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个国家、各个历史时期，已经产生不良后果甚至灾难性后果的诸多经济政策展露了政策制定者的愚蠢——对于民主国家，则表明了投票支持这些政策的人是多么愚蠢。但是情况并非必然如此。虽然理解这些问题需要运用的经济分析不难掌握，但是人们必须先静下来，在经济学框架里思考它们。若是不能停下来透彻思考，那么人们是天才还是白痴就无关紧要了，因为他们的思维质量本身就是个问题。
我们已经见证了这种巨大的代价。俄罗斯尽管拥有欧洲大陆最肥沃的农田，它的人民却在忍饥挨饿；纽约有大量的空屋门窗被钉上木板，而寒冷冬夜里有些人只能露宿街头，虽然这些空屋能够容纳所有露宿街头的人。
除了激励和约束作用之外，我们的另一个中心议题是知识的作用。在自由市场经济中，数十亿美元的大型公司可能对环境变化及其影响的了解和掌握程度都落后于新兴对手，并因此从顶峰跌至谷底，甚至有一些公司一路狂跌至破产消亡。
对于当代人的傲慢，研究历史是一剂强大的解毒剂。我们将羞愧地发现，许多我们看来新颖且可信的假设都很肤浅，它们反复地出现在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地方，并早已被证实是完全错误的，人类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成本。
事实虽然重要，但理解这些事实的含义更重要，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理解经济学达到。例如，伊士曼柯达公司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一直是国际摄影工业的巨头，却被数码相机的崛起击垮，柯达公司的众多产品建立在已经过时的胶片技术之上，而它们的市场受到了数码相机的冲击。然而，柯达公司缺乏的并不是关于数码相机的知识（数码相机正是由柯达公司发明的），而是未能看出这项新技术的含义以及其他公司开发这项技术的潜能，正是这些公司迫使柯达走向破产。这些其他公司不仅包括尼康、佳能等传统的相机制造商，还有摄影工业以外的公司，如索尼和三星，它们也开始涉足数码相机生产。
我们必须要对任何目标保持怀疑：在这个目标的名义下，将会发生哪些具体的事情？某项立法或政策鼓励什么、惩罚什么？它施加的约束又是什么？展望未来，这些激励和约束可能会产生什么后果？回顾过往，类似的激励和约束在历史的其他时空产生过哪些后果？正如杰出的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所言：
重要的并不是摄影行业或其他行业中的某家公司战胜了某个对手，而是知识与洞察力在市场竞争中的决定性作用。公众能够从中获益，是因为企业基于对当时当地的经济现实更准确的理解做出了商业决策，并存活了下来，具有替代用途的稀缺资源在这些企业中也得到了更有效地使用。
区分政策目标和政策激励的重要性，比本书讨论的任何具体问题都要大，甚至实际上要超过整个经济学。构建一个美好的目标，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时期，“颁行法律来减轻人民和帝国的痛苦”赋予了阿道夫·希特勒独裁权力，而希特勒给德国人（以及很多其他人）带来的痛苦却史无前例。
在中央计划经济体中，计划者要设定数百万个价格，并让这些价格对环境的诸多不可预知的变化做出反应，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不断失败一点都不令人惊奇。奇怪的是有人竟相信他们能够成功——因为要成功地安排价格，某个地方的某一群人需要使用并掌握的知识是海量的。
许多通常不被认为具有经济属性的决策，实际上可能会产生严重的经济后果。例如，一些社区可能会限制当地建筑物的高度，却没有考虑带来的经济影响，它将导致房租的大幅上涨。①诸如此类的问题从表面上看与经济学没有交集，但是在理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之后，我们就可以用截然不同的视角来看待它们。
在市场经济中，知识和洞察力具有决定性的优势，即使这些知识和洞察力是由生长于贫困中的人掌握，如詹姆斯·卡什·彭尼或伍尔沃斯。有些经济体依赖于一小部分以出身或意识形态划分的精英的思想，我们能看到为什么市场经济国家往往比它们表现得更加出色。虽然市场经济常常被看作金钱经济，但它更应该被看作知识经济，因为我们常常可以看到，金钱追随着有用的新思想、新技术和新组织方式，即使这些创新是由本来没有钱的人实现的，亨利·福特、托马斯·爱迪生、大卫·帕卡德（David Packard）等，这些人并不是天生的有钱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往往是可获得的，但不论在何种经济制度下，知识和洞察力都是稀少且珍贵的。
经济学原理的重要性，超越了我们大多数人认为的经济学范畴。例如，担心石油、铁矿或其他自然资源枯竭的人，常常认为他们讨论的是地球物质的存量。但是，这些 “已探明储量”的资源数据，更多的是告诉我们勘探的成本以及投资利润率，而不是地球上还剩下多少资源，若你意识到这一点，就会对资源枯竭的假想改观。如果不知道物质资源能够开采提炼的数量和成本，储量有多少并不一定是重要的。
我们不能仅仅把知识设想成是知识分子和学者所关注的那类信息。我们也不能像著名学者、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院长本杰明·乔伊特（Benjamin Jowett）那样，他在一首诗中写道：
如果相较自由市场上由供给和需求决定的价格，面包和黄油的售价保持在更低水平，那么面包和黄油的生产者的利润率最终就会低于香槟和鱼子酱的生产者的利润率，因为人们并不认为后一类产品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它们的生产者仍然能够自由地按“人们能承受的最高价”收费。所有的生产者都在竞争劳动力和其他稀缺资源，较高的利润率使香槟和鱼子酱的生产者，能够获得比原本在没有价格管制的自由市场上可获得的更多的资源，而这都是以面包和黄油的生产者的利益损失为代价。资源从面包和黄油生产者手中转移给了香槟和鱼子酱的生产者，如果我们没有考虑经济政策初始结果以外的情况，就注意不到这些。基于同样的原因，租金管制往往会将用于建设面向中等收入人群的普通住房的资源，转移到建设富人的豪华住宅。
我的名字是本杰明·乔伊特
许多困惑都是源于人们根据政策声称的目标来判断经济政策，而不是它们带来的激励。例如，战时许多本来用于生产民用产品的资源被军队占用，这种情况下人们通常普遍认可要确保让人民大众，尤其是低收入者，能够得到食物等基本物品。但是，价格管制的对象很可能是面包和黄油，而不是香槟和鱼子酱。当我们仅仅考察政策目标和初始结果时，不论这种想法看起来多么正确，随着我们跟踪政策带来的激励，观察到它们引发的影响，情况将完全不同。
所有的知识我都知晓
惰于思考还有一个特例，那就是不考虑政府政策等经济决策的初始结果之外的事情。限制外国钢铁进口到美国，确实可以保护美国钢铁行业的就业，但是会影响到美国其他行业产品的价格和销售量，高价格的美国钢铁造成的失业，比钢铁行业保留的就业岗位还要多。所有这些都不是多么复杂的事情，只要我们静下来思考。当然，比起本章中所举的几个特例以及全书的其他例子，理解它们所阐明的经济学原理更重要。
我是这个学院的院长
还有很多人相信，工会仅仅通过减少一个行业中的投资者能够获得的收入份额，就可以增加工人们在这个行业中的收入份额。但是，这种想法忽视了投资的竞争性，投资会被回报率更高的行业吸引，并从较低回报率的行业撤出，从而改变这些行业中的就业前景。只要一个行业中同时存在工会公司与非工会公司的竞争，比如美国汽车制造业中，常常会看到通用汽车公司大幅削减在职职工人数，而同一时间丰田公司却在增加美国工厂的雇员人数。
我不知道的就不是知识
忽略竞争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发挥中心作用的人，常常也不说明他们的假设前提。中央计划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似乎能够替代不受控的市场中那些混乱且不协调的行为——尤其是在中央计划还没有付诸实践，后果还未明确的时候。
事实上，知识分子还有很多不知道的知识，并且这些知识对经济体系的运作至关重要。我们很容易蔑视那些非常具体、十分平凡的知识及它们的含义，但是它们在经济上往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例如人们会问：“煎个汉堡包需要多少知识？”麦当劳能够在世界各地拥有成千上万家专营店，成为一家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公司，这并不是没有原因，它有那么多的对手为了同一个目标拼命努力却没有成功，而且其中一些对手甚至无法获取足够的收入把企业办下去。研究过这家特许经营连锁店历史②的人都会惊讶于它运用的大量细节性知识、洞察力、组织和技术创新、财务应变能力、全力以赴以及巨大牺牲，这些知识将麦当劳从销售品种有限的普通食品小店，变成了在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功的大型公司。
真正因为愚蠢而无法将事情想清楚的人很少。人们常常懒得去思考问题，于是即使是非常聪明的人，也可能得出站不住脚的结论。如果不用大脑去思考，那么他们的脑力就没有意义。
麦当劳并非独一无二。所有企业，从西尔斯到英特尔、从本田到美洲银行，都是从卑微的起点出发，通过努力拼搏，最终获得财富和保障。在这些例子中，正是多年里构建的知识和洞察力（人力资本），最终吸引了金融资本，从而使理想变成了现实。另一个方面，在缺乏可靠的产权法的国家，金融资金的流动非常困难，底层的人更是缺乏获得所需资金的途径，没有钱来支持他们创业。更重要的是，这些被扼杀的企业家，本可以为国家经济增长做出贡献，而整个社会则失去了本来可以得到的利益。
如果在经济交易中，只有一方受损，另一方才能获益，那么认为通过政府干预来改变交易条款，会对某一方（如房客和雇员）带来净利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经济交易对双方都有利，那么改变交易条款偏袒某一方，往往会减弱另一方参与交易的意愿。在一个正和交易的世界中，不难理解为什么租金管制法会导致住房短缺，最低工资法会增加失业。很少有人会明确地指出经济交易只对一个交易方有利，但是许多谬误之所以一直存在，正是因为人们不愿阐明（即使是向他们自己）被隐藏起来的假设。
成功只是自由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失败同样重要，虽然很少有人愿意谈论失败，更没有人希望经历失败。同样的资源——不论是土地、劳动、钢铁还是石油——可以被不同的企业和不同的行业用于生产不同的产品，要让成功的想法变为现实，唯一方式就是将资源从不成功的用途或已经过时的用途转移出来。经济学并不是关于“双赢”选择的学科，常常涉及痛苦的抉择，要对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进行分配。成功和失败并不是相互孤立的幸运与不幸，而是同一过程不可分割的部分。
存在众多经济谬误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1）将经济看作一组零和交易；（2）忽视竞争在市场中的作用；（3）没有考虑超出某一政策初始结果之外的其他情况。
所有的经济制度，不论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还是其他，本质上都是协调商品与服务生产和分配的方式，不论效率是高还是低，是出于自愿还是非自愿。个人或群体自然地都希望自己在这个过程中的贡献能得到更多的回报，但是他们的抱怨或冲突只是余兴节目，真正的大事件是所有人共同努力，制造赖以生存的产出。不公平的比较与互相残杀的斗争只是社会闹剧，却成为媒体、政治以及部分知识分子的命脉。
其中就包括更谨慎地使用和定义文字，如此一来，人们就不会再因为混淆单位时间的高工资水平与单位产出的高劳动成本，而认同高工资国家无法在国际贸易中与低工资国家竞争这样的表述。类似的迷惑还包括单位收入税率与政府的税收总收入，这些混淆使得任何试图理性探讨税收政策的努力都付诸东流。
通过将合作性的活动——不论是雇主与雇员关系，还是国际贸易或其他合作——描述成零和竞争，拥有权力的人用文字或法律将他们的错误观念强加于人，并引致更糟糕的负和博弈。如今，一个既没有知识又没有金钱的年轻人会发现，几乎不可能通过长时间无薪工作，来得到对未来职业至关重要的知识；但是在过去，很多人都能够这样做，包括伍尔沃斯，他通过这种方式脱贫致富，并成为那个时代的零售业巨头之一。
然而，经济谬论是列举不完的，因为人类丰富的想象力几乎不受限制。当我们还在驳斥旧的谬误时，又有新的谬论被有意无意地构想出来。我们所能的做的只有揭露一些较普遍的错误，并促使人们形成超越情感诉求的怀疑精神和分析方法，因为正是这些情感因素在政治上和媒体中，造成了大量有害甚至危险的经济谬误。
那些持有零和思维的人，将产权仅仅看作富人的特权，而富人削弱、破坏了这种权利，并使第三世界中的穷人无法在现实中得到产权，进而剥夺了这些穷人脱贫致富的机制。然而在不同时期、不同地方，同样贫穷的人正是通过这种机制富裕起来的。
你可能不会再不加批判地接受关于“富人”和“穷人”的语言表述和统计数字。你也不会再疑惑于实施租金管制的地方为什么同时存在住房短缺，或是为什么努力控制食品价格，却往往导致饥饿和饥荒。
不论经济学多么有助于理解诸多问题，它都不可能带来感情上的满足，媒体和政治经常对问题进行更个性化或者戏剧化的描述，但经济学做不到。枯燥的实证问题很少能够像政治运动或道德宣判那样激动人心。但是，如果我们真正关心众人福祉，而不仅是让人兴奋的事物或自身的道德优越感，那么就必须探讨实证问题。这里面最重要的区别可能就是，说得好听和做事实效。对于政治和道德宣讲而言，前者就足矣；但是对于社会大众，特别是穷人，要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说起来动听远远不够。对于那些愿意静下来思考的人，希望本书能为他们提供一些工具，使他们能够从逻辑推论和经验结果上来评估政策和提案。
有时候，整体会大于各部分之和。通过本书，你除了能够了解价格、投资或国际贸易等知识，可能还学会了对媒体、政治家和其他人大量使用的粉饰词汇和模糊用语保持普遍的怀疑。
如果能对实现这一目标有所裨益，那么本书就算成功地完成了使命。
——F．A．哈耶克
① 若是法律禁止建设 10 层的公寓楼，那么同一地块上的 5 层公寓楼，每间公寓平摊的成本就会更高，因为住户人数是前者的一半，土地成本必须通过更高的租金才能收回，而这时的土地成本比在其他地方修建同样建筑耗费的成本更高。
在我们意识到自己所做的许多事情都十分愚蠢之前，我们不会变得更聪明。
② 可参阅约翰·F. 勒夫（John F. Love）所著的McDonald’s: Behind the Arch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