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我辩护道，“你怎么能决定她想要什么哪？毕竟，这是她辛辛苦苦挣来的钱。”
“不对，最好是让一张脸保持自然状态。”他不耐烦地说。
“是啊，所以我才不想让她浪费了它。让她买食物吧。我不想让那些卖面霜给贫穷印度人的跨国公司因此变得更富有。”
“对于一张丑陋的脸来说，面霜起不了任何作用。这些都是富人的奢侈品。”他如此回答道。我抗议说，即使是一名乡下姑娘，她也会涂抹姜黄膏，好让自己看起来更漂亮。
认为第三方观察者能够做出更符合道德的决定，这样的观点认为他们能够定义什么是“属于富人的奢侈品”。然而，恰恰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才使得许多原属于富人的奢侈品，变成包括穷人在内的普通人也能消费得起的普通商品。仅在 20 世纪，汽车、电话、电冰箱、电视机、空调以及个人计算机，都从富人才能拥有的奢侈品，变成美国人和其他市场经济体制中数十亿人都能够获得的普通商品。第一代盒式磁带录像机的价格是每台 30,000 美元，随后由于技术进步、摸索实验以及规模经济，价格下降到大多数美国人都能消费的水平。
我认为削减消费税税率会降低洗发水、护肤霜以及其他化妆品的消费价格，反过来又会增加人们对它们的需求。这样，虽然税率降低了，税收收入却因此增加了。但是这位部长却觉得，印度妇女不需要口红和面霜。我回答道，所有的妇女都希望自己看起来很漂亮。
在过去几个世纪中，即使是橘子、糖和可可这样的东西，在欧洲也还是富人的奢侈品。不仅第三方在界定什么是属于富人的奢侈品时，无法将这些变化考虑进去，而且由于第三方对自由市场的抑制，只会导致这些东西更长久地停留在奢侈品货架上。
这种态度具有全球性。一位印度企业家讲述了他与一名政府部长交流的经历：
市场与贪婪
同样地，与苏格兰政府控制的供水系统相比，英格兰供水系统的私有化降低了水价、提高了饮用水质量、减少了漏水现象，并且提升了符合环境要求的污水处理系统的效率。这些证据可能只具有暗示性，而没有决定性，然而那些赞成政府控制水资源供给的人，则很少会看到这些证据的必要性。对许多人来说，经验性结果并不如根深蒂固的信念和态度一般重要。不论事情紧急与否，许多人都认为，拥有政治权力的人比直接涉及自己利益的私人更可能做出符合道德的决定。
那些谴责贪婪的人，可能会支持非经济价值。但是，有关非经济价值的高谈阔论，常常出于非常自私的意图，即让自己的价值观得到别人的支持，显然这是以牺牲其他人的价值观为代价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就出现在一封写给商业报纸杂志《编辑与出版人》（Editor & Publisher）的信中。这封信是一名新闻专栏作者写的，他批评了“报业要面对年度利润”，而这是由于“一群面无表情的华尔街金融分析师的要求，而我认为他们一点也不懂报纸新闻业的特殊性”。
连接水资源和排水系统的网络增加了，特别是在那些较贫穷的家庭中：市中心大多数富有的家庭早已连接了该网络……1995 年，私有化还没有真正实施时，在没有实行私有化的城市和实行私有化的城市，儿童死亡率下降速度几乎一致。然而，1995 年之后，实行私有化城市的儿童死亡率加速下降……下降主要集中在因传染病和寄生虫病造成的死亡，这些疾病很有可能是因为水质和水源的影响。其他疾病导致的死亡率则并没有下降。
虽然修辞手法非人格化地描述一些交易缔结方（“面无表情的华尔街金融分析师”），但他们都是人，而且都有自己的利益。因此，如果想要那些为报纸运营提供资金的人，愿意继续提供资金，就需要通过各种方式相互妥协。虽然在华尔街工作的人可能每个人都控制着数百万美元，但是这绝不可能全部都是他们自己的个人资金。大部分资金来自百万人的存款或养老金，而且许多人的收入都非常少。
在阿根廷，已经存在由私人经营的供水系统。《经济学人》对这一私有化的结果做了报道：
如果“报纸新闻业的特殊性”——不管如何定义——使得报社或连锁报社的投资回报，很难与其他经济活动相比，那么为什么工人们还要将养老金拿来资助这些企业，接受较低的投资回报呢？相较许多用养老金来为报社提供经营资金的人，编辑和专栏作家的收入要高得多，因此让低收入者资助高收入者是非常奇怪的事，比如老师和工程师资助编辑和记者。
人们常常指责市场阻碍了道德或社会价值。例如，解释为什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斯托克顿市的水资源供给不能委托给私人企业时，《旧金山纪事报》的撰稿人写道：“市场是毫无道德的。”该报引用斯托克顿市市长的话说：“水是维持生命的必需品，绝不能落入市场手中。”然而，日常维持生命的食物都是由私人企业提供的。此外，大多数拯救生命的新药也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研发的，而不是在由政府控制的经济体制中，这种情况在美国尤其明显。
金融分析师作为控制无数人的养老金和其他投资的中介，为什么会背叛将储蓄委托给他们的人，接受比其他经济部门更低的回报率呢？如果好的报纸新闻业——不管怎样定义——带来的却是投资回报很低的连锁报社，那么不管报纸出版的特殊成本是多少，都可以由在报纸中受益的人来承担。比如，读者会支付更高的价格来购买报纸，专栏作家、编辑和记者会接受低薪，广告商会支付更高的广告费用。
市场与价值
为什么机械师、护士、老师等要被迫做出牺牲，用他们的个人储蓄和养老金来购买连锁报社发行的公司股票和债券，为它们提供资金呢？为什么因为某个部门的利益，就剥夺了能支付更高价格的其他经济部门使用这一资金的权利呢？
如果生命不具有无限的价值，那么我们就不能说，“如果能拯救哪怕一个人的生命”，无论设备、法律或政策上的成本是多少都是值得的。如果拯救一个人生命，要牺牲其他的生命，这当然是不正确的。
重点并不是怎样解决报纸行业的财务问题。重点在于，若是从配置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这一角度来看，事情会很不一样。这一基本经济事实被情绪化言论所掩盖，而这些言论忽视了许多人的利益和价值，还把他们归纳成没有同情心的中介，如“麻木不仁”的金融分析师，同时还把利益冲突表达成理想概念，如新闻质量。金融分析师对其所服务消费者的敏感程度，与代表不同消费者利益的其他人的敏感程度应该是相同的。
拯救一个人的生命要付出的成本，会随着拯救生命的方法不同而不同。给第三世界国家的儿童注射针对致命疾病的疫苗平均成本很小，却能拯救许多人的生命，包括每个儿童的寿命都延长了几十年。同时，为一个 80 岁的老人做心脏移植手术费用非常高，而且即使移植手术完全成功，也只能增加很短的寿命，因为一个年逾八旬的人剩余寿命无论如何都不会很长。
市场批评者想要的通常是对某个个人或群体进行特殊分配，不管他们是报业、种族群体还是其他人，而不承认这种分配不可避免地会牺牲其他个人或群体的利益——这些个人或群体要么被随意地忽视掉，要么就被用非人性化的术语归结为“市场”。例如，《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在描述一位中年低收入妇女面临的问题时写道：“如果工厂只是让卡洛琳上白班的话，她的问题就会得到解决。”但是，他继而表达了自己的遗憾：“工资和工作时间是由市场决定的，你不能期望从市场那里得到慷慨大度。”
哈佛法学院的一项研究，使用了不同国家的人为自己的生命设定的各种价值指标，估计出普通美国人给自己的生命设定的价值为 700 万美元，而加拿大人则是 400 万美元，日本人对自己设定的价值约为 1,000 万美元。不论合理性和准确性如何，这个结果表明，事实上人们在行动时并不假设他们自己的生命是无价的，很大程度上，他们将自己的生命价值至少设置成与别人的生命价值相等。
这个例子再一次表明，一个人想要什么，与其他人想要什么，两者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冲突，但是用来描述这种冲突的词句只把等式的一边当作人类。大部分人想要上白班，而不愿意上夜班，但是如果卡洛琳被安排上白班的话，其他人就要被安排去值夜班了。至于“慷慨”，除了要其他人来承受这位妇女的成本，还意味着什么？对于一个不付出任何成本的人来说——这里就是《纽约时报》的记者——却要求其他人来背负这些成本，他的慷慨又是什么？
撇开文字来考察行为，人们的行为并不表明他们认为生命是无价的，即使是对待自己的生命也是如此。例如，当工资足够高，让他们感到能够补偿其中的风险时，人们愿意承担有生命危险的工作，如试飞员或爆破专家。他们甚至会纯粹为了娱乐甘愿冒生命危险，比如高空跳伞、激流泛舟或攀岩。
不论是在私有部门，还是在政府部门，总会有人认为有些价值值得让其他人来支付，但是却不值得自己来掏腰包。没有比讨论政府政策更能用花言巧语来掩盖价值间权衡比较的情形了。想要通过社会活动实现自己的道德事业，为此以税收的形式拿走其他人赚来的钱来为自己筹集资金，这种情况通常被描述为人道主义行为。但是允许其他人具有同样的自由和尊严，使他们也能够用他们自己的收入做出自己的决定，则被认为是“贪婪”。对权力的贪婪所面临的危险，并不比对金钱的贪婪面临的危险少，而且历史上，对权力的贪婪通常引发更多的流血事件。
这里涉及的问题不仅仅是用什么方式拯救生命。还有一个问题是，以多大的代价拯救了多少条生命。可能有人会说，不应该给一个人的生命设定价值限制。但是，不论这些话听起来多么高尚，在真实世界里，没有人愿意花费国家一半的年产出，来让某个人多活 30 秒。然而，宣称生命无价，却可能从逻辑上认同这样的做法。
市场与道德
有很多计算方法可以用来衡量国民收入的上升幅度将挽救多少人的生命。不论正确的数据是多少——假设 X 百万美元可以挽救一个人的生命，那么阻碍国民收入增加 X 百万，在效果上就等同于牺牲了一个人的生命。如果某个安全法、政策或策略要花费 5X 百万美元，不论是直接花费，还是抑制经济增长，“如果它只能挽救一个人的生命”，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它是不值得的，因为它牺牲了另外 5 个人的生命。只要资源具有稀缺性并且有多种用途，我们就无法逃避权衡取舍。
无论是评估市场经济的效果，还是评估政府或其他制度的影响，区分由这些制度催生的结果与这些制度导致的结果，是一项挑战。因为某个制度或过程传达出某种结果，并不意味着它会导致该结果。正如我们在本书第 4 章中提到的，相比其他社区，低收入社区的商店往往价格较高，但是价格高的原因是由于在低收入社区做生意的成本较高，而不是由于这些商店为了提高利润任意涨价。事实上，许多企业和行业都对低收入社区避之不及，因为那里的盈利前景通常都不好。
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都会发生各种自然灾害，例如美国可能是世界上最容易遭受龙卷风灾难的地方了，但是这些自然灾害带来的后果却相差很大。瑞士再保险公司的报告称，2013 年德国、捷克和法国因自然灾害遭受的经济损失最大。但是，同一年，菲律宾和印度因自然灾害丧生的人数最多，它们都是第三世界国家。由于医疗服务以及针对疾病的预防措施（如污水处理厂和污水排放系统）成本高昂，第三世界国家的疾病困扰更严重，其中还包括在富裕国家已经完全绝迹的疾病。结果就是，贫穷国家的国民寿命更短。
同样的原则适用于许多其他情况，无论是在市场经济、计划经济、政府机构还是其他组织。一些医院的死亡率比其他医院高，这恰恰是因为他们拥有最优秀的医生和最先进的医疗技术，能够给疑难重症患者治疗，而其他医院根本无法处理这些病人。一家治疗日常感染或骨折病人的医院，比进行脑外科手术或心脏移植等手术的医院，死亡率更低。更先进的医院死亡率更高，所传达的事实是死亡并不是由医院导致的。
稀缺资源的多种替代用途之一是用另一种方式来拯救人的生命。没有什么事情能比财富增长更能拯救人的生命了。一场大地震使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 12 个人失去了生命，但是若发生在不太富裕的国家，则可能导致几百人丧生，在贫穷国家甚至可能导致几千人死亡。更多的财富使得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建筑物、桥梁和其他设施，能够承受比贫穷国家的类似设施大得多的压力。在加利福尼亚地震中受伤的人，也能够更迅速地被送往医院，这些医院有更多的设备，具有更多更专业的医护人员。这只是财富拯救生命的众多方式之一。
类似地，在市场经济、计划经济或政府机构中发生的一切，不一定是由这些制度造成的。一切都取决于特定场合下的特定情况。这不仅影响了因果关系，而且也影响了道德问题。例如，收入的差异可能是针对某些群体的壁垒所导致的结果，或是由于群体本身的因素导致的，如平均年龄、受教育程度，或该群体区别于另一个群体的其他因素。
针对非经济价值最强有力的论点，也许就在于它们涉及人的生命。许多成本高昂的法律、政策或计策，设计初衷是为了保护公众远离致命危害，这些法律的论点是，“如果能拯救哪怕一个人的生命”，花费多大的成本都是值得的。虽然这种言论在道德和感情上有着强烈的号召力，但是在稀缺资源具有多种用途的世界里，它是经不起推敲的。
大多数人，至少在西方世界是如此，会认为针对某些群体任意设置壁垒，在道德上是错误的，是应该被取消的东西。但是这样的共识在有些情况下并不适用，比如收入差异是由年龄差异引起的——这个因素会在人的一生中拉平，因为在 20 多岁、30 多岁或 40 多岁时，所有人的消费黄金时间是相同的，但是在收集统计数据时，并不是所有人都处于同一年龄段。这种共识不适用的另一情况是，收入差异是由个人的行为选择导致的，例如辍学或吸毒，很多人觉得没有义务补贴这种行为。
拯救生命
总之，道德决定取决于现实的实际情况。然而，拥有不同道德价值观的人，对相同的事实会做出不同的决定。因此，政策性问题往往归结于，是否有人认为他们的道德价值观，应通过政府的强制力强加给持不同道德价值观的其他人。市场经济允许个人根据自己的道德价值观或其他个人因素，自己做出决定，同时市场迫使他们支付决定产生的成本。因此，问题并不在于道德价值是否应该引导市场经济，而是谁的道德价值观（如果有的话）应被强加给他人，或获得其他人的补贴。
政治有时被称为“可能性的艺术”，但是这一短语更适合经济学。政治允许人们投票赞成不可能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政治家通常要比经济学家更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因为经济学家时刻提醒人们没有免费的午餐，除了权衡取舍外，并没有其他的“解决办法”。在人们生活的现实世界中，权衡取舍无法避免，并且人类还要在这样的世界里继续生活好几个世纪。即使我们拒绝做出选择，当我们用完所有本可以用来做重要事情的资源时，环境就会为我们选择，除非我们不嫌麻烦，自己对资源进行权衡取舍。
由于道德感受到个人、团体和国家间巨大的经济不平等的触动，许多人便将这些差异归因于特定群体拥有的“优势”或“特权”。但是，关键是要在成就和特权之间做出区分。这不是简单的语义问题。特权以牺牲他人为代价，但成就增加了他人的利益。
对于那些以这种方式思考——或是做出反应的人来说，经济学充其量也不过是阻碍人们做他们想做的事情的一种令人讨厌的东西。最糟糕的是，经济学被认为是一种过于狭隘的（如果不是道德扭曲的话）看待世界的方式。对经济学的这种谴责是出于这一基本事实，即经济学研究的是如何利用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的问题。如果没有稀缺性限制迫使我们做出不想面对的选择或是权衡，我们可能会活得更开心。在有记载的数千年历史中，没有限制的世界并不存在。
托马斯·爱迪生将电力引入千百万人的生活，促使他完成这项发明的因素很少人能够具备。但是，世界各地数量众多的人，无论是同时代的人，还是数代之后的人，都受益于爱迪生的成就。无论爱迪生取得的成就源自何处，我们都从这些成就中获得了收益，我们还受益于莱特兄弟，以及为人类增添了新维度的其他伟人。
有关非经济价值的高谈阔论，经常可以归结为一些人不想把他们自己的价值观与其他事情进行比较。如果他们正在拯救莫诺湖，或是在保护一些历史建筑，他们就不愿权衡付出的成本——也就是说，最终也不会与同样资源可以用来做的其他事情进行权衡比较。对这样的人来说，拯救莫诺湖或保护历史建筑花费的钱，可以让多少第三世界国家的儿童接种疫苗以对抗致命性疾病，思考这样的事是毫无意义的。按照这种看待世界的方式，我们应该给这些孩子接种疫苗，并且还要拯救莫诺湖及保护历史建筑——同时还要做无数其他的事情。
类似地，研发小儿麻痹症等顽疾，或疟疾等致命疾病的治疗或预防药物的科学家，也使人受益匪浅。甚至，找到了生产产品和服务的更佳方法，或能以更低的成本运输给消费者的企业领导者，他们也为提高全世界的生活水平做出了贡献。
一方面，市场是配置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的一种机制；另一方面，人们也能自己选择将所得的财富用来做什么。
这样或那样的情形，在取得不同成就的个人、团体和国家之间，制造了经济差异。对一些观察人士来说，这似乎是道德上的冒犯。但是，此处的道德判断同样需要对事实和原因有准确的认识，并清晰地区分特权和成就。只要目的是为了使人类生活更美好——无论是物质上，还是其他方面——而不是放纵自己的情绪，无视他人遭遇的实际后果，就不能简单地基于统计、想象和修辞进行道德判断，并据此制定政策。
在世界各地众多人的眼中，美国是资本主义的典范，它有着数百家由私人捐款建立的大学、医院、基金会、图书馆、博物馆以及其他机构，全世界独一无二。在这些捐赠者中，许多人在市场上赚了钱后，将他们的大部分（有时候是绝大部分）收入捐出来帮助其他人。2007 年，《福布斯》杂志列出了 6 位个人慈善捐款数额达到数十亿的美国人。在这些捐款中，最大的一笔出自比尔·盖茨，金额高达 420 亿美元，占他收入的 42%。而占个人收入比例最大的一笔捐款出自美国亿万富翁戈登·摩尔（Gordon Moore），占比高达 63%。对全体美国人而言，每个人的私人慈善捐款金额都是欧洲的好几倍。美国捐赠给慈善事业的钱在国民产出中所占的比例，是瑞典、法国或日本的三倍多。
个人、群体和国家并不具有能够促进经济繁荣或其他利益的相同因素，因此个人、群体和国家的命运并不公平。即使是具有截然不同的道德或意识形态价值取向的人，也能够共享这样的道德判断。
纽约市第一批公共图书馆，并不是由政府建立的，而是由企业家卡内基建立的，他还建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基金会和大学。洛克菲勒同样也创建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基金会以及芝加哥大学，同时他还设立了很多慈善事业机构。在世界的另一端，位于孟买的塔塔研究机构是由印度大企业家 J．R．D．塔塔（J. R. D. Tata）建立的，它是一个学术型企业，而另一家大型企业家族伯拉则在印度各地建立了无数宗教和社会机构。
正如本书第 23 章指出的，不论是地理、文化，还是历史，都没有给所有个人、群体或国家提供平等的机会。人口或政治等其他因素也各不相同。用杰出的经济史学家戴维·S．兰德斯（David S. Landes）的话来说：“自然跟生命一样不公平。” 但并不是所有不公平的根源——就非常不同的人生际遇来说——都具有道德维度：“没有人要为空气的温度、降雨量与时间，或地形走向而受到赞扬或指责。”
自由放任主义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曾将自己的一大部分钱拿出来，捐赠给遭遇不幸的人，但是他做的非常低调，直到他去世后，人们在研究他的个人档案时才发现了这一事实。19 世纪的著名货币经济学家、职业银行家亨利·桑顿（Henry Thornton），在结婚之前定期地将自己年收入的一半以上捐献出来，而在他需要养家糊口之后，他仍然给人道主义事业捐助了一大笔钱，其中就包括反奴隶制运动。
当然，我们可以根据一些决定和行动，对人类进行道德上的判断；而人类也需要对一些决定和行动承担法律责任。但是，只盯住统计差异所显示的简单事实，并不能告诉我们这类决定或行动是哪些，更别提现在应采取什么有效行动了。为达成这些目的，我们不仅需要事实，更需要对经济、历史、政治、人性等进行分析。
当然，非经济价值确实存在。事实上，世界上只有非经济价值。经济学本身并没有什么价值。它只是衡量一种价值与另一种价值的方式之一。经济学也不会说，你应该尽可能地赚更多的钱。许多经济学教授本人能够在私有行业赚更多的钱。许多拥有火器知识的人，若是在一个有组织的犯罪团体中担任杀手，他们将赚到更多的钱。但是，经济学不会驱使你做出这种选择。
我们还需要注意，道德上区分两类事情：一类让我们发泄压抑情绪的事情，另一类则是可能在实际上帮助出身不幸的人的事情。转移收入或财富相对较容易。但是，在落后群体中发展人力资本则更为有效，虽然这也更加困难。毕竟，转移的收入或财富只具有有限的使用期，而持续的经济发展取决于耗尽这些收入或财富后，填补空白的人力资本。道德判断不能脱离它们带来的后果。
虽然经济学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深刻的洞见，让我们能够更容易地识破一些听起来不错但却经不起推敲的流行观念，但是经济学还被称为“沉闷的科学”（the dismal science），因为在世界的组织方式上，它向许多看起来很有吸引力且令人兴奋，但实质却异常荒谬的观点泼了一盆冷水。当一些受人喜爱的计划或理论，被认为在经济学上是胡说八道时，它们可以利用的最后一个庇护方法就是大声宣称：“经济学是很不错，但是我们还需要考虑一些非经济价值。”想必，应该就是指那些凌驾于极端物质主义之上的，价值更大、更高尚的东西。
道德不是一种奢侈品，而是必需品，因为没有哪个社会能够只靠武力来维系。即使是极权主义统治，也以其独特的道德观培植一种理念，因为即使是具有强权镇压和恐怖统治力量的政治机器，也不足以创造或维持社会的良性运转。然而，虽然道德原则对所有社会都是必要的，但光有道德原则并不充分。把道德原则应用于一个经济体，需要理解该经济体并具备相关知识，以及如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法官所说的，一种“思考事实，而非语句”的能力。
——约翰·科里（John Corry）
否则，举例来说，如果我们不能区分谁长期处于真正的贫穷中，谁是因为年轻处在入门级的低薪岗位，就试图帮助“穷人”，这样的努力很可能失败，并适得其反，因为后一类人随着不断积累对自己和社会都有价值的人力资本，将很快开拓自己的职业生涯。给“穷人”提供庇护，会造成这一过程短路，很多人会觉得没有必要去工作，而最低工资法会导致年轻人更难找到工作，这既损失了他们的当前薪酬，又耽误了他们获得未来的人力资本。同样地，要“思考事实，而非语句”，也使得区分特权和成就，不仅是语义问题，更是在做出道德判断时亟待澄清的重要问题。特权会伤害他人，它必须与成就区分开来，只有成就才会造福他人，并促进整个社会进步。
警惕那些对大问题进行道德教化的人；道德教化要比面对铁一样的事实容易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