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也意味着我们在很多产业还不具备比较优势。中国许多自然资源短缺，一些资本、技术很密集的产业与发达国家相比也还不具有比较优势。另外，随着经济发展、工资水平上升，我国过去很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也会不断消失。
中国是一个大经济体，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按市场汇率计算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市场汇率计算，2019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只不过占世界的16.4%，这意味着国际上还有83.6%的市场值得我们关注和开拓。所以，中国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除了充分利用国内市场、国内循环，也要充分利用那83.6%的国际市场。
在这种状况下，经济发展要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就应该更多地利用国际市场能够提供的资源。对我国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产品，能进口当然要多进口，要利用好包括自然资源、技术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在内的国际资源。只有少数关系到国家安全、经济安全的高科技产品，我们可能会被某些国家卡脖子，才作为例外。对于哪些国家可能会卡我们的脖子，也要认真分析。欧洲在高科技产业有比较优势，但并没有积极性卡我们的脖子，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欧洲有积极性将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卖给我们。卡我们脖子积极性相对高的是美国。我国发展很快，体量和影响力越来越逼近美国，美国为打压中国发展才会对我们实施技术封锁。然而美国这样做也会牺牲掉利用我国市场来发展美国经济的机会。
我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强调，发展经济要充分考虑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比较优势。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要想发展得好，不仅要在国内市场流通，也应该进入国际市场。
我们还要认识到，对那些我国没有比较优势的大多数高科技产品，并非仅仅美国有，欧洲、日本也有。我们要如华为任正非先生所讲，只要买得到，而且买比自己生产更合算就要继续买。这些国家为自身发展考虑，也乐意把这些产品卖给我们。只有美国独有，欧洲、日本都没有，我们实在买不到的产品才需要发挥举国优势自力更生，但我相信这种产品是极少数。
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不是意味着原先我们关于“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说法就不重要了？我认为，国际循环和过去一样重要。
所以我们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同时，一定要坚持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国际循环跟过去一样重要
怎样才能真正循环起来
同时，如果再错误地把中国看成出口导向型经济，当中美贸易摩擦或新冠疫情影响出口时，各界就容易判定中国经济要出问题。现在中央出面澄清我国经济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这一事实，也非常有利于我们认清发展的现实和规律，并增强我们自己发展的信心。在这种状况下，只要我们能够把国内经济稳定好，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都基本上不会改变我们整体发展的格局。
如何落实这个新论断？怎样才能真正循环起来？
此前，国际国内都有不少人宣称中国是出口导向型经济。2008年发生国际金融危机，国外很多人归因于全球贸易不均衡，进而又归因于中国推行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国内也有类似说法。这都是因为没有看到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
第一，用结构性改革挖掘发展潜力，拉长长板，补足短板。
澄清这个事实很重要。
在我看来，要实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最重要的是必须让国民收入水平越来越高，让经济体量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体量在世界的占比以及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会越来越高，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出口比重下降，国内循环比重增高。怎样让经济体量越来越大？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需要不断实施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中国在这方面具有两大优势。
中央现在提出上述论断其实只是澄清了一个事实：中国是一个大经济体，随着我们收入水平的提高，服务业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会越来越高，国内循环的比重会越来越大。
传统产业方面，2019年我国人均GDP刚过1万美元，跟美国6万多美元、德国4.8万美元、日本4.2万美元相比还有差距。人均GDP差距的背后是平均劳动生产水平、产业技术、产品附加值等方面的差距。但面对差距，传统产业作为成熟产业，意味着我们还有相当大的后来者优势，还能追赶。那些有技术的国家也会乐意把设备卖给中国，否则没办法实现其技术价值。所以，我国仍具有通过引进技术实现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后来者优势。因为2010年我国人均GDP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是美国的19.2%，才相当于日本在1953年、新加坡在1970年、中国台湾在1971年、韩国在1980年相对于美国的水平。利用这种后来者优势，日本实现了20年每年9.3%的增长，新加坡20年每年增长8.4%，中国台湾20年每年增长8.9%，韩国20年每年增长8.4%。这意味着，到2030年，我国还有每年8%的增长潜力。
展望未来，我国经济还会继续发展，收入水平还会继续提高。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会从现在的16.4%增加到18%、20%，再向25%逼近。我国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会从现在的53.6%，逐渐向60%、70%、80%逼近。在这两个因素的叠加之下，我国的出口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会从现在的17.4%，逐渐降到15%、12%、10%。也就是说，国内循环占我国经济总量的比重会从现在的82.6%逐渐向90%逼近。所以，我国经济现在已经——将来更会以国内循环为主体。
新产业方面，我国拥有前述东亚经济体在追赶阶段所没有的，新经济革命的弯道超车优势。
从上述两个角度分析，我国的出口比重从2006年的35.4%下降到2019年的17.4%是因为我国这些年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水平都得到极大提高，服务业得到良好的发展。2006年我国人均GDP只有2099美元，2019年提高到10098美元；2006年中国经济规模占全世界的比重只有5.3%，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只有41.8%，到2019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上升到16.4%和53.6%。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占比提高了三倍。
新经济革命的新型产业中，我们跟发达国家在很多方面有条件齐头并进。新经济产业有的涉及软件，比如互联网、人工智能，有的涉及硬件，比如大疆的无人机、华为的手机。新经济产业有一个特点，研发周期短，投入以人力资本为主。我国是人口大国，人力资本多。这些新的产业如果属于软件方面，我们国内有最大的应用场景；如果属于硬件方面，国内有全世界最大最齐全的产业部门和最好的供应链。所以，中国在新经济革命上具有比较优势。
其次，为什么出口比重与服务业有关？同样是大经济体，美国在2019年的出口占其经济总量的比重只有7.6%，原因在于服务业占美国经济总量的比重达到80%，服务业往往有很大一部分不可贸易。所以一国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越高，其出口比重也一定越低。而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收入水平有关。
一个最好的指标是所谓的“独角兽”。独角兽指的是，创业不到10年还未上市，市场估值已超过10亿美元的企业。根据胡润研究院发布的全球独角兽榜，2019年全球494家独角兽企业中中国有206家，美国有203家。截至2020年3月31日的全球独角兽企业有586家，中国有227家，美国有233家。这意味着中国在新经济方面具有和发达国家直接竞争的优势。
首先，为什么出口占比与经济体量存在正相关关系？因为现代制造业本身就有很强的规模经济特征。如果一个小型经济体发展现代制造业，其国内市场容量有限，本土可消化的比重偏小，所以生产出来的产品绝大多数只能出口。反之，如果经济体量大的国家发展现代制造业，国内市场能就地消费的就多，出口比重就低。以新加坡为例，其2019年的出口占经济总量的比重高达104.9%，明显超过其GDP总量，原因是国内市场规模太小，同时出口的有些零部件是先从国外进口，做成成品出口之后可能又会计算一次。我国出口占经济总量比重最高的2006年也不过是35.4%，这就得益于中国是个大经济体。
在供给侧，可以利用我们的优势拉长长板，补足短板。当然，一方面必须靠有效的市场来配置资源、提供激励，另一方面要靠有为的政府来克服产业发展方面的一些市场失灵。
出口在GDP中的比重自2006年以来不断下降，反映了两个基本经济规律：第一，一国的经济体量越大，内循环的比重就越高；第二，当服务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内循环的比重就会越高，因为服务业中的很大一部分不可贸易。
第二，要深化改革，打通国内循环中的一些堵点。
虽然有不少学者把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称为出口导向型，但事实是，出口在我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最高时（2006年）也只有35.4%，略高于三分之一。到2019年，这一比重就下降到17.4%，换言之，2019年中国经济总量的82.6%在国内消化循环，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已经以内循环为主体了。
中国的改革是双轨制渐进式改革，各方面改革的速度不一样，现在产品市场基本放开，但要素市场还存在很多结构性的障碍或堵点。
但从我们研究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中央提出这一论断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经济发展基本规律的反映。
在金融市场方面，实体经济中的农户和民营的中小微型企业，其税收占全国的50%，GDP占70%，就业占到80%以上，但是，其金融需求在国内以大银行、股票市场、金融债券、风险资本等为主的金融体系中得不到满足。金融要实现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在改革中就需要补上为农户和中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短板。
以上是当前中央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新论断的短期原因。
在劳动力市场方面，要推动户籍制度改革，以利于人才流动。要解决高房价问题，让房价回归“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
中国是出口大国，在产品出口减少的情况下，当然要更多地靠国内消化，这就是国内循环。另一方面，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产业的不断打压，比如对华为实施断供，也会影响到相关企业的出口。这些企业要继续发展，产品就要更多地靠国内市场来消化，在国内循环。
在土地市场方面，最大的堵点是怎样落实农村集体土地入市的问题，增加土地供给，包括工业用地、商业用地和住房用地。政策已经有了，就看怎么推行。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大爆发，全球经济遭受巨大冲击，不少学者认为，这次冲击是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在这个局面下，国际贸易随之萎缩，世界贸易组织预测，2020年的国际贸易可能萎缩13%~32%。
在产权方面，要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国有经济，同时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民营经济的发展。要让民营企业在市场上不受因为产权安排的不同而形成的准入或运行方面的障碍。
我个人的看法是，中央这个新论断的提出既有短期原因，也有深层考虑。
第三，需要扩大开放，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源。
提出双循环的短期原因与深层考虑
在扩大开放方面，过去我们的开放也是双轨制的，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开放，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不开放，现在需要扩大开放来更充分地利用国际资源。
今年中央首次提出我国经济发展模式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由于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中国发展模式的改变将不只影响到中国自身，也将影响到全世界。
国内要做的是，一方面要降低关税，另一方面要缩小负面清单的范围，让外国投资能够更好地进入中国。这方面先要扩大自贸区的范围，在自贸区试点成功的政策要向全国推行。这样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外国资源，包括技术资源和金融资源。
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惯常说法是，要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少国内国际学者据此把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称为出口导向型。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存在全球贸易不均衡，以及近两年美国与中国发生贸易摩擦时，甚至认为是由于中国推行出口导向的经济，才导致全球贸易失衡以及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的不断扩大。
在国际上，中国应该更积极地推动世贸组织的改革，参加一些区域性的经济合作协定，比如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国跟欧洲达成的中欧投资协定，并且我们已经表示有意愿加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区域性贸易协定让我们能够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2020年提出的很重要的国家发展定位。我想对这个新论断谈两点心得：第一，为什么要提出这个新论断；第二，如何落实这个新论断。
同时，中国的开放还有一个好处，即国际上其他国家也能更好地利用中国的市场和资源。中国作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市场，能够给世界上其他国家提供发展的机遇，这些国家就不会轻易加入美国封锁中国的行动中。如果美国想孤立中国，被孤立的反而会是美国自己。所以，进一步扩大开放也有利于化解我国目前遭遇的不利国际局面。
双循环提出的深意与落实中的关键点[2]
总体来讲，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要保持定力，认清形势，做好自己的事。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充分利用我们的发展潜力。那么，不管国际上有多大的不确定性，中国都可以保持稳定和发展，实现到2035年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到2049年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中国的发展不仅有利于中国，中国的发展也有利于世界。
如果是硬件，中国有全世界唯一完整的产业体系，中国有全世界最好的各种部件的供应，所以这种硬件从想法到产品，可能几天就能成形。所以在新产业革命方面，我们有弯道超车的优势。只要抓住这两个优势，我相信我们就能够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追赶。
中国要理直气壮地支持和引领新工业革命[3]
另外一部分新的机会，是新的产业革命带来的新机遇。因为我们是人口大国，人力资本高的人多，受过训练的工程师多，企业家多。而且我们有很大的国内市场，开发出一个新的软件或新的平台，在中国很快就铺开了，那就会在全世界有竞争力，比如淘宝、微信、抖音的发展就是这个道理。
中国引领新工业革命的必要性
对中国来讲，有些产业已经在世界最前沿，像家电产业、5G通信，如果要继续发展，就必须自己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开发新产品、新技术，引领世界市场，这是一部分机会。
从必要性来讲，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第二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是到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时，要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一个现代化强国有很多标志，其中一个标志应该是人均GDP至少达到当时另外一个强国美国的一半。中国是个大国，国内有收入水平比较高的东部沿海地区和收入水平比较低的中西部地区，总人口达3.5亿的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较发达省市的人均GDP和美国的人均GDP处于同一水平。只有产业技术处于同一个水平，劳动生产率才会处于同一个水平，人均GDP才会处于同一个水平，所以，在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时，在中国较发达的这3.5亿人口地区的产业技术必须和美国处于同一个水平。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是要尽可能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继续开放我们的经济，我们的发展可以带动其他国家的发展，国际循环对每个国家的发展都很重要。
新工业革命现在已经开始了，2049年一定是新工业盛行的时代。在这3.5亿人所在的地区，新工业需要跟美国并驾齐驱。美国现在对中国的定位已经从改革开放以后的合作伙伴转变为竞争对手。从美国在19世纪末发展成世界上最大最强的经济体以后，一而再、再而三地对GDP规模达到美国60%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行打压，以防这些国家威胁到美国作为第一大经济体的地位。近期的例子是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当时日本的经济规模为美国的60%以上，人均GDP超过美国，在新兴的半导体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美国就利用其作为世界第一强国的霸权把日本的半导体产业打压下去，日本现在的人均GDP降为美国的63%，GDP只剩美国的24%。
要扩大开放，让中国的发展不仅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世界。而且在扩大开放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提高发展的质量，降低发展的成本。同时在一些不可避免的卡脖子的技术上面，如果牵涉到我们的国防安全跟经济安全，那就要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依靠我们的制度优势来攻关。我相信我们有能力攻克难题，而且这个时间也不会太长。比如超级计算机技术，仅用两年我们就攻克了。
现在我国的经济规模按市场汇率计算已经达到美国的70%，我国的5G技术在新工业革命中已经世界领先。这几年美国故技重施，以一些莫须有的罪名举全国之力打压中国企业。如果美国能在新工业革命上以封锁手段成功压制我国，那么我国就不可能实现第二个百年的奋斗目标。怎样才能突破封锁？只有致力于引领新工业革命才能不被封锁，才有可能在2049年时让发达省市人口规模和美国现在相当，在新工业革命的产业、技术上和美国处于同一个水平，才有可能让全国的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一半。所以，引领新工业革命是到2049年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必要条件。
追赶发达国家，我国存在的优势
中国引领新工业革命的可能性
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一定要用好政府和市场“两只手”。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不断提高，需要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需要企业家奋发有为，有效市场能提高企业家的创业热情和积极性，但在这一过程中，必然有些只靠企业家自身难以解决的市场失灵问题。因此，政府不能缺位，要理顺“两只手”的关系——市场有效要以政府有为为前提，政府有为应以市场有效为依归，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营造长期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使经济发展的动力充分涌流，不断提高发展质量，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
为实现我国民族复兴的目标，引领新工业革命是必要的，但是，有没有条件实现呢？在这一点上，我很同意赵昌文和许召元的判断：引领工业革命的一定不是经济和产业基础薄弱的国家，但也不一定是经济和产业水平最高的国家。例如，在19世纪末引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是美国和德国，当时收入和技术水平最高的是英国，美国和德国在收入水平上处于追赶的阶段。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1870年时美国的人均GDP是英国的76.6%，德国是英国的57.6%。
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关键，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取得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迈入新发展阶段，改革面临新任务，必须以更大的勇气、更多的举措破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目前，我国商品和服务市场发展迅速，但要素市场发展仍存在堵点，应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具体而言，在资本要素的金融市场，要通过结构改革补中小金融短板，让农户、中小微企业等市场主体得到更多金融支持；在人才市场，要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和让房子回归用来住的功能等举措疏通人才跨区域流动的障碍；在土地市场，要深化农村集体土地入市制度改革。
《新工业革命背景下的中国产业升级》一书里提到，我国现在的前五大创新城市是深圳、北京、上海、广州、杭州，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其人均GDP已经达到美国的72.9%，和1870年美国引领第二次工业革命时美国人均GDP占英国人均GDP的比重处于大致相同的水平。而且这五大城市的人口加起来达到8400万，略高于德国现在的人口8200万。另外，我国人均GDP最高的七个省市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总人口是3.5亿，略大于美国现在3.3亿的总人口。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这七个省市的人均GDP已经达到美国的54.5%，和德国开始引领第二次工业革命时德国的人均GDP占英国人均GDP的比重也处于大致相同的水平。所以，我同意这本书的判断：从人均GDP所代表的产业、技术水平等物质条件来看，我国已经有能力来引领这一次新的工业革命。
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最重要、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深化改革，以深化改革激发新发展活力。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发挥好因势利导的作用，更好地释放增长潜力，推动产业不断升级、技术不断创新，保持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收入水平，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望，让经济不断良性循环。
同时我想补充一点：引领新工业革命，我国不仅有物质条件，而且有比较优势，并且，比现在作为最大最强经济体的美国更有比较优势。其原因有三：
在生产层面，要保障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稳定，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强化产业链、供应链，既要注重以改革促创新，也要打开大门搞创新，在全球范围内更好配置资源、共享资源。要让产业形成足够竞争力，需要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等足够大的区域内发挥各地比较优势，打造产业集群，形成规模效应，带动技术水平跃升。分配层面应在一次分配中注重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二次分配中更注重公平，要继续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让各地充分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同时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以提高二次分配的能力，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在流通上，要进一步减少交易环节、降低交易费用、提高流通效率，让生产要素在区域和城乡之间高效流通、合理配置。消费层面则需要继续不断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持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增强居民消费的能力和信心。
第一个原因，如前所述，按照G20杭州峰会上的定义，新工业革命是以人、机器、资源间实现智能互联为特征。这种智能互联的新工业革命产业是新结构经济学五大产业划分里的“弯道超车型”产业。这种产业有一个特性，它的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周期特别短，由于研发周期短，人力资本就成了创新的最关键投入要素。人力资本由两部分组成：后天的教育和与生俱来的天分。从教育水平来讲，我们现在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到研究生的教育和发达国家比已经没有多少差距。在技术创新上，比教育更重要的是个人的天分，天分在人口中是服从正态分布的，从比例来讲，其中有一小部分的人是天才，这个比例在任何国家都一样，但是，对创新的成功与否来说，关键不是天才占人口的比例，而是天才的绝对人数。我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所以，我国天才的人数是美国的4倍，在以人力资本为主要投入的短周期技术研发上，我国比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国家都有优势。
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战略方向，利用好我国的发展潜力和空间，扭住提高收入、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
第二个原因，这种智能互联的新技术研发出来后在运用上需要技术标准，技术标准设定权的大小取决于新技术研发国的国内市场规模大小，当两个国家在竞争一项新技术时，研发出来后国内人口越多、市场规模越大，由于规模经济的原因，按这个技术标准生产出来的产品和服务的边际成本就越低，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也就越强，越有可能变成全世界的标准。我国有14亿人口，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我国在2014年就已经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所以，在和发达国家竞争新技术标准设定时，我国的人口和市场规模让我国具有比较优势。
深化改革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第三个原因，若这种新工业需要硬件，我国是产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新技术从想法到产品生产所需的时间会最短，成本会最低。
总的来讲，我觉得当前这样的论断跟这些改革是与时俱进的，是可以稳定我们的信心的，可以更好地释放我们的发展潜力，提高我们的发展质量。
这三点让我国在与美国竞争新工业革命的引领权时处于有利的地位，这种地位不仅表现为5G技术上的优势，而且，根据投中研究院的报告，成立10年之内被私募或公开市场投资人或机构估值超过10亿美元且暂未上市的创业“独角兽”公司，2018年中国有150家，占全世界“独角兽”
所以，深化改革是大的方向，同时，有为政府跟有效市场这两只手缺一不可。加快形成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两只手要共同发力，共同推动。
公司的46%，美国为107家，占全世界的33%。
构建新的发展格局，最终是通过改革的手段，一方面发挥市场的作用，要有效的市场，另一方面也要有有为的政府。抓住痛点难点，有些需要政府来制定政策，落实政策。
政策建议
像土地市场，这几年在农村集体土地入市政策上面有些放开，也在探索，但实际上这个市场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所以土地功能的发挥，随着我们结构的调整，要怎样来支持我们的经济发展，还要继续完善。
怎么把可能性变成现实呢？赵昌文和许召元的书里建议三点：要进一步完善产权制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要着力营造审慎包容的监管环境；要维持企业纵向流动性。这三点属于现代经济学里强调的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良好市场环境。对这三点建议，我完全赞成，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两只手都必须要用，我从有为政府的角度再做两点补充。
我们现在的市场目前有两方面的流动阻碍。一方面是户口制度，你要到北京、上海或其他一线城市落户，会受到户口制度的阻碍。另一个方面是房价的阻碍。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学生，要到一线城市工作，房价高则不利于人才的跨地区流动，基本上年轻人对房价很难适应，所以我们也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发展，那么就要对户籍制度进行适时改进。房子应该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让房价回归它应该有的属性，才会有利于人口的流动。
一是要理直气壮地利用产业政策来支持新工业革命。
国民经济循环存在的堵点和淤点
一个国家在新技术、新产业的发展上不管是处于追赶阶段，还是处于引领阶段，都需要政府积极有为的因势利导来为创新型企业克服市场失灵。当然，处于追赶阶段可能发生市场失灵的地方和处于引领阶段可能发生市场失灵的地方是不一样的，因此政府因势利导的着力点是不一样的。
国际贸易有利于各国利用自身比较优势进行互补，让交易双方均以更低的成本获得想要的商品和技术，以实现互利共赢。此外，全球化趋势亦是不可逆转的。因此，新发展格局一定是内外循环双轮驱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优势互补。2008年以来，全世界每年30%的经济增长来自中国，中国成为世界最重要的市场扩张动力来源。新发展格局将使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持续上升，成为吸引国际商品和要素资源的巨大市场引力场，并将中国发展红利与世界共享，这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世界。
在追赶阶段，发生市场失灵的地方，可能是新产业的进入、新技术所需的人力资本的培养等有外部性，金融体制可能没有办法动员足够的资本和分散可能出现的风险以支持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或是电力、交通、通信等硬的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等软的制度安排不完善等，这些市场失灵难以由企业自己来克服，需要政府发挥作用来协调或进行软硬基础设施的完善。政府可动员的资源和执行能力是有限的，因此，必须以产业政策的方式战略性地使用这些有限的资源，帮助给创造就业、促进增长能带来最大贡献的新产业企业克服遇到的市场失灵，助力其发展。
同时，新发展格局也是共赢的战略抉择，它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
在新产业的引领阶段也会有市场失灵，这是因为在引领阶段，新产品、新技术的出现，需要靠基础科研和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企业在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上很有积极性，因为成功开发出来新产品、新技术可以得到专利，会获得市场垄断地位和利润。基础科研的产出则是论文，属于公共产品，不能获得专利，企业不会愿意去做，但是，如果没有基础科研的突破，企业要开发新产品、新技术将会是无源之水。因此，在引领阶段，政府因势利导的主要着力点在于支持企业新产品、新技术研发所需的基础科研。同样，政府可以用来支持基础科研的资源和能力是有限的，但是，可以做的基础科研是无穷的，政府也要以产业政策战略性地使用可以用来支持基础科研的资源和能力，以因势利导新产品、新技术、新产业的出现。这实际上是美国等技术领先的发达国家一直在做的事，这就是马祖卡托（Mazzucato）把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政府称为“企业家型政府”的原因。
事实上，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已在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7个年份超过100%。2019年，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7.8%，国内资本形成的贡献率则达31.2%，两项加起来为89%，尤其消费连续6年成为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随着我国的发展，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带来经济体量的扩大，产业结构的变化带来服务业比重的增加，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经济发展取决于国内经济循环的特征会更加明显。可见，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经济发展规律在当前阶段的体现，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论断，是必然的战略抉择。
所以从上述角度来看，除了市场环境的建立，我国政府也必须要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不要因为美国攻击“中国制造2025”，以及国内一些受到新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人反对产业政策，就否定政府在新工业革命中的作用。我在许多场合和著作中一再提到，没有看到一个发展中国家不用产业政策而能成功追赶上发达国家，也没有看到一个发达国家不用产业政策而能够继续引领新产业的发展。在当前新工业革命已现端倪的形势下，德国推出了“工业4.0”，美国推出了“美国先进制造业领导战略”的产业政策。我国要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理直气壮地采用产业政策，发挥我国在新工业革命上的比较优势来引领新工业革命。
出现这种变化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从发展规律和国际经验看，现代制造业规模经济大，越大的经济体，国内市场规模越大，国内消化产出产品的能力越强，GDP越多地依靠国内循环。2006年，我国人均GDP为2099美元，GDP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为5.3%，到2019年，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提升到10098美元，GDP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达16.4%。随着我国成为越来越大的经济体，出口占GDP的比重越来越低。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产业结构发生变化，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越来越高，由2006年的41.8%提高到2019年的53.9%。受这两方面因素影响，出口对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逐渐减弱。
二是我们要继续扩大开放。
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从长远来看，出口对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逐渐减弱。2006年，我国出口占GDP的比重为35.4%，2019年，我国出口占GDP的比重降至17.4%，与2006年相比减少一半，这一年我国82.6%的国民经济是在国内实现循环的。
开放对新工业革命非常重要。首先，这是因为新工业的规模经济很大，国内市场即使是最大的单一市场，其规模也不能和全世界的市场比。其次，我国需要引领新工业革命来打破美国的封锁，但是，也不可能每项技术都靠自己来发明。我国还是必须和过去一样，充分利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包括技术资源。美国可能会围堵我国，压制我国。对美国，如果美国继续封锁打压我国的新工业革命的产业，我国要“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美国之所以这么霸道，是想维持“世界老大”的霸权地位，但是，其他发达国家的经济规模无法支撑起这些国家争霸世界的野心，它们首先考虑的会是如何更好地发展自己国家的经济，使自己的人民过上好日子。它们要参与新工业革命甚至在新工业革命的某些领域取得领先，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取得突破后必须有巨大的市场才能收回投入的资金，并积累资金支持下一项技术突破。所以，对我国来说，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法宝，对其他国家来说同样是重要法宝。
从短期看，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当今世界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变化，世界经济低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受到冲击。根据世界贸易组织4月初的预测，2020年全球贸易将缩水13%~32%，国际市场的不确定性增强，我国出口也将受到外部需求下降的影响，需要加快释放内需潜力，激发国内大循环活力。
在美国以封锁作为手段来打压中国甚至其他国家以保持其霸权地位时，我国要继续扩大开放，让其他国家分享我国技术创新、经济快速发展和巨大市场的好处。在开放的世界贸易中，小国得到的好处会大于大国，如果我国继续扩大开放，美国之外其他对我国开放的国家在与我国贸易往来中得到的好处会比我国得到的更多。对它们的新工业革命而言，也不能失掉中国这个巨大且快速增长的市场。这些国家也就不会牺牲自己的利益去维护美国的霸权，美国想以围堵来压制我国实现新工业革命的企图也就不会实现。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
[1] 本文原刊于2020年10月22日《光明日报》，经作者修改。
新发展格局是与时俱进的必然之选
[2] 本文根据作者2020年12月20日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的第五届国家发展论坛的闭幕演讲整理。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发生深刻调整，国内发展环境也经历着深刻变化。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大势和发展规律，科学分析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的新变化，着眼于我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作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决策。
[3] 本文根据作者在2020年6月赵昌文、许召元《新工业革命背景下的中国产业升级》学术研讨暨新书发布会上的发言整理。
新发展格局是必然和共赢的战略选择[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