损失越滚越大，阿斯内斯发疯似的不停地给高盛资产管理公司打电话，但高盛资产管理公司好像实施了无线电静默。就在阿斯内斯快要抓狂的时候，他收到了高盛量化股票交易团队主管鲍勃·琼斯的电邮，内容只有五个字：“不是我干的。”
临近半夜，仍然带着行李的罗斯曼乘上了开往四季酒店的出租车。他瘫坐在后座，筋疲力尽，开始思考下一步计划。按日程，明天他应该飞赴洛杉矶，会见更多的投资者。但他可以向他们说些什么呢？他的模型已经不管用了。他想：“忘了它吧。”他决定取消洛杉矶之行：“我得打个电话。”
阿斯内斯并不买账。他比所有高盛的外部人都要了解高盛资产管理公司，十多年前创建全球阿尔法的正是他，他也知道全球阿尔法将杠杆率抬得很高。他惊恐地看着他十年前造出的小东西长成了一个庞然大物，一个杠杆支撑起来的巨兽。阿斯内斯明白，如果高盛资产管理公司倒闭，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事实上，金融体系的每一分子都在做差不多的事情。几年来，银行、对冲基金、消费者，甚至国家都在提高杠杆、向下摊薄。2007年8月，全球保证金追加通知潮爆发。所有人都在被迫减磅，终于酿成了一场下跌螺旋。
AQR的交易员们个个精疲力竭，却依然精神矍铄。他们就像面临大决战的士兵，恐惧中又带着一丝期待，仿佛自己正在创造历史。
价差变得越来越小，要想赚取更多的金钱，唯有提高杠杆率——这正是20世纪90年代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所用的伎俩。1998年，华尔街上几乎所有的债券套利者和固定收益对冲基金都在复制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交易。十年后，历史又一次重演了。
阿斯内斯决定给宽客手下们发表一番励志演说，因为外面已开始流传AQR快要撑不住的谣言。AQR的办公室并没有设中央会议区，因此员工们挤在多个会议室里，聆听阿斯内斯坐在自己办公室的讲话。在他的一旁坐着合伙人——约翰·刘、大卫·卡比勒，还有阿伦·布朗。
近几年来，华尔街的量化基金纷纷大幅提高杠杆率以追求更高的收益。由于涌进对冲基金的资金越来越多，几乎所有的策略都出现了回报率下降的趋势。宽客的衣食父母——稍纵即逝的市场无效性、法玛的食人鱼苦苦寻找的肥肉，正变得越来越难觅踪迹。满大街都是法玛和弗伦奇的信徒，张口就是增长股、价值股，统计套利成了标准化商品，只要搭上几台计算机，谁都能玩一把。
他承认AQR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损失，但他告诉员工不必惊慌。“我们没有遭遇危机。”他说，声音从他的办公室传向各个会议室，“我们有足够的资金挺过去，我们有能力处理目前的状况。”
尸横遍野的惨状还体现了金融市场极度缺乏透明度的危险现状。没有人知道是哪家基金导致了大崩盘,罗斯曼不知道，穆勒不知道，阿斯内斯也不知道，基金经理们通过电话和电邮寻找着罪魁祸首。许多人将矛头指向高盛的全球阿尔法，也有人说是7月以来损失惨重的大型纽约对冲基金卡克斯顿合伙公司（Caxton Associates）。更重要的是，卡克斯顿有一个很大的量化股票交易组合，叫做ART，负责人是神秘的阿伦·索斯尼克（Aaron Sosnick）。
但他同时承认，当前的风险是极高的。如果去杠杆浪潮继续下去，AQR可能要“一蹶不振”。换句话说，AQR需要抛售手里所有的资产，这对基金的表现来说是致命打击，其他对冲基金和整个市场也将受到严重影响。
这些交易牵涉多少资金无从得知，但一定十分巨大。据业内广泛采用的理柏TASS数据库（Lipper Tass Database）的数据，自2003年以来，市场中性和多空基金（如AQR）旗下的资产涨了近三倍，到2007年8月崩盘前已高达2250亿美元。与此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想进来分一杯羹，量化策略的盈利能力已大不如前。多只对冲基金开始向巨型化发展，将资金源源不断投入该部门。2006年，文艺复兴法人股票基金（Renaissance Institutional Equity Fund，RIEF）增资120亿美元，资产管理规模提高到260亿美元，AQR的规模也膨胀到400亿美元。其他华尔街机构也在争先恐后地跳上量化彩车。当时，最流行的策略是所谓的130/30基金，运用杠杆和量化戏法使多头头寸规模达到资本的130%，同时卖空相当于资本30%的股票。（RIEF则是170/70基金，意味着其杠杆率更高。）到2007年夏天，量化策略大概管理着1000亿美元的资金，其中大多数都是基于类似法玛的价值和增长因素模型的量化手段。
好消息是：AQR已经算出了出现这种灾难后果的可能性。1998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头寸极度缺乏流动性，而且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杠杆率高得吓人，因此它无法继续生存。阿斯内斯强调，AQR绝不是长期资本管理公司。
换句话说，某只、也可能是某些大型对冲基金在有毒次贷资产的重压之下爆了仓，殃及其他对冲基金，这就好比一块松动的巨石引发了一场山崩。这些年来，随着量化基金数量的增长，收益率受到了极大的压制，于是各位基金经理不得不提高杠杆率。现在，他们要为此付出代价了。
“如果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悲剧降临到我们头上，AQR也能撑过去。”他说，“我们不会破产。”
这一卖出行为引起了头寸相似的其他基金的连锁反应。空头头寸突然开始上涨，多头头寸则开始下跌。
最后，阿斯内斯表达了自己的乐观态度，回顾了AQR应对网络股崩盘的经验。“我们的合伙人曾经经历过类似的事情，我们的系统最终还是见效了。过程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大量载有抵押贷款的基金纷纷搁浅，让他们重新浮起的方法唯有卸去正在暴跌的资产。不过，多策略基金的选择就比较多了。罗斯曼和莱文推测，至少一只多策略基金——也许是好几只通过量化模型持有大量的高流动性股票资产，其基金经理必定正在寻找能够尽快脱手以筹集满足保证金现金需求的资产，而且他们很快发现量化股票交易组合就是不二之选。
但仍有一件痛苦的事已无可避免：本已箭在弦上的首次公开募股是铁定泡汤了。阿斯内斯说：“也许我们再也不会有首次公开募股的机会了。”
他们还推断，起因是次贷崩盘。随着拉尔夫·乔菲的两家贝尔斯登对冲基金的崩盘，所有次贷CDO应声暴跌。穆迪和标准普尔等评级机构也下调了大量CDO的评级，使情况雪上加霜，CDO进一步下滑，被迫卖出愈演愈烈。主要次贷资产持有者纷纷收到了追加保证金通知。
在萨巴，量化基本面交易组合负责人艾伦·本森已经快要疯了。他现在一天工作18个小时，像个没头的苍蝇一样没完没了地做着交易。他和仅有的几个手下需要管理20多亿美元的资产，根本不足以逐一检查头寸状况。仅仅两天，他们就损失了5000万~6000万美元。魏因斯坦大发雷霆，不停地要求本森减磅止损，越快越好。
流动性最好的资产无疑是股票。罗斯曼和莱文推断，陷入麻烦的资金管理者是一只多策略对冲基金，在所有的投资策略上都有涉足，期货、货币和次贷都是其投资对象。
整个量化投资业哀鸿遍野。纽约的泰和基金管理公司（Tykhe Capital，“Tykhe”是希腊神话中幸运女神的名字）溃不成军，亏损超过20%。在东锡托基特，文艺复兴科技公司的大奖章基金正在遭受打击，文艺复兴法人股票基金——西蒙斯所谓的能够管理1000亿美元资产的巨无霸也未能幸免。
“追加保证金通知”是金融界最可怕的七个字。投资者时不时地会从主经纪商那儿借入一笔钱去购买某项资产，比如一大堆次级抵押贷款，这类交易通过保证金账户进行。当资产价值缩水时，主经纪商就会通知投资者，要求他们向保证金账户里追加现金。如果投资者拿不出现金，他就必须斩仓筹资。
最使人难以理解的是大奖章居然也在亏损，西蒙斯从未见过这种情况。大奖章的极速交易策略为市场上其他交易者提供了大量流动性，夺命而逃的量化基金的许多资产都卖给了大奖章。大奖章的模型预测这些头寸最终会回归均衡，但事实并非如此，头寸不停地亏损，没有什么均衡。大奖章不停地买，和那些拼命去杠杆化的基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是危险的信号！
他们认定，某家非常大的资金管理者在次贷资产上出现了巨额亏损，其主经纪商已经下达了追加保证金通知。
亏损飞快地增长，根本来不及处理。金钱网络的大溃败开始了，没人知道何时是个头。
那天晚上，罗斯曼和朋友阿斯利尔·莱文（Asriel Levin）在旧金山市中心一家日本餐馆共进晚餐。莱文以前是世界上最大的资金管理人——旧金山巴克莱全球投资者公司的旗舰基金32资本（32 Capital）的基金经理。2006年年末，他开创了自己的对冲基金门塔资本公司（Menta Capital）。人们管他叫“乌齐”[3]，罗斯曼也认为他是自己认识的最聪明的宽客。在如此关键的时刻，能和莱文一起探讨问题使他感到十分幸运。在享用了寿司和美酒之后，两人开始交换此次崩盘的看法。他们一直讨论到饭店打烊，终于得出一个后来被证明是无比正确的假说。
在过程驱动交易小组，穆勒不停地给各个基金经理打电话，想要弄清楚是谁在卖出，谁没有卖出，但没人理他。穆勒心想，这倒和扑克游戏有几分相似。没人知道谁手里有什么牌，有些人虚张声势，拿着一手烂牌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样子；有些人小心翼翼，及早免战静待峰回路转。现在，穆勒面临的情况和牌局太像了——要么扔下更多的筹码，等着时来运转；要么盖牌，放弃池底，高高挂起，只不过，这赌注放大了好多倍。
这毫无道理呀！作为对市场有效性坚信不疑的芝加哥大学毕业生、法玛的学生，罗斯曼预期市场会依照严格的量化模型运行，可是市场现在却在沿着所有罗斯曼以及其他任何宽客都不曾想到的轨迹运行。所有的头寸都在亏钱，所有的策略都失灵了。是世界太疯狂，还是宽客太没用？
其他基金经理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我们都有点惊慌失措。”AQR共同创始人约翰·刘说，“量化经理们平时都很神秘，不会彼此联系。我们这一行和牌局有点类似。当你想象大型量化基金经理的世界时，通常把它想得太大。我们都想知道对手在做些什么，我们互相打电话，说‘是你在卖吗’、‘是你吗’之类的话。”
推介泡汤了，没人有兴趣听他展示他的出色模型。那一天，罗斯曼拜访了好几家量化基金，见到的都是鲜血淋漓的惨状。
情况正在失控。穆勒向摩根士丹利的最高层佐伊·克鲁兹和麦晋桁做了汇报，希望得到一点指示，可以接受多大程度的伤害。但他的上司没有给他明确的数字，他们根本不懂过程驱动交易的运作方式。这些年来，穆勒的头寸和策略一直是严格保密，摩根士丹利没有多少人知道过程驱动交易小组是如何赚钱的。克鲁兹和麦晋桁也只知道过程驱动交易小组能赚钱，任何时候都能赚钱——他们只关心这个。就连大部分摩根士丹利风险经理也不知道过程驱动交易小组的头寸情况。这意味着一切都要看穆勒。
他给罗斯曼看了一下自己的投资组合。暴跌！市场上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从未有过的可怕事情。罗斯曼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8月8日，星期三上午，他做出了抉择。前一天晚上大约7点，他来到摩根士丹利办公室，和饱受重创的过程驱动交易小组量化基本面组合的负责人艾米·黄碰了头。他们在位于过程驱动交易小组狭小交易室楼下的会议室里进行了激烈讨论，在场的还有其他几位过程驱动交易小组的高级员工。艾米·黄计算了总损失，量化基本面组合已经亏了约一亿美元。
突然，他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一脸震惊。他等着见面的交易员一路小跑过来，也是一副大惊失色的样子。“上帝啊，罗斯曼。”他一边说着一边把罗斯曼拉进自己的办公室，“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
“我们应该怎么做？”艾米·黄问道。
罗斯曼是个敦实的中年男人，国字脸，一头蜷曲的棕发。此刻，他拖着行李，带着笔记本电脑坐在客户的休息室里，他甚至没有到下榻的四季酒店（Four Seasons）休息一会儿。昨天市场的诡异走势令他百思不得其解，他的量化模型损失惨重，他却无从寻找原因。
穆勒耸耸肩，下令：“卖。”
8月6日晚上，旧金山机场，马修·罗斯曼（Matthew Rothman）摇摇晃晃地走下“红眼航班”。第二天，8月7日星期二一早，他将和一位潜在客户碰面。这位雷曼兄弟首席量化策略师正在西海岸路演，推介他的新模型。去年，他在办公室里花了无数个不眠之夜、无数个周末时光才开发出这个新玩意儿。现在，是收获的季节了。
星期三上午，过程驱动交易小组开始执行指令，大量减仓。情况继续恶化，其他对冲基金也在卖出，大家都在恐慌中夺命狂奔。
而外部世界仍然对金融系统的历史性崩盘毫无知觉，第一个向大众传递惊人消息的是雷曼兄弟一位不知名的量化研究员。
那个星期三，先前一系列看起来只是量化模型诡异小故障的事件演变成一场灾难，一次金融市场上史无前例的大崩溃。几乎所有量化策略——人们眼中最精妙的投资观念，全都灰飞烟灭，损失动辄数十亿美元，去杠杆化的超新星爆炸了。
布朗正在竭尽所能尽快熟悉AQR的系统以帮助其管理风险。那天晚上，他决定在办公室过夜，睡在自己办公桌旁的一张沙发床上。他并不是唯一一个通宵工作的人。临近半夜，他走出办公室。连续20小时紧盯屏幕上的数字已使他的双眼布满了血丝。办公室一片狼藉，许多宽客满脸憔悴，他们喝着咖啡、带着耳机奋斗在计算机旁——他们在全球市场上拼命减仓。这是一派奇怪的景象：外面一片漆黑，办公室里却如同白天一样忙碌。
奇怪的是，尽管量化交易已是溃不成军，但对冲基金一开始仍在极力粉饰，试图向外部世界隐瞒巨额亏损。他们所卖空的股票在强势上涨，使得整个市场看起来情况并不坏，冲抵了他们期望上涨的股票的跌势。星期一，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287点，星期二上涨36点，星期三上涨154点。日复一日，投资者对平静表面下的大屠杀毫无察觉，丝毫不知数十亿美元已经在对冲基金手中灰飞烟灭。
损失在恶化，崩溃的根源却无从寻找。奇怪的是，在金融体系遭受雨打风吹之时，外部世界却仍在闲庭信步。事实上，主流大众对华尔街发生的历史性崩盘一无所知。阿伦·布朗看到CNBC评论员对股市的诡异运动一脸茫然的样子几乎要笑出声来，他们对波动性背后的东西完全没有概念。布朗早就看穿了一切：真谛就是宽客们仍在不懈地寻找着真谛。
当然，很多迹象表明形势已急转直下：被大量放空的股票反常地大涨。电信股Vonage Holdings在上一年度下跌85%，却在没有任何消息的情况下在一天之内猛涨10%。在线零售商Overstock.com、眩晕枪制造商泰瑟国际（Taser International）、住房建筑商Beazer Homes USA，还有KK甜甜圈公司，都是卖空者的最爱，但现在它们全线逆市大涨。从基本面的角度看，这是毫无道理的。在经济收缩期，像泰瑟和KK这样的股票理应大跌，Beazer在房市衰退的情况下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但整个市场都在上演轰轰烈烈的逼空行情，使得这些股票一路飞涨。
市场到处都是末日传言。美国房市正在崩溃，世界各地的银行和对冲基金（比如瑞银集团和贝尔斯登）遭受重创。股市正处于骚动之中；恐慌在蔓延；次贷崩盘像电子病毒一样在金钱网络中迅速传播；精打细磨的宽客模型完全失控了，整个金融体系正在滑向瘫痪。
这些被大量卖空的股票的飙升造成了海市蜃楼的景象：股市的基石已经破碎，但它却仍在上涨。阿斯内斯所爱的价值股越跌越深，沃尔玛、美国铝业（Alcoa）等低市净率股正在遭受重创。
这是穆勒从未见过的市场动荡，世界各地的量化基金在跌势面前毫无还手之力。穆勒早已就市场现状和其他基金经理有过交流，他和阿斯内斯通过电话，问过他AQR的情况，也试图搞清楚高盛的表现如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但没有人知道答案。他们无不担忧如果抛售潮持续较长时间的话，破坏性将是致命的。
波士顿GRT资本合伙公司（GRT Capital Partners）董事总经理蒂姆·克罗查克（Tim Krochuk）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说：“市场正在死猫跳[4]。宽客业绩不佳，令普通投资者大为恼火。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加倍还报。”穆勒听到了这样的嘲讽声。
情况不妙！
在危急关头，迈克·里德想出了一招：停止卖出操作一小时，看看是不是过程驱动交易小组自己在制造甩卖潮——必须搞清楚市场混乱到了什么程度。没人知道是谁在引发什么事情，里德的招数没什么用，过程驱动交易小组在继续亏损。午饭后一度出现了短暂的平静，但在下午收盘前，大屠杀卷土重来。散户看着市场狂野的波动茫然不知所措。他们无从知道，把他们的共同基金账户和401（k）表格弄得乱七八糟的幕后黑手就是量化策略和超级计算机。
电梯在6楼停了下来，穆勒走出电梯，刷卡进入办公室。他走过十年前就挂在办公室墙上的20世纪60年代戈达尔（Jean Luc Goddard）的黑色电影《阿尔法城》（Alphaville）的海报，进入自己的私人办公室。他打开彭博终端机，世界上所有可交易证券的数据马上呈现在了他的眼前。在快速浏览了市场动向之后，他核查了一下过程驱动交易小组的损益表。
里德的直觉——可能是过程驱动交易小组的卖出决策引发了市场雪崩，这也不无道理。星期三和星期四如此惨烈，原因之一就是作为市场流动性提供者的高频统计交易者消失了。在这些交易者中，最大的便是文艺复兴科技公司的大奖章基金和肖氏对冲基金。上周，过程驱动交易小组大幅削减了旗下统计套利基金——大富翁的规模。其他统计套利基金也在做同样的事。投资者急于卸掉自己的头寸，而往常的买家——高频基金却不再买入，反而和他们站到了一条船上，结果形成了一个吞噬流动性的黑洞：价格开始暴跌。
穆勒的宝马车终于摆脱车河，驶入了摩士丹利的地下车库。穆勒下了车，快步走向直达过程驱动交易小组交易室的电梯。
那个星期三总算是过去了，一日之内，过程驱动交易小组亏损了近3亿美元。过程驱动交易小组在风中凌乱不堪，而其他基金的损失也有过之而无不及。高盛的全球阿尔法当月下跌近16%，损失15亿美元；AQR在那个星期三损失了5亿美元，是其历史上最大的单日亏损。阿斯内斯目睹了这辈子最快的崩盘，对此他心知肚明，如果情况长期持续下去，AQR断无生存希望。
在百老汇大街1585号内，交易员们买卖着日本的公司债券期权、俄罗斯的房地产和得州的原油衍生品，以及世界各国货币——加拿大、津巴布韦、秘鲁，无所不包，还有次级抵押贷款和抵押贷款衍生品，股票自然更是不在话下，每个交易品种动辄价值数十亿美元。
但他却毫无办法，他能做的只有减磅、减磅再减磅。
一看到这座大厦，穆勒就禁不住感到一阵兴奋。他比这儿的绝大多数员工都更了解，在这座建筑令人望而生畏的结构中隐藏着多么强大的交易实力。在这幢大楼里遍布着数英里长的光纤和数不胜数的卫星接收器，与全球金融市场紧紧地连在一起，是金钱网络的一部分。
在高盛资产管理公司，人们开始意识到如果疯狂斩仓不能有所收敛的话，灾难性崩溃是免不了的。高盛的精英交易员们开足马力，每天工作15~20小时，不少人甚至通宵达旦。
终于到了：百老汇大街1585号，摩根士丹利全球总部。这座矗立在曼哈顿中城中心杜菲广场（Duffy Square）的摩天大楼建于20世纪“奔腾的90年代”初期，总面积900000平方英尺，高42层。底层是一排商铺，在其上几层，三道数据流源源不断地涌入大厦东区——股票价格、货币和世界各地的最新新闻。这座庞大的建筑看上去就像是一位高大、魁梧的场内交易员，朝着时代广场上其他几栋写字楼磨刀霍霍。天气不好时，这一幕看上去尤其逼真。
和其他量化基金经理一样，卡哈特和伊万诺夫斯基也在尽力去杠杆，希望将其基于波动性的风险模型拉回正轨。但他们遇到了一个问题：高盛资产管理公司一开始减磅，波动性就会增加——这意味着必须继续卖出，而波动性读数上升又会自动触发高盛资产管理公司削减头寸、筹集现金的机制。
现在，穆勒的宝马正在时代广场的车流中向摩根士丹利总部缓缓挪动。他紧闭双唇，透过挡风玻璃望向天空。风暴已过，艳阳高照，摩根士丹利总部大楼出现在蓝色的天际中。
结果是致命的：高盛资产管理公司陷入了自我强化反馈环。更多卖单导致更高的波动性，更高的波动性又导致了更多卖单。其他量化基金情况也差不多。
海滩的日子真是令人流连忘返。
高盛资产管理公司投资组合经理卡廷卡·多默托费（Katinka Domotorffy）回忆道：“我们竭尽全力确保足够的流动性，但只要我们一减磅，就又回到了起点。我们意识到这是一个死亡循环。我们已经力不从心了。”
“漂亮！”穆勒由衷地说。一切都好。他露出一丝微笑，理了理自己的金色刘海，为又一个好日子干杯！在格林纳达金色的夕阳下，聚集在穆勒周围的宽客们无不欢欣鼓舞。
如果这一情况长期持续下去，所造成的损失就连1998年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崩盘事件也要相形见绌了。
“我看看。”电话里的声音十分平静，“17。”意思是盈利1700万美元。
该怎么办？
“盈亏如何？”穆勒问到。穆勒习惯于听说“盈”多“亏”少。
8月8日，星期三，马修·罗斯曼起了个大早，步行前往加利福尼亚街（California Street），雷曼兄弟在旧金山的办事处。他已经向其纽约量化研究团队发了好几封邮件，内容只有一项：写一份解释量化基金大崩溃原因的分析报告。
当夕阳西下、水天一色之际，穆勒决定看看纽约的情况。他拿出手机，拨通了过程驱动交易小组交易部的号码，找到一位维护计算机的值班人员。
但他在曼哈顿中城第七大道雷曼总部的手下们却没能完成任务。清晨的飓风使纽约地铁系统陷入瘫痪，在大街上很难拦到出租车。罗斯曼告诉他们必须尽快赶到办公室，走也好，跑也好，甚至骑马也好，反正必须尽快赶到，这事儿必须完成。
那个下午——是1996年还是1997年来着？过程驱动交易小组在香料之岛格林纳达尽情欢呼。那时候，过程驱动交易小组如日中天，所有成员都获得了想都不敢想的财富，这支由数学天才组成的团队开始了他们的环球探险之旅，满世界寻找新奇的小岛。那一天，他们在格林纳达落脚。
一整天，罗斯曼都和纽约的研究员保持着密切联络，不停地收集数据，深入分析华尔街的一举一动，写文章，绘制复杂图表。美国东部时间凌晨3点，报告总算写成了。罗斯曼筋疲力尽地回到四季酒店。
今天，上班之路成了一场煎熬。坐在宝马车里，穆勒回想起自己的光荣岁月。十年前，仿佛是天空开了一道窗，金钱源源不断地砸到穆勒头上。
他使用华尔街的惯用伎俩轻描淡写地分析道：“在过去几天中，大多数量化基金经理都出现了反常的回报业绩。在我们看来，并不是大多数因素都失灵了，而是它们闹了点小情绪。”
到处都在告急，不过这和天气无关。全球金融市场突然出现的风暴让所有人都措手不及，第一波冲击已经呼啸而至，而穆勒正处于风暴的中心。
接着，罗斯曼写上了自己和莱文在日本餐馆讨论的结果：“是谁引发了灾难目前还未可知。在我们看来，最有可能的原因是有几只多策略量化基金在信贷或固定收益组合上出现了巨额亏损。为了降低其组合的风险，以及出于对其低流动性信贷组合‘按市值计价’的担忧，这些基金可能必须筹集现金并在流动性最佳的市场——美国股市上削减头寸。”
飓风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转瞬间便在大西洋消失地无影无踪。8月的骄阳露了出来，把纽约市烤得犹如桑拿房。华尔街的交易员们各显神通，拼命地在9：30分市场开盘前抵达办公室。
然后，报告详细分析了可能爆仓的具体交易。但是，最后该报告得出了一个奇怪的结论（简直是宽客信条的简要归纳）：当天收盘时，人们以及投资者的行为已经回归理性了。
纽约主干道成了水乡泽国，地铁因进水被迫停运，使整个城市的交通陷入瘫痪。上班族不得不争抢少之又少的出租车，整个纽约市乱作一团，这让人想起了6年前“9·11”袭击之后的大恐慌。
罗斯曼写道“我们乐于相信人们（特别是宽客）的理性，也相信我们有共同的动力维持资本市场的有序运行。就像开夜车的司机，我们相信迎面驶来的车子不会突然进入我们的车道与我们相撞。事实上，对面司机的心理和我们是一样的，他也害怕我们会突然改变车道与他相撞。当我们在夜色中擦肩而过，顺着各自的方向走远，在成功避免撞车时，我们都会如释重负。”
穆勒颓然地望向窗外。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马路两边站满了满头大汗急着打车的行人，严重影响了交通。当天清晨，就在早高峰前不久，飓风袭击了纽约。时速高达135英里的飓风先袭击了史坦顿岛（Staten Island），然后穿越纽约湾海峡（Narrows of New York Bay），登陆布鲁克林，所到之处树倒屋毁，日落公园（Sunset Park）和湾脊（Bay Ridge）一片狼藉。这是飓风50年来首次侵袭布鲁克林，也是自1950年以来第6次出现在纽约市。
那天早晨，这篇名为《宽客世界的动荡时刻》（Turbulent Times in Quant Land）的报告就登上了雷曼的服务器，很快就成为雷曼历史上传播最广的报告。
“有飓风。”司机说，“地铁停运了。”
在这篇报告发出以后，他接到了《华尔街日报》记者卡贾·怀特豪斯（Kaja Whitehouse）的电话。当被问及这次崩溃到底有多严重时，罗斯曼直言不讳地说：“星期三将是宽客界被民众长期铭记的日子。模型里一万年才会发生一次的事情连续三天都发生了。”
“这是怎么了，这么堵？”穆勒问司机。他的司机是位退休警官，是穆勒手下一家私人投资基金白垩溪（Chalkstream）的员工。
听他的语气，好像最坏的时刻已经过去了。实际上远非如此。
穆勒不知道为何会出现崩盘。更糟糕的是，他不知道何时能够止跌。然而下跌必须停止，否则的话……
8月9日，星期四一早，过程驱动交易小组在穆勒办公室召开紧急会议。现在形势危急，如果过程驱动交易小组继续这么亏损下去的话，就要被摩根士丹利的风险经理关闭了。要是果真如此，过程驱动交易小组就必须将整个投资组合清盘。里德建议加大卖出力度，穆勒表示同意，但希望再拖一天看看。与此同时，过程驱动交易小组的亏损数字还在不断增加。
彼得·穆勒坐在宝马750Li的后座，越来越焦虑。现在是8月8日，星期三，曼哈顿中城的街道上排起了长长的车龙——他觉得比平时堵很多。时间紧迫，他又抬起手，第几次了？也许是第20次？他又看了看手表。市场马上就要开盘了，他感到心神不宁：市场不会继续下跌吧。他用自己的黑莓手机扫了一眼新闻，日本股市又完蛋了，天哪！
此时，量化基金的崩溃已经影响到了全球市场。星期四，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387点。
虽然波动性有所增加，但高盛资产管理公司的经理们仍认为还不至于立刻发生严重崩盘。8月3日，上周五，市场首次出现多年未见的大混乱。星期一，混乱演变成一场地震。星期二，情况更严重了，高盛资产管理公司不得不开始卖出，大手笔卖出。
日元因日本的低利率而成为量化基金最喜爱的卖空对象，它对美元和欧元大幅升值，表明量化基金回补空头头寸的力度正在加大。但美元同时也在对其他大多数货币升值，这是因为投资者在恐慌的驱使下没命地逃往安全的高流动性资产。这一幕在1987年10月的黑色星期一以及1998年8月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倒闭时都发生过。
利差交易的崩盘以及波动性的突然上升是灾难性的。8月3日，上个星期五，市场发生了多年来不曾遇到过的错位。
星期五上午，穆勒早早地来到了办公室。他的计划是赶在形势不可收拾之前尽快减磅。但在动手之前，穆勒还是想再等一等，看看开盘的情况如何。他心想：“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也许事情会有转机。”但他并没有抱太大希望。
在高盛资产管理公司，利差交易的突然落潮酝酿着潜在灾难，因为它的大量头寸：债券、货币甚至股票，都是以利差交易为基础的。
坏消息源源不断，搞得人心惶惶。法国最大的上市银行巴黎银行（BNP Paribas）冻结了旗下三只基金共计22亿美元的资产。巴黎银行指责美国住房贷款证券化市场“完全失去了流动性”，称这样一来“根本无法判定某些资产的质量和信用等级，从而无法估量其公允价值”。这样的声音将在几年内不绝于耳。
2007年8月上旬，日元出现了暴涨。随着日元对其他货币汇率不断上涨，借入日元并预期在未来偿还的各大基金纷纷陷入了混乱，手忙脚乱地偿还日元贷款。这就触发了一个自我强化的反馈环：日元越升值，就有越多的基金被迫偿还贷款，而这反过来又刺激日元进一步升值。
星期四晚些时候，吉姆·西蒙斯罕见地在月中发布旗下基金的业绩更新报告。资产管理规模达260亿美元的文艺复兴法人股票基金，自7月底以来已缩水8.7%，相当于20亿美元。
高盛的宽客们还注意到了另一大不妙趋势：全世界的利差交易正在迅速减少。全球阿尔法、AQR、大本营和其他基金一直通过借入低收益率的廉价日元然后投资于高收益资产来套取巨额利润。多年来，这一手法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在所有的投机操作中都大获全胜，但这取决于一个条件：日元的廉价状态会持续下去。
在给投资者的信中，西蒙斯试图解释问题出在哪里。这位东锡托基特白胡子巫师写道：
高盛资产管理公司的风险模型在测量波动性方面非常成熟，但在整个7月，波动性一直在猛涨。这是个奇怪现象，因为多年来波动性一直在下降。根据高盛资产管理公司的风险模型，波动性下降意味着应该承担更多的风险、使用更高的杠杆，这样才能使赚到的钱不至于减少。其他量化基金的策略也差不多。而现在，波动性变得与以往不同了，波动性真的开始剧烈波动了。
我们相信我们得到了非常好的预警信号，毫无疑问，大量多空对冲基金至少也能察觉到一些。但出于某种原因，这些多空对冲基金表现不佳，一些因素迫使他们清盘。这些因素包括业绩不佳、信用证券头寸上的损失、过多的风险、保证金追加通知，等等。
在纽约市中心，高盛资产管理公司也拉响了红色警报。这家管理着300亿美元资产的世界最大的对冲基金管理机构四面楚歌。价值股、成长股、小盘股、中盘股、货币、商品，所有头寸都在大幅亏损。全球阿尔法、全球权益机会基金，所有策略无一幸免。和其他量化基金一样，主管卡哈特和伊万诺夫斯基对此束手无策。
大奖章的表现甚至比文艺复兴法人股票基金还差。一个月内，它就缩水了17%之多，约合10亿美元。就像1971年穆罕默德·阿里在麦迪逊广场花园被乔·弗雷泽（Joe Frazier）击败一样，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基金现在也陷入了困境，看起来甚至有性命之忧。
危机在深化，而华盛顿的中央银行官员们完全没有把准脉。那个星期一和星期二是对冲基金史上最惨痛的日子，数十亿美金蒸发一空。星期三，形势更是急转直下。
在AQR，形势依旧严峻。交易员们又惊又累，24小时不间断工作绝非宽客的风格，他们习惯于市场的古板、结构明确和可以预测的，而一团乱麻从来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金融市场出现了较大波动，一些家庭和企业遭遇了信贷紧缩，房地产市场的价格修正仍未结束。但是，在未来数个季度内，美国经济仍将以较为温和的速度增长，因为就业和薪资增长十分稳固，全球经济也相当强劲。
盛宴结束了。AQR原本计划星期四晚包场观看《辛普森一家》（The Simpson's Movie），现在铁定是泡汤了。
当局对席卷华尔街的巨额损失一无所知。当天下午，美联储宣布维持短期利率5.25%不变。美联储在其政策陈述中说：
与此同时，肯·格里芬嗅到了水中的血腥味。虽然詹姆斯·叶（James Yeh，音译）的量化股票基金遭遇亏损，但该基金只是大本营的一小部分。
所有的量化基金都是乱作一团，挣扎着要搞清楚到底出了什么状况。正在法国度假的肯·格里芬与芝加哥大本营总部的交易员时刻保持着联系；文艺复兴科技公司也遭受了重创，肖氏对冲基金、旧金山的巴克莱全球投资基金（Barclays Global Investment）、J.P.摩根的量化投资部高桥资本（Highbridge Capital Management）也没能幸免。总之，全世界几乎所有对冲基金，不管远在伦敦、巴黎还是东京，都在遭受打击。AQR在格林威治的德拉玛酒店（Delamar）订了房间，以供饱受压力、精疲力竭的宽客们休息；格里芬搭乘私人飞机匆匆赶回芝加哥处理危机。
星期四晚上，格里芬给克里夫·阿斯内斯打了个电话——不是为了和朋友聊天，而是想弄清楚AQR是否急需帮助。
艾米·黄和里德通过电子邮件和电话时刻与穆勒保持着联系。只有穆勒有权决定在下跌市场中是否减磅、减多少磅。市场的波动性正在急剧增加，大富翁的快速交易模型开始不知所措。现在，穆勒需要决定是否削减量化基本面交易组合的杠杆，但这样做必然代价沉重。如果量化基本面交易组合上的亏损继续恶化，过程驱动交易小组就会别无选择，只能开始卖出。这意味着弃卒，甚至弃车保帅。
阿斯内斯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早就听过格里芬“坟墓舞者”的大名，在不凋花和索务倒闭时，大本营两次充当了兀鹫投资者，阿斯内斯意识到问题严重了。电话里自然是一团和气，但两位基金经理之间弥漫着紧张的气氛。阿斯内斯事后打趣道“我看到女武神[5]在步步逼近，听到了狰狞收割者用镰刀[6]敲门的声音。”但在当时，他是绝对笑不出来的。
宽客们使出浑身解数抑制亏损，但所有的动作都像是在火上浇油——他们越想卖，卖压就越大。人人都想降低杠杆，结果造成了不可收拾的下跌推力。
8月10日，星期五早晨，阿斯内斯站在AQR办公室的东窗边，凝视着排列整齐的五颜六色的超级英雄小人：蜘蛛侠、美国队长、浩克、钢铁侠，这些都是他在长岛童年时期的最爱。阿斯内斯一边看着，一边陷入了沉思。
过程驱动交易小组和其他对冲基金在那周一开始见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市场运动。运转良好的模型——钟形曲线和随机漫步、校正相关性，以及所有将宽客推向华尔街最高宝座的数学和科学统统没有把握住那一天的市场运动。市场一片混乱，完全被人性的恐慌因素所主宰。再强大的计算机、再复杂的算法也无济于事。20世纪20年代被伯努瓦·曼德尔布罗特所发现的疯狂肥尾运动似乎每个小时都会重现一次，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这根本不应该发生！
这位基金经理恨不得自己拥有主宰市场的超能力——让一切都停下来吧，让损失停下来吧！AQR的绝对回报基金这个月已经缩水13%，是历史上相同时段最惨重的损失。“这有什么用，一切还都是老样子。”他走到办公桌旁，看了看计算机显示器上的盈亏数字：满屏的红字。损失触目惊心：数十亿美元，没了就没了吧。
大富翁是一个高频交易系统，无时无刻不在证券市场上快进快出。而基本面交易组合则不同，它所持有的通常是交易较为清淡的小市值股票，想脱手比较困难，在多位持有者同时试图斩仓时更是难上加难。这些头寸必须小心打理，逐步减磅。削减头寸是个技术活儿，既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也必须付出较高的代价。
透过办公室的东窗，阿斯内斯可以看到汽船大街（Steamboat Road）外纽约拥挤的游艇码头蓝光闪烁。十年前，顺着汽船大街开车十分钟就可以到达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总部。
艾米·黄和里德明白，如果亏损继续扩大，他们就必须开始削减基本面交易组合的头寸以降低过程驱动交易小组的杠杆。事实上，在一周前，过程驱动交易小组已经开始着手减小大富翁的规模，因为市场出现了多次杂乱无章的波动。
如果继续亏损的话，AQR就会沦为第二个长期资本管理公司，造成又一次席卷整个金融体系的量化灾难。华尔街知识分子将再一次变成杀人狂，他们的魔法黑箱将再一次变成邪恶的巨炮，摧毁眼前的一切。
星期一，亏损继续扩大，重灾区正是量化基本面交易组合——2006年下半年穆勒回归之后加大杠杆的地方。
他不愿意让这一幕发生。他想：“也许还有一线生机？”
过程驱动交易小组所追踪的股票从7月中旬就开始不太对劲了。进入8月以后，形式急转直下。上周五，纳斯达克涨幅最大的5只股票全都出现在过程驱动交易小组的卖空名单上，而跌幅最大的5只股票则全部出现在过程驱动交易小组的买入名单上。宽客的世界天翻地覆了：模型操作与市场实际正好相反，真谛不再是真谛，倒成了反向真谛。
阿斯内斯一直在和得力干将商讨对策，其中包括门德尔松、约翰·刘，还有大卫·卡比勒。他们已经策划好了一项重大决策，这是个艰难的抉择。AQR已经命悬一线了。
如今，过程驱动交易小组已成长为全球布局的强大交易机构，在伦敦和东京都有办事处，资产管理规模也达到了60亿美元（这个数字每天都在往上涨，因为摩根士丹利不断拨给过程驱动交易小组新的资金）。日复一日，过程驱动交易小组就像开足马力的印钞机。但在那个星期一，印钞机突然变成了粉碎机。
一整周，AQR与其他量化基金一样忙于找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搜寻罪魁祸首。到星期四，他们推断几乎所有的大型量化基金都已大举削减杠杆，而只有一家例外：高盛资产管理公司。
同一天，在过程驱动交易小组，彼得·穆勒像往常一样神龙见首不见尾，迈克·里德（Mike Reed）和艾米·黄主持着大局。这两人是穆勒资格最老的手下，在过程驱动交易小组还是个构想的时候便开始追随穆勒。想当初，过程驱动交易小组的交易员们只不过是一群整天对着电脑屏幕不断敲击键盘的年轻数学天才，其情景和一群古灵精怪的小孩在车库里玩耍没什么区别。
AQR发疯似的打听高盛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但高盛缄口不言。通过对形势的认真分析，AQR认定高盛资产管理公司尚未完成去杠杆工作。这意味着有两种可能：高盛将注入巨额资金支持高盛资产管理公司；或者高盛资产管理公司将在暴跌潮中倒闭，令市场进一步失控。
“我们也得跟着减磅。”
如果后一种情形发生的话，AQR和其他所有量化基金都将遭受严重打击，整体市场也会受到拖累。高盛的全球权益机会基金规模巨大，资产价值高达100亿美元。如果它开始在其他量化基金苦苦支撑的时候卖出，随之而来的将是毁灭性的崩盘，投资者的财富将灰飞烟灭。
“会怎样？”
与过程驱动交易小组一样，AQR的团队原本计划在星期五继续减磅。但阿斯内斯突然灵光一现，做出了一个在他的交易生涯中最重要的决定：买入。
“密切关注。我认为这一情形不可能持续较长时间，以那家伙减磅的速度来看，应该没多久就减完了。但是，如果逼空真的……”
他想：“此时不买，更待何时？”他认定，高盛只要资金充裕，就绝不会让系统崩溃。相反，高盛将理性地做出精明的决策：向全球权益机会基金注资，这将使该基金有能力保住头寸而不必削减。
“我们能怎么做？”
这意味着现在正是杀回去的时候，向赌桌扔下更多的筹码。AQR向交易员下达指令，告诉他们要有意识地在下单时提高嗓门。他们希望所有人都知道，AQR，量化投资界的泰斗之一，要力挽狂澜了。“也许这样一来血就能止住了。”阿斯内斯这样想。
“我看着像是有人正在快速回补巨额头寸。”本森接着说。
这就好比是牌局，他所玩过的赌注最大的牌局。这一次，不再有彼得·穆勒的威逼恫吓，只有市场才能决定阿斯内斯的命运。阿斯内斯决定全押，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但是，如果IBM上涨了会怎样呢？你会被套住，股价每上涨1美元，你就要遭受100美元损失。为了使损失最小化，你马上买回股票，而这可能进一步推高股价。如果成百上千的卖空者同时如此操作，就发生了所谓的逼空。8月6日的那个星期一发生了也许是史上最大的逼空行情。
回到纽约。穆勒面无表情地坐着，心事重重，想着如何对付眼前的混乱状况。他在等星期五的开盘，他知道过程驱动交易小组已经命悬一线。无法想象，他的团队已经损失了6亿美元。如果进一步亏损下去的话，摩根士丹利就要将他的部门关掉了。过程驱动交易小组14年的辉煌在穆勒王者归来仅仅几个月后就面临着生死考验。
当投资者做了一笔卖空交易时，他实际上是在借入股票然后卖出，希望未来以更低的价格将其买回。假设IBM当前价格为100美元，而你认为它会下跌到90美元。你向主经纪商借入100股，将其卖给另一位投资者，获得10000美元。如果你预期正确，IBM真的跌到了90美元，你就能以9000美元的价格买入100股还给经纪商，而把1000美元差价放入自己的腰包。
情况看起来不妙，欧洲和亚洲市场下跌惨烈。9：30分开盘的钟声越来越近，气氛也越来越紧张。穆勒、西蒙斯、阿斯内斯、魏因斯坦、格里芬，世界上几乎所有量化基金经理都紧盯着计算机屏幕，在时间的滴答声中两股战战。
“很诡异。”本森说，“我们卖空的股票在暴涨。看起来有人正在大规模回补空头头寸，各个行业都有。”
接着，奇迹出现了。美国市场开盘后，量化策略开始出现起色，大大的起色。穆勒下达指令：暂缓卖出。其他量化基金也采取了类似的动作。短暂的停顿后，他们的头寸一飞冲天。到收盘，量化基金经理们纷纷笑逐颜开，很多人说这是自己所见过的最美好的一天。是不是AQR的买入决策促成了这次绝地大反弹不得而知，但其所作所为居功至伟是毫无疑问的。
“到底怎么了，艾伦？”魏因斯坦问道，他像往常一样一脸平静，但他的声音已经扭曲了。几千万美元一日之间灰飞烟灭，这让他想起了2005年在通用汽车上的惨败。
事实上，高盛从星期三便开始了营救计划——注入30亿美元救命现金，其中20亿是高盛自己的资金，注入对象是高盛资产管理公司的全球权益机会基金。在7月9日至8月9日期间，该基金遭遇重创，亏损达30%，合16亿美元。全球阿尔法及其北美权益机会基金被要求自力更生，到8月末，全球阿尔法的资产缩水至60亿美元，较一年前的水平（100亿美元）下跌了足足40%。要知道，全球阿尔法可是华尔街最优秀的交易团队。
下午两点的最新报告显示亏损并未变成盈利，而是大幅恶化了，本森一天亏掉了几千万美元。魏因斯坦起身下楼，走进萨巴的交易室。本森看起来十分紧张，额头不停地冒汗。
全球阿尔法在当月晚些时候写给损失惨重的投资人的报告中说：“大量的资金被投资到量化策略中，远远超过了我们和其他一些人的预料。”其中很大一部分到了高盛资产管理公司手中。包括全球权益机会基金和全球阿尔法在内，高盛资产管理公司总共管理着2500亿美元的股票，其中1500亿是通过对冲基金持有的。
上午10点，本森发来第一封邮件，显示出亏损的早期信号，但并未引起魏因斯坦的警觉。本森的部门管理着价值20亿美元的股票和交易所交易基金头寸，出现较大波动不足为奇，因为早盘出现的亏损可以在下午轻松扭转。
在另外一封信中，全球阿尔法的经理们解释道，损失的一大原因是利差交易。他们写道：“特别是，我们发现我们的货币选择策略表现极其令人失望，不管是发达国家货币还是新兴市场货币都无法令人满意。全球利差交易的大萧条令那些与利差交易员进行的头寸受到了重创。”
在那个星期一，博阿兹·魏因斯坦还沉浸在周末汉普顿派对的逍遥中。但吃过午饭没多久，他也开始抓狂了，萨巴的量化股票交易部出了状况。大约在下午两点，坏消息接踵而至。该部门负责人艾伦·本森（Alan Benson）向他发来当天第二封电子邮件，其中附着损益表。
他们受到了重创，但依然相信他们的系统。他们承认，当月23%的下挫对“我们的投资者来说是一个重大挑战”，但他们“仍然对我们的基本投资信念坚信不疑。假以时日，有效的经济投资原则加上纪律严明的量化方法必能提供不相关的高回报”。
阿斯内斯给高盛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没人接听，这使他更感不安。
阿斯内斯在周五晚间也发布了自己给投资者的信，矛头直指自己的模仿者。“我们的选股投资过程长期以来战无不胜，最近却给我们和所有采用相似策略的人造成了严重损失。我们认为，这是因为我们的成功策略吸引了太多的投资者。”
多年来，双方之间的紧张局面已经有所缓和。全球阿尔法已成长为精英交易机构，管理着120亿美元的资产，连年收益丰厚（除了2006年的大失足），完全可以与任何最好的对冲基金相媲美，包括AQR。
当所有模仿者在同一时间夺路而逃时，就导致了“史上最大的减磅潮。”
阿斯内斯与这两位高盛的旧同事交恶已久。自从阿斯内斯离开之后，他们在高盛的地位每况愈下。阿斯内斯对此也十分难受，但他不想因为自己带走一大批成员而得罪高盛高层。最后，他留下卡哈特和伊万诺夫斯基执掌全球阿尔法，希望这样就能平稳交接，以报答高盛对自己的知遇之恩。但卡哈特和伊万诺夫斯基并不领情，认为自己成了阿斯内斯和高盛之间交易的牺牲品。
这是一只黑天鹅，AQR和其他量化基金都想不到的黑天鹅。
“我会试着告诉他们。”
与此同时，马修·罗斯曼已经声嘶力竭了。星期四和星期五，他一直在向投资者解释情况，雷曼的各大客户、一头雾水的各大公司CEO们不停地问他为什么自己的股票会在量化基金崩溃潮中暴跌。“你对我的股票做了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两天来他几乎没有合过眼。
“没有。我正要问你呢。”
他给住在纳帕谷（Napa Valley，距旧金山1小时车程）的朋友打了个电话。他说：“我度过了疯狂的一周，你介意我在你那儿度个周末吗？”整个周末，罗斯曼都在参观酒厂[7]、放松精神，上一次如此轻松惬意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
“你和其他人说了吗？”
周末过了以后，艾伦·本森来到萨巴办公室准备处理自己的头寸，结果遇到了急于追赶市场进度的魏因斯坦。此前的混乱令金融市场一片狼藉，萨巴的量化股票交易部亏掉了近两亿美元。魏因斯坦焦躁不安，他让本森不停地卖出。到现在为止，本森已经削减了一半头寸。
“很少有基金像全球阿尔法那样能造成如此影响。”门德尔松沮丧地耸耸肩。
星期一，高盛召开电话会议，讨论此次崩盘事件和对全球权益机会基金的30亿美元注资。高盛首席财务官大卫·维尼尔（David Viniar）说道：“过去几天的事态发展是前所未见的，全球市场都出现了惊人的波动速率和幅度，我们遇到了25个标准差事件，而且一连发生了好几天。”
但从2006年开始，全球阿尔法出现了持续亏损，2007年上半年也未见好转迹象。更糟糕的是，为了扭转颓势，他们加大了杠杆。而杠杆越大，风险也越大。许多人担心全球阿尔法和其姊妹基金——全球权益机会基金（Global Equity Opportunity，GEO，专注于股票投资）正在使用借来的资金做着危险的向下摊薄操作。
这些话和宽客们用来描述“黑色星期一”的话语如出一辙。根据量化模型，2007年8月这场大崩盘发生的概率是极低的，在人类区区几万年的历史上根本不应该发生。
1998年阿斯内斯离开高盛以后，接手全球阿尔法的是马克·卡哈特和雷·伊万诺夫斯基，他们是阿斯内斯的师弟，芝加哥大学金融学项目的毕业生，法玛的弟子。在他们的带领下，全球阿尔法继续突飞猛进，成为华尔街最精明的交易机构之一。到2005年（当年获利高达40%）为止，他们还从未尝到过亏损的滋味。
量化基金死里逃生，至少现在看来是如此。然而，这只是压得金融体系抬不起头的大崩盘的第一波。在接下来的一周中，金融市场越陷越深。保证金追加通知此起彼伏，满世界都是。
“混蛋。”
8月16日，星期四上午，美国国家金融服务公司称需要115亿美元的银行贷款支持——这是其无法通过公开市场筹资的信号。几乎是在同时，伦敦有46亿美元美国之外发行的短期票据到期，需要展期。在通常情况下，展期基本上是自动进行的。但在那个上午，没有人买入这些票据。一整天，只有一半的债务成功售出。金钱网络瘫痪了。
“还不清楚。也许是全球阿尔法。”
在那个星期四，日元走势仍然强劲，出现了几分钟内大涨2%的日内走势。在外汇市场上，如此规模的波动足以使做错方向的交易员血本无归。美国国债也是气势如虹，惊恐万状的投资者不断地买入流动性最好的资产，当时有一位交易员称之为“暴力波动”。
“谁？”
《华尔街日报》头版这样报道：“这些冲击反映出作为国际经济循环系统的全球资本市场已到了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最危险的时刻。十年前，始于亚洲的金融危机经俄罗斯和巴西传播到美国，最终以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倒闭收尾。”
“情况很糟啊，克里夫。”门德尔松说着走进办公室，弗里德曼、伊斯雷尔和尼尔森也跟着进来了，“我感觉有人在清盘。”
道琼斯工业指数在几分钟内出现了上下几百点的波动，股票投资者饱受煎熬，市场状况令人头晕目眩。肇始于次级抵押贷款又传播到量化对冲基金的崩溃终于走进了大众的视野——包括美联储。
他奔回AQR办公室，叫来了杰克斯·弗里德曼、罗南·伊斯雷尔和拉尔斯·尼尔森在内的AQR顶尖交易员和研究员。他们认定市场上有人正在进行巨大规模的去杠杆操作，这直接冲击了AQR旗下的基金，并将这一结论上报给阿斯内斯。
星期五早盘，股市直线下跌,道琼斯工业指数期货一度表明市场将低开500点。
作为久经沙场的前高盛员工，高盛精英高频交易部门的创始人，门德尔松是AQR最有头脑的思想者，也是阿斯内斯在需要弄清一笔交易为何出问题时首先会想到的人。他马上意识到，必须尽快止血。
然后，美国东部时间上午8点，美联储将其贴现窗口利率——各大银行向美联储直接贷款的利率从6.25%下调至5.75%。美联储希望通过降低贴现利率鼓励银行向客户发放贷款，缓解信贷冻结情况。最近一段时间，银行对那些可能持有巨额次贷头寸的客户（比如对冲基金）唯恐避之而不及。大家都在猜有毒资产到底在谁手上，一时间人人自危。美联储还暗示可能在9月的会议上降低联邦基金利率——这是更为重要的银行从美联储进行隔夜拆借的利率。
在距离AQR办公室不远的地方，全球交易研究主管迈克尔·门德尔松正在当地的格林威治赛百味快餐店排队。他扫了一眼自己的黑莓手机，上面有AQR所有基金的实时业绩数字。这一瞥让他大惊失色。事情不妙，大大的不妙。
这是极其反常的举动，但也确实奏效了。期货市场猛烈反弹，股市大幅高开。
AQR的首次公开募股注册文件早已准备就绪，只等送往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了。事实上，阿斯内斯原本计划在本周公布自己的大计划，让AQR的名字登上所有重要报纸的头版头条。但现在，首次公开募股和随之而来的大把金钱突然飞走了，绝对回报基金和其他AQR旗下的基金每下跌一档，首次公开募股就远离一分。
减磅潮似乎已经过去了。宽客们看到了脚下深渊里沸腾的岩浆，如果卖压再维持一两天他们就要掉下去了，不仅是量化基金，世界上所有的投资者都将在席卷市场每个角落的甩卖狂潮中血本无归。到那时，大量量化基金将被迫清盘，整个金融体系将变成一片废墟。
在办公室外，AQR的员工们都巴望着紧闭的百叶窗，这太反常了，绝对是不祥之兆。阿斯内斯的办公室向来是开放的，尽管没有多少人会走进去。但事态转变得太快太猛，阿斯内斯无法想象让他的员工透过窗户看到自己的老板一副茫然的样子。
不过，崩溃所带来的最可怕后果，是其所揭露的原先不为人知的复杂金钱网络。次贷市场大崩盘引发了对冲基金的保证金追加通知，迫使他们削减股票头寸。多米诺骨牌开始倒下，其他量化基金也被迫开始甩卖。恶性反馈环于是形成，数日之间，数十亿美元蒸发一空，金融体系稳定性也受到极大威胁。
在办公室里，阿斯内斯冷冷地盯着自己的屏幕，满屏上一片通红，但他束手无策。他最大的担忧就是：他什么都做不了。
随之而来的是可怕的反馈环，几天之内，数以十亿计的资金就从市场上蒸发了。卖出潮在尚未造成重大伤害之前停了下来，但没人知道接下来会不会继续下跌，在系统最神秘的深处是不是还隐藏着不为人知的伤害。
公司倒闭潮谣言四起，银行和对冲基金纷纷对自己在有毒次贷资产上的风险暴露惊慌失措。有人说美国国家金融服务公司已经完了，它正在巴望白衣骑士[2]比如沃伦·巴菲特或是美国银行从天而降，但没人愿意和这家身陷危机的抵押贷款商扯上关系。
那一周的卖出潮十分诡异，没人能够预期它的发生，文艺复兴科技公司的几位火箭科学家给它起了个名字：8月因子（August Factor）。8月因子是对量化策略的大逆袭，整个世界都颠倒了，该涨的跌，该跌的涨，劣质资产涨，优质资产跌。而引发8月因子的是对冲基金不约而同的去杠杆大潮。这是一种全新的因子，具有很强的统计性质，与过去人们曾经看到过的任何性质都不同。当然，每个人都希望以后再也见不到8月因子了。
得到的回答千篇一律：“不知道。你知道吗？”
但更具破坏性的混乱还在后头。事实上，一场人们从未遇到过的剧烈金融风暴已经酿成了。在接下来的两年中，无情的去杠杆操作就好像是发生了突变的病毒，席卷了整个金融体系，几乎将金融体系推下了悬崖，而过程驱动交易小组和AQR只是第一批受害者。在这场风暴中，数万亿美元灰飞烟灭，银行巨擘纷纷倒闭。
“你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吗？”
然而，事后看来，许多宽客将这场2007年8月的大崩溃视为整个信贷危机中最诡异、最难以解释的事件，这场崩溃摧毁了世界上最成熟的模型，是一场戏剧性的、多米诺骨牌式的崩盘。
AQR的众多宽客也对不断下跌的数字目瞪口呆，仿佛看到的是火车事故的慢镜头。那天上午，所有人都放下了手头的活儿，寻找眼前状况发生的原因。许多员工都被搞懵了，见人就逮住询问答案。
阿伦·布朗观察道：“十年内，人们对2007年8月的记忆将胜过次贷危机，它引起了连锁反应。在大危机之前出现如此反常的事件真是十分新奇。”
阿斯内斯赶快拉上百叶窗，坐到自己的办公桌前，打开电脑，显示屏上耀眼的红字[1]不断闪动。AQR的绝对回报基金正在急速亏损。
[1] 美国习惯，红色代表下跌，绿色代表上涨，与国内相反。——译者注
2007年8月6日星期一的下午，GSS出了一些状况。根据他们的模型买入和卖出的股票出现了非常怪异的运动——对AQR非常不利的走势。
[2] 白衣骑士是指一家公司遭受困境（如面临敌意收购或像文中说得那样遭遇财务困境）时出手挽救的友好收购者。——译者注
克里夫·阿斯内斯站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他眉头紧锁，透过玻璃凝视着AQR全球资产配置团队（Global Asset Allocation，GAA）的一溜小隔间。GAA拥有一群最优秀的交易员和研究员，他们时刻紧盯全球市场，寻找任何量化交易的机会——从商品期货到货币衍生品无所不包。在公司的另一端被办公室中间一堵墙隔开的是AQR全球股票筛选团队（Global Stock Selection，GSS）。GSS的工作相当烦琐，他们需要做大量枯燥的股票回报数据搜寻工作，从中找出法玛的追随者尚未发现的模式。
[3] 乌齐（Uzi）是以色列出产的著名冲锋枪。——译者注
观众们惊呆了，吓坏了，尽管他们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克雷默在说些什么。在与克雷默对话的CEO中，有一位叫做安吉罗·莫兹罗（Angelo Mozilo），他来自抵押贷款巨头美国国家金融服务公司。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了281点，其中大部分跌幅发生在克雷默的一通胡言乱语之后。在这个闷热烦躁的8月星期五，华尔街为数众多的交易员、银行家和对冲基金大佬们都想着放松一下，开着豪车去东汉普顿柔软的沙滩上度个周末，远离纽约市和格林威治的喧嚣。他们知道，麻烦越来越近了。高高举起的大锤将在周一轰然落下。
[4] 死猫跳：从峰值大跌之后市场短时间内重振雄风的现象，市场行家称之为“死猫跳”。因为活着的猫可以随时跳起来，但死猫在一次诈尸性质的蹦起之后就再也起不来了。——译者注
“这些公司马上就要倒闭了，他们疯了，疯了！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他的同事艾琳·伯内特（Erin Burnett）惊得目瞪口呆，克雷默冲着热线电话上恐慌不已的CEO的电话大放厥词。大量企业难逃破产命运，他预测道：“我们面临一场固定收益市场的大决战！”
[5] 女武神（Valkyrie）：北欧神话中半神半人的角色，原意是“贪食尸体者”。——译者注
8月3日，周五下午，倾盆大雨在纽约市瓢泼而下。CNBC脱口秀主持人、前对冲基金经理吉姆·克雷默（Jim Cramer）歇斯底里地指责美联储的不作为。
[6] 英国人将手持镰刀的死神称为“狰狞持镰收割者”（Grim Reaper），其手中的镰刀就称为“狰狞收割者之镰”（Grim Reaper's scythe）。——译者注
但在平静的表面下，岩浆就要从火山口喷薄而出了。在杠杆作用下，投资于衍生品、对冲基金和其他量化手段中的数万亿美元马上就要爆炸了。只要你距离金融业足够近，就能真切地感到金融体系的每一块砖都在颤动。
[7] 纳帕谷是美国主要的葡萄酒产区。——译者注
2007年8月初，和往常的仲夏时节一样，美国一片平静，没有什么大事发生：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巴拉克·奥巴马在华盛顿做了一次演讲，宣称美国应当将军事注意力从伊拉克转向伊斯兰极端分子；密西西比河洪水造成明尼阿波利斯12人溺水身亡；星巴克称季度盈利上升9%，计划在2008财年再开2600家新店；芭比娃娃制造商美泰玩具公司（Mattel）宣布召回100万件玩具，因为这些玩具油漆铅含量超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