备，完成最后几步，为我的量刑报告全力以赴。负责编写报告的缓刑监督官需要与被告沟通，听取被告对事实的描述，并在考虑相应的量刑准则的前提下，向法官提出刑期的建议，说明被告是否存在再次犯罪的风险，以及需要法官考虑的被告个人情况。这一切是如此合乎情理，为公平正义的美国“神话”添砖加瓦，但是很快，我大失所望！虽然我希望利用这个机会解释我在阿尔斯通内部的具体职责，尤其是说明我在公司的责任等级，但是斯坦阻止了我：“如果你这样做，你就是背叛了检察官。缓刑监督官唯一想听的就是，你是个好爸爸、好丈夫、受人尊敬的社区成员，你每周日都上教堂做礼拜。”那就这样吧！电话访问只持续了20分钟，缓刑监督官没有问我任何关于塔拉罕项目，甚至关于阿尔斯通的问题。
在两轮竞选之间的辩论中，玛丽娜·勒庞因幕僚策略失误，对该事件的处理很不妥当。她试图就阿尔斯通事件攻击马克龙，却没有成功。时间飞快地消逝。2017年5月，马克龙当选法兰西共和国总统。2017年6月，共和国前进党在议会选举中胜出。2017年7月，我终于收到了传票。我将在2017年9月25日接受审判。
为了让我的故事被人知晓，现在我只能依靠陈情书来为自己辩护。我要求做出服刑判决，即与我已经服过的刑期（在怀亚特看守所的14个月）相对应。斯坦同意了。他认为，我重返监狱的风险“微乎其微”。但是，正当一切似乎都已步入正轨时，几天后情况再次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出现了反转。
美国方面，检察官把我的判决日期定在2017年秋天。为什么要等这么久？他们想在选举期间让我噤声吗？
2017年8月底，斯坦向我发出了警告：
阿尔斯通最近没有什么新闻，除了因被强制向通用电气出售业务的丑闻重新回到大众视线而成为政治领域里的一个话题。几位总统候选人在第一轮电视辩论中都提到了这个事件，他们竞选班底的一些工作人员也联系过我，但我希望与他们保持距离，不想再被当成工具。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关于右派、左派、中间派的问题，更不用说极端派，而是关系到法国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应当超越法国党派纷争。当然，还必须具备清醒的头脑，以及最低限度的勇气。
“我们有麻烦了。我刚刚收到检方的书面结论。我们需要尽快谈一谈。”
2016年12月，以法国社会党人、财政部长米歇尔·萨潘的名字命名的《萨潘第二法案》，也就是新的法国《反腐败法》，在法国官方公报中刊出。参考英国政府和美国政府推荐的方式，它要求所有营业额超过1亿欧元，并且雇员超过500名的法国公司都要设置反腐败机制。这项法律还引入了一项《公共利益司法公约》，其灵感来自《推迟起诉协议》，这是一项允许公司在不认罪的情况下承认某些事实的协议。《公共利益司法公约》是法国刑事诉讼中的一次小型革命，虽然这项法律并不完美，但却是保护法国公司免受美国或英国干预的第一步。于是，法国立刻设立了一个反腐败机构。令人遗憾的是，米歇尔·萨潘是在一家地点设在巴黎的美国大型律师事务所和法国-美国联合基金会共同举办的研讨会上，向专业人员介绍这个机构的。他难道找不到更好的场合吗？为何不让法国律师事务所做他的第一批听众呢？大西洋主义，余威犹在。
读到这份文件时，我极为愤怒，但更多的是有些惊慌失措。美国检察官对我提出了新的指控。首先，他们认为我从这个案件中牟取了私利。当然，他们知道我从未以任何形式碰过贿款，一分钱都没有！但是现在，他们盯上了公司在塔拉罕项目合同签订那年给我发放的奖金。和任何一位高管一样，我确实得到了奖金，金额相当于工资的35%。但是，经过核算，我可以确认，在我当年的奖金中，塔拉罕项目的奖金只有700美元。如此微薄的一笔钱，还是我工资的一部分，居然被用来指控我。这简直太疯狂！
3个月后，我即将成功。但就在这时，检察官向斯坦施压，于是他在未经我同意的情况下又撤回了我的判决申请。而我直到2016年12月中旬才得知此事。我的辩护人无耻地欺骗了我，我感觉自己一下子掉进了黑洞。我对他完全失去了信心，但我没有钱去再请一位新律师。显然，我同隧道的尽头还相距甚远，甚至无法知道是否真的有尽头。我和克拉拉之间的紧张关系也达到了顶点，我们在任何问题上都无法达成共识。这种噩梦般的境况使我们日渐疏远，频频争吵。为了维持表面的和谐，我沉浸于工作、讲座、应酬中，甚至帮助经济学家克劳德·罗歇于2015年11月在法国国民议会上组织了一场为期半天的研讨会。会议的主题非常明确：“阿尔斯通之后，会轮到谁？”我拿着朝圣者之杖帮助这些公司，被来自法国和外国的邀请压得喘不过气来。我去参加各种讲座（当然还是限制在保密范围内），先后到过西班牙、英国、波兰、德国、比利时、斯洛伐克、瑞典、瑞士、荷兰。这些讲座都非常成功，于是我着手创办一家与腐败行为做斗争的企业咨询公司。虽然我还不能从中赚钱，但公司也经营得有声有色。我特殊的经历正是人们需要了解的，我帮助法国人民树立起了这方面的意识。
然而，这还不是全部，最糟糕的还在后头。检察官在他们的结论中重新计算了我的刑期范围。他们给我加了4项指控（这可被转化为长达数年的监禁），声称我是这项阴谋的“主谋”。这真是糟糕透了！在持续4年的诉讼程序中，他们从来没有提出过这些指控，甚至连暗示都不曾有。相反，诺维克从一开始就指出，我只是犯罪链条上的一环。为什么到了今天，他却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因为他们需要一个主谋。”斯坦解释道。阿尔斯通支付了美国有史以来在腐败案件中数额最大的一笔罚款，因此，在美国检察官看来，在不处罚“主谋”的情况下结案是不可想象的。而现在，他们能够拿来展示的“猎物”还剩下谁呢？罗斯柴尔德？“不可能，”斯坦说，“他通过谈判达成了一项准赦免协议，大概是因为与美国司法部进行了合作。”彭波尼？他都不在人世了。霍斯金斯？我甚至不知道他究竟还会不会被审判。柏珂龙？他成功地逃脱了美国司法部的严惩。剩下的只有皮耶鲁齐——倒霉的替罪羊。这个案子结束后，检察官可以夸口说他们捉住了犯罪组织的主谋，从而加官晋爵、步步高升。这也能解释他们为何希望我在另一个案件中也被安上同样的罪名，即巴哈二期项目的合同（印度修建的燃煤锅炉工程）。这笔交易是在我离开那个职位两年后才敲定的，而且阿尔斯通根本没有针对该案认罪！卑鄙——我找不到别的词形容我的感受。这一切还有什么道德可言？
阿特顿法官认可霍斯金斯的律师提出的一些理由，并撤销了一部分指控。但是，该案很有可能会被转移到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手中。这对我来说将是最糟糕的灾难。这意味着我将不得不再等待两年、三年，甚至是五年。我不敢去想！我必须做出反应，否则我会崩溃。我必须想办法，但办法只有一个——请求对我的案件做出判决，寄希望于主审法官能够理解我现在处于多么举步维艰的境地。这是一场冒险，意味着我有可能要回到监狱待上许多年。但无论如何，我都要尝试一下，这是我手里的最后一张底牌。2016年9月1日，我向斯坦提出申请，要求对我的案件做出判决。
但是，面对这样的不公，我又能有什么对策呢？我的回旋余地是零。要么我接受美国司法部官员的“胯下之辱”，祈祷法官主持的庭审尽量顺利；要么我不去参加庭审和宣判，从此溜之大吉。但不去参加庭审的后果会非常可怕，为我提供担保的两位美国朋友将会无家可归，我将成为国际通缉令上的在逃人员。于是，被裹胁与逼迫着，我只能在这起明目张胆的敲诈面前屈服。我同意在2017年9月底回到美国接受审判。
他们偷走了我的生活，而且迟迟不肯把它还给我。他们想堵住我的嘴，时间越长越好。如果这些人有办法把我的判决再推迟几年，那他们真会这么干的。到那时，就没什么人还会对我“爆料”阿尔斯通事件感兴趣了。2016年夏末，距我回到法国已经过去两年。两年里，审判一直延期，悬而未决。我曾4次往返美国，试图确定宣判日期。事实证明，这4次往返完全是徒劳的，每次我探听到的都是劳伦斯·霍斯金斯的审判又被推迟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