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致相同的时候，日本银行决定提高基准利率，这使得日元升值势头更猛了。危险的自我强化反馈环由是展开：只要日元持续升值，利差交易者就会被迫买回日元止损，因为时间拖得越久，他们的损失就越大，这又造成了日元进一步升值。中国市场开始崩盘，一度出现了一日之内暴跌10%的情况，引发了全球股市大崩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超过500点。
但是，没人担心万一利差交易突然消失会发生什么后果。经验表明，管涌之后往往会出现溃坝。2007年2月，交易员们开始担心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股市涨得太高太快了。随着中国股市开始下跌，通过利差交易进入中国市场呼风唤雨的交易员们开始恐慌，纷纷买回他们所借入的日元，导致日元开始升值。
不过这只是一个小趔趄，全球股市货车在春季重新启动了。但很少有人意识到这是一个警示信号，只要利差交易能够持续产生貌似无风险的利润，狂欢的音乐就不会停下。
“利差交易已经渗透到了所有你能想象得到的单一工具中去了，从信贷利差到债券利差，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幸免。”汇丰银行货币分析师大卫·布鲁姆（David Bloom）对《电讯报》如是说。
一切在2007年戛然而止。随着房屋所有者贷款违约率频创新高，证券化大厦轰然倒塌。
在利差交易的推动下，全世界出现了流动性泛滥，从商品到房地产，当然也包括次级抵押贷款，无不一片繁荣。英国《电讯报》（Telegraph）感叹道：“他们可以以几乎为零的利率从日本借入资金……然后再把它们借给任何愿意提供更高收益率的人，不管那是阿根廷票据还是美国抵押贷款证券。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资产泡沫在全世界滋长。”
2004年，布朗从花旗集团跳槽至摩根士丹利。2007年，他作为CDO大赌场最大玩家之一的风险经理目睹了这一切。
深受AQR、全球阿尔法、大本营、萨巴等基金青睐的聪明策略在金融业的利润暴涨潮中居功至伟。2006年年末，涌入交易的资金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投资者（通常是银行和对冲基金）借入日元等低收益货币，买入新西兰元和英镑等高收益货币。这种交易简直就是轻敲数字键盘就能润滑运行的印钞机，其基础是数学和计算机：名副其实的量化富豪生产机。
布朗加入的是裴熙亮（Phil Purcell）治下的“摩根妈妈”（Mother Morgan）。数年前，裴熙亮在与另一位摩根士丹利大佬麦晋桁的惨烈斗争中胜出，成为摩根士丹利的新掌门。裴熙亮原先在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要客户的添惠公司（Dean Witter Discover＆Co.）效力。1997年，摩根士丹利以100亿美元并购添惠，裴熙亮也随之进入摩根士丹利，被任命为CEO。裴熙亮的到来令摩根士丹利的“白鞋”银行家大为紧张，但他很快就证明自己完全可以和1972年就进入摩根士丹利、从债券交易员一步步爬上顶层的麦晋桁相媲美。2001年，麦晋桁意识到自己已无法钳制裴熙亮，只能无奈离开，他先在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任职，后来创办了自己的对冲基金。
CDO就像可卡因，使人上瘾，毁人不倦。不断繁荣的证券化业务使华尔街成为美国经济的最大力量：2007年，金融部门利润占美国企业利润总量的35%，在20世纪80年代布朗刚刚进入华尔街的时候，这一数字才刚刚超过10%。金融股在标准普尔500指数总市值中超过15%，远远高于其他行业。
然而，在麦晋桁离开之后，摩根士丹利的利润被竞争对手——尤其是高盛，远远甩在了身后。2005年年初，摩根士丹利市值较麦晋桁离开前下跌了40%，只有570亿美元。竞争对手的股价也遭遇了下跌，但并没有比摩根士丹利更糟糕。下属对裴熙亮十分不满，认为他行事太过保守，不敢承担真正的风险，赚钱能力远不如麦晋桁。
包括布朗本人在内的一些宽客将责任推给银行和评级机构用于对CDO定价的模型。布朗知道，高斯联结所推出的相关性纯属幻觉。但在日进斗金的关口，谁会理会这一点呢？数钱数到手抽筋的相关性交易员不会，奖金更为丰厚的华尔街CEO们就更不可能会了。
但布朗却在摩根士丹利春风得意。他的职责是帮助摩根士丹利的信贷体系尽快跟上《巴塞尔协议》[7]的进度。把他召入摩根士丹利的是对裴熙亮忠心耿耿的首席财务官史蒂文·克劳福德（Steven Crawford），他希望布朗能够在18个月以内完成这项当初花旗等商业银行花了数年时间才完成的任务。
随着CDO市场越来越繁荣，美国住房价格也跟着水涨船高。美国标普/Case Shiller全美住房价格指数显示，2000年1月至2006年7月（房地产泡沫顶峰），美国住房平均价格上涨106%。在高斯联结等模型看来，这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房地产市场正变得越来越安全，而其实是变得越来越危险才对。2006年年末，住房价格指数开始下跌，到2009年上半年为止共跌去30%，而且看不到止跌回升的迹象。
“如果你能按时完成任务，你就可以在摩根士丹利任选你想要的职位。”克劳福德承诺道。
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华尔街对贷款永不满足的需求和这些贷款所带来的丰厚费用是经纪人大力开展高风险抵押贷款业务的原因和动力。抵押贷款的花样越来越多，风险也越来越大，比如，有一种可变利率贷款——在贷款放出几年（也可以是几个月）后提高利率。据公共诚信中心（Public Integrity Center）调查，在25家排名最靠前的次级抵押贷款商中，有21家为华尔街及欧洲大银行所有或为它们提供融资支持。要不是投资银行需求巨大，根本不会产生如此之多的坏账。
布朗对摩根士丹利高层印象深刻，他们不像其他银行的高管那样忽视宽客的作用，而且实施了一系列加速公司风险管理建设的措施。但在2005年，裴熙亮及其最忠实的盟友、布朗的伯乐克劳福德在一次变动中失势，在股东压力下他们被迫离开摩根士丹利，接替裴熙亮的正是麦晋桁。
事后看来，磁星基金在推动CDO繁荣上居功至伟，因为它大量买入无人问津的股份份额。要是这些垃圾份额卖不出去的话，银行2006—2007年想要创造更多的高风险CDO就会变得十分困难，当然后来的市场冲击也会因此有所减弱。总而言之，磁星基金是2006年年中至2007年年中发行的约300亿美元星座CDO的主要买家。
麦晋桁——来自北卡罗来纳的黎巴嫩移民之子，发誓要使摩根士丹利重现昔日霸气。他无法忍受自己所热爱的摩根士丹利在裴熙亮手下表现如此低劣。在他的摩根士丹利生涯中，先是在20世纪80年代担任农西奥·塔尔塔利亚的首个统计套利部的上司，后来又帮助管理彼得·穆勒的团队。他认为风险是个好东西，正是摩根士丹利所缺之物。回到这里之后，麦晋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交易部进行胜利大阅兵，CNBC[8]对此进行了现场报道。在“刀客”（麦晋桁以敢于裁员和削减成本而得到这个绰号）进入交易室的那一刻，摩根士丹利的交易员们无不从彭博终端机前起立欢呼。
磁星基金的交易相当巧妙，也毫不留情。它持有风险最高的CDO份额，即所谓的“股份”，在发生违约时将首当其冲遭受损失，但它同时也买入低风险CDO份额的保险。磁星基金在股份份额上获得了约20%的收益，用这笔钱购买低风险份额。即使股份份额崩溃，只要高等级份额也跟着崩溃，磁星基金就不会受什么损失。事实正是如此，股份份额和高等级份额一起崩溃了。
麦晋桁说，摩根士丹利已经被动作迅速的高盛和雷曼兄弟甩在了身后，且利润还在下滑。华尔街投行的新范式就是承担风险。亨利·保尔森的高盛就是最好的榜样，其全球阿尔法基金大获成功，在私募股权领域获取了极高的利润。
磁星基金在CDO市场上出尽风头也许与李托维茨对天文学的热爱有关。在次贷疯狂达到顶峰时，大量有毒CDO以天文名词命名，比如猎户座、宝瓶座、天蝎座、船底座、人马座，等等。《华尔街日报》的调查称，磁星基金是这些CDO的“关键投资者”。但磁星基金两面下注，同时持有能在顶级份额转坏时获利的头寸，因此，2007年它获得了25%的回报。
保尔森在2005年的高盛年报中阐述了这一新范式：“另一个关键趋势是越来越多的客户要求投资银行将资本和咨询业务结合起来。换句话说，人们要求投资银行在执行交易时投入更多的自有资本……投资银行正在逐渐使用自己的资本给客户提供信贷服务，以使他们相信市场风险对他们有利；有时甚至与他们共同投资。”
CDO繁荣的关键推手之一便是大本营旗下的磁星基金，经理是肯·格里芬手下的明星交易员艾里克·李托维茨。2007年3月，行业刊物《证券化总动员》（Total Securitization）将磁星基金评为年度最佳投资者：“磁星基金在2006年买入大量个性化产品，对一系列CDO进行了投资，每笔交易都超过10亿美元。”
高盛的策略反映了十余年来投资银行的变化趋势。各大银行正在使出浑身解数防止天才交易员像1998年的克里夫·阿斯内斯那样辞职开办自己的对冲基金，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但银行正在节节败退。在这一点上，没有哪家银行比高盛更为清醒。紧随高盛之后的是博阿兹·魏因斯坦所在的德意志银行和彼得·穆勒所在的摩根士丹利。银行唯一的杀手锏就是向最优秀、最天才的员工开出巨额薪酬支票，同时放开手脚提高杠杆，承担更大的风险。简言之，华尔街的银行正在转型为巨型对冲基金，高盛则是带头大哥。
究竟哪里出了问题？复杂性变得害处多多。宽客和相关性交易者的现金流模型基于CDS份额，CDS与CDO相挂钩，CDO是打了包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又由美国全国范围内不透明的住房贷款打包分层而成（天知道这当中还有什么）。这样的模型无异于在混沌的沙漠中建造有序的海市蜃楼，也难怪金融体系会轰然倒塌。
监管者助了各大银行一臂之力。2004年4月下旬的一天下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五位成员在一间地下聆讯室里听取了华尔街大投行代表关于风险的证词。银行要求将自己的经纪部门从债务额度限制名单中剔除。监管规则要求各大银行持有巨量现金储备作为头寸损失缓冲，而现在通过放松这一所谓的资本储备金要求，银行的动作可以更为大胆，将额外的现金投向其他更具吸引力的地方——比如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和金融衍生品。
事后看来，高斯联结是一场灾难。李祥林的模型如此简洁，以至于交易员自欺欺人，认为它反映了真实世界。事实上，该模型只是一个建立在非理性繁荣上的看上去很美的公式，它有自我强化的功能，体现了群体智慧的反动：大量的人们对极其复杂的金融产品的明晰定价深信不疑。有一段时间，它起到了作用，于是所有人都在用它。但到了2007年，最小的波动便震塌了整幢大厦。由于几乎所有CDO经理和交易员都用同一个公式来确定价格——滥用宽客模型的又一例证，于是他们也一起灰飞烟灭了。
美国证券交易的委员会答应了投行的要求，他们还同意银行按照自己的量化模型来判定其所做投资的风险大小。就这样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做出了一个令自己蒙羞、使整个经济蒙难的愚蠢举措——把监督美国大型金融公司的责任外包给了银行豢养的宽客。
2004年，共有1570亿美元的CDO被投向市场，大部分包含着次级抵押贷款；2005年，新发行的CDO规模达到2730亿美元；2006年是CDO发行规模最大的一年，为5500亿美元。
“我乐于支持这项决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官员罗埃尔·坎波斯（Roel Campos）说，“上帝保佑，明天会更好。”
在宽客的妙手之下，某些次级CDO的份额照样能获得标准普尔等机构的AAA评级，获得了受监管机构如养老基金持有的许可证。其运作模式如下：金融工程师对某些评级较低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份额或其他证券化贷款包（如信用卡债务）进行加工，将它们打包成CDO。然后，以优先级别（即偿付先后顺序）将CDO分割成若干份。接着，评级机构中的宽客会给最先偿付的份额贴上AAA级标签。这样，高风险的次级抵押贷款就摇身一变成为信誉卓著的AAA级债券了。大量这种贷给风险最高的借款人的住房贷款被送进宽客加工厂，制成金边证券，受最严格监管的投资者们对它们趋之若鹜。事实上，它们只是相对来说比那些波动更为剧烈的份额风险略微低一些而已，但投资者早已被繁荣期的花团锦簇蒙蔽了双眼。
摩根士丹利起先无意参与此事。据一位摩根士丹利员工透露，在麦晋桁回归之前，摩根士丹利的信条是“不做另一个高盛”。它一贯在繁荣期小心翼翼，为泡沫盛宴的必然破裂未雨绸缪。
到了2004年，CDO的市场需求实在太大，于是各银行盯上了李祥林在其20世纪末的模型中未曾考虑的贷款：次级抵押贷款。CDO市场进入了光速发展阶段。
麦晋桁的回归改变了一切。他的信念是摩根士丹利需要更激进、更大手笔，更重要的是，要向高盛看齐。
李祥林模型的关键之处（也是最大的缺陷）是它的立论基础：其他投资者怎样从CDS中判断市场情况。如果CDS交易员认为房屋所有者不会对其贷款违约，李祥林的高斯联结便以此为基础对份额进行定价。CDO的繁荣期正好是房价泡沫愈演愈烈的时期，事实上，CDO也是泡沫的助长因素之一，因此绝大多数投资者都相信大量贷款违约的可能性低之又低。于是便产生了一条邪恶的回路，有些人看来是繁荣循环，狂热的投资者横扫一切CDO份额，CDO需求量猛增，接着又造成了大量抵押贷款的新需求。根据李祥林的模型，CDO的风险看起来十分低。出于某些原因，人们在狂热之中不会理会任何怀疑的声音，尽管历史记录显示抵押贷款会在整体经济衰退时大幅萧条。
这一切布朗都看在眼里，他对摩根士丹利风险偏好的陡然剧增深感忧虑。麦晋桁的新机制将风险管理当成填表格，认为只要一丝不苟，就能万事大吉，却不曾想过这是摩根士丹利最核心的功课，直接关系到盈利能力。
随着合成CDO市场的繁荣，华尔街和信用评级机构开始运用李祥林的模型。“高斯联结是信用衍生品的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李祥林在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时的老板米歇尔·克劳伊（Michel Crouhy）如是说。所谓的相关性交易员开始占据历史舞台，在高盛、摩根士丹利和德意志银行崛起，他们使用李祥林的模型交易CDO份额及其背后的相关性，就像交易棒球卡片[6]一样。李祥林的模型运行的十分不错，用起来也很容易。
布朗对麦晋桁的口号也不敢苟同。麦晋桁在银行行政办公室旁边的会议室里没完没了地开会，研究如何在五年内使摩根士丹利收入翻番而支出不变。“想法是不错，”布朗忖道，“就是实现起来麻烦一点。”
如此一来，CDO份额之间违约风险的联系就被定义在钟形曲线上了（联结本质上是多维钟形曲线）。人们预期数以千计的债券（或与之关联的互换）不会发生突发剧烈跳动，只会以相对可预测的模式上下波动，而大量基础债券出现极端运动不在该模型的考虑范围之内。说到底，又是大数定律在起作用（20世纪60年代爱德华·索普在21点上用过，布莱克和斯科尔斯在期权定价公式上也用过），但都不像如今那样被用于规模如此之大、内容如此复杂的领域。但宽客无所畏惧，勇往直前。
他担心的是，麦晋桁的所谓方法无非就是承担更多风险。
联结是一种数学函数，用于计算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即两者的“联结度”如何。当X事件发生时（比如某屋主违约了），那么Z事件（某邻居屋主违约）发生的概率就是Y。李祥林所用的联结函数被称为高斯联结。高斯是19世纪德国数学巨擘，使用钟形曲线研究行星的运动便是他的成就之一。
麦晋桁实现目标的方法包括：加大金融衍生品投资业务、大力拓展不断繁荣的个人抵押贷款业务以及向自营交易部门——比如穆勒的过程驱动交易小组注入更多自由资本、承担更多风险。
李祥林的模型提供了一种方法，只要输入某一CDO中各种不同CDS的价格就能得到代表份额之间相关性的数字。2000年4月（其时他已跳槽至J.P.摩根信用部），李祥林在《固定收益期刊》（Journal of Fixed Income）发表了题为《论违约相关性：联结函数方法》（On Default Correlation:A Copula Function Approach）的文章，该模型的名称部分来自李祥林用于测量相关性的统计方法：高斯联结。
摩根士丹利很快找到了一条将这三大目标合而为一的路子：次级抵押贷款。2006年8月，摩根士丹利以7.48亿美元收购次级抵押贷款商萨克森资本公司（Saxon Capital），从此有了自己的常设次贷部门。
将丧偶和CDS联系起来充分显示了宽客的天才，然而最终的漏洞也正是出在此处。李祥林揭示出，该模型能够通过测量与基础债务挂钩的CDS的价格来确定CDO份额之间的相关性。CDS提供了体现市场对贷款表现评估的单一变量，说到底，CDS的价格无非是投资者对借款人是否会违约的感觉的反映。
所有这一切就发生在布朗眼皮底下。作为摩根士丹利信用部门的风险经理，布朗对公司的固定收益业务资产负债表一清二楚。绝大部分都没问题，只有一处令他坐立不安：证券化以及次贷业务。
李祥林经常与生存分析专家朋友探讨问题。他们研究的问题之一是：人在丧偶之后会倾向于比平均寿命活得短。换句话说，他们在测量配偶寿命之间的相关性。
次贷已经成为华尔街新宠。被诱使借入高利率抵押贷款的高风险借款人越多，就能创造出越多的高风险、高收益CDO（当然还有合成CDO）卖给华尔街的投资者。只要鼓声未停，花就能一直传下去。
这个答案来自李祥林（David X.Li），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Canadian Imperial Bank of Commerce，CIBC）纽约总部的华裔金融工程师。给所有相互关联的CDO份额一一定价之所以很难，是因为其中包含了太多复杂巧妙的因素。李祥林的模型并没有试图将所有因素包括进去，而是偶然发现了一种快速方法，能够立刻得到为一大批CDO份额混合体定价所需的数据。
但是，布朗对摩根士丹利的这一证券化击鼓传花游戏感到忧心忡忡。他最大的忧虑之一是摩根士丹利用来存放次贷的“货栈”。大多数银行并没有把这些贷款记在资产负债表上，而是使用表外工具来对这些贷款进行堆积、包装、切片并向全球投资者兜售。这些表外工具通过商业票据市场——需要不断展期的短期贷款来给自己融资。布朗意识到，只要整个链条中有一环出现问题，就会导致一败涂地。但是，他没有想到问题可以严重到摧毁整个摩根士丹利的程度。当时，摩根士丹利利润滚滚，股价牛气冲天，这令他颇感欣慰。万一遭受重创，只要通过公开市场发股筹资就是了。但他没有料到摩根士丹利的股价会随着整个行业的低迷而一落千丈。
宽客本能地试图找出一个“精准”的答案——多年后，正是这个答案给全球信用市场造成了一场灾难。
2007年年初，摩根士丹利迎来了公司史上最美好的日子。这家老牌银行公布了有史以来最靓丽的季报和年报，盈利能力达到了历史巅峰。在摩根士丹利2007年4月的电话会议上，麦晋桁表示，功劳一大半归于由摩根士丹利极其成功的联席总裁佐伊·克鲁兹执掌的机构证券部，该部门“既讲原则，又懂变通，成功地管理了巨大的风险”。
像“小酒馆”这样的合成CDO也许是最险恶的量化创新。由于其中的互换和债券相互纠缠，层层叠叠，要逐一定价变得十分困难。最大的问题正是魏因斯坦在多年前便已发现的那个：相关性。如果CDO中某一份额所包含的贷款出了问题，其他部分内的贷款可能会怎么样？换句话说，如果一篮苹果中的一个开始腐烂，其他苹果变质的可能性有多大？
但是，该公司的杠杆率——即其每日借来用于交易的资金[9]已达32倍之高。换句话说，摩根士丹利用于投资的每33美元中有32美元是借来的，只有1美元是自己所有的。其他投行，比如贝尔斯登、雷曼兄弟和高盛的杠杆率也高得离谱。一些银行的内部数据显示，它们的真实杠杆率甚至比报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正式数字还要高。
但是，就像所有的华尔街人士一样，阿伦·布朗也被漂亮的数字蒙住了双眼，只想着用精巧的交易策略“套”[5]住市场无效性，从中获取无尽的利润。事实上，除了个别的家伙之外，整个宽客界都在为衍生品市场的爆发式增长而欢呼雀跃。他们心安理得地将复杂性切成一片又一片，他们喜欢这个游戏。
克鲁兹手下有一个成立于2006年4月的信用交易团队，负责人是董事总经理霍华德·赫伯尔（Howard Hubler）。他已在摩根士丹利效力多年，有着丰富的复杂证券交易经验。该团队相当于一个内部对冲基金，使用摩根士丹利自己的资金在信用市场上做交易，是过程驱动交易在债券市场上的镜像。
布朗发现，金融体系早已不再是自己20世纪80年代身处其中时的那个恬静世界，而是一个充斥着衍生品和债务粉碎机的怪胎。各大银行在最奇异的金融衍生品中泥足深陷。破产越来越频繁，但与蜂拥而入的资金比起来根本不值一提。赌场大门常打开，开放怀抱等生意。事实上，下注的范围在不断扩大，想尽办法吸引着更多手持重金的交易员前来豪赌，次级抵押贷款就是其中之一。
赫伯尔旗开得胜，到2007年年初已斩获10亿美元净利润。与华尔街新崛起的相关性交易员一样，赫伯尔也使用李祥林的高斯联结衡量CDO不同份额之间的违约风险。他的策略是卖空次级CDO的低级份额（或与之关联的衍生品），而持有评级较高的CDO份额。根据宽客的计算，这些优质CDO份额几乎没有损失的风险。
与此同时，布朗重出江湖。2000年，他接受了花旗集团的全职职位，负责为全球最大的银行搭建覆盖全公司的风险管理系统。他发现，花旗风险失控的情况非常严重，其中有一个角落尤其令他烦扰，那就是证券化。该银行的证券化业务是以“表外”的形式进行的，记录在离岸账户里，因此极不透明。他发现，花旗总部得到的数字通常并不准确，而且很难确切地了解情况到底怎样、风险到底有多大。他对此几乎束手无策，只能不断地向管理层发牢骚。但有谁会听进去呢？做生意，利润才是王道，其他一切都得靠边站。
接下来发生的一连串事件证明，正是相关性交易捅了风险的马蜂窝。赫伯尔满以为自己在卖空次级CDO，然而令人痛苦的事实是，他最后成了次级CDO的多头——他算错了相关性。
1998年，俄罗斯政府对其债券违约，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也因此倒闭，由此导致的市场混乱进一步推进了信用衍生品产业的发展壮大（也给博阿兹·魏因斯坦造就了表演舞台）。所有人都想拥有一份神秘的互换，因为它可以为债券违约提供某种形式的保护。J.P.摩根向市场中注入新的小酒馆，以进一步改善资产负债表，其他银行也一窝蜂般地亦步亦趋。CDS的二级市场立刻出现并迅速壮大，魏因斯坦这样的交易员就在其中寻觅被错误定价者。
与此同时，布朗对摩根士丹利在次贷市场上越陷越深感到越来越焦虑。源源不断的贷款被次级抵押贷款商，比如全美金融服务公司和新世纪金融公司送入摩根士丹利的证券化生产机，然后在另一头吐出向全世界投资者兜售的金融产品。事实上，尽管当时鲜有人知，但在次贷繁荣顶峰的2005—2006年，摩根士丹利一直是市场上最大的玩家之一。据《抵押贷款内参》（Inside Mortgage Finance）的数据，摩根士丹利承销的次贷总额高达743亿美元（仅次于排名第一、承销了1060亿美元的雷曼兄弟）。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CDS，或其中的某些份额，开始在金融体系内蔓延。像博阿兹·魏因斯坦这样的交易员将其视为对谁笑到最后下注。从某种角度讲，这一越变越复杂的金融工具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格雷·班伯格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在摩根士丹利大宗交易部获得的统计套利灵感，而统计套利又源于赌场中的风险控制技术。但班伯格的系统与J.P.摩根宽客实验室中诞生的影响整个金融业的数学恶魔比起来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复杂性衍生出更大的复杂性，最终演变成一剂毒药。
摩根士丹利在其他领域也在到处充当贷款人，支持了大量信用卡债务和公司贷款。布朗意识到，这一情况绝对是不可持续的，注定要惨淡收场。布朗回忆说：“只有当我们的债务人全额偿付才不会出问题。但很明显，他们能够全额偿付的唯一办法是变本加厉地借钱。我们要想毫发无伤，唯一的机会就是信贷机制运行良好。我们知道，鼓声总有停下的一刻，我们必须吞下自己酝酿的苦果，而我们没有这么多资本可以冲抵损失。”
1997年12月，J.P.摩根纽约衍生品部揭开了这一神奇金融工程的面纱。该CDO被命名为“小酒馆”（Bistro，即Broad Index Secured Trust Offering的简称），第一批小酒馆抹掉了J.P.摩根资产负债表上10亿美元的信用风险（来自100亿美元的贷款组合）。该银行自己保留了一部分“小酒馆”的“最高”级别份额——这些份额被认为无比安全，绝无可能遭受损失。这个神奇的合成品后来成为2007—2008年市场崩溃的元凶。
布朗认为处理CDO模型的宽客目光太短浅，他们只知道关注细枝末节，而对大势一无所知——完全没有发现房地产市场正在吹起一个巨大的气泡。“在他们眼里这些产品的风险是零。”所有人都犯了同一个错误，评级机构、银行、建筑商、妄图待房价上涨后对按揭进行再融资以偿还旧债的购房者，统统都看走了眼。乍一看，没有任何理由悲观。自大萧条以来美国还从未发生过全国房价普遍下跌的情形，更何况大家都处在兴高采烈中。瞧瞧纸面上的数字，很多人已经大富大贵了。
从纸面上看，这招无比精明。J.P.摩根宽客团队的任务是设计出能够减少该银行97亿美元债务风险暴露的交易，债务人名单包括300家大公司，不乏沃尔玛、福特汽车这样如雷贯耳的名字。
但布朗也只是担忧而已，他并未提醒摩根士丹利注意风险。他意识到一旦信贷周期由盛转衰，摩根士丹利就难逃损失——巨大的损失。但他认为损失不至于危及生命，摩根士丹利的股价非常坚挺。
通过向投资者出售合成CDO的份额，J.P.摩根就把这些债务的风险从资产负债表中抹去了。由于J. P.摩根本质上只是在为债券保险，它根本不需要担心任何债券违约的风险。经过这样一番偷天换日，J.P.摩根就能腾出资本来发行更多的贷款，从而攫取更多的费用。
事实上，华尔街几乎没人料到事情会落得如此下场。金融业在越来越精致的金融工程的推动下蒸蒸日上，看起来运转良好。巨额利润源源不断地滚入摩根士丹利。2007年第一财季，摩根士丹利利润大涨70%，达到27亿美元。赫伯尔自2006年12月开始的次贷交易贡献了其中很大一部分。
J.P.摩根想到了CDS。他们独辟蹊径，创造出基于互换的合成CDO。其中的互换与J.P.摩根资产负债表上已有的债券相挂钩，并被再包装成CDO。投资者并不是在购买真实的债券包（获得债券收益，同时承担违约风险）而是在为债券包提供保险，所获得的利息就相当于保费。换句话说，你可以想象一下与成千上万份邦德家性质的抵押贷款（或者其他贷款，比如公司债或者信用卡债）组成的债务包挂钩的互换。
但是，2007年春季，在房价涨势最迅猛的加州、内华达州和佛罗里达州，房屋所有人开始大量违约，隐藏在赫伯尔复杂交易中的问题开始浮出水面，高等级次贷CDO份额也开始摇摇欲坠。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J.P.摩根的纽约金融工程团队开始研究怎样解决困扰该银行多年的问题：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囤积了大量无利可图的贷款。由于存在资本准备金的要求，该银行的放贷能力是有限制的，贷款存货的堆积严重影响了新贷款的发行。要是能把这些贷款的风险消除就好了。
崩溃的迹象首见于2007年2月。当时，世界第三大银行汇丰控股将其在次级抵押贷款上的预期损失提高至20%，达到106亿美元。4年前，汇丰收购家庭国际银行（Household International Inc.），将其整合为汇丰融资公司（HSBC Finance Corp.），宣告进军美国次贷市场。时任家庭国际银行CEO的威廉·奥尔丁杰（William Aldinger）在收购案完成后不无得意地说，该公司拥有50名宽客开发信贷风险模型。其他公司，从西雅图银行巨头华盛顿互助银行（Washington Mutual）到抵押贷款商新世纪金融公司和印地麦克银行（IndyMac Bancorp），也纷纷开始警告次级抵押贷款头寸可能造成巨额损失。
别以为CDO就是证券化的尽头，在CDO身上还大有文章可做呢。J.P.摩根的宽客团队发明了史上最怪异、最具破坏力的金融产品——“合成”CDO。
布朗则开始考虑跳槽，和AQR进行接洽。
如果这还不够神奇的话，那么还有更加超现实的东西，那就是CDS与证券化的碰撞和结合。布朗目睹各大银行开始将证券化的贷款打包成所谓的CDO，并对此感到不寒而栗。CDO与布朗在20世纪80年代所接触的CMO差不多，但要更加多元化——抵押贷款、助学贷款、信用卡，几乎没有不能打包的债务。甚至CDO本身也可以打包成新的CDO，被称为CDO的平方（后来，甚至出现了CDO的CDO的CDO）。
这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时机，麦晋桁手下的新摩根士丹利已经成为杠杆搭台、次贷唱戏的对冲基金，他再也不想待下去了。2006年年末，他接到了AQR研究部主管迈克尔·门德尔松（Michael Mendelson）的电话。当时布朗出版了一本自传性质的新书，名叫《华尔街的扑克牌》（The Poker Face of Wall Street），在书中他对赌博和金融做了哲学的反思。此书在AQR的宽客间广为流传，他们一致认为布朗很适合这个公司。
很多CDS交易员，包括魏因斯坦在内，为了保护自己不致受到债券或抵押贷款违约的损失，从未真正陷入其中。通常，这些人从不在一开始就实际持有债务，相反，他们的下注对象是人们对某公司是否会违约的感觉。
更重要的是，AQR正在考虑首次公开募股，需要熟悉国际风险管理流程和上市基本事务的人才。而布朗对摩根士丹利已经失望透顶，对摩根士丹利给自己的奖金也十分不满，觉得摩根士丹利埋没了自己的才华。于是，他决定跳槽。他和AQR接触了好几次。在与阿斯内斯的面谈中，他感到阿斯内斯不仅与自己有相当多的共同语言，对量化风险管理也有着清晰的认识（尽管在他们的首次碰面中，他们的共同爱好——老电影才是谈话的主题）。2007年6月，布朗开始每天早晨乘坐大都会北方铁路去格林威治的AQR总部上班了。
欢迎来到CDS交易世界。
此时，次贷危机已经全面爆发。就在布朗跳槽到AQR的那个月，贝尔斯登爆出旗下两家名字十分拗口的对冲基金（贝尔斯登高等级结构化信贷策略大师和贝尔斯登高等级结构化信贷策略宗师[10]）遭遇出其不意的巨额损失的消息。这两家对冲基金的经理是贝尔斯登的拉尔夫·乔菲（Ralph Cioffi），它们在次贷CDO上都有着巨额头寸。
一天早晨，你发现邦德先生没有驾车前去工作。不久以后，你发现他原来失业了。突然间，你开始忧心忡忡——你也许得背上100万美元负担了。不过，且慢。你的一位邻居自恃比你更了解邦德家，他自信满满地认为邦德先生很快就会找到新工作。他愿意承担这笔债务，当然你得付他一笔钱。他愿意以每年20000美元的价格为邦德家的抵押贷款提供保险。这对你来说可不是好消息，如此一来你每年就要损失10000美元了，不过你觉得这还是值得的，因为你实在不愿意偿还那100万美元的抵押贷款。
面对这一情况，贝尔斯登抱着乐观的态度，认为尽管房地产市场形势不佳，但还不至于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2007年2月12日，贝尔斯登研究员吉安·辛哈（Gyan Sinha）发布了一份报告，称某些与次贷挂钩的衍生品的疲弱表现意味着现在正是买入良机。“虽然次贷部门将经历一些痛苦，挤掉一些过剩导致的泡沫，但对于精明的投资者来说，矫枉过正正好为他们提供了机会。”
当然，银行会支付你一笔费用，但数量并不大。邦德夫妇工作很卖力，整体经济情况相当强劲，你觉得这是笔合算的买卖。银行每年付给你10000美元，如果邦德家真的违约，你就得背上100万美元债务，但只要邦德夫妇按时交纳按揭款，就不会有任何问题。这看起来像是天上掉下的馅饼。从本质上讲，你已经买入了一份布朗家房子的CDS。
这无异于饮鸩止渴。就在辛哈发布报告当月，乔菲的宗师基金在连续3年多实现正回报之后首次出现亏损，3月份下滑4%。4月份，一份贝尔斯登内部CDO市场报告指出，损失可能进一步加大，甚至是那些坚挺无比的AAA级债券也可能出现麻烦。贝尔斯登的一位基金经理马修·坦宁（Matthew Tannin）在电子邮件中写道，如果这份报告是正确的，那么“整个次贷市场将面临一场地震……如果AAA级证券遭遇系统性评级下调，我们的下场只有一个——赔个精光。”
CDS听起来极度复杂，其实是一种相对较简单的金融工具。试想有一个家庭——不妨称为邦德家[4]，最近搬到你家旁边，成了你的新邻居。他们的新家价值100万美元。地区银行为这栋房子提供了贷款。麻烦在于，该银行账目上的贷款太多了，想去掉一些，于是他们敲开你和你邻居家的房门，问你们是否有兴趣为邦德家的贷款提供保险，以应对他家违约的情况。
惊恐不已的投资者纷纷赎回他们的资金。高盛——贝尔斯登基金的交易伙伴声称自己对这两家基金所持有的证券的评价要远低于乔菲本人的评价。从那一刻开始，崩盘已成为时间问题。6月15日，美林——贝尔斯登旗下基金的债权人冻结了8亿美元资产。一周后，美林举行一系列拍卖，处理这些资产，引发CDO市场冲击波。美林的大甩卖迫使相似CDO的持有者纷纷将手中的证券标价调低。
1998年，布朗出任荷兰合作银行（Rabobank）顾问，指导其开展信用衍生品业务。他走入了CDS的神奇世界，并为这一新的金融衍生品创建了许多交易系统。当时，互换市场仍是待开发的处女地，只要有创造性的交易方法，获取利润易如反掌。
对于博阿兹·魏因斯坦来说，这一切都是好消息。随着整个体系出现裂痕，魏因斯坦的空头头寸开始盈利。很显然，房地产市场正在滑向比人们预料的要严重得多的熊市，这使得魏因斯坦持有的CDS价值猛增。
与此同时，20世纪90年代早期爆发了储贷危机，美国重组信托公司（Resolution Trust Corp.，RTC）接管了储贷银行4000亿美元的资产。RTC花了几年时间将这些高收益、高风险资产打包并出售，刺激了贪婪的投资者承担更大的风险。
再看看摩根士丹利。赫伯尔开始焦头烂额，低等级CDO份额无疑是他的下注对象，这没什么好说的，但高等级、甚至AAA级份额也如此疲弱却是他所不曾料到的。赫伯尔卖空了大约20亿美元的劣质CDO。但悲剧的是，他同时持有140亿美元的高等级“超优”CDO，那些在理论上永远不会遭受损失的份额。
布朗转行了。多家顶级公司都想将他招致麾下，但被他一一拒绝，他急切地想对华尔街避而远之。他前往福特汉姆大学（Fordham University）和叶史瓦大学（Yeshiva University）教授金融和会计课程，但他并未远离金融界，时不时地也做点咨询工作。他作为顾问协助J.P.摩根设计了一套革命性的风险管理系统，后来发展为RiskMetrics公司，成为风险管理界翘楚。
7月，恐慌已成不可收拾之势。次贷CDO投资者争先恐后夺路而逃，使整个信贷市场陷入瘫痪。商业票据市场冻结了，这是华尔街为表外工具融资以支持证券化业务的主要方式。到处都在甩卖，但买家却寥寥无几。损失之大远远超出了任何人的想象。
这一体系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利润，因为银行可以收取大笔费用。布朗之流纷纷进入董事会或转行。
坏消息接踵而至，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贝尔斯登拉尔夫·乔菲的基金崩盘是第一波，7月30日，这两家基金被迫递交破产申请。不久，乔菲和坦宁被炒了鱿鱼。2008年6月，两人被起诉相互勾结误导投资者相信基金的健康状况。
华尔街的证券化业务人员又发明了一种叫做“表外账目”的新东西。各大银行在离岸避税天堂——如开曼群岛或都柏林成立信托或空壳公司，通过它们购买贷款，“囤积”起来，再进行打包。如此一来，这些贷款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焕然一新了。银行不必为此在资产负债表上预留大笔资本，因为名义上它们并未拥有这些贷款。它们只不过在行使中介之职，举着证券化的大旗在买家和卖家之间倒卖资产。
全球金融危机开始显现出狰狞的面目。随着一家叫做基准资本基金管理公司（Basis Capital Fund Management）的澳大利亚对冲基金倒闭（它持有巨额次贷证券头寸），破产的多米诺骨牌被推倒了。索务，已被肯·格里芬收购的对冲基金在几周之内缩水50%；美国住房抵押贷款投资公司（American Home Mortgage Investment），美国最大的抵押贷款商在发出资本市场融资困难、可能被迫倒闭的警告后股价一下子跌去90%。一周后，该公司申请破产保护。
所罗门的证券化业务很快覆盖了所有贷款种类：信用卡、汽车贷款、助学贷款、垃圾债券。随着利润的持续增长，其对风险的胃口和控制力也越来越大。20世纪90年代，所罗门开始对风险较大的贷款进行证券化，这些贷款的借款人处于信用边缘地带，被称为次级贷款。
8月上旬，美国国家金融服务公司（Countrywide Financial），美国最大的抵押贷款商警告信贷市场出现“前所未有的混乱局面”，声称尽管该公司“流动性充裕……但形势变化太快，对公司会造成何种影响尚不清楚”。
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所罗门大举进入抵押贷款证券化业务，Lepercq逐渐落后了。所罗门在该业务上投入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不放过任何一笔可能的贷款。有时候，所罗门的一笔买卖就能超出Lepercq一年的总量。像Lepercq这样的小银行根本无法跟所罗门这样的巨无霸竞争。所罗门不仅出价比布朗的银行优惠，有时更是干脆将贷款人买下来；所罗门还将业务拓展到住房贷款之外。证券化代表着金融业的前进方向，谁能控制基础贷款的供给，谁就掌握了未来。
所有这些消息都表明，许多CDO要比人们所认为的要糟糕得多，损失之巨令人嗔目结舌。2007年晚些时候，摩根士丹利爆出78亿美元的损失，大部分来自赫伯尔的部门。
有宽客的数学天才做后盾，这一业务看起来安全了许多，虽然每隔几年就出现破产，不过这些都是可预料的。布朗小心翼翼地执掌着Lepercq的证券化业务。Lepercq与美国各家地方银行有着良好的关系，每当布朗对某笔待包装的贷款心存疑虑时就直接打电话给贷款银行问个清楚。对方会告诉他：“没问题，我前几天刚看过那栋房子，他又加盖了一间车库。”
高等级、甚至超优级CDO份额的崩溃重创了美国和海外各大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这也是当年夏季开始席卷整个金融体系导致信贷崩溃的罪魁祸首。CDO发行机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高杠杆海市蜃楼纷纷灰飞烟灭。交易额极度萎缩，由于高斯联结之类的复杂模型的滥用，谁都不知道CDO的正确价格是多少。
布朗这样的宽客就在这一步起作用。正如拉涅里所言：“抵押贷款就是数学。”随着份额越割越复杂（很快，市场上就出现了100级份额的CMO，其中每一级份额都包含了不同的风险-收益水平），如何对这些资产定价变得越来越棘手。必须得靠宽客启动计算器、摊开算术簿才能算得出结果。
尽管抵押贷款市场遭遇了灭顶之灾，但像AQR、文艺复兴科技公司、过程驱动交易、萨巴和大本营这样的量化基金还是坚信自己能够毫发无伤。比如，文艺复兴科技公司和过程驱动交易小组就没有涉足次贷或CDS，他们的主要交易对象是股票、期权和期货合约，和次贷扯不上什么关系。大本营、AQR和萨巴则颇有些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气概，他们不是未雨绸缪地对损失进行了对冲，就是站到了正确的一方收获颇丰。
所罗门的创新并未到此而止。正如汽车销售商总想不断吸引更多的买家、推广靓丽的新车型一样，所罗门兄弟公司推出了一种叫做“抵押担保债券”（CMO）的新工具。这是一种类似债券的票据，由同一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池中不同层次的份额组成。（抵押担保支持证券本身就是由被分割成不同份额的贷款组成的贷款包，将其再一次分割为更多的层次，并进行打包就成了CMO。）第一份CMO总价值2000万美元，包含四级份额。各级份额都由许多质量和期限各异（从而产生不同支付现金流）的贷款组成。和往常一样，更高的风险代表更高的收益。对银行来说，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基础贷款的借款人可能违约或者在火灾利率下降时对其贷款进行再融资，而这一风险现在由CMO投资者替他们承担了。
比如，德意志银行就从魏因斯坦的空头交易中尝到了甜头。魏因斯坦手下一位名叫格雷格·李普曼（Greg Lippmann）的36岁流量部交易员下了重注赌次贷崩盘，为德意志银行带来了近10亿美元利润。李普曼的同事们在交易室纷纷穿上了印着加粗黑体字的灰色T恤衫，[11]上面写着“我卖空了你的房子”。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拉尼耶里的团队游走于华尔街各大银行和律所兜售他们的庞大计划。地方银行贷出的抵押贷款将由所罗门收购，打包成可交易的债券，再卖给全球投资者。每个人都很愉快：买房者贷到了款，通常还能获得较低的利率，因为华尔街对这些贷款有着大量的需求；储贷银行再也不用担心借款人违约，因为违约风险已经转移到了投资者头上，银行也赚取了丰厚的中介费；而投资者得到的是量身定做、风险相对较低的资产。这是宽客创造的天堂。
7月28日，一个阳光灿烂的周末夜晚，魏因斯坦在汉普顿豪宅举办了一场庆功派对。一列提基火炬将魏因斯坦低调的二层海滨别墅照得透亮。宾客们聚集在后院的白色帐篷周围，在潮声中举起夜光杯，痛饮葡萄美酒。魏因斯坦身穿一袭黑色排扣T恤，棕色的头发整齐地梳向后面，露出苍白的宽阔前额。这一刻，他踌躇满志，与来宾尽情狂欢。
但是，随着婴儿潮一代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涌入住房市场，华尔街从中发现了商机。很多储贷银行没有足够的资本满足贷款需求，地处阳光地带的加州和佛罗里达这一问题尤为突出。而锈迹地带[3]的问题是资本过剩，需求不足。所罗门兄弟公司一位名叫鲍勃·多尔（Bob Dall）的债券交易员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用证券化的金融炼金术把两大地区连起来。由所罗门充当中间人，将锈迹地带的闲置资产转移到阳光地带，自己则从中抽取一部分费用。为了交易这种新创债券，他找到了30岁的布鲁克林人刘易斯·拉涅里（Lewis Ranieri），所罗门电力债券交易部门的交易员。
两天后，信贷危机全面爆发。穆勒刚从自我放逐中归来，阿斯内斯憧憬着首次公开募股给自己带来的巨额财富，魏因斯坦计划离开德意志银行创办自己的对冲基金，而格里芬正雄心勃勃地要在投资的星光大道上刻下自己的名字。几位宽客手中的赌本现在前所未有地丰厚。
在证券化繁荣之前，住房贷款无非是古老的低借高贷游戏，从事这项业务的大多是基于社区的贷款人——银行贷出一笔钱，然后坐等还本付息就是了。经典电影《美好生活》（It's a Wonderful Life）中的吉米·斯图尔特（Jimmy Stewart）和贝利建设与贷款公司（Bailey Building＆Loan Association）就是该行业的写照。该业务是如此古板，以至于地方银行家的生活方式被称为“三三三”：3%利率借入，加3%贷出，然后去高尔夫球场打3次球。
[1] 再见本垒打，指棒球比赛中落后一方在比赛结束前打出的反败为胜的本垒打。——译者注
在Lepercq，他学会了一项新的宽客技能——尚不为人知的证券化。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证券化在华尔街还是新兴业务。像布朗这样的银行家从商业银行手中买入贷款（比如抵押贷款），将它们打包成证券（这就是“证券化”的来历），然后再分割成不同的份额，卖给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等投资者。布朗很快便学会了如何像职业厨师切肉片一样熟练巧妙地分割抵押贷款。
[2] 投行精品投行是以专注、细分为特色的投资银行，多以上市前业务为主，与摩根士丹利、高盛等“大而全”的风格有所不同。——译者注
布朗每转一次型，对宽客界的认识就深一层。当时，宽客还是交易场上的二等公民，被认为只会在计算机上纸上谈兵，而不懂得怎样在真实世界中承担风险、斩获真金白银。布朗对“大根子”忍无可忍——在哈佛大学的时候，他就已经对这群纨绔子弟拍够了马屁，现在他们又要在说谎者的扑克牌游戏中压宽客一头。正因如此，他决意使用宽客的天才在说谎者的扑克牌游戏中教训“大根子”一番。
[3] 锈迹地带（Rust Belt）指美国东北部五大湖周围的传统工业重镇，现已有所衰落，并因此而得名。——译者注
但布朗并没有成为学者的打算，交易期权的经历给了他接触真实世界的感觉。多年来，布朗在美国各地的私人牌局中所向披靡，现在，他又听到了世界上最大的赌场——华尔街的召唤。1982年，他从芝加哥大学毕业，前往纽约。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帮助美国保德信保险公司（Prudential Insurance Company）管理大型公司养老金计划。几年后，他跳槽到纽约精品[2]Lepercq de Neuflize＆Co.，出任抵押贷款研究部主管。
[4] 邦德（Bonds）即“债券”的意思。——译者注
布朗对自己的工作不是很满意，于是便想回到学术圈去。1980年，他进入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学研究生。在那里，他迷上了神秘的股票期权世界，研读了索普的《战胜市场》，他很快就掌握了书中股票权证和可转换债券的定价方法。他开始做期权交易并大获成功，甚至有了退学专职交易的打算，不过最后还是决定留下完成学业，在读书的同时做点交易玩玩。
[5] 原文为arb，即“套利”（arbitrage）一词的缩写。——译者注
1978年，布朗大学毕业，在北弗吉尼亚的美国管理系统咨询公司（American Management System）谋到一份工作，然而比职位更吸引他的是DC扑克圈。和脾气古怪的美国国会议员一起玩牌对布朗来说根本不是问题。有一次，他听说有个派对要进行热闹的密室牌局，他便潜入会场，看到几个秘书模样的漂亮女人围着一位穿紧身衣的敦实男人。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得克萨斯州众议员查理·威尔逊（Charlie Wilson），即日后畅销书和同名电影《查理·威尔逊的战争》（Charlie Wilson's War）的男主角原型。布朗非常喜欢威尔逊，觉得这家伙挺有趣，更重要的是，他喜欢玩牌，而且牌技不赖。
[6] 在美国儿童间很流行的球星卡片，是美国人收藏和交换的对象。——译者注
1974年，布朗以优等生身份从高中毕业，在大学入学考试中获得高分，进入哈佛大学，投在哈里森·怀特（Harrison White）门下。怀特是位使用量化模型研究社会网络的社会学家，也是哈佛大学活跃的扑克圈成员。（乔治·布什也是扑克圈的一员，是哈佛商学院扑克社团成员。）哈佛有的是纨绔子弟，这些人在牌桌上简直就是在拼命给布朗送钱。布朗一一笑纳，不亦乐乎。但他觉得哈佛大学扑克圈赌注太小，水平也不够职业，便想方设法参加了比尔·盖茨在哈佛大学卡瑞尔楼（Currier House）举办的扑克大赛，却发现那场比赛既古板又局促，一群明明紧张得要死的男人偏要装出酷酷的样子。
[7] 《巴塞尔协议》是一项国际标准，规定银行应该准备多少资金以防坏账损失。——作者注
布朗对这本书如痴如醉，他异常惊讶地发现居然可以运用数学在21点那样的赌局中赚钱。一掌握索普的算牌术，布朗就马上直奔赌桌。14岁的时候，他已经成了西雅图地下赌场的常客。西雅图是个港口城市，来自世界各地的水手在此落脚，稍作休整后继续航程，其中不乏见多识广的赌场老手。论豪气，布朗比不上他们，但他们的数学或赌博直觉也比不上布朗。他很快意识到，自己长于此道：不仅擅长计算每手牌的胜算，而且能够从对手的表情中读出破绽。只要一瞥，他就能发现谁在虚张声势。
[8] CNBC是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旗下的著名财经媒体。——译者注
布朗来自西雅图，从小就对数字着迷，棒球记分牌、气候变化图表、股市数据页都是他的最爱。这些数字背后的意义：再见本垒打[1]、飓风袭击后的一片狼藉、吞并竞争对手，布朗毫不关心。吸引布朗注意力的是一行行的数字，他觉得这些数字背后一定包含着神秘的知识。对数学的热爱把他引向一本书，一本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书——《战胜庄家》，爱德华·索普的著作。
[9] 原文如此，应该是这笔资金与自有资本的比值。——译者注
布朗发现，声名显赫的AQR与自己所见略同。但他没有发现，AQR像摩根士丹利一样，正坐在巨大的次贷火山口上，而这个火山将在未来数月内华丽爆发。
[10] 两家基金英文名分别是Bear Stearns High Grade Structured Credit Strategies Master Fund（前者）和Bear Stearns High Grade Structured Credit Strategies Enhanced Master Fund（后者）。——译者注
他已经和一家正为首次公开募股招兵买马的对冲基金有了初步接触，这家对冲基金就是AQR。克里夫·阿斯内斯正在寻找经验丰富的风险经理来处理应对国际风险监管规则等棘手问题。布朗喜欢这个想法，他从未在对冲基金工作过，因而对此颇为向往。2007年6月，他成了AQR的首席风险官。
[11] 英文“灰色”为gray，发音与李普曼的名字格雷格（Greg）相近。——译者注
博阿兹·魏因斯坦并不是唯一在2007年就担忧CDO市场健康度的人。阿伦·布朗，20世纪80年代在说谎者的扑克牌中大获全胜的宽客，几乎自CDO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开始涉足这种金融工具了。由于职位之便，他始终站在CDO演化和病态增长的前沿。多年来，他目睹了CDO产业日新月异的变化，对CDO如何日渐脱离实际感同身受。2007年，布朗在摩根士丹利担任风险经理，对摩根士丹利在次贷市场泥足深陷感到十分担忧。他时刻准备溜之大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