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勒布向寥寥无几的听众讲了半个多小时。他谈到了肥尾、不确定性和随机性。看得出，他的听众开始躁动不安了。他们不需要别人告诉他们黑天鹅，他们已经亲眼目睹了一只，还被吓得够呛。
但是，在金融世界，突发价格波动可以改变一切——这就是塔勒布所谓的“极端”世界。比如，收入分布就显示出一定的极端性。在大街上随机抽取1000个人，记录他们的财富状况。在平日里，你将得到正态分布；但如果你恰好选到了比尔·盖茨——拥有400亿美元的世界首富，所得到的分布就会立刻出现严重倾斜。因此，市场价格也会出现出人意料的快速剧烈波动。
但是，仍然没有多少人认为情况会继续大幅恶化。然而，狂野波动的一年才刚刚拉开序幕。1月末，法国兴业银行（Société Générale）传出爆炸性消息，它旗下一位31岁的流氓交易员在复杂衍生品交易中亏损72亿美元。这人名叫杰罗姆·凯维埃尔（Jerome Kerviel），他构筑了一个价值730亿美元的巨大的欧洲股指期货合约单边头寸，赌市场上涨。凯维埃尔通过入侵兴业银行的风险控制软件掩盖自己的所作所为，在兴业银行发现这些交易之后决定削减头寸，结果引发了全球市场的抛售潮。为了平息因此剧增的波动性，对“法兴”（Soc Gen）交易毫不知情的美联储大幅降息0.75个百分点。投资者对此大惊失色，因为美联储此举带有明显的恐慌味道。
这张幻灯片代表着塔勒布对市场极端事件的主要看法，为什么数学可以在物理世界大显神威，可以将人类送上月球，可以造出飞跃大洋的飞机，可以驾驭微波给三明治加热，却在金融世界一败涂地？原因就在这里。在他看来，物理世界是“中庸”的。钟形曲线可以完美地描述人群的身高和体重，如果你测量1000个人的身高，那么再量一次是不会改变平均值的。
然而，即使金融体系已经摇摇欲坠，许多最精明的投资者仍然低估了扑面而来的金融海啸的破坏力。3月份，贝尔斯登倒台，终于令所有人都惊醒了。
另一张幻灯片上画着一座天平，右边坐着一个巨人，左边是一群零零散散的小人，有些已经掉到了秤下。幻灯片上写着：两个领域。类型1∶温和的‘中庸’（如高斯）；类型2∶狂野的“极端”。
丧钟敲响了。
这些所谓的金融工程师每隔几年就会遇到一次按照概率定律应该几万年才会碰到一次的事件，这肯定有问题。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2008年3月13日下午1点左右，吉米·凯恩（Jimmy Cayne）在底特律一张牌桌旁坐下，开始使用自己的策略。这位贝尔斯登主席今年74岁，是北美桥牌锦标赛（North American Bridge Championship）国际序分双人赛的4号种子，他全神贯注地看着自己手里的牌。
塔勒布的幻灯片标题是《概率论的谬误》（Fallacy of Probability）。按罗斯曼的说法，量化基金崩溃属于模型中万年一遇的事件，但现在却“连续发生了三天”。在塔勒布看来，这意味着模型本身是有问题的。他对房间里的人（当然了，全都是金融工程师）说道：
出生在芝加哥南区贫民窟的凯恩是位十足的桥牌迷，即使自己的公司目前正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他也舍不得放弃今年最重要的桥牌赛事。
马修·罗斯曼周围都是些自诩理性之徒，毕竟，他是个“宽客”，是华尔街为数众多的使用不带情感色彩的数学规则建立头寸的博士之一。但在本周，他似乎有些恐慌。
与此同时，在贝尔斯登位于纽约麦迪逊大道（Madison Avenue）的总部，40位高层正聚集在12楼的就餐区群策群力。所有人都知道，公司遇到了大麻烦，贝尔斯登萎靡不振的股价早已说明了一切，但没有人知道情况究竟坏到了什么程度。下午12点45分，贝尔斯登CEO艾伦·施瓦茨（Alan Schwartz）来到会议现场，向大家保证一切正常。
塔勒布迅速打开PPT演示文档，开始讲课。第一张幻灯片的内容是8月11日《华尔街日报》上关于马修·罗斯曼量化基金崩盘报告的文章，文章说：
但没有人相信他的话。惊慌失措的交易客户争先恐后地提取现金，这家创建于1923年的投资银行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3月份上半月，贝尔斯登最重要的客户之一将资金抽离，数额超过50亿美元，内部人士由此感到情况已十分严重——这个客户就是文艺复兴科技公司。接着，另一个重要客户也抽离了50亿美元：这回是肖氏对冲基金。
“说出来你都不信，”布朗回应道，“也许你会相信，谁知道呢。我的意思是我们显然是遇到了史上最黑的黑天鹅，但事情似乎已经出现转机了。”
宽客正在宰杀贝尔斯登。
“凑合，”塔勒布道，他捋捋胡子，“我听说你最近过的不怎么样。”
时至今日，贝尔斯登的员工相信公司已经积重难返。作为上市公司存在的最后一周伊始，贝尔斯登还手握180亿美元的现金储备。但一待开始出血，紧张不安的交易对手们就再也没有耐心等待事情的发展了。他们担心在他们还来不及收回自己的资金时，贝尔斯登就倒闭了，这风险可担当不起。愿意接受他们资金的投行有的是，比如雷曼兄弟就是其中一家。
“嗨，塔勒布，情况怎么样？”
2008年3月15日，星期六，贝尔斯登已经奄奄一息了。美联储和财政部官员连同J.P.摩根高管频繁出入贝尔斯登位于曼哈顿中城的摩天大楼，像做尸检一样检查着这家投行。贝尔斯登的高管们又惊又怕，唯恐被指定收购，他们拼命地联系着可能的救世主，但一切都是徒劳的。星期日，凯恩和其他贝尔斯登董事同意将这家85年的老牌机构以两美元一股的价格卖给J.P.摩根。一周后，收购价提高到10美元一股。
这场演讲听者寥寥。阿斯内斯借口精神不佳，早早走了。阿伦·布朗是塔勒布多年的老朋友，他的新书《华尔街的扑克牌》便由塔勒布作序。布朗对塔勒布的演讲内容，虽不赞同，但仍然饶有兴致。
一时间，乐观的投资者相信贝尔斯登的倒闭已经标志了信贷危机的最高峰,股市开始反弹，金融体系成功度过了尖峰时刻，至少看起来是这样。
多年来，有一位特立独行的宽客一直在鼓吹金融体系崩溃论，他就是纳西姆·塔勒布，几年前在尼尔·克里斯婚礼上差点和彼得·穆勒动手的那位前对冲基金交易员和作家。2008年1月，塔勒布来到格林威治AQR办公室做讲座。阿伦·布朗请他来解释为什么量化模型可以在物理世界完美运行，却在金融世界变得面目狰狞（布朗并不是很赞同这一观点）。
迪克·富尔德（Dick Fuld）表演了一出经典闹剧。这位雷曼兄弟CEO长着克鲁马努人[1]一般的宽阔前额，说起话来惜字如金，做起事来雷厉风行，人称“暴徒”（Gorilla）。眼下，他已经在坐满董事总经理的房间里滔滔不绝地讲了半个多小时。
究竟哪里出了问题？
只见他气急败坏地怒吼着，暴跳如雷，挥舞着双拳。
这绝非对冲基金的初衷。宽客向来将自己视为市场稳定器，金钱网络的润滑剂。而现在，显而易见，他们带来了极大的系统风险，将世界一步步推向末日。阿斯内斯坐在牌桌旁，手里又是一把烂牌。他闭上眼睛，开始回想自己在芝加哥大学的辉煌学生生涯。
现在是2008年6月。由于投资者对雷曼惨淡的资产负债表忧心忡忡，该公司的股票一年来一直下跌。现在，情况更是雪上加霜。雷曼刚刚披露了28亿美元的季度亏损，其中包括37亿美元的有毒资产（如抵押贷款和商业地产投资）减记，这是雷曼自1994年脱离美国运通以来首次出现季度亏损。富尔德在公众面前摆出一副信心十足的样子，他坚持公司一切正常，但事实远非如此。
高频交易量化基金因极端市场波动而被迫关门会引发什么后果？这也是值得担心的问题。现在，高频交易量化基金已成为金融市场的核心元素，它们可以在一瞬间转移风险。他们写道：“对冲基金决定收回流动性只需要一秒钟。如果这类决策只是偶尔且随机地发生，那么问题不大；但若所有对冲基金同时回收流动性，而这一幕又恰好发生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部门，那么将会对金融体系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富尔德召开了一次董事总经理会议，意欲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一开始，富尔德就宣布：“本周末我向董事会做了报告。”之前有人怀疑他是不是已经递交辞呈了。一周前，这位62岁的CEO才发动了一次办公室战役，用自己的长期伙伴赫尔伯特·麦克达德（Herbert McDade）取代了总裁乔·格雷戈里（Joe Gregory）。这回轮到富尔德缴枪了吗？与会者中有不少人正希望如此。
罗闻全和卡恩达尼解释道，最大的隐患之一是金融体系内部联系十分紧密，如同一张大网。“显然，本次混乱的终极源头并非股票的多空交易，而极有可能是几个风马牛不相及的市场和金融工具。这表明近年来对冲基金业的系统风险潜滋暗长到了极高的程度。”
“我告诉他们，”富尔德说，“我今年不准备拿奖金。”
他们在报告中写道：“如果就冲基金业对全球金融体系的冲击设置一个丧钟，那么，1998年8月就是23点55分，1999年1月是23点45分，而我们目前面临的系统风险相当于23点51分。眼下，市场似乎开始企稳，但丧钟并未停止走动。”
房间里出现一阵叹息声，听起来有些失望。富尔德继续着自己的演说，开始做起了算术，力证雷曼尚处于十分健康的状况，其资产负债表并无大碍。他大谈雷曼将如何收拾那些将公司股价压得一文不值的卖空者。
麻省理工学院金融学教授罗闻全（Andrew Lo）及其学生阿米尔·卡恩达尼（Amir Khandani）就2007年10月的市场崩溃发表了一篇权威的研究报告，题为《宽客怎么了》（What Happened to the Quant）。在这篇研究报告中，两位作者做出了不祥的预言：世界金融体系的丧钟快要响起了。2007年8月，或许是丧钟自1998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倒闭以来最接近午夜的时刻。
有人举起了手。“你所说的我们都听到了，迪克。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你什么时候买个100万股给我们看看？”
2007年8月的崩溃表明，市场并非宽客所认为的那样温和。金融体系就像一张蜘蛛网，看起来精美，但只要撕去一角——比如爆发次贷危机，就会连累其他部分，甚至整张网都会毁于一旦。市场之错综复杂远超宽客之想象。
富尔德毫不示弱：“只要凯西（Kathy）卖掉几件艺术品。”
宽客头上还有一片萦绕不去的乌云：系统风险。
凯西是富尔德的妻子，狂热的昂贵艺术品迷。他是在开玩笑吗？有人开始怀疑。富尔德一本正经，前额出现了他经典的皱纹。此时此刻，不少雷曼最优秀的员工开始怀疑公司是否能平安度过危机，他们的CEO好像不食人间烟火似的。
他不准备放弃，甚至连这样的念头都没动过。AQR在曼哈顿中城的高级日本餐馆Nobu Fifty Seven举行了传统的圣诞派对，但景象一派凋零：不准带配偶，也不准带客人，与往年大相径庭。这群疲惫不堪的格林威治宽客在餐馆里埋头大嚼日本料理，猛灌日本啤酒。一位与会者说：“一个个都喝得烂醉如泥。”
凯西什么时候会卖掉艺术品？[2]
有什么大不了的。
突然传来一阵狂叫，接着是玻璃掉在地上摔碎的声音，打破了办公室惯有的宁静——平时，这里只有机器的嗡嗡声和宽客飞速敲击键盘的啪啪声。坐在自己座位上的AQR研究员和交易员们吓了一大跳，他们把目光从自己的显示器上挪开，望向约翰·刘的办公室，响声正是从那里传出的。
阿斯内斯看了一眼自己的牌，他倒吸一口凉气。
透过窗户，他们看见老板克里夫·阿斯内斯正朝着自己腼腆地微笑。他打开门说：“没事，没事，一切正常。别紧张。”
阿斯内斯从兜里掏出一叠筹码，扔进底池。他看着牌被一张张发出，他看了看穆勒，又面无表情地看着自己手里的牌。他不明白为什么穆勒能够不动如山，这小子8月份曾在几天之内就亏掉了6亿美元，现在却像是在夏威夷海滩晒太阳。不过AQR更惨，要惨得多。
这只是阿斯内斯的又一次爆发。他刚刚抄起某件硬物投向墙壁，击中了约翰·刘办公室里的一幅画，把镜框打得粉碎。在此之前，阿斯内斯因AQR持续亏损已经打破了数台显示器和一张办公椅。现在是2008年夏末，办公室的空气越来越紧张，轻松的氛围已经消失一年多了，剩下的只有猜疑、恐惧和担忧。AQR正在迷失方向，但没人敢向喜怒无常的老板谏言。在阿斯内斯周围全是唯唯诺诺之徒，胆子大的也只敢小声埋怨几句。阿斯内斯绝对不能容忍任何人对其精心打造的模型有不敬之词——这些可是他吃饭的家伙。“一切都会好的。”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这句话，仿佛是在念咒。“只要疯狂劲儿过去。”
“结账，结账。”穆勒一边说着，一边张罗着新的一局。
其他人可不这么看，部分员工已对老板的频频发作引起了警觉。一位AQR的前员工说：“日复一日，他在错误的道路上越陷越深，他已经疯了。事态正在失控。”
但阿斯内斯根本赢不了，他不停地输，就像AQR一样。
已经有一名重量级员工离开了。2008年早些时候，马尼·曼约里（Mani Manjouri），2000年就开始追随阿斯内斯的天才小子，辞职了。他实在受不了阿斯内斯的言语刺激，那些电子邮件如同利斧般深深刺痛了他。
宽客们不必一开始就把所有赌注投下去，只要愿意，他们大可以一整夜都揣着筹码不出手。但一般情况下，他们总会压出大部分筹码。谁在乎呢？5万美元，对他们来说就大富翁的玩具钞票，谁胜谁负才是关键。一夜鏖战下来，赢家通常可以赢个十来万，但这对于他们的财富来说只是九牛一毛。
曼约里一直以来都是AQR年轻宽客心中的偶像，他是20世纪90年代肯·弗伦奇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拥有数学、物理学和金融学学位，原本已经快要成为AQR的合伙人，他是年轻人成功地在由高盛老手把持的华尔街中出人头地的活生生的例子。他还是公司的活宝，在万圣节的时候他把自己的办公室打扮成鬼屋，把研究员格子间也用气球和三角帽装扮起来（这一切都是背着研究员干的），然后侵入他们的邮件系统，写上：“今天是我的生日，都回来跟我一起庆祝。”然后发给全公司所有人——宽客们大多喜欢离群索居，曼约里的这种行为颇为异类。
风险控制在牌局中也无从说起。即使在宽客们遭受重创、金融系统发生崩溃的时候，他们牌局的赌注仍在水涨船高，最小下注额从以前的10000美元上涨到50000美元。
欢笑和游戏都不会再有了：曼约里走了，首次公开募股已成成为泡影，徒增往昔峥嵘岁月的惆怅之感。2008年的夏天即将过去，但AQR的宽客们绝未料到——也许要以阿斯内斯为甚，事态还会继续大幅恶化。
宽客牌局总是又臭又长，玩到凌晨三四点是常有的事，但阿斯内斯并不全程参与。他有两对双胞胎，分别出生在2003年和2004年，他们在格林威治的豪宅中等着爸爸回家。他喜欢把连生两对双胞胎称为“风险控制的大失败”，这和他过分注重不育治疗有关。
9月9日，迪克·富尔德已对雷曼兄弟完全失去了信心。在他位于曼哈顿中城雷曼总部31楼的办公室中，淋浴室、图书馆一应俱全，在那里，他可以远眺哈得孙河。这位华尔街大佬此刻就像是皮廓特号甲板上的阿哈船长，[3]誓与折磨他的人不共戴天。当天上午，雷曼的白衣骑士——韩国开发银行（Korea Development Bank）决定放弃对雷曼股权的收购计划。雪上加霜的是，J.P.摩根投资银行业务联席主管史蒂文·布莱克（Steven Black）打电话给富尔德，告诉他雷曼需要追加50亿美元的抵押品和现金。这个追加保证金通知犹如刺入雷曼心脏的匕首，雷曼股票开始了自由落体，暴跌超过40%。
“去它的。”阿斯内斯说。他深吸一口气，回到牌桌旁。在过去一年中，阿斯内斯越来越容易动怒，发起怒来也越来越厉害，老是把宽客们定期玩牌的包间砸个稀巴烂。宽客牌局的赌注也大大加码了，当然，绝不是阿斯内斯负担不起，他可是牌房里最富有的人。但AQR在这一年中业绩惨淡，他的财富也大大地缩水了。阿斯内斯的牌技好像和AQR的盈亏密切相关——当AQR业绩不佳时，阿斯内斯在牌桌上也是任人宰割。他心想：“这只是运气问题，我现在运气不佳。”
“我们必须尽快采取行动，否则就要被金融海啸吞没了。”富尔德向手下说道，声音充满了恐慌。
为什么阿斯内斯逢赌必输？他还要毁掉多少饭店包间？他总是那么火爆，又讨厌失败，尤其是在其他宽客面前。
一切都太晚了，这家富尔德1969年便开始效力的公司已经无力回天。2008年9月13日周末，在曼哈顿下城自由街（Liberty Street）美联储戒备森严的要塞[4]中，由一小撮指定人员组成的小组宣判了雷曼的死刑，富尔德甚至没有被邀请与会。巴特·麦克达德（Bart McDade）和固定收益专家亚利克斯·柯克（Alex Kirk）参加了会议，与会者还有财政部长保尔森、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蒂姆·盖特纳（后来成为奥巴马政府财政部长）。
“克里夫，你在AQR每天都有那几分钟吧，”魏因斯坦说，“抓紧了。”
富尔德疯狂地给会场打电话，拼命地修改要价，试图为雷曼找到买家。“这样怎么样？这样怎么样？”
博阿兹·魏因斯坦大笑不止。阿斯内斯又输了一手，真不走运。犯得着这么大动肝火吗？只是玩牌而已，认真你就输了。平时，阿斯内斯的对冲基金靠数学赚钱，靠理性地绞杀交易中非理性的人性因素而盈利，但一看到牌桌上的筹码，阿斯内斯就不镇定了。
然而，一切都是徒劳的。伦敦银行巨头巴克莱总裁鲍勃·戴蒙德（Bob Diamond）大致同意为雷曼提供一定数量的现金，但条件是美联储出面支持——就像支持贝尔斯登那样。据说保尔森一口回绝了。
“见鬼，克里夫。”彼得·穆勒吼道，他被阿斯内斯吓了一大跳。“你有问题啊？”
衍生品交易商们对世界上最大的投行之一倒闭感到惊慌失措，星期六晚上，他们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办公室碰头商议对策，会议目标是设立雷曼倒闭后的交易结算规则。博阿兹·魏因斯坦也是与会者之一，德意志银行有大量交易是通过雷曼进行的，魏因斯坦担心雷曼倒闭会对自己的头寸造成极大冲击。他摆出一副冷静轻松的样子，就像在牌桌上那样。但其实他心里紧张得要死，他清楚地知道自己面临的也许是交易生涯中最大的考验。
阿斯内斯拍案而起，愤怒地大叫：“啊！啊！啊！”他抓起身边的椅子向墙上扔去，椅子摔了个粉碎，他气鼓鼓地站在了饭店的大窗旁。现在是2007年12月，纽约正下着纷纷扬扬的大雪，这家高层豪华饭店许多房间的窗户都挂上了圣诞灯饰。
星期日上午，一群银行家大致达成一致，为由巴克莱主导的收购提供支持，但这一计划最后还是功亏一篑。有人说英国监管者觉得风险太大，拒绝签字批准；也有人说是巴克莱临时变卦。无论如何，雷曼这回是死定了。星期天晚上，麦克达德回到雷曼总部，将坏消息传达给富尔德：雷曼得递交破产申请了。
华尔街对这种乐观有着古老的警告：隧道尽头的光亮必然来自迎面而来的火车。肯·格里芬正站在火车路线的正中央。
“我想去吐一下。”富尔德哀叹道。
台下衣冠楚楚的听众们爆发出一阵掌声和欢呼声。格里芬是个铁面无情的掌门人，甚至称得上是冷血的自大狂，但他是赢家，他为大厅里的所有人带来了万贯财富。大本营的小荷已露出了尖尖角。格里芬相信，由房地产市场崩溃导致的经济收缩不会持续多久，只不过是不可阻挡的世界经济增长大循环中的一个小趔趄。事实上，他认为曙光已经出现，美好时代就在眼前了。
那个星期天，雷曼的宽客马修·罗斯曼焦头烂额。他的东家正在走向破产，而他的上司居然依旧让他飞赴欧洲参加一系列宽客会议：伦敦、巴黎、米兰、法兰克福，还有苏黎世。这是在做什么？！
衡量究竟有多成功并不是看全垒打的次数，而是让我们步步为营的一垒和二垒安打。最好的时代还在前方。是的，我们会遇到艰难险阻，但对于胸有成竹的人来说，艰难险阻正是机会所在。如果你们已经成竹在胸，那么你们就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
他检查了一下日程表，他马上要前往伦敦，在次日的雷曼量化会议上做主题演讲。上周，他发了一封电子邮件给欧洲的团队，让他们组织好这次会议。
格里芬高坐明堂，向400名手下发表演讲，活像一位鼓足了劲的橄榄球队教练在向队员做生死战总动员。格里芬先是一一列举了大本营所取得的成就，接着话锋一转，进入了公司经理的陈词滥调：
他写信给上司说：“我们可已经快破产了啊，兴许那儿早就把我们除名了。”他的上司回复：“你疯了！”
11月，大本营在芝加哥交响乐团（Chicago Symphony Orchestra）召开员工年会。大本营的资产管理规模已经达到了约200亿美元。2007年，大本营遥遥领先于竞争对手，在8月份出现量化基金崩盘潮的情况下仍然斩获了32%的收益率。上周，大本营漂亮地收购了E*Trade，索务的交易也非常理想。大本营已经成为股票期权电子市场上最大的做市商。
罗斯曼的上司拉维·马图（Ravi Mattu）对罗斯曼十分不满。“这家伙缺乏团队精神，他脑子有点问题。雷曼宣布破产？开什么玩笑！”
这样做还能加大格里芬在战术交易部门中的所有权比例，该部门正在日益成为大本营最稳定的利润来源，在全世界也称得上首屈一指。格里芬向大本营的投资者开放了投资战术交易的机会，但必须以追加投资的形式实现，有60%的投资者接受了格里芬给予的机会。大本营的其他所有权则掌握在几位高管手中，而格里芬本人占了大头。
罗斯曼坚持己见。在任何情况下，他都尽力和自己的团队保持联络。他就像散兵坑里的野战军士官，绝对不会在紧急情况下抛下自己的士兵。他可以感到情况正在急剧恶化,因此他决定妥协：他将搭乘“红眼航班”前往伦敦参加星期一的会议，会后马上再乘“红眼航班”回纽约。如此安排令人疲惫，但至少不会错过任何事情。
与此同时，俄罗斯数学天才米沙·马利舍夫主管大本营集团的高频交易部门战术交易，该部门在8月的量化基金地震后依然斩获了丰厚利润。2007年，该部门获利8.92亿美元，2008年又更上一层楼。由马修·安德森执掌的大本营集团头寸交易部门大本营衍生品集团也在获利，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期权做市商。格里芬是这两大部门的主要股东，他决定将战术交易和衍生品集团从他的对冲基金业务中分离。这一举措有利于在实施首次公开募股计划之前让大本营集团的业务更加多元化。
星期日下午，罗斯曼从新泽西州蒙特克莱（Montclair）的家中驱车前往肯尼迪机场。一路上，他不停地看着自己的黑莓手机，生怕错过什么新闻和同事的邮件。在机场拿到登机牌后，他发了最后一封邮件给拉维：“你真想让我去参加这次会议吗？”
但格里芬并没有显出不堪重负的迹象,这位娃娃脸的亿万富翁风头正健。E*Trade交易完成之迅速，令畏首畏尾又囊中羞涩的竞争者嫉妒不已。在当前的市场形势下，在受困公司为了保命而进行大甩卖面前，能够迅速展开行动的资金管理者已经越来越少了，而格里芬显然是其中之一。
正要出关之际，拉维回复道：“取消行程。”
E*Trade交易是格里芬职业生涯中最大的一笔买卖，在2006年的不凋花和今年7月的索务之后，大本营又一次登上了各大媒体的头条。而此时格林芬的太太安妮·迪亚斯·格里芬已经大肚便便，将于12月为格里芬王朝诞下首位继承人。
罗斯曼先是松了口气，接着意识到大事不妙：雷曼真的要完了！一时间，罗斯曼发懵了。他乘出租车赶回蒙特克莱，一回到家就钻进妻子的旅行车。他没有开自己的本田思域，因为他需要更多的空间装自己的箱子。
格里芬在E*Trade交易完成后不久对《华尔街日报》说：“眼下，市场对资产的定价好像它们真的一文不值似的。”但最大的可能性是经济在2~3个季度放缓脚步之后将重回强势。”
当天晚上，几乎所有能赶来的雷曼员工都来到了纽约的办公室。第七大道上挤满了记者，有流言称雷曼将于半夜关门，现在已没多少时间了。
格里芬认定市场正处于过度悲观的状态中，现在正是买入良机。他曾经经历过类似的情形，惊慌失措的卖家不顾一切地想要脱手，而精明的投资者得以从容不迫地捡起优质资产。和AQR一样，从很大程度上说，大本营也是喜欢遭受重创的资产的价值投资者，期望这些资产能够在烟消云散、真谛重掌大局之后收复失地。
雷曼内部则相对平静。员工们在收拾自己的物品。一切都像是一出超现实戏剧，仿佛做了一场梦。又冒出一条流言：计算机系统快要关闭了。所有人都开始发送邮件，向同事们说再见，并留下可供未来联系的邮箱。“和你们所有人在一起工作真是令人愉快。”每个人都说着类似的话。罗斯曼也发了邮件，收拾好自己的东西，放到妻子的旅行车上。
11月29日，在罗素首次打电话给格里芬几周后，交易完成了。大本营同意向E*Trade投资26亿美元，其中17.5亿美元用于收购E*Trade的股票和利率为12.5%的票据；此外，大本营还以8亿美元的低价接管了E*Trade价值30亿美元的抵押贷款和其他证券投资组合。这项投资占大本营投资组合的2.5%。
星期一上午，华尔街陷入一片混乱。雷曼宣布破产，美林也被美国银行吞下，世界最大的保险商美国国际集团在悬崖边上摇摇欲坠。
几天后，格里芬带着60名大本营一流分析师和顾问拜访了E*Trade纽约总部，那里距大本营的纽约分部只有一步之遥，他们仔细审查了它的账目。在交易谈判过程中，格里芬的私人飞机积累了不少里程，他先后三次早上从芝加哥飞往纽约谈判，晚上又飞回芝加哥。
雷曼办公楼外挤满了摄影记者，抓拍带着物品箱垂头丧气地走出大门的雷曼员工。位于第七大道西侧的雷曼大楼成了新闻中心，到处都是卫星转播车。在雷曼大楼颇具21世纪风格的电子屏幕外墙上，影像和色彩不断地变换着花样。一位身穿蓝色西服、打着条纹领带、秃顶白须的胖男子（这位巡警的打扮好像是在参加葬礼）在被人群围得水泄不通的大楼门外维持着秩序。
格里芬说：“采取行动。”他为罗素的计划大开绿灯。
一位身穿邋遢白夹克、头戴绿帽的男子在大楼入口处上蹿下跳，眼睛紧盯着旋转门。“资本主义秩序完蛋了。”他高声吼着，对着镜头挥舞拳头，“整个阴谋已经破产了。”保安迅速将其清除出场。
罗素说：“我们必须马上对此加以重视。”E*Trade旗下一家联邦储贷银行与次贷有关，现在正在为此付出代价，有传闻说这家网络泡沫宠儿正在考虑破产。罗素认为大本营应该出手买入E*Trade股票以稳定大局。
在31楼的CEO办公室，迪克·富尔德俯视着楼下的壮观景象——他的全球金融帝国已轰然倒下。为了使自己免遭失业员工的攻击，富尔德，这位2007年收入7100万美元的CEO，不得不加强了安保。在大楼外的人行道上，人们给富尔德画了一幅讽刺像，上面写满了愤怒的标语。有人写道：“这就是贪婪的下场。”还有人写：“迪克，我替子孙后代感谢你。”
罗素告诉格里芬，大本营的重仓头寸，在线经纪商E*Trade经纪公司（E*Trade Financial）遭遇了暴跌。这只股票今年以来已经跌掉了80%，今天上午又暴跌了50%。
股市开盘后，信贷市场完全冻结，投资者还在消化雷曼倒闭和美国国际集团奄奄一息的利空消息。星期一晚些时候，评级机构大幅下调美国国际集团的信用。由于美国国际集团必须依靠AAA级信誉才能给大量金融资产——包括数十亿美元的次贷债券提供保险，此举无异于将美国国际集团向破产边缘狠狠地推了一把。这一回，美国政府没有坐视不管，而是采取了大规模救助措施。
2007年11月，一个星期一的上午，芝加哥暖和得有些反常。肯·格里芬轻快地走向自己的私人飞机，准备前往纽约。登机时，他接到了大本营信用投资部主管乔·罗素（Joe Russell）的紧急电话。
美国国际集团的一个部门，即美国国际集团金融产品公司（简称AIG-FP），是使美国国际集团险些万劫不复的罪魁祸首。该部门吞下了大约4000亿美元的CDS，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与次贷相关的CDS。美国国际集团金融产品公司总部设在伦敦，因此可以规避严格的美国银行法规。该部门拥有AAA级信用，因此所有投资者——从对冲基金到受严格监管的养老基金，无不对其业务趋之若鹜，卓越的信用还使其能以比许多竞争者更便宜的价格出售产品。
他知道这一点。
美国国际集团金融产品公司发售了价值上百亿美元的与资产支持CDO挂钩的债务证券保险。这些CDO的基础资产可谓包罗万象，有公司贷款，有次级抵押贷款，有汽车贷款，还有信用卡债务。美国国际集团金融产品公司有着极高的信用，因此不用多少抵押品便可以做买卖，这简直是坐地分金。本质上，这是在利用美国国际集团的好名声无限量放大杠杆。抵押品就是美国国际集团本身，既包括其资产，也包括其信誉。
这真是一种可怕的感觉。但阿斯内斯没有丧失信心，他仍然豪情万丈。“一切都会好的。”这么多年来的数据、模型及支持这些模型的逻辑：动量、价值与成长之争、关键性因素，一切都会恢复正常的。
监测这些头寸风险的模型开发者是加里·戈顿（Gary Gorton），一位在耶鲁大学执教的宽客。在模型中，美国国际集团所保险的债券的违约可能性被一一估算。但摧毁美国国际集团金融产品公司的并非违约，而是追加保证金通知。不管是什么原因，只要CDS所保险的基础资产价值下滑，保险人——美国国际集团金融产品公司就必须提供更多的担保品，因为违约风险增加了。自2007年夏天开始，此类保证金追加通知纷至沓来。在2008年下半年，光是高盛一家就要求美国国际集团金融产品公司追加80亿~90亿美元的担保品。
令阿斯内斯等宽客感到最恐怖的是，他们的精神领袖、芝加哥学术权威法玛也许是对的：市场是有效的，事实就是这么残酷。长期以来，这些饕餮的食人鱼无时无刻不在寻找短期无效性，却没有感到有一种无从控制的力量也在吞噬着自己。
这可谓是风险模型的全面溃败。美国国际集团按照模型出牌，却被重重地摆了一道。
焦头烂额的宽客们突然陷入了信仰危机。他们的精美策略难道只是幻觉吗？这些年来的骄人战绩难道只是幸运吗？只是因为他们赶上了增长强劲、经济繁荣、杠杆泛滥的好时候吗？
然而，那个星期天晚上便匆匆离开雷曼的员工都操之过急了。在接下来的一周，巴克莱收购了雷曼的投资银行部和资本市场部，罗斯曼的团队亦在其列。但伤害已经造成了，而且是严重的伤害。监管者正在为收拾烂摊子而焦头烂额。
这些遭受重创的股票多是银行股，比如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这两家公司由于不断地对有毒资产进行动辄数十亿美元的减记，价值步步缩水。在前所未遇的局面面前，一直运转良好的模型变得一无是处。
9月18日，星期四，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财政部长汉克·保尔森以及由16名指定参议员和众议员组成的小组在众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的办公室召开会议，成员包括纽约州参议员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亚利桑那州参议员哈里·里德（Harry Reid）、康涅狄格州参议员克里斯·多德（Chris Dodd）等。伯南克开始讲话：信贷市场已经冻结，金融体系就像是血流不畅的病人的动脉。
在一定程度上，是AQR的核心操作手法导致了问题的出现。作为价值导向的投资者，AQR喜欢持有无人问津的股票，期望它们在真实价值（即真谛）被价值之王、巴菲特的导师本杰明·格雷厄姆口中的“市场先生”（Mr.Market）重新认识时能够收复失地。但在肇始于2007年的大混乱中，价值投资者屡遭重创，他们所吃进的股票毫无起色，反而越跌越深。市场先生大概是休长假去了。
“心脏病已经发作，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伯南克阴沉的语调在死一般沉寂的办公室里萦绕，“如果我们不立即采取果断行动，将可能而临一次萧条。”
阿斯内斯摇摇头，凝视窗外，格林威治的树叶已经黄了，2007年快要过去了。阿斯内斯知道，自己绝不是唯一一个在这一年一败涂地的对冲基金经理。全球金融危机像癌症一样疯狂生长，一飞冲天的对冲基金业正在经历考验，即使是最精明的操作者也受到了严重打击。长期以来，AQR都是业内公认的一流高手、业绩最好的对冲基金。但自2007年8月以来，形势急转直下：所有的数学、所有的理论，都统统失灵了，AQR所做的努力在一波又一波席卷整个体系的去杠杆浪潮中显得如此力不从心。
伯南克的讲话持续了15分钟，他指出全球经济正面临生死存亡的金融大决战。金钱网络正在崩溃。在座的议员们——本就被恐怖袭击和战争压得喘不过气来，此刻更是惊得目瞪口呆。多嘴的查克·舒默此时一言不发，克里斯·多德脸色煞白，他的州在对冲基金身上获得了丰厚的税收收入。
阿斯内斯在办公桌旁坐下，紧盯屏幕：满屏的红字。他退后几步，又猛地冲向前，拳头重重地砸在显示器上。显示器被击得粉碎，桌上、地上满是碎片。
很快，大量现金注入到金融体系中。政府拿出850亿美元挽救美国国际集团，这笔资金在6个月后膨胀到1750亿美元。在接下来的几周里，由前高盛CEO所领导的财政部抛出一项7000亿美元的救助计划，欲使病入膏肓的金融体系重现生机，但没人知道药量是否已经足够。
不到三年前，在那个圣瑞吉斯饭店的华尔街扑克之夜，宽客们是如此春风得意，坐在华尔街的王位上意气风发。阿斯内斯和穆勒比肩而立，手握奖杯，那奖杯仿佛标志着他们所共有的日进万金的神奇算法。而现在，市场似乎正处在希腊三幕悲剧中的第二幕：他们被疯狂的市场击倒了。这不对呀！这不公平！
罗闻全的丧钟距离午夜越来越近了。
AQR四面楚歌。阿斯内斯的宝贝价值股正在下跌，货币和利率状况已经失控，他在商业地产上下的重注也情况不妙，几周之内就亏掉了几亿美元。
[1] 克鲁马努人（Cro-Magnon）旧石器时代原始人，以高前额为特征。——译者注
然而，进入11月，噩梦重现了，AQR和其他大量量化策略再遭重创。全球保证金追加通知继续折磨着金融体系，次贷CDO资产继续崩溃，投资者们开始意识到持有有毒资产的银行远比他们想象的要多。摩根士丹利承认自己损失78亿美元，并把责任全部推给了豪伊·赫伯尔；抵押贷款巨头房地美披露20亿美元损失；欧洲第一大银行汇丰集团将410亿美元资产纳入到资产负债表中——这些资产原本通过表外的特殊投资工具持有，都是些次贷证券化产品，这显示出信贷市场正在冻结；花旗集团、美林证券、贝尔斯登，还有雷曼兄弟都开始陷入越来越严重的困境。
[2] 此句原文和富尔德所说的那句话（只要凯西卖掉几件艺术品）是一样的。——译者注
到底发生了什么？在8月的崩溃后，AQR本已重振雄风，基本已经收复了那可怕一周的失地，一切看上去都重入正轨，阿斯内斯甚至一度动起了重启首次公开募股的主意。9月份一切正常，10月份亦然。
[3] 皮廓特号阿哈船长：小说《白鲸记》的主人公。在《白鲸记》中，捕鲸船皮廓特号的船长阿哈在一次航行中被南太平洋一条名叫莫比敌的白鲸咬掉一条腿。阿哈立志报仇，指挥皮廓特号环航全球追踪，在发现它后放下小艇紧追。莫比敌虽然被刺中，但它十分顽强，咬碎小艇，撞沉大船。最后，阿哈被皮廓特号上的绳子套住绞死了。——译者注
克里夫·阿斯内斯眉头紧锁，他独自一人在AQR一隅的办公室中来回踱步。2007年11月下旬，AQR再次遇到困境，损失惨重。
[4] 指纽约联邦储备银行，高14层，由坚硬的巨石砌成，地下20米处是全球最大的金库。——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