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勒把这话当奉承听，因为大本营的一部分操作以过程驱动交易小组为直接对手。
听说穆勒重出江湖，肯·格里芬给他打了个电话：“我只是想告诉你，我对你的归来非常遗憾，穆勒。”
他没有时间自我欣赏了。就在回归后几个月，他就要面临职业生涯中最严峻的考验，这几乎是一次灭顶之灾。
一位前过程驱动交易小组成员说：“他们越来越倚重量化基本面组合，过程驱动交易小组变得越来越像AQR。”他还透露，该组合的杠杆率提高了三四倍。
1998年11月13日，一家名叫Theglobe.com的名不见经传的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发行价9美元。这是一家网络社交公司，创始人对上市充满了期望。
回到摩根士丹利之后，穆勒再次入主自己的交易团队。他雄心勃勃，意欲扩张交易规模，刺激利润增长。其计划之一便是采用更高的杠杆。过程驱动交易小组有一个量化基本面投资组合，它能够承受较高的风险。这个投资组合由长期头寸组成，建仓决策依据的是股票的价值、动量（这是AQR的拿手好戏）及其他判断股票涨跌的衡量标准，持仓时间通常长达几周到几个月，与大富翁系统总是在一日之内快进快出的风格大相径庭。
这桩首次公开募股受欢迎的程度远远超出了预期和常识。股价就像疯了一样，上市当天一度涨到97美元。在那一刻，这家由康奈尔大学学生斯特芬·帕蒂莫特（Stephan Patemot）和托德·克里泽曼（Todd Krizelman）创建的公司成为史上最成功的首次公开募股。
过程驱动交易小组内部也出现了权力斗争。在过去7年中，执掌过程驱动交易小组的一直是沙基尔·艾哈迈德。现在，摩根士丹利要求他把大权还给穆勒。艾哈迈德怒不可遏，一走了之。不久，他就出任花旗集团电子交易部首席量化策略师。在查克·普林斯（Chuck Prince）由于巨额次贷损失灰溜溜地下台后，潘迪特，艾哈迈德的前上司，成了花旗CEO。潘迪特很快就把艾哈迈德——传说中过程驱动交易小组的背后大佬之一招致麾下。
几天前，地球网络公司（EarthWeb Inc.）大概是受到了万有引力的影响，上市首日仅仅翻了三倍。投资者对该公司的股票趋之若鹜，完全无视招股说明书上的警告：“该公司预计在可预见的未来中都将持续亏损。”
穆勒决定重新收拾旧山河。他又有了固定的女友，开始考虑安定下来。此外，过程驱动交易小组的回报也不像过去那样强劲了。2006年，由于量化策略领域的模仿者大量涌入，发掘隐藏的赚钱机会变得越来越困难，过程驱动交易小组的收益率再次降到了10%以下。摩根士丹利高层对此很不满意，穆勒表示他可以改进。
在网络股的首次公开募股盛宴开始几个月前，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轰然倒塌。艾伦·格林斯潘和美联储果断出手，组织救援。格林斯潘还大举降低利率、注入巨量流动性，以修补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破产给金融体系造成的伤害。借流动性泛滥的东风，互联网的星星之火遂成燎原之势，不久，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便站上了历史新高，而且天天上涨。
但穆勒把这句话当成耳旁风。他没完没了地出入扑克场、游步道，去秘鲁漂流，乘私人飞机前往加勒比海滩，跟模特约会……生活太美好了。但他丢掉了一些东西：交易、眨眼间攫取百万美元、目睹盈亏数字如火箭般须蹿升。必须得承认，他把这些给搁下了。
这一系列不可思议的事件造就了一大批网络亿万富翁，而这对AQR来说却不啻一场灾难。这家位于曼哈顿中城第三大道的对冲基金所采取的策略是投资低市净率的廉价股，同时卖空模型显示的价格过高的股票。1999年，没有比这更悲剧的策略了。高价股——那些只有概念没有盈利的新晋网络公司在疯狂上涨；廉价股——乏味的金融公司如美国银行、稳定的汽车公司如福特和通用在原地踏步，早已被新经济的狂热追寻者抛弃。
“下不为例。”她告诉穆勒。
AQR的前高盛金牌交易员遭受了无情的打击。成立的前20个月，亏损高达35%。1999年8月，在内忧外患之间，阿斯内斯与劳雷尔·弗雷泽（Laurel Fraser）成婚。两人相识于高盛，新娘是债券部门的行政助理。当时，AQR的资产不断缩水，阿斯内斯常常向弗雷泽倒苦水。人们怎么了？这群愚蠢的乌合之众，把我害惨了。
2006年，穆勒带着过程驱动交易小组的全体同仁，乘坐NetJets私人飞机去美国西部的豪华滑雪场滑雪。这次活动一切都很顺利，但在报销的时候却出了问题。摩根士丹利首席财务官佐伊·克鲁兹（Zoe Cruz）一开始拒绝签字，后来经不住穆勒的软磨硬泡，只得勉强同意。
阿斯内斯对自己的策略坚信不疑，因为人们总是在价值和动量上犯错。他们终究会有所觉悟的，市场终究会恢复均衡，真谛终究会拨乱反正的。而大众犯错和醒悟之间存在时间差，他的利润就来自那里。
但是，穆勒在这方面就能把握得很好。他知道什么时候该盖牌，什么时候该加注，什么时候该全压。他从来不会失去冷静，即使在屡战屡败之际也是如此。他十分清楚，重振雄风只是时间问题。这个宽客间的牌局经常持续到深夜，有时甚至要激战到黎明。
可是，眼下，大众之愚蠢、之顽固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
钱对他们这些人来说不是重点，重要的是输赢。谁对加注盖牌把握得最好，谁最擅长虚张声势，才是他们所看重的。阿斯内斯喜欢玩牌，但憎恨这个牌局。他遏制不住跟牌的欲望，无法在小赔变大输之前果断收手。他太好斗，太激进。他并非不知道获胜的唯一方法是只在真正拿到一手好牌时才出手，直到胜算向他倾斜时才出手，否则就盖牌不跟，但他好像总也拿不到好牌。每次只要一输牌，他就会勃然大怒，离他最近的家具肯定得遭殃。
“我想你能赚钱是因为人们犯了错误，”他的妻子替他寻找原因，“但如果他们错误太离谱的话，你的策略就不灵了。只有金发女孩式的非理性才最合你意。”
穆勒、魏因斯坦、阿斯内斯以及其他一些顶级宽客和对冲基金经理每个月都要聚几次，去纽约豪华酒店玩他们的私人牌局。初始下注额据说是10000美元，但实际上远不止这个数。
阿斯内斯意识到，妻子是对的。他被在芝加哥大学所受的有效市场教育蒙蔽了双眼，对人性狂野的一面视而不见。这是个他在将来会牢记的教训：人们的非理性程度可能远远超过他的想象，而他应该对此有所准备。当然，要对所有非理性行为都有所准备是不可能的，而最后击倒你的必定是你没有发现的。
2004年，穆勒参加了世界扑克巡回赛（World Poker Tour），赢得了98000美元奖金。金毛犬米尔是他的祥瑞，穆勒上牌桌厮杀时也不忘带着它。2006年，他在决胜局击败克里夫·阿斯内斯，赢得华尔街扑克之夜的冠军，虽然没有获得奖金，但有了在宽客牌友间炫耀的资本。
2000年上半年，AQR风雨飘摇。要是在几个月之内不能扭转乾坤，AQR就要关门大吉了。阿斯内斯的公司已经损失了10亿美元起始资本中的6亿，只有少数忠心耿耿的投资者还在坚持。对于高盛的宽客精英来说，这真是令人难堪的一幕。
从头到尾，他并没把塔勒布放在心上。他知道自己拥有阿尔法，他知道什么是真谛，至少能够掌握很大一部分，但他并不喜欢每日交易。赚钱是没有止境的，而人生苦短，得及时行乐，何况他早已证明自己大可以赚钱、享乐两不误。现在，他对音乐和扑克越来越认真了。
令阿斯内斯备感痛苦的是高盛的首次公开募股大获成功。不难算出，阿斯内斯这回亏大了：从高盛跳槽使他失去了一次暴富的机会，他的对冲基金摇摇欲坠，而毫无价值的网络股正在鸡犬升天。这个世界太疯狂！
穆勒终于弄明白自己为什么受到攻击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别开玩笑了。过程驱动交易绝不会倒闭，塔勒布不知道他自己在说什么。
他对此有何反应？像所有出色的学者一样，他拿起笔作为武器。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塔勒布指着穆勒的脸，带着浓重的地中海东部口音大声说道，“10000个人同时掷硬币，10次以后必然有人次次扔出正面。人们会把这些人称为天才，认为他们在掷硬币方面天赋异禀，有些蠢货还会把真金白银交给他们打理。这就是发生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身上的事情。显然，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对风险管理一点儿都不懂，他们纯粹是江湖骗子！”
阿斯内斯旗帜鲜明地反对Theglobe.com之流所受到的追捧。《泡沫逻辑，或如何停止忧虑并热爱牛市》（Bubble Logic;Or,How to Learn to Stop Worrying and Love the Bull）就是这位宽客发出的呐喊。
“我看未必。”穆勒说，一向淡定从容的他开始冒汗，脸涨得通红，“我们已经证明我们可以连续战胜市场。”
2000年6月，股市市盈率突破了44倍——5年之内翻了一番，达到了长期平均水平的3倍。文章的标题借用了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讽刺冷战的黑色幽默影片《奇爱博士：我如何停止忧虑并热爱炸弹》（Dr.Strangelove:How I Learned to Stop Worrying and Love the Bomb），从中可以看出阿斯内斯对“泡沫逻辑”是多么痛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在洛克菲勒中心附近的AQR办公室里（不久以后，AQR搬到了格林威治）奋笔疾书，痛斥这一可恶的逻辑。互联网泡沫之于阿斯内斯正如核弹之于库布里克。在引论中，阿斯内斯写道：AQR“把我们的资产交给了我们，[11]却成了流血不止的空头。”
在克里斯的婚礼招待晚宴上，宽客间一开始还能保持一团和气，说着说着，塔勒布就开始激动起来。他提高了嗓门，开始拍桌子。“这绝无可能。”他冲着穆勒吼道，“你会付出代价的，我发誓！”
《泡沫逻辑》以惊人的观点开头：当今的市场（2000年）早已不同以往。当然了，这正是网络股拥趸的观点。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通胀维持在低水平。生产力在技术进步（笔记本电脑、手机和因特网等）的带动下突飞猛进。在这样的环境下，股价较高理所当然，因为公司的利润终将大涨。
部分出于黑色星期一的经验，塔勒布相信市场倾向于发生比量化模型所能预测到的极端情况更糟糕的运动。作为纽约大学的金融工程教授，塔勒布十分关注研究极端运动模型的进展情况。其中，“跳跃扩散”（jump diffusion）模型允许价格发生突然的跳动；“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generalized autoregressive conditional heteroscedasticity model，即GARCH模型）认为价格变动不同于抛硬币，而是会受到最近变动的影响，并允许发生可能导致肥尾突发跳动的反馈过程。当然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模型。塔勒布指出，极端事件所造成的市场波动程度之猛、幅度之深是任何量化模型都无法捕获的——即使是那些嵌入了曼德尔布罗特的莱维肥尾过程因素的模型也不行。
接着，阿斯内斯话锋一转。是的，这回的确有所不同，只不过是变得更坏了。历史表明，股票永远是最佳的长期投资工具。阿斯内斯引用了一系列数据，证明自1926年以来的任何一个20年期限中，股票都战胜了通货膨胀。股票战胜了债券、战胜了现金，因此投资者应该永远投资股票。不是吗？
在克里斯结婚时，塔勒布早已成为宽客眼中的不速之客，他不断地质疑他们战胜市场的能力，对真谛不屑一顾，断然不相信真谛可以被量化。
错！股票之所以总是要比其他投资方式表现更好，“不是因为股票拥有某种魔法，而是因为假以时日，我们总能发现股价相当合理，甚至从收益和分红的角度看，股价显得相对较低”。阿斯内斯写道：“但是，这一情形已不再成立。”
在接下来的10年中，塔勒布早已变得比自己能够想象的富有得多。他开始走马灯似的换工作，在巴黎第九大学读了一个博士，写了一本期权交易教科书，还在芝加哥商业交易所当过场内交易员。1999年，他开始在纽约大学教授研究生课程，同时发布了致力于经验知识的对冲基金安皮里卡资本公司（Empirica）。
作为样本，阿斯内斯考察了新经济的宠儿思科系统公司。他系统地证明，该公司的盈利前景无论如何都不能达到与其价值相匹配的程度，因此投资思科系统公司是很不明智的选择。然而，尽管这一点如此显而易见，但是阿斯内斯写道：“思科在所有我见到的‘必须拥有’的股票名单上都赫然在列。走着瞧吧！”
28岁那年，塔勒布加入投资银行第一波士顿（First Boston），开始在纽约公园大道的办公室上班。他囤积了巨大的欧洲美元期货价外合约头寸（欧洲美元是指美国之外的美元，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流动性最好的金融市场之一）。1987年10月19日，在黑色星期一的袭击下，股市崩盘了。恐慌的投资者纷纷涌入流动性最好的市场，包括塔勒布的欧洲美元市场。他的头寸爆涨，一日之间就给他带来大约4000万美元的利润。这笔意外横财与他投资欧洲美元的原因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只不过是交上了好运气。对这一点他心知肚明——他很有自知之明。
在文章的结论中（阿斯内斯称之为一本书，但它只有50页，只能算作一本小册子），这位情绪激动的对冲基金经理提出了违背法玛有效市场假说的观点。根据有效市场假说，何时存在泡沫是不可知的，因为当前价格反映了所有公共信息。只有在事后，当泡沫已经破灭以后（人们获得了新的信息，认识到这些公司其实如此不堪，或者这些屋主的偿付能力其实如此之低），才能认清价格过高的真相。但是，阿斯内斯写道，目前事实已经很清楚了，市场正处于泡沫之中。“除非标准普尔在未来20年以远高于过去125年中最佳年份的速度上涨，否则其回报前景是十分暗淡的。”
塔勒布身材矮小结实，胡须花白，对宽客及其精美的模型不屑一顾。丰富的生活阅历告诉他，人类活动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东西。塔勒布于1960年出生于黎巴嫩贝鲁特北部的东正教聚居区，20世纪70年代中期，他第一次见识了极端随机事件——长达15年的黎巴嫩内战爆发了。为了躲避战火，他离开黎巴嫩，进入巴黎大学学习数学和经济学。后来，塔勒布移居美国，在沃顿商学院获得MBA学位。
在1999年年末至2000年年初这样的市场狂热中，没有人会相信阿斯内斯笔下的惨淡结局。当然，阿斯内斯一向是正确的。
在招待晚宴上，克里斯的宽客朋友们济济一堂。有AQR资本管理公司的约翰·刘，克里斯在芝加哥大学的老相识；有穆勒，纽约大学的演讲常客；还有纳西姆·塔勒布（Nassim Taleb），纽约大学教授兼对冲基金经理。塔勒布最近出版了一本新书：《随机致富的傻瓜》（Fooled by Randomness）。在书中，他声称几乎所有的成功投资无一例外都是运气而已。
《泡沫逻辑》从未公开发表。阿斯内斯完成这篇文章的时间是2000年年中，正是互联网泡沫登峰造极的时候。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在2000年3月突破了5000点，到了2002年10月，爆跌至1114点。
但穆勒从未与宽客界脱节，经常在业界大会上发言。2002年5月，他出席了尼尔·克里斯的婚礼。克里斯原先是高盛的宽客，现在经营着一家名叫ICor的网上交易经纪公司，同时在纽约大学教授金融学课程。克里斯是宽客界德高望重的数学大师，拥有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位。他的夫人名叫娜塔莎·赫伦（Natasha Herron），是个金发碧眼、身材高挑的大美女，即将获得康奈尔大学心理学医学学位。婚礼在伯克希尔山（Berkshire）古老高贵的特劳特贝克山庄（Troutbeck）举行，欧内斯特·海明威和泰迪·罗斯福[10]都曾是那里的座上宾。
时间和现实将愚蠢击得粉碎，而AQR华丽地复苏了。随着价值股重现生机，扛过风暴的投资者终于迎来了收获的季节。AQR旗舰基金——绝对回报基金（Absolute Return Fund）在接下去的3年中从低点反弹了180%。
2000年前后，沙基尔·艾哈迈德开始接过过程驱动交易小组的管理重任。穆勒成了一位受薪顾问，但仍是摩根士丹利的合伙人。他周游世界，各种新奇的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不丹、新西兰、夏威夷。他混迹于格林威治乱糟糟的咖啡馆里，还在小酒馆演唱。过程驱动交易小组的旧同事们有时也去那里看他表演，心里直纳闷：他到底是怎么了？
阿斯内斯带领AQR咬牙坚持，挺过了互联网泡沫最艰难的时期，尽管受尽折磨，却打响了他们完全“市场中性”的招牌。当市场崩塌时，AQR屹然挺立，而深陷网络股囹圄的对冲基金纷纷折戟沉沙。
似乎是越成功，穆勒的压力就越大。他宁愿做一位无忧无虑的加州阳光男孩，收集碎水晶、唱自己想唱的歌、爱自己喜欢的人、研究复杂的算法，而不愿当冷酷无情、自私自利的银行家。他开始整周整月地旷工，然后在某一天突然出现，把过程驱动交易小组一段时间以来的操作批得体无完肤，然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一位过程驱动交易小组的交易员称之为海鸥式管理：从天而降，风卷残云，又呼啸而去。
但并非所有人都这样想，一位熟悉AQR的人士说：“克里夫是个伟大的家伙，但历史记录可不怎么样。”事实上，其他量化基金，比如文艺复兴科技公司、肖氏对冲基金，还有过程驱动交易小组都在互联网泡沫中赚了个盘满钵满后全身而退。他们的模型并没有像AQR的那样在价值股受挫时遭遇重创；不仅如此，他们的交易策略均基于捕捉市场价格的极端短期变动，并在泡沫发展然后破灭的巨大波动中获利。对这些所谓的“高频基金”来说，损失也是可控的，因为它们可以通过闪电指令迅速斩仓。AQR的策略所关注的是数周甚至数月的价格变动，而不是一个下午。这意味着当AQR的模型出错时，所遭受的损失就会比较大。当然，只要不出错，利润也是极为丰厚的。
所有人都认为穆勒疯了。这位通过高深数学控制着市场混乱数据流并从中挖掘亿万财富的男人彻底失去了对自己生活的控制，真是令人不可思议！但这没什么大不了的，穆勒的团队仍在日进斗金，这才是关键。穆勒要疯狂，随他去吧。
互联网泡沫的破裂是对冲基金业的分水岭。成熟的投资者开始转向阿斯内斯在《泡沫逻辑》中所写的观点——股价并非只有上涨一种走势。极低的利率迫使养老基金和捐赠基金寻找新的投资工具。对冲基金的资产管理额开始暴涨，从1997年的1000亿美元一路上升到2007年年初的20000亿美元。
但他没有向穆勒的琴盒里投钱。
宽客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完美，量化模型运转良好，计算机的速度和性能发展日新月异，描述市场行为的理论经受住了考验，看起来无比正确。他们掌握了真谛！金钱不断涌入，从涓涓细流演变成滔天洪水，给宽客们带来了无法想象的荣华富贵。2002年，阿斯内斯的个人财富为3700万美元，2003年一下子提高到了5000万美元。
“穆勒，你在这里做什么？”他奇怪地上下打量着穆勒。稍微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他又说道：“我觉得你唱的不错。你没有干不成的事儿。”
有一种叫做利差交易的策略极大地刺激了AQR等量化基金的回报率。利差交易的一大基础是日本，为了摆脱令经济一蹶不振的通缩循环，日本的利率很低，连1%都不到。日本的银行账户每年的收益率通常只有0.5%，而美国有5%，一些国家更是可以超过10%。
穆勒从来没有坐过地铁，不知道他的许多同事每天搭乘地铁上下班。一天晚上，一位路过的摩根士丹利同事瞥见穆勒在摆弄自己的电子琴。忍不住想探个究竟。
这样一种机制意味着明智又具有灵敏金融嗅觉的公司可以从日本借入日元，然后投资于利率较高的资产，比如债券、商品或其他货币，因为几乎没有成本。由此产生的额外现金可以用于进一步投资，比如商品和次级抵押贷款。如果加以适当的杠杆，你就可以在全球投机潮中尽情冲浪了。
有旁观者向他身边的琴盒里投了几枚硬币——丝毫不知这位歌手乃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银行中最炙手可热的交易员。
事实上，根据《经济学人》的说法，在2007年年初，进入利差交易的资金已经达到了10000亿美元。阿斯内斯的老东家高盛全球阿尔法基金对这一策略最为在行。
但我有数不清的飞机要赶，有数不清的账单要付……”
而麻烦在于，所有进行利差交易的投资者主要是对冲基金，也包括一些银行和共同基金，他们的交易方向都是相同的，他们借入日元，然后投资于澳元和新西兰元等高收益货币。交易员们认为“流动性涟漪”永远不会消失，利差交易将推高股票、黄金、房地产以及原油价格。
他平凡地诞生在这个世上，
但是谁会在乎呢？交易是如此完美，利润是如此令人难以置信，这已经近乎是市场的免费午餐了，没有人会停止。
“前几天，我的孩子来到了世上，
随着AQR的发展，曼哈顿的办公室不够用了，装满文件的箱子和计算机设备到处都是，已经堆到了过道里。合伙人也纷纷结婚成家，于是阿斯内斯决定做出一些改变。他在格林威治看了几处地方，最后决定搬往格林威治的双子广场（Two Greenwich Plaza），一座毗邻火车站的低层写字楼，如此一来公司里的那群20来岁的宽客想去纽约也方便了。
他闭上眼睛，弹起了他最喜欢的曲子之一、卡特·史蒂文斯（Cat Stevens）的《摇篮里的宝贝》（Cat's in the Cradle）。
2004年的一天，他从大都会北方铁路[12]租了一部车，带着AQR全体成员考察新办公地点。当年晚些时候，搬迁全部完成。阿斯内斯出手非常阔绰，他花960万美元买下了格林威治北街（North Street）12500平方英尺的豪宅。2005年，《纽约时报》将他的故事写成了长篇报道。文章的作者问阿斯内斯，成为巨富感觉如何。阿斯内斯引用了达德利·摩尔（Dudley Moore）在电影《二八佳人花公子》（Arthur）中的台词：“还不坏。”
地铁干燥的空气中带着一丝异味。站台上，来往的乘客们有的看书，有的读报，有的焦急地看着手表。穆勒深吸一口气，把琴盒往地上一扔，打开锁扣，手脚麻利地搭好电子琴；然后他打开开关，一边试着音，一边紧张得冒汗。但没人在意他的一举一动，地铁艺人在纽约是很稀松平常的事，是这个城市快节奏生活的小插曲。这正是穆勒所盘算的。
阿斯内斯的生活也随着野心的膨胀而奢侈起来。AQR买了不少NetJets的股份，成了股东之一，这样一来合伙人就能随时享用私人飞机了。阿斯内斯觉得格林威治北街的家太小了，于是在格林威治上等社区科尼尔斯山庄（Conyers Farm）买了一片22英亩的物业，雇了一队建筑师来AQR总部讨论新公馆的装修计划，据估计总花费达3000万美元之多。
巴塞罗那之旅后不久，穆勒收起他的电子琴，走出了特里贝卡公寓。他很紧张。虽然，已经有过一次经历，但在大庭广众之下唱歌仍然令他十分不自在，他必须克服心跳。他背着电子琴来到附近的地铁站，快步进入地下站台，投票穿过旋转闸。
阿斯内斯开始思考AQR的下一步大动作。城堡和黑石的首次公开募股当然逃不过阿斯内斯的法眼，他的朋友肯·格里芬据说也在谋划大本营的首次公开募股计划。
而这只是热身，他的下一站是：纽约地铁。
AQR也不例外。2007年7月下旬，文件准备就绪，首次公开募股已箭在弦上。AQR所要做的不过是把文件发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然后就可以坐等天降横财了——几十亿美元巨款。
20世纪90年代末，穆勒赴巴塞罗那出席一个衍生品会议，与会者都是像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迈伦·斯科尔斯这样的巨星级人物。发言完毕后，穆勒抓起自己价值5英镑的电子琴，打车直奔兰布拉大街（La Rambla）——地中海边人声鼎沸的步行街游乐园。他在人群中间摆开电子琴，开始自弹自唱。这是他第一次在公众面前唱歌。
2005年的一天，博阿兹·魏因斯坦正在德意志银行永不关机的固定收益交易部门晃悠。一位俄罗斯交易员听说魏因斯坦以擅于下国际象棋而著称，便乘着魏因斯坦走到他的终端机面前时说道：“我听说你象棋下得不错。”
穆勒只能借助音乐来减轻痛苦。在心情的指引下，他写出了几支伤心情歌，在以放浪形骸著称的摩根士丹利广为传播。摩根士丹利的交易员们背着穆勒对这些曲子进行了大肆改编，令过程驱动交易小组的同事们感到颜面尽失。
“我也这么认为。”魏因斯坦说。
穆勒深深地受到了伤害，同事们发现他经常在办公室落泪。穆勒声称是自己主动结束这段关系的，但看起来他无法接受被甩的事实。这是一场控制与反控制的游戏，输的是穆勒。
“我也下象棋，”俄罗斯人笑道，“不如咱俩来一盘。”
但穆勒总是显得心有旁骛，经常连续几天找不到踪影，对两人的关系似乎也不怎么上心。后来，凯蒂跟着一个刚离婚的人跑了，这个人跟他们俩都是朋友，更糟糕的是，两人就住在穆勒的韦斯特波特别墅里。
“来吧。”魏因斯坦不假思索地答应了。
20世纪90年代末，过程驱动交易小组的事业蒸蒸日上，穆勒的私生活却开始混乱起来。厄瑟尔给他介绍了一位朋友，有着深色头发的《城市考古》杂志（Urban Archaeology）图片编辑凯蒂（Katie），两人一见钟情。凯蒂是个百搭，能够迅速融入约会对象的生活中，而穆勒则非常享受被关注的感觉。穆勒的特里贝卡公寓和韦斯特波特海滨别墅全靠凯蒂帮助装修。
也许是被魏因斯坦冷静的态度吓到了，俄罗斯交易员提出一项奇怪的要求：魏因斯坦必须下“盲棋”。魏因斯坦当然知道“盲棋”是什么意思。蒙上眼睛倒不是必须的，只要背对着棋盘就行了。魏因斯坦答应了这一要求。
穆勒的团队尽管战绩显赫，但极注重保密，甚至摩根士丹利自己的员工都没有几个人知道他们的存在。穆勒对此十分满意，他最害怕的事情莫过于过程驱动交易小组的绝技被外人偷师了去。
股市收盘后，魏因斯坦和那位俄罗斯人（似乎没有人记得起他的名字了）在会议室碰头。下棋的消息不胫而走，他们周围马上开始有人围观。激战渐酣，观众也越聚越多。不多时便围满了几百号人，魏因斯坦和俄罗斯人每走一步都会引起一阵欢呼。观众开始下注，赌谁最后能赢。棋局进行了两小时，最后以魏因斯坦的胜利而告终。
“管他是谁。”银行家一边说着一边调整一下自己的爱马仕领带。很少有人会想到眼前的邋遢小子去年的奖金是自己的10倍之多。
这是魏因斯坦春风得意的日子。职场上，利润滚滚；情场上，美人在怀。成功？他才刚开始呢！在德意志银行，魏因斯坦已经混出了名堂，他开始考虑效仿克里夫·阿斯内斯——脱离母舰，自力更生。
同时，过程驱动交易小组仍旧每年带给摩根士丹利上亿美元。21世纪初，过程驱动交易小组是如此成功，已成为摩根士丹利庞大的股票部门中规模最大的自营交易部门。过程驱动交易小组的交易员受到了温室花朵一般的呵护，平时不必身穿投行的标准装束——定制西装、光可鉴人的意大利皮鞋、价值连城的金表。在摩根士丹利，传统银行家开始和穿着T恤衫、牛仔裤和运动鞋的邋遢怪小子共用电梯了。这都是什么人啊？每当遇到这样的问题，过程驱动交易小组的成员总是一笑了之：我们技术派，玩的是电脑，当的是宽客，你们懂的。
他在德意志银行所创建的信用交易部已经成为华尔街的精英机构。顶级投资者都会打电话给魏因斯坦，想从他嘴里套点CDS、债券、股票和其他东西的交易动向。他的团队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德意志银行内部的多策略对冲基金，所有想象得到的证券没有他们不交易的，头寸总规模已经超过了200亿美元。
当然他还喜欢音乐。2004年，他自费灌制了一张唱片《不止这些》（More Than This），收录了一些伤感的靡靡之音，比如《在这个世界》（In This World）之类的，听起来像是巴里·曼尼洛和布鲁斯·霍恩斯比的混搭。[9]每周二晚上，他在自己的特里贝卡公寓举办“歌曲创作沙龙”，还有三角钢琴助兴。他的个人网站petermuller.com上挂着自己坐在钢琴边上的照片，一旁是他的金毛犬米尔（Mele）。穆勒专辑的新闻稿这样写道：“彼得·穆勒6年前看破红尘，感觉商海已不能带给自己任何乐趣。他成绩斐然，自信满满，却已找不到新的挑战，他失去了人生目标，于是只能将精力倾注在音乐上。”
魏因斯坦赢得了百事通的名声，简直就是华尔街的先知。他的自营交易团队也已成为华尔街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与过程驱动交易小组一样，他们也玩起了智力测试，彼此出题取乐，只有最顶尖的宽客才想得出解法。
穆勒的生活方式是很多人想象不到的。他的宽客团队在纽约大把大把地赚钱，他自己却整天无所事事，有的是时间周游世界。他喜欢“直升机高山滑雪”——由直升机将你带到人迹罕至的高处，然后踩着雪板呼啸而下。他最喜欢的一处滑雪胜地是怀俄明州杰克逊镇（Jackson Hole）附近的落基山，那里的雪道几乎与地面垂直，看着就令人头晕目眩。在杰克逊镇的时候，穆勒通常住在肯·格里芬的老友兼长期投资人贾斯廷·亚当斯（Justin Adams）的大牧场里。他还经常去喜马拉雅山和新西兰玩漂流，去亚利桑那州和爱达荷州游河。
比如，有一项游戏叫做“地图测试”：网页上显示着美国的50个州，这些州都没有注上名称，州名被排成一列一列，显示在地图下方。这个游戏的任务是在规定的时间内把州名拖放到相应的州上，依玩家完成时间的长短计分。为了搞点刺激，魏因斯坦等老手时常对菜鸟能得多少分打赌。“瞧他的小脑瓜，”每次新人不亦乐乎地满屏拖动州名时，准有老交易员在一旁起哄，“我赌100美元，他不知道怀俄明州在哪儿。”
穆勒站在海边，回头看了看自己已经走过的路，擦了把汗继续前进。他迅速穿过一座山谷，进入一条干燥的开放带，他已经走得精疲力竭，远处，卡拉劳山谷曲曲折折的悬崖和海岸线全景令人心旷神怡。
“你说对了。”
整个远足一般至少要花费两三天。有一次，穆勒和一群朋友在一天之内就穿越了整个步道。
魏因斯坦屡次都想给他的团队整整风，压一压这股不良的习气。他经常声称自己并非真正的宽客，倾向于淡化交易的复杂程度。他在电子邮件中经常暗含讥讽：“这可不是火箭手术。”故意将宽客比喻成用复杂衍生药物进行脑部手术的火箭科学家。[13]
穆勒正在做他最喜欢做的事：远足，卡拉劳步道是理想之选。这条紧挨纳帕里悬崖（Napali cliffs）的古老小径穿越五大峡谷与瀑布，在层层叠叠的洋芋梯田的簇拥下抵达卡拉劳海滩。卡拉劳海滩是嬉皮士和漂流客的乐园，很少有腰缠万贯的华尔街大亨光顾。
宽客太小心翼翼，太关注风险，忽略了对市场的感觉。魏因斯坦要求他的交易员承担风险——大风险，而不是管理风险。没有风险就没有收益。布莱恩·亨特就是魏因斯坦口中常提到的榜样，他当时在德意志银行能源交易部门工作，后来跳槽到不凋花。21世纪初，亨特的天然气交易一度为德意志银行带来数百万美元的回报，但在2003年，他一周就亏掉了5100万美元。亨特把这归咎于德意志银行的软件，而德意志银行认定责任在亨特，因此双方不欢而散。
此刻，华尔街是那么遥远。20世纪90年代末，穆勒逃离华尔街。卡拉劳步道是他所能到达的最远的地方，自从进入BARRA开始，穆勒已经来过多次了。
有人担忧魏因斯坦管得太宽了，因为他还协助管理着德意志银行的美国“流量”交易部。这个部门的主要职责是为客户（多数是对冲基金和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这样的债券巨头）撮合交易。这一职位实际上使魏因斯坦超越了所谓的“中国墙”[14]界限——他既是德意志银行交易部门的负责人，同时也在从事直接的客户服务工作，不过魏因斯坦从未受到过滥用职权的指控。德意志银行如此放纵他显示出他们正使出浑身解数留住魏因斯坦，以便继续从他身上攫取数十亿美元利润。白热化的利润争夺战已使这家曾经淡定从容的银行转型为对冲基金巨舰，而杠杆、衍生品以及敢于险中求富贵的年轻交易员就是巨舰的燃料，魏因斯坦是转型的关键人物。
夏威夷考爱岛上，棕榈树遮天蔽日。彼得·穆勒汗流浃背地走在西岸长11英里、蜿蜒曲折的卡拉劳步道（Kalalau Trail）上，远眺着浩瀚的太平洋。暖风拂过，棕榈林如同波浪一般掀起阵阵涟漪。
他没有让德意志银行落后。魏因斯坦和他的自营交易部如同一部开足马力的印钞机，2006年实现盈利9亿美元，魏因斯坦自己也获得了3000万美元奖金。
格里芬怎么也没有料到，一年后，大本营也会在悬崖边上摇摇欲坠。
魏因斯坦的主要精力集中在自营交易部门，这使他的流量交易部下属颇为不满，觉得自己被忽视了。2005年，他招来高盛明星交易员德里克·史密斯（Derek Smith）担任流量交易部主管，此举引起了极大不满，不少人都觉得自己应该获得这个位子。魏因斯坦开始在德意志银行内部树敌了。
大本营接手了陷入困境的索务，将其清理一番。随着头寸中的大部分如拉尔森预期般开始反弹，大本营也获益良多。继不凋花之后，格里芬让华尔街又一次见识了自己的雷厉风行。2007年8月初，大本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其资产规模高达158亿美元，而格里芬1990年事业草创时只有区区460万！
“为什么要搞个空降兵？”他们抱怨道。
格里芬此时正带着妻子在法国度假，在接到电话后，他马上召集大本营总部的30位交易员组成一个团队，立刻开始研究索务的交易记录，寻找可乘之机。果然，他们从中发现了良机。周一，大本营收购了索务剩余的价值14亿美元头寸的大部分，这些资产在几个月内下跌了一半有余。在一周前致客户的电子邮件中，格里芬指出，市场的表现是非理性的，强劲的美国和全球经济将很快攀上新的高度。很多愚蠢的投资者对此视而不见，与他们做交易真是再好不过了。索务就是其中之一。
魏因斯坦的经济动力主要来自自营交易部，他在流量交易部的职位薪酬是固定的，而自营交易部的收入与利润直接挂钩。
索务以惊人的速度坠落。7月27日,周五，早上一开盘，该基金就减值10%，到收盘时，已经缩水了40%。拉尔森拿起电话，拨通了肯·格里芬的号码，指望格里芬拉他一把。
在魏因斯坦手下的交易员看来，也许正是这一差别导致了自营交易部和流量交易部之间的龃龉。一位交易员说：“通常我们的做法是，如果流量部的一位交易员有一笔一亿美元的好买卖，我们就揽下其中的75%，把它移到自营交易部名下。”该交易员还透露，魏因斯坦还把流量部最优秀的交易员调到自营部。
这就是在2008年几乎毁掉全球整个金融体系的危机的先声。索务的头寸变得一文不值，拉尔森开始甩卖资产筹集现金以应付债权人增加抵押品的要求，这使市场雪上加霜。拉尔森向哈佛捐赠基金高层求助，希望获得更多现金以渡过难关——他相信这只是暂时的非理性市场恐慌，但他的要求被拒绝了。
魏因斯坦如此目光短浅自有其原因：他的如意算盘是5年内建立自己的对冲基金。2007年年初，他将自营交易团队命名为“萨巴”，希伯来语中“聪明的祖父”之意。萨巴有大约60名员工，分别在纽约、伦敦和香港工作。
其他与索务有着相似头寸的对冲基金也在备受煎熬，它们竭尽全力将手中所有资产兑现，包括被认为是十分安全的高等级债券。但麻烦在于，市场上没有买家，信贷市场一片混乱。机构风险分析公司（Institutional Risk Analytics）分析师克里斯托弗·惠伦（Christopher Whalen）接受彭博通讯社采访时说：“标普的举措将许多人逼上了绝路，这正是我们等待已久的信号。”
萨巴使魏因斯坦的团队在华尔街上大名永垂，一脱离德意志银行就能为人所熟知。萨巴的名气越来越大，很快就成为一支令人畏惧的力量——与大本营、高盛和太平洋（比尔·格罗斯执掌的加州债券交易巨头）等大佬平起平坐的债券交易势力。
拉尔森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最坏的时刻做出了最坏的决定。次贷市场的崩盘引发了整个金融体系的大地震。6月份，评级机构穆迪下调了50亿美元的次级抵押贷款债券评级。7月10日，另一家主要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发出警告，将下调120亿美元的次级抵押贷款债券评级，这使得次贷债券持有人纷纷夺路而逃。在遭到标准普尔降级的债券中包括大量南加州次贷巨头新世纪金融公司（New Century Financial）的债券，这家公司于次年4月递交了破产保护申请。次贷市场迅速崩塌。
成功令魏因斯坦陶醉不已。他一掷万金，在东汉普顿（East Hampton）买了一栋海滨别墅。他也没有荒废自己的赌技，经常出入名人高赌注牌局，马特·达蒙就是他的牌友之一。
6月份，索务开始出现损失，缩水5%。拉尔森不为所动，反而将自己的750万美元现金也投入到基金中。他预期自己持有的头寸会反弹，授意交易员进一步扩大杠杆，使索务的债务对资本之比扩大到12倍之多。
他也开始和纽约的宽客同行对赌。赌什么？扑克！
2007年7月，格里芬等到了第一个机会。由前哈佛捐赠基金明星经理杰弗里·拉尔森（Jeffrey Larson）执掌的波士顿对冲基金索务资本管理公司（Sowood Capital Management，资产管理规模30亿美元）陷入了困境。当年早些时候，拉尔森已开始担忧经济状况，意识到大量高风险债券存在暴跌的可能。为了从中获利，他卖空了许多次级债券，当其他投资者开始心存疑虑时，次级债券将成为首当其冲的抛售对象。为了对冲风险，拉尔森同时买入高等级债券。为了攫取更多的利润，拉尔森大量举债，因此他的杠杆非常高。
在牌局上，博阿兹·魏因斯坦出手干脆，嘴里总是喋喋不休。牌房里绝对禁烟——彼得·穆勒有点健康强迫症，当年差点因为厕所里的一个烟头拒掉BARRA的工作，他自然无法容忍玩牌时有人吸烟。
进入夏天以后，次贷危机汹涌而至。格里芬对此早已未雨绸缪，大本营的长期锁定条款能够保证其在世道艰难时不会遭受赎回潮的冲击。格里芬手持重金，次贷危机不啻天上掉下的馅饼。虾兵蟹将早已丢盔弃甲，溃不成军，留给大本营这样的强手一地俯首可拾的良机。大本营股资集团在全世界拥有大约1300名员工，相比之下，AQR资本管理公司只有200人，文艺复兴科技公司只有约90人，不过几乎人人都有博士头衔。
穆勒的规矩对宽客来说不是问题。克里夫·阿斯内斯和魏因斯坦都不抽烟，但是，有时候也会有老烟枪职业玩家与他们同场竞技，这时只能委屈他在禁烟的牌房里忍受一夜煎熬了。
所有这些都跟格里芬没有半点关系。他正在静候良机，等着成功首次公开募股，实现自己超越高盛的梦想。
在2006年年末的那个特殊夜晚，宽客之间进行了直接对话。魏因斯坦在牌桌上大讲“相关性”，向牌友们解释这个信用交易的常用术语。
几个月后，上流社会还在对这场盛会津津乐道，而施瓦茨曼再一次作出了惊人之举。6月，黑石集团以31美元的价格成功首次公开募股，融资总额达46亿美元，其中10亿美元落入了施瓦茨曼的腰包。首次公开募股之后，他持有的黑石集团的股份价值达到78亿美元。施瓦茨曼是个出了名的老饕，周末一顿饭就能花掉3000美元，其中包括400美元一只的石蟹（也就是一只脚40美元）。
“其中的假设相当离谱。”他一边说，一边把牌放在桌上，“相关性太荒唐了。”
来宾名单包括科林·鲍威尔、纽约市长迈克尔·彭博、芭芭拉·沃尔特斯、唐纳德·特朗普夫妇[6]等人。军械库被装扮的花团锦簇，入口处有铜管乐队列队奏乐，宾客们被身着军服的迎宾童子引入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幅主人全身像，由英国皇家肖像画协会（Royal Society of Portrait Painters）主席安德鲁·费斯廷（Andrew Festing）执笔。金樽清酒、玉盘珍馐自是不在话下，更有天王巨星表演助兴。佩蒂·拉贝尔[7]和阿比西尼亚浸信会教堂[8]唱诗班共同高唱施瓦茨曼赞歌，向他致以生日的祝福。《财富》杂志在封面上写道，施瓦茨曼“此时此刻成了华尔街的皇帝”。
这和房价暴涨有着脱不去的关系。房地产市场已经繁荣了好几年了，南加州和佛罗里达等明显过热的地方已经露出疲态。从美国全国范围来说，房价已经较5年前翻了一番，极大地带动了整个经济，但也吹大了不可持续的泡沫。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包括魏因斯坦在内，认为距离泡沫破裂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宴会地点设在公园大道的第七军团军械库（Seventh Regiment Armory）。纽约市出动警察，对公园大道实施了部分交通管制。身高不足1.7米的施瓦茨曼前往宴会地点并不需要走多少路，他的35个房间的豪宅就在公园大道上。据说那里原先是约翰·洛克菲勒的物业，2000年5月被施瓦茨曼花3700万美元买下。（施瓦茨曼在长岛汉普顿也有一栋房子，原先属于范德比尔特[5]，价格是3400万美元。除此之外，他还拥有佛罗里达由金融顾问E.F.赫顿［E.F.Hutton］于1937年建造的13000平方英尺的豪宅四风堂［Four Winds］，价格是2100万美元。买下后不久，施瓦茨曼觉得这栋房子太小了，便将其推倒重建。）
魏因斯坦对华尔街泡沫的终结有着独特的看法。德意志银行的抵押贷款业务规模巨大，其中有不少是次级贷款。2006年，德意志银行收购了抵押贷款商查普尔金融公司（Chapel Funding），并与西班牙国民抵押贷款协会（Hispanic National Mortgage Association）合作为西班牙裔提供抵押贷款服务。
私募界也喜欢聚会。城堡投资集团首次开募股成功后的那个星期二，私募巨头黑石集团（Blackstone Group）的创始人兼CEO史蒂夫·施瓦茨曼（Stephen Schwarzman）在曼哈顿中城大宴四方来客，庆祝自己60岁的生日。当时，黑石集团刚刚完成对EOP公司（Equity Office Properties）的收购，创造了杠杆收购的新纪录。施瓦茨曼春风得意，盛会极尽奢华，颇有些镀金年代强盗男爵大聚义的意思，[4]也标志着华尔街数十年来的造富巅峰。
德意志银行还是“证券化”市场的主要参与者之一，从贷款商处买入抵押贷款，然后打包成证券并分割成不同的级别，卖给全世界的投资者。
私募股权公司不受监管，主要为大型机构和富人阶层服务，这点与对冲基金十分相似。他们从腰缠万贯的投资人那里筹集资金，用于收购陷于困境的公司，然后将其整顿一新，再包装上市，卖回给公众，自己也从中大捞一票。
各大银行纷纷开展证券化业务是为了分散风险。这就好比是吐司上的果酱，将所有的果酱涂在吐司的一小部分上只能享受一口，而各大银行将果酱（即风险）均匀地摊满整片吐司，使得整片吐司都变得十分可口，而且通过宽客的多元化魔法（将果酱涂上多片吐司），每处的风险都降低了。
然而大本营的首次公开募股被其他几家对冲基金抢了先。首先是资产管理规模达300亿美元的纽约私募股权和对冲基金——城堡投资集团（Fortress Investment Group）。这家和大本营有着相似名字的公司2007年以18.50美元的价格登陆纽约证券交易所，[3]上市首日即遭热捧，价格一度达到35美元，最后收于31美元。城堡投资五位创始人的财富一夜增值100亿美元。
如果投资者买入了一份价值250000美元的次级抵押贷款，他就必须承担该贷款违约的所有风险。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是相当高的，因为次级抵押贷款人通常是信用最差的群体。但是，如果把1000份、每份价值250000美元的次贷集中起来，包装成一份总价值2.5亿美元的证券，再将其分割为数百份，那么其中任何一份贷款违约所带来的损失就变得微不足道了，因为其数额只占整个证券总量的九牛之一毛。
格里芬那拿破仑一般的野心令他周围的人吃尽了苦头。他常说，要把大本营打造成下一个高盛，这对于一家对冲基金来说简直是痴人说梦。他有一句名言：大本营将成为“金融界百年老店”，在那些老朽就木之后仍将屹立不倒。有传闻称大本营正在谋划进行首次公开募股，这将使格里芬的个人财富再增值数十亿美元。2006年年末，牛气冲天的大本营发行20亿美元高等级债券，成为首家在债券市场上融资的对冲基金。此举普遍被看做是在为首次公开募股造势。
这些证券中的一部分，通常位于食物链的底端，被打包成一种更为神秘的叫做担保债务凭证（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CDO）的东西。这样做是因为其中某些抵押贷款的违约可能性比其他的要大。显然，违约可能性更大的部分风险自然也更大，不过潜在收益也更高。2004—2007年，数十亿美元计的次级房贷被包装成所谓的CDO。CDO又被分割成不同的“份额”（tranches）。当中既有高质量的份额——能够获得标准普尔等评级机构的AAA级，也有低质量的份额，甚至还有质量低到无法给予评级的份额。
汽车也是格里芬的钟爱之物。大本营的车库里总是停着格里芬的6辆法拉利，每辆都有办公室中的监视器时刻紧盯。
奇怪的是，信用级别的高低并不由基础贷款的质量决定。AAA级的份额与最低等的份额所包含的贷款可能质量与价值完全相同。信用级别的评定依据的是贷款的偿付顺序，AAA级持有人最先得到偿付。若借款人违约，那么最先遭受损失的就是最低级份额持有者。只有当大量借款人同时违约，高级别份额的持有者才有可能遭受损失。
格里芬一家锦衣玉食，经常去芝加哥最顶级的日本餐厅NoMI享用单价50美元的寿司。令人有些不解的是，格里芬一直对麦当劳情有独钟。不管他前往何处，北京也好，迪拜也罢，临行前都会要求助手在旅行手册上为他标出附近的麦当劳店。
神秘的CDO分割术的难点在于如何给份额定价。在2000年左右，宽客们找到了答案：相关性。只要能知道同一证券中某些份额的价格，宽客就能推算出所有其他份额的“正确”价格，只需要计算一下它们之间的相关性就行了。举个例子，假设质量最低的份额的违约率是5%，宽客就能据此在计算机上倒腾出其上一个级别的份额会受到多大冲击，依此类推，最终就能顺藤摸瓜算出AAA级会受多大影响。
格里芬继续一掷万金购买艺术品。2006年10月，他从好莱坞大佬大卫·格芬（David Geffen）手中买下贾斯伯·约翰斯（Jasper Johns）的油画《虚伪的起点》（False Start），价格为8000万美元，创造了在世画家的作品价格纪录。艺术品市场之繁荣亦可见一斑，这大部分要归功于对冲基金业的那群亿万富翁们。20年前，出版家S.I.纽豪斯（S.I.Newhouse）将这幅画买下只花了1700万美元。（20世纪90年代，S.I.纽豪斯将这幅画卖给了格里芬，但价格未曾披露。）在买下《虚伪的起点》前不久，格里芬和他的妻子还向芝加哥艺术博物馆（Art Institute of Chicago）捐赠1900万美元，用于新建一座264000平方英尺的现代艺术展厅。
当然，这其中的假设是，劣等份额与AAA级份额的原始借款人的违约率是完全不同的。换句话说，它们之间的相关性非常低，几乎为零。
这次果断出手使大本营成为世界上最强大、最激进的对冲基金之一。不凋花交易完成之迅速、决策之果断、结果之成功足以与“奥马哈圣人”沃伦·巴菲特相提并论。巴菲特总是陷入困境的卖家第一个想到的求助对象，而现在又冒出一个娃娃脸的芝加哥对冲基金巨人：肯·格里芬。
魏因斯坦和德意志银行的其他一些交易员（以及许多明智的对冲基金）指出，不同模型中的相关性往往相差很大。当他们检查CDO的基础贷款时，发现很多贷款很不牢靠且彼此之间性质非常相近，只要其中之一变成坏账，整个CDO都会受到牵连。大量的低质量贷款被包装成CDO，看起来持有者十分安全，但其实即使你持有的是最高评级的份额，也照样逃不过损失。换句话说，相关性是相当高的。但大多数买卖CDO份额的人认为相关性非常低。
此举引起轩然大波，人们纷纷指出大本营做了一桩愚蠢的买卖。但他们都错了，大本营当年盈利30%。
对魏因斯坦而言，这也可以成为获利机会。具体的操作手法十分复杂，但可以概括为以魏因斯坦最惯用的手法：以CDS来“卖空”CDO。通过买入一份互换合约或一组互换合约包，魏因斯坦可以有效地为基础抵押贷款上保险。如果这些贷款变成坏账（魏因斯坦就是这么认为的），保险就能获得赔付。简言之，魏因斯坦下注市场低估了次贷市场的毒性。
格里芬从中看到了机会。大本营的能源专家，其中一些也来自安然公司，开始研究不凋花的交易记录。他们想弄清楚亨特的交易最终是否有机会起死回生。大本营实力雄厚，足以扛过最初阶段的巨亏，撑到柳暗花明的那一刻。格里芬给不凋花的首席运营官查理·温克勒（Charlie Winkler）打电话讨论这笔买卖。几天后，大本营同意接手不凋花能源头寸的一半，J.P.摩根接手了另一半。
令魏因斯坦尤为高兴的是，大多数交易员对房地产市场趋之若鹜，市场源源不断地生产着海量CDO，使卖空成本非常低廉。魏因斯坦认为这是不可能输的买卖。一旦赌赢，收益巨大，而即使错了，损失也不过是付出一小笔保险费而已。
亨特采用的是一种复杂的价差交易，利用期货不同交割月合约的价差获利。他还买入了“深度价外”的天然气期权，这种交易只有在价格大幅上涨时才能获利。9月上旬，报告显示天然气呈现出库存过剩的局面，亨特的头寸因此表现糟糕。亨特坚信价格会反弹，便进行了加仓操作。但价格持续下滑，他的损失越滚越大，很快就达到数十亿美元。最终，巨大的损失拖垮了不凋花。
“我们在德意志银行就做这样的买卖。”魏因斯坦双眼紧紧地盯着手里的牌说道。
然而，2006年夏末，当天然气价格因卡特里娜飓风侵袭墨西哥湾而变得高度波动时，这一习惯给亨特造成了巨大的麻烦。
阿斯内斯和穆勒点了点头，这是典型的宽客暗语。一位交易员向同行描述自己英明神武的新发现，而听者对此了无兴趣。此刻，玩牌才是正事，他们的眼里只有赌桌中央堆积如山的筹码。
不凋花原先是一家专做可转债的对冲基金，2001年安然公司倒闭之后建立了能源交易部门，将刚从德意志银行跳槽的亨特（他在那里是魏因斯坦的同事）招致麾下，但双方在待遇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亨特的业绩极为出色，因此不凋花将他调至卡尔加里（Calgary）。亨特每天开着灰色法拉利上下班，在交易界享有“枪手”的盛名，喜欢在头寸对自己不利时加倍建仓。他对自己头寸的长期盈利前景极度自信，所以有什么好怕的呢？
魏因斯坦看着自己的牌，做了个鬼脸。一手烂牌，盖牌了事。
不凋花咨询公司（Amaranth Advisors），一个规模达100亿美元的对冲基金，由于在天然气价格上赌错了方向而陷入了倒闭的边缘。一位叫做布莱恩·亨特（Brian Hunter）的32岁加拿大交易员，深为博阿兹·魏因斯坦敬重的德意志银行同事在一周之内亏掉了50亿美元巨款，引发了史上最大规模的对冲基金倒闭事件，甚至要超过长期资本管理公司。
“加1000，”阿斯内斯说，扔出一堆筹码。
2006年3月，格里芬出席了华尔街扑克之夜，在彼得·穆勒对阵克里夫·阿斯内斯时他大喊大叫。几个月后，2006年9月，他完成了一桩漂亮的交易。
穆勒看了阿斯内斯一眼，只见他坐回椅子里，不自然地笑着，脸开始变红。“可怜的克里夫，虚张声势的功夫太小儿科了，玩扑克这样可不行！”
不过，大本营的杠杆率——2006年大约在8倍左右，虽然有的分析师估算可能高达16倍，其实远未达到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30倍（在1998年崩溃前夕甚至高达100倍）。但是，以资产管理规模衡量，大本营已从一家默默无闻的格林威治对冲基金迅速成长为一只多头海怪，而且几乎不受政府监管，这正是格里芬想要的。
“跟。”穆勒又赢了一把。阿斯内斯一脸无奈，穆勒的风头太旺了，只见他哈哈一笑，把筹码揽到自己面前，那里已经堆得像小山一样高了。
还有一层阴影笼罩着大本营，而且要比业内的争议严重得多：它是否对整个金融体系构成了威胁。德利佳华公司（Dresdner Kleinwort）的研究员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对大本营的爆炸式增长提出了质疑，指出其对杠杆肆无忌惮的使用可能动摇整个体系。“从表面上看——因为谁也无法看到黑箱内部的情景，今日的大本营与昔日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十分相似。”
[1] 吉姆·科林斯（Jim Collins）：管理专家，《从优秀到卓越》作者。——译者注
但勒布的话还是有些夸张了，为大本营效力还不至于与终身监禁在古拉格一样惨（虽然一些前员工可能并不这样认为）。其实，大本营经常举办奢华派对。格里芬是个影迷，经常在芝加哥AMC剧院包下大片首映场，如《暗夜骑士》《星球大战：西斯的复仇》等。大本营的薪酬也相当诱人，员工被扫地出门时可能颜面尽失，但绝对是腰缠万贯。
[2] 古拉格（gulag）是前苏联内务部惩戒营的缩写，勒布在这里把大本营比做集中营。——译者注
更糟糕的是，大本营投资集团的回报率出现了下滑。2002年，大本营旗舰基金肯星顿（Kensington）收益率为13%，2003—2005年更是没有一年超过10%。格里芬怀疑，这部分是因为有太多的资金在追逐与大本营相同的策略。事实上，这正是促使爱德华·索普决定金盆洗手的因素。模仿是最好的奉承，但在对冲基金业，这样做会大大影响利润。
[3] 大本营的英文名是Citadel，城堡投资英文名是Fortress，两个词意思相近，国内有时都译成“城堡”。——译者注
但勒布的指责可谓一针见血，大本营投资集团的人员流动率很高。格里芬就像是食人魔王，把人塞进嘴里，吃干净了再把骨头吐掉。在大本营投资集团工作压力巨大，失败的下场非常悲惨，许多人离开的时候都带着满腔怨气。
[4] “镀金年代”（Glided Age）一词源于马克·吐温的同名小说，指美国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工业、交通、通信飞速发展的时代。经过镀金年代的大发展，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在这个时代，法律和政府结构跟不上经济、生活和社会的发展，一大批白手起家的投机客如洛克菲勒、卡内基、摩根之流大钻空子，积累起亿万家产，成为工业和金融巨头，这些人被称为“强盗男爵”（robber-baron）。——译者注
格里芬对此不屑一顾。一个伟大的人要成就伟大的事业，必然会竖敌，又有什么可怕的？
[5] 范德比尔特是19世纪的美国铁路大亨，其积累的财富占到当时美国GDP的1%以上。——译者注
你口口声声要走‘吉姆·科林斯[1]式的从优秀到卓越’的路线，但你的所作所为却是在打造古拉格[2]，真是可笑至极。你周围都是溜须拍马之徒，但这些人其实都对你恨之入骨。我猜你自己对此也一清二楚，因为我看过你让他们签的合同。
[6] 鲍威尔是小布什首个总统任期的国务卿。芭芭拉·沃特斯（Babara Walters）是美国最受欢迎的电视记者。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是美国富豪，以善于作秀著称。——译者注
格里芬就像善于弄权的政治掮客，不遗余力地打击着竞争对手。在通向成功的道路上，大本营投资集团不断地挖着其他对冲基金的墙角，招揽天才交易员和研究员。他的所作所为激怒了以敢怒直言著称的丹尼尔·勒布（Daniel Loeb），纽约对冲基金第三点合伙公司（Third Point Partners）经理。2005年，格里芬从华尔街扑克之夜上的对手、绿光资本总裁大卫·艾因霍恩手里挖走明星研究员安德鲁·赫特夏芬（Andrew Rechtschaffen）。勒布为此写了封邮件大骂格里芬，指责其行径比挖去一位研究员恶劣得多。
[7] 佩蒂·拉贝尔（Patti Labelle）是美国著名灵魂女歌手。——译者注
格里芬正在一步步将大本营从对冲基金转型，正在逐渐成为染指所有金融业务的巨无霸，控制着数十亿美元的证券流。随着大本营资产规模的增加：已达到将近150亿美元，格里芬的野心也在膨胀。
[8] 阿比西尼亚浸信会教堂（Abyssinian Baptist Church）是纽约市最老牌、最著名的教堂之一，也是著名旅游景点。——译者注
在战术交易开始产生利润的同一年，格里芬还请来了一位叫马修·安德森（Matthew Anderson）的天才少年。安德森曾开发了一个电子交易平台ECN岛（Island ECN），他负责大本营的技术和交易系统。在安德森的领导下，大本营的期权做市业务部门大本营衍生品集团投资者（Citadel Derivatives Group Investor）很快也变为现金奶牛，成了全世界最大的上市期权交易商。
[9] 马里·曼尼洛（Barry Manilow）和布鲁斯·霍恩斯比（Bruce Hornsby）都是活跃于20世纪70年代的著名歌手。——译者注
格里芬悄无声息地建设着他的高频交易机器，这台机器最终将成为大本营皇冠上的明珠、过程驱动交易小组和文艺复兴科技公司大奖章基金的劲敌。2003年，格里芬聘请了一位名叫米沙·马利舍夫（Misha Malyshev）的俄罗斯数学天才来主导大本营秘密的统计套利计划。一开始，工作并不顺利，利润并没有如预期那样滚滚而至。但在2004年7月25日，大本营的高频交易部门，当时已更名为战术交易（Tactical Trading），神功练成，开始源源不断赚得利润。从此以后，战术交易几乎战无不胜，稳定地向外吐出收益，鲜有波动。马利舍夫的方法是速度为王，利用大本营无与伦比的计算机能力打败竞争对手，抓取稍纵即逝的股市套利机会。
[10] 即西奥多·罗斯福，美国第26任总统。——译者注
大本营投资集团在其总部——芝加哥南迪尔伯恩大街131号的摩天大楼顶层拥有自己的发电机组，以保证计算机系统不会受到停电的影响。如果发生火灾，主机房的空气过滤系统可以在几秒内将氧气排尽。除此之外，还有一套备用计算机组在距总部30英里的某个秘密地点随时待命。办公室内的所有个人电脑（每台的配置都是顶级的）都是半独立的，必要时可以接入处理基金庞大抵押贷款头寸的全系统程序，成为网络空间中24小时不间断运行的虚拟“云”计算机。
[11] 原文如此。疑后一个“我们”（us）应为“美国”（US）。——译者注
在肯·格里芬结婚后，大本营投资集团犹如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这家芝加哥的对冲基金已经成为世界上技术最先进的投资机器，在金钱网络中大显神威，办事处已扩张到旧金山、纽约、伦敦、东京和香港，员工也增加到1000多人。
[12] 大都会北方铁路是提供纽约上州和康涅狄格居民往返纽约的通勤铁路。——译者注
其他交易员就没有那么谨慎了，尤其是肯·格里芬。10年前，在爱德华·索普的帮助下，他创建了大本营投资集团。如今，大本营已经蓬勃发展为世界上最强大、最可怕的对冲基金之一。
[13] derivative一词既可以指金融衍生工具，也可以指医学上的衍生物。“火箭科学”是量化金融的别称，见第6章。——译者注
但是，索普却把对冲基金的爆发式发展看做不祥之兆。资金泛滥，以至于想要在不承担过多风险的情况下获取稳定回报已几无可能，在他曾经主宰的领域里充斥着模仿者。2002年10月，他关闭了自己的统计套利基金脊线合伙公司。
[14] 中国墙是指投资银行部与销售部或交易人员之间的隔离，以防敏感信息外泄，从而构成内募交易。——译者注
21世纪初，对冲基金业蓬勃发展，大有彻底改变全球投资界风貌之势。退休基金和捐赠基金纷纷投入对冲基金的怀抱，而投资银行竞相模仿高盛的全球阿尔法和摩根士丹利的过程驱动交易，大举扩张自营交易部门。低廉的资金成本、通过金钱网络相互连接的全球市场、30年来由爱德华·索普等先行者开发的复杂量化投资策略的大大发展，刺激了数千亿美元涌入对冲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