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个特定民族或移民群体建立或主导一整个行业的现象，在历史上并不少见。19 世纪，德国移民在美国建立了先进的啤酒厂，21 世纪大多数的知名美国啤酒品牌，仍然是由具有德国血统的人建立的啤酒厂生产的。中国最著名的啤酒品牌之一——青岛啤酒，也是由德国人创立的，而澳大利亚、巴西和阿根廷也都有德国人的啤酒厂。胡格诺派教徒逃离法国，将制表技术带到了英国和瑞士，而在此之前伦敦还制造不出手表，此后两国都成为世界领先的制表者。相反，逃离法国迫害的胡格诺派教徒在周边国家建立了与之竞争的制表企业，法国在这个它曾独霸的领域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竞争。
人是最大的财富来源之一。移民能够建立一整个行业，并改变经济面貌。
英国以及随后的美国，它们崛起并成为世界领先的工业化国家，背后就有定居在两国的移民群体带来的技术和企业家精神，这些移民常常是为了逃避故国的迫害或贫困。在英国，羊毛、亚麻、棉、丝、纸和玻璃等行业的革命性创新，都是由外国工人和企业家带来的，而犹太人和伦巴第人则发展了英国的金融制度。作为一个绝大多数人口都是由移民组成的国家，美国有更多的职位和行业是由特定的移民群体建立或主导的。殖民地时期，美国的第一批钢琴是由德国人制造的——最先在沙皇俄国、英国和法国制造钢琴的也是德国人。到了 21 世纪，德国人建立的公司仍在不断地生产美国最好的钢琴，如斯坦威。
移居国外和国外移入
拉丁美洲国家对移民的依赖程度可能更大，并且尤其依赖来自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些征服国之外的移民。著名的法国历史学家弗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认为，正是这些移民“造就了现代的巴西、阿根廷和智利”。在某些国家或地区的某个行业中具有一半以上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的移民，包括西非的黎巴嫩人、奥斯曼帝国的希腊人、巴西的德国人、斐济的印度人、阿根廷的英国人、俄罗斯的比利时人、马来西亚的华人等。这种情况也不只发生在过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4/5 的甜甜圈饼店是由柬埔寨人开办的。
同样的指控也指向了西非的黎巴嫩人，东非的印度人、巴基斯坦人，以及世界各地的其他民族。在这些例子中，最根本的谬误是忽视了这些人所创造的财富，他们移居的那个国家由于他们的存在而增加了财富而不是减少了财富。有时候对这些民族的敌对行为导致他们离开这些国家，或是遭到驱逐，随之而来的往往是这些国家的经济下滑。
在整个历史中，国家经济因为人口移居海外遭受的损失，与接受移民获得的利益一样引人注目。17 世纪初，摩里斯科人被驱逐出西班牙后，一位西班牙教士曾发问：“现在谁来为我们制造鞋子？”显然在摩里斯科人被驱逐之前，提出这个问题可能会更好，尤其该教士本人还支持了驱逐决定。一些国家大规模出口人力资源，比如有些国家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移民到有更好机会的其他国家。《经济学人》曾报道，斐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海地、牙买加以及圭亚那的高校毕业生，有 60% 以上都选择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成员国生活。在圭亚那，这一比例为 83%。
曾几何时，生活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海外华人，因向中国的家人汇款而闻名。这些国家的政治家和媒体常常宣称，这些汇款让中国获利，使汇出国变得贫穷。实际上，中国人在这些东南亚国家建立了许多企业，有时甚至建立了整个行业。他们汇回中国的资金，只是他们给现在所生活的这个国家创造和增加的财富的一小部分。
虽然量化人力资本很困难，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如此大规模移民海外，代表着国民财富的巨大损失。移居国外的移民给国家带来重大损失的一个最惊人例子就是纳粹德国，反犹太人的政策导致许多犹太科学家逃往美国，正是这些科学家的努力，美国才成为第一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导致大批犹太人从法西斯统治的欧洲移居海外的政策，最终使德国的盟友日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整个 21 世纪，汇款是流入贫穷国家的主要外部资金来源之一。2009 年，全世界流入贫穷国家的汇款总额，是外国援助总值的 2.5 倍。
然而，仅仅根据移民积极的贡献来评价它的经济影响将产生误解。移民也会带来疾病、犯罪、内乱以及恐怖主义。我们也不能将所有移民混为一谈。在美国的日本移民，只有 2% 的人靠领取政府福利救济金生活；而来自老挝的移民，却有 46% 都靠政府救济，并没有一种单一的模式适用于所有移民。同样，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给美国或世界其他国家带来的犯罪率水平以及其他积极或消极影响也具有很大差异。俄罗斯和尼日利亚常被排在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之列，俄罗斯和尼日利亚移民带来的犯罪活动在美国也是臭名昭著。
在外国工作的移民往往会汇钱给他们的家人，用来支撑家人的生活。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期，世界各地的意大利男性移民以忍受恶劣的工作环境而著称，他们为了将钱汇回意大利而节衣缩食。19 世纪 40 年代，逃离爱尔兰饥荒的人穿越大西洋的费用，大多来自已经在美国定居的家庭成员的汇款。此后从东欧移民到美国的犹太移民，也同样从他们在美国定居的家人那获得了汇款资助。
一切都取决于你要讨论的是哪部分移民、哪个国家以及哪段历史。
汇 款
帝国主义
在国际投资额已高达数万亿美元的今天，财富国际转移仍然存在很多其他方式。这些方式主要包括汇款、外国援助，以及具有技术和企业家精神的移民为主的人力资本转移。
在人类历史上，一个国家或民族遭受另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掠夺是很常见的现象。
汇款与人力资本
帝国主义能够将财富从一国转移到另一国，但是推行帝国主义还有其他非经济原因，所以即使占领国会而在经济上受损，帝国主义还是会推行下去。军事领导人可能想得到战略要地，例如直布罗陀的英国基地或古巴关塔那摩湾的美国基地。19 世纪，传教士呼吁英国政府控制非洲各国，以便在那里大规模传教。这种要求往往遭到财政大臣的反对，因为他们明白，英国从这些贫穷国家中获得的财富，不足以补偿在那里建立和维持殖民政权的成本。
富裕国家的许多改革者或参加抗议运动的大学生等正义之士，可能一直对第三世界国家企业里的低工资，以及“血汗工厂”中的工作条件感到义愤填膺。然而，如果这些抗议运动成功地促使这些国家的政府提高工资和工作条件，最终将使投资于第三世界国家的跨国公司数量减少，而且第三世界国家获得的工作岗位也将减少。由于跨国公司支付的工资往往是贫穷国家本地工资的两倍，这些工作的丧失很可能会使第三世界国家工人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
塞西尔·罗德斯（Cecil Rhodes）这样的个人，可能会在非洲暴富，但是英国的纳税人承担的成本要比塞西尔·罗德斯的巨额财富还要多。一般而言，现代欧洲的帝国主义控制的领土面积比这些领土的经济重要性更令人印象深刻。欧洲帝国主义在 20 世纪初达到顶点时，占世界陆地面积不到 2% 的西欧国家，在海外控制了占世界陆地面积 40% 的领土。然而，大多数主要工业国家的出口和投资，只有很小一部分流向了被其征服的殖民地，而且从殖民地获得的进口，与这些工业国家自身生产的或从其他工业国家的进口相比较，也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仅美国的跨国公司就为世界各地超过 3,000 万人提供了就业岗位。但是，鉴于其国际投资模式，跨国公司在最需要就业岗位的最贫穷国家所提供的工作相对较少。在某些情况下，跨国公司可能确实会投资于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只要当地的低工资足以弥补工人的低生产率，或欠发达的交通运输系统导致的高运输成本，抑或在这些国家经营企业必须对政府官员进行的贿赂。
即使 20 世纪初处于鼎盛时期的英国，对美国的投资也比它在亚洲和非洲的投资总和还要多。道理很简单，投资于富裕国家能够得到的财富要比投资于贫穷国家更多。基于同样的原因，20 世纪的大部分时期，美国对加拿大的投资要比对亚洲和非洲的投资总和还多。只有当亚洲工业化国家在 20 世纪后半期走向繁荣之后，它们才将美国投资者从世界其他国家那里吸引过来。当世界油价在 21 世纪初暴涨之后，外国投资大量涌入中东产油国。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总体来看，去年（2006 年），中东阿拉伯国家得到的国外直接投资达到了 190 亿美元，而 2001 年时仅为 40 亿美元。”国际投资通常会不断涌入财富所在之处。
为什么追求利润的公司更多地投资于工资更高的富裕工业国家，而不是低工资“血汗工厂”的第三世界？为什么他们要放弃“剥削”最贫穷工人的黄金机会呢？用来解释国家间或一国内不同群体间存在的收入差异，剥削可能是一种智力上的捷径和感情上的满足，也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但它不能解释寻求利润的企业将它们的绝大多数资金是用于国内投资还是国外投资。此外，即使在贫穷国家，最贫穷的人通常也是与跨国公司接触最少的人，往往是因为他们远离港口及其他商业中心。
否定殖民地经济对现代世界的意义，最有力证据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德国和日本在失去了所有殖民地和征服的土地后，重新发展并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在战争爆发前，日本政界普遍认同日本需要建立殖民地，因为日本自然资源稀缺。但是，伴随着战败和毁灭，它的军事辉煌迷梦被打断，日本开始从资源国购买所需的自然资源，并由此走向繁荣。
正如美国的对外投资主要流向富裕国家，美国自身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外来投资接受者之一，虽然美国工人拥有高工资。印度的塔塔集团买下了美国波士顿的丽思卡尔顿酒店以及英国的泰特利茶叶公司（Tetley Tea），并拥有许多其他国际控股公司，尽管在西方国家，塔塔集团需要支付高于母国印度的工资。
帝国主义给被征服民族带来了许多苦难。但是，起码在现代工业世界中，帝国主义很少成为国际财富转移的主要手段。
例如，1994 年到 2002 年期间，美国对外国的直接投资中，流向加拿大和欧洲国家的投资，比流向其余各国的总和还要多。并且，美国在贫穷地区进行的投资，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亚洲贫困地区，只占美国人在世界各地的对外投资的 1%。在这些年间，美国跨国公司为国外提供的大多数就业岗位都在高工资国家。
虽然有些人认为投资于贫穷国家会使穷国更穷，但是投资者倾向于投资更繁荣的国家，让自己和富裕国家更富有。马克思主义的“剥削”概念在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Imperialism）中被应用于全球范围，并且在经济上被等同于早期帝国主义征服者的掠夺行为。然而，遗憾的是，正是在很少或没有外国投资的欠发达国家，贫穷程度最高。
国际贸易和财富国际转移有关的错误思想背后，潜藏的是零和游戏这一假设，即只有当一些人受损时，其他人才能受益。例如，一些人宣称跨国公司的利润是通过“剥削”第三世界国家的劳动者来获得的。如果事实真是这样，那么就很难解释，为什么美国的对外投资绝大多数都流入了工资率很高的富裕国家，而不是工资率只有富裕国家几十分之一的贫穷国家。
类似地，相较国际贸易在经济中扮演着更大角色的穷国，国际贸易占国内经济比例较小的贫困国家经济增长率通常较低。事实上，20 世纪 90 年代的十年间，后者都发生了经济衰退，而那些更为“全球化”的国家则实现了经济增长。
在一些欠发达国家，会计中虽然使用的同样词语，尤其是“债务”，但是背后可能有非常不同的经济现实。例如，当出口无法弥补进口的成本，并且也没有可出口的高科技技术时，政府可能会从其他国家或国际机构借钱弥补差额。这些才是真正需要关注的债务。但是，巨额国际贸易赤字或巨额国际收支赤字本身并不会造成危机，虽然政治或新闻言论常常将它描述成一些引起公众恐慌的事情。
贫穷国家中的富人常常投资于富裕国家，这样就不用担心政治动乱或投资被没收，他们的钱会更安全。讽刺的是，贫穷国家也因此帮助更富裕的工业国家变得更加富有。同时，在经济帝国主义的理论（把国际投资描述为帝国主义掠夺）影响之下，许多贫穷国家的政府还在奉行拒绝外国投资的政策。
虽然一些国家害怕外国投资者会带走他们的大量国民财富，让当地居民更加贫穷，但是在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被外国投资者带走的财富，能超过美国。照这种推理，美国应该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然而美国一直是世界上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美国之所以繁荣，是因为经济交易不是一个零和活动，它们会创造财富。
然而，到 20 世纪末期，这种政策带来的痛苦经济后果在第三世界已经显而易见，例如，有些政府（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和印度）开始取消这些政策，以便利用其他国家企业的投资，从贫穷走向繁荣并从中获得一些好处。
不论是国内经济还是国际经济，都不是一个零和活动，即一些人所得是其他人所失。当投资带动经济发展时，所有人都能从中获益。经济馅饼如果变大了，那么每个人从中获得的份额也就更大。外国资本的大量注入使美国在 1913 年成为世界领先的工业国家，当时全世界超过 1/3 的制成品都是由美国生产的。
经济现实最终冲破了意识形态的禁锢，虽然在最终确立基本的经济事实和原则之前，数代人遭受了不必要的损失。这些国家的市场一旦向外国商品和投资开放，就会迎来商品和投资的大量涌入。富裕国家在贫穷国家的投资，比起它在其他富裕国家的投资，不论看来有多么微小，在第三世界都非常瞩目，因为接受投资的国家本身实在过于贫困。1991 年，外国公司在拉丁美洲国家拥有 27% 的企业，10 年后这一比例变为 39%。
外国投资在另一些国家所起的作用，比在美国更重大，虽然美国因自身的经济规模在绝对量上获得了更多外国投资。例如，20 世纪初，外国投资在澳大利亚经济中占 1/5，在阿根廷经济中占一半。
许多经济谬论的形成都是由于把经济活动看作零和竞争，认为一个人所得就是另一个人所失。这种认识又常常是由于忽视了财富是在经济活动中被创造出来的这一事实。如果向外国投资者支付收益使一个国家变得贫穷，那么美国应该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因为仅 2012 年外国投资者就从美国拿走了 5,430 亿美元的收入，比埃及和马来西亚的国内生产总值还要多。这些钱大部分是从外国人在美国拥有的资产中获得的，美国已经从这些资产创造的财富中获得了利益，仅仅是将这些外国人创造财富的一部分分给了他们。
虽然外国投资在美国特定经济部门的发展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尤其是在工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早期，但是也没有必要夸大它们的总体重要性，即使是在 19 世纪也是如此。从整个美国经济来看，19 世纪外国投资占美国所有资本形式的百分比据估计约为 6%。铁路是个例外，铁路接受的外国投资占外国对美国企业股票和债券投资的绝大多数。
剥削理论还有一种变体，声称自由的国际贸易加剧了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之间的不平等。证据包括从世界银行得来的统计数据——20 个收入最高的国家与 20 个收入最低的国家之间的收入比，从 1960 年的 23∶1 增加到了 2000 年的 36∶1。但是，这些数据产生了严重的误导，因为所谓的最富裕的 20 个国家与最贫穷的 20 个国家，在 2000 年和 1960 年并不相同。若是比较 1960 年和 2000 年相同的 20 个国家的数据，会发现最富裕的国家与最贫穷的国家之间的收入比，从 23∶1下降到了不足 10∶1。扩大国际贸易是贫穷国家摆脱最贫穷的 20 国之列的一种途径。
很明显，如果外国投资者认为无法收回投资资金及利息红利，那么他们可能永远也不会向美国投资。同样明显的是，只有当投资能够给美国企业家带来的回报在补偿这些利息支付后还能留下利润，这些美国企业家才会同意支付利息和红利。这些投资通常大都能够按计划进行，并持续几代人的时间。但是，这也意味着，美国在过去几代人的时间里，在名义上一直是一个债务国。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借钱给欧洲国家，才变成一个债权国。自此之后，美国在不同的时期，拥有不同的身份。但是这些只是账目明细，并不是美国繁荣或经济问题的决定性因素。
当然，也可以用出口收益来购买外国的技术、机器和专业知识。一个国家越贫穷，意味着为推动国内经济增长要付出的代价越高。“我们宁肯挨饿，也要出口。”沙皇俄国时期的一位部长曾如此宣称，当然他自己是不会挨饿的。苏联时期虽然不再有这种言论，但采用的理念却非常相似，当时苏联的工业化严重依赖出口食物和其他自然资源换取外国进口。多年之后，两位苏联经济学家这样写道：
时至今日，美国跨国公司已经在其他国家拥有了巨额资产，1986 年以来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的这段时间内，外国人拥有的美国资产要超过美国人拥有的国外资产。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40% 的出口收入来自粮食出口。1931 年，全世界的机器和设备进口，1/3 是由苏联购买的。在这一时期，苏联工厂生产经营使用的所有装备，80% 到 85% 是从西方国家购买的。
纵观美国历史，大部分时期美国都是债务国，同样，大部分时期它也享有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水平。促进美国经济发展，并将美国从一个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强国的因素之一，就是西欧各国，尤其是英国的资本流入。这些巨额资金使美国能够开凿运河、建立工厂、铺设铁路，从而将整个国家的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例如，19 世纪 90 年代，外国投资者拥有巴尔的摩与俄亥俄铁路公司 1/5 的股票，纽约中央铁路公司超过 1/3 的股票，以及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一半以上的股票。
然而，当时苏联国营工业的增长被赞扬为共产主义的胜利，虽然实际上体现的是以食物出口为代价进口资本主义技术，而此时苏联国内正在缩减粮食消耗。在排斥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府主导型经济，是不会允许外国投资的。
如果你只是为了购买物品而负债，那么这笔钱就是你要偿还的债务。并且，如果债务超出了你的偿还能力，那你就陷入了大麻烦。然而，将数百万美元存入一家银行，并不会给银行带来麻烦，虽然这意味着该银行的负债又多了数百万美元。相反，银行主管很可能会为得到数百万美元而高兴，因为他们可以发放更多的贷款，赚取更多的利息了。
外国援助
关键是，国际贸易赤字和盈余都不是繁荣或贫穷的必然结果，另外，语句本身也无法说明某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债务”这个词包含了各种各样的情况，其中一些在实际中可能会带来问题，另一些则不尽然。每当你将 100 美元存入一家银行，这家银行就多了 100 美元的债务，因为这笔钱是你的，而他们欠你这笔钱。如果得知保管其毕生积蓄的银行债务每月都在不断增长，人们就会变得很恐慌。但是，如果银行债务的增加，只是由于其他人也将他们的收入存入这家银行，那么这种恐慌是完全不必要的。
所谓“外国援助”，就是外国政府以及国际机构转移给贫穷国家政府的财富。“援助”这个术语有一个先验假设，即这种转移将会实质上帮助贫穷国家实现经济发展。在一些情况下，确实如此，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外国援助仅仅会让掌权的政治家通过贪污获益，并利用政治策略给帮助他们执政的人让利。外国援助是给政府的财富转移，所以与给私人企业的投资有所不同，它鼓励许多国家重建已经破产的国有企业，或建造宫殿、露天广场这类用来观赏而不是用于生产的设施，但是只有生产设施才能够提高接受国的物质生活水平。
其他一些富裕国家在国外的投资大于外国对它们的投资。例如，法国、英国和日本对其他国家的投资额，比其他国家对它们的投资额要多出数千亿美元。成为一个债权国实质上并没什么错，就像成为一个债务国也没有什么错一样，一切都取决于每个国家所处的特定环境、机会和制约因素。例如，瑞士对其他国家的净投资，比瑞士的国内生产总值还要大。大量的资金流入瑞士这一国际主要金融中心，如果瑞士人无法在他们这个小国家里为这些资金找到好的投资机会，那么他们将这些钱投资到别国是完全理智的做法。
马歇尔计划可能是最著名的外国援助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该计划将美国的财富转移给了西欧各国。后来的模仿者也尝试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外国援助，显然马歇尔计划更成功。西欧国家的经济困境源自战争破坏。一旦人们拥有了吃的东西，重建了基础设施，西欧国家就会恢复曾经拥有的工业化生活方式。事实上，他们是这种生活方式的先驱。
美国经济越是繁荣、安全，就有越多的外国人想把他们的钱投资于美国，那么美国每年的国际收支“赤字”就会越高，积累的国际“债务”也会越多。因此，伴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经济长期繁荣而来的是破纪录的国际收支赤字和债务水平，这根本不足为奇。美国正是繁荣的所在地，而许多外国人为了参与其间，都希望将资金投入美国。这并不是说，在环境不同的其他国家，情况会同样如此。
与西欧的情况完全不同，在贫穷的、尚未工业化的国家，我们首先要去建立他们缺少的工业技能。欧洲国家需要重建的是物质资本，而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需要建立的主要是人力资本。后者更难实现，欧洲历经了几个世纪才发展出现代经济所需的大量技术。
从事实的角度来看，这并没有什么错。通过在美国创造出更多的财富，这些投资为美国工人创造了更多的工作，也为美国消费者带来了更多的物品，并为外国投资者带来了收入。然而，从语言的角度来看，美国对外国人的负债增加了。
虽然外国援助存在许多明显的缺陷和负面效果，但这丝毫不妨碍它的延续和扩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类外国援助机构，能够分配大量资金，因此这些机构的官员对贫穷国家的政府能够产生巨大影响，他们会给接受援助的国家提出建议方案作为接受援助的先决条件而不管这些方案能否获得成功。总之，没有经济底线来约束援助的分配者决定哪些行动、政策、组织或个人，能豁免于市场竞争的淘汰过程。
1980 年，外国人在美国的商业投资达到 120 亿美元，并且逐年增长，到 1998 年，在美国的外国投资规模已经超过了 2,000 亿美元。21 世纪初，美国获得的外国投资额是其他国家的两倍还多。截至 2012 年，外国人购买的美国资产比美国人的海外资产多 4,000 亿美元。这一数字超过了许多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这些钱大部分（60%）来自欧洲，9% 来自加拿大，两者加起来，超过了在美国的外国投资的三分之二。富裕国家倾向于投资于其他富裕国家。
除了国际机构发放的外国援助，还有政府直接给政府的资金拨款、运送免费食物，以及比金融市场更优惠的贷款，而且这些贷款还可能定期获得“减免”以及延期，或者用一笔新的更大的贷款的收益偿还“延期”。这样，美国政府给印度政府的贷款，以及英国政府给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政府的贷款都直接被免除了，它们将这些贷款转变成了礼物。
外国投资的数据也可能产生令人误解的文字表述。根据会计规则，当其他国家的人在美国投资时，美国就会成为这些人的“债务人”，因为这种投资并不是一种馈赠，美国人实际上欠了投资于美国的那笔钱。当世界各国的人都觉得，把钱存入美国银行或投资于美国企业更安全时，大量的资金就会从外国流向美国。
有时，富裕国家会接管一整个贫穷社会，并大量给予补助。大量美国援助涌入，以至于密克罗尼西亚人放弃了曾经赖以糊口的经济活动，如打鱼和种植。如果美国人决定终止援助，我们根本无法确定，密克罗尼西亚人的后代是否还会重拾他们曾经普遍拥有的技能和经验，回归自给自足。
这并不是说具有贸易盈余或收支盈余的国家就处于某种经济劣势。而是这些数字本身并不必然表明任何一个经济体是繁荣还是贫穷。
给予资助的国家或国际机构会大肆宣传外国援助的有益结果，批评者则更倾向于四处宣扬失败的情况，因此，外国援助的净效应并不能一眼就看出来。已经过世的杰出发展经济学家、伦敦经济学院的教授彼得·鲍尔（Peter Bauer）认为，总体上“官方援助更有可能阻碍，而不是促进经济发展”。不论你是否接受这一颇具争议性的结论，更重要的问题是“外国援助”这个词，不能用于暗示一种事实和分析都无法证明的结果。
如果你计算的是由于各种原因而流进或流出某国的所有资金和资源，而不论是将它们用于物品还是服务，那么你所讨论的就不再是“贸易平衡”，而是“收支平衡”。虽然收支平衡不像贸易平衡那样令人误解，但仍然无法说明全部问题，与经济健康也并不必然有所关联。讽刺的是，20 世纪末美国的国际贸易盈余非常罕见，但其中有一次就出现在 1992 年的经济衰退之后。德国定期会出现国际贸易盈余，但是德国的经济增长率比同一时期的美国低，失业率更高。尼日利亚也常常出现国际贸易盈余，但它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另一个预设结果（这一结果事实上可能出现，也可能不出现）的用词是“发展中国家”，用来指较贫穷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发展可能与富裕国家一样快，也可能比富裕国家慢，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国家的经济实际上已经经历了多年衰退。
和许多其他事情一样，贸易赤字的问题不是赤字的绝对规模，而是赤字与整个经济相比的相对规模。虽然美国面临着世界上最严重的贸易赤字，但它也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经济规模。2011 年，美国的贸易赤字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5%，还不到土耳其同一指标的一半，仅是马其顿的四分之一弱。
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拥有可用于创造财富的丰富资源，但是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未能充分利用，而且这些财富往往远超这些国家曾经得到过的任何外国援助。在很多贫穷国家，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经济活动是“在表外”发生的，或者属于“地下经济”，因为在获取经营企业或拥有房屋所需的法律许可的过程中，烦琐的程序、腐败以及官僚主义的拖延产生的成本，使得法律认可的经济活动超出了许多人的经济能力。于是这些人可能到街头摆摊、去工厂做工，或者为自己和他人建造房屋，但所有这些经济活动都没有得到政府的合法认可。
在所有需要担心的经济事务中，“贸易赤字”大约排在第 75 名——除非政治家通过实施新的贸易壁垒或货币贬值来对其做出反应。
据《经济学人》杂志报道，典型的非洲国家 10 个人里只有 1 个在合法的企业工作，或在拥有合法产权的房子中居住。例如，据估计埃及有 470 万栋房屋是非法建造的。秘鲁没有合法产权的房产总额，比秘鲁历史上获得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量还要多 12 倍。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印度、海地，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总之，许多贫穷国家已经创造出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但这些财富却不被法律认可，因此这些财富无法转化为资金来源，也就无法被银行、借款者或投资者利用，而在产权制度更完善的国家里，已有的物质财富可以被用于建立更多企业，而这些企业又能够进一步创造财富。
《华尔街日报》这样评论贸易赤字：
在许多贫穷国家，法律瓶颈严重制约了经济，因为它们阻碍了许多已有的企业从创业时的小规模继续发展壮大，而这些企业汇总起来代表着巨额的财富。许多大型美国公司刚建立时都是很小的企业，与当今遍布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初创企业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例如，李维斯服装、梅西百货、萨克斯百货以及布鲁明戴尔百货公司，他们的创建者一开始都只不过是小商贩。
这只不过是一个会计惯例罢了。然而，媒体报道的美国“贸易差额”，好像这个局部场景就是整体情况，而“赤字”这个充满感情色彩的词汇常带来恐慌。其实，美国往往会从其服务中获得大量盈余，而这显然被贸易差额忽略掉了。例如，2012 年，仅仅专利费和执照费就给美国带来了 1,240 亿美元，而它从提供给其他国家的所有服务中获得的收入超过了 6,280 亿美元，是埃及或马来西亚国内生产总值的两倍还多。
这些企业可能靠个人的少量积蓄，或来自家人、朋友的借款而建立，然而它们要最终扩张成为大型公司，通常需要动用许多陌生投资者的资金。但是，能够让企业利用投资者资金的产权制度，虽然对美国人来说稀松平常，但是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通大众来说却难以企及。
一国的总产出包括商品和服务，如住房、香肠、理发服务以及外科手术，但是国际贸易结余只包括转移的物品。美国经济体生产的服务比商品多，因此无须惊讶于美国进口的商品比出口的商品多，出口的服务比进口的服务多。美国的知识和技术为世界上其他国家所用，而这些国家当然要为这些服务付费。例如，世界上大多数个人使用微软公司生产的操作系统。但是，外国人支付给微软公司和其他美国公司的服务使用费，并没有计入国际贸易余额中，因为贸易仅仅包括物品，而不包括服务。
不愿意向一家小型企业投资的美国银行，却可能会以房屋抵押的方式借钱给该企业的所有者，但是房屋必须首先是贷款申请人的合法财产。当企业经营获得巨大成功之后，其他陌生投资者看到该企业不断增值的财富，也会愿意将钱借给它，或直接进行投资成为持股人。但是这一切都依赖于一个可靠且便利的产权体系，即使在贫穷国家，这种产权所能调动的财富，也要远多于从其他国家或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转移来的财富。
这些美国雇工薪资优厚，他们在无记名投票选举中拒绝加入工会。2002 年 7 月 29 日，第 1,000 万辆丰田车在美国出厂。考察事实，而不是词句，也就无须大惊小怪。让人们担忧的是语句，以及为了使数字符合这些语言文字的会计规则。
许多人评判贫穷国家接受了多少帮助，要么依据捐助国政府向贫穷国家转移的财富绝对数额，要么依据政府对政府以外国援助方式转移的国民收入百分比份额。但是，美国向贫穷国家转移的财富中，约有 90% 来自私人慈善捐款、商业投资或定居在美国的第三世界国家移民的汇款等形式。例如，2010 年，美国给予第三世界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是 310 亿美元，但是美国的个人给这些国家的私人慈善捐款就达到 390 亿美元，而流向第三世界国家的美国私人资本为 1,080 亿美元，从美国向这些国家的汇款为 1,000 亿美元。
在某些年份，美国最畅销的车是某款本田或丰田车，但是没有哪款底特律生产的汽车曾成为日本最畅销的车。这就使日本的汽车制造商获得了数十亿美元的收入，并且日本在与美国的贸易中也获得净余额。但是，本田与丰田的制造商会怎样使用这些美国货币呢？一种情形就是在美国建厂，雇用成千上万美国人，在更接近消费者的地方生产汽车，这样本田和丰田就不必支付横穿太平洋的运输成本了。
通过官方的外国援助来衡量一个国家对贫困国家的捐款的人有时也指出，虽然美国的外国援助规模是世界上最大的，但在美国人的收入中的占比却非常小。然而，这忽略了美国通过非政府途径，转移给贫穷国家的更大规模的财富。自 21 世纪以来，从富裕国家转移给贫穷国家的财富，绝大部分并不是通过所谓的外国援助的方式。
从总量上来看，国际贸易必定会达到平衡。国际会计规则把进出口算入“贸易结余”，但是却没有考虑不能移动的物品，如洛克菲勒中心。会计规则和经济现实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这些数以千亿美元的转移财富，对接受国到底带来了多大的利益？这个问题更难回答。然而，对于增加受援助国的产出、提高他们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来说，以不同方式转移的财富所产生的激励不尽相同，其中官方的外国援助产生的激励最小。
财富在国际转移的基本原理简单明了，文字和会计规则却使它看起来非常复杂。如果美国人购买的日本产品多于日本人购买的美国产品，那么日本人就会得到美元，来抵消这一差额。日本人不会像对待纪念品那样收藏这些美元，他们往往会将这笔钱再投资于美国经济。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钱永远不会离开美国。日本人会购买投资品，如洛克菲勒中心，而不是购买消费品。如果日本人不使用这些美元，那么对他们而言就毫无价值。
国际货币体系
同样，虽然如今的印度仍然是个很贫穷的国家，但是自从印度政府放松对经济的管制，大量的投资涌入印度，尤其是班加罗尔地区，拥有大量计算机软件工程师，已经吸引了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硅谷的投资者，一个新硅谷正在印度崛起。
财富可能会以商品或服务的形式在国家之间转移，但迄今为止，最庞大的财富转移是以货币形式进行的。正如币值稳定会促进国内经济活动一样，当国家之间的货币稳定时，也会促进国际经济活动。这不仅是某一时刻将美元兑换为日元或欧元的难易程度的问题。更重要的问题是，今天在美国、日本或法国进行的投资，经过十年或更长时间后是否能够得到回报，并且是以具有同样购买力的金钱计算的回报。
据《经济学人》报道，除了没收和腐败外，许多贫穷国家还“不允许资本自由进出”。资本无法轻易撤出的地方，一开始就不容易进入。当中国香港还是英国殖民地的时候，最初也非常贫穷，后来却发展成为一个工业发达的地区，并且曾一度拥有很大份额的国际贸易量，甚至超过印度这样的大经济体。它拥有低税率，允许资本最自由地流动，与世界各地进行广泛的贸易，因此资本的大量流入带动了香港经济的发展。
当汇率出现波动时，参与国际交易的所有人都变成了投机者。就连在墨西哥购买纪念品的美国游客，也必须在拿到信用卡账单后，才能知道他们支付了 30 墨西哥比索的商品要花费多少美元。他们最终花费了多少钱并不确定。不论数百万美元的投资投向哪个国家，汇率的稳定性都极其重要。而且汇率的稳定性不仅对直接投入资金的人来说很重要，在维持有关国家的贸易和投资流动方面也很重要，因为贸易和投资流动将影响一国人民的物质福利。
出现这样的情况是有原因的，正如为什么一些国家富裕而另一些国家贫穷有其根源一样。不论是向哪个国家投资，最大的风险是不能收回投资。投资者对不稳定的政府很警惕，因为政府人员或政策的改变可能会改变投资决策所依据的条件，最坏的后果是被政府没收，即政治上所谓的“国有化”。普遍腐败是阻碍投资的另一个因素，正如它会阻碍普遍的经济活动一样。在国际腐败指数中排名较高的国家，如尼日利亚或俄罗斯，能够吸引的国际投资规模无法与它们拥有的自然资源或其他经济潜力相匹配。相反，腐败指数较低的国家都是富裕国家，大部分是欧洲国家，以及欧洲分支国家，再加上日本和新加坡。正如第 18 章指出的，一个国家的诚信程度具有重要的经济影响。
金本位时代的崩溃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中走向终结。在金本位时代，各个国家都使本国货币等价于一定数量的黄金。例如，你可以随时从美国政府那里把 1 美元兑换成一定量的黄金。无论是美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可以将他们的美元兑换成一定量的黄金。因此，任何将其资金投资于美国经济的外国投资者，都事先知道如果他们的投资计划实现了能得到多少回报。毫无疑问，正是如此才有了欧洲大量资本涌入美国，并使美国发展成为世界领先的工业国。
理论上，投资会从资本充裕的地方，流向资本短缺的地方，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在理想化的世界里，富裕国家会将大量资本投入贫穷国家，因为贫穷国家的资本更稀缺，因而回报率也更高。然而，在我们生活的这个高度不完美的世界中，这并不是常有的事。举例来说，2012 年，国际银行贷款总额约为 21 万亿美元，贫穷国家只获得了约 2.5 万亿美元，不到总数的 12%；国际投资证券总额约 6 万亿美元，只有不到 4,000 亿美元流向贫穷国家，比例还不到 7%。可见，富裕国家往往会投资于其他富裕国家。
货币能够随时兑换一定量黄金的其他国家，对于国内或国外投资者来说同样也是更安全的地方。此外，这些国家的货币还自动地与美元，以及使用金本位的其他国家的货币形成固定的比率。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货币学家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指出的：“货币只是一定重量黄金的别名而已。”在这一时期，著名的金融家 J．P．摩根（J. P. Morgan）曾说道：“货币不是别的，就是黄金。”由于金本位制国家与其他国家交易时，不会受到汇率波动的威胁，因此降低了在这些国家中买卖或投资的风险。
国际投资
金本位终结后，各国为国家间的货币稳定做出了各种努力。例如，一些国家将货币等同于一定数量的美元。欧洲国家也联合起来，创造了他们自己的国际货币——欧元，而日元也成为另一种在国际金融交易中被广泛接受的稳定货币。然而，南美洲各国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它们的货币价值经历了大幅波动，年度通货膨胀率有时达到两位数甚至三位数。
这些都不是复杂的道理，只要我们铭记大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的告诫：“思考事实，而不是语句。”就国际贸易和财富的国际转移而言，事实很简单，而语句往往并不可靠且容易让人误解。
这些货币波动会影响产出、就业等实实在在的事情，当货币的价值面临诸多不确定时，计划和投资就很难进行，即使这些投资本来应该获得成功。阿根廷和巴西的经济问题尤其瞩目，这两个国家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并且都没有受到 20 世纪席卷其他大洲的战争破坏。
其他形式的财富国际转移就没有这么友好了。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帝国主义列强从他们侵略的国家转移了大量财富。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波斯后，洗劫了波斯的珍宝。西班牙从它征服的西半球土著居民那里掠夺了巨量的黄金和白银，并强迫土著居民开采更多金银。恺撒大帝作为众多罗马征服者之一，曾在罗马城里举行胜利游行，展示从海外带回来的财富和奴隶。近代以来，富裕国家和国际机构常常以“外援”的名义，将部分财富转移到较贫穷的国家。
随着货币电子转账业务的发展，任何国家的货币可靠性发生变化几乎都会引起即时反应。任何想要制造通货膨胀的政府，都明白资金能够瞬间逃离。这样的货币体系所施行的规则与金本位下的规则完全不同，但是，只有国际货币体系在未来的经济压力中接受了现实的考验，我们才能知道它是否同样有效。
从国外寄回黎巴嫩的钱，相当于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2%。给摩尔多瓦的侨汇占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3%，这一比例在塔吉克斯坦是 35%。长期以来，对于贫穷国家的穷人来说，国际汇款一直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早在 19 世纪 40 年代，美国的爱尔兰移民汇回给他们在爱尔兰的家庭成员的汇款，不仅使许多家庭成员度过了饥荒，还帮助许多人移民到了美国。
与其他经济领域相同，我们应该警惕包含情感色彩的词语，它们带来的混淆可能比它们澄清的还要多。在讨论各国货币的相对价值时，人们广泛使用“强”和“弱”这样的词语。当欧洲国家刚开始引入欧元作为一种货币单位时，它的价值从 1.18 美元降到 83 美分，并被称为相对于美元“变弱”了。后来，欧元又升值了，在 2003 年年初达到 1.16 美元，这时它又被称为“变强”了。如果我们能理解词语表示什么、不表示什么，那么词语就是无害的，但是如果我们将字面意思当作内在含义，就会产生误导。
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从国外寄回的钱大约占危地马拉最贫穷家庭收入的 60%，而这些来自国外的钱，也使乌干达的贫穷人口减少了 11%，使孟加拉国的贫穷人口减少了 6%。
“强”货币并不意味着使用该货币的经济体就一定会从中获得利益。有时它意味着相反的情况。使用“强”货币的国家，出口价格在其他国家的人看来是上升了。因此，一些欧洲公司抱怨欧元在 2003 年的升值使它们对美国的出口下降了，因为按美元计算的产品价格上涨了，于是购买其产品的美国人变少了。同样，英镑变“弱”，则产生了相反的效果。据《商业周刊》杂志报道：
除了各种投资，居住在国外的人也会汇款给原籍国的家庭成员。2012 年，全世界 2.5 亿移民汇回了 4,100 亿美元。2011 年，墨西哥的一项调查发现，该国 1.12 亿人口中，有 1/5 的人从居住在美国的家庭成员那里收到总量接近 230 亿美元的汇款。这既不是新现象，也不只出现在墨西哥。2011 年，印度移民向印度国内寄回了 640 亿美元，而世界各地的中国移民，则向中国寄回了 620 亿美元。大笔钱被寄回贫穷的祖国，也随之产生了重大的经济影响。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处于困境中的英国企业，喜欢英镑贬值。因此，在过去的一年中英镑对欧元的汇率下降了 11%，企业都对此表示了热烈欢迎……随着英镑对欧元转弱，英国商品在欧洲大陆的竞争力变强了，而欧洲大陆是它们最大的出口市场。而且当来自欧元区的收益被转换成英镑时，公司的利润又增加了。
国际财富转移有多种方式。一个国家的个人和企业可以直接投资另一个国家的工商企业。例如，2012 年，美国人在其他国家的直接投资额达到 3,290 亿美元，而外国人在美国的直接投资则为 1,680 亿美元，美国获得的外国投资，以及美国向他国的投资都大于其他国家。一国国民也可以把钱存入别国银行，银行又可以把这些钱借贷给个人和企业，这就是间接地对外投资。另一种方式是购买外国政府发行的债券。美国政府公开发行的债券，46% 由其他国家的人持有。
正如“强”货币并不总会带来好处一样，它也不总是带来坏处。在使用欧元的国家中，从美国借钱的企业会发现它们的债务负担减少了，因此偿还美元债务所需的欧元减少了，偿债变得更加容易了。当挪威克朗相对瑞典克朗升值时，居住在边境地区的挪威人，会穿越国境去瑞典购物，在瑞典购买衣服可以节省 40% 的钱。这里的关键是，“强”货币或“弱”货币这些词本身并没有告诉我们经济现实，而我们必须直接且具体地考察经济现实，而不能依赖带有感情色彩的词语来判断。
——迈克尔·曼德尔鲍姆（Michael Mandelbaum）
还应当指出的是，某种货币可以同时既升值又贬值。例如，2008 年 10 月到 2009 年 4 月的这一段时期，美元相对于瑞典克朗、瑞士法郎都升值了，相对于英镑和澳元却贬值了。
金融业是世界上国际化程度最高的行业，因为其产品，也即货币，比其他任何产品更具流动性，应用范围更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