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虽然可以通过政策干预或科技金融增加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但结构性问题是根本。例如，一项新结构金融学的实证研究利用全国县级层面2006—2011年的数据发现，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贷款每增加1元，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会增加0.0568元，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商行和农村金融机构贷款每增加1元，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分别会增加0.1元、0.199元和0.248元。[11]
截至2019年5月末的数据显示，上述政策框架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效。例如，普惠小微贷款余额1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不仅比2018年末的增速高5.8个百分点，也远远超过同期总贷款余额13.4%的增速。信贷支持的小微经营主体达到2365万户，同比增长35.4%。五家国有商业银行的普惠小微贷款余额比2018年底增长23.7%，平均贷款利率4.79%，较2018年全年下降0.65个百分点。在小微企业贷款余额中，信用贷款占11.3%，比2018年末提高2.5个百分点。这些数据确实给人一种欢欣鼓舞的感觉，但真实的政策效果还需要系统性分析。[10]
高质量发展与金融产品之间的结构矛盾（利率市场化矛盾）
然而，如前所述，贡献了一半税收、六成GDP、七成专利、八成就业，占企业数目九成的中小微企业却只获得了不到三成的贷款。围绕这一长久的金融结构性矛盾，国家和各级政府也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形成货币、财税、监管等“几家抬”的比较完整的体系，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运用定向降准等货币政策工具，建立对中小银行实行较低存款准备金率的政策框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例如，2018年国务院进一步出台了一系列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以及降低税费的政策举措。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提出，当年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小微企业贷款要增长30%以上，小微企业综合融资成本必须明显降低。要求商业银行对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单列全年信贷计划，发挥大银行的“头雁”作用，并带动其他金融机构降低小微企业贷款利率；推动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加快发挥作用，督促金融机构疏通内部传导，引导建立商业可持续的长效机制。央行在2019年5月15日开始对县域的金融机构实行比较低的准备金框架，把1000多家农村商业银行的准备金从11%降到了8%，能够放出3000亿元人民币，分3个月，每次释放1000亿元，这样能够使1000多家县域的农商行均匀地运用到这批增量的钱，主要用于发放小微和民营企业的贷款。由于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小企业依然是我国的主体，结构性降准的推动作用很大。
现阶段在经济结构快速转型升级过程中，我国中小微企业面临的金融问题可能比过去更加复杂。过去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在加速转型升级，企业规模和风险也在随之增长。过去支持此类产业发展的大中型银行与地区中小银行等组成的间接融资金融体系是最优的，但现阶段却难以满足转型融资的需求，需要在规模和业务上进行转型，在加强监管的条件下推进金融创新，以满足更多元化的金融需求。一项新结构金融学进行的调查研究发现，处于转型升级阶段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融资需求呈现出与常规经营阶段显著不同的特征。不同的转型升级路径对融资的额度、期限、条件等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如果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转型面临的风险越大，那么转型融资的风险也相应越高。因此，相比中小企业常态融资需求“短、小、频、急”的典型特点，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融资需求具有“长、大、稳、综”的新特征。[12]因此，转型融资需求与银行业组成，特别是地区中小银行的间接融资方式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例如，通过2017年中资大型银行和中小型银行人民币信贷收支表的比较，可以看到一些可能反映这种结构性矛盾的典型特征：在资金运用结构中，中小银行的股权及其他投资占比高达16%~18%，高出大银行12~13个百分点；境内贷款结构中，中小银行的短期贷款高达43%~46%，高出大银行19~21个百分点；在资金来源结构中，中小银行的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往来额占比高达10%~11%，高出大银行8~9个百分点。
要从根本上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关键在于改善银行业结构，满足中小企业对中小银行的金融需求，发挥中小银行善于甄别企业家经营能力的比较优势，而不是通过行政干预要求大银行服务于中小企业。[8]这便是新结构金融学关于最优银行业结构的基本理论和政策主张，从供给侧调整优化银行业结构，鼓励中小银行发展，满足中小企业的生产创新融资需求，降低大银行的政策性与行政干预负担。不同类型的银行各司其职，协同共促。这基本上符合目前中国的情况，发展中小银行有利于中国制造业产业的增长。[9]
显然，中小银行的短期贷款只能满足中小企业的常规融资需求，无法满足更大规模和更高风险的转型融资需求。中小银行的股权及其他投资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这种转型融资，但这种资金的股权式运用与通过银行同业拆借和存款等资金的债务式来源相互矛盾，会加剧中小型银行的信用风险。所以，中小企业的常规融资需求与转型融资需求有所不同，传统的中小银行的贷款方式难以满足此种需求，需要创新金融产品。事实上，上述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型融资涉及前述五类产业中的转进型产业，除此之外，人力资本密集、轻资产、短周期的弯道超车型产业也面临类似的金融结构矛盾。例如，前面提到的独角兽企业的市值，我国已经超过美国。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的统计数据，2017年，我国专利质押融资总额为720亿元，同比增长65%；专利质押项目总数为4177项，同比增长60%。因此，为了更好地服务于高质量发展，我们认为中国中小型银行虽然过去有很多进步，但未来还需要继续发展，不过发展方向不再是向大银行转型，而是扎根本地，根据禀赋特点、产业结构、金融需求特点做好服务当地的工作。例如，南京银行的小微金融创新有：面向小企业的“鑫活力”，面向科技型企业的“鑫智力”，面向微型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鑫微力”，面向文化企业的“鑫动文化”，面向农业的“鑫星农业”。南京银行也推动了“鑫伙伴”计划，其模式介绍为“南京银行一直将小微企业视为天然盟友和赖以生存的土壤，积极遵循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持续支持地方经济转型升级，着力提升服务实体经济效率”。
除了在第一层次的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之间存在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最优融资结构之外，间接融资内部也存在对应的最优银行业结构。相对于规模较小的银行，大银行在甄别软信息（例如企业家经营能力）方面不具有比较优势，大银行为了防范企业家风险，需要严格要求企业的抵押品数量并施行严格的违约清算。大银行的这种融资特性决定了其难以为中小企业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持，但却能帮助大企业有效地节约信息成本、减少利息支出，大银行的融资特性与大企业的企业特性相互匹配。
直接融资内部的结构矛盾
小微企业与银行业组成之间的结构矛盾
虽然现阶段适合我国的最优金融结构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依然会侧重于间接融资，但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是重要的趋势，直接融资内部的结构矛盾也需要重视。债券融资和股票融资是直接融资的两种重要形式，但前者本质上是债务式融资，后者本质上是股权式融资。
因此，要支持中小银行转型，鼓励金融产品创新，化解我国间接融资内部结构性矛盾。
当产业结构还不处于世界前沿时，所用的技术、所生产的产品、所销售的市场都较为成熟稳定，如果行业符合比较优势则其景气度较高、增长前景稳定、资本投资回报率较高，此时产业中的企业会倾向于通过举债的形式加杠杆，如果银行间接融资成本相对较高的话，具有一定融资规模的企业也会倾向于采取发行债券的方式直接融资。与之相反，随着产业结构向世界前沿转型升级，所用的技术、所生产的产品、所销售的市场都面临较高的不确定性，风险也随之增加，此时产业中的企业会倾向于采取股权融资的方式以分散风险和降低利息费用，尤其是杠杆率比较高的企业可以借此去杠杆。例如，美国的产业结构目前大多处于世界前沿，对应地其直接融资中股票融资比重很大，因此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相对较低；而中国的产业结构不少还不处于世界前沿（即前述的追赶型产业），对应地杠杆率会较高。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可比数据，截至2019年第三季度，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为152.9%，而美国则为73.9%。当然，我国与美国的发展阶段不同，不能以美国作为参照系，但是随着我国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杠杆率理应逐步下降，可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10年，中国的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不降反增。
此外，如前所述，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不断升级，产业结构越来越多元，创新的方式也越来越多元，投资需求和风险类型也随之多元化。对应地，金融产品也需要随之多元化，然而现阶段的金融体系提供的金融产品还相对滞后，存在产业升级与金融产品之间的结构矛盾。从本质上讲，这其实就是利率市场化与风险定价之间的矛盾。
高质量发展与债权融资之间的结构矛盾
众所周知，我国改革开放之前的金融体制完全是中央计划体制，改革开放之后的金融结构也由几家大型国有银行主导。经过过去几十年的改革，我国银行业结构也出现了巨大的转型，间接融资结构变得多元。例如，大型商业银行的总资产比重从2005年的53.52%下降到2017年的36.29%，农村金融机构与城商行的总资产比重从2005年的17.74%上升到2017年的35.46%。但是，服务于中小企业的中小银行以及服务于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相关的金融产品依然滞后。例如，截至2017年末，中小微企业的数量占全部企业数目的90%，贡献了50%的税收、60%的GDP、70%的专利、80%的就业，然而小微企业贷款余额仅占据了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的25%左右。从本质上讲，这其实就是小微企业与银行业组成之间的结构矛盾。
作为直接融资的债券融资内部也存在结构，例如企业债券和政府债券（国债和地方政府债）之间的比例关系。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政府需要协调或者直接提供软硬基础设施来克服产业结构升级的瓶颈。因此，政府需要为软硬基础设施建设融资，除了财政和信贷渠道，发行政府债券融资是重要的融资方式。随着基础设施建设的逐步完善，债券融资结构中的政府债比重应该逐步下降，企业债比重应该逐步上升。然而，过去十几年我国新发债券规模类型的构成比例中，虽然国债的比重下降较快，但是地方债比重却上升得很快，企业债占比很小并且有萎缩之势。例如，2018年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券分别占新发债券规模的37.7%和42.8%，以非金融企业为主体的债务融资规模仅占了不到20%。
如前所述，2018年我国的人均GDP虽然达到9750美元，但是依然只有美国的15%，因此尽管存在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之间的结构矛盾，但是发展阶段尚未迈入需要美国那样的直接融资主导的金融结构阶段，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间接融资主导的金融结构更适合于我国。例如，美国的存量社会融资规模结构中直接融资占比在2017年超过80%，而中国正好相反，间接融资超过80%。尽管中国的间接融资比重过高，但不可能以美国的水平为参照。纵使如此，我国现阶段间接融资内部依然存在结构性矛盾。
此外，基础设施项目除外部性特征之外，还具有规模大、周期长、资本密集和沉没成本高的特点，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建成并产生收益，是典型的“耐心资本”。[13]因此，这与目前的政府债务可能存在期限错配的结构性矛盾。例如，一项实证研究基于2009—2015年间886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面板数据，发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新增投资显著依赖于短期借款，期限错配现象明显。[14]可以考虑开发性金融在提供中长期贷款中的作用来化解基础设施融资的期限错配问题。开发性金融以政府信用为依托，以市场化运作为手段，一方面可以有效降低融资成本，另一方面，通常融资期限比较长。以开发性金融支持具有正外部性的政府投资项目，可降低政府债务带来的风险。
间接融资内部的结构矛盾
高质量发展与股权融资之间的结构矛盾
从中国社会融资增量结构中可以看到，人民币贷款占比从2002年的91.86%下降到2017年的71.19%，15年间下降了20个百分点。但是，2010—2017年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占比平均不足4%。并且，从最近16个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结构中也可以看到，社会融资规模存量总量虽然保持了两位数以上的增速，但是人民币贷款的增速更快。这其实是进一步通过间接融资满足经济体迫切的融资需求，强化了债务杠杆，弱化了直接融资。如果采取这种政策取向，可能只是缓解实体经济融资需求扩展的权宜之计，并非根本之策，甚至与宏观上去杠杆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冲突，会积累更多的金融风险。因此，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优化间接融资结构，化解我国融资结构性矛盾。
以股票市场、风险投资等为代表的股权融资是现代金融体系中直接金融安排的主要形式。以上市发行股票为例，企业作为资金需求者发行股票直接向资金供给者募集资金，资金供给者成为企业的股东，按其股权的比例分享企业的利润，其投资回报是不固定的。当企业破产时，企业只有在偿还各种债务后才能向股东分配剩余的资产。从这个意义上讲，资金供给者投资股票需要承担相当大的风险。因此，资金供给者只有在预期投资回报率足够高时，才愿意进行股权投资。但是，企业的每笔融资可以划分成许多小额的股票，从而可以将风险分散于众多的投资者。同时，资金供给者可以选择多样化的投资组合，以降低其投资风险。
中国过去40年来正快速经历着产业结构和金融结构的变迁过程。从发展阶段上看，按照2010年不变价美元计算，中国2017年的人均GDP是1977年的26倍、1987年的12倍、1997年的5倍、2007年的2倍。从经济结构上看，改革开放前20年，中国完成了以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为主的结构转型，后20年中国正在进行以资本密集型重工业和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的结构转型。[7]中国的出口商品结构变迁可以清楚反映这一点。例如，工业制成品出口占比，1980年不到50%，2016年高达95%；相对资本比较密集的机械及运输设备出口占比，1985年只有2.82%，1998年上升到27.33%，2016年达到46.92%。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机构发表的全球创新指数，在129个国家和经济体中，中国的创新指数从2013年的第35位上升到2019年的第14位。中国在专利数量、工业设计、商标数量、创意、高技术出口等方面位居世界前列。这意味着，随着中国经济的资本密度越来越大，创新水平越来越高，对投资和风险管理要求会越来越高，进而对金融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创新的内容如前面五类产业所刻画的，也变得越来越多元化，同理金融需求也会随之越来越多元化。
企业公开发行股票进行融资的一个好处是，允许资金供给者对企业投资项目有不同的信息和看法。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与股票市场的运作机制类似，但是入场时间更早。在企业还处于初创期或成长期时，企业的硬信息（固定资产、成熟规范的财务制度、稳定的现金流）较少，人力资本以及研发成果等无形资产是企业的主要资产类型。由于缺乏硬信息，这一时期的企业很难利用间接融资获取研发所需资金，风险投资与私募股权基金等直接融资方式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满足初创型与成长期企业的融资需求。风险较高的新技术项目更易通过金融市场获得所需要的资金。另外，股权投资者获得的回报不是固定的，短期内股票回报率的降低不会导致企业面临被投资者要求破产的危险。
日本也遵循类似的金融结构随产业结构变迁而变迁的规律。此外，其实日本的金融结构（上市公司的市场资本总额/银行部门提供的国内信贷）相对于美国而言，也展现出了在追赶阶段随经济发展水平收敛而收敛的趋势。因此，尽管存在很多其他影响因素，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越来越高，金融结构的演进会逐步偏向直接融资而使间接融资的比重降低，这是一个世界性的结构变迁趋势。当然，最优产业结构的变迁是一个连续渐进的过程，相对应的最优金融结构的变迁也应是渐进的过程，并且是一个多元化的过程。[6]
因此，股权融资是有利于接近世界前沿的新兴产业和新技术项目的融资方式。以美国百年来市值最大的10家公司的产业类型分布为例（数据来自HowMuch.Net），美国的产业经历了由传统工业到电子工业再到信息工业的发展过程。产业逐渐从传统的粗放型比如钢铁厂、橡胶厂，到精细化工业比如自动化机器厂商、电影行业、零售行业，再到服务型工业中的科技公司、金融公司。
单就美国而言，随着其产业结构不断升级，金融结构中的直接融资比例不断升高，而间接融资比例不断下降。
每个时代产业变化的背后是技术的变迁。1917年的美国工业仍然受益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展，尚处于电气化社会的发展完善阶段，对橡胶、石油等原材料的需求旺盛；而到1967年，美国已经基本完成了电气化革命，进入工业产业精细化，更加贴近消费者日常需求的产品更受欢迎，比如电影、汽车、零售行业。而发展至2017年，由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和突破，科技公司和金融公司等服务产业占据了主流。
德国、日本的人均收入则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达到美国的水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其主导产业处于世界产业、技术链的内部，相对于处于最前沿的国家，其企业的技术创新风险和产品创新风险较低，所以，企业的融资也相对侧重于银行融资。当然，随着德日经济的发展，其产业和技术越来越接近甚至处于世界的前沿，所以其股票市场的重要性也会越来越高，金融结构与最发达国家的差异会越来越小，与本国过去的差异会越来越大。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是，快速的结构变迁会加速企业成长。从上述资料中可以看到，与以前的顶级公司相比，2017年中占据前四的科技公司成立时间都很短，无论是苹果还是谷歌，都没有超过40年，脸书甚至连20年都不到。因此，可以说美国的股市和新兴产业升级及新技术相互成就。对比近20年来美国纽约股市与中国沪深股市市值结构的行业分布（数据来自Bloomberg），可以看到中国的情况是金融、工业和原材料行业上市公司市值占比偏高，分别高出美国纽约股市的10.8个百分点、9.2个百分点、6.2个百分点，而美国纽约股市的通信服务、信息技术两大行业市值占比偏高，分别高出中国沪深股市的9个百分点和4.6个百分点。虽然中国的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相对于美国而言更远离世界前沿，但是就股市所应服务的新兴产业和新技术目标而言，目前中国股市服务了相对成熟的传统产业。
自工业革命一直到20世纪初，英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美国则自20世纪初取代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英美的主导产业和技术先后处于世界产业技术的最前沿，适合其产业、技术的金融安排为能大量动员资金并分散风险的股市直接融资，所以，英美的金融体系具有市场主导的特征。
换言之，中国股市实际发挥的功能与银行并无二致。这可能与中国的证券行业监管部门制定了对拟上市企业较为严格的盈利要求有关，新兴产业和新技术项目往往难以满足上市门槛，也可能与中国缺乏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有关。这一点学界已有一些共识，如李海涛所指出的，美国已经形成了高度成熟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较为成熟的大型企业可以通过纽交所和纳斯达克等交易所进行融资，中小型企业则可以选择小型的区域交易所进行融资，此外还有场外柜台交易系统、粉单市场等可供选择。相较而言，中国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较为缓慢，2004年设立中小板，开始尝试放松企业上市制度以实现资本市场扩容；2009年设立创业板，定位于面向科技行业企业的场内交易市场，正式拉开了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的序幕。但截至目前，这一探索没有取得良好成效，创业板并没有在定位上和主板体现出差异性。例如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市值结构看，制造业企业占据了创业板62%的市值和约70%的上市公司家数，并没有体现出明显的科技企业融资市场定位。[15]
事实上，新结构金融学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为英美的金融结构以市场为主导，而日德的金融结构以银行为主导的争论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5]
因此，要增加企业债券融资，丰富资本市场层次，化解我国直接融资内部的结构矛盾，除了要化解第一层次的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之间的结构矛盾，以及第二层次的间接融资内部的结构矛盾，也需要适时化解直接融资内部的结构矛盾，尤其要解决债券融资中企业债过低的问题，以及资本市场缺乏层次性而不能有效服务于新兴产业和新技术项目的问题。
由于不考虑结构，学界围绕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对经济发展来说谁优谁劣争论了数十年而无定论，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英美金融市场主导论和日德金融中介主导论。
对于第一个问题，过去我国软硬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大，国债和地方债为其融资做出了突出贡献。但是随着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国债和地方债在债券市场中的比重应该逐步下降，企业债的比重应该逐步上升，而且企业债券定价应该市场化，形成更加市场化的债券收益率曲线，并解决地方政府债务的期限错配问题。
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之间的结构矛盾
对于第二个问题，现阶段需要进一步提升我国资本市场的层次性和连通性，覆盖成长性和风险性不同的企业项目，以增强资本沿着创新链的纵向流动性。沪深股市并没有充分反映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趋势，并且较为严苛的盈利要求和核准制度导致创业板（二板市场）在服务新兴产业和新技术融资的效果上也没有与主板市场有实质性差异。
现阶段我国金融体系存在的三个层次的七个金融结构矛盾，需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逐步化解。
为弥补这一资本市场的断层，2019年1月23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总体实施方案》《关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施意见》，6月13日科创板正式开板。
按照新结构金融学的基本原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金融结构的演进会逐步偏向直接融资而使间接融资的比重下降。如果金融结构不随发展阶段而调整，则会产生第一个层次的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之间的结构矛盾。当然，这一层次的金融结构矛盾相对比较宏观，因此影响该金融结构演进的因素有很多，世界上的各个经济体在整体演进趋势之外还存在很多离散情况。在此基础上，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的金融结构矛盾则相对具体得多，因此也更多源于我国现阶段金融体系的具体问题，而非世界性的普遍矛盾。
除了全国性的科创板，区域性的科创板也有待完善，以推动地区新兴产业和新技术项目融资。例如，安徽省为抢抓上交所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战略机遇，在省区域性股权市场设立科创板，作为全省科创企业对接上交所科创板上市的“孵化器”，首批787家科创企业集体挂牌。
这三个层次的七个金融结构矛盾是制约我国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以及诱发金融脱实向虚的根源。
即便是在区域市场内部，也可以进一步提高资本市场的层次性。例如，还是以上面的区域性股权市场设立科创板为例，其对标上交所科创板，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和新材料、新能源及节能环保、生物医药、技术服务等五大产业领域，突出研发投入、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掌握核心技术、研发体系和研发团队实力等“硬科技”指标，推动符合条件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四新企业”挂牌发展，通过挂牌培育、孵化，为上交所科创板输送上市资源。
从大的方向上来概括，现阶段我国金融体系存在三个层次的七个金融结构矛盾：第一个层次的金融结构矛盾是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之间的结构矛盾；第二个层次的金融结构矛盾是直接融资、间接融资内部的结构矛盾；第三个层次的金融结构矛盾是小微企业升级与中小银行之间的结构矛盾，产业升级与金融产品之间的结构矛盾，产业升级与债券市场之间的结构矛盾，产业升级与股票市场之间的结构矛盾。
为满足不同发展阶段和培育成熟挂牌公司的需要，省区域性股权市场科创板设精选层、培育层和基础层，省股交中心将根据相应层级标准以及企业挂牌期间经营变动、股改和合规守法等情况适时调整挂牌公司所属层级。
因此，可以说目前中国金融体系的根本问题不在于总量不足和水平不高，而在于结构性矛盾，导致其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能力低下，跟不上高质量发展的需求，脱实向虚。
我国现阶段各地区的金融结构矛盾
正如徐忠所指出的：“根据林毅夫提出并论证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只有金融体系的结构与实体经济的最优产业结构相互匹配，才能有效发挥金融体系功能，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金融体系结构是否与转型升级中的经济结构相匹配？在日趋丰富和复杂的金融体系中，钱都去哪了？资金是否流向了实体经济？‘小微’‘三农’等社会薄弱环节和民营企业的融资需求是否得到有效满足？绿色信贷是否足够支持绿色经济发展？实体经济的直接融资比重是否有所提高？……在当前推进经济高质量增长的转型阶段，对于这些经济结构变化，以及金融体系与之适应的演进问题更值得关注。”[4]针对如何发展金融以适时避免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金融脱实向虚问题，现代化的金融体系要以服务现代化经济体系为金融创新的根本原则，在此原则之下都应该鼓励监管到位的金融创新，包括金融科技和金融产品创新以及金融制度创新等。
与世界其他经济体相比，巨大的地域差异是中国经济结构的一个显著特征。中国的30余个省市自治区、300余个地市、近3000个区县之间的禀赋结构水平差距非常大，对应的生产结构千差万别，工业化进程也不同，适宜的金融结构自然不同。
我国金融体系存在三个层次的七大金融结构性矛盾
这意味着，不同地区相同的产业在前述五类产业中的归类，以及具体的转型升级方向、因势利导作用需求和方式可能差别极大。例如，同样是纺织服装行业，在东部沿海的发达地区则是转进型产业，而在西部内陆人口多的欠发达地区则是追赶型产业。弯道超车的独角兽企业也大多分布在北上广深以及一些省会城市，因为这些地区的人力资本相当充足。
但为什么大家还普遍感觉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不强，至少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我们认为主要是因为结构性矛盾。例如，还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金融发展指数，以“通过个人和企业获取金融服务的可能性衡量”的金融可及性太差了。2008—2017年中国金融机构的可及性指数平均值只有0.2707，远低于韩国同期的平均值0.6987，也低于1980—1988年韩国的平均值0.3753；2008—2017年中国金融市场的可及性指数平均值为0.2778，远低于韩国同期的平均值0.7557，只与1980—1988年韩国的平均值0.2003相当。利用中国投入产出表对各行业的金融直接消耗系数的测算可知，金融和地产行业是金融高消耗行业，如果金融脱实向虚，金融资源就只在金融行业内部空转以及被与其密切相关的房地产行业挤占，难以流入制造业和创新创业等实体经济以及农业和民生等薄弱环节。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机构发表的2019年全球创新指数，世界最大的科学技术集群数目，中国位居全球第二（18个），仅次于美国（26个），其中中国的深圳-香港集群位居全球科学技术集群第二，仅次于日本的东京-横滨集群，中国的北京集群位居全球第四，仅次于韩国首尔，高于美国圣何塞-旧金山集群。
如果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标准，不能说中国金融体系没有效率——恰恰相反，这种传统金融发展理论视角下的“通过金融机构的赢利能力和资本市场的流动性来测定”的金融效率“太高”了。例如，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金融发展指数，2008—2017年中国金融机构效率指数平均值高达0.8675，高于同期韩国金融机构效率指数平均值0.8056；2008—2017年中国金融市场效率指数平均值高达1，等于同期韩国金融市场效率指数平均值，但远高于与中国处于类似发展阶段时期的韩国，如1980—1988年韩国金融市场效率指数平均值为0.6974。
虽然目前中国整体的第三产业占比超过了一半，但是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和制造业依然是一些地区的主导产业。因此，中国各地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路径，以及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表现形式千差万别，各地需要采取因地制宜的产业政策。
我国的金融业伴随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现阶段我国的金融发展有供给错配之虑和脱实向虚之忧。例如，我国2018年年末金融业总资产达268.24万亿元，金融业增加值达6.91万亿元，其占GDP比重达7.68%，高出2008年1.94个百分点。2018年的GDP是2008年的2.82倍，但金融业增加值是2008年的3.77倍。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甚至超过了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标准，2016年中国的金融发展指数为0.6513，处于第33位，远高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位次（2015年中国的人均GDP在统计的232个国家中居于第81位）。
因此，各地应该结合自身禀赋结构特征因地制宜地采取因势利导的金融创新，以更精准地满足本地实际的金融需求，而不是采取“一刀切”的做法来落实国家的金融规划与金融政策或模仿其他地区的金融创新，更不可“追风赶潮”。
对于国防安全跟战略型新兴产业，由于还不具备比较优势，研发需要政府的资金支持，资金支持的方式主要是财政直接补贴，国家可以设立基金补贴研发或国家通过财政进行采购，通过政策性金融提供金融支持。例如，2017年，政策性银行包括国家开发银行，其总资产占银行业总资产比重已经达到9.38%，是不小的数目了。因此，除了战略型产业需要政策性金融支持，其余四类产业均需市场化。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要强调，金融要更加注意尊重市场规律、坚持精准支持。
例如，北京目前人均GDP水平在全国省级区域中是最高的，产业结构水平也最高，第三产业比重超过80%，而且是首都，因此北京市金融“十三五”规划提出要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在吸引聚集国际金融组织、巩固提升总部金融机构的同时，壮大发展地方金融机构。事实上，金融产业目前已经是北京的第一大产业了，2018年金融业增加值高达5084.6亿元，占GDP的16.8%，远高于第二大产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3859亿元。
对必须以自主研发为主要创新方式的领先型、弯道超车型产业来说，资金的来源也不尽相同。领先型产业的企业通常相当成熟，资金需求主要通过自有资金或股票市场满足。对转进型企业来说，创新方式一般为开发新产品或者进行渠道管理、质量管理，资金需求主要由银行支持。弯道超车型产业，需要自主创新，此类产业的金融支持将更多依靠天使资本、风险资本等能够分散风险的方式，等技术、产品成熟后，则可通过上市来解决大规模生产的资金需求并给天使资本和风险资本退出的渠道，或被对此新技术、新产品感兴趣的大公司收购。
在全国各省中，只有与北京人均GDP水平相当、产业结构水平相当、第三产业比重达到70%、同样为全球金融中心的上海，其金融业发展水平略高于北京，2018年金融业增加值高达5781.63亿元，占GDP的17.64%。北京和上海的金融发展可谓一马当先，其他省市难以望其项背，也无法效仿。
追赶型产业的创新方式是以引进、模仿、改进为主，银行贷款或发债是其主要的融资来源。如是大企业，追赶时首先由银行来支持，通过并购等手段引进学习已有成熟技术。如是小企业，一些中小银行即可满足。
整体上，中国各地随着经济发展，金融发展水平也得到提高。然而，一些处于类似发展阶段的省市的金融发展差异依然很大。例如，重庆市和吉林省在2010—2017年的人均GDP相当，但是重庆的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8.24%，高出吉林省5个百分点；海南省和湖南省2010—2017年的人均GDP也相当，但海南省的金融业占GDP的比重达5.61%，高出湖南省2.2个百分点。另外，一些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省市，金融发展水平相对更高。例如，2010—2017年间，浙江省的人均GDP是重庆市的1.56倍，但是重庆市的金融业占GDP的比重却是浙江省的1.11倍。这一方面反映出一些地方金融相对滞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一些地区金融过度发展。因此，各地不应该追求金融业的绝对发展，应以实体经济的金融需求为准，否则容易造成金融抑制或者金融泡沫。各地最优的金融结构安排，必须与特定发展阶段的要素禀赋结构及其内生决定的产业结构相适应。[16]因此，前述三个层次的七个金融结构矛盾在一些地区依然存在，甚至更加严重。
上述各种类型产业的创新方式又各不相同。相应地，所需的各种产业政策与因势利导方式也各不相同，这也是习近平强调的产业政策要准。对应地，所需的金融支持也各不相同，要更加注意尊重金融市场规律，这也是习近平强调的金融精准支持。
因地制宜地落实国家制定的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大政方针
我国作为收入水平中等偏上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既存在远离世界前沿的追赶型产业，也存在处于世界前沿的领先型产业，还有迅速接近世界前沿的弯道超车型产业，以及逐渐失去比较优势的转进型产业，并且也必须发展虽然目前不具备比较优势但对国防与经济安全重要的战略型产业。追赶型产业在现阶段还是占主导地位的。例如，2018年中国的人均GDP虽然达到9750美元，但是依然只有美国的15%、英国的22%、德国的20%、法国的23%、意大利的28%、加拿大的20%、日本的23%。这种人均GDP的差距反映的是劳动生产率水平的差距，代表中国现有产业的技术和附加值水平，比发达国家同类产业的水平低，处于追赶阶段。又比如，以弯道超车型的独角兽企业为例，有调查报告显示，2018年虽然从数目上看，中国是美国的1.4倍，从估值上看，中国是美国的1.7倍，但估值也不到9600亿美元。
我们依然可以采取新结构金融学的基本思路，以及五类产业因势利导的操作方式来因地制宜地落实国家制定的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大政方针。
我们认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特色”最关键之处，体现在我国作为发展经济体的发展阶段由禀赋结构内生决定的产业结构对金融结构的需求特色，以及我国作为转型经济体也必然存在的金融结构扭曲与短板的改革特色。因此，我国金融创新的内涵也应该体现在需求特色和改革特色上，从需求特色来讲就是金融精准支持的金融产品创新，从改革特色来讲就是金融结构改革的制度创新。从这个角度而非发达国家的金融创新标准来讲，中国现阶段的金融创新有其独特之处，也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促进高质量发展。
例如，全国首个支持产业转型升级的国家级金融改革试验区——江苏泰州金融改革试点就按此思路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指导意见》（国发〔2014〕26号）、《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制造2025〉的通知》（国发〔2015〕28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3〕67号）等文件要求和国务院有关会议精神，2016年经国务院同意，中国人民银行联合有关部门印发《江苏省泰州市建设金融支持产业转型升级改革创新试验区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以金融支持产业转型升级和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为主线，通过局部地区先行先试，深化金融体制机制改革，构建新兴领域融资培育机制，优化产业融资结构，持续加强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探索金融支持经济结构优化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有效途径。
习近平在2019年2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立足中国实际，走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强化金融服务功能，找准金融服务重点，以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人民生活为本。要以金融体系结构调整优化为重点，优化融资结构和金融机构体系、市场体系、产品体系，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金融服务。推动金融服务结构和质量来一个转变。要更加注意尊重市场规律、坚持精准支持。[3]
《方案》的主要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高质量发展要以人为本，最主要是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如何才能够满足这个需要？总体而言，是要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则必须克服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克服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的主要举措。解决不平衡问题的主要方式是深化改革，补短板则需要进一步发展。发展的过程应该按照五大发展理念来推进。创新是手段，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是目标。那么，究竟如何创新，以及创新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产业政策？我们首先在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分析这一基础问题，然后在此基础上分析制约高质量发展的金融结构性矛盾和短板，并提出化解这些矛盾和补短板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举措，以及在尊重金融市场规律基础上的金融精准支持。金融结构改革和金融精准支持是两个关键点。
一是加强机构建设，构建与产业转型升级相匹配的多元化金融组织体系，包括完善银行业组织体系、增强证券业和保险业实力、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
金融创新如何推动高质量发展[2]
二是加快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满足产业转型升级的多元化金融需求，包括促进现代农业建设、推动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支持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支持现代服务业做大做强、加快产能富余行业企业去产能。
这些结论支持了中国2003年以来四大国有银行实施股份制改革，减少其国有特性的做法。这种改革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银行业资金的配置效率。论文的实证结果也意味着中国当前的银行业改革很有必要改变银行规模过大、过度集中的特征，应落实第三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支持地区性中小银行的发展。目前，这个方向是明确的，但是步伐非常小。实际上，有必要加快地区性中小银行的发展，以便更好地服务于现在产业比重较高、劳动相对密集、规模相对小且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
三是积极拓宽直接融资渠道，充分发挥金融市场助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作用，包括支持企业上市融资、加快发展债务融资工具、积极推进资产证券化。
论文在计算资本劳动比时用了三套数据。一个是官方的数据，即28个产业官方的数据，一个是美国NBER-CES制造业数据，一个是我们的合作者伍晓鹰估算的数据。这三套数据其实反映的基本还是相同的事实：控制了银行业所有制结构效应后，中小银行市场份额更高的省份，劳动密集度高的行业发展速度更快，支持了新结构经济学所倡导的观点，金融结构应该与实体结构相适应，这样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发展。所有制假说也得到了支持，即控制银行业规模结构效应后，非国有银行市场份额更高的省份，非国有企业比重更高的行业的增长速度也会更快。
四是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保障水平，包括培育和推动征信市场规范发展、加强智慧金融建设、完善综合性金融服务。
以大银行为主的金融结构导致的扭曲，其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原因到底是结构问题还是所有制问题，我们必须以实证的方式把它区分开来。上述论文做了一个实证分析，看1999年到2007年这几年中30个省份28个产业的增长率，并看其是劳动密集型还是资本密集型产业。文中的一个变量是和每个省份的非四大国有银行的交叉项，即中小银行的分量对其产业发展的影响。另一个重要变量是非国有企业和非国有银行的交叉项。总体而言，得出结论为，从规模观来看，中小银行越多，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越快；而从所有制观来看，非国有银行比重越大，非国有企业发展越快。这是两个竞争性的假说。
五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营造良好金融生态环境，包括稳妥有序推进“去杠杆”、建立高效的金融风险预警和处置机制、深化金融生态县创建工作。
新古典经济学的解释认为，中国的金融结构中一个最大的问题是银行，是以大银行为主，而且是国有的，它们有自己的偏好，主要服务于国有大企业。
又比如，另一个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综合改革试验区——泉州国家级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虽然目前的发展阶段与泰州相当，但是具体的主导产业结构不同，因此具体的最优金融结构也应该有所不同。[17]例如，泉州2018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为3911.97亿元，其中传统产业、重化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三大板块分别占67%、28.5%、4.5%，而且纺织服装和鞋业这一类传统产业就占三分之一，生物医药和新一代信息技术业只占0.32%和2.3%。相对而言，泰州的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高端装备制造及高技术船舶、节能与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化工及新材料五大主导产业则是工业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泉州的纺织服装和鞋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重化产业是产能富余型产业，都是前述五类产业中典型的转进型产业，而生物医药、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与装备制造则不同，是追赶型产业与战略新兴产业。
是什么导致中国金融业配置的扭曲？目前有两种看法。从新结构经济学角度来看，是结构的扭曲导致的。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到2002年是一个低收入国家，经济中主要的生产活动是以小农户为主的农业，以及以微型、小型、中型企业为主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即使到今天，80%的企业还是中小微企业和农户，50%以上的GDP还是由这些微型、小型、中型企业创造的。但是，在大银行加上股票市场为主的金融结构当中，这些主体是得不到金融服务的，必然产生融资难、融资贵的难题。这是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规模结构观来看的。
因此，二者主要的金融需求会有较大的差别，适宜的金融结构也会有所不同。按照前面的讨论，转进型产业的融资需求，银行的间接融资即可满足。泰州和泉州的这种产业结构差异在贷款结构上也能够有所反映。例如，泰州2018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为6119.38亿元，与泉州的6867.04亿元在体量上相当，但是泰州的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只有4784.04亿元，远低于泉州（6393.05亿元），并且泰州的中长期贷款余额是短期贷款余额的1.5倍。
孙希芳、伍晓鹰和笔者合著的《银行结构和产业增长：来自中国的实证研究》一文是最优金融结构理论的一个应用，以实证分析方式研究中国的银行结构和产业发展的关系。中国银行体系非常庞大，但从现有实证研究来看，金融业的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没有显著的正相关性，甚至近年金融业的发展和实体经济产生了负的相关性。这意味着中国金融体系当中信贷配置存在扭曲，导致金融资源没有办法配置到经济中最有效率的部门，才会产生金融业发展程度很高，但越发展对实体经济的贡献越不显著的现象。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认为，通过金融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时避免金融脱实向虚、适时化解金融结构性矛盾、适时注意尊重市场规律并坚持精准支持，各地要因地制宜地予以落实而非追风赶潮。
最优金融结构要随着经济发展来演进，才能真正服务于实体经济。
各级政府不但在实施产业政策时要遵循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基本原则，在实施金融政策时也要遵循此原则，做到“市场有效以政府有为为前提，政府有为以市场有效为依归”。
在这种金融制度的赶超之下，结果可想而知，金融没有办法服务于实体经济。
总之，如习近平在2017年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所强调的，做好金融工作要把握好以下重要原则：
经济落后的国家，应该防止在金融发展过程中，直接以发达国家的金融结构作为自己的金融结构。世界银行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这一点上曾经犯了很大错误。20世纪80年代，“华盛顿共识”改革以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发展中国家推动的是全国统一的大银行。它们认为原来那些地区性的、比较传统的金融结构是落伍的，应该取消，在发展中国家普遍推动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发展。但是，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活动主要在传统农业，还是以微型、小型的企业为主。
第一，回归本源，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金融要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提升服务效率和水平，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金融需求。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不同发展阶段，由于要素结构不一样，产业技术的风险特性不一样，金融需求的特性就不一样，金融服务的特性也很不一样。早期应该以地区性中小银行为主，随着经济发展，在此基础之上不断往大银行、股票市场等直接融资的方式发展。
第二，优化结构，完善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产品体系。要坚持质量优先，引导金融业发展同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促进融资便利化、降低实体经济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保障风险可控。
早期金融结构应以地区性中小银行为主
第三，强化监管，提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要以强化金融监管为重点，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为底线，加快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完善金融机构法人治理结构，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建设，加强功能监管，更加重视行为监管。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完善市场约束机制，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最后，最优金融结果是动态变化的，不管从什么产业、什么法律系统开始，早期通常都资本需求小、风险小，因为早期都是以成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本积累，产业升级，越来越往国际前沿靠，资本需求越来越大，同时产品、技术的风险也越来越高，金融安排就必须与之相适应。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让中国强大起来，并且满足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必须进行各种方式的创新。在创新过程中，必须根据不同类型产业的特性采取不同方式。金融要服务实体经济，也必须根据不同产业的发展情况和创新方式，以合适的金融安排予以支持。在创新过程中，还要关注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样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
在发达国家，因为需要的资本非常多，风险大，所以比较合适的金融安排是大银行或发行股票、债券直接融资。这一方面有利于动员资本，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管控风险。
与此同时，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有效化解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金融结构性矛盾，在经济和金融领域都需要利用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辩证关系。若能如此，我们一定可以在2035年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2050年把中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根据这样的思路，发展中国家最合适的金融安排是地区性的中小银行，因为银行家跟企业家在同一个经济体里面，经常会有交集，对当地的产业和企业家都比较了解。
[1] 本文根据作者2018年7月在清华大学“孙冶方金融创新奖”颁奖大会上的发言整理，有删节。
当然还有企业家有没有能力、可不可靠的风险。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所在的产业不一样。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产业，融入的技术一般是成熟的技术，生产的产品一般是成熟产品，那企业的风险主要在于企业家有没有经营能力，可不可靠。发达的国家的产业技术在世界最前沿，虽然也有企业家能力、信用等风险，但它在发展过程当中，必须不断自己发明新产品、新技术，所以主要有技术创新的风险、产品的风险。
[2] 本文为《2019·径山报告》分报告内容摘要，作者为林毅夫、付才辉、任晓猛。《2019·径山报告》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主办、浙商银行独家支持，主题聚焦“金融创新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
从企业的风险特性来看，企业生产的产品需不需要创新和新技术，面临的风险不同，因为创新风险很高，不知道能不能发明成功。如果要自己发明并设计出新产品，设计时有风险，设计出来之后市场不接受也是一个风险。
[3] 新华网，2019年2月23日，http://www.xinhuanet.com/2019-02/23/c_1124153936.htm。
如果要直接发债或上市，初期发债时要请投行做各种发行之前的工作，有固定费用，成本相当高，上市以后的信息披露也有一定的成本。那对于小企业来说，在金融市场融资的时候，由于它的规模特性，这些成本会让它处于不利地位。
[4] 徐忠，《新时代背景下中国金融体系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经济研究》，2018年第7期。
不同发展程度的企业，信息的透明度也不一样。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企业规模小的时候，其会计、审计、成本这些信息不太透明；规模大了之后，这些就会有很多记录，很容易被披露，信息的透明度就高。
[5] 林毅夫、孙希芳、姜烨，《经济发展中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初探》，《经济研究》，2009年第8期。Justin Yifu Lin,Xifang Sun and Ye Jiang,“Endowment,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Appropriate Financial Structure:A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Perspective”,Journal of Economic Policy Reform,2013,16(2):1-14.
这种不同发展阶段的产业特征会影响企业的规模，进而对金融带来不少影响。金融交易当中存在一定的规模经济，不管是跟银行借钱还是股票上市，借100万元跟借1000万元的交易费用差不多，再比如企业上市，融资1亿元跟融资10亿元，其实交易费用也差不多。
[6] Asli Demirgüç-Kunt,Erik Feyen,and Ross Levine,“The Evolving Importance of Banks and Securities Markets”,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2013,27(3):476-490.
那么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它强调实体的经济活动的特性，这个特性取决于企业对金融服务的需求的特征。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最优的产业结构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发展早期，资本一定是相对短缺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一定是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在国际分工当中一般是比较传统的、成熟的，这种产业的资本需求规模不大，规模效应小。反过来，发达国家的产业通常是在资本、技术很密集的产业，资本需求规模很大。
[7] 文一，《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
但是在目前的金融研究当中，这些事实特征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前面这两类文献基本上都是从金融的供给侧来考虑这个问题，基本上没有看不同发展程度国家实体经济需求侧的特征是怎么样的。这是目前我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研究在金融上的一个很大的弊端。
[8] 张一林、林毅夫、龚强，《企业规模、银行规模与最优银行业结构》，《管理世界》，2019年第3期。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一个最主要的观察是，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越高，其金融体系中的金融市场就越活跃，金融市场的重要性就越来越高，任何国家都是这样。同时我们也发现一个事实，小企业从大银行获得金融服务非常困难，也不可能在金融市场上融资，而且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小企业的比重和重要性不一样。收入水平低的国家，小企业越多，对创造就业、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越高。
[9] Justin Y.Lin，Xifang Sun,Harry X.Wu,“Banking structure and industrial growth:Evidence from China”,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2015,58:131–143.
现有文献中，研究不同金融安排对经济发展的贡献，通常从金融安排本身的特性入手，比如有人强调以银行为主发展金融，因银行在信息披露和信息处理上有优势；有人主张用金融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来发展金融，因金融市场在分散风险、风险管控上有优势，又可克服银行信用可能存在的道德风险。也有一些文献认为，重要的是金融深化，是银行主导还是金融市场主导无关紧要。另外还有一些文献从银行业内部结构状况考虑，分析其是相对集中还是相对分散，得出结论为相对分散有利于竞争，在此基础上，有文献认为银行集中度较低，有利于新的企业创立和经济增长，有文献则认为较高的银行集中度有利于经济发展。
[10] 黄益平，《对小微信贷政策效果应做独立评估》，《清华金融评论》，2019年第7期。
这种功能的发挥，决定不同发展阶段实体经济的特性，也决定各种金融安排本身的特性。有些金融安排就比较容易分散风险，有些就不容易分散风险，但是在实体经济上面，有些风险就比较小，有些风险就比较大，那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什么是最好的金融结构呢？如果金融结构服务于实体经济，就必须跟实体经济的结构特性相符合，这样才能够比较好地发挥它动员资本、配置资本跟分散风险的基本功能，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
[11] 刘畅、刘冲、马光荣，《中小金融机构与中小企业贷款》，《经济研究》，2017年第8期。
从新结构金融学的角度来看，金融的目的是服务实体经济，主要功能在于动员资本、配置资本、风险管理或者分散风险。
[12] 黄阳华、罗仲伟，《我国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转型升级融资支持研究——最优金融结构的视角》，《经济管理》，2014年第11期。
但是，新结构经济学会更关注金融结构，也就是金融体系内部各种不同的制度安排，比如说银行、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的大银行与小银行的比例是什么样的，它们的重要性如何？
[13] Lin,Justin Yifu and Wang,Yan,“The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Patient Capital’ as a Comparative Advantage”,Journal of Infrastructure,Policy and Development,2017,1(1):4-23.
金融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什么？现在新工业经济学在研究金融学的时候，一般认为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主要是金融发展水平、金融深化程度，金融结构不重要。
[14] 刘红忠、史霜霜，《地方政府干预及其融资平台的期限错配》，《世界经济文汇》，2017年第4期。
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金融结构不同
[15] 李海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场关键的硬仗》，第一财经，2019年5月15日。
新结构经济学的一个核心假说是，一个经济体在每个时点上的产业、技术，以及“硬”的基础设施和各种“软”的制度安排是内生的。内生于每个经济体在那个时点上的禀赋包含很多东西，比如资本、劳动、自然资源、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或者是一个经济体所在的地理位置，以及一些现有的软的制度安排，包括金融制度、法律制度等。所以，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最合适的金融结构是不一样的。
[16] 杨子荣、张鹏杨，《金融结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新结构金融学视角的实证检验》，《经济学》（季刊），2018年第17卷第2期。
新结构经济学与最优金融结构理论[1]
[17] 吴争程、陈金龙、许伟灿，《新结构经济学视阈下泉州金融改革与产业升级研究》，《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