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结构经济学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和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一个结合点，并将推动现代经济学的一场结构革命。因为当前的新古典经济学或主流经济学基本上都是基于发达国家的现象去做研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具有先天差异，用来自发达国家的理论指导发展中国家的实践，必然出现南橘北枳的问题。
经济学需要一场结构革命
与之不同，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禀赋结构不同，合适的产业、技术、基础设施、制度安排等结构也不一样。用个具体形象的比喻，现代主流经济学以发达国家的结构为唯一结构，是一个二维的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则认为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有不同的结构，是一个三维的经济学。
新结构经济学秉承了唯物辩证法以每一个时期给定、随着时间可以变化的要素禀赋这一物质存在作为分析经济结构的切入点和出发点，来研究经济发展结构变迁的规律。历史唯物主义主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包括生产力水平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在现代经济当中，生产力水平由产业决定，资本密集的产业的生产力水平当然高，传统的劳动密集型或者自然资源密集型产业的生产力水平就低。选择什么样的产业由要素禀赋决定，要素禀赋结构是一个物质存在，决定了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也就决定了生产力水平，以及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工资水平和劳资关系。不同产业的规模、风险特性不同，合适的基础设施和上层制度安排不一样，上层制度安排合适与否也会反过来决定生产力水平的发挥和演进。可以说，新结构经济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现代经济学的运用，同时也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式。
根据上述认识，新结构发展经济学探讨的是从低生产力水平的结构往高生产力水平结构变化背后的道理。
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方式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也一脉相承。
新结构转型经济学研究的是有扭曲的结构变成没有扭曲的结构这一过程。它和主流的转型经济学不同的地方在于，一般转型经济学以发达国家的制度安排作为转型目标，新结构经济学认为转型应以和现阶段的产业技术结构相适应的制度安排为目标。
新结构经济学的“新”及其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另外，在研究经济运行的现代经济学的各个子领域，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也会有许多新的认识。例如，到底要不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按照凯恩斯主义的理论，经济下滑时应该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但芝加哥大学的理性预期学派反对，理由是经济下滑时，政府加大投资会增加政府负债，将来政府要还钱只能靠增加收税。人是理性的，即使现在有就业、有收入，预期将来要加税，会先增加储蓄，压低消费，使总需求减少。如此一来，即便政府加大投资需求保住了就业，但居民的消费下降，总需求不增加，也就走不出通货紧缩，反而使政府的财政赤字不断增加。这一流派的主张与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如出一辙。
其实，新结构经济学提出的按照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就是药方。因为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建议，经济发展成功有两个制度前提，一个是有效的市场，一个是有为的政府。这就是增长委员会总结出来的第四项和第五项特征。其余三项则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结果，因为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必然是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多生产并出口，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不生产或少生产并进口，所以会形成一个开放经济。同时，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企业有自生能力，整个经济有竞争力，宏观上自然比较稳定。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前面已经讨论过了，会有最大的剩余，投资回报率也会最高，自然会有高储蓄和高投资回报率。因此，新结构经济学的发展思路，与二战以后成功经济体背后的追赶之路完全吻合。
但发展中国家能不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发达国家面临的情形是不是相同？当然不是。积极财政政策投资大部分用于修建基础设施。在发达国家，搞基础设施建设有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挖个洞，补个洞”，因为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已经相对齐全，只是比较老旧。但发展中国家到处都是基础设施的短缺，一旦经济下滑，政府加大基础设施的投资，效果会很好，因为不仅能创造就业，消除基础设施的瓶颈，等到经济恢复，还有利于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提高整体经济的效率，进而提升经济增长率。经济增长率提高，政府的税收自然就增加，可以偿还当初加大投资增加的债务，而不必提升税率。
这个报告引起很多关注，迈克尔·斯宾塞也被非洲、亚洲等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邀请做报告、提供咨询。这些领导人问他，根据这项研究，到底有没有一个药方，照做就能成功。迈克尔·斯宾塞回答说，这五个成功的特征只是药材，但没有药方。我们知道，单有药材，没有药方，并不能治病，药量不对，补药可能变成毒药。
如此看来，同样是积极的财政政策，放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就大不相同。因此，发达国家不适用的积极财政政策，发展中国家不能盲目地跟着反对。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主持的世界银行增长委员会研究二战后的200多个经济体中有13个成功的发展中经济体，这些经济体都实现了平均每年7%或更快的发展，并且维持25年及以上。这13个经济体有五个共同特征：第一是开放经济，第二是宏观相对稳定，第三是高储蓄、高投资，第四是市场经济，第五是都有一个积极有为的政府。
因此，我们不能再盲目信奉源自发达国家的现代经济学，许多经济问题看起来相同，但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经济结构有着深刻的不同，经济发展、转型和运行也都有各自的特色，不可简单套用来自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
理论只是一套逻辑，是否可接受还要能经得起真实世界经验的检验。
这正是我所讲的现代经济学的结构革命，就是强调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在结构上有差异，这种差异并不是随机的，而是由其物质基础决定的，是内生的。这实际上是现代新古典经济学的一场结构革命。而且主流经济学，不管是宏观经济学、财政经济学，还是货币理论、金融理论、空间理论等，都要进行一场结构革命。对于经济学的研究，这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
市场很重要，但只有市场是不是足够？政府要不要发挥作用？我们知道，经济发展不是资源的静态配置，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资本会积累得很快，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也都会变化很快，要不断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往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在升级过程中，既必须要有愿意冒风险的企业家，也必须有政府能给他提供激励补偿，以及新产业所需要的硬的配套基础设施，以及金融、人力资本、法律等各种软性制度安排根据新产业的需要不断完善，这些都不是企业家能做的。否则，即便有企业家愿意冒风险，主动进行产业升级，要素成本优势也会因为交易成本太高而无法变成竞争优势。所以，创新企业家的成功还必须有一个因势利导的有为政府。
到目前为止，发展中国家普遍还都有“西天取经”的心态，认为发达国家那么发达，一定有道理，既然它们的理论不断引导了成功，也能指导我们的发展。但是很可惜，我还没有看到一个发展中国家按照发达国家的理论来制定政策能取得成功，这些理论用来批评发展中国家存在的问题倒是特别有说服力。但是，如果按照发达国家的理论去做，却没有认识到问题的本质，没有抓住问题背后真正的原因，没有了解到经济结构的内生性、扭曲的内生性，往往会好心办坏事。过去如此，今天也如此。新结构经济学的这场现代经济学的革命，有可能让我们在发展中国家学习经济学时能够实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这两个目标的统一。
企业家的目的是追求利润，要想让企业家追求利润时的选择与整个社会的最佳选择一致，就要有一套能反映要素相对稀缺性的价格体系。举例来讲，当资本相对少的时候，资本就很贵；劳动力或者资源相对多的时候，劳动力、资源的价格就相对低。企业家为了利润最大化就会选择进入多用廉价劳动和资源、少用昂贵的资本的产业，并采用能用廉价的劳动力或资源来替代昂贵的资本的技术来生产。如果有这样的相对价格体系，当资本变得相对丰富、相对便宜，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变得相对短缺、相对昂贵，企业家也就同样会选择进入资本相对密集的产业，用资本相对密集的技术来生产。只有在竞争的市场中，要素的相对价格才能反映各种要素的相对稀缺性，因此，要想让企业家自发按照要素禀赋结构的比较优势来发展产业、选择技术，就必须有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
创新、知识产权保护与经济发展[2]
按照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来发展，这是经济学家的语言，怎么让企业家能够自发地遵循新结构经济学的思路来做产业和技术选择呢？这就必须有一个制度安排。
经济发展从表面上看是收入水平不断提高，而收入水平要提高，基础是劳动生产力水平必须不断提升。提升劳动生产力水平主要有两个方式：一个是现有产业的技术必须越来越好，每个劳动者能够生产越来越多质量越来越好的产品；二是必须有新的附加价值更加高的产业不断涌现，可以把劳动力、资本、土地等要素从附加价值比较低的产业转移到附加价值比较高的产业。不管是现有的产业技术越来越好，还是附加值越来越高的产业不断涌现，本身都是创新。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时，把创新排在第一位。
有效的市场与有为的政府
对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国内外学界应该有一个共识。但是，发展中国家虽然知道创新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经济发展的绩效却普遍不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到现在只有两个经济体从低收入水平发展成为高收入水平，一个是中国的台湾，一个是韩国。中国大陆很可能到2025年左右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从低收入水平进入高收入水平的第三个经济体。在1960年的时候，世界上有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到2008年，我到世界银行当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时候只有13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变成高收入。这13个经济体当中有8个是西欧周边的欧洲国家，像希腊、西班牙、葡萄牙，跟西欧的发达国家本来差距就很小，或者是石油生产国，剩下的5个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
发展中国家按照比较优势发展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产业和技术的升级可以通过引进来实现，使创新成本和风险相对更低。毕竟，发达国家的产业和技术在世界最前沿，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都必须靠自主发明，发展中国家如果能借力引进，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成本和风险会比发达国家小，相同的周期内就可以比发达国家走得更快，从而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追赶。
从这些统计数字我们可以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即使知道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关键，也身陷低收入或者中等收入陷阱。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这是新结构经济学的切入点。在此分析，一个国家要发展，实现民富国强，就要提升产业结构、技术结构，但是要想提升产业和技术结构，必须先改变要素禀赋结构，而最好的改变之策就是在每个时点上都根据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和技术，这是发展经济最好的方式。这样做，要素生产成本会最低，如果有合适的软硬基础设施配套，市场交易成本也会最低，就会有最大的竞争力。有最大的竞争力就能够抢占最大的市场，创造最大的剩余。资本来自剩余积累，有最大的剩余就能有更多的资本积累，而且，按照比较优势进行投资，资本的回报率也会最高，资本积累的意愿也会最大，因此资本禀赋可以增加最快，这将逐渐让资本从相对短缺变成相对丰富的状态。
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创新，这同样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我们也观察到，发达国家很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发展中国家一般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太上心。为什么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态度会不一样？这也是我们需要探索的问题。
同样的道理，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不断改变的同时，还必须相应地完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配套，从而降低交易成本，使要素成本优势最终变成总成本优势，形成国际竞争力。
我想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解释这两个现象，并且说明中国必须非常重视知识产权保护，才能实现高质量增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发展经济学要研究和解决的本质问题就是如何能使一国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增加财富，从而实现民富国强。对此，新结构经济学的逻辑很清楚：要提高收入水平，必须提高产业技术水平，产业技术水平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因此，要想从生产率水平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者资源密集型产业进入收入和技术水平更高的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业，前提条件是改变要素禀赋，要从资源或劳动力比较多、资本相对短缺的状态，变成资本比较多、劳动力或资源比较少的禀赋状态。如此才能改变比较优势，进而改变产业结构，提升收入水平。
创新需与比较优势相结合才能推动可持续的发展
新结构经济学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微观基础——企业自生能力。什么样的企业才有自生能力？一个有正常管理的企业，如果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不需要政府的保护补贴，就能获得社会能接受的利润率，就是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如果企业管理没有问题，那么在什么条件下才有自生能力？前提是所在的产业符合本国的比较优势，并且有合适的软硬基础设施的配套。相反，违反比较优势的企业就不会有自生能力，因为要素成本太高，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就比不过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和企业，也就不能获得社会可以接受的利润率。
第一点，创新很重要，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创新的方式必须与不同发展阶段的产业和技术的比较优势相结合，才能够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发达国家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短缺、收入水平高，这样的结构决定了它们发展资本和技术高度密集的现代产业有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因为收入水平低，资本短缺，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一般都是劳动力或资源很密集的产业。
前面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功的发展中经济体非常少，但是有13个发展中经济体实现了每年增长率为7%或者更高、持续25年或更长时间的快速发展，它们有五个共同特征：第一，都是开放经济；第二，都实现了宏观稳定；第三，都有高储蓄、高投资；第四，都是市场经济或者转向市场经济；第五，都有积极有为的政府。发达国家过去一百多年以来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是3%~3.5%，如果一个发展中经济体能够以7%或更高，也就是发达国家的两倍甚至三倍的增速来发展，而且持续25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这个经济体就能够快速缩小和发达国家的差距。
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每个时点给定但随时间可以变化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和由其决定的比较优势不同，只有按照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才能有最低的要素生产成本，如果再有合适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与之配套，交易成本就会很低，因而能够把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其实这五个特征暗含了一剂药方，就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每个国家、每个地区、每个经济体必须按其发展阶段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发展产业。
新结构经济学在了解了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以后，采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现代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也即结构不断变迁的决定因素是什么，背后是什么在推动。按照现代经济学的命名方式，应该称之为结构经济学。因为根据现代经济学的命名规则，用新古典的研究方法研究农业，就称为农业经济学，研究金融就称为金融经济学，所以研究结构和结构变迁就应该叫结构经济学。不过，由于发展经济学的第一代是“结构主义”，为了区分，我称之为新结构经济学。这种命名方式也有先例，20世纪60年代，诺斯倡导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制度和制度变迁，本应叫制度经济学，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有一个制度学派，诺斯为了区分，称自己的研究为新制度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的“新”也是这个含义。
首先，在劳动力多、资本稀缺的时候，发展的产业应该是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技术应该是多用劳动力替代资本的技术。反过来讲，如果资本积累了，资本变得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短缺，到那时候有比较优势的是资本密集型产业，所用的技术就必须是用机器来替代人。这样的产业和技术才能使企业在市场上具有竞争力。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在资本相对短缺、劳动力相对丰富的经济中发展违反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就只能给予保护补贴，不让外国产品进来竞争，这个产业才能生存。同时，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得不到必要的资本也发展不起来，可以出口的东西就少。所以，根据比较优势发展的经济体，一定是出口多，进口也多，违反比较优势发展的经济体进口少，出口也少，故开放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结果。
遵循比较优势
其次，如果一个经济体的产业都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这个经济体各个产业的生产成本低，会有竞争力，自发的危机就会少，这个经济体自然会比较稳定。反之，如果违反比较优势而发展，生产成本高，各个产业没有竞争力，整个经济当然就不太稳定。
所以，收入水平不断提升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能够实现靠的是技术、产业、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等结构的不断变迁。那么，这些结构和其变迁又是什么因素决定的？
再次，如果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各个产业有竞争力，能创造利润，储蓄就多。而且，按照比较优势来投资产业、采用技术，回报率会高，自然也就会有高储蓄、高投资。
收入水平的快速增长是现代现象。现代经济增长突然加速，最主要的原因是18世纪中叶以后出现的工业革命、技术创新以及附加值更高的产业不断涌现，让劳动生产力水平快速提高。同时，伴随现代化技术和产业的涌现规模经济越来越大，电力、道路等基础设施的需求越来越多，金融投资和风险也越来越大，催生了现代金融、现代法律等等。所以，现代经济增长是一个结构不断变化的过程，这个结构既包括影响生产力水平的技术和产业结构，还有道路、电力、港口、通信等硬的基础设施和法律、金融等各种软的制度安排。
所以，开放、稳定以及高储蓄、高投资其实是按照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发展经济的结果。
我研究新结构经济学也是采用亚当·斯密的办法。对发展经济学而言，想研究的问题是怎么让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穷国怎么变成富国，富国怎么变得更富。
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是经济学家的语言，企业家关心的是利润，他们怎么会愿意遵循一个地方的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和技术呢？那就必须有一个制度安排。在这个制度安排当中，各种要素的相对价格能够反映这个经济体的各种要素的相对稀缺性。如果在资本相对短缺的时候，资本相对昂贵，劳动力相对便宜，企业家为了自己利润的最大化就会进入能够多用便宜劳动力少用资本的产业，那就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采用的技术就会多用廉价的劳动力替代昂贵的资本，这样的技术就是劳动密集型技术。反过来讲，如果资本变得相对丰富，劳动力变得相对稀缺，在这种状况下，资本是相对便宜的，劳动力是相对昂贵的，企业家为了自己的利润，就会进入能够多用资本而少用劳动力的产业，也就是资本相对密集的产业，并多用机器设备替代劳动力的资本密集型技术。
在亚当·斯密之后的很多理论创新都遵循了亚当·斯密的研究办法，即观察现象的本质，探索现象背后的决定因素，进而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解释，而不是套用前人的理论。
怎样才能形成这样的价格体系？到现在为止，我们知道只有一种制度安排，也就是竞争的市场，各种要素的价格才能反映各种要素的相对稀缺性。竞争的市场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的制度前提，然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也要发挥积极的作用。按照比较优势选择产业和技术能够使生产时的要素成本达到最低水平，但是产品要在国内外市场上有竞争力，则还需要有低的交易费用。交易费用的高低则取决于是否有完善的电力、交通等基础设施，是否有合适的金融安排支持企业的投资，是否有完善的法律来规范和执行企业间的合同等，这些影响交易费用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的完善只能靠政府来提供。同时，随着资本积累，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变化，必须有先行的企业根据比较优势的变化进入新的产业，采用新的技术，也就是进行创新。先行者要比后来者冒更大的风险和付出更高的成本，而不管成功和失败都会给后来者提供有用的信息，因此，政府需要给先行企业提供一定的激励。
亚当·斯密其实把他的研究方法作为书名《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采用的方法就是对“本质和原因”的研究。这本书出版于1776年，但他的研究大概始于1760年。当时工业革命还没发生，所以亚当·斯密的观察源于工业革命以前的经济社会，他观察和思考国民财富的本质是什么，决定一个国家贫富的原因是什么。但在他那个时代，工业革命才刚开始，他在原因的总结上自然忽视了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的重要性、决定性，只总结了地理大发现以后贸易带来的机会和影响。
一个经济体的创新，包括新技术和新产业，对经济发展很重要，创新必须结合比较优势，并在有为政府的因势利导下才能在市场中形成竞争优势。过去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失败，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了快速追赶发达国家，不顾要素禀赋结构的实际情况，拔苗助长去发展违背比较优势的产业。比如说在资本很短缺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发展大规模的钢铁产业、汽车产业等现代化的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这些产业看起来很先进，技术也很好，实际的结果是发展起来的产业没有竞争力，需要保护、补贴才能生存，前面所讲的这五个特征就不会存在。
回归亚当·斯密的研究方法
经济发展程度和知识产权保护
因此我们亟须反思：为什么发展经济学领域出了那么多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大师，但是发展中国家按照他们的理论去制定政策都基本上不成功？
知道了第一个道理以后，很容易就能理解为什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知识产权的态度不太一样。发达国家收入水平高代表所在的产业和所用的技术都在世界最前沿，如果要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必须自己发明新技术、新产业。发明的投入很大，失败风险非常高，等到这些新的技术和产业发明出来以后，别人学习的成本却非常低。因此，必须对处于世界技术和产业前沿的企业的创新活动成功以后给予专利保护，以作为激励，不然企业不愿意做技术创新，不愿意做产业升级。没有技术创新，没有产业升级，经济就不能发展。这也就是为什么发达国家都有比较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包括专利制度等。
因此，这些后发经济体的成功，以传统的结构主义和后来的新自由主义都无法很好地解释。理论是帮助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但到现在为止，用发展经济学理论指导的经济体都不成功，而成功的几个经济体执行的都不是这些理论所倡导的政策。
发展中国家如果要发展好，必须按照它的比较优势选择产业和技术，早期的比较优势通常都在于劳动力用得比较多、资本用得比较少的产业和技术，是工业革命以来已经比较成熟的产业。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由于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跟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代表产业技术的水平有很大的差距，在按比较优势发展经济时很多台阶要一步一步地爬，因为比较优势的提升是靠资本的积累逐步形成的。专利保护期最多为20年，很多发展中国家拥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技术跟世界前沿的差距绝大多数不止20年，既然这些技术已经没有专利保护了，那引进来用是不需要成本的，而且外国拥有这些技术的国家也不会要求使用这些技术的国家对其进行知识产权保护。
也有人认为，亚洲四小龙一开始就实行市场经济，中国、越南、柬埔寨等也是从计划经济往市场经济转型，因此，新自由主义似乎是对的、有效的。但同时中国和这些经济体的成功还有一个特性，就是这些经济体中的政府不是新自由主义所谓的“有限政府”，只管教育、健康和社会秩序。恰好相反，这些政府都积极有为，对经济有很多干预，更像是结构主义所倡导的政府。
一个国家只有产业和技术在世界最前沿的时候，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才需要自己发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产业和技术上有很大的差距，可以以引进技术作为创新的来源，不需要自己进行一次“原始创新”，而且前沿技术和产业所需要的资本密集度超过自己的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也不该在要素禀赋结构未具备条件的情况下贸然去和发达国家在前沿技术的创新上竞争，因此，发展中国家既然没有自己从事原始创新，也就不会有以知识产权保护来鼓励自己的原始创新的需求。由于没有知识产权保护的内外需求压力，发展中国家对知识产权保护也就不会太上心。
可如今看来，这几个从新自由主义理论的角度看来最糟糕的转型经济体，反而都取得了成功。
中国已经到了需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发展阶段
当时有一种观点认为，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像中国这种计划与市场并存的双轨制经济还不如原来的计划经济，是最糟糕的制度安排。理由是计划和市场同时存在，腐败空间大量扩张，政府干预经济、资源错误配置的可能性也会大大增加。
中国经济数十年高速增长的奇迹背后的原因之一就是，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以引进技术来加速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中国若要继续保持经济的快速发展，则必须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原因是什么？
其次是现在发展得比较好的中国、越南、柬埔寨等转型中国家，以及20世纪70年代初就开始转型的非洲国家毛里求斯。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采纳“休克疗法”时，这几个国家普遍采取了“双轨制渐进式改革”，一部分产业还是由政府控制，保留国有企业，一部分产业走向市场经济，放开市场，发展民营企业，市场与计划并存。
2018年，我国的人均GDP达到9750美元，是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很可能到2025年左右，中国的人均GDP会超过12700美元，成为高收入国家。
如果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主流理论结构主义来看，亚洲四小龙的政策大多是错误的，这些经济体并没有一开始就建设现代化的大产业，相反，都从传统的、劳动力密集的小规模制造业开始。它们也没有追寻结构主义的进口替代战略，而是出口导向。当时学界认为，这种发展模式怎么可能赶上发达国家？但事实证明，看似采取错误政策的这几个经济体，反而赶上了发达国家。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像中国这种发展程度的国家的产业可以分成五大类。第一大类是我们有，但比我们更发达的国家如德国、瑞士、日本也有，我们还在追赶的产业。第二类是已经在世界前沿的产业，像家电产业，我们有美的、格力、海尔，以及移动通信终端企业华为、小米的技术在世界上也是领先的。第三类，有些产业过去有比较优势，劳动力很密集，现在工资水平提高了，比较优势丧失了。第四类是弯道超车产业，这类产业技术研发的周期特别短，通常为12个月，顶多18个月就产生一代新产品。研发中最主要的投入是人力资本，我国是人口大国，人力资本很多，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如果需要硬件，我国有最完备的产业。在这种弯道超车产业上我国有比较优势，可以跟发达国家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第五类是国防安全与战略型产业，它的产品研发周期特别长，可能是10年、20年、30年，投入需要高人力资本，同样也需要有巨大金融资本的支持。这类产业我国尚不具有比较优势，但是，它跟国防和经济安全有关，没有比较优势也必须自己发展。
首先是20世纪50—6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即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到20世纪80年代，这四个新兴市场经济体已经成为新兴工业经济体，到如今则已经全部都是高收入经济体。
这五类产业的创新方式不同，第二类领先型、第四类弯道超车型、第五类国防安全与战略型产业的技术和产品我们都必须自己研发，因此，必须有和发达国家一样的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于第三类已经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当中有些企业可以升级到微笑曲线两端附加价值高的品牌、新产品设计，这些也需要知识产权保护。至于第一类追赶型产业，虽然还能以引进技术作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来源，不过我们现在要追赶的产业绝大多数已经是发达国家还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大多数技术还在知识产权保护期里，不支付专利费就不能引进。另外，我们也可以招商引资，让拥有这些技术的企业到中国来生产，但是，必须有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它们才会愿意来投资。江苏太仓就做得不错，设了一个中德工业园，有两三百家德国企业在园里设厂，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投资环境的重要内容。所以，不管是需要自主创新的产业，还是可以引进技术作为创新来源的产业，我国都已经到了需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以利于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发展阶段。
不过，二战以后，也有少数几个经济体经济发展得不错，但它们推行的政策从这些理论来看是离经叛道的。
总的来讲，创新必须跟一个经济体的比较优势相结合才能够成功。中国已经有不少产业处于世界技术前沿，即使有些产业不在世界技术前沿，也需要进行知识产权保护，这样我们才能实现习总书记所讲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
第二，反对政府针对新的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给予因势利导的支持，于是有些旧的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垮了，新的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不能出现，导致去工业化的情形出现。
“因势利导”与“反弹琵琶”并用，发挥成渝优势[3]
第一，没有认识到保护补贴也是内生的，违反比较优势，主张一步到位实现市场化、私有化、宏观稳定化。但是，首先，资本密集的产业雇了很多人，大都还在城市，如果一下子取消补贴，企业垮台会造成大量失业，造成社会政治不稳；其次，很多产业还涉及国防安全和国计民生，比如电力、通信，如果把保护补贴取消掉，不仅企业会垮台，国家也失去安全保障，经济社会难以持续运转。因此，即使私有化，企业要的保护补贴不仅去不掉，反而更多，效率更低，寻租腐败更严重。
新结构经济学是作为发展经济学和转型经济学而产生的，但当把结构的差异性与差异的内生性引入后，新结构经济学实际上是对现代经济学的一场结构革命，它涉及现代经济学的每个领域，包括本节讨论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相关的经济地理。
新自由主义或者说“华盛顿共识”有那么多知名经济学家支持，为什么也在现实中遭遇失败？原因有二。
从发展经济学来说，新结构经济学强调经济发展的本质是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靠的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来提升劳动生产力水平。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
新自由主义跟结构主义遭遇同样的命运：解释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头头是道，逻辑上滴水不漏，但是遵照执行的结果正好相反。
根据2016年发改委和住建部发布的《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涵盖的范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包括重庆的27个区县以及四川的15个市，总面积达18万平方公里，人口有9094万，是一个相当大的地区。成渝经济圈地处西部，从要素禀赋来看，有像成都那样非常适合农业发展的平原，所以过去是天府之国，还有很多山区，适合种经济作物，并有各种矿产资源和非常丰富的旅游资源。所以，从自然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来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有不少地方适合发展农业、经济作物、矿产资源产业和旅游业。
这一次照此执行的发展中国家都遭遇了经济崩溃、发展停滞、危机不断。数据表明，20世纪80—90年代，发展中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市场化改革相比20世纪60—70年代推行结构主义的进口替代战略时期，平均经济增长速度更慢，危机发生的频率更高。所以，有些经济学家把20世纪80—90年代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这20年，称为发展中国家“迷失的20年”。
要素禀赋除了土地、自然资源，还包含劳动力和资本。怎么了解成渝经济圈的劳动和资本要素的拥有量？一般来讲，最好的指标是人均GDP的水平。根据统计年鉴，2019年重庆人均GDP是75828元人民币，比全国70892元人民币高了6.9%，也就是说，重庆这27个区县的人均资本拥有量跟全国大约相等。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里也有更发达的地方，像成都，当然也包括重庆核心的市区。成都在2019年时人均GDP已经超过10万元人民币，比全国的平均水平高了40%，所以成都属于人均资本已经相对丰富的地区。四川整体在2019年的人均GDP则为55774元人民币，不到全国的80%。也就是说，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还有不少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资本比较短缺的地区，内部差异相当大。在资本比较丰富的地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会是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比较接近国际前沿。人均GDP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具有比较优势的是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产业，可以承接经济圈内部和全国其他地区劳动力比较密集产业的转移。
1992年，时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之后又担任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和美国财政部长的劳伦斯·萨默斯写了一篇文章，指出经济学界对发展中国家的转型出乎意料地有了一个共识，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要成功，必须用休克疗法将“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市场化、私有化、稳定化同时落实到位。
我想强调一下，新结构经济学中的“禀赋”是指一个决策者在做决策时给定的、不可变的、有影响、需要考虑的因素，所以，除了土地、劳动力和资本，还包括许多其他要素，比如说社会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资本等。从这种角度来看，成渝这个地方过去是三线建设的核心地区，在中央的支持下建立了很多属于赶超型的、资本非常密集的产业。这些中央支持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实际上给当地形成了人力资本、技术能力禀赋。这些赶超型的产业需要中央财政支持才能够生存，地方政府，不管是重庆市还是成都市，甚至包括四川省都很难用地方财政来支持，但是倒是可以采用“反弹琵琶”的方式促进地方发展。也就是说利用这些资本密集的赶超产业已经积累的技术能力、人力资本和产业链，下一个台阶去发展符合当地比较优势又能充分利用这些技术能力、人力资本的产业。
根据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源于政府干预，要解决问题就应该建立和发达国家一样的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价格由市场决定，也即“市场化”。同时，企业应该自负盈亏，因此必须把原来的很多国有企业私有化。并且在宏观上，政府应该维持经济稳定，不能有高的通货膨胀，这就要求政府财政预算必须平衡，不应该有财政赤字。简单讲就是，发展中国家最好进行市场化、私有化、政府财政预算平衡宏观稳定化。
改革开放以后，四川和重庆都有非常典型的成功案例。例如，四川绵阳是三线建设的重点，有飞机发动机、军用雷达等资本、技术非常密集和先进的产业，绵阳的长虹电气利用这些产业积累的技术能力和人力资本去生产成熟的、劳动力相对比较密集的彩色电视机取得非常大的成功。重庆的军工产业也非常好，能够生产坦克等，利用这些产业的技术能力和产业链，重庆成了我国摩托车生产基地，实际上如果能够生产坦克，用这样的技术、零部件、供应链来生产摩托车是轻而易举，这就是“反弹琵琶”。
因为结构主义失败，反思的结果是出现了“新自由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好是政府对经济有太多干预和扭曲，造成资源错误配置，效率因此低下，寻租腐败频发，收入差距扩大。这种观点的逻辑也非常清楚，对发展中国家存在问题的原因说明很有说服力，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盛行，中国国内直到今天仍有不少信奉者。
所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发展有两种方式。
所以，被称为结构主义的发展经济学第一代对解释发展中国家为什么落后，逻辑非常清晰，也很有说服力，但据此理论制定的政策和实施结果普遍失败，故要进行反思。
一是“因势利导”，根据地区的要素禀赋结构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把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成在国内外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
在结构主义的进口替代战略指导下，发展中国家普遍靠政府的投资拉动取得了5~10年的快速增长。但是，这些新建立的现代化产业没有效率和竞争力，只能靠政府持续的保护补贴维持，使整体的经济发展并不好。到20世纪60—70年代，这些国家不仅收入水平没有提高多少，跟发达国家的差距还越来越大，并且产生了不少危机。
二是“反弹琵琶”，利用中央投资的赶超型、战略型产业形成的技术、人力资本、供应链，下一个产业台阶来结合当地的比较优势。“反弹琵琶”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会有不少机会，尤其随着中美两国关系的变化，会出现美国利用在军事和技术上的优势，倾全国之力去卡中国企业脖子的事件，威胁到我国的国防和经济安全。中央很有可能会沿着过去三线建设打下的基础去布局一些关系到我国经济安全和国防安全的产业，这些产业的资本、技术极端密集，超过我国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但是，我国不能没有这样的产业。由于过去三线建设打下的基础，成渝经济圈会是承接这些产业的重要地区。中央的投入需要地方的配合，地方必须在基础设施、子女教育、生活环境、医疗条件上进行配套，这些高技术、高资本的产业才能够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里落地生根。如果能落地生根，这些产业的技术、供应链就会有外部性，给成渝“反弹琵琶”发展当地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提供条件。
由于发展中国家原来的现代化工业制造品都是从国外进口，出口产品一般都是矿产资源、农产品，按照当时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这些工业化产品不再进口，改为自己生产，故也称为“进口替代战略”。
另外，经济地理也是发展经济学的一部分，强调每个地方的发展必须根据每个地方的比较优势，这个原则是不变的。但是要把一个产业从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则需要有足够大的产业集群。除了好的交通基础设施、制度环境，供应链也要好。在发展阶段比较低，以农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为比较优势时，产业集群经常是“一乡一品”“一县一品”，浙江就有很多这种在一个乡或一个县形成具有非常有效供应链的产业集群。但是，成都和重庆的核心地区实际上已经进入高收入经济体的阶段，发展的产业一般资本和技术很密集。这样的产业的特性是规模经济很大，很难在一个县、一个市里把所有的供应链都完备建立起来。这样的产业就必须有跨地区的合作。每个不同的地区根据当地的比较优势生产供应链中的一部分，这个比较优势可以是人才的比较优势，也可以是资本的比较优势、技术力量的比较优势，形成跨地区的产业集群、跨地区的经济协作。
第一代发展经济学一般被称为“结构主义”。当时，这些发展中国家取得政治独立，都希望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希望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可以跟发达国家一样高，国家可以跟发达国家一样强盛，实现所谓民富国强。当时经济学界和政治领导人都认为，如果要和发达国家一样富有和强盛，就要拥有一样的高收入水平和劳动生产力水平，进而就必须建设和发达国家一样的先进产业。二战后，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产业大都是资本密集、规模很大的现代化产业。于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一致行动就是优先发展资本密集、规模庞大的现代化产业。然而这些产业在市场中无法自发发展起来，他们就认为这是因为有很多结构性障碍，市场无法有效配置资源，出现市场失灵，必须由政府主导建设。
我国政府现在提出长三角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协同发展以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是因为我国现在人均GDP已经达到1万美元，即将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国内比较发达的地区人均GDP已经达到2万美元，即将进入3万美元，在这种情况下，产业集群不会局限在一个市、一个县、一个区里面，需要跨地区合作，需要政府协同进行基础设施、营商环境的完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会给这样的基础设施、营商环境以及政策协调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
这已经不是人们对发展经济学理论的第一次反思。发展经济学诞生于二战以后，当时很多发展中国家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开始独立自主追求国家的现代化。为实现现代化，当时的主流经济学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子学科——发展经济学。
所以总的来讲，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只要形成有效的市场，发挥好各个地区的比较优势，在有为政府的因势利导下，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成我国的第四个发展极绝对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理想。
2008年以来，国际上对现代主流经济学也有很多反思，因为现代主流经济学不仅未能预测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而且，从数据上看，2008年危机之前，发达国家平均每年经济增长速度是3%~3.5%，十几年过去，在现代经济学的指导下被认为恢复得最好的美国经济2019年经济增长率也只有2.7%。在没有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美国经济2020年的增长也只有2.5%左右，2021年可能再回落到2%。其他发达国家还不如美国，普遍未能走出经济危机的阴影。这也是国际经济学界对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非常盛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有很多反思的原因。
[1] 本文根据作者2020年3月3日在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国家发展”在线系列讲座的演讲整理。
发展经济学是一套理论体系，理论是一个工具，帮助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如果一个理论不能帮助我们认识世界，或者根据理论所采取的行动不能达到理论所预期的改造世界的结果，就应该对理论进行反思。我对发展经济学的反思即源于此。
[2] 本文根据作者2019年11月11日在第四届紫金知识产权国际峰会上的主旨演讲整理。
为什么要反思发展经济学
[3] 本文根据作者2020年5月31日在“新结构经济学助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专题讲座上的演讲整理。
如何理解新结构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的结构革命[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