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3月，贝尔斯登倒下后，魏因斯坦认为信贷危机已经度过了最严重的阶段。他并不是唯一持有这一观点的人，格里芬也认为经济正在企稳；摩根士丹利的麦晋桁告诉股东，次贷危机已经进入了第八局或第九局；高盛CEO劳埃德·布兰克费恩（Lloyd Blankfein）的乐观要略为谨慎，他说“我们大概正处在第三局或第四局”。[2]
进入2008年时，魏因斯坦可谓春风得意。他和在伦敦的同事范昆仑（Colin Fan）共同主管着德意志银行所有的全球信用交易。萨巴的资产管理规模将近300亿美元，他已经规划好2009年离开德意志银行自立门户（当然，新基金将命名为萨巴）。
为了利用价格的暴跌，魏因斯坦开始扫货，买入廉价的福特汽车、通用汽车、通用电气、论坛公司（Tribune Co.，《芝加哥论坛报》出版商）等企业的债券。当然，与此同时也大量使用CDS进行对冲。起先，随着公司债市场回暖，这些交易斩获了一定利润。于是，魏因斯坦在夏天进一步加大了债券投资。2008年9月，萨巴迎来了黑色的一个月。
从表面上看，博阿兹·魏因斯坦在信贷崩溃中游刃有余，并未受到多少影响，但实际上，他害怕得要死。信贷市场的恐慌对萨巴造成了严重冲击，这位德意志银行交易员不可思议地目睹着自己精心设计的交易分崩离析。
一切都崩溃了。政府接管了抵押贷款巨头房利美和房地美；雷曼宣布破产；美国国际集团告急，几乎将整个全球金融体系拉下悬崖。
大灾难似乎被避免了，但金融体系的伤口仍在大量失血。过程驱动交易小组总算熬过了难关，但现金储备缩水了不少。而穆勒不是在圣塔芭芭拉打理阳光充沛的房子，就是在格林威治村玩扑克牌。穆勒看上去并无多少改变，但实际上他正在酝酿过程驱动交易小组的剧变，几个月后便见分晓；而此时，博阿兹·魏因斯坦就不同了。
与大本营一样，萨巴也是首当其冲者之一。随着损失的积累，萨巴交易员之间的信息交流也陷入停滞状态。在通常情况下，萨巴各部门的初级交易员会逐日登记盈亏状况并做成报告，对当日操作作出总结。现在，在既没有预警也没有解释的情况下，逐日报告突然停止了。一时间空穴来风，谣言四起，称萨巴已不堪巨亏。有人担心萨巴已经濒于倒闭，萨巴交易室每周例行的100美元牌局也暂停了，大家都垂头丧气的。
几天后，摩根士丹利CEO麦晋桁从日本三菱日联金融集团（Mitsubishi UFJ Financial Group）筹到一笔90亿美元的注资，高盛则与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谈判成功，后者将向前者投资50亿美元。
魏因斯坦感到束手无策。他惊恐地看着投资者像躲避瘟神一样避开高风险公司债券，导致公司债务价格一跌再跌。与大本营一样，萨巴的头寸用CDS进行对冲，但投资者担心交易对手方可能不会履行义务，因此对CDS毫无兴趣。通常，在场外交易市场每日交易（在银行、对冲基金以及类似机构间直接交易）的CDS价格随市场情况波动，如果萨巴持有的CDS价值升高，那么它将在账簿上录入头寸增值，尽管它本身并未实际交易这些CDS。
9月下旬，摩根士丹利和高盛放弃了自己的投资银行业务模式，转型成传统银行控股公司，人们所熟知的华尔街实际上已经江山易主了。摩根士丹利和高盛的转型意味着它们将受到银行监管者的监督，受到更严格的资本要求的限制。高杠杆、高利润、高风险的光荣岁月一去不复返了。
但是，如果金融市场崩溃、杠杆率下降，CDS市场就会瘫痪，可能一天都做不成一笔交易，于是萨巴也就无法录入代表CDS新价值的成交价。魏因斯坦最钟爱的工具、他亲手在20世纪90年代末推广到整个华尔街的CDS，正在日渐被人们视为摧毁金融体系这个火药桶的导火索。
与此同时，摩根士丹利已陷入水深火热之中。通过摩根士丹利交易的对冲基金正在竭力抽离资产，总值超过1000亿美元。摩根士丹利的清算银行纽约梅隆银行（Bank of New York Mellon）要求它追加40亿美元保证金，这正是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走向死亡的老路。
魏因斯坦仍旧摆出一副镇定自若的样子，躲在自己可以俯瞰华尔街的办公室里沉思。但损失正在迅速膨胀，很快就达到了10亿美元。他要求德意志银行风险经理授权买入更多CDS以更好地对冲自己的头寸，但高层斩钉截铁地表示：买入是不允许的，只能卖出。萨巴的股票交易被授命卖出几乎所有头寸，实际上已经关闭了。
与此同时，穆勒的生活也是一团糟。作为一位永不停歇的旅行者，穆勒决定把家搬到加州圣塔芭芭拉（Santa Barbara）。他的女朋友已经怀孕，他希望能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地方落地生根。他买了一座带泳池、温泉、6个壁炉和3个车位的车库的房子，花费1650万美元。过程驱动交易小组的事务主要通过远程控制来处理，但他每个月仍要在纽约待一周，为的是和牌友一聚。
温斯坦知道这很疯狂，但主管风险的宽客是不容辩驳的。他乞求道：“抛弃这个模型吧。”唯一跳出它的方法是做空。如果市场在下跌，而你在赔钱，这就意味着你是在做多市场，而你所应该做的是做空他，尽快做空它。”
一位过程驱动交易小组的交易员说：“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波动性在历史上没有先例。如果你的模型是建立在历史模式的基础上，而你所见的又是前所未有的，那么你就别指望模型会起作用，”
他解释道，德意志银行在2007年发现次级抵押贷款模型，这令它赚了一大笔。如今，正确的做法与以前一样，跳出宽客的框框进行思考。
在摩根士丹利，彼得·穆勒和过程驱动交易小组也在危机的泥潭中挣扎。摩根士丹利的股价正在暴跌，许多人担心它将步雷曼的后尘，成为华尔街废墟上的新残渣。市场上显现出疯狂的运动，波动性已经失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穆勒决定减掉过程驱动交易小组的大部分头寸，抢在其他人之前变现。
但这不管用。风险管理正处于自动驾驶模式中。损失越累越高，很快就达到了近20亿美元。萨巴的股票交易部门收到了卖掉所有头寸的指令，而这无异于关门大吉。
不久后，在芝加哥市中心距离大本营总部仅几个街区之遥的乔氏海鲜牛排石蟹馆，格里芬举行了40岁生日派对。员工们送了格里芬一个救生艇大小的哥伦布船队模型。格里芬愉快地笑纳了，但命运之剑依然悬在头顶，派对气氛冷淡，一点都没有节日的味道。所有人都能感觉到，大本营正在下沉。
自从遭受巨亏以来，魏因斯坦就很少出现在萨巴的交易室中，而是整日待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时常到半夜还不离开，不停地与得力手下开会商讨如何止血。但没人知道答案，他们也是束手无策。
一些读了这封电邮的人依稀记得历史课上说哥伦布最后不是迷路了。
整个基金弥漫着疑神疑鬼的氛围。萨巴看起来随时都有可能关闭，不少顶级交易员，包括股票部门的艾伦·本森，已被解雇。11月下旬，一位交易员走上萨巴办公室二楼，说道：“如果你们过几个礼拜回到这里，会发现这里已经腾空了。”
这对于大本营身心俱疲的员工来说不啻一针强心剂。就在一年前，大本营还是全世界最强大的金融力量，它手握20亿美元重金，而且还在不断壮大。如今，大本营却面临一场灾难。格里芬说，虽然情况是危急的，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柳暗花明的一刻必将到来。
他说这番话显得太早了些，但也没早太多。
在接到债权人的电话几天后，格里芬给大本营世界各地的员工发了一封电子邮件。他以前所未有的乐观态度说，大本营能够生存下来并重现繁荣。他解释说，大本营的现状让他想起了1492年哥伦布的横渡大西洋之旅。当山穷水复疑无路的时候，哥伦布在航海日志中写下了两个字：向前。
格林斯潘出席听证会后一个月，就在11月中旬，韦克斯曼的委员会开始问讯信贷危机的另一类嫌疑犯：对冲基金经理。
随着大本营的损失越来越严重，比森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他进入了破坏-控制模式，在纽约和芝加哥之间来回穿梭，与心急火燎的同行们会面，信誓旦旦地表示大本营有足够的资金渡过这场风暴。交易员们也使出浑身解数斩仓回收现金、降低杠杆。据消息人士透露，随着旗舰基金肯星顿净价值持续下跌，大本营一度从旗下高频交易部门战术交易处融资8亿美元。战术交易由米沙·马利舍夫主管，2007年年末从肯星顿分离出来成为独立基金。获悉这一奇怪安排的投资者纷纷将此视为绝望信号，他们认为这意味着大本营真的是陷入绝境了：用自己的钱来给自己融资，意味着它很难从外部搞到利率合适的贷款。
并非所有对冲基金都将被问讯。韦克斯曼只给2007年业绩最好的5位经理发出了传票，要求他们在电视镜头前说明这一影子产业到底给经济带来了怎样的风险。这5人在2007年的平均收入是10亿美元，大名鼎鼎的大佬乔治·索罗斯就是其中之一，其他人还包括先驱资本（Harbinger Capital）的菲利普·法尔孔（Philip Faucone），他的对冲基金2007年通过做空次贷回报率达125%。这样的收益与身旁的约翰·保尔森（John Paulson）比起来只能算小巫见大巫，保尔森公司（Paulson＆Co.）通过大量做空次贷，回报率高达600%，保尔森的个人奖金达到了30亿美元，这可能是有史以来年收入最高的投资者。剩下的两人分别是吉姆·西蒙斯和肯·格里芬。宽客们在美国国会山聚首了。
与此同时，大本营已经举步维艰。市场崩溃令其旗下对冲基金的资产管理总额大幅缩水，从2008年春的1400亿美元锐减至当年年底的520亿美元。在焦头烂额的去杠杆过程中，大本营总共砍掉了大约900亿美元的资产，这不啻是对后雷曼时代本已风声鹤唳的市场落井下石。
格里芬以大本营典型的军纪风格准备这次听证。当天上午，他乘坐大本营的私人飞机从芝加哥飞抵华盛顿，一下飞机，他的律师团（华盛顿权力经纪人罗伯特·巴内特［Robert Barnett］赫然在列）就迎了上来。
在大本营内部，随着形势日益严峻，员工们也在不断加班加点。大本营的来访者注意到，交易员无不带着黑眼圈，他们胡子拉茬，松松垮垮的领带都脏的不能再脏了。随着大本营小命难保的流言越传越广，交易员们遭到了外部人士的电话轰炸，他们急切地想知道美联储的考察者是不是已经在考虑援助了。一位不堪重负的交易员站起来对着电话怒吼道：“对不起，我没看到任何美联储的人。”另一位交易员不无讥讽地对电话那头的人说：“我看了看桌子底下，没有发现美联储的人。”
巴内特替比尔·克林顿策划过1992年的总统竞选辩论，帮助他在与乔治·布什的竞争中胜出。他还当过巴拉克·奥巴马、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华盛顿邮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和小布什政府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的秘书。
投资者显然也很担心。北卡罗来纳州摩根凯瑞资本管理公司（Morgan Creek Capital Management）大本营投资经理马克·尤斯科（Mark Yusko）在一次电话会议中这样告诉客户：“有一回，市场上传出了大本营快要撑不下去了的谣言。”
所有的做派够是典型的格里芬风格，金钱不是目的。在听证过程中，他突然话锋一转，开始向国会议员们宣讲起不受监管的自由市场的价值来，这也是典型的格里芬风格。
不少银行担心大本营的倒闭会危及自己的资产负债表，因此它们组织了特别委员会来盘算这一可能性。据大本营的交易员透露，J.P.摩根的态度相当强硬，它对大本营交易员在特定头寸上的融资所提出的要求非常严格。与此同时，监管者开始向银行施压，要求它们在与大本营讨价还价时不要过于严厉。监管者担心，只要有一位贷款人跑路，其他人就会对大本营唯恐避之而不及，从而引发另一场金融冲击，届时已然在悬崖边上摇摇欲坠的整个体系真的是要凶多吉少了。
但总体而言，这位对冲基金大佬态度良好，他赞同金融体系需要修补，但并未提到自己所在的行业有失职之处。索罗斯表达了自己对对冲基金的十足鄙视，他认为模仿者和趋势跟随者迟早要灭亡。
但大本营的债主，华尔街的大银行们可不这么笃定。大本营依赖这些银行提供的资金做交易。2008年春，大本营的自有资本大约为150亿美元，但其资产规模高达1400亿美元，这意味着杠杆率接近10倍，大多数额外头寸的资金来源是银行授信和与银行的协议。
索罗斯带着沙哑的匈牙利口音，发出了自己的末日预言：“泡沫已经破灭，90%以上的对冲基金将要倒闭。我猜他们管理的资金将缩水50%~75%。”
但格里芬如阿斯内斯一样认定情况会稳定下来，只要恢复稳定，大本营就会如往常一样回到巅峰。
2008年年初，对冲基金控制着两万亿美元资金。索罗斯估计该行业将失去10000亿~15000亿美元，既可能是巨额亏损，也可能是资本向安全港的疯狂逃逸。
随着市场崩溃愈演愈烈，格里芬开始用个人账户买卖证券。他不用个人账户做大笔交易已经好多年了，这一回，他似乎欲凭一己之力不顾一切力挽狂澜以拯救公司。但有一个问题，在交易界有句老话：当市场越跌越深的时候，所有的头寸都会亏钱。
西蒙斯头发日渐稀疏，留着花白胡子，身穿一件皱巴巴的灰色夹克，看起来像是一位十足的生活单调的教授。他断然宣称文艺复兴科技公司与引发灾难的“字母汤”[3]，如CDO、CDS之类完全无关。他的证词对于寻找崩溃原因基本等于没说，倒是透露了一些文艺复兴科技公司的交易手段。
但是，这一回，招牌式的交易伎俩开始和格里芬对着干了。市场并未平复下来，价值一崩再崩，把大本营也拖下了水。
从某种程度上讲，文艺复兴科技公司算得上非典型的投资管理公司。我们的方法受我的数学家背景影响很深，我们进行的那些交易完全是根据数学公式算出的……我们只交易流动性好、能够快进快出的证券，这意味着我们不会涉足CDS和CDO。我们的交易模型偏于逆市风格，买入不太有人问津的股票，卖出当前的热门股。
但这不是肯·格里芬的风格。在过去的危机中，当所有人都在斩仓观望时，格里芬总是能够勇敢地冲入市场拾取便宜货而大大获利，1998年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倒闭事件、互联网泡沫崩溃、安然破产，还有不凋花、索务以及E*Trade，无不都是如此。大本营总是手握重金，当其他人在夺路而逃时杀入市场赚钱。2008年下半年，金融体系再次坐上了火山口，而格里芬又想去捡便宜货了。
格里芬发出了反驳的声音，他的一双蓝眼睛紧盯着一头雾水的立法者。他声称，对冲基金绝非崩溃的幕后黑手，监管极严的银行才是。
格里芬开始疑神疑鬼，总是怀疑对手对冲基金和冷酷无情的投行交易员正在围剿他的基金，要把大本营赶尽杀绝。在大本营集团内部，他对战战兢兢的债券交易员大发雷霆，因为他们拒绝在市场陷入一片混乱的情况下加仓。格里芬与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就开始在大本营效力的隐士宽客、同时也是自己得力助手的詹姆斯·叶发生了分歧。叶认为格里芬的行动是错误的。贝尔斯登倒台后，随着危机的升级，大本营已经积累了巨大的可转债头寸。格里芬甚至在雷曼兄弟破产前夕看上了它的可转债。不过，詹姆斯·叶和大本营中的其他人比格里芬要悲观得多，他们认为最明智的办法是未雨绸缪，静观其变。
格里芬说：“我们认为对冲基金绝非金融海啸的罪魁祸首。”而他今天正身穿深蓝色夹克和蓝衬衫，系着黑领带。
发布会只进行了12分钟就结束了。关于大本营倒闭的流言被暂时压了下去，但并没有平静多久。
不管他是否相信，总之他的陈述带着几分否认的味道，对2008年下半年大本营告急给市场造成的大动荡视而不见。美联储等监管者早就对大本营有了警觉，密切关注着其倒闭是否会引发更大的恶果。
接着，格里芬似乎有些控制不住情绪了。他带着哭腔，饱含深情地说道：“我不敢奢望还能得到比现在更好的团队共同抵抗这次风暴，他们勇往直前，必将赢得战斗。”听起来令人无比伤感，仿佛他的公司真的倒闭了。
格里芬也反对增加透明度：“要求我们向公开市场披露持仓情况，就好比要求可口可乐公司向全世界公开其秘密配方。”
他说：“我从未见过市场向最近七八周那样充满了恐慌。在‘going forward’[1]的口号下，这个世界正在发生巨变。”
尽管格里芬一再发出警告，但国会已下定决心要加强对对冲基金的监管，因为对冲基金被他们视为造成金融市场崩盘的“影子银行系统”的一部分。丧钟理论的提出者、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罗闻全对《华尔街日报》说：“当对冲基金变得大而不倒时，金融体系将面临严重问题。”
最后，格里芬又抢过话筒。他说道：“午安。”他在迅速提醒听众，他或许是个妄尊自大的40岁顽童，但他毕竟已在这个行业呼风唤雨了相当长的时间，什么大风大浪都见过——1987年崩盘、1998年债务危机、网络股泡沫破灭。但是这一次，情况有所不同，这次是“前所未有”的。
大本营虽然没有倒闭，但终究在死亡线上走了一遭，曾经雄心勃勃意欲打造华尔街最伟大金融帝国的格里芬不得不夹起尾巴做人。2008年上半年，他开始推迟上班时间，经常上午10点才走进办公室，与从前天不亮就开始工作的风格大相径庭。他这样做是为了多花点时间陪伴自己1岁的儿子，他总觉得自己就快要不堪重负了。
对宽客来说，“前所未有”大概是最令人讨厌的词语。他们所使用的模型不可避免地属于后瞻型，建立在关于过去几十年来市场在各种情形下如何运行的数据之上。当“前所未有”的情况发生时，模型马上就束手无策了。换句话说，此时模型就会失灵。这就相当于一个人掷了100次硬币，预期正面与反面各出现50次，结果却遇见了连续出现其中一面的情形。
但格里芬可能早已心知肚明，过去20年对冲基金一飞冲天的日子不会再有了。高杠杆、高风险、巨额豪赌，这些东西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
这是宽客的噩梦。市场被恐慌的投资者和政府监管者等难以预料的力量左右着。在新闻发布会上，比森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一个相同的词汇：前所未有。他说，大本营的损失是因为“过去几周内出现的前所未有的、席卷全球的去杠杆浪潮”。
格里芬强装自信，正如他在那个10月星期五下午的电话会议中所言：“我们必须直面现实，渡过难关。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作出必要的改变，我们必将在新的金融时代中重现辉煌。”
他告诉考克斯：“这将给我们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其他与我们相似的基金都跑不掉。”但主席先生不为所动，他说：“金融体系正在危急中，需要保护人们免遭灭顶之灾。”
他的投资者可不这么想，许多人要求赎回自己的资金。12月，在被抽离12亿美元之后，大本营宣布停止旗舰基金资金的赎回。大本营的资产管理规模已从200亿美元下降到130亿美元。为了满足更多的赎回要求，格里芬就必须削减更多的头寸以筹集现金，在疲软的市场环境下，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此。
在禁止卖空令生效之前，惊慌失措的格里芬拨通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克里斯托弗·考克斯的电话。
投资者除了妥协之外别无选择。但格里芬的所作所为触怒了很多人，他们觉得这属于霸王行为，这一年来，大本营已经亏掉了他们无数个百万美元。
在雷曼和美国国际集团出事后的一周，美国联邦政府出台了禁空令，这对大本营来说无异于在伤口上撒盐。由于金融股疯狂下跌——即便是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这样无比坚挺的公司也未能幸免。为了使事态不致失控，9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出台暂时禁令，禁止卖空800种金融股,而大本营恰恰在这些股票上持有大量空头头寸。这是其可转债套利交易的一部分——正如爱德华·索普在20世纪60年代所做的那样，大本营买入公司债券，然后卖空相应股票对头寸进行对冲。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禁令一出，各大机构纷纷开始回补，惨烈的逼空涨势由此产生，对冲基金遭受无妄之灾。10月初，摩根士丹利——当时空头的最爱，在几日之内上涨一倍以上，从9美元涨到21美元。
格里芬自己的荷包也在遭受重创。外部人士根本不知道格里芬到底拥有多少大本营的股份，但据估计，在大本营的资产卷入危机时，他大概持有着大本营50%的资产，也就是说，当时他的个人财富至少是100亿美元，比大多数人所认为的要高得多。因此，大本营旗下对冲基金暴跌55%的最大受害者也非格里芬莫属。除此之外，他还从自己的财富中拿出5亿美元用于支持大本营，充当通常由投资人支付的管理费。当然，他也是大本营高频交易量化投资基金战术交易（资产管理额大约10亿美元）的最大投资者。
这其实是金融危机的老生常谈：当形势转坏时，投资者便开始夺路而逃，造成运转良好的量化模型失灵。流动性蒸发殆尽，损失很快便攀上数十亿美元；投资者已成惊弓之鸟，稍有动静便风声鹤唳。整个全球信贷市场遭受到大恐慌的侵袭，连萨巴和大本营这样的强大机构都岌岌可危。
在2008年下半年，大本营绝非唯一传言将倒闭的对冲基金，另一只损失惨重的对冲基金与大本营同病相怜，那就是AQR。
但在2008年下半年的金融海啸中，CDS失灵了。去杠杆化的力量是如此强劲，以至于大多数银行和对冲基金不愿意再买入保险，本应为投资者提供保护的CDS完全失去了作用。很多人担心，如果CDS基础债券发生违约，自己所投的保险很可能无法获得赔付。银行要么已经实质上停止借贷，要么大大收紧了借贷期限，使得许多投资者——其中就包括大本营等对冲基金极其被动，很难筹集资金。无法筹集资金，就无法提高杠杆；无法提高杠杆，就无法做交易；无法做交易，就无法获得利润。
克里夫·阿斯内斯暴怒了。流言、谎言、数不尽的下三滥手段，所有这些必须制止。
通常，这种程度的动荡根本不会对大本营造成大的伤害，与其他优秀的量化基金一样，大本营也使用CDS对冲风险。当债券价格下跌时，这些互换合约本应增值。如果通用汽车债券下跌10%，那么为其提供保险的CDS应该上涨10%。就这么简单。正如博阿兹·魏因斯坦所言，这并非火箭手术。
2008年12月上旬，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一片混乱。在格林威治地中海别墅风格的德拉玛酒店，豪华游艇和电动快艇塞满了船坞；宽阔的宾客车库内停满了宾利、保时捷和宝马。警卫森严的别墅躲在异国情调的灌木丛中，矗立在康涅狄格寒冷的冬日里，丝毫见不到传统的圣诞装饰，显赫的住客没有丝毫心思庆祝。在格林威治——世界对冲基金之都，今年的假期充满了郁郁寡欢的味道。
比森描述了一下大力去杠杆化行为对大本营头寸所造成的冲击。正如1987年“黑色星期一”和1998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倒闭时投资者纷纷将资金抽离并转投到现金和国债一样，在雷曼破产后，大量资金涌入了高流动性资产。同时，投资者大量抛售公司债券之类的高危资产，其情景就像恐慌的人群在被大火吞噬的大楼中夺路狂奔。
雪上加霜的是，一家管理着数十亿美元、由退休银行家伯纳德·麦道夫掌舵的资金管理公司被发现是一桩“庞氏大骗局”。损失向地震波一样传向整个产业，一朵巨大的疑云笼罩着这个以疑神疑鬼、故弄玄虚著称的产业。
格里芬突然插了进来，开始感谢起团队的艰苦工作来，接着，他又把话筒还给比森。比森以一副对市场崩溃的毁灭力量充满敬畏的声音继续说：“称其为混乱远不能形容我们所看到的恐怖景象。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世界金融体系几乎崩溃。”
格林威治的对冲基金主要集中在双子广场。这是一幢不伦不类的四层建筑，位于格林威治火车站旁，原先聚集着一批托运公商、制造业公司和法律事务所，不过这是对冲基金业发达以前的情况。
当发布会召开之际，比森似乎被这样的大场面弄得十分紧张，被电话线绊了一跤。“感谢各位牺牲……”他不得不重新开始，用平稳的语调说道，“感谢各位牺牲宝贵的时间参加我们这次紧急发布会。”
当然了，在这里的所有对冲基金中，AQR算得上最大的一家。其掌门人克里夫·阿斯内斯已是暴跳如雷，被他打碎的显示器不知有多少了，已经堆得像谷仓一样高。有人认为阿斯内斯正在变得神经兮兮，出现了狂躁症倾向，与其基金的理性原则完全不符。使他暴怒的原因是经久不衰的AQR倒闭流言，比如：AQR一日之间亏掉40%、AQR快要永久关门了、AQR在不啻核爆的对冲基金灾难中遭受重创，将永世不得翻身……
格里芬知道他必须为大本营止血了。在弗雷塞等华尔街银行家的鼓动下，格里芬匆忙决定在10月末的星期五召开新闻发布会，澄清事实。发布会定于美国东部时间下午3：30，为了配合这一刻的气氛，似乎一切都乱了套。电话线成了热门商品，不是想要就能买得到的。由于通信需求过大导致的技术故障迫使发布会延迟了25分钟，令向来以军事般准时而自豪的大本营颜面尽失。
许多流言都来自一个华尔街热门博客“Dealbreaker”，这个博客不断发表对AQR的负面评论。最近，其八卦写手贝丝·莱文（Bess Levin）又写了一篇关于AQR裁员的博文，称阿斯内斯把跟随自己很久的秘书艾德里安娜·丽格（Adrienne Rieger）解雇了。
在大本营的芝加哥总部，气氛虽然凝重，但各位员工表现得相当职业。交易员们向往常一样工作着，早早前来上班，很晚才下班，至少比平日晚得多了。许多内部员工被屏幕上触目惊心的亏损数字吓得说不出话来。
莱文写道：“据说克里夫大叔最近解聘了跟随自己十年的秘书。谁都知道，秘书掌握着你最不可告人的秘密，要不是你的公司快完蛋了，你是不会拿她们开刀的。”
可转债套利之滥觞可以追溯到·索普在20世纪60年代的突破性洞见。在大本营，可转债套利是最炙手可热的业务。如果大本营倒闭并开始在市场上大举卖出债券，整个金融体系将再遭重创，此刻可谓一发千钧。为了监控大本营的风险，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监管者开始询问德意志银行和高盛等大本营的主要交易对手，弄清它们对大本营的风险暴露。监管者担心大本营一旦倒闭将危及又一家大银行。
莱文的博文引起了大量网友跟帖。阿斯内斯坐在办公室里阅读了这些跟帖，发现许多帖子来自被解雇的AQR员工；更糟糕的是，还有些帖子来自满腹牢骚的在职员工，说不定现在就坐在自己的办公室外发帖呢。有些帖子倒是写得相当中肯，有人写道：“我猜黑箱不管用了。”另一个人写道：“AQR是个彻头彻尾的悲剧。”
大本营否认陷入了麻烦，但关于美联储的流言也并非无中生有。美联储官员私下里很担心大本营有个三长两短会对金融市场造成的冲击。据消息人士透露，大本营的可转债套利部门持有150亿美元的公司债券，是大本营杠杆最高的部门。尽管杠杆率到底有多少被严格保密，但一份银行报告认为在2007年该部门的杠杆率至少是30倍，在2008年夏天则降低到了18倍。
12月4日下午，阿斯内斯决定反击。他没有像格里芬那样召开电话会议，而是直入流言巢穴——因特网。在格林威治双子广场的三层办公室中，他坐在电脑前，进入Dealbreaker的网站，开始发帖。
眼下，大本营和萨巴已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大本营的倒闭传闻不啻在已然极高的市场波动性上火上浇油，引发了暴跌和狂野动荡。在BBS和金融博客上广为传播的流言中，最具杀伤力的一条要数美联储已派出官员空降芝加哥大本营总部审查其头寸，以决定是否需要救助——萦绕在华尔街老玩家心中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噩梦再次重现。
“我是阿斯内斯。”他这样开头。他靠在椅背上，呷呷嘴，然后前倾身体，开始打字：
大本营和博阿兹·魏因斯坦的萨巴是第一批领略巨潮压顶的机构之一。这两家信用交易巨头在公司债券和CDS市场中涉水颇深，大本营的旗舰基金肯星顿和威灵顿在9月亏损高达20%，到10月下旬，当年亏损已达35%；萨巴也遭受重创，在通用汽车和华盛顿互助银行（这家位于西雅图的次贷巨头被美国联邦监管者接管，2007年9月后以19亿美元的低价卖给了J.P.摩根）身上亏掉了数亿美元。魏因斯坦认定，被认为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公司是不会在危机中倒闭的，然而他的乐观预期被无情的信贷崩溃击得粉碎。
“这些内幕要么是信口开河，要么是弥天大谎。很明显，许多帖子只不过是被AQR解雇的人的抱怨，无非是些恶毒中伤和胡说八道。让好部下离开，我觉得非常难过；我们产品的投资者现在也面临困难的时刻，对此我也觉得非常难过，我正在竭力弥补。看着那些日子难熬的人们，我也感到十分难过，但是，那些骗子们，那些被AQR解雇的充满怨恨的人们，还有那些在因特网上看了几则谎言就兴奋不已的小人们，你们现在的撒谎对象要比AQR更需要你们——你们，还有你们的电脑，好自为之吧。再多的东西我也不说了，这是我在这里发的唯一一贴。克里夫·阿斯内斯原创。”
此刻的大本营，世界上最神秘的对冲基金之一，如同被海啸震到海面上的珍惜深海鱼类，完全暴露在了公众的视野中。雷曼的倒闭及随后的美国国际集团几乎破产所引发的恐慌潮，如同一场席卷整个全球金融体系的大地震。一开始，地震波似乎还能得到控制。在9月15日雷曼递交破产报告之后的几天里，市场只是略有位移，远未威胁到大本营的生存。但没过多久，格里芬所谓的暗涌变成了滔天狂澜，将浑然不觉的航船撕得粉碎。
帖子一发出，阿斯内斯就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后来他称此举“蠢透了”。这位广受尊敬的资金经理十分罕见地在大众面前暴怒了，这件事马上在AQR和对冲基金业内引起了轩然大波。财富的缩水早已使AQR士气低落，而向来以理性和数学的严密而著称的创始人现在又情绪失控了！
近20年来，格里芬只在1994年出现过一次年度亏损,而现在，他的基金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大本营的突然坠落令人一时摸不清头脑，也让后雷曼兄弟时代的市场平添动荡。
投资者似乎并没有受到这次骚动的影响，他们关心的是AQR亏掉的数十亿美元。但阿斯内斯认定明年会有好转，模型将会重新起作用，几十年的研究不可能会错。真谛只不过开了个小差，但终究会回来。而真谛回归之际，便是AQR重生之时。
因此，他撇开自己一贯保密的习惯，清了清嗓子，准备解释大本营的现状。
AQR——当初华尔街最炙手可热的对冲基金，它现在的步履维艰、阿斯内斯所承受的巨大压力，都是对冲基金业被数十年以来最动荡的市场压得喘不过气的真实写照。
当天早些时候，大本营资本市场部主管詹姆斯·福雷赛（James Forese），向格里芬发出警告：“我们快被流言淹死了。虽然这些流言大部分是捕风捉影，但只有你出面澄清一切才能恢复正常。”
市场混乱将宽客们开发出的模型打得七零八落。2008年下半年，随着雷曼兄弟的倒闭，全球市场出现剧烈动荡，AQR一日难过一日。它旗下的绝对回报基金在2008年下跌46%，而标准普尔500指数也不过下跌了48%。换句话说，只要你把钱投在普通的指数基金上，就能得到与那些把钱交给业内最成熟的资金管理人打理的投资者差不多的回报。
高盛倒闭看起来不可思议。这不可能！但贝尔斯登不是倒下了吗？雷曼、美国国际集团、房利美、华盛顿互助银行……这些不都倒下了吗？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不可能不都一个一个变成事实了吗？甚至肯·格里芬的金钱堡垒也在摇摇欲坠！他使出浑身解数阻止这一情况的发生，甚至用上了不可思议的招数：召开新闻发布会。
这是对冲基金有史以来最惨淡的年份。据芝加哥研究团队“对冲基金研究”（Hedge Fund Research）的统计数据，2008年对冲基金平均回报是-19%，是1990年以来第二次出现全年亏损。上一次是2002年，对冲基金平均亏损了1.5%。
格里芬对大本营的抗压能力仍充满自信，但有一个未知因素搅得他无法安然入睡：高盛。高盛股价正在大幅下滑，有人担心它可能步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的后尘。高盛是大本营众多交易的对手方，也为大本营提供了大量资金。整个危机期间，格里芬曾多次与高盛CEO劳埃德·布兰克费恩（Lloyd Blankfein）讨论市场状况。随着形势逐渐失控，所有的不可能一夜之间变成了难以避免。格里芬相信，如果高盛倒台的话，大本营也必将随之灰飞烟灭。
绝对回报基金损失了资产峰值的一半还多，从2007年年中的40亿美元下滑到15亿美元。AQR在所谓的另类基金上总共剩下70亿美元，在“多头”基金上剩下130亿美元，较2007年8月初坐拥400亿美元时大大地缩水了。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AQR损失了近一半弹药。
格里芬已经清除了很多异己分子。大本营信用交易业务主管、E*Trade交易的关键人物乔·罗素自以为能获得更大的权力，但格里芬并未满足他。非但如此，格里芬还暴露出了狰狞的面目：“踢他出局。”9月初，罗素被解雇了。
AQR的惨淡业绩令投资者大为震惊。所谓的“绝对回报”基金理应在任何市场环境下都能为投资者带来经风险调整的正收益——应该旱涝保收才对，然而现在却成了标准普尔500的跟屁虫。
关于大本营即将倒闭的流言日嚣尘上，甚至登上了CNBC财经新闻网。有交易员说大本营失血情况十分严重，雷曼兄弟倒闭所引发的市场动荡导致大本营规模巨大的可转债组合出现巨额亏损。很多人担心，如果大本营再倒掉的话，后果将一发而不可收拾，许多持有相似头寸的基金将像多米诺骨牌一样逐一倒下。
背后的原因：2008年上半年，AQR下了重注赌美国市场上扬。根据价值中心模型，大市值美国股票相对于美国国债等资产和外国市场显得非常便宜，阿斯内斯据此采取行动，花数亿美元构筑了一个复制标准普尔500的投资组合。
在芝加哥南迪尔伯恩大街，肯·格里芬走入灯火通明的大本营会议室，坐在一张光可鉴人的木桌前，戴上耳麦。坐在他旁边的是橙发绿眼的大本营首席运营官杰拉尔德·比森（Gerald Beeson）。比森是一位警官的儿子，成长于治安混乱的芝加哥南区。他1993年就加入了大本营，是格里芬最信任的部下之一。10月24日，星期五下午，上千名听众正等着格里芬和比森解释大本营的情况。一天前，格林斯潘刚刚在国会山做了听证。
这一决定使阿斯内斯经历了职业生涯中最惨痛的一年，同时AQR在利率、货币、商业地产和可转债上也看错了方向。
在2008年10月，AQR绝非这些流言的唯一主角，另一家对冲基金巨头也在死亡螺旋边缘徘徊。
随着损失的不断扩大，投资者感到越来越不安。他们还以为AQR应该在市场下跌时逆市上扬，就像它在2001年和2002年互联网泡沫时所表现的那样，然而这一次AQR却和市场一起重重地摔了一跤。
但对阿斯内斯来说，更大的坏消息是AQR自身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市场崩溃使AQR损失了数十亿美元，市场上已经出现了AQR即将倒闭的流言。
10月和11月，阿斯内斯的私人飞机就没有空闲的时候，他几乎是和基金的所有投资者一一见面，足迹远至俄克拉何马州的塔尔萨（Tulsa）和澳大利亚的悉尼。在少有的空闲时间里，他也会拿出自己的Kindle（亚马逊公司推出的无线电子书阅读器）读点书，比如《数学解释世界》（How Math Explains the World）、《安娜·卡列尼娜》，还有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的金融大佬默罕默德·埃尔-埃利安（Mohamad El-Erian）的《碰撞》（When Markets Collide）。
阿斯内斯所信仰的一切都在风雨飘摇。阿斯内斯认为，正是现在遭到格林斯潘反戈一击的行动造就了美国和全世界前所未有的财富和繁荣。资本主义运转良好，自由市场运转良好,是的，有时候会过犹不及，比如眼下经济就在挤出多余的水分，但这正是机制运转的一环，而格林斯潘居然在最黑暗的时刻失去了信仰、背弃了信条。
不过阿斯内斯没多少时间可以看书,他正忙于扭转基金颓势，他必须让投资者相信AQR的策略终将能够获得丰厚报酬。但出人意料的是，很多投资者并没有被AQR的惨淡业绩所吓倒，没有撤出投资。
在阿斯内斯看来，格林斯潘对自由市场的信仰是绝对正确的，其错误在于将过低的利率维持了过长时间，致使地产泡沫愈演愈烈，最后成为全盘崩溃的急先锋。这才是格林斯潘应该道歉的地方，而绝不是他对自由市场的支持。
12月，随着市场继续下滑，阿斯内斯的压力也越来越重。他开始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看着绝对回报基金的业绩一点一点恶化，却无能为力。AQR办公室内的气氛越来越紧张，阿斯内斯解雇数名研究员以及自己的秘书引起了对AQR生存能力的担忧。
“叛徒。”阿斯内斯一边看电视一边嘀咕。格林斯潘为了挽回名声不惜背叛自由市场有效性理论，阿斯内斯想：“太晚了，老家伙。”
AQR的危机成了对冲基金圈内的热门话题，阿斯内斯和格里芬也经常互相交流各自打听到的关于对方的流言蜚语。
克里夫·阿斯内斯在格林威治AQR办公室内收看了国会听证会的全过程，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如果说有谁可以作为格林斯潘所质疑的金融体系的典型代表，那就非阿斯内斯莫属了。作为芝加哥大学金融系的毕业生，自由市场一直被阿斯内斯奉为圭臬。格林斯潘在证词中所质疑的经济模式在阿斯内斯眼中是完美无瑕的——没有什么缺陷。
两位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都知道自己的鼎盛时期已经成为过去了。阿斯内斯对此心知肚明，但却心有不甘，他和AQR研究员亚当·伯杰（Adam Berger）共同在11月的《机构投资者》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我们仍在》（We're Not Dead Yet），作为《机构投资者》对量化投资未来质疑的回应。
听证会后，格林斯潘起身离开，他伛偻着背、颤颤巍巍地走出电视镜头。事实就是那么残酷，格林斯潘，曾经的金融体系救世主，1998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救援行动的总指挥，此刻只是一位噤若寒蝉的老人，昔日的荣光早已不见踪影。
我们被问到这个问题，表明许多人认为量化投资前途暗淡。毕竟，在见到身体健康的好友，或者即便他只剩下一口气，你会真的走向他说：“见到你真好，你还活着吗？”如果真要这样问的话，你们也许认为量化投资已是行将就木了。
时代已经发生了改变。格林斯潘似乎是被崩溃弄糊涂了，华尔街风险承担规模的爆炸式增长就发生在他的鼻子底下，甚至可以说是他的政策的直接产物，但他却对此视而不见。
阿斯内斯知道，宽客并没有完蛋。但他也知道，宽客受到了重创，没有经年累月的休养很难恢复元气。
格林斯潘眼睛都懒得眨一下，他回应道：“不，我不担心。我相信大型机构的普遍增长建立在市场结构的基础上。当前的市场结构意味着大型风险大部分可以说全部被对冲掉了。”
肯·格里芬也在艰苦抗战。他孤注一掷，将自己的资金投入到大本营的各个基金中，试图力挽狂澜，但收效甚微。2008年年底，大本营各主力基金在史上最险恶的对冲基金灾难中溃不成军，亏损高达55%。步入新年时，大本营从2007年8月全球危机开始时的160亿美元资金迅速跌落至110亿美元。
在2000年的国会听证上，佛蒙特州众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曾经问格林斯潘：“当前，财富集中程度日益加深。只要一家巨型机构倒闭，整个美国及全球经济都将受到严重冲击。你难道一点都不担心吗？”
或许更令人瞩目的是大本营居然挺了过来。格里芬遭遇了滑铁卢，却并未一蹶不振。2008年，他的个人财富估计下降了20亿美元，是当年对冲基金经理财富缩水的冠军，这位昔日对冲基金的世界王者可谓元气大伤。
现在，格林斯潘对自己数十年来一直盛赞不已的体系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并非所有对冲基金在那一年都出现了亏损。文艺复兴科技公司的大奖章基金逆市大涨，2008年斩获80%的回报，其成功的秘诀在于依靠快如闪电的计算机在极端的市场波动中获利。吉姆·西蒙斯是当年对冲基金的赚钱冠军，收入达25亿美元。
格林斯潘的坦白令人震惊，这标志着这位82岁的老人从此走下神坛。在此之前，人们长期把他视为世界上权力最大的人，具有点石成金能力的精明的中央银行行长。在2005年5月的讲话中，他还在对自己现在质疑的金融体系大唱赞歌。“衍生品的日渐丰富和与之相关的风险测量和管理手段日渐成熟，已成为银行体系自我修复能力显著增强的关键因素。最近，经济和金融体系受到了严重冲击，但银行体系毫发无伤。”
大奖章的一枝独秀令投资圈目瞪口呆。老问题又卷土重来了：他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在几乎所有投资者一败涂地的2008年，大奖章为什么还能获得几十亿美元的利润？
但是，2008年银行系统的崩溃证明，银行和对冲基金的年轻交易员急功近利、手握重金，而越界行事的诱惑又太大，若不对其进行监管，很可能会产生效率低下的结果，他们所做的大量拙劣交易甚至动摇了金融体系本身。格林斯潘不知道如何修复金融体系，只是一味要求银行将所放贷款中的一部分记在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上，以使它们有动力真正关心这些贷款是否会违约。当然，银行随时可以使用CDS对冲这些贷款的损失。
最后的答案无非老生常谈：掌门人比其他人更聪明。数不清的文艺复兴科技公司前员工表示，该公司并没有什么神秘的财富公式，埃尔温·伯莱坎普和詹姆斯·艾克斯等天才并没有在几十年前发现财富密码。大奖章有一支由90多名博士组成的队伍，他们孜孜不倦地寻找着改善基金交易系统的方法，他们就像是一支肩负使命的战无不胜的运动队，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年复一年地击败市场，从未失手。
格林斯潘所提到的模式是指对金融市场和经济具有自我修正能力的信仰。这个概念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的神秘的“看不见的手”——价格可以引导资源在供求法则的作用下产生最有效率的结果。经济主体（交易者、贷款人、屋主、消费者,等等）依自己的利益行事，最后达到的效果是所有可能的效果中最好的。一般来说，政府的干涉只能帮倒忙。因此，多年来，格林斯潘一直在同一群国会议员面前一遍又一遍地宣传大规模去监管化政策。格林斯潘相信，放任投资银行、对冲基金、衍生品产业（潜滋暗长的影子银行系统的核心成分）自由发展能够产生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的金融体系。
梅花香自苦寒来。文艺复兴科技公司有着著名的“双40小时”文化。员工有40个小时的时间完成分派到的任务：编程、研究市场、搭建计算机系统。然后，在第二个40小时中，他们可以自由地选择涉猎基金中几乎所有的领域和实验。这样的自由成了酝酿突破的温床、大奖章的创新源泉。据内部人士透露，该基金不存在任何对员工保密的地方。
“可以这么说，我意识到有一个缺陷，一个存在于关键功能结构模式中的缺陷，而这个模式决定了世界如何运行。”
内部人士也对其领袖吉姆·西蒙斯赞不绝口。西蒙斯天赋异禀、智力超群，又很容易相处。他创造了一种极端忠诚的文化，激发员工对成功的渴望。多年来，从文艺复兴科技公司离职的员工少之又少，而从大本营跳槽的人才数不胜数，凭这一点就可以说明西蒙斯的领导才能。
“你在现实中发现了一个缺陷？”韦克斯曼问道。他看起来是被格林斯潘的话绕进去了。
文艺复兴科技公司也没有受现代投资组合理论、有效市场假说或是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束缚。它更像是一台机器，一项科学实验，唯一重要的东西是策略是否有效，是不是能赚钱。说到底，文艺复兴科技公司的真谛并非市场是不是有效、是不是处于均衡，它的真谛很简单，和华尔街的冷血银行家一样残酷：你是不是赚到了钱？除此之外，什么都不重要。
“为了生存，你必须持有某种意识形态。”格林斯潘回应道，语气依然单调，“问题在于这种意识形态是对还是错。我想对你说的是，我确实发现了一个缺陷。我不知道这个缺陷有多大，持续了多久，但我对自己的发现感到很痛苦。”
同时，一只与纳西姆·塔勒布有关联的基金——Universa投资公司在2008年也表现优异。Universa投资公司旗下的基金由塔勒布的长期伙伴马克·斯皮茨纳格尔（Mark Spitznagel）拥有和管理，2008年通过下注于市场波动将远比量化模型所预测的要高，斩获了150%的利润。
韦克斯曼希望了解更多关于格林斯潘所谓的“智识大厦”的东西，他愤怒地问道：“你觉得你的意识形态迫使你做出你本意不想做的决策了吗？”
该公司的“黑天鹅保护协议”（Black Swan Protocol Protection）计划买入了大量深度价外的股票和股指“看跌”期权，因此在雷曼倒闭引发市场崩溃时大发横财。到2009年年中，Universa投资公司资产管理额已高达60亿美元，远远高出2007年1月创建时的3亿美元。该公司还下了重注，赌美国政府和美联储向经济注入的巨额现金将引发恶性通货膨胀。
“几十年来，现代风险管理范式统治着市场。但在去年夏天，整座智识大厦轰然倒下。”
过程驱动交易小组也尝到了剧烈波动的甜头，尽管在10月曾经大幅减仓，2008年它的回报率仍达25%。穆勒旗下基金的基金——白垩溪基金由于重仓房地产和私募股权资金而损失惨重（40%）。穆勒自己也有大量资金投在白垩溪基金中，可谓祸不单行。
“近几十年中，在计算机和通信技术重大突破的推动下，风险管理和定价系统发展日新月异，最精妙的数学和金融理论珠联璧合。定价模型获得了诺贝尔奖，也成为衍生品市场进步的基石。”在说话的时候，格林斯潘眼睛一直盯着身前的长木桌。
与此同时，魏因斯坦终于决定离开德意志银行开创自己的天地。他留给德意志银行的是一副烂摊子，2008年，萨巴亏掉18亿美元，2009年1月，该团队被德意志银行正式关闭。与几乎所有银行一样，德意志银行也在大举扩张自营交易规模后不得不快速将其割除，看来平复流血的伤口得花费好长一段时日了。
主持听证会的加州民主党众议员亨利·韦克斯曼（Henry Waxman）移了移自己的座椅，又扶了扶眼镜。他光秃秃的头顶上满是汗珠，在灯光照射下闪闪发亮。格林斯潘用单调低沉的语气诉说着危机成因：华尔街各银行欠缺谨慎，对住房抵押贷款实施了大规模证券化，风险管理也有所缺失——一切都是老生常谈。一年来，在委员会听证的经济学家和银行家多如牛毛，每个人都这么说，韦克斯曼的耳朵都快起老茧了。然后，格林斯潘说出了令不了解宽客及其机制的听众感到十分诡异的内容。
2月5日，魏因斯坦离开德意志银行。差不多十年前，24岁的魏因斯坦怀着在华尔街创造财富的梦想第一次踏入德意志银行的大门。他获得了财富，也在史上最严重的市场骚乱中遭受重创。
许多美国国会议员相信，华尔街之所以酗酒，是格林斯潘的放任所致。他本应早早地将酒碗拿走——提高利率，但他却迟迟不那么做。“我们正处在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啸中。”格林斯潘用他招牌式的干涩嗓音在国会说道。他左边是一本正经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克里斯托弗·考克斯（Christopher Cox），他将是下一位受拷问的人。
[1] “going forward”本义为“向前”,金融危机之后，这个词突然成了文过饰非的常用语。——译者注
2008年下半年信贷崩溃的凶险震惊了全世界。恐惧从华尔街传播到世界经济的各个角落，全球贸易受到重创，世界经济引擎也一蹶不振。在美国国会山，政府开始竭尽全力寻找始作俑者，格林斯潘便是首先受到指责的人之一。
[2] 麦晋桁和布兰克费恩是在以棒球比赛作比喻，一场棒球比赛要打九局。——译者注
7月，布什公布了金融体系疯癫症的粗略诊断结果：“华尔街喝醉了。”布什在休斯顿共和党筹资会上说道：“它喝多了，现在正处在宿醉当中。问题在于，它得花多长时间才能清醒过来，不再乱用那些乱七八糟的金融工具？”
[3] 字母汤（alphabet soup）：做成字母样的意大利面。在金融衍生品蓬勃发展的时代，作为表外工具的结构性投资产品层出不穷，它们一般都用字母缩写命名（如CDO、CDS之类），于是人们把它们统称为“字母汤”。——译者注
艾伦·格林斯潘坐在美国国会山的电视摄像机前，大汗淋漓。2008年10月23日，愤怒的议员们纷纷要求前任美联储主席解释重创美国经济的信贷危机到底是如何产生的。一年多来，格林斯潘反复辩解，崩溃与自己完全无关。几周前，乔治·布什总统签署了7000亿美元的救助计划，以挽救被房市崩盘严重挫伤的金融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