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例如，对某些类型的贷款或所有贷款设置利率上限的法律，将减少贷款的发放数量，并改变能够获得贷款的人的类型（低收入者将越来越难获得贷款资格），还会影响公司债券的价格，以及已探明的自然资源储量等。⑥事实上，没有经济交易是孤立的，不论在那些想要对某些“问题”提出特定“解决方案”的人看来，它有多么孤立。
20 世纪，经济学最突出的新进展是研究从繁荣到萧条时国民产出如何变化。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给世界各国带来了悲惨的社会后果，而它带来的重大且持久的影响之一，就是经济学家一直在努力查明灾难发生的原因和方式，探究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来预防它再次发生。⑦1936 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出版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是 20 世纪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著作。到 20 世纪中叶，它已经成为世界领先经济学专业中被广泛接受的正统观念——除了芝加哥大学和其他一些大学的经济学系，这些大学的雇员大多数是米尔顿·弗里德曼以及其他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的学生。
虽然一般均衡理论只有经济学专业的优秀学生才能研究透彻，但是它的一些实际意义每个人都能理解。这些意义非常重要，因为政治家常常提出一些他们要“解决”的经济“问题”，却根本不去注意他们的“解决措施”在整个经济中的震荡反响最终可能会消除“解决措施”的效果。
传统经济学关注的是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的分配问题，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当时的一个焦点问题，即包括劳动、资本等在内的国家资源有很大一部分根本没有得到利用。在凯恩斯写作《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时，即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时期，情况就是如此，当时许多企业的生产量要远低于正常的生产能力，而且有 1/4 的美国工人失业。
一般均衡理论的标志性人物是法国经济学家里昂·瓦尔拉斯（Léon Walras，1834—1910），19 世纪创立的这一经济学分支实际上就来自他的复杂联立方程式。早在 18 世纪，另一个法国人弗朗索瓦·魁奈将各种经济活动用线连接起来，组成复杂的交叉表，摸索出有关一般均衡的一些观点。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同样列出了许多方程式来表明市场经济的某些部分是如何影响经济中的诸多其他部分的。换句话说，如同大多数发现者一样，瓦尔拉斯也有前辈，但他仍然是这一领域的标志性人物。
在写作这本巨著时，凯恩斯在给萧伯纳的一封信中提到：“我相信，我正在写作的这本经济学理论著作将会大大改变这个世界看待经济问题的方式，虽然可能不会立刻实现，但是十年后必将成真。”这两个预测被证明都是准确的。然而，美国当时的罗斯福新政是基于临时的决策，而不是像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那样系统的理论。但是，在经济学领域，凯恩斯的理论不仅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而且被广泛认为是正统经济学。
例如，当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为了降低通货膨胀的危险而提高贷款利率时，可能会导致房价下跌、储蓄增加，以及汽车销量下降，并对整个经济的各个方面产生诸多其他影响。在现实中，追踪所有这些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在理论上分析这些影响也非常具有挑战性，从事这些分析工作的一些经济学家还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对这些复杂且相互依赖的关系的分析——不论是对微观经济，还是宏观经济——被称为“一般均衡”理论。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中认为，“这种相互依赖无处不在”，是经济生活的“基本事实”。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不仅为总产出和就业的变化给出了经济学解释，而且也为政府实施干预恢复萧条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其等待市场通过自身力量调整并恢复充分就业，凯恩斯主义认为政府支出可以用更小的副作用、更快的速度取得相同的效果。尽管凯恩斯及其追随者认识到政府支出会引发通货膨胀风险，尤其是当“充分就业”变成政府政策时，但是他们认为，这个风险是可接受且可控的，因为在大萧条期间，失业规模产生了变化。
在经济学中，均衡概念不仅能够用来分析特定企业、行业或劳动力市场，还能用来分析整个经济。也就是说，不仅有均衡价格或均衡工资，也存在均衡的国民收入和国际贸易。分析特定市场的均衡和非均衡状态的研究被称为“微观经济学”；分析通货膨胀、失业或总收入波动等整个经济的变化的研究被称为“宏观经济学”。然而，这种简单的划分忽略了经济中的所有因素都是相互影响的这一事实。讽刺的是，两位曾在非市场经济体制的苏联生活过的经济学家，看出了市场经济的重要性，他们指出：“世界上所有物品的价格都相互关联，因此某一因素的微小变动，都会影响到其他无数的因素。”
1946 年凯恩斯去世之后，后续的实证研究表明，政策制定者实际上可以在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做出选择，即“菲利普斯曲线”——为了纪念提出该理论的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家 A．W．菲利普斯（A.W. Phillips）而以其姓名命名。
类似地，医学院的学生多少都会学习健康的均衡状态下，身体各个部分的理想运行方式，但是身体各个部分并不总是在健康的均衡状态下良好运行，因为如果真是这样，就没有必要开办医学院了。换句话说，学习均衡的关键是，通过某种方式理解事物不均衡时会发生什么情况。
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许多不了解经济学的人认为均衡状态不切合实际，因为它们看起来不同于观察到的现实世界情况。但是，这都不足为奇，因为不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其他领域，现实世界很少处于均衡状态。例如，虽然“水往低处流”，但并不意味着大西洋的水面就如同玻璃一样平滑。波浪和潮汐是海水达到水平的方式，瀑布也是一样，而一切总在运动中。均衡理论允许人们分析现实世界中处于非均衡状态的事物将会怎样运动。
菲利普斯曲线可能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鼎盛时期的标志。然而，芝加哥学派开始从理论和实证研究两方面，逐步瓦解一般凯恩斯理论，尤其是菲利普斯曲线。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发现，市场一般要比凯恩斯主义者认为的更理性也更敏感，而政府在这两方面都更欠缺，至少从提高国家利益的意义上是如此，从抬高政治家权位的方面来看则不然。此时，经济学已变得非常专业化和数学化，以至于大多数人，甚至大多数经济学领域之外的学者，也难以理解杰出经济学学者的著作。人们所能看到的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正统地位逐渐受到侵蚀，尤其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通货膨胀和失业同时升高，削弱了菲利普斯曲线提出的概念，即政府可以在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权衡取舍。
图表和方程式被越来越多地运用于经济学中，使得经济学家能够更容易地阐释短缺和过剩如何影响价格波动这类情形；也有助于分析价格既不上升也不下降的状态，即所谓的“均衡”状态。此外，“均衡”概念也适用于价格之外的许多事物。例如，在一些特定企业，或整个行业、国民经济、国际贸易都可能实现均衡。
1976 年，芝加哥大学的米尔顿·弗里德曼教授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标志着非凯恩斯主义和反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如芝加哥学派的成员，不断获得更多的关注。20 世纪的最后 1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大都颁发给了芝加哥学派的成员，不论他们是在芝加哥大学，还是在其他机构。然而，凯恩斯主义者的贡献并没有消失，因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许多观点见解如今已经成为所有学派经济学家进行思想交流的一部分。1965 年 12 月 31 日发行的《时代》（Time）杂志在封面上刊登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照片，这也是《时代》杂志第一次刊登已故之人的照片。杂志还随刊做了一篇报道：
均衡理论
《时代》杂志引用米尔顿·弗里德曼这位杰出非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的话：“如今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弗里德曼实际想说的是：“如今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那就没有凯恩斯主义者了。”这意味着，虽然每个人都吸收了凯恩斯的一些重要知识，但现在没有人完全相信这些了。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能够将新的边际效用概念与古典经济学理论进行调和并不是多么令人惊奇的事情。马歇尔在数学上训练有素，通过阅读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一次接触了经济学。1876 年，他称穆勒的著作为“大部分活着的英国经济学家都接受过这本书的指导”。在此之前，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还学习过哲学，并曾批评社会中的经济不平等现象，后来有人告诉他，在做这些判断之前，需要先了解经济学。学习完经济学后，他用一种新的视角审视周围环境，他保持着对穷人的关注，这促使他决定改变职业，成为一名经济学家。后来他指出，社会改革者需要的是“冷静的头脑”和“火热的内心”。在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决定要寻求何种职业时，他说道：“我越来越迫切地想要学习经济学，并希望用它来改善人类的福利水平。”
虽然经济学的历史很容易被当作提升和发展经济分析的数量及质量的一系列伟大思想家的历史，但是这些先驱者也鲜有创造出完美分析的。在许多领域中，先驱们的观点总是存在隔阂、模糊、错误及缺点，在经济学中也是如此。澄清、修整以及更加严谨地将这些伟人们所创造的知识系统化，需要众多其他人的大量工作，他们没有这些伟人的天赋，但是能在单个事物上看得比这些伟大的先驱更清楚。
换句话来说，价格是由供给（取决于生产成本）以及需求（取决于边际效用）共同决定的。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以不同的方式，协调了古典经济理论与后来的边际理论，形成了广为人知的新古典经济学。直到 20 世纪前半叶，他的《经济学原理》一直都是权威教科书，在他有生之年再版了 8 次。⑤
例如，大卫·李嘉图在经济学史上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标志性人物，相比之下，与他同时代的塞缪尔·贝利（Samuel Bailey）却名不见经传，但是塞缪尔·贝利在分析李嘉图经济学时，在许多方面比大卫·李嘉图本人表述得还要清楚。同样，20 世纪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发展之初只有概念和定义，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著作里并没有图表和方程式，其他杰出的经济学家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扩展成专业的学术著作，用凯恩斯本人都没有用过，也想象不到的方式在教科书里展示给学生。
我们讨论价值是由效用决定还是由生产成本决定，和讨论一块纸是由剪刀的上边裁还是由剪刀的下边裁是同样合理的。
经济学的作用
虽然卡尔·门格尔和 W．斯坦利·杰文斯是经济学边际效用学派的创始人，是将边际概念一般化的先驱，但是将围绕这些新观念的各类经济学问题系统化并赋予它们基本形式，使它们得以用这种形式流传至今日的，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 1890 年出版的不朽名著《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杰文斯尤其致力于反驳价值一般取决于劳动或产品成本这种观点，他坚持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效用。然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指出：
有关经济学历史的分析往往会涉及以下几个问题：（1）经济学是科学还是一组观点和思想偏见？（2）经济学思想是否反映了周围的环境和活动，它能随着环境和活动而改变吗？
这一过程被形象地称为“边际革命”，标志着古典经济学家在方法和观念上的双重突破。边际革命推进了数学在经济学中的运用，例如用曲线以及微分来分析成本的变化率。然而，数学在理解新兴的效用价值理论时并不是必需的，卡尔·门格尔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中就不曾使用一个图标或方程式。
科学分析
奥地利的卡尔·门格尔在 1871 年的著作《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中论述了边际效用理论，与此同时，英国的 W．斯坦利·杰文斯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理论》（The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也做了相同的分析，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并且，杰文斯还知道如何用图表和微分将增量效用的概念简单地表示出来，使得他的论点比门格尔的纯粹文字表述更加直观清晰，逻辑上也更严谨。这也为将增量或边际概念扩展到其他经济学分支，如生产理论或国际贸易理论，创造了条件，运用图表和方程式能够更加简洁而清楚地表达如规模经济或比较竞争等概念。
毫无疑问，经济学家作为个体，与数学家、物理学家等个体一样，有他们各自的喜好和偏见。但是，人们并不认为数学和物理仅仅是主观看法，或是有失偏颇的观念，这是因为这些学科都有广为接受的程序来检验和证明观点。正是由于个体科学家很可能抱有偏见，因此科学家们普遍都在寻求创建并达成一些无偏的科学方法和程序，用来制止或揭示个人偏见。
回到亚当·斯密关于水和钻石的例子，获得额外一加仑水的增量或边际效用，与额外一克拉钻石的边际效用之间的相对关系才是最重要的。由于大多数人已经拥有足够的水，所以额外的一克拉钻石的边际效用将更大，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克拉钻石的售价比一加仑水的价格高。这一理论结束了英国的生产成本价值理论与欧洲大陆的效用理论之间的分歧，因为两方经济学家，以及世界上其他地区的经济学家都接受了边际效用价值理论。
在经济学中，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偏爱政府干预，而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偏爱依靠市场，这些偏爱很可能影响他们对菲利普斯曲线等理论的分析和数据整理的最初反应。但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和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在他们的专业著作中，使用的是同一套分析和实证程序，这一事实让他们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获得更多的数据，得到共同的结论，从而削弱菲利普斯曲线。
卡尔·门格尔指出，维持生命必需的一定量的食物，对于每个人都有重大价值。除了为避免饿死而需要的一定量食物外，保持健康所必需的一些额外食物也是有价值的，虽然这一价值不如为避免死亡所必需的那些食物价值高，纯粹为了享受而享用的食物也具有一些价值。但是，最终“对食物的需要会被完全满足，再多摄入哪怕一口食物，也无益于维持生命，或保持健康，同样也不会给消费者带来快乐”。总之，对门格尔和杰文斯来说，重要的是增量效用，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后来称之为消费额外的一单位物品带来的“边际”效用。
科学充满了争论，但是促使某一领域成为科学的，并不是对特定问题无意识的一致同意，而是在有足够数据时，被普遍接受并用于解决某一问题分歧的一组程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一开始并没有被大多数物理学家接受，而爱因斯坦也并不想在没有实证测试的情况下，让人接受这一理论。一次日食期间光线的运动，给他的理论提供了检验机会，意想不到的结果让其他科学家终于相信，爱因斯坦是对的。杰出的科学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认为，相互矛盾的理论不能在科学领域无限期共存，这一点将科学与其他领域区分开，当能够获得足够的数据时，某一种观点肯定会胜出，而其他的观点则会消失。
首先，门格尔和杰文斯认为效用完全是主观的。也就是说，让第三方观察者判断某个物品比其他物品有用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每个消费者的需求都是基于这个特定的消费者认为哪个更有用——而消费者的需求影响价格。更重要的是，即使是同一个消费者，根据消费者已经拥有的商品和服务数量的不同，效用也在不断变化。
因此，燃素理论让位于氧气燃烧理论，托勒密天文学理论被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所取代。然而，意识形态的历史与科学的历史截然不同。相互冲突的意识形态可以共存几个世纪，人们看不到甚至想象不出这些分歧的解决办法。⑧
亚当·斯密所比较的，是水的总效用和钻石的总效用。换句话说，他提出的问题是：对我们来说，没有水和没有钻石，哪种情况更糟糕。从这个意义上，水的总效用明显要比钻石的总效用大得多，因为水关乎生死存亡。但是门格尔和杰文斯却以一种新的方式看待这一问题，并且这种方式也可以应用于价格理论之外的其他经济学分析之中。
科学家共享的不仅是对各种结果的认同，更重要的是谨慎严格地定义所使用，并在此术语基础上认同检验和验证结论的方法。在讨论流行的经济政策时，人们一般会使用“工资”这类松散的术语来表示完全不同的东西，诸如单位时间的工资水平、工人的总收入和每单位产出的劳动成本等，这都表明了在经济学中，定义是极其重要的。⑨正如第 21 章提到的，富裕国家的工资比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人工资高，但是单位产出的劳动成本更低。
虽然从亚当·斯密时代开始，英国就盛行生产成本价值理论，但是在欧洲大陆盛行的却是完全不同的理论，价值由商品对消费者的效用决定，而效用决定了消费者的需求。然而，亚当·斯密对这一理论驳斥道，水明显比钻石有用，没有水人就无法存活，许多人没有钻石仍然能够活下去，然而钻石的售价却比水高得多。19 世纪 70 年代，奥地利的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和英国的 W．斯坦利·杰文斯（W. Stanley Jevons）提出了一个新观念，他们都认为价格基于商品对消费者的效用。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完善并清晰地界定了争论所用的术语，将这一新概念引入一般经济学中。
不论是科学还是经济学，用数学形式表述观点，比用大段文字表述更加简洁，其中的复杂关系也更容易理解，也使得观点的内涵更加清晰，缺陷更难隐藏。例如，1931 年，芝加哥大学的雅各布·维纳（Jacob Viner）教授为一篇经济学学术论文做准备时——这篇论文具有重大的意义，并且在之后的几十年中不断重印——委托一名绘图员绘制他想要的某个复杂的成本曲线。绘图员回复说，这组曲线中有一条曲线不可能按照雅各布·维纳设定的这些特征绘制出来，而雅各布·维纳教授原本想要用它来阐明文章中的分析。
在决定最终产出的价格时，古典经济学将劳动和其他投入的数量当成关键因素。卡尔·马克思沿着这一思路走向逻辑的极端，提出了劳动剥削理论：劳动被看作财富的最终源泉，因此也是资本家和地主这样的非工人阶级获得收入和财富的最终来源。
后来，雅各布·维纳教授意识到，他的要求“在技术上不可能的，在经济上也不合适”，因为在他的分析中，有一些假设与他的其他假设不相容。用数学表达这一观点时，缺陷十分明显，而在不精确的文字表述中，互不相容的假定则能够长期共存。
经济分析的发展在 19 世纪出现了一道分水岭，经济学家普遍接受了基于消费者需求，而不是仅仅基于生产者成本的价格理论。这不仅是价格理论的革命，更是将新概念和新的分析方法引入经济学其他分支的革命。
对谨慎定义的术语进行系统分析，以及用经验证据来对理论进行系统检测，在任何学科的科学研究中都是必要的组成部分。无疑，经济学自产生以来，在几个世纪中朝着科学的方向已经取得了不断的进步。然而，经济学也只是在拥有一些科学程序的意义上来说是一门科学。它还无法进行受控试验，经济学理论往往也缺乏科学所具备的精确性和可重复性。另一方面，在一些被公认为具有科学基础的领域里，也有一些学科无法进行受控试验，天文学就是一个例子，另一个例子是气象学。此外，这些领域之间的精确程度也各不相同。
“边际”革命
例如，在天文学领域，几个世纪后的日食都能够被准确预测，甚至连发生的时间也能精确预测到秒；而气象学甚至无法准确地预测一周后的天气。
1890 年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的《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出版以来，经济学的表达方式越来越专业，教学上越来越倾向于使用图表和方程式，虽然纯粹的文字表述在今天仍没有完全消失。20 世纪后半叶，在经济学中运用数学分析才开始在优秀的学术期刊和学术著作里取代纯粹的文字分析。虽然以数学为主的经济分析最早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 30 年代的奥古斯丁·古诺，但是古诺的作品并未对他那个时代的主流经济学家产生影响，因此后人重新发现了他的许多观点，而在此之前奥古斯丁·古诺就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虽然没有人质疑天气预测中使用的物理学原理的科学性，但是各类因素的众多组合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会如何相互作用具有不确定性，使得预报（forecast）具体某一天的天气相当困难，比预测（predict）所有因素汇集在一起时会如何相互作用更难。
除了托马斯·R．马尔萨斯，19 世纪上半叶英国大多数杰出经济学家的大部分收入并不是来源于教授经济学知识，或是撰写经济学方面的书。那时的经济学是一个专业，但还不是职业。这个专业同样还不足以拥有自己的专业刊物。19 世纪上半叶，有关经济学的大多数分析文章都刊载在那个时代的学术期刊上，如英国的《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评论季刊》（Quarterly Review）或《威斯敏斯特评论》（Westminster Review），法国的《百科评论》（Revue Encyclopédique）或《法律和政治经济学杂志》（Annales de Législation et d’Économie Politique）。第一份经济学专业学术期刊是 1886 年首次在哈佛大学出版的《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 世纪，许多国家都创办了专业的经济学杂志，为这些杂志写文章的人，大多数都是学术经济学家，于是，英国人、奥地利人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也加入美国人之列，共同成为这一领域的领导者。1871 年，哈佛大学任命了美国首位经济学教授，四年之后，这所大学还授予了美国第一个经济学博士学位。
如果气象学家提前知道从墨西哥湾向上移动一股暖湿气流遭遇从加拿大下来的一股干冷气流的时间，那么他就能够预测美国圣路易斯将有一定程度的降雨或降雪，因为这只是将物理学原理应用到特定的环境中。不确定的并不是这些原理，而是决定某时某地应该应用哪个原理的全部变量。
经济学经过了几个世纪才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从亚里士多德到大卫·休谟的众多哲学家都留下了有关经济问题的著作，托马斯·阿奎那这样的神学家，以及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这样的贵族成员，也都对此有过著述。但是，即使一些作家开始专门研究经济学，他们也并没有立刻以经济学家作为职业。亚当·斯密是一位哲学教授，因《道德情操论》（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而声名鹊起，直到 20 年后，才完成了令他名垂青史的《国富论》。当大卫·李嘉图著书立说，成为当时主要的经济学家时，他是一位独立且富有的退休股票经纪人。托马斯·R.马尔萨斯在 1805 年被委任为历史和政治经济学教授，是英国乃至全世界首位学术经济学家。当时，世界上杰出的经济学家大部分都在英国，并且一直到 19 世纪末都是如此。
从科学上我们可以知道，干冷空气与暖湿空气相遇将不会有明媚的好天气。我们不知道的是，这些特定的气流会同时经过，还是按顺序经过，抑或根本不经过圣路易斯。需要针对它们是否会以当前的速度和方向继续向前移动来计算统计概率。
现在，我们看到经济学是与学术部门、学术期刊和美国经济学会这类专业组织联系在一起的一门专业。但是，从历史角度来衡量，这些都是很晚才发展起来的。
从本质上看，经济学非常类似于气象学。有历史记载以来，还未出现过政府在一年内将货币供给增加 10 倍，价格却不上涨的情况；也不会有谁会设想发生这样的事情。价格管制将导致短缺、黑市以及产品质量下降、附加服务减少，不论是戴克里先统治下的罗马帝国、法国革命时期的巴黎，还是如今处于管制下的纽约住房市场，都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不论实施价格管制的对象是住房、食品，还是医疗服务领域，并没有根本的区别。
现代经济学
经济学家间的争论常常成为新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学领域没有公认的准则，就如同科学家之间的争论并不意味着化学或物理学没有公认的准则一样。在两种情况下，这些争论很少是关于预测既定环境下可能会发生什么，而是预测在一个有大量因素可以任意排列组合，以至于无法完全预测将会发生什么结果的环境中实际将会发生的概率。总之，这些争论的分歧往往不是针对所在领域的基本原理，而是纠结于所有这些趋势和条件将怎样结合，以及在特定环境下，应该应用哪个原理，或是哪个原理在这个环境中起支配作用。
正如思想史上经常发生的，一个最初非常简单的概念，由于倡导者在许多方向上的扩展和反对者的众多争议，含义变得扭曲含混——即使两方的经济学家（包括 19 世纪初几乎所有的杰出经济学家）都是认真而博学的思想家，而且相互之间只讨论过往情况。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部分在于，经济学尚未得到足够发展，他们所谈论的术语（如“需求”）还不具有所有人一致同意的严格定义。④不论后来的学生认为严格定义的过程是多么单调乏味，经济学的历史（以及其他领域的历史）痛苦而清晰地表明，在试图讨论实质性问题时，若讨论的各方没有清晰明确的术语来代表相同的含义，将会带来混乱的结果。
假设和分析
萨伊自己曾经问道：“若非如此，如今在法国买卖的商品，怎么可能是在查尔斯五世的无道统治时期的五六倍呢？”甚至在此之前，一位重农主义者就曾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即总需求“没有已知的上限”。当然，这并没有排除如下可能性，即在特定时期，消费者或投资者可能选择不去行使他们能力范围内的总需求。萨伊定律排除了反复流行的恐慌观念：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产出的快速增长将变得过于巨大，人们将没有能力购买所有的产出。
针对经济学有许多反对意见，有人说经济学“过于简化”，还有人说它提出了过多的利己和功利的理性假设，也有人说经济学分析和预测背后的假设，并不是对现实世界的真实描述。
从本质上说，萨伊定律回答了人们一直以来的一种普遍忧虑，即经济体不断增加的产出会超过人们的购买能力，从而导致商品滞销和工人失业。在让·巴蒂斯特·萨伊以前的时代，人们就表达了这种忧虑，在萨伊之后的时代，这种忧虑仍然存在。正如我们在第 16 章中提到的，20 世纪 60 年代的一位畅销作家曾提出警告，“生活中的基本物资、福利设施和装饰品有可能过剩，并带来危险”，甚至成为“一个重大的国家问题”。从最基本的意义上来说，萨伊定律指出，生产输出以及生产中获得的用于购买这些产品输出的实际收入，在整个过程中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因此，不论一个国家的产出是大是小，生产带来的收入都足以购买这些产出。萨伊定律常常被表述成如下命题：“供给创造其自身的需求。”换句话说，一个经济体能生产并购买多少产出，并没有内在限制。
经济学“过于简化”的问题部分已经在第 4 章中予以解答。“过于简化”一词所暗含的意思是，某些解释不仅简单，而且过于简单。这其中存在着另一个问题：什么是太简单？如果实际情况正如这些解释的预测，很明显从它们的目的来看，这些解释并没有过于简单——尤其是如果事实并没有更复杂，或听起来更合理的解释没有准确预期事实。总之，某个特定解释是否过于简单是一个实证问题，不论一种解释表面上看起来如何合理、复杂或细致，我们都不能对它进行提前判断，只能在有确凿的证据检验预测结果之后，才能给出判断。⑩
萨伊定律是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之一，在 19 世纪初就曾受到激烈争论，而后在 1936 年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重新点燃。这一理论以法国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的名字命名，虽然其他经济学家对这一理论的发展也做出了贡献。刚开始，萨伊定律是一个相当简单的原理，但是经过它的提倡者和批评者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种种争论，萨伊定律的推理和扩展不断变得复杂。
有人试图通过表面的合理性判断一个理论的有效性，而不是看理论在实际测试中的表现。与此相关的一个批评是，经济学分析描述的人们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与大多数人的并不相同。但是经济学最终要符合系统结果，而不是个人意图或个人行为。
萨伊定律
处于意识形态两端的经济学家都理解这一点。卡尔·马克思曾说过，当技术进步降低生产成本时，资本家会降低产品价格，这并不是由于他们希望这样做，而是由于市场竞争迫使他们这样做。亚当·斯密也同样提到，竞争性市场经济的好处是“不存在”资本家的意愿。正如第 4 章提到的，卡尔·马克思的战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也曾说过：“每个人的意志都受到其他人的阻碍，最后将出现谁都不希望的结果。”经济学努力预测的正是最终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而且成功与否取决于最终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学分析一开始看起来多么有道理。
大卫·李嘉图在和他的朋友托马斯·马尔萨斯的一封信件中，讨论了当时的经济问题，李嘉图在 1814 年写道：“我有时怀疑我们对需求一词所指的意思并不相同。”他是对的，他们确实有不同的理解。③直到两人相继去世，又过了数十年，这个词才得到澄清并准确界定，与如今经济学家理解的相同。事后看来，这可能只是逻辑上的一小步，却是一个反复摸索的耗时过程，而创造并完善概念定义、清晰无误地表达思想观点，使人们能够用反对者赞同的方式探讨实质性的问题，这样做至少可以确定他们是在实质内容上有不同意见，而不至于陷入语义上的混淆。
偏见和分析
经济学原理并不是现成的，也不是在灵光一闪间迸发。相反，需要连续几代渊博而勤奋的思想家，摸索出对真实世界的经济活动的理解，逐步掌握对此进行系统研究的学术概念。如今初学者在一个星期内就能学会的供求分析，始于 19 世纪初的思想家——如大卫·李嘉图、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和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等的争论，并且花了至少一个世纪的时间才得以形成。
长久以来，个人偏见是经济学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对经济学科学地位的质疑。约瑟夫·A．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一书对经济学理解的广度和深度至今仍无与伦比，他在书中研究了个人偏见对经济分析产生的影响这一备受争议的问题。他发现，从亚当·斯密到卡尔·马克思，经济学家普遍都有意识形态偏见，但他也总结道，这些偏见对经济学家的分析性著作产生的影响非常小，他们的著作有别于具有意识形态的评论和宣传。
我们今天所说的“经济学”，在 19 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内曾被称作“政治经济学”。当古典经济学家提到“政治经济学”时，他们指的是整个国家（政府体制）的经济学，区别于家庭的经济学，或现在被称为“家庭经济学”的学科。“政治经济学”一词并不意味着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合并，后来有些人曾使用这个词来表达这种意思。
熊彼特还在一篇发表在学术杂志上的文章中，特别谈到了亚当·斯密：“在亚当·斯密的例子中，有趣的并不是不存在意识形态的偏见，而是意识形态偏见的无害化。”
作为国会议员，大卫·李嘉图没有违背内心的信念。虽然他自己是一名地主，他还是一再投票反对维护富有地主利益的提案，他还曾投票支持会让自己失去国会席位的选举改革。②
在熊彼特看来，亚当·斯密针对商人难以释怀的负面印象就是意识形态偏见，它源于亚当·斯密“不属于商人阶级”的家庭背景，以及他致力于对“相同背景知识分子”著作的研究。但是，就他所从事的“良好的事实性与分析性教学”而言，“所有这些意识形态，不论多么强烈，都没有给他的科学成就带来多大损害”。同样地，马克思眼中的理想社会进程，在他学习经济学之前就已经形成。但是，“随着他的研究日臻成熟，马克思不仅增加了很多中立的科学研究，还增加了一些反对的观点”，即使马克思继续使用“辱骂性的措辞也不会减弱他论点中的科学元素”。讽刺的是，马克思对商人的看法与亚当·斯密并不完全相悖。⑪
我希望自己永远保持诚实，遵从自己的信念，而不去讨好大人物和掌权者。
依据熊彼特的观点，“科学本身并不是要我们放弃自己的价值判断，或放弃提倡某些利益的主张”。他更直白地说，“提倡并不意味着撒谎”，虽然有时候意识形态会“升华”成“不受别人观点”影响的“信条”。但是，科学领域的标志之一是“程序规则”，据此可以通过分析来“消除意识形态方面的错误”。此外，明白自己要“构想、捍卫和批判的东西”能够推动实际工作和分析工作，即使这个过程有时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干扰。因此“尽管由于自身的意识形态，我们进展缓慢，但是若没有它们，我们也许就不会取得任何进步” 。
然而，大卫·李嘉图不仅仅只是一部推理机器。他的个人行为和私人信件都展示出他想要成为一个有良好道德品质并关心社会的人。当他成为国会议员后，李嘉图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
事件和思想
这并不是说大卫·李嘉图不关心社会议题或道德问题。他的一些分析深受拿破仑战争后英国面临的经济问题的启发，但是他推导出的原理并不局限于这些问题或是当时的时代，如同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并不局限于掉落的苹果一样。《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所涉及的并不仅仅是当时的政策问题。利用更严格的名词定义和更严密的逻辑推断，大卫·李嘉图给经济学带来的是专注于细分领域的系统分析。
经济学影响事件吗？事件影响经济学吗？简短来说，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但是唯一有意义的问题是：在多大程度上，并以哪种方式影响？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对第一个问题是这样回答的：
在亚当·斯密的追随者中，最有成就的要属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他是 19 世纪早期的一名杰出经济学家，发展了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理论，并取得了诸多其他成就。除了对经济分析有巨大贡献外，大卫·李嘉图还创造了一种阐释经济学的新方法和新风格。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充满了社会评论和哲学性探讨，全书结尾还提出了强烈的建议，即英国不应该努力掌管它在美洲的殖民地，就在这部著作发布的当年，这些殖民地发生了叛乱。与此相对应的是大卫·李嘉图在 1817 年写就的《政治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作为一本经济学经典著作，首开先河致力于分析经久不衰的经济学原理，而没有进行社会、政治和哲学性的评论，它所强调的是原理，而非当前的政策问题。
……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之前的某个学人。我很确信，既得利益之势力，未免被人过分夸大，实在远不如思想之逐渐侵蚀力之大。⑫
大卫·李嘉图
换句话说，经济学家对事件进程的影响，并不是通过直接影响某个时期的掌权者来实现的；而是形成某些普遍的信念和态度，为舆论制造者的思考和政治家的行动提供环境。在这层意思上，被亚当·斯密所创造的经济学理论批判了几个世纪之后，重商主义者仍然影响着当今世界的观点和态度。
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在反对重商主义者的理论中不断发展，后果之一就是弱化了货币在经济中的作用。在古典经济学繁荣的一个世纪中，这一观点贯穿始终。重商主义者过于强调在许多经济中充当货币的黄金，因此古典主义者对重商主义者的反对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古典经济学家将金钱描述成是一块“面纱”，却常常被读者误解，因为它过于模糊，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被掩盖的真实经济活动。杰出的古典经济学家都明白，在既定时期，货币供应量的紧缩会带来生产下降，相应抬高失业率。①但是对其读者来说，他们无法清晰地体会到这一点，而古典经济学家们自身的注意力又很少关注这一方面。
经济学是否由事件塑造，这个问题存在着更大的争议。过去，人们普遍认为思想观念来自周围的环境和事件，经济学思想也不例外。毫无疑问，现实世界中，某些事物引发人们思考经济学思想，正如科学和数学等其他领域中的情况。在古埃及，尼罗河沿岸反复暴发洪水，模糊了田地的界限，于是重新丈量土地的需要激发了三角学的发展。
在历史的不同时期，曾涌现了众多独立的经济学家，他们的著作领先于时代，却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也鲜有追随者，并且他们的身影逐渐隐去，直到被后来的学者重新发现，奉为该领域的先驱。例如，法国数学家奥古斯丁·古诺（Augustin Cournot）在 1838 年就对经济学原理进行了数学分析，但当时数学还没有成为经济学家分析工具的一部分，直到约一个世纪后，经济学家才对这一领域进行专门研究。
除了这种影响。如果有人相信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催生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那么他们也会认为事件带来的影响更加迅速，也更直接。但是，即便大萧条激发了凯恩斯的思维，并促使世界各地的经济学家广泛接受他的思想，在历史上经济学的这种演化方式是否典型？其他领域的思想的历史演进又是如何呢？
虽然《国富论》并不是第一部对经济学进行系统论述的著作，却是世人皆知的古典经济学传统的基石，在亚当·斯密著作问世后的一个世纪中，古典经济学得以构建。并不是所有的早期著作都是重商主义。例如，理查德·坎蒂隆（Richard Cantillon）写于 18 世纪 30 年代的著作，以及费尔迪南多·加利亚尼（Ferdinando Galiani）在 1752 年的著作，都包含了复杂的经济分析，而弗朗索瓦·魁奈（François Quesnay ）在 1758 年出版的《经济表》（Tableau Économique）中所包含的思想，鼓舞了短暂却重要的重农主义经济学学派。但是，正如我们已提到的那样，这些早期的先驱者没有像亚当·斯密那样建立持久的学派，吸引后来的杰出经济学家持续地以他们的著作为基础进行研究。
当牛顿提出万有引力定律，从天上掉下来更多东西了吗，还是这些东西的掉落带来了更多的社会问题？当然，在亚当·斯密写作《国富论》时，并没有更多的自由市场，《国富论》提倡更自由的市场，正是出于斯密对当时流行的各种政府干预所带来恶果的不满。⑬19 世纪，经济学完成了从生产成本决定价格的理论向消费者需求决定价格的理论的重大转变，这并不是因为生产成本或消费者需求产生了变化所致，而是来自一种不可预测的新的理性洞见，用来解决当时经济理论的模糊不清、前后矛盾。至于萧条，在 20 世纪 30 年代之前，已经经历了多次经济萧条，但从来没有产生过一个凯恩斯。
自柏拉图以来，具有重大影响的知识分子，都在讨论智慧的领导者为了社会的利益会实施什么政策。但是，在经济领域，亚当·斯密宣称政府一直将“很多不必要的精力”放在不必要的事情上，这些事情若没有政府干预，而由个人相互作用、相互协调，将会取得更好的效果。政府干预经济，在重商主义者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看来是一个明智的政治家应该发挥的作用，而亚当·斯密则将它看作“奸猾”政治家的观点和行为，带来的问题远比解决的问题多。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斯蒂格勒指出，现实世界中的重大事件可能并不会引发知识的变迁，他指出：“战争可以毁灭一片大陆，或毁掉一代人，却不可能激发新的理论问题。”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发生了许多次跨越不同大陆的战争，并带来了毁坏和破坏，在这样的残酷现实中，已经不存在需要理智面对的新事物了，即使身处重大灾难。
虽然，如今亚当·斯密往往被认为是“保守”人物，事实上，在他那个时代，他攻击了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和利益团体。此外，关于自动实现自我平衡的系统，即市场经济的观点，首先是由重农主义者提出的，后来成为亚当·斯密创立的古典经济学传统的一部分，代表了一个全新的起点，无论从社会因果关系的角度进行分析，还是从降低政治、学术和其他领域中的精英对公众的指导和控制程度来讲，都是如此。
不论起源于何处，影响力有多大，或受到外部事件的何种影响，经济学终究是一门研究人类处境的一个持久的部分的学问。它的价值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我们理解人类所处的某些条件，包括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的配置。不幸的是，经济学专业中的知识很少被普通市民或投票人所理解掌握，如果大多数人对经济学的理解都达到一个世纪以前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或两个世纪以前大卫·李嘉图对经济学的理解程度，那么人们就不会容忍政客们自作主张去做的一些事情。
亚当·斯密与重商主义者的根本区别在于，亚当·斯密并不将黄金看作财富。《国富论》一书的书名就引出了财富包含什么这一基本问题。亚当·斯密提出，财富由决定人民生活水平的商品和服务构成，而且这里的人民指一国内的所有人。基于经济和道德两个方面原因，亚当·斯密反对帝国主义和奴隶制。他指出，维系帝国主义所需的“大型舰队和庞大军队……所带来的收益，并不足以补偿它们的维护费用”。在《国富论》的结尾，他还呼吁英国放弃帝国主义迷梦。至于奴隶制，亚当·斯密认为，它在经济上是无效率的，在道德上也应当被唾弃，他还轻蔑地反驳了受奴役的非洲人比欧洲人低贱这一观点。
至于经济学家今天的成就，在专业内也存在着非常不同的评价。经济学一直被人称为“沉闷的科学”，这些人不满于经济学家总是揭穿那些看似大有可为的社会理论和政策建议，而且经济学家总是认为它们将事与愿违。然而，凯恩斯的经济理论提出政府干预可发挥积极作用，在此之后，人们感到经济学能够在许多方面做得更多，而不是仅仅给某些问题提供真知灼见，或针对规模过大而欠缜密的政策提出警告。20 世纪 60 年代，有些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认为，他们有能力对经济做出“微调”。这一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是沃尔特·赫勒（Walter Heller），他当时是约翰·F．肯尼迪总统任下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他曾提出：
总之，对重商主义者来讲，首要关切的是财富转移，不论是通过出超、帝国主义，还是奴隶制，但是这只会让一部分人获益，另一部分人则会因此受损。亚当·斯密关心的是财富的创造，这不是一个零和过程。亚当·斯密反对政府为了帮助商人（重商主义这一名称的来源）而干预经济，相反他站在法国经济学家——即重农主义者一边，提倡自由市场，自由放任一词就是他们创造的。亚当·斯密一再斥责那些旨在保护“商家和厂家”特殊利益的立法，他认为这些人的政治活动是为了欺骗并压迫公众。在当时的背景下，自由放任是用来反对政府偏袒商业的一种学说。
经济学在 20 世纪 60 年代已经趋于成熟……联邦政府担负着维持国家经济稳定与增长的首要责任。我们终于能够挣开束缚，使用财政和货币政策积极寻求这些目标了……总统愈发依赖经济学家，随之而来的是政界及民众都普遍相信现代经济学将不负众望。
詹姆斯·斯图亚特的数卷本重商主义著作问世不到十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发行，并给重商主义者的理论及世界观带来了沉重打击。亚当·斯密设想，国家是生活在一国中的所有人。这样一来，就不能通过压低工资以增加出口的方式使国家变得富裕。亚当·斯密指出：“如果一个社会中的大部分成员贫穷又悲惨，这个社会就谈不上繁荣幸福。”他也不赞成将经济活动看作一个零和过程，即一个国家所失，就是另一个国家所得。在他看来，通过让各个国家的人变得更富裕，所有国家都可以同时向前发展，尽管军事力量（重商主义者的主要关注点）必然是相对的，并且是零和竞争。
20 世纪 70 年代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同时攀升的情况却给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狠狠一击，也给政府能够微调经济的想法带来了严重的打击。针对沃尔特·赫勒的上述说法，米尔顿·弗里德曼表达了截然相反的观点：
亚当·斯密
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人们已经开始期待政策产生它们并不能产生的结果……近年来，我们经济学家给整个社会，特别是经济学专业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因为我们做出了能力范围之外的承诺。我们由此怂恿政治家做出不切实际的许诺，给大众灌输了不切实际的期望，并由于现实结果达不到经济学家的承诺而引发广泛的不满。
古典经济学
① 关于此点，详见本人On Classical Economics一书的第 34 至 42 页。
重商主义者根本不关心人民大众的平均生活水平。因此，他们主张通过加强政府管制来压低工资，以降低出口成本，从而使出口超过进口，这样就会带来黄金。基于同样的原因，一些重商主义者接受了帝国主义甚至是奴隶制。对于他们来讲，“国家”并不意味着一国的所有人口。所以，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在 1767 年写道，奴隶制“可以无偿支撑整个国家”。虽然奴隶也是人口的一部分，但他们却并不被认为是国家的一部分。
② 但是，不论他在行动中体现了多少道德准则，大卫·李嘉图“不屑于说那种所费甚少而所得异常之多的甜言蜜语”。见约瑟夫·A．熊彼特著：《经济分析史》（第二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年，第 143 页。
典型的重商主义代表作是 1664 年托马斯·孟（Thomas Mun）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书中宣称，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是“每年出售给外国人的物品的价值，要比我们消费的外国物品的价值更高”。反过来，国家一定要尽力在国内生产“现在从外国人那里进口的物品”。重商主义者看重的是以可供统治者使用的财富数量为基础的国家相对实力。
③ 读者要探究对此区别的澄清情况，可进一步阅读本人On Classical Economics一书的第 69 至 71 页。
重商主义者的目的不同于现代经济学家。重商主义者关心的是，增进他们各自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力量。他们的目标并不是用一种能够最大化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的方式配置稀缺资源。他们的目标是获得并保持一个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在总财富和实力上的相对优势，从而在战争爆发时能够取胜，或者通过拥有能够直接用于军事目的的大量财富，来吓退潜在的敌人。囤积黄金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理想方式。
④ 有关这些争论的更深入的讨论，可以参考本人的On Classical Economics第 23～34 页。
先驱们在不可避免的探索中，自然而然地会出现歧义和错误，经济学家也不例外。虽然大部分已在当代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得到纠正，但重商主义者的一些错误仍然存在于民众思想和政治言论中。然而，如果我们理解了他们的目标以及对世界的看法，那么就能体会到重商主义者著作中的连贯性。
⑤ 1958 至 1959 年我在哥伦比亚大学上研究生时，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仍被用作经济学教科书。
经济学最早的思想流派之一，由一群被称为重商主义者的作家组成，繁荣于 16 世纪到 18 世纪。在各式各样的著作中，从流行小册子，到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Sir James Steuart）在 1767 年写成的多卷本专著，重商主义者呼吁政府应该制定政策让国家的出口大于进口，通过黄金的净流入来弥补这一差额。他们将黄金等同于财富。重商主义的思想在当下仍然发挥着影响，比如将出超描述成贸易“顺”差，入超描述成贸易“逆”差——尽管如我们在前面章节中看到的，根本不存在其中一种会比另一种更有利的绝对情况，所有一切都取决于周遭环境。
⑥ 本书第 13 章对此进行了讨论。
重商主义者
⑦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 1930 年写道：“这个世界慢慢地认识到，今年我们正生活在现代历史上最大经济灾难的阴影之下。”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著：《劝说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年，第 135 页。
刚开始，经济学著作大多由孤立的个人撰写，随着时间推移，渐渐出现了连贯的思想流派，某一流派的成员在其著述中往往有着共同的假定框架——如以托马斯·阿奎那为杰出代表的中世纪经院哲学，以及重商主义者、古典经济学家、凯恩斯学派、芝加哥学派等。甚至在 19 世纪经济学成为专业之前，学者们就已经相互结合，形成了许多思想流派。
⑧ 这一主题在本人A Conflict of Visions中有深入的探讨。
不论经济学家与中世纪公平、合理的价格理念拉开了多大的距离，它仍然隐含在人们普遍接受的许多现代思想中，比如人们会认为物品的售价或多或少高于其“实际”价值，或个人支付的费用或多或少超出了物品的“实际”价值，并暗含在诸如“哄抬”物价等带有强烈情绪但缺乏经验验证的观点中。
⑨ 正如我们在第 17 章了解到的，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期间，轮流执政的两党政治家试图维持单位时间的高工资水平，以此来保持工人的“购买力”，而工人的购买力实际上取决于工人的总收入。但是，不论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还是非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都明白雇用的工人人数会受到单位时间工资水平的影响，因此更高的工资水平可能意味着就业人数的减少。一些人因此失去收入，这就降低了购买力。在讨论国际贸易时，经常出现的谬误是拥有高“工资”（即单位时间的工资水平）的国家，无法与拥有低“工资”的国家竞争，理由是基于高工资国家有更高生产成本这一假设。
两千多年前，苏格拉底的学生色诺芬（Xenophon）分析了古希腊的经济政策。在中世纪，关于“公平”或“合理”价格的宗教观念，以及对高利贷的禁止，引导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分析了教义和在道德上可被接受的例外情况。例如，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当“以某种方式改进了物品”后，为了补偿风险或已发生的运输成本，卖方可以用比他所支付的成本更高的价格，“合法”地出售该物品。换句话说，许多看似完全在占别人便宜的事情，实际上常常是为了补偿将物品卖给消费者或借钱给借款者的过程中发生的各种成本和风险。
⑩ 经济学家奥利·阿申费尔特（Orley Ashenfelter）说，他既不用品尝葡萄酒，也不用参考葡萄酒鉴赏师的意见，只要针对生产葡萄酒所用的葡萄，通过这些葡萄生长季节天气状况的有关数据就可以预测葡萄酒的价格。这一言论着实让那些葡萄酒鉴赏师大吃了一惊。而结果表明，按他的方法预测的价格，要比葡萄酒鉴赏师的预测更准确。
数千年来，人们一直在讨论与经济有关的问题，有些人还不断地为此著书立说，因此我们不可能确定经济学研究作为一个独立领域究竟始于何时。现代经济学通常被认为开始于 1776 年，那一年亚当·斯密完成了他的经典著作《国富论》，但是至少在此之前的一个世纪，就已经存在大量研究经济的书籍了，并且存在一个由法国经济学家组成的当代流派，即“重农学派”。亚当·斯密在写作自己的经济学专著之前，曾在法国的旅行中拜访过该学派的一些成员。《国富论》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为持续发展了两代经济学家的一整个经济学派奠定了基础，其中包括大卫·李嘉图（1772—1823）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06—1873）这样的杰出人物，而且亚当·斯密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一直持续到今天。虽然在此之前，许多早期的经济学家都对这一问题写过见解深刻的文章，但是我们并不能宣称他们奠定了现代经济学。
⑪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我绝不用玫瑰色描写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求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和许多其他的左派人士不同，马克思并不认为资本家控制着经济，相反他认为：“自由竞争会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当作外部的强制规律，而对每个资本家发挥作用。”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⑫ 引自凯恩斯著，徐毓枬译：《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年。
我确信，与思想的蚕食能力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被严重高估了。
⑬ 没有人会特意写一本 900 多页的书来表达他对周遭境遇是多么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