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宽客中的精英，布莱克对理性深信不疑。但他本身就是个矛盾体：他是量化金融的中心人物，却从未上过任何金融或经济课程；他是训练有素的数学家和天体物理学家，像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发射主管一样唯恐冒险，对恒星和行星间的内在运行机制怀着纯真的好奇。他用橙汁而不用牛奶泡麦片，晚年午餐只吃烤鱼和没有黄油的烘土豆。由于担心癌症家族史（他最终死于癌症），他用射线测试仪一遍又一遍扫描自己的办公室。他的键盘线特别长，以便使自己和显示器保持相当的距离。他还有点叛逆，年轻的时候嗑迷幻剂，翻着黄页打电话泡妞，还建议关系并不和睦的妻子也这么干。
阿斯内斯回忆说：“这情形就像是兴登堡号[8]冒出一缕浓烟。”
20世纪50年代，纽约布朗克斯维尔少年布莱克喜欢扮演魔鬼代言人，对着保守的父亲大唱赞歌，对教母表达自己对格林威治村波西米亚风的崇拜之情。他在邻里之间组织了一个小团体，称为美国造物主、使徒和先知会（American Society of Creator，Apostles，and Prophets），聚在一起探讨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神经麻醉剂实验之类的话题。在哈佛上大学时，他迷上了计算机。后来，在理特咨询公司（Arthur D.Little，位于波士顿附近）工作时，他对金融产生了兴趣。
索普与布莱克均是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学术进步与引发量化革命的华尔街创新联系起来的最关键的人物。相比之下，索普是个务实派，而布莱克在更大程度上是个理论家，甚至可以说是个哲学家。布莱克是个出了名的闷瓜，经常谈着谈着就开始一言不发，令对方感到摸不着头脑。阿斯内斯在高盛深刻地领教了这一点。他有时需要踏入布莱克位于高盛交易室楼下的办公室，回答这位伟人关于某些市场现象的问题。通常是阿斯内斯言简意赅的说出自己的想法，而对方目光空洞，一脸茫然。布莱克经常盯着闪烁的计算机显示屏一边转动椅子一边思考，一来就是好几分钟。然后，经过长时间的沉默，他会转回来，说些“你也许是对的”之类的话。
1968年秋，他遇到了迈伦·斯科尔斯，来自加拿大的麻省理工学院的年轻经济学家。斯科尔斯当时正在思考一个疑难问题：怎样给股票权证定价，布莱克也在被这个问题困扰着。于是两人和罗伯特·默顿展开合作，数年后发表了划时代的研究成果——股票期权定价理论，索普在其中也帮了点小忙。
在高盛的最初几年，阿斯内斯需要频繁地与一个人接触，他就是金钱网络的主要建设者，特立独行的宽客天才，20世纪70年代首先与爱德华·索普取得联系的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的发明者，费希尔·布莱克。
20世纪70年代初，布莱克在芝加哥大学教授金融学课程，他的办公室位于罗森沃尔德楼（Rosenwald Hall）三楼，夹在迈伦·斯科尔斯和尤金·法玛中间。后来，他又前往麻省理工学院执教9年。
这就是全球阿尔法，日后的华尔街精英交易团队，也是2007年量化灾难的主要催化剂。
但他逐渐厌倦了学术圈缓慢的节奏，此时，罗伯特·默顿已经在高盛担任顾问之职。有一回，他向当时的高盛股票部门主管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他后来在克林顿政府中担任财政部长）建议，高盛应该留一个高层职位给金融学学界人士。
这一方法可以被无限推广。在评估一家公司时，你不必考虑产品是小饰品还是坦克车，老板是空想家还是小丑，同样的道理，一国的政策细节、领导人是谁、自然资源丰富还是贫乏，这些对宽客来说都无关紧要。量化方法不仅可以用在股票和债券上，也可以用在货币、商品、衍生品上，什么东西都可以。简而言之，阿斯内斯的团队设计的模型就是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价格相对高与低的机会，然后动量策略迅速跟上。高盛高层对这群优秀的年轻宽客印象深刻。1995年，他们决定成立一个内部对冲基金，拨款1000万美元。
有一天，默顿问布莱克有没有合适的人选担任这个职位。
他们就这样打通了任督二脉。先测量一国股市的总市值，再除以市场上所有上市公司的净资产之和，就得到了整个国家的市净率。如果日本的市净率是1.0，而法国是2.0，那么日本就要比法国便宜。投资决策自然是买入日本，卖空法国。
布莱克回应说：“我对这位子有点兴趣。”1983年12月，他前往纽约和鲁宾面谈自己的工作。1984年初，布莱克被聘为高盛量化策略小组（Quantitative Strategies Group）主管。
他们开始群策群力。诊断“一个国家是否健康”这样泛泛的问题和他们在芝加哥大学学到的策略有相通之处吗？惊奇的是，他们发现答案是肯定的。他们作为学术问题研究的股票价值和动量异常问题完全可以应用到整个国家。
坊间流传着一个段子，说在入职后不久，布莱克前往高盛位于曼哈顿下城的交易室一游。交易室的噪声震耳欲聋,交易员无不扯着嗓子狠命地喊着买入和卖出指令，到处都是心烦意乱来回踱步的家伙。人到中年的布莱克对此大吃一惊——学者生涯已使他习惯了大学校园波澜不惊的气氛。
阿斯内斯的回答是：“当然！”
实际上，布莱克是被带到期权部与主管会面。“阁下就是费希尔·布莱克吧，”主管说着把手伸向这位传奇人物，“很高兴认识你。我要告诉你一些事情，其实你对期权一窍不通。”
一开始，阿斯内斯的小组并不直接管理资金。高盛的一个基本面选股小组在遴选外国股票时遇到了点麻烦，阿斯内斯被派去为他们提供量化分析支持。量化技术可以在国家层面上指导投资决策吗？阿斯内斯和他的团队成员从来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教科书上找不到类似的案例，学校里也不曾有过这样的课程。
布莱克先生，欢迎来到华尔街！
“别把它当成一份工作。”克赖尔说。不过，收入也着实不菲。
布莱克的办公室位于距纽约证券交易所几步之遥的布罗德街85号高盛总部的29楼，隔壁是高盛交易室。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张海报，画着一个男人在一条脏乱不堪的马路上慢跑，还有一行字：“速度诚可贵，耐力价更高。”人们经常可以看见布莱克一边不停地打字，不断地向他的“智囊”程序输入指令，一边一瓶又一瓶地喝着办公室食品柜里的矿泉水。
阿斯内斯把他的第一份工作称为量化研究小组（Quantitative Research Group，QRG）。为扩充实力，他招兵买马，聘请了多位他在芝加哥大学所遇到的聪明人，比如罗斯·史蒂文斯（Ross Stevens）、罗伯特·克赖尔（Robert Krail）、布莱恩·赫斯特（Brian Hurst）和约翰·刘（John Liew）。克赖尔和约翰曾在特劳特交易公司（Trout Trading）工作，这是一家由传奇交易员小门罗·特劳特（Monroe Trout Jr.）创办的资金管理公司。作为俄克拉何马大学经济学教授的儿子，约翰原本计划沿着父亲的脚步在学术圈奋斗，但在为特劳特公司开发量化交易模型的工作时他改变了主意。有一天，他和克赖尔谈论自己在特劳特的工作。他说：“这确实不错，太有意思了。”约翰一向认为自己会讨厌工作，因此他对自己发现工作挺有趣感到非常惊奇。
他的职责很简单：研究怎样把他的量化理论转变为高盛的真金白银。这里有些问题，布莱克坚定不移地信奉芝加哥学派的观点，认为市场是有效的、不可战胜的。刚开始交易的时候，他一挥手令高盛亏损50万美元。但在亲眼目睹了高盛的交易员利用无止境的市场失效周期赚取百万美元之后，布莱克很快意识到，市场也许不像自己躲在坎布里奇和芝加哥象牙塔中空想的那样，是个完美运行的机器。
1994年末，当克里夫·阿斯内斯成为高盛全职员工的时候，他并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怎样的工作。分配给他的任务是搭建用于预测各种资产回报的量化模型，内容十分庞杂。高盛在这位芝加哥大学毕业的年轻才俊身上下了注，意欲看看象牙塔出来的学究能否在真实世界大展神威。20世纪80年代，高盛曾在费希尔·布莱克身上做过相似的实验。到90年代早期，美国数学界掀起了一阵好男儿志在华尔街的风潮。
渐渐地，布莱克变成了法玛的食人鱼。在计算机的协助下，布莱克成了交易的革新者，他把交易推向人机互动。他预见到，高盛的优势将是金融理论和计算机技术的强力结合。
1999年，穆勒送了尼科尔森一瓶昂贵的纯麦芽苏格兰威士忌，以表彰他为大富翁系统所做的贡献。自运行五周年来，大富翁为摩根士丹利带来了10亿美元的净收入，同时也为过程驱动交易的所有成员都带来了想都不敢想的财富。在未来，大富翁一定会变得更强，使每个人更加富有，尤其是彼得·穆勒。
这只是华尔街华丽转身的开端。卫星和光纤所组成的金钱网络将复杂的金融理论和电子流结合了起来。布莱克在高盛的办公室中稳坐钓鱼台，在自己的计算机上敲敲打打，而克里夫·阿斯内斯这样的下属则战战兢兢地忍受着他那振聋发聩的沉默，恭候他关于市场的神谕。
“过程驱动交易是摩根士丹利永不熄灭的明灯。”维克拉姆·潘迪特喜欢这样说。
宽客玩的是概率游戏，靠寻找确定性过活，稍一迟疑，胜算便会滑入随机世界。但对克里夫·阿斯内斯来说，他的成功似乎可以归功于一个令他无法自拔的单一因素：幸运。
塔特尔说道：“我想这是个超级数字，高得让人叹为观止，高得让人难以置信。我们的系统运行得真是太完美了。”2001年，他离开摩根士丹利，去追寻自己的竞技帆板梦。
阿斯内斯乐于承认幸运并非一个人成功或失败的唯一因素。努力工作，时刻做好准备的人才抓得住天赐良机。但不可否认的是，幸运在阿斯内斯的世界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摩根士丹利高层对六楼的这群神秘宽客搞出的各种奇怪行径听之任之，从这里流出的利润实在是太丰厚了。摩根士丹利从未透露精确数字，但据过程驱动交易小组的前员工透露，其利润是无与伦比的。1996—2006年，过程驱动交易小组大约获得了40亿美元利润，这还不包括归属其成员的20%的利润提成。这意味着这支小小的团队在了10年之间为自己赚得了10亿美元收入。有的年份，穆勒、尼科尔森和艾哈迈德等过程驱动交易小组高层的收入甚至远远高于CEO在内的摩根士丹利高层。不少年份，尤其是世纪之交的那几年，过程驱动交易小组贡献了摩根士丹利净利润的四分之一还多。
1995年，全球阿尔法在高盛位于纽约广场一号的办公室成立。开张前10天，天天巨亏。接着，时来运转。在最初的亏损之后，全球阿尔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连续盈利。第一年的总战绩为惊人的95%，第二年为35%。
还有一次，穆勒想在他和厄瑟尔的办公室之间装一个旋转门，以便相互走动交换想法。厄瑟尔大惊失色，一口回绝，真要是装了，穆勒保准整日地往自己办公室跑，这还了得！
为了表彰阿斯内斯团队的卓越业绩，高盛安排了一次高层见面会，CEO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亲自接见（保尔森后来成为布什第二个任期的财政部长）。
有一回，穆勒觉得办公室里应该来点儿潺潺水声，便买了一个巨大的石景瀑布“尼亚加拉”，用巨大的木箱运进过程驱动交易小组的办公室。这个瀑布搞得整幢大楼怨声载道，水量实在太大，严重影响了楼下摩根士丹利的主交易室。这可不妙！尼亚加拉只在过程驱动交易小组办公室待了几个星期。有人将瀑布名牌上的N划去，写上一个V，暗示穆勒买的是一大箱伟哥。[7]
阿斯内斯觉得高盛的高层可以用更好的方式表达对全球阿尔法的赞赏，但他也没有反对。他准备了一个PPT文档向保尔森演示全球阿尔法是如何运作的。
突然间，穆勒成了人人争之的香饽饽。巨大的成功使过程驱动交易成员愈加放浪形骸。穆勒开始缺席公司的早会并且在上午11点左右就溜号——如果他在办公室出现的话。塔特尔喜欢身穿破烂文化衫、戴耳环上班，这在作风保守的摩根士丹利属于十足的另类。利润超过1000万美元的日子，过程驱动交易小组都会开个纸杯酒会以示庆祝。随着时间的推移，纸杯酒会举行得越来越频繁。
会面的时刻到了。当阿斯内斯前去面见下巴长长、喜怒无常的高盛CEO时，他想起了自己向法玛提出研究股价动量的情景。阿斯内斯对法玛的景仰之情远远高于保尔森，高盛CEO又如何，他才懒得搭理呢。可是，为什么他会感到如此紧张呢？
猎头就像苍蝇一样追逐着穆勒，向他推荐合适的人选。过程驱动交易小组的办公室秘书经常接到猎头心急火燎的电话，急切地想给摩根士丹利的热门对冲基金介绍新人选。“赶快让穆勒听电话！”他们吼道，“要不然的话，我100万美元的生意就黄了！”
演示文档由一组幻灯片组成，展示的是全球阿尔法有所涉足的市场。阿斯内斯轻点鼠标，屏幕上随即显示出一张新的幻灯片，上面写着“EAFE指数”。
穆勒也喜欢面试顶级职业扑克玩家，这令他的同事们十分不满。是的，这些家伙长于扑克，但他们做交易行吗？他们有编程能力吗？他们知道什么是因素模型吗？没有一位扑克玩家曾经通过面试。在过程驱动交易小组的成员看来，有赌博记录者就好比是有犯罪记录者。
“我们在所有EAFE指数内的国家都有交易。”阿斯内斯一边说着一边准备展示下一张幻灯片。
这问题可不好猜。穆勒喜欢随身携带数千美金，以应付临时牌局。求职者显然并不知道这一点，但在极端不确定的条件下，猜个很小的数字总是不合适的。95%的置信水平意味着你必须猜一个很大的范围，比如从0到100万美元。这个问题常常只能引起求职者的愤怒——这怪里怪气的家伙是谁！
“等一下。”保尔森起先一直静静地在听，此时突然做声，吓了阿斯内斯一跳。
穆勒嘻嘻一笑，一边摇头一边掏出5000美元。
阿斯内斯愣住了。
“5000美元。”
“那个指数里有多少国家？”
穆勒摸出500美元现金。
“它由欧洲、澳大拉西亚和远东国家组成……”[9]阿斯内斯说。
“500美元。”
“这不是我的问题。”保尔森粗暴地打断阿斯内斯，“总共有几个国家？”
穆勒掏出一张百元大钞，摆摆手。
“大概21个吧。”阿斯内斯说。
“我不知道。100美元吧。”
“具体说说。”
过程驱动交易小组的面试非常折磨人，经常蹦出稀奇古怪的问题。穆勒喜欢让求职者以95%的置信度猜测他钱包里装着多少现金。
阿斯内斯吃惊地看着保尔森：具体说说？这家伙在耍我吧？
还有一位宽客喜欢在深更半夜黑灯瞎火地工作。交易室的照明系统是触控的，稍微碰一下就会打开。于是他就在传感器上贴上厚厚的纸，这样就能自在地在黑乎乎的房间里愉快工作了。
保尔森一脸正经。阿斯内斯只得硬着头皮扳起手指头逐一说出他们的名字：法国、德国、丹麦、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他把记得起的都说了个遍，头上满是冷汗。保尔森坐在那里，用手支撑着宽阔的下巴，冷冷地盯着阿斯内斯。那是令人尴尬的沉默。
多年来，过程驱动交易小组奇人轶事层出不穷。有一位交易员实在无法忍受强光直射自己的显示屏，于是就在显示器的顶部绑了一把尺子，然后粘上一大块纸板，用来遮挡亮光。路过交易室的访客都能透过玻璃看见一位宽客佝偻着身子在一块纸板下对着显示器码字。一位在同一层办公的摩根士丹利高管对此十分不满。“你们怎么可以如此乱弹琴！”有一天他冲进过程驱动交易的小组办公室吼道，“我正在跟一群CEO开会。真丢人！”
“才18个。”
来者惊得目瞪口呆，一言不发地扭头就走了。
保尔森一直在数国家的名字。阿斯内斯一时语塞，阵脚大乱，接下来的演示进行得漏洞百出。
厄瑟尔强压怒火，说道：“我就是。”
您真看得起我的努力，阿斯内斯心里想。
“他们一直在说这儿有个宽客交易员在交易期货，但我一直没有看到。”
全球阿尔法源源不绝地产生着令人咋舌的高额回报，高盛也不断向这个项目追加资金。到1997年年末，全球阿尔法名下包括了一个有60亿美元规模的纯多头组合和一个近10亿美元的对冲基金（可以持有空头头寸）。从成立到现在，全球阿尔法几乎每个月都能获得骄人业绩。阿斯内斯不停地招兵买马，他招来了他的校友、芝加哥大学金融学博士雷·伊万诺夫斯基（Ray Iwanowski）和马克·卡哈特（Mark Carhart）。
有一次，过程驱动交易小组刚成立不久，厄瑟尔正在进行期货合约电子交易。一位男子步入过程驱动交易小组的办公室，看了一眼厄瑟尔，又环顾了一下四周，然后离开了。他来了又走，走了又来，当他第三次一脸迷惑地走进过程驱动交易小组的办公室，一边东张西望一边抓裤裆时，厄瑟尔终于忍不住了，问道：“有何贵干？”
他还开始在纽约大学柯朗研究所（Courant Institute）授课，那里源源不断地为华尔街输送着宽客。美国全国各大高校纷纷上马金融工程课程，卡内基梅隆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麻省理工学院和芝加哥大学都在培养着一批又一批宽客。距华尔街不过一步之遥的柯朗研究所（位于格林威治）是金融工程专业的佼佼者。正是在这里，20世纪90年代末阿斯内斯遇到了摩根士丹利的年轻宽客彼得·穆勒。
打破这个纪录的是厄瑟尔。她决定离开，前往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研究职场性别问题。她厌倦了摩根士丹利的大根子氛围，厌倦了这里的大男子主义。尽管过程驱动交易小组在摩根士丹利已称得上对女性比较友好的部门，但交易员们仍旧常把她视为穆勒的秘书。
与此同时，全球阿尔法的成功也给阿斯内斯和他的芝加哥全明星团队带来了万贯财富。事后看来，阿斯内斯和他的宽客团队实在是非常幸运，赶上了价值和动量策略的黄金时光。不过，就当时的情形而言，全球阿尔法的成功与运气一点都扯不上边。阿斯内斯开始妄自尊大，目空一切。1994年刚加盟高盛时，他志在将书本知识与华尔街的赚钱实践相结合，在以新观点赢得财富的同时获得知识的升华。但麻烦在于，他挤不出时间随心所欲地进行学术研究。高盛总是派他满世界跑，不是和欧洲或日本的客户会面，就是面试新员工。此外，办公室政治也令阿斯内斯头痛不已，尤其是还得应付保尔森这样的硬骨头。他开始考虑不同寻常的大动作：单飞。
在不了解过程驱动交易的摩根士丹利员工看来（即使在摩根士丹利内部，知道这个神秘团队的人也是凤毛麟角），这群新时代小子（New Agey）带着强烈的旧金山风格，简直是交易室中的“花童”[6]，太恐怖了！但这些文化成功地提升了团队的凝聚力。多年以来，过程驱动交易小组的原始队员几乎无人离开，这在对冲基金业是很罕见的——该行业向来以跳槽率高、工作压力大、工作年限短而著称。
做出抉择并不容易。高盛对阿斯内斯有知遇之恩，高盛信任他，给他充分的自由去实现自己的想法、组建自己的团队，离开高盛就好像是背叛，阿斯内斯越想越觉得离开高盛不可取。这时，他遇到了帮助自己创立对冲基金的不二之选：戴维·卡比勒（David Kabiller）。
过程驱动交易小组的成员开始犄角旮旯满世界旅行：牙买加、格林纳达、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都留下过他们的足迹。他们去佛蒙特州滑雪，去缅因州漂流，待在纽约的时候还经常组织真人CS。平时，他们在办公室公共区共用午餐，分享当地寿司店的松脆鲑鱼卷。这和20世纪80年代所罗门兄弟公司抵押贷款交易部的洋葱汉堡狂欢会差不多。
戴维·卡比勒于1986年通过夏季培训项目进入高盛，他在公司里几经沉浮，固定收益部、股票部和退休基金服务部都留下过他的足迹。一开始，他作为机构投资者和高盛资产管理公司的联络官与阿斯内斯打交道。高盛资产管理公司既负责管理外部客户的资金，也负责高盛的自营交易。
他要求清洁工从甩干机拿出床单后立刻熨平，因为他讨厌褶皱。他还雇了一位专门的助手到曼哈顿购物，然后把东西运回韦斯特波特别墅，而不愿在韦斯特波特本地的商店买东西。“他处处与常人不同。”一位熟人这样说。穆勒还迷上了填字游戏，他出的题目不止一次登上过《纽约时报》。
卡比勒是华尔街银行家和汽车销售员的混合体，他马上就注意到全球阿尔法赚钱如拾草芥。全球阿尔法有一张逐秒更新的计算机化动态盈亏表。有一天，卡比勒盯着屏幕上不断跳动的数字，惊心动魄地看着它嗖嗖蹿升，每秒都会增加几百万美元。
随着大富翁系统不断完善，过程驱动交易小组的成员也变得越来越有钱，穆勒更是富得流油。他在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Westport）买了一幢海滨别墅，又在特里贝卡（Tribeca）购置了一套豪华公寓，和一帮名流做起了邻居。他开始享受奢华的生活，也形成了许多怪癖。
他意识到，这些来自芝加哥的宽客怪才天赋异禀，必成大器。他们与高盛的其他人不一样：他们聪明，具有学术良知；他们一直在探求——对真谛的探求。他并不理解他们的神奇法术，但可以确定的是自己渴望成为他们的一部分。
过程驱动交易小组开始将量化投资应用于越来越多的市场。维克拉姆·潘迪特（Vikarm Pandit）要求道：“我需要很多系统。”（潘迪特是这个小组的负责人，2007年出任花旗集团CEO。）该团队开始交易欧洲美元期货。欧洲美元即美国之外的美元，是个较新的交易品种。不久，过程驱动交易小组开始涉足能源期货、债券、期权——只要能够建模的东西，他们就交易。
阿斯内斯、卡比勒和全球阿尔法的其他一些人开始在曼哈顿东区的兰实（Rungsit）泰国餐馆碰面。在觥筹交错之间，他们仔细权衡了单飞的利弊。高盛所给的报酬不低，而且提供长期保障，阿斯内斯最近还被提拔为合伙人。市场传言高盛意欲进行首次公开募股，这意味着又可以从中大捞一笔。但说来说去，高盛并不是他们自己的公司。
塔特尔到这里的那一年，过程驱动交易小组搬入了百老汇大街1585号摩根士丹利新街的总部，那里距时代广场仅一步之遥。过程驱动交易小组的交易室位于6楼，就在主交易室楼下，设备也焕然一新。他们的交易记录骄人，因此办公环境也大为改善。
到就餐会结束时，大局已定。大部分对话是关于如何给新公司起名的：希腊美男（Greek god）？神兽（Mythical beast）？出于学术本能，他们在一个既能体现宽客精神又不失生动的名字上达成了共识：应用量化研究资本管理公司，简称AQR。
马特把指令下反了。他所谓的“卖”其实是买，而他所谓的“买”其实是卖。塔特尔取消了交易，但教训刻骨铭心。人总是会犯错的，所以，最好让计算机来完成交易。
但阿斯内斯很快便打起了退堂鼓——高盛盛情挽留阿斯内斯。毕竟，高盛还是他的家。卡比勒功亏一篑，但也无可奈何。
突然，塔特尔听到一阵绝望的喊声。他抬头一看，只见马特急匆匆地从楼上跑下来，挥舞着自己的手臂尖叫：“停！停！不是买，是卖！卖！”
后来，1997年年末的一天，卡比勒接到一个电话。
过程驱动交易团队经常雇用外部顾问来为自己打短工，通常是意欲在寒暑假赚点外快的学术界人士。有一次，一位名叫马特（Matt）的顾问正在测试一种标准普尔500指数期权的套利策略，该交易包括卖出某个月的标普500期权（比如5月），同时买入另一个月的期权（比如6月），利用两种期权价格间的无效性赚钱。塔特尔必须使用电话完成这类交易。马特在过程驱动交易小组的另一个办公室中，慢条斯理地将交易指令读给塔特尔听。这是一个很大的指令，价值数千万美元。
“我是阿斯内斯。”
自动交易系统也有失灵的时候。有一次，由于系统出错，过程驱动交易小组在15分钟内卖出了约8000万美元的股票。又有一次，里德（当时负责日本股票系统）让另一位交易员来顶替自己一会儿，对他说：“你只要在当交易信号产生时按Y就可以了。”但他却忘了补充按完了“Y”还需要按“Enter”（确定）。结果，一笔交易也没有做成。
卡比勒明白，峰回路转了。阿斯内斯从来没有私下打过电话给他。
塔特尔的物理学背景使他能够很好地掌握过程驱动交易所执行的复杂交易，但他不懂编程，这严重束缚了他设计和调试模型的能力。于是，他成了过程驱动交易小组的“人工交易员”。当时，有些市场（比如股指期货）还没有实现完全自动化交易，过程驱动交易模型得出的交易必须通过电话告知摩根士丹利的其他交易部门，这就是塔特尔的工作。
“近来可好？”卡比勒问道，他笑得脸都疼了。接着是长时间的沉默，卡比勒可以听见另一头阿斯内斯的喘气声。“你终于下定决心了？”
1995年，一位名叫亚伊帕尔·塔特尔（Jaipal Tuttle）的年轻宽客加入了过程驱动交易小组。塔特尔是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物理学博士，前几年一直在摩根士丹利伦敦分部交易日本权证。但日本股市和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发生崩盘，日本权证业务也就随之东流了。
“是的。”阿斯内斯说。
这个量化交易小组的纪录令穆勒受益匪浅。这个小组在早先的几年中获得了巨额回报，然后突然间就一蹶不振了。这意味着你永远不能放松警惕，绝对不能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必须不断改进和优化你的系统。
这回是真的。1997年11月，在拿到奖金后不久，克里夫·阿斯内斯、罗伯特·克赖尔、戴维·卡比勒和约翰·刘向高盛递交了辞呈。阿斯内斯听着百老汇剧目《悲惨世界》的音乐，为自己打气。他主意已定，不想再犹豫了。
但是，了解和使用统计套利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过程驱动交易使用统计套利大获成功。
大约在一年以后，1998年8月3日，AQR资本管理公司成立，初始资本为10亿美元——创造了对冲基金的初募纪录，这比他们自己的预期要高两倍。事实上，阿斯内斯的公司还谢绝了10亿美元资金，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策略不足以操控如此巨大的数字。人们挤破头想成为AQR的投资者，声名显赫的法国基金的基金经理阿帕德·比松（Arpad Buson）愿意以自己的瑞士农场换取AQR资本管理公司的份额，但被阿斯内斯无情地拒绝了。
塔尔塔利亚,那个天体物理学家、犹太神学院学生、交易界的传奇人物是该小组的首领。这支意大利宽客团队几乎已湮没于历史之中，过程驱动交易小组的那些宽客新贵们丝毫不知塔尔塔利亚的团队才是统计套利的祖师爷。尽管穆勒的团队独立地开发了自己的策略，并且打上了鲜明的个性印记，但塔尔塔利亚才是它的首个发现者，在他的手下诞生了多只对冲基金，其中就包括宽客界的巨人肖氏对冲基金。直到20世纪90年代，统计套利快速流行起来，穆勒和法默等宽客才开始努力破解其中的密码。
事实上，AQR有着对冲基金业最优良的血统：芝加哥大学宽客天才、卡比勒手中数不胜数的退休基金和捐赠基金客户、高盛精英的金字招牌、令人高山仰止的历史业绩……
1994年的一天，穆勒偶然间发现了20世纪80年代摩根士丹利某量化交易小组留下的记录。穆勒对那个小组的事迹略有耳闻。
“为AQR工作真是让人心甘情愿，”卡比勒回忆道，“我们清楚我们的劣势，我们做好了准备，我们有着恰到好处的技能组合，我们就是为这桩生意而生的。”
但他们很快意识到，计算机可比人要可靠多了。每次他们自认为比计算机更精明的时候，就是做出愚蠢交易决策的时候。相信你的系统，永远不要怀疑——这就是致富密码。
第一个月，AQR资本管理公司的梦幻团队——一度被称为是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和朱利安·罗伯逊的老虎资产管理公司的混合体，业绩平平，略有盈利。然后，它开始一落千丈。这简直是场灾难。从很多角度看，AQR衰落的原因比摧毁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一系列事件还要令人难以置信。
穆勒有过前车之鉴。20世纪90年代初，他和厄瑟尔刚开始交易的时候，曾经做过几笔未经计算机模型检验的交易。未预期到的经济报告或者美联储出人意料的动作都会引发市场混乱，他们认为，此时最好无视模型结论，或者干脆暂时不做交易。
看来幸运抛弃了克里夫·阿斯内斯。
过程驱动交易的成功令穆勒颇感自得，但他时刻提醒自己莫得意忘形。他不厌其烦地提醒自己的交易员：“时刻检查你的情绪。”
一队豪华轿车驶出拉斯维加斯，开入茫茫沙漠。这是2003年秋，博阿兹·魏因斯坦的信用交易团队正在庆祝一年一度的“放风”团拜会。这一安排的初衷是交换成员们对信贷市场前景的看法，但这里是赌城。魏因斯坦的交易员们经不住诱惑要放纵一番了。
不过这些担忧现在还为时过早。过程驱动交易的表现令人难以置信，有时甚至连文艺复兴科技公司的大奖章基金都要甘拜下风。但是，1997年，大奖章基金的回报跃上了新台阶，达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高度。西蒙斯一骑绝尘，没有人知道他是如何做到的。后来，文艺复兴科技公司换了经纪人，因为他们怀疑穆勒的操作有偷窥自己策略的嫌疑。长岛上的宽客们都是情报人员出身，向来多疑寡信，总是担心自己的看家本领会被穆勒之流偷学了去。而穆勒也变得越来越疑神疑鬼，担心摩根士丹利内部会出现内鬼。他开始抵制风险经理对过程驱动交易头寸的检查，过程驱动交易的交易员也被彼此隔离，各自只知道自己的头寸状况，对过程驱动交易策略的其余部分则一无所知。
一位魏因斯坦的手下回忆说：“到处是赌桌，到处是美酒，到处是21点。”
她发疯似地要求出租车司机把她带回摩根士丹利总部。她无时无刻不在担心计算机程序错误所导致的山呼海啸般的买卖指令，系统随时都有可能变成计算机版的弗兰肯斯坦[5]。那天东京市场的混乱状况跟过程驱动交易毫无关系，但难保它日后不会引发类似事件。卧榻之侧，难容计算机嗡嗡作响。
在21点桌上，魏因斯坦使用《战胜庄家》上的算牌技巧战无不胜。接着，他又玩了会儿高赌注牌局和轮盘赌。然后，他们挤进租来的豪华车队，打开香槟，催促司机快点发车。他们的下一个节目是经典宽客消遣项目——真人CS。
厄瑟尔竖起耳朵。这不是在说我们吧？可恶！
在城外的真人CS游戏场，大家开始划分帮派。“自营”交易员，即为德意志银行（以及自己）赚钱的那拨人扮演匪徒，而“流量”交易员，即充当德意志银行客户的中间人、负责撮合“流经”德意志银行的卖单和买单的那拨人扮演警察。流量交易员也可以做一些自营交易，他们的存在意义也正在这里，但那种数十亿美元之巨、不成功便成仁的的一锤子买卖他们是无权做的。
这着实令人又惊又喜，但有时也会令人惴惴不安。一天夜里，结束了一周工作的厄瑟尔带着满身疲惫打车回家。纽约市的光影忧郁而模糊，司机开着收音机，发出嗡嗡的噪声。突然，收音机里传来一则新闻：非常规交易活动扰乱了东京市场。
自营交易员方阵由魏因斯坦率领，其副手奇普·史蒂文斯（Chip Stevens）则指挥流量交易员方阵。双方身着写有“信用衍生品部2003年拉斯维加斯团拜会”的T恤，戴着护目镜，散入真人CS游戏场。
数字化计算机交易如烟花般炫丽绽放了，在过程驱动交易的计算机屏幕上，账户数字如同被施了魔法一般节节上涨。
结果自然是匪徒大获全胜，但大家都玩得颇为尽兴。玩罢，大家回到豪华轿车上，打开更多的香槟，回到狂欢开始的地方——魏因斯坦在拉斯维加斯永利酒店（Wynn）的豪华套间。这里金钱如麻，美女如云，人人都是天才，个个揣着秘密。如果魏因斯坦的信用交易团队知道些什么的话，那就是他们明白应该怎样玩这个游戏——而且他们比所有人玩得都更好。
1994年第四季度，大富翁开始盈利。只消按下开关，大富翁便嘎吱嘎吱地开始运行，哐哐当当吐出万两黄金。
21点只是消遣，而真正的赌场，全球首屈一指的那一家，乃是日新月异的全球信用衍生品市场。在信用市场上，他们长袖善舞。今年德意志银行被《风险》杂志（Risk）评为“年度衍生品之王”，取代了去年的王者J.P.摩根。J.P.摩根已将德意志银行视为“最大的敌人”。
大富翁系统专注于特定的行业：如钻井业（如埃克森、雪佛龙［Chevron］）和航空业（美国航空、联合航空）。如果有4家航空公司上涨而有3家下跌，大富翁就会卖空上涨的，并买入下跌的，然后在几天甚至几小时后平掉头寸。难点在于把握买入和卖出的时机，大富翁可以全天候连续自动交易，更重要的是，到了年底不必给它派发大笔奖金。
对魏因斯坦而言，踏上巅峰一点也不令人意外。他们已经开发出一种所向披靡的激进系统，华尔街的其他机构只能望尘莫及。而这正是拉斯维加斯之旅的真正目的。魏因斯坦希望让他的手下明白，没有德意志银行吃不开的地方。德意志银行不是J.P.摩根，也不是高盛。高盛只会“管理”风险,但在德意志银行，风险不需要什么“管理”。风险可以被轻而易举地打倒在地，被驯得服服帖帖，让它向东它就不敢往西，就像现在。
大富翁采取统计套利策略，也就是班伯格20世纪80年代所开发出的东西。过程驱动交易团队的宽客并未抄袭班伯格的成果，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大富翁开发和运行时，统计套利的思想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多伊思·法默在圣达菲的预测公司就采用统计套利策略，肖氏对冲基金、文艺复兴科技公司和其他许多基金亦然。然而，多年以来，没有哪家统计套利基金的业绩能与过程驱动交易小组相媲美。
交易员们乐得接受。一边去吧，风险管理！
经过日以继夜的工作，过程驱动交易的梦幻团队经受住了考验。他们搭建了一个自动交易系统，一架强大的赚钱机器。他们管这个系统叫“大富翁”（Midas），听起来颇有些点石成金的魔力。尼科尔森和艾哈迈德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数字密集运算，将大富翁的复杂公式实现在过程驱动交易的超级计算机上。
事情就是这样。魏因斯坦的华尔街精英之梦——源于这位早熟的纽约上东区国际象棋天才收看路易斯·鲁凯泽节目之时，现在正一步步成为现实。
到1994年，万事俱备。资金和人才均已到位，过程驱动交易小组要起航了。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要是再拿不出点业绩的话，麦晋桁就会二话不说让过程驱动交易小组关门大吉了。
一切都来得太容易了。
当新星基金的交易头寸出现状况时，里德就会记录下问题并解决它。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新星基金遇到了点麻烦，过程驱动交易小组便接手了新星的部分头寸，这一招收到了极佳的效果。
1998年，在AQR资本管理公司扬帆起航的同时，魏因斯坦也开始了他在德意志银行的信用衍生品交易之路。这一年，魏因斯坦24岁，面对交易室乱糟糟的情景他还有些紧张不安。但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加上记忆力惊人，很快他便对所有股票和债券的任何信息了如指掌了。
除了雄厚的财力以外，为投资银行巨头效力还有另一个好处。其他交易机构（比如对冲基金）必须通过摩根士丹利这样的合规经纪交易商向纽约证券交易所等各个交易所下达交易指令。文艺复兴科技公司的一个交易团队——新星基金的股票经纪商就是摩根士丹利。新星基金经理是数学家罗伯特·弗雷，曾经作为塔尔塔利亚的手下为摩根士丹利效力。
魏因斯坦以前的专长是交易浮动利率票据，即利率会不断变化的债券。浮动利率票据和信用违约互换（CDS）并没有很大的区别，后者的运行方式和利率上蹿下跳的债券十分相似。
1994年上半年，穆勒终于建成了一支由数学和计算机顶尖高手组成的梦幻团队：迈克·里德（Mike Reed），温文尔雅的地球物理学家、普林斯顿电子工程博士；肯·尼克森（Ken Nickerson），顶尖计算专家，高大忧郁的斯坦福大学运筹学博士；沙基尔·艾哈迈德（Shakil Ahmed），精瘦的普林斯顿编程天才；艾米·黄（Amy Wong），麻省理工学院电子工程硕士。这个小组构成了日后世界上最能赚钱的交易部门的核心。
交易员可以通过互换合约对一家公司是否会违约下注。因此，信用市场的广阔天地就出现了一种新玩法：卖空一批贷款或一种债券。通过CDS来给债券上保险本质上和开立空头头寸无异。一夜之间，沉睡的债券市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赌场，而魏因斯坦早已对此熟门熟路。
坚持总有回报，不久，过程驱动交易小组终于看见了真谛的曙光——他们开始盈利了。过程驱动交易小组利润突破第一个100万美元的那一天，穆勒和厄瑟尔为自己开了个庆祝派对（其实也就是用塑料杯干了几杯劣质酒）。这100万美元对于过程驱动交易小组来说就好比是沉睡的巨人苏醒时眼睛睁开的第一道缝。
衍生品是一种全新的金融工具，除了德意志银行以外就鲜有大量交易的银行了。为了扩大衍生品交易量，魏因斯坦开始拜访华尔街各大交易机构，向他们宣传CDS的非凡特性。
言毕，穆勒望向麦晋桁。麦晋桁肯定地点了点头，他会力挺穆勒的。
1998年，魏因斯坦通过买入CDS给所有的债券都上了保险，这与“卖空”信贷市场无异。由于他是保险的买方，这意味着他在投资者开始担忧债券发行人的信用状况时就能获得赔付，因此在俄罗斯债务违约导致市场出现动荡、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倒闭时，魏因斯坦却在大发横财。他为德意志银行带来了丰厚的利润，自己的职业生涯也因此更上一层楼。
为了参加这次会议，穆勒穿了一件西装，头发梳得锃亮，和平时的形象迥然不同。会议室开着暖气，灯光昏暗，狭长的会议桌前，摩根士丹利高层正襟危坐。上了裁员名单的各位经理依次做着挽救自己命运的报告，每个人脸上都写着绝望。在还没有轮到自己的时候，穆勒不住地对自己说：冷静，不要露怯，加油。决定穆勒命运的时刻到了。穆勒极不情愿地承认过程驱动交易尚未成功，但该项目已经触及成功的边缘了。计算机化交易代表着未来的趋势，他所需要的只是时间。
1999年，魏因斯坦被德意志银行擢升为副总裁。2001年，又被任命为董事总经理。这一年他27岁，是德意志银行历史上爬到这一高位的最年轻的人之一。
1993年，摩根士丹利管理层意欲裁员，过程驱动交易小组是目标之一。摩根士丹利在穆勒身上投入了很多钱，却没有得到任何回报。刚刚当上总裁的债券交易员麦晋桁（John Mack）召开了一次会议，听取被裁对象如何为自己辩解。
当时，快速的去监管化进程令魏因斯坦及其手下获益良多。1999年11月，《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被取消，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不再是井水不犯河水的两个行业，银行的存款风险和贷款风险也不再隔离。花旗集团这样的巨擘早就对该法案颇有微词，认为这使得它在与不受该法案约束的外国银行的竞争中净落下风。对华尔街规模越来越大的自营交易来说，这意味着资金来源大大拓宽了，巨额存款可以用来当做自营交易的弹药了。接着，2000年，美国政府又通过相关立法，使衍生品免于遭受严格的联邦审查。所有这些都为21世纪初的衍生品繁荣铺平了道路。
法默不知道，穆勒实在没有什么信息可透露的，至少当时还没有。
2000年，CDS市场遭受了重大考验。加利福尼亚州爆发了电力企业危机，突然间，大量电力公司违约风险大增。2001年，安然事件爆发，CDS市场再次经受住考验，向人们显示了其能够抵抗得住巨型企业违约的冲击。不久，网络股泡沫破裂和世通公司（WorldCom）的破产又第三次考验了CDS市场。
法默事后回忆说：“我们必须把他赶出去，你告诉别人对他们有用的信息，当然希望他们也告诉你一点有用的信息作为回报，这才有意思。但穆勒拒绝给我们任何信息。”
2002年，经济处于低谷。昔日的蓝筹股安然和世通轰然倒塌，人们担心还有更恐怖的事情跟在后头。投资者开始对当时最大的传媒公司——美国在线-时代华纳感到坐立不安，债权人尤其恐慌，而股价只下滑了不到20%。
穆勒和法默在预测公司位于圣达菲格里芬大街123号的办公室见了面，那里有个别名：科学中心（Science Hub）。穆勒开门见山，直奔主题。法默向穆勒询问详细信息，但穆勒像扑克玩家那样紧紧地将牌扣在自己胸前，不肯透露半点信息。最后，法默受够了。
一天，魏因斯坦一边在洛克菲勒中心附近的美国在线总部闲逛，一边思考着未来会依次出现什么情况，就像一位象棋选手在出手之前思考接下去的好几步棋一样。他意识到，美国在线的股价只下跌了约20%，相比之下，债券跌得太多了，搞得好像该公司已经行将就木一样。美国在线这样的公司是不可能破产的，它有着多项盈利能力相对较强的老牌业务，比如NBC电视网。他认为美国在线重振雄风的概率很大，因此决定向风声鹤唳的投资者出售该公司的CDS，同时通过卖空该公司的股票来进行对冲。这一策略大获成功，债券市场和美国在线（现在只称时代华纳了）都复苏了。
预测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名叫多伊思·法默（Doyne Farmer）。一位又瘦又高的物理学家，混沌理论的早期开拓者之一。法默穿着花衬衣、脚踩人字拖，这和华尔街西装革履的标准装扮大相径庭。20世纪80年代，法默沿着爱德华·索普的脚步前行，使用可塞入鞋底的尖端计算机来预测轮盘赌结果。与索普一样，法默后来也将战场从赌场转移到了全球金融市场，使用数学和计算机交易赚钱。
新的信用衍生品显示出强劲的活力，即便在重压之下也能游刃有余。交易量开始迅速增加，质疑者这回是大错特错了。CDS市场很快就成为世界上最热门、发展势头最强劲的市场。没有哪个交易员能够像魏因斯坦那样了解这个市场，此时他已经开始着手组建华尔街最成功、最强大的信用衍生品交易部了。
为了了解相似的基金是如何运作的，穆勒前往新墨西哥州圣达菲，拜访了当时鲜为人知的一家由物理学家和数学家组成的尖端计算机化交易公司，他们称自己为预测公司（Prediction Company）。
对于魏因斯坦的团队来说，赌博就是日常生活。在招募新交易员时，他往往对喜欢赌博的求职者高看一眼。在他的第一批员工中有个叫王兵（Bing Wang，音译）的，后来在2005年世界扑克系列赛中获得第34名。当魏因斯坦得知德意志银行的交易员中有一些人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秘密21点小组成员时，他马上加入其中，每年都和他们去几回拉斯维加斯玩21点，用一用他从索普的《战胜庄家》一书中学来的算牌技巧。据熟悉魏因斯坦的人说，不止一家拉斯维加斯赌场将他的名字列入了黑名单。
穆勒和厄瑟尔将过程驱动交易系统推倒重来。他们将交易模型代码写入Unix工作站，然后连上摩根士丹利的主机，再连向世界各主要交易所。穆勒负责设计模型，而对摩根士丹利的计算机系统十分熟悉的厄瑟尔负责编程。一开始他们只做美国市场，后来依次加上了日本、伦敦和巴黎。他们根据模型，每天都做一次交易。他们日以继夜地疯狂工作，但似乎只是在白费力气。
在工作之余，魏因斯坦的团队无所不赌：100美元赌掷硬币的正反面、1小时内会不会下雨、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涨还是收跌，等等。每周，德意志银行的交易室都要举办100美元一注的扑克比赛。每周五，在收盘的钟声响起以后，魏因斯坦手下的交易员们——通常也包括魏因斯坦自己就会聚集在一间会议室里，酣战几个小时。魏因斯坦在这些赌局中获益良多。2005年，他在拉斯维加斯NetJets扑克锦标赛上赢得一部玛莎拉蒂跑车。
穆勒的办公室位于美洲大道1251号埃克森大厦摩根士丹利总部33楼，摩根士丹利为他配了好几台高档Unix服务器来处理技术应用和复杂图形问题。他手下的第一位员工是麻省理工学院运筹学硕士金·厄瑟尔（Kim Elsesser）。厄瑟尔瘦瘦高高，金发碧眼，简直是雄性激素过剩的摩根士丹利交易员群体中的女神，还是极具天赋的数学高手和编程专家。1987年1月，她首度加入摩根士丹利，之后离职前往坎布里奇攻读研究生学位，毕业后于1992年再度加盟。几个月后，她加入穆勒的团队。穆勒将自己的新交易系统称为过程驱动交易，简称PDT。“过程驱动”是一系列复杂数学算法的简称，当时世界上只有少数人能够掌握。
德意志银行的高层对魏因斯坦他们的牌局睁只眼闭只眼，赌两把算什么，何况德意志银行是一家德国公司，多数高层在伦敦或法兰克福办公，魏因斯坦已是德意志银行纽约固定收益部门的最高领导。他的交易员有权使用德意志银行位于华尔街60号的总部大楼，据说经常在那儿玩杀人游戏。有个放任恣睢、酷爱赌博的老板，手上又握着数十亿美元的资金，德意志银行纽约交易部门成了华尔街最激进的交易者，深得牛仔资本主义[10]的精髓。
1991年，大功告成，穆勒按下了启动开关，但结果却是一场恶梦。他在BARRA所开发的成熟交易模型纯属纸上谈兵，在真实市场中漏洞百出，不堪一击。交易指令执行得不够迅速，交易成本高得吓人。程序小漏洞时不时会使交易指令失效。他的第一个交易账户PM以亏损告终，第二个账户——PM2的命运也差不多。
魏因斯坦也在苦练牌技。2004年，他出席了在圣瑞吉斯饭店举行的第二届华尔街扑克之夜。他听说有几位华尔街顶级量化交易员搞了一个私人牌局，参与者有彼得·穆勒、克里夫·阿斯内斯以及一位名叫尼尔·克里斯（Neil Chriss）的明日之星。克里斯是高盛资产管理公司的老员工，当时已跳槽至位于康涅狄格州斯坦福的SAC资本顾问公司。
当格里芬在芝加哥开始创业的时候，彼得·穆勒正在纽约摩根士丹利辛勤工作，试着将自己在BARRA开发的模型组装成量化交易机器。
在圣瑞吉斯饭店，魏因斯坦主动和克里斯打了招呼。他说自己久闻该牌局的大名，很想坐下来玩几把。克里斯犹豫不决。宽客牌局虽说没有正式的“成员资格”，但毫无疑问，这一牌局是高度私密的。这是一个大赌注牌局，每个筹码都价值几万美元。要加入这个牌局，最重要的是输赢不会对你造成财务负担。自我可以抛弃，自尊可以不要，但荷包受损的打击你必须能够担得起。这意味着你的银行账户里必须存着万贯家财才行，必须有输掉一两万美元眼睛都不眨一下的财力。魏因斯坦有那么多钱吗？克里斯决定邀他入局，先试他一试。结果，这位娃娃脸的德意志银行CDS天才旗开得胜。他不仅是出千圣手，更是克里斯、穆勒和阿斯内斯所遇到的最精明的投资者之一。很快，魏因斯坦便成了宽客牌局的常客，成为内部交际圈的一员。
肯·格里芬春风得意马蹄疾，然而此疾亦可是彼“疾”。
扑克让魏因斯坦受益匪浅。2005年，魏因斯坦的老板安舒·贾恩（Anshu Jain）飞赴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会见沃伦·巴菲特，讨论德意志银行几桩备受瞩目的交易，魏因斯坦的交易也在其中。两位大佬谈起了他们最喜欢的消遣方式：桥牌，接着，话题又转向了扑克。贾恩提到，魏因斯坦是德意志第一号扑克高手。巴菲特对此很感兴趣，便邀请魏因斯坦参加了即将由伯克希尔公司旗下的私人飞机公司NetJets举办的拉斯维加斯扑克锦标赛。
宴会上，加拿大太阳马戏团（Cirque du Soleil）献演，迪斯科天后唐娜·萨默（Donna Summer）献唱，宾客乘着氦气球从天而降，整个派对还包括在卢浮宫举行的庆典和奥塞博物馆的婚前晚宴。
魏因斯坦好好地给老板长了一回脸，赢得了锦标赛大奖：一辆崭新的玛莎拉蒂跑车。不过，赌博说到底只是消遣，是在真实交易之前的头脑放松和热身。魏因斯坦的主要关注点仍然是交易。在交易中大获全胜，碾碎对手，斩获大笔利润，这才是最令魏因斯坦着迷的东西。他爱死了交易。
格里芬站上了许多人想都不敢想的高度。为了庆祝2003年的成就，他结婚了——婚礼地点选在凡尔赛宫太阳王路易十四的操场上。新娘名叫安妮·迪亚斯（Anne Dias），也是一位对冲基金经理（只是基金规模远不如格里芬的）。婚礼进行了两天，招待会在王后别墅（Hameau de la Reine）举行，这里曾是玛丽·安东尼德[4]根据卢梭自然主义田园诗所建的18世纪虚拟村庄。
很快，魏因斯坦开始将交易业务拓展到所有市场，股票、货币、期货无所不包——这和肯·格里芬的大本营多元化混合策略基金颇为相似（魏因斯坦似乎是在仿照大本营的模式组建交易团队）。他的拿手好戏是所谓的“资本结构套利”，通过同一公司不同种类证券之间的价差获利。比如，如果他认为某公司的债券相对股票来说价值被低估，他就会买入债券，同时卖空股票，预期这种价格差异会缩小或消失。
随着基金事业蒸蒸日上，格里芬的个人财富也滚成了天文数字。2002年，他进入《福布斯》400人富豪榜，是榜单中最年轻的白手起家的富豪。2003年，他在《福布斯》美国40岁以下富豪榜中名列第10，净财富估值为7.25亿美元，略低于华盛顿红皮队[3]老板丹·斯奈德（Dan Snyder）。
如果他的多头头寸价格下跌，那么他可以通过股价下跌来补偿这部分损失。魏因斯坦寻找的是企业资本结构上的无效性，同时关注债券和股票，并创造性地使用CDS来“套住”无效性。这其实就是古老的相对价值套利交易，和爱德华·索普在20世纪60年代所惯用的那一套十分相近，只不过披上了一件衍生品的新衣，但这一策略就像钟表那样精准。魏因斯坦的团队赚了个盘满钵满。
2001年，安然公司倒闭。格里芬闻风而动，12月，在这家能源交易公司宣布破产的第二天，格里芬就踏上了全美能源交易员招聘之旅。回到芝加哥时，格里芬带回了一个宽客团队，开始搭建令大本营投资集团锦上添花的商品价格模型。大本营投资集团还招募了一批气象学家来跟踪影响能源价格的供求因素。不久，大本营投资集团便跻身业内最大的能源交易商行列。
接着，进入2005年，这一策略几乎一败涂地，市场并未按魏因斯坦的模型所预测的那样运行。
与此同时，大本营投资集团迅速崛起为世界上最强劲的赚钱机器，它行动迅速、充满自信，赚起钱来又准又狠。它是对冲基金制造厂，专门生产李托维茨这样的基金经理，长成后便独立高飞。爱德华·索普点下的星星之火已经形成燎原之势，而33岁的格里芬一直是其中最耀眼的那团火球。
2005年5月的一天，魏因斯坦坐在三楼办公室内，盯着眼前的一大排显示器，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有一桩交易正在朝他不利的方向运动，形势危急。
2005年，李托维茨成立了自己的对冲基金磁星资本公司（Magnetar Capital），初始资本20亿美元，并在两年后的全球信贷危机中大放异彩。磁星是具有强磁场的中子星，而李托维茨的对冲基金对迅速发展的次级抵押贷款有着强烈的磁性。
魏因斯坦正在进行自己最拿手的资本结构套利，交易对象是通用汽车。由于投资者担忧大量现金流失可能导致通用破产，其股价在2004年年末至2005年年初大幅下跌。通用的债券也遭受了重创——在魏因斯坦看来有些矫枉过正了，看来投资者似乎认为破产是不可避免的了。魏因斯坦明白，就算通用真的宣布破产，债权人也能至少保住40%的资本，不过股票就真的会变得一文不值了。
那时，格里芬的基金资产已经超过了60亿美元，跻身世界六大对冲基金之列。他最得力的助手是并购套利部门主管亚历克·李托维茨（Alec Litowitz）和全球信用业务负责人大卫·布宁（David Bunning）。不过几年后两人均离开了大本营投资集团。
因此他决定通过CDS卖出通用汽车的债务保险，将保费纳入囊中。如果通用真的宣布破产，德意志银行就得赔付。为了对冲这一风险，魏因斯坦卖空了通用的股票，价格在25~30美元之间。
大本营投资集团的回报记录令所有对冲基金感到嫉妒：1998年25%，1999年40%，2000年46%；即使是在网络股泡沫破灭的2001年，回报率仍高达19%，这表明大本营投资集团不论整体趋势如何都能盈利。很显然，肯·格里芬拥有着阿尔法。
但是，突然之间，这笔交易成了一场灾难。理由是：一位名叫柯克·科克里安（Kirk Kerkorian）的亿万富翁出人意料地通过自己的投资公司特拉辛达（Tracinda Corp）收购2800万股通用汽车股权，使得通用股价飙升，像魏因斯坦这样的空头也遭受重创。
随着银行账户中的数字越滚越大，格里芬开始享用自己的财富。和许多富豪一样，格里芬迷上了艺术品收藏。1999年，他以6050万美元拍下塞尚的静物名画《窗帘、水瓶和水果盘》。同年晚些时候，他在纽约苏富比拍卖行对埃德加·德加的雕塑《14岁的小舞者》一见钟情，不久便将其连同德加的水彩画《绿衣舞者》一起收入囊中。2000年，在人称壮丽大道（Magnificent Mile）的芝加哥密歇根北大街，格里芬掷下690万美元买下了一幢豪华艺术装饰[2]大楼楼顶的两层豪宅。
事情到这里还没完。几天后，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和穆迪公司均将通用汽车的债券等级下调至垃圾级，因而掀起了一阵债券抛售潮。
20世纪90年代早期，大本营投资集团在可转债和日本权证市场上获利颇丰。1994年，大本营投资集团组建了一个“并购套利”小组，专门对并购交易中公司的股票下注。同一年，受脊线合伙公司（爱德华·索普在普林斯顿-纽波特关闭之后新开的基金）成功的鼓舞，大本营投资集团发布首个统计套利基金。1999年，大本营开始涉足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几年后又进入再保险市场。格里芬创造了一种内部做市手法，使得大本营能够在华尔街的眼皮底下进行股票交易而不被发觉，这对喜欢保持神秘的对冲基金来说真是再好不过了。
这意味着魏因斯坦在两面挨耳光。债券价格在狂跌，而股票价格在飙升。真是不可思议，按道理，市场绝无出现如此走势的可能。魏因斯坦束手无策，只能坐等。市场失去了理性，他想——科克里安准是疯了。最终，事态会恢复正常，真谛会重掌大局。在此期间，魏因斯坦需要好好思量一下应该如何采取行动。
1998年，也就是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倒闭的那一年，锁定条款令大本营投资集团受益匪浅。当时，由于需要大规模去杠杆化，其他对冲基金纷纷不加区别地甩卖手中的资产，而大本营投资集团却在扫货。那年威灵顿合伙基金收益率达到了31%。当时，大本营投资集团的资产管理额已超过10亿美元，所有的交易策略该基金几乎均有涉猎。
魏因斯坦及其交易员聚集在他最得力的部下保罗·安德奥利奥（Paul Andiorio）在纽约上东区的公寓中共商大计。通用汽车的交易应该怎样处理？一些人认为风险太大，应该斩仓出局。如果头寸继续恶化，后果将不堪设想。德意志银行的风险经理不会允许那样的事情发生。
大本营投资集团规定，所有投资者在初始投资后三年内不得撤资，这一协议被称为“锁定”条款（大多数对冲基金的锁定期为几个月到一年）。长锁定期意味着在世道不好时大本营投资集团能够保持稳定，而投资者尽管两股战战，几欲先走，却被锁定条款牢牢按住，一时半会儿无法脱身。
其他人则正好相反。扑克专家王兵认为，这笔交易现在看起来更有吸引力了。他说：“加码。”这是交易员之间的暗语，意思是加倍扩大头寸。
“我们不能让这种情况再次发生，”他向赞助人弗兰克·迈耶说。从此，大本营投资集团做出了一个改变，正是这一改变在14年后使其免于灭顶之灾。
魏因斯坦一开始决定小心行事，但在接下去的几个月中，他的团队不断地扩大着通用汽车交易的规模，期望事态最终能够回到正常轨道上来。
习惯胜利的格里芬被突如其来的亏损惊呆了，他决心不惜一切代价确保自己的金融堡垒不会再次被攻破。
事实正是如此。2005年年末，魏因斯坦在通用汽车的交易上扭亏为盈。2006年，形势变得更为有利。通用汽车的股价跌到了地板上，而债券价格基本收复了因评级下降造成的跌幅。
接着，亏损出现了，巨大的亏损。1994年，美联储出人意料的加息极大地打击了市场，对利率极其敏感的可转债市场更是遭遇重创。这一年，大本营投资集团亏损4.3%，资产管理额下降到1.2亿美元（一部分是因为忧心忡忡的投资者赎回了自己的份额）。到2008年为止，这是大本营旗舰基金威灵顿风险投资公司（Wellington Partners）唯一亏损的年份。
魏因斯坦不会忘记这件事情的教训。他的对冲交易无比正确，但却因外部事件冲击而险些血本无归。但是，只要他能够坚持住，总有峰回路转的一天。他们必须坚持！市场不可能摆脱真谛的支配。
当时格里芬不过20多岁，还是个一脸稚气的蓝眼小伙，但已领导着一个60人的团队，在芝加哥市中心3000平方英尺的办公室中运作近两亿美元的资金。
至少他是这样想的。
格里芬回忆说：“我们倾囊买入这些债券，许多大型交易商都未能发现这个机会，这次交易使我们一跃成为业内佼佼者。”
[1] 该机器即彭博终端。迈克尔·彭博又译为迈克尔·布隆伯格，他以自己的姓氏Bloomberg命名自己的公司和产品，彭博公司、彭博通讯社、彭博终端。——译者注
格里芬和他的研究小组注意到，在英国，股息严格说来并不是一种红利，而是“股票股息”，这意味着在英国购买这种可转债能够获得股息。换句话说，该债券价格被低估了。
[2] 艺术装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流行的装饰风格。——译者注
在大本营投资集团令华尔街侧目的早期交易中，有一桩涉及电子家庭安全服务供应商ADT安全服务公司（ADT Security Service）。ADT公司发行了一批可转债，其中有这样的条款：可转债转股的股东不能获得下一次的股息。这意味着该债券的转换价值要稍稍打个折扣，因为持有人得不到下一次股息。
[3] 华盛顿红皮队（Washington Redskins）是美国职业橄榄球俱乐部。——译者注
第一年，大本营投资集团战绩骄人，收益率达43%。第二年、第三年分别为42%和24%。
[4] 玛丽·安东尼德，奥地利公主，路易十六王后，后在法国大革命中被送上了断头台。——译者注
格里芬的资金堡垒——大本营投资集团于1990年11月1日建成，初始资金是460万美元。该基金与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一样，擅长利用数学模型拨开可转债市场的迷雾，发掘交易机会。
[5] 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是玛丽·雪莱（英国诗人雪莱的妻子）的科幻名著《弗兰肯斯坦》的主人公，他是一位疯狂的科学家，用尸块拼接成“人”并用点击将其激活。后用弗兰肯斯坦代指“脱离控制的创造物”。——译者注
在金钱网络中，没有人能够比肯·格里芬更加如鱼得水了。这位雄心勃勃的佛罗里达神童在大学时代就通过在哈佛学生宿舍架设卫星天线日夜跟踪自己的投资组合了。
[6] “花童”源自流行歌曲《旧金山》中的歌词：如果你前往旧金山，不要忘了在头上戴花。1967年的“爱之夏”，旧金山街头“花童”遍布，10万少男少女头戴野花从世界各地来到旧金山，进行反传统、反越战、倡导和平平等的游行，本书一再出现的海特-阿什伯里就是活动的中心地带。——译者注
爱德华·索普、费希尔·布莱克、罗伯特·默顿、巴尔·罗森堡等众多创新者是金钱网络的早期建设者，他们设计出计算机化交易策略，在全球市场中赚取利润，巴格达、孟买、上海、新加坡，到处都留有他们的交易记录。迈克尔·彭博（Michael Bloomberg）——前所罗门兄弟公司股票交易员、后来的纽约市市长，设计出了一种为使用者提供全球所有证券实时数据的机器，[1]也使自己成了亿万富翁。纳斯达克股票市场实现了完全电子化交易，这与人声嘈杂的纽约证券交易所形成了鲜明对比，也使得全球股票买卖变得更迅捷、成本更低。整个全球金融体系就像被整合成了一个由按钮控制的极其复杂的电子矩阵，金钱也数字化了。
[7] 尼亚加拉英文是Niagara，将N改成V即是Viagara，而伟哥的拼法是Viagra。——译者注
这个机器还没有名字，但它是现代最具革命意义的技术进步之一。它看不见摸不着，却无比宽广，伸出无数触手，触及人类文明的任何一个角落。我们姑且称之为“金钱网络”（The Money Grid）。
[8] 兴登堡号是1937年德国制造的飞艇，当时最大的飞行器。1937年5月6日在飞跃大西洋到达美国新泽西准备降落时着火坠毁，是航空史上著名的空难。——译者注
他们都在亲手打造一个巨型电子网络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在这个数字化、计算机化的资金交易体系中，只要轻点鼠标，数十亿美元就能在一瞬间从地球的一个角落转移到另一个角落。
[9] EAFE即欧洲（Europe）、澳大拉西亚（Australasia）和远东（Far East）的英文首字母缩写。澳大拉西亚包括澳大利亚大陆及其东北部临近岛屿、塔斯马尼亚岛、新西兰、几内亚岛等。——译者注
20世纪90年代晚期，肯·格里芬在芝加哥的摩天大楼里交易可转债；詹姆斯·西蒙斯在东锡托基特建立自己的宽客帝国；博阿兹·魏因斯坦在德意志银行的计算机前交易衍生品；彼得·穆勒在摩根士丹利买卖股票；克里夫·阿斯内斯在AQR测量价值和动量，他们都赚到了自己想都不曾想过的财富。
[10] 牛仔资本主义（cowboy capitalism）追求牛仔式的生活方式，用的潇洒，扔的干脆，鼓励大力消费。——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