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发展定力，实现逆势增长[6]
“十四五”期间利用好各个地方的比较优势，发挥“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的作用，把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实现高质量的发展，我们将见证、参与以及贡献于把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成一个高收入国家目标的实现，这将会是我国发展史上以及人类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发挥制度优势，实现稳步增长
如果能按照上述原则制定“十四五”期间的产业转型升级规划，习近平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高质量发展就能落实。创新要求各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技术和产业不断升级，如果属于追赶型产业，可以引进消化吸收，如果是已经在世界前沿的领先型产业或是和发达国家在同一条起跑线的弯道超车型产业以及战略型产业，创新就必须靠自主研发。在发展过程中要有跨地区的协调，也需要和环境以及社会发展协调，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望，必须坚持绿色发展。同时，如果各个地方按照比较优势发展，除了战略型产业，可以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开放发展。最后，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发展会是可持续的，并且能够创造最多的就业机会，最快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提高工资，让所有人分享发展的果实。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也将面临新机遇、新挑战。
在中低收入阶段的时候，许多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属于劳动密集型，规模经济较小，出现许多“一乡一品”“一县一品”“一市一品”，在该乡、县、市里把产业相关的供应链全部集中在一起，形成了非常有效率、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进入“十四五”的高收入阶段，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变成资本密集型，规模经济大了，很难把一个产业所需的各种部件、设备的生产都集中在一个乡、一个县甚至一个省。针对上述新情况，中央提出了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区域发展战略。在跨地区的产业集群发展中，各个地方要根据当地的禀赋条件发展产业集群中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并协调区域里其他城市的产业发展，形成一个在全国乃至全球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所以在实施“十四五”规划期间，要特别重视区域内各个地区发展的协调。
从国内来讲，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十四五”规划这五年里，我国人民的收入水平应该会进一步提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会有新的体现。同时，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我们的创新能力还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生态环保任重道远，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弱项。只有进一步加强这些方面的建设，才能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好基础。
在“十四五”期间，我国将会迈过门槛成为高收入国家。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民会更关注生活的质量，对环境、绿色发展会有更高的要求，各地在“十四五”期间也要坚持绿色发展。在“十二五”“十三五”期间，有不少地方的绿色技术和产业已经发展得不错，太阳能、风能在国内已经成为领先型产业，随着全球对气候变暖问题的关心，这方面的需求会越来越大。在“十四五”期间，有太阳能产业的地方需要支持企业继续保持领先，全国各地也要用绿色技术来改造传统产业，减少污染和排放，改善环境，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从国际环境来看，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也加速催化了这个不确定性。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是第一大经济体。在2000年之前，七国集团的经济总量超过全世界的三分之二，现在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分量则越来越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率先恢复快速增长，每年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30%左右。并且，从1978年到2019年，我国取得了平均每年9.4%的高增长。我国现在的人均GDP刚超过1万美元，和美国的6.2万美元，欧洲、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的4万多美元比，还有不小的差距，代表我国的产业和技术的总体水平还处于追赶阶段，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上仍有“后来者优势”。
“十四五”期间，新工业革命的相关产业在我国将会大有发展，这些产业有相当多属于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产品技术研发周期短的弯道超车型智能技术产业，有条件的地方要抓住这个机遇。同时非常重要的是，要用这种新的智能技术来改造传统产业，提高生产效率，以及使用新的智能技术改革市场营销方式，创造新的业态，让传统产业能在新工业革命时代焕发新春。在“十四五”期间，各个地方应该鼓励支持当地企业努力从这个方向去探索。
要实现高质量发展，一方面必须知道我们有多大的发展潜力；另一方面，在这样的发展潜力下，针对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按照新的理念来实现高质量发展。
在“十四五”期间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
从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来看，拥有“后来者”和“弯道超车”双优势，到2030年之前，中国仍有年均8%左右的增长潜力。增长潜力是从供给侧角度来说，能够发挥出多少决定于需求侧，在外部需求很可能长期处于疲软的情况下，我国需要把握好国内需求。中国是一个有14亿人口的大市场，可用的政策手段也很多。我们只要继续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按照新发展理念，以国内循环为主，同时推动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依靠科技、人才两个关键要素，发挥好我们的制度优势，在“十四五”规划期间实现稳步增长是没有问题的。
通常战略型产业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非常密集，超过一个地方的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地方政府很难以自己的力量来支持这种产业的进一步升级和发展，不过地方政府可以利用这种产业带来的技术力量和相关产业链“反弹琵琶”，结合当地的劳动力或自然资源的禀赋条件，发展符合当地比较优势的产业。在改革开放以后，这样的成功例子不少，例如四川绵阳是三线建设的重要城市，能够生产资本、技术非常密集的飞机发动机、雷达等国防军工最前沿的产品。改革开放以后，绵阳的长虹电气就是利用原来生产雷达的工程技术力量，结合当地劳动力，生产资本和技术较雷达低的家用彩色电视机，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成为国内最有名的彩电品牌。重庆也是一个重工业基地，能够生产坦克，20世纪90年代利用其技术和产业配套的优势发展成为全国最大、最有竞争力的摩托车生产基地。在“十四五”期间，各个地方除了按照当地的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来“因势利导”产业升级之外，如果有战略型产业也可以“反弹琵琶”，下一个资本和技术台阶，根据当地的要素禀赋，进行军民结合，发展符合比较优势，有大的国内国际市场需求的新的民用产业。
不确定性环境中的确定性选择
对于关系到国防和经济安全的战略型产业，因为违反比较优势，在市场中没有办法实现盈利要求，总的来说需要有中央政府的财政补贴。20世纪六七十年代，很多三线建设就属于这种方式。由于中美关系从合作伙伴变成竞争对手，国防安全和经济安全对我国的进一步发展至关重要，在“十四五”期间，战略型产业会有长足的发展。这些项目总要落地，各个地方可以配合中央的政策，让这个产业落地生根，并为“反弹琵琶”创造条件。
2020年上半年中国经济“成绩单”很不错。可以说，比原来的预期要好。这里有个特殊的前提，就是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都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大部分国家经济都在下行。我国第一季度GDP同比下降6.8%。到第二季度，我们很快取得了3.2%的增长，可以讲，这是全球独此一家。在我看来，我们取得这样的成绩确实得来不易。
对于弯道超车型产业，新工业革命的智能制造、智能联通的软件和硬件产业以人力资本为最主要的投入。怎样把有天分的人集中起来发展这种新的产业？如果当地已经有很好的大学，会有很多人才；如果大学较少，比如像深圳，可以创造有利的环境把企业和人才招引进来。中国有些省份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像设立梦想小镇，能够把有创新能力的人才集中在那个地方进行头脑风暴，开发新产品、新概念、新技术、新业态。新一代产品开发出来要大规模生产，或开发出新的生产、营业模式的时候，也需要资本投入，这就需要风险资本的投入，地方政府可以设立引导基金，支持创新型企业和吸引风险资本来投资。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持续暴发以及反复，都会给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除此之外，美国等国家的贸易政策以及对中国相关产业的恶意打压，也会给经济发展带来不确定性。对我们来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只要继续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把我们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条件挖掘出来，保持定力，像习近平强调的，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我相信我们还是可以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来源。
转进型产业过去有比较优势，对地方经济发展的贡献很大，但是一般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现在已经逐渐失掉比较优势了。各个地方的“一县一品”“一市一品”大多是这样的产业。这类产业有一部分可以通过“机器换人”来提高生产力水平，但由于附加价值的瓶颈限制，这方面的空间有一定的限度，有些有能力的企业可以通过品牌建设，产品设计、市场销售渠道进入附加价值比较高的生产活动。其中的生产加工部分如果“机器换人”成本还太高，则需要转移到工资水平比较低的中西部省份或是海外工资水平比较低的地方，去创造第二春。对进入微笑曲线两端所需要的人才，如设计人才，地方政府可以设立职业培训学校帮这些企业培养，如果转型为面向全国全世界市场渠道中心，地方政府可以为其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商业环境。对于转移到其他地方去创造第二春的企业，当地政府可以组织企业抱团和承接地的政府对接，在承接地筑巢引凤，让转移过去的企业能够很快焕发出新的青春。
面对不确定性，中国如何用好政策工具箱？
领先型的产业必须不断研发新产品、新技术以在国内、国际市场维持领先地位。在基础科研和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中，企业对开发有很大的积极性，因为新产品、新技术开发出来以后，可以获得专利，可以获得国内国际市场上的垄断利润，成功以后回报非常高。但是在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上面要取得成功，必须有基础科研的突破。否则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就会成为无源之水。中央和地方政府要合力通过设立国家实验室，省、地级的实验室，建立产学研合作，支持领先型产业新技术、新产品开发所需的基础科研，帮助企业突破基础科研上面的瓶颈。
我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加起来的负债所占GDP的比重也不到60%，而发达国家普遍超过100%，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普遍超过100%，因此，我们积极的财政政策能利用的空间比较充足。从货币政策来看，其他国家开始实行零利率、负利率，而我们的利率还是正的，我们的准备金率也比较高，因此，我们货币政策利用的空间也很充分。同时，我们的宏观政策很有针对性和时效性，减税降费、金融支持等一系列举措也在有效落地。
因势利导主要针对的是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包括追赶型、领先型和弯道超车型。如果是追赶型，当地的产业是在低水平的产品和质量上有比较优势，但是跟发达国家比，技术还相对落后。怎样来缩小技术差距？一是要培养这方面的人才，二是要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在引进技术的时候，有的是买更好、更新的设备，有的是购买专利，有的是到国外去设立研发中心，雇用当地高水平的人才，或在国内设立研发中心来掌握这个技术。各个地方政府要分析现有的产业状况，了解企业的需要，帮助当地企业克服在技术追赶上可能遇到的困难，帮助企业更快地提高技术和产品质量水平。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增长空间依然广阔，特别是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空间很大。在智能制造、5G技术、人工智能等方面，我们和发达国家在同一起跑线上。中国有很大的国内市场，在技术创新上取得突破以后，规模经济就能够显现出来。总体来讲，只要看清楚我们有利的因素，保持我们的定力，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我相信，不管外部环境如何风雨飘摇，中国还是能够乘风破浪地前进。
对于这五类产业，各个地方的政府如何在市场中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来促进其发展？新结构经济学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方法：一是“因势利导”，二是“反弹琵琶”。
“六稳”“六保”的关键是保就业、稳增长
各个地方在“十四五”期间，怎么按照利用当地比较优势的基本原则制定规划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具体如何操作？新结构经济学把各个地方的产业，不管在哪个发展阶段，根据三个维度来划分。第一，现有的产业跟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技术差距有多大？到底是已经在全国、全世界的技术前沿，还是和前沿存在一定的差距？第二，这个产业到底是符合当地的比较优势，还是违背比较优势？是否过去有比较优势，现在已丧失比较优势？第三，这个产业的产品和技术的研发周期，到底是短周期——半年、一年、18个月，还是长周期——10年、20年甚至30年？如前所述，新结构经济学根据这三个维度，把各个地方的产业分成五种不同类型：追赶型、领先型、转进型、弯道超车型、国防安全和战略型。
2018年7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六稳”方针。2020年4月，中央又提出“六保”的新任务。“六稳”指的是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涵盖了我国目前经济生活的主要方面。“六保”指的是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
“因势利导”和“反弹琵琶”
“六稳”“六保”的关键是保就业、稳增长。有就业，社会就能够稳定，家庭收入就能够增加，消费就能够活跃，我们的生产潜力就能够发挥出来。而就业最大的来源是什么？还是经济增长。经济有增长，有投资，就有就业机会的增加。同时，新的就业机会增加，伴随着产业升级、技术创新和劳动能力水平提升，就会推动劳动者工资水平的提高。
不过竞争的市场固然能够引导企业家按照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和技术，但这影响到的只是在生产过程中的要素成本。要变成竞争优势，还需要有和所要发展的产业相适应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环境。对于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的完善，企业家自己是无能为力的，需要政府帮助协调或由政府来提供。所以，要按各地的比较优势来发展产业，除了有效市场，还需要有为的政府来根据各个地方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提供合适的硬的基础设施以及软的制度安排，帮助企业家把当地的比较优势变成国内外市场的竞争优势。所以经济要快速发展，一方面必须有一个有效的市场，另一方面也必须要有有为的政府，两只手都要硬。
当前，国内还有很多好的投资机会，这些有效的投资可以支撑我们的经济升值，降低我们的交易费用。比如发展“新基建”就会进一步推动整个经济的效率提升。就像有4G才能更好地实现移动通信和网上支付，我相信随着5G时代的到来，智能互联一定会开创出更多有高附加值的新业态，从而创造很多就业机会。
怎么样让企业家按照各个地方的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选择技术，以及怎么样把各个地方的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前者需要有一个制度安排，就是各种要素的相对价格，必须反映这些要素在这个地方的相对稀缺性。如果资本相对短缺，劳动力相对丰富，那么就应该资本相对昂贵，劳动力相对便宜。如果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相对短缺，那资本就要相对便宜。如果有这样一个要素价格体系，企业家为了自己利润的最大化，就会多利用那些丰富的、廉价的要素，少用那些稀缺的、昂贵的要素，企业家选择的技术，就会符合当地要素禀赋决定的有比较优势的技术，进入的产业就会是符合当地要素禀赋决定的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怎么样才能形成能够充分反映各个地方要素相对稀缺性的价格体系？这就要求产品和要素市场是充分竞争的“有效的市场”，这是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的制度基础。
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成功，一定需要有效市场、有为政府“两只手”一起用。而这也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我们有一个有为的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也越来越重视市场的作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就充分体现出来。疫情防控对我国来说是一次“闭卷考试”，我们在这个答题过程中很快了解到问题的本质，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措施。
为什么必须充分利用各地的比较优势？因为只有发展的产业符合当地的比较优势，生产成本才会最低，这是构成竞争优势的物质基础。但是在市场上的竞争不是生产成本的竞争，而是总成本的竞争，除了生产成本，还包含取决于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的交易成本。
改革红利与人口红利会永远存在
但是怎么样利用这个机制来推动各地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各个地方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时，必须充分利用各个地方的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并把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
改革红利和人口红利已经没有了，这是学界和媒体上流行的说法，但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什么叫改革的红利呢？一个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就会出现，所以习近平说，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确实我们现在在体制上、机制上还有不少问题要改，改好了以后，生产力会解放，效率会提高，但是新的问题又会出现，改了那些问题不就有新的改革红利了吗？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不管在哪个发展阶段，经济发展表现出来的都是收入水平的提高。要不断提高收入水平，有赖于现有的产业技术不断创新，新的附加值更高的产业不断涌现，由这样来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同时，也要根据新产业新技术的需要，不断完善硬的基础设施，像电力、电信、道路、港口，以及软的制度安排，像金融环境、营商环境、法制环境等，来降低交易费用，让技术和产业的生产力可以得到充分发挥。上述是经济发展的一般机制。
2016年的G20杭州峰会提出深化结构性改革议程，每个国家都要做结构性改革，中国要做结构性改革，美国、欧洲也要进行结构性改革。如果能改革，就能够释放生产力。发达国家也有不少结构性问题要改革，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可以改革的地方自然更多。
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各地经济
20世纪80年代，我国刚从计划经济转型，确实有很多扭曲，并不是每个领域都具备改革条件，如果全部都要改的话，就会像苏联和东欧一样，经济就要崩溃。在那种状况之下，要看哪些新东西改了以后，会释放我们的生产力，会稳定我们的经济，会促进我们的增长，所以，我国采取了渐进式改革。
“十四五”期间，也将是2016年20国集团在杭州峰会提出的新工业革命由方兴未艾到快速发展的一段时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各个地方怎样根据各自经济的实际状况和国内国外形势的变化，来制定一个高质量发展的规划，是大家关心的课题，也是奉行“知成一体”的新结构经济学要思考的课题。
现有的问题改了，一定还会有新的问题出现。所以，改革的机会、改革的红利永远都在。只要我们不骄傲自满，有决心和勇气，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不断去发现新问题、面对新问题，不断地深化改革，改革红利就会永远存在。
我国是一个有14亿人口的大国，国内地区的发展差距相当大。有14个人均GDP已经超过2万美元的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厦门、珠海、南京、武汉、宁波、无锡、常州、鄂尔多斯，总人口达1.5亿，同时也有甘肃、山西、云南等人均GDP还在7000美元以下的地区，还有6亿人口每个月收入也就1000元人民币左右。在这样一个差距相当大的大经济体里面，我们怎样实现高质量发展？
我也不同意人口红利消失的说法。这种说法认为，我国过去发展这么快，是因为有人口红利，其理由有二：一是把劳动力从生产力水平低的农村转移到生产力水平高的城市制造业；二是原来计划生育使出生率减少，提高了劳动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
在“十四五”规划期间，我国将会跨过人均GDP12700美元的门槛，从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变成一个高收入国家。这在人类历史上将是一个里程碑。目前在高收入国家的人口仅占全世界总人口的15%，中国变成高收入国家以后，全世界生活在高收入国家的人口将会从15%增加到34%。
但我觉得这只说到中国经济增长快的一些次要原因，印度和非洲的农村人口比中国多，年轻人口的比重也比中国高，照上述理论，印度和非洲应该比中国发展快，但是事实却不是这样。
“十四五”规划对我国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规划，因为这是我国进入新时代以后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规划，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为到2050年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两步走战略的第一个规划，要为这个战略目标的实现打下牢固的基础。
首先，我认为人口红利理论的重点在于，把劳动力从低生产力水平的行业转移到高生产力水平的行业，比如把农村劳动力人口转移到城市制造业，但是这种红利不仅在农村劳动力变为城市制造业劳动力的过程中会产生，把劳动力从低附加值的制造业产业转移到附加值更高的产业的过程中也同样会有。制造业里有很多阶梯，只要不断地进行产业升级，把在低附加值就业的劳动力重新配置到劳动生产力水平高的制造行业，这方面的人口红利就会一直存在。
作为第三代发展经济学的新结构经济学，强调“知成一体”，我们应该尝试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阐述如何在“十四五”规划期间实现各地的高质量发展。
其次，因为计划生育导致人口老龄化，劳动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减少，这是事实。但是劳动力对生产的贡献，一方面是数量，一方面是质量。如果纯粹从数量来讲，我们可以把退休年龄往后延一点。国内一般男性60岁退休，女性55岁退休，而外国普遍情况是65岁才退休。退休年龄往后延一些，劳动力不就增加了吗？更重要的是劳动力的质量，劳动力质量的提升可以靠教育的改善，我国的教育这些年提高很多。教育可以提高劳动力的质量，补偿劳动力数量的下滑。
经济结构转型与“十四五”期间各地的高质量发展
所以，人口红利理论没有分析清楚过去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现在人口红利减少，经济增长缺乏动力的说法也没有分析清楚人口和劳动力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2020年是中国完成第一个百年目标、迈向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年份，中国面临了来自新冠肺炎疫情和中美摩擦的考验。展望未来，在中美国际经济地位变化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还会不时面临各种来自自然因素、地缘政治因素的挑战，但是，只要分析清楚问题产生的根源、演变的方向，保持定力，继续深化改革，继续扩大开放，挖掘潜力，保持稳定的增长，中国的发展就不仅有利于中国，而且有利于世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也就必然能实现。
发展以内循环为主体，但不能搞孤立经济
中美这种摩擦可能需要等到中国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一半时才会停止。这是因为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中国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一半，意味着中国经济规模是美国的2倍。并且，中国国内有地区差异，北京、天津、上海、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总人口规模和美国相当的发达省份的人均GDP将会与美国相当，其产业技术将达到与美国相同的水平，美国用来卡住中国发展的技术优势将消失；另外，中国中西部的10亿人口的人均GDP约为美国的三分之一，经济规模也与美国一样大，但还有后来者优势，发展速度会更快。届时美国将无能也无法改变中国超过美国的事实，美国为了自己的发展也要充分利用中国的市场，中美之间应该也就会和平相处，携手发展。要实现这一目标，中国需要在2030年前利用8%的增长潜力保持5%~6%的增长，2030年到2040年利用6%的增长潜力实现4%~5%的增长，2040年到2050年利用5%的增长潜力实现3%~4%的增长。那么中国的第二个百年目标，也就是在2049年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就可以实现。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外国经济发展减慢，国际市场会减小，美国又对我国经济进行封锁打压，国内市场的重要性会提高。政府部门提出了新基建项目，包括5G、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来增加国内需求。此外，也可以投资常规的基础设施，通过建设高铁、城市间轨道交通网，构建起更多更有效率的城市群等。在中国这样的大的经济体里，国内有巨大的增长空间和回旋余地，这些项目也确实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适应中国升级发展新需要。所以党中央基于国内外形势，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面对中美贸易摩擦，中国最重要的是保持定力，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利用好中国到2030年每年还有8%的增长潜力，到2030年前实现每年5%~6%的增长。如果能达到这一增速，中国就可以实现两个里程碑。第一个是到2025年前后，中国人均GDP可以超过12700美元，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目前全世界16%的人口生活在高收入国家，中国加入之后高收入人口比例将达到34%。另一个里程碑是，到2030年，中国总体经济规模按市场汇率计算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如果在未来出现了像2008年那样的国际金融危机或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的增长速度会慢于5%~6%，实现第一个里程碑的年份可能会后延几年。但是，在有外在的全球冲击时，美国很有可能像面临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那样，增长下滑幅度比中国更大，中国实现第二个里程碑的时间则可能提前到2030年之前。[5]在这一基础上，如果中国继续开放，美国想要打压中国就不容易。因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目前按购买力计算已经是世界最大的单一市场，而且未来中国每年会为世界市场贡献30%左右的增长，各国的增长都要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其他国家不像美国那样有争霸或维持世界霸权的野心，各国为了各自的发展，都会想和中国保持良好关系，以充分利用中国的市场来发展自己的经济。
中央的这个提法和我们过去一直主张的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并没有矛盾，因为作为大国，我国历来就是以国内市场为重。大国跟小国比较起来，国内市场的规模一直都比较大。比如新加坡，出口和进口两项加起来，占GDP的比重超过100%，但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2019年出口占GDP的比重只有17%，进口只有GDP的14%，两项加起来只有31%。
中国如何应对中美贸易摩擦
对我国来说，国内市场一向重要。一般来说，出口占GDP的20%左右，80%的生产是在满足国内的需求，如果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现在出口在GDP中的比重下降为15%，而85%由国内消费，国内市场的比重确实会增加，但基本格局还是一样的。
其实，美国对中国的各种指控和采取的措施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贸易逆差是借口，实际是为了抑制中国的发展。这与20世纪80年代美国采取类似手段压制日本是一个道理。
激励企业实现绿色工业化[7]
除了贸易逆差，现在美国还以保护知识产权的名义对中国企业采取限制措施。各国企业之间可能存在侵犯知识产权行为，但是中国在1980年就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签约国，中国有知识产权相关法律，也有知识产权法院，如果中国企业有相关侵权行为，外国企业可以诉诸法律。过去10年，外国企业对中国企业的侵权诉讼84%是外国企业胜诉，同期，在美国，外国企业对美国企业的侵权诉讼，外国企业胜诉的比例只有50%左右。这些数据表明，中国政府并没有像美国政府指责的那样以国家行为鼓励中国企业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美方还指责中国政府强迫美国企业转让知识产权或技术，不过，美国企业到中国投资，目的不是把产品卖到中国市场，就是以中国为生产基地把产品卖到国际市场，不管是在中国市场还是国际市场，产品要有竞争力必须用最好的技术来生产，美国企业在中国用最新最好的技术生产，这是美国企业为了自身利润最大化所做的自发选择，不是中国政府政策强制的。
联合国在2015年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总共有17个目标，比如消除贫困、消除饥饿、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等，所有国家都要共同实现。我个人的理解是，如果想达到这17个目标，最重要的一点是给人民提供更好的工作机会，实现绿色发展。要达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需要有私营企业，它们应该有自己的社会价值以便驱动这一变革。
特朗普上台后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实际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美国2017年开始使用关税政策，但其2018年的贸易逆差还在增加，对中国的逆差增加了11.7%，显然加征关税的方式不能解决逆差问题。
我们知道，如果要消除贫困及饥饿，让人们有更健康的生活方式，需要给人们有足够收入的工作，这样他们就不会贫困，也能自食其力，维持健康。
疫情总会过去，对中国影响更长远的因素是中美贸易摩擦。美国对中国有很大的贸易逆差，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认为逆差代表美国吃亏了。实际上，美国向中国买的东西并不是美国无法生产，而是因为从中国买更便宜，贸易的产生是各个国家比较优势不同的结果。在二战以后，美国作为资本丰富的高收入国家一直都从国外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尤其是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东亚经济体进口。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因为工资提高，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失掉比较优势，这些产业就转移到工资水平低的中国大陆，它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也集中到中国大陆来。传统上美国对东亚国家的贸易逆差就很大，此前美国对外贸易逆差的80%来自东亚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最多时达到100%；现在美国对外贸易逆差中，中国的比重在增加，整个东亚的比重在降低。因此，美国对外贸易逆差增加并不是中国造成的，主要是美国国内因素造成的。逆差是消费过多、储蓄不足的结果，美国长时间持续逆差增大，主要原因是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权，使美国可以增发货币在全球进行购买。[4]
我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时，到访过许多非洲国家，看到这些地区的人们非常贫困，但是他们不是没有工作。他们之所以贫困，是因为从事传统的农业，生产力和收入水平非常低。
中美摩擦为何愈演愈烈
在两三百年前，世界上的所有国家从今天的角度来看都非常贫穷，因为它们都主要以农业生产为生。18世纪以后，有几个国家比较幸运，摆脱了贫穷，实现了繁荣，这是因为它们从传统农业转型到附加值更高的工业化生产中，它们沿着工业化的阶梯，从劳动密集的产业不断升级到资本密集型产业，提高了生产力和收入水平，消除了贫困、饥饿，实现了健康。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0月份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3]预测中国2020年的经济增长将达到1.9%，我个人认为可能会略高于此，接近3%。不过，不管是2%还是3%的增长，都意味着中国无法如期在2020年底实现十八大提出的“两个倍增”的目标。然而第一个百年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建立10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建党100周年是2021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1年中国的增长速度将达到8%，所以，中国政府也可以在2021年时宣布如期完成“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
但我们知道，如果要实现工业化，能源密度和碳排放会大幅度增加，导致全球变暖，影响到第13个可持续发展目标（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实现。如果要实现工业化，提供收入水平高的就业，同时应对气候变暖，就必须要有一种新型的、绿色的工业化。
2020年1月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全国各地停工停产，消费下降，经济停摆。3月，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等国家成为世界疫情的中心，4月后，疫情也开始在美国、拉美、印度、南非大暴发，中国的出口受到抑制。因此，第一季度中国的GDP同比下降了6.8%。所幸，中国政府及时采取的防控措施相当有效，第二季度经济就出现了“V形”反弹，实现了3.2%增长，第三季度进一步提高到4.9%的增长，前三季度的增长率为0.7%，从全球来看，这一成绩得来不易。
要实现绿色工业化，前提是要有技术创新。技术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必须要依靠企业来进行绿色创新，推动绿色工业化，才能确保所有国家到2030年时都可以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发展目标。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为了实现绿色工业化，首先必须提高人们的意识，让企业树立绿色发展观，认识到没有绿色工业化，就没有办法在穷国提供好的就业机会，确保那里的社会政治稳定，就没有生意可做。如果不能实现绿色发展，也许我们这一代有机会继续从事商业活动，但到下一代人时气候变暖，环境恶化，人类的生存将会受到威胁。
经济增长靠的是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一种方式是靠技术的创新，每个劳动力可以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另一种方式是靠产业升级，用新的附加值高的产业取代附加值低的产业。这一机制同时适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后来者优势，可以用从发达国家购买包含有更好技术的设备或专利来实现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这种方式的风险成本小得多，速度也快得多。在2010年时，中国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只有当年美国的19.2%，相当于日本1953年、新加坡1970年、中国台湾1971年、韩国1980年时的情形，这些东亚经济体在此基础上分别实现了20年间每年9.3%、8.4%、8.9%和8.4%的增长。因此，从和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产业、技术差距带来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经济快速发展的“后来者优势”判断，中国从2010年开始有20年平均每年增长8%的潜力。[2]有此增长潜力，要在2020年实现5.3%的增长应该是相对容易的。
与此同时，只提高意识是不够的，还要提供足够的激励机制，确保企业有动力去促进绿色技术发展。如果企业污染环境，消费者应该拒绝购买他们的产品。
中国能否在2020年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要实现“两个倍增”目标，中国在2010—2020年间经济需要保持每年7.2%的增速。从2010年到2019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达到7.4%，2020年的增速需要达到5.3%。
政府也应该确保有一个正确的激励机制。如果一家企业使用老的生产技术，不断污染环境，应该对其征收污染税。如果有一些企业使用新的绿色技术，推动绿色发展，应该给予奖励。
对中国来说，2020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是实现2012年的十八大提出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决胜之年。其中，两个重要的量化指标是“两个倍增”，即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实现绿色工业化，为每一个人创造好的工作机会是消除贫困、饥饿，确保健康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这不仅对我们这一代人有利，而且会造福我们的子孙后代。
新冠肺炎疫情与中美摩擦双重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发展
只有好点子不够，必须要把这些好点子变成行动。要让企业了解到这不仅仅是理想，也是切实可行的，不仅仅在技术上可行，在商业上也是可行的，可以赢利。同时，社会也要扮演相关角色，家庭、消费者、政府等都要参与其中，同舟共济，共同努力。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了全球动荡，导致全球经济进入历时10余年的衰退调整期，深刻改变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发达国家内部的力量格局。2020年由新冠肺炎疫情和石油价格闪崩带来的经济下滑压力和不确定性，已经触发了发达国家由长达10多年的宽松货币政策支撑起来的股市崩盘，往前看，很有可能演变成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我国只要应对得当，在危机中保持稳定和增长，不仅有利于我国2020年脱贫攻坚等目标的完成，而且还能以我国的防疫经验和物资帮助其他国家防控疫情，以我国的增长助力其他国家走出衰退或萧条，也将像2008年那场国际金融危机一样，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国际经济中的比重、地位和影响。
对消费者来说，很多人不能像以往一样，对那些污染企业无动于衷，应该抵制和拒绝它们的产品。政府要运用税收政策，鼓励企业创造社会价值，让污染企业变得无利可图，引导企业做该做的事情。
目前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新冠肺炎疫情正处于上升期或暴发期，我国的疫情则已经基本得到控制。当前我国除了要防控输入病例，以及和其他国家分享防疫的经验，还急需开禁开封，支持企业快速复工复产，利用我国强大的口罩、防护服、测试盒、呼吸机等防疫必要物资的生产和供应能力出口支援其他国家，遏制新冠肺炎疫情。同时，在外销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外疫情和经济衰退甚至萧条的不利影响而断崖式下降时，我国政府应该利用近几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创造的有利政策空间，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稳定金融体系，增加信贷资金，帮助实体企业渡过难关，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行新基础设施建设，并为受到疫情不利影响的低收入和贫困家庭提供必要的生活资助，以扩大内需，维持社会稳定，消除未来经济增长的瓶颈，提升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相信我国有能力在国际经济的一片肃杀声中维持合理的增长速度，在世界经济衰退甚至萧条时，仍可以像2008年以来一样，成为全球经济增长和复苏的最主要动力源头。
[1] 本文原刊于2020年4月13日《北京日报》。
发达国家的经济本来已经走软，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采取的隔离或封城措施，对已经下滑的经济而言更是雪上加霜。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现在的利率已经是零或者为负，除了采用非常规的量化宽松政策，已经没有多少其他货币政策手段可用，政府财政积累的负债率也已经很高，财政政策的空间很小，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出现经济衰退已经是必然。根据摩根大通银行之前发布的预测，2020年全年美国的增长率可能下滑到-1.8%，欧元区下滑到-3.4%，日本下滑到-1.3%。随着疫情的不断恶化，新的预测越来越悲观，美国圣路易斯联储主席詹姆斯·布拉德认为美国第二季度的失业率可能达到30%，GDP可能下降50%，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陷入像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已经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2] Justin Yifu Lin,Demystifying the Chinese Econom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
意大利、西班牙已经采取和我国一样的“封城”措施，美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许多发达国家的城市也已经采取隔离措施，甚至像我国及意大利一样采取“封城”措施。不过，在本文写作时，各国尚未研发出有效疫苗，发达国家的隔离措施难以像我国这样有效，并且，新冠肺炎治愈后还可能复发，发达国家的新冠疫情有可能延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同时，疫情也可能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像击鼓传花一样接连集中暴发，给世界各国生产、生活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3]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20/09/30/world-economic-outlook october-2020.
疫情扩散，影响最大的是像伊朗那样医疗条件较差的发展中国家，但发达国家面临的风险也很大。表面上看，发达国家医疗体系很发达，不过国家动员能力弱，当疫情在某些城市或州县扩散时，集中收治面临巨大挑战，很可能因为缺乏有效治疗和隔离措施而增大疫情全面扩散的风险。
[4] Justin Yifu Lin and Xin Wang,“Trump economics and China–US trade imbalances”,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2018,40(3):579-600.
自2020年1月以来，中国政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取得了显著成效，中国的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并为世界各国防范新冠肺炎疫情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经验和时间窗口期，但是绝大多数国家并没有足够重视和采取得力措施。目前疫情的国际传播在迅速加快，多国进入暴发期。世界卫生组织在2020年3月11日将新冠肺炎正式确认为全球“大流行”疾病。
[5] 1978—2008年中国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是9.9%，美国则为2.9%，中国比美国高7个百分点。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2009年中国的增长速度是9.4%，美国则为-2.8%，中国比美国高12.2个百分点。2019年中国的增长速度是6.1%，美国的增长速度为2.2%，中国比美国高3.9个百分点。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2020年美国的增长速度是-4.3%，中国的增长速度则是1.9%，中国比美国高6.2个百分点。
自2019年下半年开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发展机构已经多次下调2020—2021两年世界各国的增长预期。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和石油价格的闪崩，导致美国纽约股票市场在2020年3月出现4次熔断，和一个月以前的最高点比，道琼斯指数已经断崖式下滑超过三分之一。在美国股市崩盘的带动下，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股市也纷纷下跌，有的甚至已经下跌了40%或更多。
[6] 本文根据2020年7月28日人民网财经，2020年9月16日、17日《大公报》，以及2020年9月17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对作者进行的专访整理。
当前形势下国内外宏观经济走势判断[1]
[7] 本文原载于2020年6月22日《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