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这个区域关押的犯人都比较平和。我可不愿去想象其他囚室是什么样子。在A囚室，宿舍里的争吵、偷盗、毒品和药品交易已经稀松平常。某个犯人为此被送到单人牢房关上几周或几个月禁闭的情况每周都会发生。避免麻烦的基本法则是，永远不要长时间盯着一个犯人看或者触碰一个犯人；不要拍肩膀，不要握手；在耐心排队等着领饭时，要注意不要蹭到任何人；任何一个小动作都可能被认为是身体侵犯行为。
被监禁几周以后，犯人们才会按照分类，最终被分派到不同区域关押：除了按年龄或者按危险等级分区，还有“帮派”区、“劳动者”区等。A囚室被认为是关押那些年龄超过40岁、基本不太爱惹是生非的犯人的区域。这儿有一个比较大的“拉美帮”（多米尼加人、牙买加人、墨西哥人），还有几个亚裔。比较奇怪的是，A囚室还有9个希腊人及希腊裔美国人，我是唯一的法国人。我的大部分狱友都是被控谋杀、持械抢劫、贩毒或银行卡诈骗（以越南裔居多）。在这些经典老套的罪行和不法行为中，我的案件显得与众不同。在我来到A囚室前，没有任何一个囚犯听说过这个罪名。
散步的院子就在囚室旁边，虽然院子很小，只有半个篮球场那么大，但却是个和平的避风港。囚犯们彼此严格遵守一套心照不宣的规则：8 ~ 11点，做体操或者散步的人用院子；早上其余时间和下午，院子是徒手打壁球的犯人的天地；20 ~ 21点，散步的人又可以出来放风了。
更加令人恐怖的是，不仅浴室是公共的，就连厕所也是公共的！5个坐便器沿墙排开，彼此间只隔着一堵1米高的小矮墙，而前面什么遮挡都没有！
在我被转到小隔间后，我的新狱友又教了我另一个使用公共空间的潜规则：吃饭时，犯人们必须坐在同一张桌子的同一个位置。在两餐中间，大家最终坐的位置可能会变，但会力保这个规则不变：每个小时都会有新活动，新犯人必须适应这个潜规则。这一点很令人费解，特别是在刚开始时。随后大家就都慢慢遵从这个潜规则了。
与我来时所在的D囚室不同，A囚室没有单人牢房。A囚室是一个由56个床位组成的大宿舍，囚犯们每4人用一个小隔间，每两个小隔间中间隔着一堵1.3米的矮墙。每个小隔间里有两张上下铺，隔间面积不超过9平方米。除了拥挤外，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缺少自然光，光线只能透过三扇罩着阻光膜的小气窗渗进来。我们靠着氖灯的光线生活，那两盏氖灯中的一盏会彻夜常亮，以便有斗殴情况时，能够辨认出混乱制造者。那些像我一样睡在上铺的人必须习惯于被离头只有50厘米的灯照射着睡觉。我适应了3个晚上才成功睡着，绝望疲惫的双眼只能盯着斑驳且多处剥落的黄色墙壁。A囚室已经快10年没有被正儿八经地修缮过了。原因都是一样的：以赢利的名义尽可能地降低看守所的运营成本。
在我的新“公寓”里，我第一次收到孩子们的照片。克拉拉选了一些拍得最好的。他们开怀大笑的表情，让我心情很愉快。亚历克斯和“运输机”自从被收监后——分别有15个月和22个月——就再也没见到过他们的妻儿。他们坦诚地说，被捕前他们的夫妻关系很稳固，但是现在，问题越来越复杂。
杰克是我交往过的人中最有趣的之一。他曾是个大帮派的传奇人物——臭名昭著的黑帮“法国贩毒网”在马赛分支中的少数几个幸存者之一，是20世纪30—70年代美国黑社会可卡因的供货商。他从纽约的布朗克斯区开始他的帮派生涯，1966年被判入狱5年，1974年又获罪被捕。随后他逃亡到法国马赛。1978年，法国缉毒刑警大队又一次中断了他的黑帮生涯。被引渡回美国后，他在苦役监狱服刑12年。1997年被释放之后，他重操旧业，倒卖海洛因，因而又被捕入狱两次。他总共有36年的刑期，其中有4年在法国服刑。最终他被送到了怀亚特看守所。有了这样的经历，自然不用说，高墙里面一定有人给他撑腰。事实上，他认识所有人，并且所有囚犯也都认识他，甚至还很尊敬他。他是看守所真正的主人。除了丰富的前科以外，他还算是个热情友善的人。他很喜欢法国，身边总是有两个讲法语的人陪着。一位是希腊人，名叫亚历克斯，毕业于马赛商学院，曾就职于法国巴黎银行；还有一位是希腊裔加拿大人，绰号为“运输机”。这三个人都待我如座上宾。他们给我咖啡、糖、奶粉、收音机、一面用铝条做的镜子、一双新球鞋（我在小卖部订购的那双还没到），以及特别让我感到幸福的是，一个上好的枕头和一张二手的床垫。
昨天，我的妹妹朱丽叶特和妻子克拉拉通过电话对我说，我父亲已经收拾行李准备来美国探望我。我真不希望他经历这次劳顿奔波的旅行，想到只能通过隔断信号的玻璃墙用电话和他交流一个小时，我就黯然神伤。我不想让74岁高龄的他再受如此侮辱。我觉得自己会羞愧得无地自容。我只能这样安慰自己，同时为我的自私感到内疚。如果我是他，我当然会跳上飞机，到美国来援助狱中的儿子，缓解自己的担忧之情。我知道，我的事情让他难以冷静，但他必须保持克制，认真思考能为我做点儿什么。但如果父亲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他就会理解的。
“自从你来到这儿，我就跟他们申请把你调过来。至少和你在一起，我还能练练法语。”
明天，我会做出一个重大决定：稀里糊涂地认罪。我会叫克拉拉来，向她解释我内心的纠结，因为这一切都会对她和孩子们产生巨大的影响。她唯一在乎的事情，就是我可以重获自由，无论对家庭和工作造成什么后果。自由是无价的。
看到我惊讶的神情，杰克向我解释说，他和怀亚特看守所负责人“有点儿关系”，他是我转到A囚室的主要原因。
我还有一夜的时间思考……我脑海中至少还有一个好消息：琳达，我们住在康涅狄格州温莎镇时认识的一个美国朋友，已经同意抵押她的房子以便让我获得自由。这是一个巨大的希望，但这就足够了吗？
第二天，看守所负责人把我调到A囚室。一位身材矮小、秃顶、牙齿掉了一半、75岁上下的小老头用法语对我说：“您好，先生！”基本不带口音的法语的标准发音让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早安，法国佬！”年逾古稀的他开心地和我搭着话，“我叫杰克，但这里所有人都叫我‘那个老人’，我都等你好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