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我们应对危机冲击，主要靠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支持投资，稳定经济增长，但是这样造成创造就业机会和消费需求会有延后期。这次除已经提出的“新基建”之外，需要同时支持家庭消费，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对城市的贫困户、中低收入家庭和失业人口发放消费券，在农村提高低保的标准和低收入家庭的救助标准，这样才有利于启动消费需求，保住中小微企业、保住就业，保证脱贫目标在今年实现。同时，在保企业上可以延缓企业贷款本金和利息的偿还、增加企业贷款、减免税收和“五险一金”的缴纳、减免租金等。
过去金融危机对经济的冲击主要在需求面，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则同时冲击了需求和供给。受到国内需求减少、国外订单骤减的影响，许多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更为困难，就业面临很大压力。
相信中国有能力在国际经济的一片肃杀中维持合理的增长速度，在世界经济衰退甚至萧条时，仍可以像2008年以来一样，未来每年仍为世界的经济增长贡献30%左右。
从我国的宏观政策空间以及政府执行能力来说，要达到全年5%或更高的增长并非不可能，但那样第三、第四季度的同比增长需要达到15%左右，考虑到全球经济有许多不确定性，需要为未来一两年留下一些政策空间。其实，在全球经济下降3.0%的预期下，我国若能达到3%~4%的增长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成绩。况且2021年全球疫情得到控制、经济复苏是大概率事件，我国经济恢复到正常6%左右增长的可能性很大。
对完善全球治理的思考
考虑到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各地蔓延，世界贸易组织预测疫情可能导致2020年全球商品贸易下滑13%~32%，下跌幅度可能超过2008年至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贸易下滑幅度。我国是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今年我国的增长将主要依靠国内市场和需求。考虑到为了防控输入性病例和可能出现的第二波蔓延，防控工作需要常态化，第二季度即使全面复工，经济增长也可能只是缓慢复苏，全年增长主要依靠第三、第四季度的反弹。
现在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扩散到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波及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贫穷国家，许多城镇几乎没有任何测试设备和呼吸机，政府的财政也捉襟见肘，难以投入大量资金来增加必要的防护。同时，经济下滑也使许多高负债的低收入国家面临债务到期难以偿还的危机。
2020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为了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2020年的增长率大约需要达到5.6%。到2030年以前，我国的年增长潜力还有8%，在正常情况下这个目标不难达到。然而，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暴发，我国采取了有效的封城、居家隔离的防控措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较好地控制住了疫情传播，也不得不付出一些短暂的经济代价。2月很多企业处于停工停产的状态，3月陆续开始复工复产，然而全球跨境投资、货物贸易和人员往来大幅减少，许多出口企业面临订单骤降或被取消的困境。为了防控输入性病例和可能出现的第二波蔓延，防控工作常态化，生产生活仍受到一定影响。国家统计局4月1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第一季度GDP同比下降6.8%，这是1992年有季度统计数据以来的首次负增长。
面对这种人道主义危机，我国可以和其他国家分享防疫的经验，利用强大的口罩、防护服、测试盒、呼吸机等防疫必要物资的生产和供应能力，出口支援其他国家遏制疫情，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尽量助力其他国家，减少疫情对人的健康和生命的危害。同时，倡导和支持二十国集团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多边国际机构给发展中国家提供必要的紧急援助和延缓债务偿还等，帮助发展中国家渡过难关。
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及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暴发提醒人们，即便在21世纪生产力水平高度发达之时，面对致命的传染病，人类生命和经济、社会组织依然十分脆弱。未来，人类社会还会面对许多全球性自然灾害以及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挑战。在这些灾害和挑战面前，各国必须通力合作，才能避免灾难的产生或是将危害降到最低水平。希望新冠肺炎疫情的教训提供了改善全球治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减缓或化解未来可能出现的全球危机的契机。
没有症状的新冠肺炎感染者大多具有传染性，并且只要疫情在其他国家蔓延，就会产生输入性风险，可能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如果世界各国不能通力合作、齐心协力进行防控而使疫情蔓延，甚至像1918年全球大流感那样在许多国家出现更为严重的第二波暴发，那么，发达国家及全球经济陷入像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并非不可能。
中国经济与中美关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4]
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隔离或封城措施，对已经在下滑通道的经济而言可谓雪上加霜。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实行了零利率或负利率，虽然采用非常规的量化宽松甚至无限量量化宽松政策，以及高达GDP的10%甚至20%的财政援助计划，但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出现经济衰退已经是必然。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0年4月份发布的预测，2020年美国经济可能下滑5.9%，比1月的预测下调7.9个百分点，欧元区经济下滑7.5%，比1月的预测下调8.8个百分点，全球经济下滑3.0%，比1月的预测下调6.3个百分点。
2019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份，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同时也是中美建交40周年，我想对新中国成立70年，尤其是中美建交以后的发展做一个回顾。了解了过去、现在，才能更好地展望未来。
自2019年下半年开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发展机构已经多次下调世界各国的增长预期。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和石油价格的闪崩，导致美国纽约股票市场在2020年3月出现4次熔断，道琼斯指数出现断崖式下跌，在美国股市崩盘的带动下，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股市也纷纷下跌。
中国经济70年：从贫穷到领先世界
一种传染性强的疾病在一国扩散并且还没有疫苗可用之前，最好的应对办法是采取社会隔离和封城、封国的措施。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包括意大利、西班牙、美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以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采取了类似的措施。这些措施不仅影响生活，也会对生产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70年前，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1949年后，为了实现民族复兴、民富国强的愿望，中国政府和百姓都付出了很多努力。20世纪60年代，中国试爆原子弹；70年代，人造卫星发射成功。这些科技工业取得的成果标志着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农业基础上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挑战
但是，在1978年，中美发表建交公报的时候，中国还是非常贫穷的国家。按照世界银行的指标，当年中国的人均GDP只有156美元，当时中国经济的体量是2119亿美元，在全世界当中排名第9，只有美国GDP的9%。当时中国对外贸易非常少，每年只有206亿美元，对美国的贸易只有9.9亿美元。而且当时中国外汇储备非常少，仅有1.67亿美元。
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政府与世界卫生组织及各国分享信息，并采取了一系列防控和救治举措，全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为国际社会防范疫情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经验和有力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在2020年3月做出了将新冠肺炎疫情列为大流行的评估决定，但当时很多国家并没有足够重视和采取得力措施，疫情在国际上迅速传播，多国进入暴发期。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和中国的应对，以及全球治理的完善，值得深入探讨。
为了改变中国经济落后的面貌，1978年，邓小平开始推动改革开放。这40年间，中国每年经济增长率达到9.4%。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任何国家、任何地区以这么高的速度持续这么长时间的增长。中国对外贸易每年的增长速度达到14.5%。在GDP和贸易高速增长的基础上，201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超过日本，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年中国的出口超过了德国，变成了世界第一大出口国，而且出口的产品当中，97%是工业制成品，所以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2013年，中国的贸易总量超过美国，变成第一大贸易国。2018年，我们的人均GDP达到9750美元，是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中国的经济规模从1978年只有美国的9%增长到现在的65%。并且，中国有7亿多人摆脱了贫困，对过去40年世界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如果把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这7亿多摆脱贫困的人口刨除，世界贫困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还在继续增加。
疫情下的全球经济及中国应对[3]
过去40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美建交、中美贸易的贡献是非常大的。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一般有三驾马车：出口、投资、消费。从1978年到1984年，中美之间的贸易基本平衡，中国从美国进口多，出口少。但是从1985年开始，中国对美出口开始增多，当年获得了6000万美元的顺差。此后贸易顺差一路上升，2018年，中国的贸易顺差达到了3200亿美元。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从1985年只占美国对外贸易逆差的0.3%增加到现在的大约45%。由于贸易顺差、逆差的变化，中美两国最近关系紧张，出现很多争端，我想大家都看到了。
如果新冠肺炎疫情能让我们有这样的反思，然后在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之下继续沿着全球化思路讨论每个国家有什么、能做好什么，在政府跟市场两只手的共同努力下把能做好的做大做强，我相信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追求的全球共同繁荣必然能够实现。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为何能奇迹式增长
现在在新形势下来讨论全球治理，我想最重要的就是发展中国家必须总结自己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并且站在自己的土地上来面对自己的问题，想出自己的解决办法。如果能够形成这样的思路，目前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完备的。在这个反思过程当中，我认为中国义不容辞，因为中国是世界发展最快的国家，中国有责任总结自己的经验，解决自己的问题，并且协同其他发展中国家总结发展中国家成功与失败的原因，携手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来完成发展。
要了解未来的发展，我想，必须要了解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中美建交以后，中国的经济能够取得这样奇迹式的增长，了解了其中原因才有办法判断未来中国经济可能的发展态势。
其实，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国际治理体系的目标是崇高的，是要维持世界和平、稳定跟发展。其体系也是完备的，有联合国，其下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联合国农业发展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等，还有世界贸易组织，牵涉到整个国际治理的方方面面。我认为体系没问题，问题在于这个体系运行的指导思路目前基本上都是基于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然后发展中国家自觉不自觉地就以发达国家的理论和思路作为指导思想。但成功实现发展的国家或经济体，正好都违背了当时的主流社会的理论和做法。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靠的是劳动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劳动力水平的提高一方面离不开技术创新，技术的创新提升了生产效率和质量。另一方面，附加值更高的新产业不断涌现，资源配置得到优化。这是劳动生产力水平提高的两个机制，适用于任何发展水平的国家。发达国家的生产力水平高，技术处在世界前沿，只能靠自己研发新技术来获得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靠这种方式，19世纪末以来发达国家取得了平均每年3%~3.5%的增长。但是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水平和技术水平有很大差距。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利用与发达国家的产业和技术差距来取得技术创新跟产业升级，成本和风险就会比发达国家自己发明低得多，这样就有可能比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跟产业升级更快，这在经济学上被称为后来者优势。利用这个可能性，发展中国家可以比发达国家发展得更快。
回顾起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全球治理为什么失败，我认为主要失败在思路上。我在前文多次强调过，任何理论，不管是过去经验的总结还是现在问题的解决，必然是以提出这个理论的国家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为条件的，这些理论有适用的前提，单纯拿发达国家的理论到发展中国家来，必然就会出现问题。我们看少数发展中国家或经济体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先看自己有什么，自己能做好什么，那就在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作用下把能做好的做好做强。
1978年底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能够发展这么快，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充分利用了后来者优势。但是，过去40年中，每隔几年就有一个声音说中国的经济即将崩溃，但实际上中国是这40年中唯一没有出现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国家。这是为什么？原因跟另外一个问题相关。其实，后来者优势1978年以前就存在了，但是那时的中国主动放弃了后来者优势。当时中国实行的发展战略是超英赶美，要马上发展跟发达国家一样的产业跟技术，才能够快速赶超它们。发达国家的技术都有专利保护，并且许多跟国防军工有关，即使想付专利费也买不来，所以中国只能自己发明，这意味着中国放弃了引进技术、引进产业的后发优势。重工业资本密集，当时中国是一穷二白的农业经济社会，在资本很密集的产业上没有比较优势，企业在这种环境下只有依赖国家保护补贴才能够把产业建立起来。这种保护补贴就造成经济的扭曲、资本的错误配置等问题。
而成功的东亚经济体正好相反，在20世纪50—60年代，它们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有出口优势，赚取外汇资本，然后逐渐进行产业升级。80—90年代各国都在转型的时候，当时的主流是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可是中国、越南、柬埔寨这些转型比较好的国家却推行双轨制渐进式改革维持稳定。这些成功的经济体都是有效市场、有为政府两只手同时用。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才走上一条新的道路，按照中国的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经济主要是发展一些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如沿海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型的加工业。那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跟中国的比较优势相同，所以就能够把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占领国际国内市场，创造很多的利润，迅速积累资本，产业升级的时候就可以利用后来者优势，取得快速增长。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中国家普遍摆脱了殖民地或者半殖民地的地位，开始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当时，关于它们的发展，主流的理论让它们按照发达国家的方式去做。这一点我在前文详细介绍过。在那样的发展思路之下，即使它们能够把现代化产业建立起来，也非常没有效率，所以经济就停滞，贫困问题没能解决。
20世纪80—90年代，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在改革，发展中国家也在改革。大部分的国家是按照当时主流的“华盛顿共识”提倡的休克疗法改革，结果是经济的崩溃、停滞、危机不断，跟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中国是稳定快速地发展，不断缩小跟发达国家的差距。这是因为休克疗法忽视了一点，转型前的政府干预扭曲是为了让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能够存在的必要制度安排，如果把那些保护补贴都取消，那些原来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就会全部垮台，垮台以后造成大量的社会失业、政局不稳定、社会不稳定，这样怎么发展经济？而且，电力、电信是资本密集型产业，是经济运行所必需的，资本密集的国防军工相关产业也有存在的必要。即使企业私有化，也要给它保护补贴，私有企业老板跟政府寻租的积极性更大，因此腐败现象会更普遍，收入分配差距更大。中国这种双轨制渐进式改革是最好的改革方式，因为对那些老的国有企业继续给予补贴以保持稳定，对新的产业允许进入，使其利用后来者优势快速发展，积累资本，慢慢就把原来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变成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保护补贴从雪中送炭变成锦上添花。补贴对企业来讲是好的，但可能造成腐败、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因此中国在2013年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作用，潜台词就是要把各种保护补贴都取消。但是，由于中国没有把市场有效运行需要的制度安排一次性建立到位，因此，只要经济增长一慢下来，中国经济即将崩溃的说法就在国际上此起彼伏。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13个经济体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富裕国家行列，它们有五个共同的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它们都是开放经济，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来发展。第二个特征是这13个经济体都实现了宏观稳定。第三个特征是都有高投资、高储蓄。第四个特征是它们都是市场经济或者是像中国大陆1978年以后那样转向市场经济。最后一个特征是它们都有一个积极有为的政府。
中美贸易格局为何发生巨变
从统计数据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世界治理格局使绝大多数南亚、拉美、非洲国家一直停留在低收入阶段，或者处于中等收入陷阱。目前，全球有13亿人生活在每天1.9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线之下，而且如果把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减少的7亿多贫困人口除去，世界贫困人口经过75年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还在增加。根据一些研究，这一次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大传播，很可能会导致4亿~6亿人重返贫困。由于贫困问题没有解决，许多发展中国家社会不稳定，政治不稳定，因此就出现很多难民跟非法移民。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到现在，发达国家一直处于非常疲软的增长状况之下，一般居民收入没有增加，中等阶层的数量在减少。由于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发达国家出现了民粹主义。发展中国家由于发展不好，就出现了反全球化的浪潮。当今世界最大国美国退出了不少国际治理安排，比如联合国国际法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因此，可以这样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全球治理出现了不少内讧，大家产生了很多疑惑，为什么有一些国家、地区经济蓬勃发展，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乏善可陈？我们要谈全球治理体系的未来发展方向或者改革的重点，应该先了解成功与失败的原因是什么，这样才能对症下药。
第二个必须理解的问题是为什么中美两国的贸易格局发生了变化，中国逐步占据有利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各国吸取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30年又爆发了一次更大的世界大战的教训，形成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治理体系。在联合国中，各国是平等的，以投票的方式来形成应对全球问题的协议。联合国下面设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帮助各国维持宏观稳定，世界银行帮助各国推动战后重建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消除贫困。还形成了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帮助发展中国家推动工业化，联合国粮农组织帮助各个发展中国家实现农业现代化，世界卫生组织则帮助各国防治疾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帮助各国推动教育的现代化。关贸总协定，也就是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推动自由贸易跟全球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这个全球治理体系，一个最大的贡献是维持了世界的和平稳定。当然局部地区的战争冲突是有的，但是回顾起来，从1945年到2020年的75年时间，应该是人类历史上最和平的一段时间，并且在这样的全球治理格局下，亚洲四小龙以及中国大陆从原来全世界最贫困的地方变成全世界经济发展最好的地方。亚洲四小龙在20世纪60年代就变成了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到现在多已成为高收入经济体。中国大陆从1978年底开始改革开放，之后取得了连续41年平均每年GDP增长9.4%的高速发展。可以讲，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任何国家、任何地区以这么高速的增长持续这么长的时间。
理解格局的变化，首先要知道中美巨大贸易逆差出现的原因。一些媒体分析认为是因为中国违反知识产权相关法律，中国强迫美国或外资企业进行技术转让，或者是中国人为操纵汇率造成的，我认为这些都不正确。真正造成中美贸易逆差巨大的原因是中国跟美国的比较优势不同。美国从19世纪末以后成为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它的工资水平为全世界最高，所以劳动密集型企业就没有比较优势。东亚经济相对落后，收入水平低，所以东亚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有比较优势。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所需要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的生活必需品一般都是从日本进口的，美国对日本就有很大的贸易逆差。到了六七十年代，日本收入水平也上涨了，当时亚洲四小龙刚刚开始发展，工资水平低，相较于日本，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有比较优势，所以日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就转移到亚洲四小龙来，美国的贸易逆差因此从日本转移到亚洲四小龙。
在2018年6月中央召开“外事会议”的时候，习近平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说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暴发，更彰显了世界的变局。我们知道全球治理体系是协调世界各国来处理公共事务、应对全球挑战的体系。我想回顾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全球治理体系到底有什么成绩，还有什么问题，然后谈谈我个人认为全球治理改革主要的内容是什么，方向是什么。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美国的贸易逆差以相同的原因转移到中国。美国跟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的贸易由逆差变成顺差，逆差都集中在中国，这是比较优势变化的结果。美国这种贸易的形态实际上在二战以后就形成了，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美国对外贸易逆差80%以上来自东亚经济，最高的年份还超过100%。现在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由0.3%变成45%，好像增加了很多，但是它对整个东亚的贸易逆差从原来的80%以上，甚至超过100%，降到现在的60%左右。这样看来，美国对外贸易逆差扩大并不是中国造成的。
新形势下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2]
中美两国之间贸易逆差的产生，是因为两国之间的比较优势不同。美国在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有优势，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有优势。这是长期以来中美存在贸易不平衡的原因。美国对外贸易逆差增长过快的主要原因是它自己的结构性问题。美国的政府消费跟百姓消费非常多，储蓄非常低。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消费多、储蓄低，国内生产满足不了国内需要，就要从国外进口，就会有逆差。
而且，如果能维持这样一个增长目标，那么就像2008年以后一样，中国每年对全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应该还是可以达到30%，中国还是全世界最重要的经济增长来源。
绝大多数国家的这种逆差两三年就维持不下去，美国长期维持这种贸易逆差是因为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它可以印钞票买东西。这些年美国的贸易逆差绝对量不断扩大，是因为它的消费越来越多，靠印美元买世界产品来维持，这当中从中国进口的比重比较大，无非是把亚洲那些原来对美国的逆差转移到中国来，但是对整个东亚的逆差其实是在下降的。
我觉得未来几年，要稳增长、稳就业，完全可以利用我们的回旋空间、可用手段。我相信中国在2019年达到6.5%左右的增长速度是完全有可能的。到底是高于还是低于6.5%，要看国际，要看国内。但是，我相信不管国际形势怎么样，做好自己的工作，实现这样的增长，而且是高质量的增长，是完全有可能的。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对中国的产品增加关税也于事无补，反而会加重贸易逆差。2018年，特朗普政府为了缩小贸易逆差，对中国、日本、欧盟、韩国都增收关税。但是2018年美国的逆差跟2017年比总体增加了12.1%，对中国的逆差增加了11.7%。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美国的问题是没有看到问题的根源，找错了原因，采取的措施不仅不利于中国，不利于世界，也不利于美国。
所以，我想中国可以用的财政政策的空间还很大，货币政策还有宽松的余地。除此之外，中国的民间储蓄也高。有了投资，就会创造就业，家庭收入会增长，消费也会增加。
预测未来十年：中国经济为何仍能每年平均增长6%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8年出了一份报告，指出过去在讲政府的财政赤字时，只看它名义上的负债，但现在要看净负债。如果政府的投资创造了资产，那资产应该把赤字抵扣掉。
在了解这些背景后，我们更重要的是要了解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以及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中国过去依靠后来者优势，经济增长迅速，这种后来者优势到底还有多大？有的人认为，经过了40年，这种优势大概没有了。我对这个看法不太同意。后来者优势不在于已经用了多少年，而在于跟发达国家还有多少技术差距。怎样衡量技术差距呢？最好的衡量指标是看人均GDP，人均GDP代表平均技术水平和平均的产业附加值水平。根据著名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统计的数据，2008年，中国的人均GDP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是美国的21%，相当于日本在1951年跟美国的差距，也相当于新加坡在1967年、中国台湾在1975年、韩国在1977年跟美国的差距。这些东亚经济体利用跟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都实现了20年平均每年8%~9%的增长，它们是二战以后利用后来者优势取得经济快速增长的13个经济体当中的几个。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中国从2008年以后应该有20年8%增长的潜力。
所以在投资这一点上，中国的回旋余地大。有了回旋余地，还必须有钱。中国的情况相对来讲是好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是全世界最低的国家之一，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地方投资平台等的负债都加在一起，也差不多只占GDP的60%，而且中国的财政赤字跟其他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其他国家的财政赤字一般是用来支持消费的，中国的财政赤字一般是用来支持投资的，有净资产，所以，其实中国的净财政赤字比GDP的60%低多了。
2010年以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节节下滑，2010年是10.6%，2018年是6.5%，2019年第一季度是6.4%，第二季度是6.2%，第三季度是6.0%，一路下滑。增速下滑的原因存在各种争论，有的说是因为中国的双轨制渐进式改革还留有很多扭曲，政府有很多干预，国有企业太多，人口老龄化等造成的。这些问题确实存在，但我认为它们不是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主要原因。2010年之后所有金砖国家的经济都在下滑，下滑的幅度比中国大。不仅金砖国家，连东亚的新兴高收入经济体，包括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同样在2010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下滑的速度都比中国大。这些经济体都没有中国存在的那些问题，所以这种现象只能从一些共同的外部原因才能够解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从发达国家爆发，到现在发达国家还没有完全复苏。前面谈到发达国家长期的增长速度是3%~3.5%，在发达国家当中美国表现最好，2018年的增长速度也不过2.9%，2019年可能是2.3%。欧洲国家的增长率从2008年以后长期在2%上下波动，日本从1991年以后到现在增长率都在1%上下波动。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的GDP占全世界的比重还能达到50%。它们的经济增长疲软，需求增长速度就慢，导致整个国际贸易增长速度下滑，现在国际的贸易增长速度比国际经济的增长速度还慢。
发达国家经济疲软的时候也应该多投资，但发达国家的产业已经在世界最前沿了，当它出现产能过剩的时候，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不像我们发展中国家，好的投资机会到处都是。发达国家的环境是好的，基础设施也应该都有了，无非比较老旧，而且它的城镇化也已经完成了。
所以，发展中国家出口少了，三驾马车少了一驾。应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每个国家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基础建设等来启动需求、创造就业，现在这些项目都建成了，可是国际经济还没有复苏，所以民间的投资就减少，除非政府再进行新一轮的积极财政政策。
再者，补短板，中国还是有很多短板可以补的。我们有一些产业是产能过剩的，但是，这些产业是中低端产业，可以升级到中高端产业。基础设施还可以继续完善，尤其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还是不足。环境绿色相关发展也要投资。中国还处在城镇化的过程中，这一点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最大的不同。
展望未来，我对发达国家的经济比较悲观。发达国家到现在还没有做它应该做的结构性改革，所以结构性矛盾还存在，因此发达国家可能步日本的后尘，出现长期的增长疲软，展望未来，它的发展速度会是慢的。对于中国，如果对外出口这驾马车快不起来，经济增长就必须靠内需增长，即依靠投资和消费增长。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经济的体量大，旋转的空间大，可用的手段多。
降成本指的是政府的管理成本、税收成本。其实政府已经在2018年年底给中小企业大幅度减税，一年的营业收入在300万元以下的中小企业的所得税率降到了10%，营业收入在100万元以下的企业的所得税率已经降到5%。这是非常显著的降税，会有利于这些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
就投资而言，首先，中国还是一个中等发达的国家，可以在中高端产业上进行升级，好的投资机会有很多。其次，投资基础设施，中国这些年做的基础设施大部分是城市之间的，如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城市内部基础设施还很不足。再次，在环保、城镇化上也要投资。
至于第四项降成本、第五项补短板，我觉得未来几年中国会在这上面下更大的功夫。
投资要有钱，中国的政府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不到60%，民间储蓄达到45%左右，为全世界最高，可以用政府的钱撬动民间投资。另外，中国还有3.1万亿美元的储备，投资要进口机器设备，中国有钱。这三点又是中国跟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的地方。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疲软的时候也应该加大投资，也有很多的机会，但是，可能因为政府的财政不好、储蓄和外汇储备不足而无法投资，中国没有这种情况。
我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会继续推行，但会有所调整，因为前面的“三去”基本上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需要的是巩固成果，不会继续加强。
展望未来，中国可以维持一个合理的投资增长速度，有投资就会创造就业，有就业，家庭收入就会增加，家庭收入增加以后消费就会增加。所以，中国到2028年或者宽松一点到2030年，还有每年8%的增长潜力，利用国内的有利条件，我判断实现6%左右的增长没有问题。
政策总是要调整的。展望2019年、2020年，我觉得状况会有所改变，也就像王岐山讲的，做好中国的事情，对中国来讲是重要的。做好中国的事情里面，稳增长、稳就业是必要的。
在这段时间里，中国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会超过30%，也可以为缓解中美关系打下一个物质基础。随着中国的收入水平提高，当中国变成高收入国家以后，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就会从中国转移到越南、柬埔寨甚至非洲国家，像20世纪60年代劳动密集型产业从日本转移到亚洲四小龙，80年代从亚洲四小龙转移到中国一样。美国对外贸易逆差也会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国家，中美贸易之间美国可能会有顺差，中美之间关系紧张的原因之一就消除了，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出现中美关系的新局面。
我们还是必须佩服中国政府有这个勇气去推行收缩性的结构性改革，但是，附带的效果就是经济增长放缓，而且民营企业承受巨大的压力。
总之，中美建交这40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中国经济发展非常快，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这个成绩跟中国推行渐进式的改革，并且充分利用中国的比较优势及后来者优势有关。如果中国继续沿着这条道路走，在未来10年或者更长时间，每年有可能实现6%左右的增长，中国会变成一个高收入国家，并且每年对世界增长的贡献将超过30%。这样的一个发展态势，也会创造很多机会。很多产业要升级需要投资，中国现在有一些产业已经达到世界的前沿，需要创新，而且中国也有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来抓住新科技给予的机会，如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会给企业的发展创造一个巨大的空间。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讨论是不是因为中国政府采取了国进民退的政策，对民营企业的前景感到悲观。其实中国政府没有这个政策。中国政府还是坚持发展国有和民营经济毫不动摇，但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民营企业承受巨大的压力。
我对中美贸易摩擦的三点看法[5]
去杠杆则导致信贷资金减少，民营企业本来就规模比较小，在借贷上处于不利的地位。紧缩信贷，第一个感受到的就是民营企业。再加上现在银行以盈利为主，下游的民营企业的经营成本提高了，获利空间小了，那么银行给它的贷款就更少了。
观点一：贸易是互利双赢的
去产能的产业主要是属于上游部门的钢筋、水泥、平板玻璃、煤炭等，去产能之后，一个好的结果就是供给量减少，价格上升，所以上游部门的盈利状况在2018年是增加的。上游部门国有企业占多数，所以2018年国有企业的盈利状况很好。但是，它的结果就是让下游部门承受更大的成本压力，而下游部门全部都是民营企业。
美国跟中国买东西并不是美国给中国的恩惠，是这些东西美国自己不生产，而美国国内有需求，必须从国际上进口。美国可以从中国进口，也可以从其他国家进口。从中国进口是因为价格比较低，产品质量比较好。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每个国家都在讲结构性改革，但真正推行的国家很少，中国是提出并推行结构性改革的国家之一。中国的结构性改革有什么内容？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过去这段时间，做得比较多的其实是前面三项：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而这些都是压缩性的，都是把经济增长往下压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民营企业会感受到最大的压力。
当然有些产品美国自己也可以生产，例如成衣、鞋子等生活必需品，但如果他们在国内生产，成本会非常高，老百姓要付出非常高的代价。所以，从中国进口是出于价格的考虑，这一点是贸易的基本原则。
对2010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原因，我做过不少分析，也在多个场合提到，主要是外部性和周期性的问题，在这里不赘述。那2018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增长为何加速下滑？我认为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主动进行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美国每年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那么大，是不是美国吃亏了呢？在谈国际贸易的时候，不能从两国的贸易逆差或顺差来看问题，要从一个国家跟整个世界的贸易逆差或顺差来看。
这些问题都有，但我不认为这是2010年以后经济增长下滑的主要原因，因为那些都是老问题、长期的问题。人口老龄化也是一个慢变量的问题，它不可能在短期内有那么大的影响。
有些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有顺差，像中国2018年的顺差是2.6%。有些国家有逆差，美国则是逆差非常大的国家。读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一个国家如果有贸易逆差，是因为消费太多、储蓄不足造成的。要解决贸易逆差的问题，必须在国内采取措施来增加储蓄、减少消费。如果不这样做，会适得其反。例如，特朗普过去两年对各个贸易国采取了不少举措，但实际上，根据2018年的统计数据，美国对外贸易逆差增加了12.1%，而没有减少。
对这个问题，学者有很多分析。有一派观点认为，是因为中国体制的问题，比如国企的比重太高了，国企没有效率；一派观点认为，人口老龄化，人口数量达到顶点，现在开始往下走了。
对中国也是一样。2018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增加了11.7%，同样并没有解决问题，带来的结果只是贸易状况恶化，美国国内居民和使用中国出口产品作为投入品的生产商付出更高的代价。
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必须了解为什么2010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会下降，以及为什么2018年下半年经济下滑的压力突然增加。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进口产品要付更高的价格，那么一般家庭剩下可以用的钱就少了，可以用来买国内生产的产品或国内提供的服务的成本就上升了，其实这对美国的就业也是不利的。
王岐山指出，中国的选择是坚定不移把自己的事做好。做好自己的事情，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之举，也是对世界做的最大贡献。
刚开始美国从贸易逆差来说事，现在则从贸易不公平、中国强迫技术转移等来说，虽然煞有其事地指摘了很多，可是没有拿出具体的证据。美国固然利用国内法进行了301调查，出的报告非常厚，但如果仔细读，会发现其大部分内容都是猜测。所以耶鲁大学的史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教授说，这个报告基本上是在泼脏水，没有证据，根据这样的报告制定政策对美国是不利的。
大家对国际经济、对发达国家经济没信心，如果中国这一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也减速，就更增加大家这种悲观的情绪。
美国说中国强迫进行技术转移，但美国公司到中国来投资自然是要带着技术来的，其技术是我们强迫转来的吗？实际上不是。因为美国公司如果在中国生产产品，要进入中国市场，不用最好的技术，产品如何能够竞争？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8年的增长率是6.6%，确实比2017年的6.8%有所下降。对这个6.6%的增长，我个人还是接受的，因为可以从其他指标来佐证。比如说，外贸增长14.2%，电力还在增长，交通运输也还在增长，固然第四季度下滑的压力比较大，但全年6.6%的增长是可信的。
比如汽车产业。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生产国，也是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除了美国汽车在中国生产，德国、日本、韩国汽车也在中国生产。如果美国通用、福特不用最好的技术在中国生产，生产出来的汽车会有人买吗？我们知道，通用和福特现在在中国生产的汽车比在美国生产的汽车多，它们的利润主要来自中国。所以用最好的技术来中国生产，是它们自己的需要，并不是中国强迫的。
面对这种下行的压力，有些学者就利用一些局部数据进行分析，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掉到4%以下了。这种观点在媒体广泛传播，影响到人们的信心。
中国这些年的技术进步非常快，这是事实。中国的经济不断增长、资本不断积累、产业不断升级，当然技术会不断创新，而这些创新其实主要是我们自己通过学习、研发来获得的。
第三个原因我觉得跟中国有关，因为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每年全世界的经济增长30%来自中国，中国是2008年以后全球经济稳定和发展最重要的动力来源。而中国在2018年出现了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这个下行从2010年就开始了，2010年以后的中国经济增长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下。2016年的时候经济增长率降到6.6%，2017年回升到6.8%。2018年上半年的时候维持6.8%的增长，但第三季度只有6.6%，第四季度只有6.4%。
美国也有比较客观的学者，像当过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美国财政部部长、哈佛大学校长的劳伦斯·萨默斯说，中国这些年的技术进步只能由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努力来取得，不可能是强迫来的或偷来的。
可是一般人不是经济学家，他只看到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也感受到了财富分配不均、工资不增长的压力，有一些政客就煽风点火，利用这种不满情绪，造成了民粹主义、保护主义的反全球化逆流。它的结果大家也清楚，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新政、法国的黄马甲抗议、中美之间出现贸易摩擦。中国有句话：春江水暖鸭先知。达沃斯是一个推动全球化的论坛，感受到这种全球化逆流的压力也就特别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为什么总用贸易逆差和所谓的“不公平竞争”来指责中国呢？我个人认为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实际上他是看到中国发展得这么快，想遏制中国的发展，对华为的恶意封锁、打压更是赤裸裸地暴露了美国打压中国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意图。
一般人不在金融机构和高科技产业就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工资没增长，但是华尔街的金融家及高科技产业的精英的财富急剧增加，就造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发达国家中产阶级比重下降、收入分配急剧恶化这些让人不满的问题。
观点二：通过谈判解决贸易争端
中产阶级比重下降跟收入分配恶化，这两个问题相关，其原因主要是什么？是20世纪7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导致很多财富利润集中到华尔街，以及80年代以后高科技发展，创造了很多科技神话，让一些人转眼之间变成亿万富翁。
我们希望贸易争端能够通过谈判来解决，中美两国能够友好相处，中美贸易有利于两国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假如事情不能按照我们的期望发展，贸易谈判不能达成协议，美国对中国的所有出口产品都征收25%的关税，那到底对中国有多大的影响？
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化对一般家庭是有好处的。因为工人的工资没有增长，但是他买的消费品的价格是下降的，真实生活水平应该是提高的。
当然，贸易是要双赢的，采取阻碍贸易的措施，中国会有损失，美国同样也会有损失。中国的损失到底有多大？现在中国每年出口占GDP的比重不到20%，出口美国占中国出口的比重2018年是19%，对美贸易固然重要，但也只是我们贸易当中的一部分。25%的关税，到底会有多大的影响？
现在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没有上升，不是因为工作机会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被一些新兴经济体抢走了，而是因为它们的工人工资水平高，发达国家的企业就用自动化替代工人，这是主要原因。
有人说影响大，有人说影响小。一般的看法是顶多影响0.5个百分点的增长，对美国的影响可能更少一点，大约0.3个百分点。从绝对量来看，好像中国受的伤害多一点，美国受的伤害少一点。但我们必须考虑到，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2019年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可能只有2.5%，如果增长率下降0.3个百分点，它的增长率要损失12%。对中国来讲，如果按照6%~6.5%的增长来算，即使减少0.5个百分点，我们还有6%的增长，我们增长率的损失只有8%。
如果进行更深层的分析，相信很多人都不会同意上述观点。发达国家，比如美国工资长期不增长，并不是因为那些工作被中国或其他发展中国家抢走，而是因为中国或其他发展中国家卖到美国去的劳动密集型产品附加价值很低，发达国家早就不生产了。
即使如此，中国不仅在全世界拥有很高的增长率，中国还会是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国。众所周知，自2008年美国雷曼兄弟倒闭，引发了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每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30%。2019年全世界的增长会有多少？按照世界银行的预测，是2.9%。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是3.5%。这样讲的话，即使有贸易摩擦，中国每年对世界经济的增长也会有30%的贡献率，中国还是对全世界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
一个问题是，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从真实工资来衡量的话，很多工人的工资30年、40年没有增长，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本来中产阶级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但在美国及一些欧洲国家，中产阶级的比重在下降，并且收入分配急剧恶化。这些问题和全球化同时发生，不少人就认为发达国家出现这些问题是全球化造成的，把罪魁祸首归结为全球化。
观点三：绝不会牺牲中国的发展
达沃斯论坛本来是推动全球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平台，很多跨国大企业家、政府领导人都在倡导全球化，但是现在全球化受挫了。为什么会这样？当然有它的原因。过去全球化是发达国家推动的，现在，反全球化的推力又是来自发达国家，这是因为发达国家内部有不少问题。
贸易是双赢，我们有最大的诚意，希望与美国坐下来谈，希望提出一个能让双方都满意的方案。如果美国不愿意呢？我们绝对不会把中国发展作为代价来满足美国单方面的需求。为什么这么讲呢？即使发生最糟的状况，中国还能维持6%的增长，中国还是全世界经济增长最大的动力。
第二个原因是逆全球化。
在这种情况下，面对美国的无理要求，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保持定力，继续坚持我们的既定方针，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按照习近平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追求高质量发展。这种发展成果不仅在国内的东中西部、城市与农村共享，还跟世界上与中国维持良好贸易关系的国家共享。
我听到很多人讲股市可能要进行比较大的调整，用“调整”这个词，不是危言耸听，用另外的话讲就是可能出现股市崩盘的危机，所以大家在情绪上比较低落。
出口美国占中国出口的比重不到20%，我们还有其他80%的贸易伙伴。如果对美国出口因为贸易摩擦而减少，我们从美国的进口也会减少，我们可以把中国每年进口2万多亿美元的市场机会，更好地让欧洲、日本、韩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
我想这是在市场里面大家普遍的看法，因此一出现风吹草动，市场就会像惊弓之鸟一样，一下子跌几百点，复苏一点，又跌几百点。
现在对世界来说最重要的是发展，在大家对全世界的经济发展比较悲观、迷茫的时候，中国的开放给其他国家带来共同发展、共享发展的机会。
就是我前面讲的，那么低的利率政策，只不过鼓励把钱投到股票市场去。实体经济没有恢复，股票市场翻了一倍还多。如果说2008年的时候泡沫已经很大了，那现在泡沫是不是更大？
其实美国很多企业家也非常清楚，目前全世界每年30%的增长都来自中国，要是美国这些企业退出中国市场，那它们就退出了《财富》世界500强的地图。我相信，美国的企业家、美国人民，也希望分享中国发展的机遇。
2008年6月我到世界银行去当首席经济学家、高级副行长。当时美国股票市场道琼斯指数为12000点，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其他从事经济研究的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美国的股票市场指数太高，泡沫太大。现在，10年的时间过去了，实体经济没有复苏，但是道琼斯指数高的时候可以达到26000点，现在还剩下24000多点。为什么呢？
[1] 本文根据作者2019年1月23日在2019腾讯冬季达沃斯论坛“全球化4.0与中国包容性增长”主题晚宴上的主旨发言整理。
危机已经过去10年了，为什么发达国家没有复苏？因为发达国家没有进行结构性改革。在过去的10年，发达国家普遍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把利率降到零或零以下来支撑经济。本来实行这么低的资金成本，是希望资本进入实体经济，提高生产力，创造就业。但是现实并非这样，发达国家把这些廉价的资金拿去做投机，投资到股票市场。
[2] 本文根据作者2020年9月8日在厦门2020国际投资论坛上的主旨发言整理。
从历史数据来看，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和欧洲国家，在危机之前长期以来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是3%~3.5%。现在看来，美国的复苏是最好的，而美国去年的增长速度，即使在特朗普那么大的减税幅度之下，也只有2.9%，而且会持续乏力。按照现在的预测，美国明年的经济增长可能降到2.5%，后年降到2%。欧洲国家从2008年以后就在1.5%上下增长，日本从1991年以后就在1%上下增长。
[3] 本文原载于《经济日报》2020年6月4日理论版。
第一个原因是发达国家实际上并没有真正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完全复苏过来。
[4] 本文根据作者2019年在创新工场十周年投资者年会上的主旨发言整理。
我参加达沃斯论坛不下10次，从天气来讲这是最好的一次，没有雪，阳光明媚，气温也不太低。但从气氛来讲，可以说这是最清淡的一次，而且我也从大家的交谈中感觉到，这是充满了焦虑的一次。这是一个新的变化。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呢？我想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5] 本文根据作者2019年5月22日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学院“朗润·格政”论坛上的发言整理。
世界经济新动向[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