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萨缪尔森是经济学界冉冉升起的超级巨星。他认为市场遵从随机游走，自然跟随者甚众。绝大多数人对此表示赞同，包括萨缪尔森的高材生、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公式的创造者之一——罗伯特·默顿。另一位忠实的追随者是伯顿·马尔基尔，《漫步华尔街》（A Random Walk Down Wall Street）的作者。
萨缪尔森意识到，这一结论必将在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他马上找来巴舍利耶的原始论文：《投资者纯粹在浪费时间》。从数学上讲，战胜市场的方法是不存在的。索普之流应该放弃他们的电脑和公式，搞点有意义的正经事做，比如当个牙医或是水管工什么的。他写道：“要想在拉斯维加斯、丘吉尔马场[10]和美林证券营业部发财可不是件容易事儿。”
但是，直到法玛的有效市场假说横空出世，才将这些点全部连接起来，织成一张网，成为现代投资组合理论的核心。
由于市场未来走势与正反五五开的掷硬币并无本质区别，因此，巴舍利耶写道：“投机客的数学期望是零。”萨缪尔森刚好正在思考金融市场。1952年伦敦经济学院统计学家莫里斯·肯德尔（Maurice Kendall）发表了一篇颇具争议的演讲，引起了萨缪尔森的兴趣。肯德尔分析了大量市场数据，包括股市指数、小麦价格和棉花价格，希望找出一些能够证明市场运动可被预测的模式，但一无所获。肯德尔因此推论，数据看起来“像是在漫游，好像机会之神每周都会现身，从对称的人群中抽取一个随机数字”，这看起来好像“一种经济学上的布朗运动”。
这一观点——市场是一架对价格进行随机搅拌的有效机器，存在许多矛盾之处。法玛假定芸芸众生在不懈寻找无效性，就好像饥饿的食人鱼寻找鲜肉一样。没有这些饥饿的食人鱼不懈地寻找鲜血淋淋的无效性，市场就不可能变得有效。如果鲜肉消失了，食人鱼还会在吗？没有鲜肉，就没有食人鱼，没有食人鱼，就没有市场有效性。这就是一直困扰着有效市场假说信奉者的悖论。
1954年，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他后来也获得了诺贝尔奖）收到了一封来自芝加哥大学统计学家伦纳德·萨维奇（Leonard Savage）的明信片。萨维奇在图书馆找书时偶然发现了巴舍利耶的著作——它已经在那里蒙受了半个世纪的灰尘了。萨维奇问萨缪尔森是否听说过这位不知名的法国人。萨缪尔森表示肯定，但从未阅读过他的论文。萨缪尔森随即找来这篇论文一读，马上便被其中的论点吸引住了。
市场有效性的另一个推论是，如果有效市场假说是正确的，那么市场上就永远不可能存在定价失准的情况。2000年上半年，纳斯达克指数在5000点上方高高飘扬，根据有效市场假说，这绝对不是泡沫。那么2005年的美国房市呢，那时的房价可是在几年之内翻了一倍甚至两倍？当然也没有泡沫。
马科维茨和夏普在20世纪50年代的成果奠定了有效市场假说的基础，他们两人同默顿·米勒（Merton Miller）一起获得了199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有效市场假说的另一位先驱是巴舍利耶，坚持债券价格遵从随机游走的默默无闻的法国数学家。
尽管存在这些致命缺陷，但在法玛的大力推动下，有效市场假说仍然成为学术界的主导范式。资金管理业首先成为众矢之的——该行业建立在某些人物可以通过正确的方法和工具战胜市场的观念之上。
由于任何最新的消息都已体现在股价中，而未来的消息本质上是不可知的，因此预测股价将上涨还是下跌纯属白费力气。股价的未来走势是随机游走，是布朗运动，是掷硬币，是醉汉漫步。
有效市场假说是宽客军火库中的主要武器。研究布朗运动的数学方法被直接用于推算有效市场中各种价格走势出现的概率，钟形曲线被用来预测市场下一步的可能波动，处于曲线中部的价格走势发生的可能性较大。所谓的“下一步”可以是一个月、一年，也可以是10年。财务规划界通常采用蒙特卡洛（Monte Carlo）来模拟预测投资者投资组合的每日增长情况，其基本假设也是市场运动遵从随机游走。因此，5%的年度收益或损失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因为这个数字处于钟形曲线的中间。而一年50%的波动（如2008年的金融危机）或者一日之间23%的涨跌（如黑色星期一）出现的可能性可以忽略不计——至少从模型的结果而言是如此。今天，几乎所有的大型金融服务企业，比如富达基金公司、普信集团（T.Rowe Price）都在资金管理中使用蒙特卡洛模拟。因此，巴舍利耶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已经掌握了美国人如何为退休做准备的具体细节。有效市场假说使人们对于可能发生的市场极端走势视而不见，这种可怕的事情跟宽客所使用的精美模型根本就格格不入。
多年来，众多学者在市场有效性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在对市场不可战胜这一观点的阐述上，还要数法玛最为简洁有力。有效市场假说的基本观点是，任何与某只股票有关的新消息都会立即体现在股票价格上，从而使股价“有效”。法玛构想出一个大规模、高度完善的市场，众多参与者不懈地寻找着上市公司的最新消息。新消息——不管是糟糕的利润报告、CEO的离职还是签到新单子，就像是投入食人鱼缸中的血淋淋的鲜肉，还没等你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儿，肉已经被吞噬一空了。
从很多方面讲，有效市场假说都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认为市场不可战胜；另一方面，大多数宽客，尤其是从学术界进入华尔街的那批人，都深信市场只是部分有效。金融工程的祖师爷、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公式的创造者之一、芝加哥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费希尔·布莱克有一回踌躇满志地说，查尔斯河岸上的集市要比哈得孙河岸的有效。[11]此时他已经投入了高盛的怀抱。
就这样，芝加哥大学第一门现代金融学课程正式诞生了，名叫“投资组合理论与资本市场”，直到今天仍由法玛讲授。在研究中，法玛充分利用了芝加哥大学的股市数据库和计算机机组，一遍又一遍地测试数据，寻找其中隐藏的规律。1969年，法玛从讲授这门课程获得的灵感和多年的数据处理中提炼出首个完善的现代投资组合理论基石——有效市场假说。
如此说来，市场就像是一枚有点瑕疵的硬币，掷出正面的机会比反面要稍稍大一些（或者正好相反），掷100次硬币，正面会出现52次，而不是50次。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发现隐藏的瑕疵，发现得越多越好。大数定律意味着，只要千百次地顺着这些瑕疵下注，就能大获全胜。
1963年，法玛开始讲授马科维茨理论。不久又在课程中添加了威廉·夏普（William Sharpe）的研究成果。夏普是马科维茨的学生，贝塔理论的先驱。贝塔的诞生使人们有了衡量个股对整体市场波动敏感性的方法。如果某只股票相对市场其他股票贝塔值较高，那它就是高风险的，反之亦是。风险越大，潜在收益也就越大——当然潜在损失也越大。
有效市场假说还隐含着一条推论，那就是市场存在着一种使价格趋向有效的机制——法玛的食人鱼。投资者的目标就是成为食人鱼，尽力吞噬市场中的无效性，即尚未被他人发现的价格差异。拥有最佳模型和最快计算机的宽客才能在这场游戏中胜出。
在决定开哪门课的时候，法玛发现芝加哥大学还没有任何讲授哈里·马科维茨理论的课程。马科维茨也是芝加哥大学的毕业生，他使用量化方法揭示了投资者应该怎样通过多元化投资组合使回报达到最大化，同时又减少风险，即“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量化版本。
有效市场假说最关键的好处是给了宽客一块可以用来检验市场是否真的有效的试金石。如果市场果真是完全有效的，那么就应该时刻趋于均衡。换句话说，从有效市场假说宽客们可以找到量化金融的圣杯——真谛的映像，告诉他们市场如何运行、应该怎样衡量。
在这两个人中，法玛是主角。法玛出生于大萧条末期，在波士顿附近查尔斯敦条件艰苦的船厂里长大。他是经济学家中第一个大量使用计算机进行研究工作的人。20世纪60年代早期，当他还是芝加哥大学的学生时，便已经开始利用全球最大的股市数据库：芝加哥大学证券价格研究中心（Center for Research in Security Prices，CRSP）了。
每当市场价格偏离真谛的时候，电脑武装的宽客食人鱼就会向错误猛扑过去，风卷残云一般地让市场重归秩序，同时也把自己喂得饱饱的。大功率计算机就像真谛雷达一样扫描着全球市场，寻找赚钱的机会。宽客的模型可以发现价格何时偏离均衡。当然，他们并不总是正确的。但只要正确的频率足够高，他们就能坐地分金了。
阿斯内斯进入芝加哥大学的时候，尤金·法玛和肯尼斯·弗伦奇正在进行他们颠覆整个金融学界的里程碑式的研究。他们的研究将产生现代金融学最重要的成果，将他们带入一个全新的理论和应用领域。
这就是克里夫·阿斯内斯在法玛那里学到的主要本领之一，但还不是全部。
大学毕业时，阿斯内斯放弃法学院入学考试（LSAT）参加了管理学研究生入学考试（GMAT）并获得高分，有数家商学院录取了他。他最中意的是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促使阿斯内斯做出最后决定的是芝加哥大学可以提供路费让囊中羞涩的阿斯内斯前去参观，而斯坦福大学则没有。一个明媚的春日——也许是阿斯内斯一生中阳光最灿烂的一天，他来到了芝加哥。这也太唬人了，阿斯内斯事后自嘲道：我大概是这世上仅有的因为风和日丽的天气而选择风城、放弃斯坦福的家伙。[9]
法玛是个对学问孜孜以求的人，绝不会躺在有效市场假说的功劳簿上睡大觉。他继续工作在计算机前，在求知若渴的年轻后辈的协助下写着一篇又一篇论文。1992年，阿斯内斯刚到芝加哥大学不久，法玛和弗伦奇发表了他们最大的突破。这篇20年来最重要的金融学论文包含了法玛的万丈雄心：颠覆金融学的基本理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即CAPM。
父亲的话令阿斯内斯豁然开朗。他开始深入研究起投资组合理论的神秘世界来。在沃顿商学院，他成为迈克尔·斯迈洛克（Michael Smirlock）和罗闻全（Andrew Lo）教授的助教（罗闻全后来去了麻省理工学院）。阿斯内斯惊奇地发现，这才是他喜欢的科目。他决心以金融为奋斗方向，同时还获得了一个计算机学位。对一个宽客来说，这简直是最佳组合。
在法玛和弗伦奇之前，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是量化金融界最接近真谛的东西。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祖师爷威廉·夏普看来，决定股票潜在的未来回报的最重要因素是它的“贝塔”，一种衡量股票相对于整体市场波动性的指标。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读本科时，阿斯内斯认为自己会子承父业，成为一位出庭律师。他不知道为什么他想成为一名律师，只知道这是家族传统。不过他父亲对儿子这样做并不理解。他说：“你擅长算术，为什么想当律师？”
某只股票的贝塔值是1,意味着它和整体市场同步波动。死气沉沉的蓝筹股，比如美国电报电话公司，一般具有低贝塔值。而贝塔值是2，意味着该股的波动性很大，上蹿下跳的科技股通常属于这一类，比如苹果和英特尔。只要知道了股票的贝塔值，就知道了它风险有多大。而且，根据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股票的风险越大，潜在回报也就越大。因此推论：对高风险股票进行长期投资获得的回报要高于投资死气沉沉的蓝筹股。
克里夫·斯科特·阿斯内斯小时候一点也没有流露出将来可以在华尔街叱咤风云的迹象。1966年10月，阿斯内斯出生于纽约皇后区。4岁时随全家搬往绿树成荫的郊区——长岛罗斯林高地（Roslyn Heights）。在学校里，阿斯内斯成绩很好，但华尔街对他的吸引力还不如《蝙蝠侠》漫画里的哥谭[8]黑塔。阿斯内斯身上一点都看不到年轻人应有的朝气，他身材偏胖，胸无大志，眼里除了漫画就是姑娘。他脾气暴躁，多年以后执掌对冲基金时还经常发作。有一次，在学校停车场里，一位象棋队的对手嘲笑阿斯内斯在比赛中的表现。阿斯内斯勃然大怒，将他一把拎起，一次又一次撞向停在那里的面包车。
法玛和弗伦奇在芝加哥大学的超级计算机上对海量股市回报数据进行了一系列的检验，以确定无比重要的贝塔值对股票回报到底有多大的影响，而他们的结论是：零。
虽然如此，他还是无法停止怀疑。事实上，法玛的话其实也是一种挑战：我可以做到吗？我可以战胜市场吗？
这一发现不啻于一颗投向现代投资组合理论圣殿的炸弹。几十年的研究成果一夕之间被两位教授完全否定。更令人惊奇的是法玛和弗伦奇所发现的股票回报的背后推动力。对以1936—1990年为样本期的研究表明，股票表现由两大因素决定：价值和规模。
其实这些对他来说都不陌生，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上过很多金融课程，授课者都是顶尖思想家。但他知道，只有法玛才是金融学术界的王者。
衡量一家公司规模的方法很多，最常使用的是市值，即公司股票价格与数量的乘积。IBM规模很大，市值可达1500亿美元左右。KK甜甜圈公司（Krispy Kreme Doughnuts）规模较小，只有大约1.5亿美元。其他一些因素，比如雇用多少员工、利润率如何等，也可以用来衡量公司规模。
教室里发出一阵紧张的笑声。法玛有一股不怒自威的气势，能使后进的学生感到不寒而栗。23岁的博士生阿斯内斯点了点头，在笔记本上记下法玛的话：反常天才……数学模型……
价值一般通过公司的股价和净资产（代表企业的净财富，即资产减去负债得到的净值）之比来衡量。巴菲特这样的老派投资者就很喜欢用它来衡量公司的价值。但是，宽客使用市净率的方法是巴菲特做梦都不曾想到的（也是他永远也不会使用的），那就是将芝加哥大学证券价格研究中心数据库中数十年的数据输入电脑，然后用复杂的算法进行计算得出的结果。这种做法和滤沙淘金差不多。
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下：“但是我基本上可以肯定，我们是对的。上帝知道，市场是有效的。”
法玛和弗伦奇淘到了最大最亮的金块。“价值”之树有两个主要分枝：成长股和价值股。成长股相对来说价格较贵，显示投资者对这类股票十分偏爱，因而抬高了它们的价格；价值股的市净率一般较低，显示它们绝非华尔街的宠儿，价格看起来也比较便宜。
“你说得对，克里夫，”法玛说，“我告诉你们的东西没有一样是百分百正确的。这些都是数学模型。我们是从统计的角度，根据历史数据和趋势来进行推测的。这不是物理。在物理学中，你可以造出航天飞机，把它发射升空，然后一星期后在卡纳维拉尔角[7]迎接它的着陆。市场要比这些不稳定难以捉摸多了。我们对市场的了解只是在模型基础上对现实的逼近。有效市场假说只是一个基于几十年研究和大量数据的假说。我们完全可能是错误的。”
法玛和弗伦奇的主要发现是，从1963年开始，不论采用怎样的时间跨度，价值股的表现都要优于成长股。换句话说，如果你把钱投在价值股上，就能稍稍比投在成长股上多赚一点儿。
“克里夫·阿斯内斯。”
乍一看，这种说法不无道理。试想你和你的邻居们喜欢两种口味的比萨：意大利香肠味和蘑菇味。在某个时刻，这两种比萨同样流行。但是，突然有一天，人们对蘑菇味失去了兴趣，喜欢上意大利香肠味的人却越来越多。比萨店主发现了这一现象，就提高了意大利香肠味比萨的价格。同时，为了使蘑菇味比萨也能卖得出去，便降低了它们的价格。两种比萨之间的价格差异不断扩大，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又转向了蘑菇味比萨。最终，蘑菇味比萨的价格开始上升，而意大利香肠味比萨开始降价——这就是法玛和弗伦奇的理论。
“你叫什么名字？”
当然，事情并非总是这么简单。比如，蘑菇味比萨的质量出现了下滑，或者意大利香肠味比萨的味道突然有了改进，于是你的邻居们纷纷摈弃前者、食用后者。但是，法玛和弗伦奇的分析表明，根据大数定律，只要经过足够长的时间，价值股——被人摒弃的蘑菇味比萨的表现，总要优于成长股——价格高昂的意大利香肠味比萨。
法玛笑了：这孩子挺聪明，得关注一下。
这个比方并不完美——要衡量意大利香肠味比萨的净资产十分困难（它所使用的干酪是进口的吗），但已足够说明问题。事实上，包括巴菲特在内的一些投资者声称价值股和成长股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价格高低——就像两种口味的比萨一样，其他因素作用甚小。
又一位学生举起了手：“但是你说了，你告诉我们的一切都不是真的。这是不是意味着市场其实不是有效的呢？”
法玛和弗伦奇还发现，小规模股票的表现要优于大规模股票。这一概念和价值股与成长股之间存在价格差异的道理是一样的。小规模股票想必是不受欢迎的，因此，它们的市值才上不去；而大规模股票通常死于捧杀，好比是如日中天的巨星，往往有多部电影同时上映，但最终还是难逃过气的命运。
数学早已证明，少数交易者脱颖而出是免不了会出现的事情，但这并不代表他们技艺高超。给10000人每人一个25美分硬币，让他们一起掷。每一轮，掷到正面的都被淘汰。10轮之后，大概还有100人能够留下。20轮之后，可能还有三四个人可以继续留下。如果在华尔街，他们就会被奉为掷硬币专家，拥有掷币领域的高阿尔法。在法玛看来，巴菲特出现的概率和幸运的掷硬币专家没什么区别。
换句话说，根据法玛和弗伦奇的理论，从长期看，推动股价涨跌的因素并不是波动率（即贝塔），而是价值和规模。在阿斯内斯等学生眼中，这一结论有一个显而易见的推论：只要紧紧盯着这两个因素，就可以坐地分金了。买入便宜的蘑菇味比萨（小规模股票），卖空规模巨大的意大利香肠味比萨，就这么简单。
“确实存在某些无法解释的另类例子。在任何科学中都有看起来可以颠覆所有规则的反常现象。巴菲特，以及彼得·林奇执掌的富达公司麦哲伦基金，连年都能保持稳定的回报。但我不知道还有谁可以达到这样的成就。这些异类可能确实存在，但我不知道他们是谁。谁知道呢，”法玛笑着耸耸肩，“说不定明年他们就亏钱了。”
这一结论之于宁静的宽客界，就好比是维腾堡教堂大门上的95条论纲之于基督教，[12]彻底颠覆了几个世纪以来的传统和信仰。他们所了解的真谛——神圣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被扒去了华丽的外衣。如果法玛和弗伦奇是正确的，那么价值和规模就是新的真谛。这两个东西就是一切。
法玛叹了口气。又是巴菲特！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学生们开始不断提及这个来自奥马哈的投资者。他的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已经连续20年击败了标准普尔500指数。
旧真谛的捍卫者展开了反击。宽客祖师爷费希尔·布莱克（当时已是高盛的合伙人）是反击总司令。他写道：“法玛和弗伦奇……错误地理解了他们自己的数据。”夏普指出，法玛和弗伦奇的观察期恰好对价值因素有利，因为市场在从20世纪80年代石油危机和滞涨的泥淖中涅槃重生的10年中，价值股表现极为抢眼。
“那巴菲特又是怎么回事？”
但是，无论如何，法玛和弗伦奇的新真谛开始占据主流。
“也许是希望，也许是愚蠢。这很难说。”
抛开纸面上的理论纷争，金融界还经历了另一场大冲击：通过否定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法玛和弗伦奇打开了闸门，金融极客[13]蜂拥而入，在新的河滩寻找闪闪发光的金块。阿斯内斯就是急先锋。
“那为什么人们还给这些资金管理者这么丰厚的报酬？”
最终，法玛和弗伦奇的新发现所带来的弊端超过了益处。越来越多的宽客沿着法玛和弗伦奇等人的道路越走越远，最后的结果远远超出了两位教授的想象——史上最快速、最凶猛的大崩盘。
“证据显示，试图选出上涨的股票是完全徒劳的，”法玛平静地说，“赚钱也一样。华尔街上的销售人员总是试图说服人们可以通过股票赚钱，这样他们才能拉到业务。但历史上还没有哪项研究表明积极的资金管理能够持续击败市场。数据所显示的事实就是如此。资金管理者有时业绩的确出色，但这通常纯粹是在走狗屎运。”
但这是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那么，那些从股市中获利的家伙是怎么回事呢？他们能获利总得有理由吧。这不可能纯粹是运气呀。”
1990年的一天，阿斯内斯走进法玛的办公室，和他商讨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阿斯内斯十分紧张，心里怀着深深的负罪感。法玛给了他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学生梦寐以求的荣耀：做自己的助教。法玛的合作者弗伦奇对阿斯内斯也是赞不绝口。两人公开宣称阿斯内斯是自己在芝加哥带过的最聪明的学生。阿斯内斯觉得他在欺骗自己心中的英雄。
一位坐在前排的学生怯生生地举起了手。
阿斯内斯自己选定的博士论文题目与法玛的有效市场假说相悖。通过对几十年数据的挖掘，阿斯内斯相信自己发现了一种奇特的反常趋势：处于跌势中的股票总是比理论跌幅（基于利润等基本面因素计算得出的）跌得深，而处于涨势中的股票也会比理论上的涨幅涨得多。
“关于市场有效性有许多重要结论，”法玛面向听众说道，“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从统计上讲，预知市场的下一步走向是不可能的。这其实就是随机游走理论所说的东西——市场的未来动向就像是掷硬币。不是向上走就是向下走，可能性一半对一半，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阿斯内斯的研究基于两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金融学教授的成果。纳拉辛汉·杰加迪西（Narasimhan Jegadeesh）和谢里登·梯特曼（Sheridan Titman）发现，在某个时段跌得最深或长得最凶的股票往往会沿着原来的方向继续运动。不出意料，他们也借用了一个物理学名词来形容这一现象：动量（momentum）。根据有效市场假说，动量是不应该存在的，因为它隐含着识别未来上涨或下跌股票的方法。
有效市场假说，是半个世纪以来最著名也是生命力最强的关于市场如何运行的理论，也是法玛的孩子。这是一个极具影响力并被广泛接受的假说。事实上，与其说它是一个假说，倒不如说是上帝指派法玛作为经济学先知下凡到风城所传达的神谕。
阿斯内斯明白，动量对法玛的理论构成了直接挑战，他跃跃欲试。阿斯内斯清清嗓子，怯生生地说道：“我的论文是赞同动量说的。”
学生们照单全收，草草地把这些话全部记在笔记本上。
法玛托着腮帮子点了点头。过了几秒钟，他抬起头看着阿斯内斯，前额的皱纹逐渐挤到了一块儿。
法玛说：“市场是有效的。我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在任意给定的时刻，股票价格已经反映了所有关于它们的已知信息。如果有大量的人正在喝可口可乐，那么这条信息一经公布，可口可乐的股票就会上涨。”
“如果数据确实如此，”他说，“那就写吧。”
他踱向黑板，写下6个字：有效市场假说。
阿斯内斯兴奋得说不出话来，他觉得法玛对数据结论的开放态度真是知识分子赤子之心的表率。
“我接下来所说的一切都不是真的。”法玛用他的波士顿后生口音冷冰冰地说道。
他开始在芝加哥大学浩瀚的数据海洋中遨游，发掘出许多长期和短期的股价动量模式。一开始，阿斯内斯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发现有多么深远的意义——这些隐藏的市场模式可以为他带来无尽的荣华富贵，他只是为了能够完成论文、获得学位而欢欣鼓舞。至于金钱，那还不是手到擒来。
他的开场白就令在座的学生大吃一惊。
1992年，阿斯内斯开始写作博士论文。同时，他被声名显赫的高盛公司固定收益部门——高盛资产管理公司（Goldman Sachs Asset Management，GSAM）录用。那时高盛资产管理公司尚小，但成长迅速，到处招募年轻的学术才俊，不久便成长为华尔街最可怕的精英团队。
新学生对法玛的第一印象往往是他的前额——又宽大又饱满，还有一堆深深的皱纹。每当他操着波士顿口音将市场智慧娓娓道来的时候，这些皱纹就开始上下起伏，就好像他脑袋中的思想按捺不住、迫不及待地想从他的大脑里喷薄而出似的。他穿着宽松的蓝色棉布衬衫和棕褐色休闲裤，看起来好像是哲学系逃出来的难民，而不是才思敏捷的金融界学术大腕。
阿斯内斯在高盛的第一份工作是搭建固定收益模型并交易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在晚上和周末他还要忙着写论文。他开始认真考虑自己面临的选择：是待在学术界，还是去华尔街发财？
身体健硕的教授大踏步登上讲台，台下，学生已坐得满满当当，他们明亮的眼睛里充满着求知的渴望，急切地想弄明白股市实际上是如何运行的。任课教授——尤金·法玛从20世纪60年代起便在芝加哥大学执教。现在是1989年9月，他已经成为举世公认的全世界金融市场和经济学领域最优秀的思想者之一。法玛挠了挠自己越来越稀少的头发，瞥了一眼面前这群20出头的年轻人。
他的决定主要还是在为自己着想。1992年1月，他接到了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的电话。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位于西海岸，主要经营债券业务，总裁比尔·格罗斯以前也是个21点算牌高手（在大学时代，他就把《战胜庄家》和《战胜市场》看得滚瓜烂熟了）。格罗斯擅长日内交易，能够将赌博中的敏锐感觉运用到投资决策中。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被阿斯内斯发表的处女成果《OAS模型、期望回报和陡峭收益率曲线》（OAS Models,Expected Returns,and a Steep Yield Curve）所吸引，希望将他招致麾下。整个1992年，阿斯内斯通过电话和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谈了好几次。1993年，太平洋决定录用他，负责搭建量化模型和工具。阿斯内斯觉得这个工作很理想，可以将学术研究和实战操作紧密结合起来。
这里不是加利福尼亚，当然也不是伯克利。这里是该死的纽约，这里是该死的摩根士丹利——世界上最大、最凶狠的投资银行之一，而穆勒身处的地方正是邪恶的中心。
高盛得知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想挖走阿斯内斯，马上决定在高盛资产管理公司给他安排相似的职位。于是阿斯内斯选择留在高盛，这样一来就不必远离罗斯林高地的家了。
一位朋友送给穆勒一束花，祝贺他开始新的职业生涯。这束花被送到了他交易室的那张桌子那里。这下可好，他周围一脸沧桑的交易员们炸开了锅，一拥而上围观起这位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宽客小子和他的鲜花来。“这是什么鬼地方？”穆勒想着。这里能把人给逼疯了，所有人都像沙丁鱼一样挤在这里，汗流浃背地咆哮着，还穿着西装！
“看来你是个奶嘴男，为了离家近些不惜放弃更好的工作。”太平洋公司的猎头使出了激将法。
穆勒一时错愕。只见她正拿着电话对着芝加哥和东京的市场咆哮。在需要用电话赚钱时，礼貌都可以放到一边，穆勒算是学到了这一课。BARRA及其精致的量化模型好像突然被抛到了火星。
阿斯内斯一笑了之，他知道高盛才是他的舞台。1994年，在完成博士论文后不久，克里夫·阿斯内斯博士创建了高盛量化研究部（Quantitative Research Group）。这一年他28岁。
突然，邻座的女人一把将听筒从穆勒手中抢了过去：“我需要这部电话！”
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天，博阿兹·魏因斯坦聚精会神地盯着眼前的马、兵、王和后。他感到十分紧张，局势对他十分不利。棋盘的另一端坐着面无表情的国际象棋神童乔舒亚·维茨金（Joshua Waizzkin），他就是1993年的电影《天生小棋王》（Searching for Bobby Fischer）的原型。
“你怎么可以在这种环境下工作？”库珀问道。
魏因斯坦最后还是没能挽回败局，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他对国际象棋的热爱。很快，他便杀得姐姐再也不愿意跟他下棋了。他缠着父亲给自己买了一款电脑国际象棋游戏，这样他就可以在家里下棋了。这一年，魏因斯坦16岁，已是美国国际象棋“终身大师”，距离成为大师只有几步之遥。[14]
在许诺的办公室到位之前，穆勒只能在摩根士丹利那几乎足球场大的交易室中央的一张桌子上对付一下，他给在BARRA的前同事汤姆·库珀（Tom Cooper）打了个电话。库珀在波士顿一家对冲基金工作。
国际象棋并不是小魏因斯坦生活的全部，瞬息万变的投资游戏也是魏因斯坦的最爱。魏因斯坦一家每星期五晚上都会准时收看路易斯·鲁凯泽主持的《每周华尔街》节目。魏因斯坦用自己的零花钱购买股票，颇有斩获。在史蒂文森高中[15]读高三的时候，他从5000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摘取了《纽约日报》（Newsday）选股大赛的冠军。魏因斯坦知道，想要战胜其余4999名对手，就必须选出具有暴涨潜力的股票。他的获胜策略颇有套利的雏形：卖空涨幅很高的股票，同时买入自己认为可能猛烈反弹的超跌股票。这一策略表明，魏因斯坦很有战略眼光，而且能够慧眼识珠——即使面临大场面也能面不改色。
从他到达摩根士丹利的第一天起，情况就是这样了。在接受这个职位、收入暴涨之后，穆勒向BARRA递交了辞呈，然后休息和放松了6个星期，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夏威夷最西端郁郁葱葱的考艾岛（Kauai）上度过。从宁静的绿色家园一下子进入曼哈顿中城摩根士丹利嘈杂混乱的交易室令穆勒极不适应。摩根士丹利答应穆勒可以拥有自己的办公室和数据源，而且这些在他入职之前准备完毕，但当他第一天到达这里时发现什么都没有安排好。
事实上，魏因斯坦在曼哈顿上东区的上流社会中长大，从小就在金钱堆儿里打滚。格里芬、穆勒和阿斯内斯小时候对华尔街的刺耳喧嚣都没有什么概念，而魏因斯坦却可以说是在交易室泡大的。在15岁时，他在美林公司找了一份兼职。美林是业内巨头，拥有一支威震江湖的经纪人队伍。在无活儿可干的时候，魏因斯坦喜欢浏览办公室里的研究报告，从中寻找投资线索。
穆勒盯着那个像走进自己家一样闯进他办公室的自作聪明的摩根士丹利销售人员，双眼快要冒出火来了。穆勒刚刚加入摩根士丹利，开始着手组建一支量化投资团队。这就是他受到的欢迎仪式？
同时，他还有一位姐姐在高盛工作。魏因斯坦常在下班后去姐姐那里闲逛，在高盛大厅里走来走去，幻想自己的光荣未来。有一天，在洗手间里，他巧遇了高盛的固定收益交易员大卫·德卢西亚（David DeLucia），他们俩在国家象棋俱乐部里就相互认识。德卢西亚带着魏因斯坦参观了高盛的交易室，结果天真的魏因斯坦把参观变成了面试，成功谋到一份高收益债券交易部的兼职。这一年他19岁。
“我是彼得·穆勒，见到你真高兴！”
1991年，魏因斯坦进入密歇根大学。他选择了哲学作为主修方向，因为他十分喜欢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和大卫·休谟的怀疑论；他还对21点产生了兴趣。1993年，他读到了爱德华·索普的《战胜庄家》，对通过算牌获得预测未来的统计技巧如痴如醉。这令他想起了马克·吐温的小说《康州美国佬在亚瑟王朝》（A Connecticut Yankee in King Arthur's Court）。在小说中，主角汉克·摩根（Hank Morgan）穿越回了古代，由于记得所有日食发生的时间，所以他成功地预测了日食的发生，从而救了自己一命。
“你算是谁啊，为什么你可以搞到办公室？”
但魏因斯坦的真正兴趣还是做交易。他明白，一旦离开校园，第一站肯定是华尔街。1995年，魏因斯坦大学毕业，进入了美林公司全球债券交易部——他第一次认识华尔街的地方。一年后，在德卢西亚（此时他已经离开高盛）的召唤下，他跳槽到规模较小的帝杰公司（Donaldson Lufkin＆Jenrette）。魏因斯坦觉得为小公司工作比较好，因为这样更有机会打造自己的交易团队。在帝杰，魏因斯坦通过买卖浮动利率票据（利率不断变化的可交易债券）掌握了信用交易的具体细节。
然后，他辞职了。
对魏因斯坦这样既富于积极进取精神又具备赌博天赋的交易员来说，当时可谓是在华尔街扬名立万的黄金时代。当时，奇异信用衍生品[16]即将异军突起。股票、利率和商品衍生品很久以前便已出现，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金融工程师才开发出交易与信用相挂钩的衍生品方式。
公司高层否决了这一提案，声称在刚刚完成IPO的当口不适合做高风险买卖。BARRA的CEO安德鲁·拉德（Andrew Rudd）建议穆勒还是专心开发预测股票回报的新模型，然后将它们卖给客户为好。这可不是穆勒所想要的，但他还是同意了。很快，他便设计出了BARRA最受欢迎的系统——阿尔法制造者（Alphabuilder System）。这是一个基于个人电脑的软件程序，可以分析股票投资组合的预期回报。
信用衍生品后来成为华尔街最具革命意义的变化。传统的信用交易方式只需担心借方能否按时还贷以及利率会怎样变动，但是，在新型的信用衍生品领域，从未经过传统方式训练的后生们把对衍生品一窍不通的昔日巨头玩得团团转。与此同时，各大银行也日渐鼓励交易员为了攫取丰厚回报而无所不用其极。对冲基金的黄金时代就要来临了，而这一领域已不再属于像索罗斯这样的老顽童和索普这样的数学极客。银行将与对冲基金展开利润争夺战，而最终自己也转型成了笨重的巨型对冲基金。
这一年，BARRA上市了。对穆勒而言，公司在首次公开募股（IPO）之后就变了，变得不思进取、缺乏激情，创造力也大不如前。员工中的佼佼者要么离开公司另谋高就，要么开始干私活。穆勒萌生了一个想法，可以为BARRA注入新的活力：使用BARRA为客户开发的量化模型管理资金。换句话说，就是设立一个BARRA内部的对冲基金。运行这个基金的人他也找好了：就是他在橡树俱乐部的牌友，都是BARRA自己人。
1998年，魏因斯坦得知德意志银行需要招募一个人。许多以前在美林与魏因斯坦共过事的交易员和研究员现在都去了德意志银行，而德意志银行也正在努力将自己从沉闷的传统商业银行转型为衍生品新贵。它正在计划收购美国信孚银行（Bankers Trust）——拥有大量擅长设计复杂证券的宽客的纽约投资银行。魏因斯坦进入德意志银行不久，收购宣告成功，德意志银行由此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银行，资产规模超过8000亿美元。
1991年，穆勒的收入已经涨到每年10万美元，他和女朋友一起住在伯克利山区一栋漂亮的房子里，工作既顺心，又有闲暇打理自己的爵士乐队，还能抽空玩玩牌、冲冲浪，但他想要的更多。
魏因斯坦对这个职位相当中意：小部门，几乎没有内部竞争对手，且公司正在自己必能大展拳脚的领域突飞猛进。在德意志银行，魏因斯坦很快开始学习如何交易一种相对较新的衍生品：信用联系票据，也就是后来为人所知的信用违约互换（CDS）。
穆勒的解决方案（这个问题包括如何最有效的利用大奖章的闲置现金）非常巧妙，西蒙斯意欲将他招致麾下。穆勒有些踌躇，最后还是拒绝了西蒙斯的好意。当时他自诩学术界人士，法玛的有效市场假说和其他汗牛充栋的文献都说明长期击败市场是不可能的事，穆勒对此深信不疑。不过，不久以后他就改变了主意。
CDS是一种“衍生品”，因为其价值与基础证券——贷款相挂钩。美国信孚银行在20世纪90年代初发明了这种衍生品，但直到经过J.P.摩根这位数学天才的改造之后，信用衍生品才真正流行起来。在魏因斯坦加盟德意志银行时，这种票据（或称互换）每天的交易还十分清淡，与10年后动辄几万亿美元的交易量不啻天壤云泥之别。
1989年，穆勒被分配去为BARRA的一个新客户做事，这个客户便是文艺复兴科技公司。吉姆·西蒙斯正在寻找行家帮他解决大奖章基金所遇到的一个棘手问题。
魏因斯坦在德西蕾·费斯勒（Desiree Fixler）的指导下学习信用联系票据是如何运作的。费斯勒1996年从美林跳槽到德意志银行，负责结构化信用产品的营销工作。
穆勒很快嗜赌成瘾，他每周要在橡树俱乐部玩上10~15个小时的牌。有时他还参加马拉松牌局，以此检验自己的耐久力。有一回，他从周五晚上6点一直玩到周日上午10点，结果在驾车回程途中因过于疲倦在等红灯的时候便沉沉睡去。
在自由大道130号的德意志银行总部（就在世贸中心边上），费斯勒向魏因斯坦解释道：“你可以把它们想象成债券的火灾保险。你要买这种保险，就必须付保险费，如果债务人违约了，你就可以获得赔付。保险的买卖双方在交换彼此对债券违约风险的感知。”
他还发展出一项新的爱好：扑克，开始频频出入距BARRA办公室20分钟车程的爱莫利维尔橡树扑克俱乐部（Oaks Card Room）。他贪婪地研读了大量扑克攻略，很快便在橡树俱乐部的高赌注牌桌上所向披靡。
魏因斯坦点了点头。费斯勒能够感觉到他学得很快，也很努力。因为他老是显得很紧张、很不自然，也有点神经质。
穆勒很快便掌握了Fortran语言，开始为公司修正代码。但他更渴望学点BARRA的实际工作：金融建模。他放弃了自己的音乐爱好，一头扑进了现代投资组合理论经典中——研究哈里·马科维茨（Harry Markowitz）、费希尔·布莱克、罗伯特·默顿等的理论。
费斯勒解释说，交易员愿意为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债券在一段时间（通常是5年）的保险付多少保费通常就是CDS的价格。比如，为1000万美元的通用汽车债券上一个5年期保险需要花费100万美元，这表明通用汽车有10%的可能性在这段时间内违约。CDS条款一般由交易双方协商决定，如同在伦敦裁缝店里量体裁衣。
在BARRA的日子真是舒坦。这里气氛随意，没有人过问衣着打扮。公司里唯一西装革履的家伙是市场总监。员工们可以在午餐时一边吃饭，一边切磋切磋学术，侃侃大山。穆勒交了个女朋友，还在一个爵士乐队兼职。每到月圆之夜都有一帮员工开展午夜狂奔活动，完事之后去酒吧喝一杯，不过穆勒更喜欢去冰激凌店。
“我明白了。”魏因斯坦说。
BARRA宽松的氛围令穆勒如沐春风，继新泽西的慵懒郊区和普林斯顿的静谧走廊之后，穆勒又一次找到了世外桃源。在这里，他得到了升华。现在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60后怀旧风劲吹的时代。没有比伯克利更潮的地方了，左手是冲浪胜地半月湾（Half Moon Bay），右手是海特—阿什伯里嬉皮士天堂。当然了，为金融研究机构卖命并不符合嬉皮士的作风，但穆勒对此并不在意。他受够了口袋紧巴巴、为了几个小钱弹琴的日子。他在BARRA每年能赚33000美元，这真是太棒了，未来肯定还会步步上升。最重要的是，他下定决心，不管他能赚多少钱，守财奴反正是再也不当了。罗森堡是他的榜样：既赚得了大把的金钱，又保持了自己的精神追求。
“现在，如果通用汽车真的违约了，保险的卖方就要支付1000万美元或通用破产后残留价值的一定比例。”费斯勒说。
这次事件说明，虽然罗森堡可以迅速将数学和模型转变为真实世界的事件，但即便是道行最深的老手，也免不了遭到数据的糊弄。即使有着最尖端的数学作为工具，罗森堡和他所创造的量化方法中仍然隐藏着邪恶的巫师。对于隐藏因素的不懈追求可能演变为跳大神，与占卜算命合为一流。
魏因斯坦用惊人的记忆力如饥似渴地吸收着这些知识，很快就理解了CDS并不是买入某种债券然后持有至到期日，而是一场违约风险感知的游戏。交易双方并不需要坐等公司破产，只要觉得通用汽车前景不妙，先前花100万美元买入CDS的买家就可以以500万美元的价格将CDS转手卖掉。
“这回看起来好多了，”罗森堡说，“这个因素一定是石油因素……而这里是美联储采取了紧缩措施。”
理论上，同一种债券可以创设成百上千份CDS合约。在现实中，互换合约一般基于成千上万种债券及其他种类贷款所组成的一揽子债务创设，且可以被无限次地转手。在魏因斯坦踏入这一领域后的10年内，CDS已经形成了60万亿美元的市场。
问题是，穆勒在处理数据的时候犯了个数学错误，这些数据根本没有任何意义。他重做了分析工作，羞愧万分地把新结果拿给罗森堡过目。
此外，CDS的交易通常在所谓“场外市场”中进行，必须由交易双方逐笔签订，没有中央清算所追踪每笔交易。结果，CDS交易在华尔街的影子世界中潜滋暗长，不受任何监管，也毫无透明度可言，而这正是金融业所要的效果。
“这个因素一定是油价，”他说，“看看这两次能源危机之间形成的钉子[6]……至于这个因素嘛，肯定和利率有关。”
魏因斯坦入职后不久，他的上司便跳槽了。突然间，他成了德意志银行在纽约市场上唯一的CDS交易员。CDS看起来并不是什么大买卖，市场死气沉沉，甚至没有多少交易员知道这种奇异互换究竟是什么、有什么用处，更想不到它可以成为宽客赖以征服华尔街的最强大武器。宽客正在茁壮成长，在金融世界的食物链中一步一步爬上顶端。
穆勒在BARRA参与的第一批项目中，有一项是关于BARRA的主营业务——分析股票回报的各个组成部分。罗森堡在离开BARRA之前看了一眼穆勒的工作，露了一手他在识别市场背后的经济力量方面的深厚功力。
哪里会有问题？
当穆勒进入BARRA的时候，数以千计的基金经理正在使用BARRA最新的量化策略管理资金。罗森堡本人于1985年带着一小群同事离开了BARRA，前往奥林达组建了自己的资金管理公司——罗森堡法人股票管理公司（Rosenberg Institutional Equity Management），这件事就发生在穆勒加盟后不久。不出几年，新公司的资产管理额便达到了数十亿美元，投资遍布世界各地。（最近，罗森堡已不再满世界追求财富了，他回到伯克利，在宁玛佛学院［Nyingma Institute］教授佛学。）
问题不久就来了，一枚8个字的超级炸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
不出几年，BARRA就培养出一大群拥趸。令罗森堡大获成功的是BARRA的基本面风险管理服务（Fundamental Risk Management Service），这是一个电脑程序，能够基于收益、行业状况、市值大小和交易活动等因素预测股价的行为。
1994年，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前明星债券交易员约翰·梅利韦瑟（John Meriwether）创建了一家巨型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管理团队可谓星光灿烂，既有从所罗门跳槽过来的优秀宽客，也有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迈伦·斯科尔斯和罗伯特·默顿。2月24日，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正式开张，起始资本达到10亿美元。
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罗森堡在他的伯克利基地夜以继日地工作，开发了跟踪数千只股票各种因素的量化模型，并把它们编成了电脑程序。后来，罗森堡开始将他的模型出售给量化策略日益重要的资金管理公司（尽管很少有买家能够像纽波特海滩的索普那样技艺高超）。1974年，他成立了一家公司，起名为巴尔-罗森堡合伙公司，后来改名为BARRA。
从根本上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可谓是一次思想实验，几名宽客（数学家和经济学家）在现实中对自己的思想进行检验。基金的结构建立在现代投资组合理论，即哈里·马科维茨在1952所作出的理论突破的基础之上，而其源头则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罗伯特·布朗。
一种理解股票价格运动原理的方法是，将促使其上蹿下跳的因素进行分解——比如，芝加哥大学教授尤金·法玛和肯尼斯·弗伦奇（Kenneth French）就分离出两个因素：股价和以市值衡量的公司规模。但是，罗森堡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常规因素。通用汽车的股价由经济和市场中的多重因素共同决定，这些因素包括汽车产业、大市值股票、美国股市、油价、消费者信心、利率，等等。苹果电脑的股价也包含多个因素，比如大市值股票、技术、消费者因素等。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专长是相对价值交易，搜寻价格行为反常的证券。它们的盈利模式是对偏离正常关系的“证券对”下注，当这些证券对的关系，也就是真谛，恢复正常时，它们就赚钱了。
罗森堡又瘦又高，顶着一头大波浪，是个资深佛教徒。他向来反对古板的分类。20世纪60年代，他研究的课题是：不同样本的病人对于同一种药品会呈现出什么不同反应。与此同时，作为业余爱好，他已经开始收集股市数据，并很快就对此着了迷。他发现，正如病人对药物反应各异一样，股票也经常显示出奇怪的、似乎难以解释的价格行为。罗森堡认为：肯定有某种逻辑在混乱的表象下起作用。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最擅长的买卖之一是买入老的“非指标”债券，同时卖空新的“指标”债券。[17]这类交易首先由梅利韦瑟在所罗门兄弟公司发明。梅利韦瑟注意到，对于任何久期[18]相同的债券，不论是10年、30年还是5年，新发债券的价格水平总是比临近到期的要高。这是毫无道理的，因为它们在本质上并无不同。之所以新债券价格更高，是因为某些投资者，不管是对冲基金、银行，还是外国政府，他们都认为新债券更容易脱手，因此给以一定的溢价。新债流动性更好，这就是它们比旧债券更贵的原因。好吧，梅利韦瑟心想，就把流动性风险和溢价全都给我吧，我赌新旧债券价格终会趋于一致。
1985年，BARRA是西海岸量化金融界的泰山北斗。该公司成立于1974年，创始人是离经叛道的伯克利经济学教授巴尔·罗森堡（Barr Rosenberg），他是将现代投资组合理论从象牙塔应用到现实世界的先驱之一。
但这种交易有一个问题：没什么赚头。新旧债券之间价差十分微小，有时只有几个基点（1个基点等于0.01个百分点）。怎么解决？杠杆。把能借到的钱都借过来，投入交易中，然后你就等着数钱吧。
经过数轮面试，他拿到了BARRA的录用通知，也接受了这份工作。
梅利韦瑟花了2000万美元用于购买超级计算机系统和打造梦幻金融工程团队，这就是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公司地址选在康涅狄格的格林威治，这是在产业层面上进行风险管理。
面试前，穆勒去了一趟洗手间，被里面的烟蒂吓了一大跳。穆勒有点洁癖，对健康极为重视，非常鄙视吸烟行为。那个烟蒂几乎毁了这次面试。穆勒打起了退堂鼓，他怎么能够忍受在有人吸烟的办公室里工作呢？最后，他还是勉强接受了面试，却得知BARRA禁止在办公室吸烟，他在洗手间看到的烟蒂是访客留下的。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所使用的主要风险管理工具是由J.P.摩根的宽客团队所创造的。20世纪90年代早期，华尔街各大银行都渴望能发明一种方法对自己每日面临的总体风险进行监测，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因为头寸的每日变动幅度可能非常大。要在全球市场上监测风险，然后将结果浓缩在一张可以令CEO安然入睡的表格里，就必须要求有一套成熟的雷达系统。
穆勒自信满满地踏入BARRA的办公室，脑子里闪现的满是在普林斯顿学到的理论数学火花。他对自己将要踏入的量化金融界一无所知，也从来没有上过任何金融课程。他甚至以社会主义者自诩，揶揄自己在《华尔街日报》旧金山分部兼职的女朋友是资本主义走狗。但他对资金如何运转的理论有着浓厚的兴趣,最重要的是，他也希望可以从这份工作中赚点钱。
弄清每日头寸情况虽然复杂，倒也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计算机技术的进步已经足以胜任将银行的持仓信息迅速加总并算清的重任，而困难在于怎样确定全球风险。J.P.摩根的团队在马科维茨对不同股票之间相关性的分析中得到灵感，提出了一种解决方案。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他们算出了地球上几乎所有可交易资产之间的相关性。他们开发出的模型测量着J.P.摩根头寸的每日波动，然后将波动幅度转化为美元数字，得到一种基于布朗运动的平均波动幅度的统计分布。将其绘成图表，看起来就是钟形曲线。
一天，穆勒看到一则小广告：伯克利一家小金融工程工坊BARRA有限责任公司（BARRA Inc.）招聘一位Fortran程序员。Fortran是编写统计问题程序的常用语言，穆勒对此一窍不通（虽然他对自己能够迅速掌握它毫不怀疑），也从未听说过BARRA公司。但他仍然申请了这个职位，前往伯克利面试。
他们将这一模型称为在险价值（value-at-risk，VAR）。在险价值是一个数字，表示某公司在未来24小时内损失不超过若干美元的概率至少是95%。[19]
很显然，这个工作没办法糊口，光是在朋友的朋友家借宿就要花费他每月200美元的房租。室友也令他难以忍受——总是在穆勒找节奏的时候在院子里乱打枪。
强大的在险价值雷达系统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如果风险是可量化的，就必然能通过成熟的持仓策略得到控制。这一信条以白纸黑字出现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1993年10月的募资说明书中：“对冲能够降低本公司投资组合的波动性，从而保证在大规模运用杠杆的情况下，我们头寸的波动性与未对冲情形相仿，而预期回报要高得多。”
不久，他开始为一家体操馆弹电子琴，几位身着体操服、肌肉发达的女人随着他的音乐起舞，做着圈操和球操练习。他尽全力追逐着自己的音乐梦，找了一份为艺术体操队演奏背景音乐的差事。
你能让风险消失？别做梦了！这只是在用量化手段掩耳盗铃而已，如此一来你就能大量使用杠杆，而不会被人指认为没心没肺的赌徒了。
1985年，穆勒大学毕业。他驾车横穿美国，来到加利福尼亚州。他在纽约的德国软件公司德利多富（Nixdorf）找到了一份工作，但他总是以各种理由推迟报到日期——他并不是很愿意回到东海岸去，他太喜欢加利福尼亚州了。
其他人则没有这么笃定。1994年，一家为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提供咨询的公司同时也在和爱德华·索普打交道。当时索普已重出江湖，在纽波特海滩新开了一家名叫脊线合伙公司（Ridgeline Partners）的对冲基金，主要从事股票的统计套利交易。那家咨询公司的一位员工向索普透露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情况，说这会是一笔伟大的投资。
在普林斯顿大学，穆勒的主修科目是理论数学。他被神秘的数论深深吸引，着迷于其中的复杂结构和普遍模式所蕴涵的美。除此之外，穆勒对音乐的兴趣也与日俱增，他选修了几门音乐课程，还参加了一只爵士乐队，担任钢琴师，在各个学生活动和校园俱乐部中演出。
索普对斯科尔斯、默顿和梅利韦瑟并不陌生，但他还是犹豫不决。他认为学究总是欠缺点实际经验；索普还听说，梅利韦瑟是个穷奢极欲的家伙，于是，他否决了这项投资。
穆勒于1963年出生于费城，但在新泽西州的韦恩市（Wayne）长大，那里距离曼哈顿只有半小时车程。穆勒从小就富于数学天分，对一切游戏都感兴趣，拼字游戏、象棋、双陆棋，没有他不喜欢的。在韦恩谷高中（Wayne Valley High School）读书时，穆勒开始对计算机编程着迷，他将编程和对游戏的热情结合起来，设计了一个双陆棋程序，把他的数学老师杀得哇哇大叫，还一口咬定电脑作弊了。
一开始，索普似乎是大大地失策了。看看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回报率：1994年28%，1995年43%，1996年41%，1997年17%。1997年年底，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合伙人自信满满地将30亿美元资本金退还给投资人，这意味着该基金交易利润的大部分将落进合伙人自己的腰包，这些合伙人大多将个人财富的很大一部分投入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这就好比是把所有筹码一起推入底池，宣布“全压”。
就这样，小穆勒本能地把握了套利的概念。
梅利韦瑟和他在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宽客们大获成功，华尔街所有的债券交易部门，不管是高盛、雷曼兄弟还是贝尔斯登，都在竭尽全力模仿他们的策略。这后来成为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大溃败的祸根。
还在10岁时，彼得·穆勒和家人一起去欧洲旅游。周游了几个国家之后，他发现了一件怪事：不同国家的货币对美元的汇率各不相同。他问做化学工程师的父亲，能否在伦敦买入德国马克，然后拿到德国去把它们换成美元，这样就有利可图了。
第一波冲击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来说就像是被蚊子叮了一口。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固定收益对冲交易部门被新东家旅行者集团（Travelers Group）关闭，原因是其承担了过多的风险。随着所罗门开始削减头寸（通常和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头寸别无二致），梅利韦瑟的套利交易开始失灵。所罗门的减仓行为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持有相似头寸的公司的计算机模型纷纷发出警报，大量卖盘汹涌而出。
当然了，最后胜出的是“大本营”。1990年是对冲基金“黄金十年”的元年，格里芬的资金要塞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日后金融界最恐怖的赚钱机器就这样迈出了第一步。
1998年8月，华尔街各大公司逃离相对价值交易的行为已经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头寸造成了严重损害，但此时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合伙人还没有意识到灾难就在眼前——他们对自己的模型深信不疑。事实上，根据模型，他们应该进行扩大相对价值交易规模。他们认为市场中的其他套利者，即法玛的食人鱼，会一拥而上哄抢免费的午餐。但在1998年夏末，食人鱼早已难觅踪影。
格里芬有了自己的基金，也有了自己的种子。他招募了一个交易小组，当他的手下们得知老板是个一脸学生样的小屁孩时都惊愕不已。万事俱备，只欠大名。格里芬和几位新员工写下自己为公司起的名字，然后大家一起投票。
8月17日，长期资本管理公司遭遇致命一击。俄罗斯政府宣布对其债务违约。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来说，这是个灾难。俄罗斯政府的行为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直接击中了金融市场的心脏，用华尔街的话讲，就是引发了投资者“逃向流动性”。
1989年，格里芬的事业之舟在芝加哥格伦伍德公司的办公室里扬帆起航，初始资金是100万美元。很快，格里芬便用自己开发的软件程序进行可转换债券交易，收获大笔利润。第一年的回报率就高达70%。迈耶对此印象深刻，他决定帮助格里芬建立自己的基金。他想着还有哪些基金的策略跟格里芬相似，这时，他的脑海里跳出了爱德华·索普的名字。
投资者唯恐会发生某种形式的金融崩溃，他们对任何自己感到有风险的东西都避而远之——新兴市场股票、货币、垃圾债券，只要感觉不对就赶紧卖掉，换成最安全、流动性最强的资产。而世界上最安全、流动性最强的资产就是最新发行的指标美国国债。
如果你只是一个管理着几十万美元的小屁孩，那你是很难通过融券实现卖空股票的。所有主要的融券商他都去拜访过，希望对方接受自己，由于他的不同寻常，他获得了很高的信用等级。
而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恰恰持有大量指标国债空头头寸，原因就是原先一直运转良好的相对价值交易。
亚当斯将格里芬引见给3I投资人之一的迈耶，安排他们在纽约见面。迈耶也对格里芬感到十分惊奇——这个小伙子对投资技术有着广泛的了解，而且擅长使用计算机，这在交易日渐机械化和电子化的时代前途无量。但令迈耶印象最深的还是格里芬对市场的理解力。他回忆说：
非指标和指标国债交易算是玩完了。投资者在不顾一切地买入指标国债，卖出非指标国债，这和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策略正好相反。为了获得指标国债的上佳流动性，他们心甘情愿付出高价。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所搭建的量化模型中，这种市场根本不应该存在。
亚当斯是前陆军特种部队成员，上过越战前线，回到美国后进入金融界。他饶有兴趣地听着格里芬的讲述。格里芬既聪明又专注，问了一连串关于市场的问题。亚当斯不得不经常停下来思考前后一致的答案——它们太有深度了。
罗杰·洛温斯坦（Roger Lowenstein）在《拯救华尔街》（When Genius Failed）中这样描述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坠落：
在格里芬以经济学学士身份从哈佛大学毕业前夕，他遇到了3I的经理贾斯丁·亚当斯（Justin Adams）。他们两人在西棕榈滩的一间餐厅吃早餐时巧遇，一起探讨起了金融市场。格里芬一边嚼着热腾腾的煎蛋饼，一边大谈他如何与华尔街各位经纪人和交易员扯上关系，并打听到许多交易界的秘闻。
在衍生品一片繁荣的表象下，信用市场并没有多少流动性。当所有人都在夺命狂奔时，流动性更是消失得无影无踪。而这恰恰是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模型不曾预料到的。随着损失越来越大，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这样的杠杆投资者被迫开始斩仓，以免遭受灭顶之灾。如果此时无法在市场上找到买家，价格就会滑向钟形曲线之外的极端位置。
格里芬说：“很多人都不厌其烦地教导我。”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持有的一切仓位，不管是股票、货币还是债券，都在向反逻辑的方向运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原本依靠复杂的对冲策略、多元化的衍生品头寸以及在险价值这样的风险管理工具来尽可能提高杠杆，通过对仓位的精心对冲，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可以将资本（即所有者权益）水平压得很低，这样解放出来的资金可以投资于别处。正如迈伦·斯科尔斯在灾难袭来之前所说：
但也有人对这位年轻的哈佛新秀十分好奇，向他透露一些当时的热门交易——套利交易的东西：为什么对冲基金要做这种交易，为什么银行自己也要参与其中。格里芬开始往纽约跑，向交易员偷拳，充实自己的知识。他对融券交易特别感兴趣，这让他知道了基金和银行将股票融给谁、为什么要融。
我喜欢将所有者权益看做万能风险缓冲垫。我拥有的所有者权益越多，风险就越少，因为我不怕受到伤害。另一方面，如果我能进行系统性对冲，这种方法目标更为明确，事情就变得很有趣了，我将因此面临权衡：对冲的代价固然不小，但维持所有者权益也差不多。
格里芬开始了交易，给自己知道的所有华尔街人士打电话。他得到的典型回应是：“你在宿舍房间里操作20万美元？别再打来了。”接着便是挂掉电话的“咔嚓”声。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资本缓冲垫很薄，其资产以很快的速度缩水。8月底，该基金已经损失19亿美元，相当于资本金的44%。资本金告罄使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杠杆率达到了惊人的100∶1以上。无奈之下，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只能向巴菲特和索罗斯等手握重金的投资者求助。巴菲特愿意收购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投资组合，但由于技术原因，交易在最后一分钟告吹。而索罗斯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避而远之，他向来以直觉交易著称，与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量化风格简直是两个极端。按照索罗斯的说法：
格里芬居然成功了，他以自己的技术赢得了奥康纳的首肯。这位可转换债券专家同意拉格里芬一把，尽管当时美林的机构账户平均规模达1亿美元。
日益增长的风险测量和风险建模技能使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对不确定性视而不见。如果考虑了不确定性，他们根本不可能动用如此之高的杠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杠杆率实在是太高了！他们没能意识到模型是有缺陷的，忽视了钟形曲线的肥尾。
但格里芬的路还长着呢。他的策略需要同时交易多种证券，这就需要一个机构交易账户，即共同基金和对冲基金这样的专业交易者使用的账户。1989年，19岁的格里芬找到了美林公司驻波士顿的可转换债券专家特伦斯·奥康纳（Terrence O'Connor），向他推销自己看起来有些疯狂的计划：让我，肯·格里芬，19岁的、乳臭味干的大学生在你们最成熟的交易平台上一展身手，给我提供交易任何地球上存在的投资工具的便利。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倒闭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14家美国和欧洲银行在美联储的组织下联合出手，投入重金救助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许多合伙人将毕生的积蓄都投入了基金，个人财富遭到重创。
格里芬在黑色星期一毫发无伤——其实还稍微赚了点，这着实揭示了一些东西。华尔街的职业投资家无不受到了沉重打击，但却让这位身处哈佛宿舍、使用卫星、计算机和复杂投资策略的毛头小孩崭露了头角。格里芬首次领教了小概率事件的威力。
对于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中的那些精明投资者来说，精神上受到的打击一点也不比财富损失轻。这些年来，他们笑傲金融界，压得那些反应迟钝、动作缓慢、量化能力低下的竞争者抬不起头来。此外，由于在使用杠杆的问题上过于鲁莽，整个全球金融体系都险些被拖下水，令那些指望401（k）账户过下半辈子的投资者心惊胆战。
他入市真是时候。10月，股票市场迎来了黑色星期一。格里芬的空头头寸价格跌幅远甚于权证，因为股票是受投资组合保险祸害最深的资产。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坠落不仅令其大名鼎鼎的合伙人颜面扫地，也沉重打击了华尔街冉冉升起的新势力：宽客。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模型无比强大，风险管理系统更是能够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地面控制中心相媲美，但却在一日之间土崩瓦解，这令人想起了宽客的另一得意之作——投资组合保险。宽客已经扇了自己两次耳光。10年后，也就是2007年，又扇了第三次。
1987年夏天，也就是大一暑假，格里芬从母亲和祖母等亲戚那里筹集到265000美元。秋季，一回到哈佛，他就开始用这笔钱进行投资了，主要策略是买入价格过低的权证并用卖空相应股票的方式对冲（其实就是索普的德尔塔对冲策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之祸却成了博阿兹·魏因斯坦之福。随着全球市场陷入一片混乱、投资者纷纷逃向高流动性资产以寻求安全感，信用衍生品业务一下子火了起来。继德意志银行和J.P.摩根之后，其他大银行也纷纷进入这一领域：先是花旗、贝尔斯登、瑞士信贷、雷曼兄弟、瑞银以及苏格兰皇家银行，后来还有高盛、美林、摩根士丹利等多家机构。信用衍生品既能给他们带来丰厚的经纪费和交易费，又能将它们的资产负债表从不必要的风险中解放出来。银行和对冲基金争相给手中的债券上保险，能上多少上多少，以期能够在不断恶化的形势下安然无恙。而其他机构，如保险巨头美国国际集团（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AIG），特别是它拥有大量宽客、专长衍生品交易且利润丰厚的伦敦分公司AIG金融产品公司（AIG Financial Products），则乐于出售这种保险。
与索普一样，格里芬迅速发现，虽然可转换债券大多提供丰厚的利息，但这种证券大量存在定价错误的情况。他用自己的电脑技能编写了一个软件，可以用来寻找价格失准的债券。为了获取最新的市场信息，格里芬在他的宿舍——位于爬满常春藤的哈佛大学卡伯特楼（Cabot House）三楼装了一个卫星天线。卫星接收器装在宿舍楼的楼顶，然后用一根电线穿过四楼的窗户，经电梯竖井接到三楼，这样他就能下载到实时股票报价了。这一计划的唯一问题是这样一来四楼的窗户就关不上了，要知道波士顿的冬天可是天寒地冻的。
新的繁荣又开始了，这回的弄潮儿是大本营投资集团及其仿效者，它们都是擅长可转换债券套利的对冲基金。传统上，正如爱德华·索普在20世纪60年代所发现的那样，这一策略包含了使用股票来对冲公司债券的手法。现在，有了CDS，对冲将变得更加得心应手。
在哈佛大学读大一时，格里芬在《福布斯》杂志上读到了一篇论证居家购物网公司[5]股票价格过高的文章。于是他买入了该股的看跌期权，欲在股价下跌中盈利。这笔交易相当成功，给格里芬带来了几千美元的利润，但离格里芬所想象的数字还相去甚远：该权证的做市商、一家名叫萨斯奎哈纳国际集团（Susquehanna International Group）的费城证券公司索取高昂的手续费，大大侵蚀了格里芬的利润。格里芬意识到，投资游戏要比自己想象的复杂多了，于是他找来所有能够找到的关于金融市场的书籍进行钻研。最终，他发现了一本关于索普最喜欢的投资工具——可转换债券的教科书。当时，索普在《战胜市场》一书中表达的思想已经被学术界所接受，并在全美国的金融学课堂上讲授。当然，格里芬后来也修过那门课，认真研读过《战胜市场》。
突然间，这些魏因斯坦已经玩得滚瓜烂熟的奇异衍生品开始像棒球球星卡片一样流行起来，到2000年年末，已有近1万亿美元的CDS合约被创造出来。没有比德意志银行这位擅长算牌的娃娃脸国际象棋神童更了解这种衍生品是如何运作的人了。由于俄罗斯政府的违约和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倒闭，魏因斯坦一夜之间从默默无闻的小球员变身为球场中心冉冉升起的巨星，并很快成为华尔街名声最响、身价最高、也最有权势的信用交易员。
在博卡拉顿社区高中（Boca Raton Community High School）读书时，格里芬开始接触计算机编程，还找了一份为IBM调试电脑的工作。他的母亲把他捎到当地的电脑卖场，在那里他可以和卖家聊半天关于电脑和软件的事情。1986年，格里芬还不满18岁，便想出了向学校兜售教育软件的主意。他和在电脑卖场认识的一群朋友组建了一家“碟现教育系统公司”[4]。格里芬几年之后就把自己的股份卖了。这家公司直到现在仍在西棕榈滩营业。
[1] 海斯曼奖（Heisman Trophy）是美国大学生橄榄球联赛最佳球员奖。——译者注
格里芬的父亲是位建筑供应商，但格里芬从小对就高科技机械感兴趣，对世间万物如何运转好奇不已，他睁大自己的蓝眼睛东张西望，似乎总是能从错综复杂的事情中看出头绪，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这在金融的混沌世界中可是巨大的优势。
[2] 原文中的法律公司名字叫“Cookie＆Cutter”。“cookie cutter”（饼干刀）是一种做饼干用的模具，用来使面粉定型成各种各样的形状，这样就能做出形状各异的饼干了。这个笑话是在说格里芬的基金套用了索普的文件，就好比是索普用饼干刀做出的饼干。——译者注
迈耶承诺支持格里芬，不过有个条件：大本营必须开在芝加哥。佛罗里达人格里芬答应了这一要求。1990年11月，怀揣460万美元，格里芬的交易生涯正式起步。他使用的是一种神秘的单一策略：可转换债券套利，就是爱德华·索普用过的那一套。
[3] 西棕榈滩位于佛罗里达东南部，是美国著名的度假胜地。——译者注。
索普还把普林斯顿-纽波特的业务模式告诉了格里芬，包括其“利润中心”是怎样随盈利能力的变动而演化的。索普的理念被大本营全盘照搬。格里芬还照搬了索普的管理费结构——投资者根据基金的支出情况付费，而不是像大多数对冲基金那样收取固定的管理费（通常是资产管理额的2%）。
[4] 该公司的英文名是Diskovery Educational Systems。Disckovery显然源自Discovery（发现）一词，Disk是“碟片”的意思。——译者注
我们这一行的一大部分就是要知道什么是可能发生的，因此我不需要知道你如何赚钱的所有细节，但如果你笼统地告诉我你做了某事，然后赚了钱，那么我就知道这值得花时间去研究。换句话说，重要的是搞清楚把时间花在市场研究的哪个方面才能帮你赚钱。而知道某人已经找到了金矿在哪里……就能引导你开发出属于你自己的类似策略。这就是为什么干我们这一行总得遮遮掩掩的原因。
[5] 居家购物网公司（Home Shopping Network）是电视购物的首创者。——译者注
索普还送了迈耶和格里芬一座金矿：好几大箱可转换债券和权证的招募说明书，其中很多由于年代久远早已在市面上消失了。对于对冲基金来说，这些都是千金难买的宝贵信息，是打开市场宝库的万能钥匙。通过研究索普所做的交易，格里芬学会了怎样自己寻找类似的机会。格里芬在多年后回忆道：
[6] 钉子：可能指图形上陡峭的V字形。——译者注
交易变得越来越量化，在索普和新理论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数学家开始走出象牙塔，涌向华尔街。吉姆·西蒙斯的文艺复兴科技公司发行了大奖章基金（Medallion），很快便成为投资界的传奇；大卫·肖带着统计套利的光环在格林威治村的一家共产主义书店楼上创立了自己的对冲基金。索普的投资者在失去了原先的金鹅后开始寻找新的天才。对很多人来说，肯·格里芬正是不二之选。
[7] 卡纳维拉尔角（Cape Canaveral）是位于佛罗里达东南部的海角，肯尼迪航天中心和卡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都在此附近，美国航天飞机发射基本上都在这里进行，卡纳维拉尔角因此成为美国航天的代名词。——译者注
商品公司诞生了许多耀眼的交易明星，比如路易斯·摩尔·贝肯（Louis Moore Bacon，后来创立摩尔资本管理公司，管理的资金高达100亿美元）、布鲁斯·科夫勒（Bruce Kovner，后来以60亿美元建立卡克斯顿合伙公司［Caxton Associates］）。在纽约崛起了一位智勇双全的交易员——朱利安·罗伯逊（Julian Robertson），他以800万美元起家成立老虎资产管理公司（Tiger Management），后来成长为200亿美元的基金巨舰。在西棕榈滩[3]，伊利诺伊收益投资者公司（Illinois Income Investors，更为人熟知的是其缩写III或3I）的一群交易员正在开发抵押贷款支持证券、货币和衍生品市场的创新交易策略。
[8] 纽约就是《蝙蝠侠》中哥谭（Gotham）的蓝本。——译者注
事实上，到20世纪80年代末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关门大吉为止，对冲基金仍然只是蓬勃发展的全球金融体系的小字辈。当时叱咤风云的是保罗·都铎·琼斯（Paul Tudor Jones）和乔治·索罗斯这样的快枪手式投资者，他们凭着灵光一现（比如索罗斯就总是以腰痛作为信号）进行数百万美元的豪赌。另一类呼风唤雨的人物包括身处普林斯顿的一群鲜为人知的市场奇才——商品公司（Commodity Corp）。商品公司在商品期货界做得风生水起，风头一时无两。就连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教授保罗·萨缪尔森和普林斯顿的金融学教授伯顿·马尔基尔（Burton Malkiel）也是他们的投资者，这颇有些讽刺意味——这两位教授都是随机游走理论的信徒。
[9] 斯坦福大学位于加州，四季如春，阳光充沛；而芝加哥大学位于五大湖区，冬季严寒，夏季酷暑，终年多风。阿斯内斯被那一日的天气迷惑了。——译者注
迈耶在芝加哥经营着一只叫做格伦伍德资本管理（Glenwood Capital Management）的“对冲基金的基金”。这类公司投资一大批对冲基金，收益通常与客户一九分成。在今天，基金的基金早已成为一个很大的产业，它们所管理的资金可达数万亿美元（尽管这在2007年危机之后如同戳破的气球一样大大缩水）。但在1987年迈耶创建格伦伍德时，这个产业还是一片空白。
[10] 丘吉尔马场（Churchill Downs）位于肯塔基州，是美国著名的跑马场。——译者注
迈耶的办公室里流传着一个段子：他们聘用了一家名为“饼干刀”的法律公司[2]来帮助创立格里芬的基金。最后，格里芬的基金被称为“大本营投资集团”，这个名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戒备森严的堡垒，可以抵挡住任何想象得到的金融风暴。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
[11] 英文中“河堤”和“银行”是一个词：bank。“集市”和“市场”也是一个词：market。查尔斯河流经麻省理工学院，哈得孙河流经曼哈顿。布莱克这句话其实就是说市场在学术界是有效的，在华尔街就不是那样了。——译者注
迈耶正在为肯·格里芬设立对冲基金，意欲使用普林斯顿-纽波特的要约文件作为样板，这样可以省下不少钱。格里芬身高6英尺，体形瘦削，是个一心只想着赚钱的数学天才。索普答应了迈耶的要求，给他寄去了普林斯顿-纽波特的法律文件（在朱利亚尼横扫普林斯顿办公室之后，索普将基金改名为“西耶拉”［Sierra Partners］）。在当时，起草建立对冲基金所需要的文件一般要耗费100000美元。有了索普的样板——迈耶的律师其实只是把合伙人名字改了一下，花费就能减到10000美元。
[12] 1517年10月31日，马丁·路德在维登堡教堂门前张贴《关于赎罪券效能的辩论》，即《95条论纲》，谴责罗马天主教会兜售“赎罪符”的卑劣行径，公开要求辩论赎罪券问题，正式点燃了宗教改革的熊熊烈火。——译者注
“文件。”
[13] 极客是指对技术狂热、性格有点古怪的人。——译者注
“哇哦，很年轻嘛。你想我做些什么？”
[14] 终身大师是美国国际象棋协会的头衔，大师是国际棋联的头衔。——译者注
“21。”
[15] 史蒂文森高中是纽约著名的精英高中，美国学制，高中有四年。——译者注
“哈佛？”索普哼了一声，“多大？”
[16] “奇异”衍生品即各种参数（如到期日、交割规则等）与“标准化”或“普通”衍生品不一样的衍生品。——译者注
“哈佛大学天才毕业生，名字叫肯·格里芬。他让我想起了你，爱德华。”
[17] 指标债券（on the run bonds）是指同一期限的国债中最新发行的那一期，而在此之前发行的所有同一期限国债都是非指标债券（off the run bonds）。新发行的国债自动取代原来的指标债券。——作者注
“他是谁？”
[18] 久期（duration）和债券的期限不同。债券期限是固定的，但是久期会变化，是衡量债券价格对利率敏感性的指标。久期可以作为以下问题的答案：当利率变化时，如何才能使债券到期的价值不低于现在的价值？一般而言，久期要短于债券期限，但两者相差不大。——译者注
1990年的一天，迈耶给索普打了个电话，提出一项特殊要求。“我发现一块好料。”迈耶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听起来十分兴奋，仿佛大学橄榄球队教练发现了下一个海斯曼奖[1]获得者，“他是我见过的最了不起的家伙，他曾经在大学宿舍里用奶奶的账户交易可转换债券。”
[19] “VAR其实有3个参数：时间、最大可能损失以及发生这种损失的概率，但在实际使用时，一般取时间为24小时，概率为95%，就是文中的情况。——译者注
爱德华·索普有一位名叫弗兰克·迈耶（Frank Meyer）的长期投资者，他平时深居简出，以发掘金融界新人为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