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某种地理环境具有的优势，会使当地人无须充分发展自身的人力资本。例如，热带地区一年四季都能长出作物，生活在热带的人就不会产生时间的紧迫感，也就不会养成节俭的自律习惯；而这些习惯对于生活在较差气候环境下的人是不可或缺的，人们必须在春天土地解冻后就立刻开始耕地，因为温带地区适宜作物生长的时间有限，人们要想在漫长的冬季养活自己，就必须抓紧劳作。在现代交通工具出现以前的几千年间，这一点尤为重要，那时还没有经济可行的方式能够从世界各地运输大量的食物。
人力资本也常常被用来解释如下事实，许多最贫穷的社群位于热带地区，而众多最繁荣的国度则处于温带地区。然而，许多温带地区的人移居到热带地区后，通常也会取得比原住民更大的成功，如中国人在马来西亚，黎巴嫩人在西非。这与其他情况一样，特定的地理环境会同时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既提供客观的机会，又促进或限制把握这些机会的人力资本的发展。
为了活过冬季而不得不储存食物，意味着几个世纪以来，储存这一根深蒂固的习惯，对于生存在温带地区的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在热带地区，并没有这样迫切的需求去形成这些习惯。此外，在温带气候条件下储存粮食或土豆以备冬天食用所需的技能，比在热带气候条件下储存香蕉、菠萝或其他热带食物所需的技能更高。④人力资本不仅包括信息，还包括习惯，而在某些地理环境中生存必须具备的习惯，与在其他地理环境中需要的习惯是完全不同的。
同样，征收物质资本对于征收者来说，也无法带来任何重大或持久的助益——无论是第三世界国家政府没收（“国有化”）外国投资，或城市暴徒抢劫社区商店。他们无法征收创造实物的人力资本。无论官吏或暴民的抢夺给人们带来了多么严重的损失，实物的使用寿命是有限的。若没有能够创造替代品的人力资本，强盗在未来并不会比被抢劫者过得好。
与许多其他事物一样，丰富的自然资源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泰国谚语“米在地里，鱼在水”表达了对丰饶自然的信心，而对于挣扎求生的中国南方居民而言，这种心态是无法想象的，那里的地理环境完全不同，数百年来时有饥荒，严重威胁当地人的生存，于是生活在中国南方的人不得不节俭、勤劳和机智。当中国南方人迁居到泰国、马来西亚或美国等更宜居的地理环境中后，这些品质——也即这些习惯，这种人力资本——使他们兴旺发达，即使当初的移民非常贫穷，后来都比相同环境中的当地人更成功。
不同之处在于，工业化的西欧国家在战争开始之前，就已经发展出了能够建立现代工业社会的人力资本，但是第三世界国家还没有开发出相应的人力资本，没有这种人力资本，外国援助捐赠的物质资本通常并无用武之地。马歇尔计划推动了西欧向和平时期经济复苏的过渡，但是对于原本并不具有相应的人力资本的地方，外国援助无法产生必要规模的人力资本。
黎巴嫩人、犹太人和其他人身上也有类似的故事，这些人开始都是身无分文的移民，但拥有在更恶劣环境下磨炼出来的丰富人力资本。许多其他群体也跟这些移民一样，在他们国家内部创造出了相似模式：
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轰炸和大规模破坏性地面战斗造成了巨大物质破坏，战后西欧经济仍然快速复苏。美国按照马歇尔计划施与的援助常常被视为复苏的原因，但后来得到外国援助的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却没有产生如此显著的经济增长。
发达群体中有一类人尤为引人注目，他们的家乡贫瘠且人口过剩。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喀麦隆的巴米累克人、阿尔及利亚的卡拜尔柏柏尔人、肯尼亚的吉库尤人、印度尼西亚的多巴塔克人、菲律宾的伊洛卡诺人、印度喀拉拉邦的马来利亚人，以及尼日利亚的伊博人，他们都来自贫困的地区，他们的家乡无法支撑那么多人生存，于是很大一部分人都迁移到家乡之外的地方，并且在现代社会中获得了很多机会。
物质财富可能非常显眼，而人力资本虽然隐藏在人们的头脑中看不见，却往往对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长期繁荣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曾解释为什么有些国家能够以惊人的速度从战争的物质伤害中恢复过来：“敌人摧毁的，也可能被居民自己破坏掉。”后者是通过正常的消费过程，并同时进行了补充。鉴于资本设备的磨损，不断再生产出新设备同样是必需的。战争没有摧毁的是人力资本，而正是人力资本首先创造了物质资本。
在欧洲殖民时代，原本较贫困的原住民，如尼日利亚的伊博人和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接触到了西方的教育、工业、商业和行政管理，他们因此崛起，并获得相较原始精英阶层更大的成功。由此招来的怨恨，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极化效应，导致这两个国家都陷入了血腥的内战。
人力资本
文化隔离
拥有较大文化空间的好处并不仅限于能够接触到来自其他文化的产品、技术或思想。不断观察其他社会中的不同行事方法，并且有些情况下还会看到由此产生的更好结果，这不仅会促使人们引入某些外国产品、技术和思想，还会打破普通人的做事惯性，正是这种惯性使个人和社会总是用相同的老旧方式做事。换句话说，由于不断看到其他人怎样用不同的方式做事，某个特定文化会发展出它自己的全新做事方式。相反，与外部世界隔绝的社会，则很少受到刺激去重新思考传统方式。
文化中有一个方面能够对经济成果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那就是愿不愿意学习其他文化。不同文化之间，学习其他文化的意愿差异很大。例如，几个世纪以来，英国和日本都在经济上落后大陆邻国，但他们最终都赶上并超过了邻国，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们吸收了其他国家的文化和经济进步的成果，并用这些成果促进了自身发展。英国和日本的文化在很多方面非常不同，但它们在吸收借鉴其他文化方面却很相似。接受其他地方先进成果的能力，至少可以部分解答一位意大利学者提出的关于英国的疑问：“一个边陲小岛，是如何由原本的一穷二白崛起为世界霸主的呢？”
轧棉机对于南北战争前的南方来说，是一种重要的经济要素，但它却是由北方人发明的。当它刚被发明时，1851 年全美国所有专利中只有 8% 归属南方各州居民，而南方白人的人口占到美国白人的三分之一左右。即使农业是美国南方地区的主要经济活动，但 62 项农机具专利中只有 9 项归属南方。习惯和态度上的不同造成人力资本的差异，而这可能意味着经济产出的差距。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虽然南方在棉花种植方面几乎实现了垄断，但北方生产的纺织品却是南方的 14 倍，在其他方面，北方生产的铁是南方的 15 倍，商船吨位是南方的 25 倍，生产的枪支则是南方的 32 倍。
相比之下，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原本比欧洲文化发达得多——变得抵触学习其他地区的文化之后，失去了领先优势，并落后于其他发展更快的国家。当今阿拉伯世界——22 个国家约 3 亿人——从其他语言翻译的书籍数量仅为希腊的五分之一，而希腊人口仅 1,100 万。联合国的一项研究表明，阿拉伯世界五年内翻译出版的图书数量，折算到每 100 万人还不到 1 本，而匈牙利为 519 本书，西班牙的每百万人口译著数量是 920 本。
南方农业技术的进展很缓慢，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即使是犁这样的初级工具，也只在一些零星地区得到缓慢应用；迟至 1856 年，南卡罗来纳州的许多小农场主仍在使用原始的殖民地时期的锄头。从 1820 年到美国内战这段时间内，轧棉机、清花厂或打包机领域几乎没取得什么进展。
换一种说法，西班牙每年翻译出版的图书数量相当于阿拉伯人 1,000 年的译书总量。文化隔离是造成国家间财富差异的一个因素，正如地理上的隔离一样。⑤虽然阿拉伯世界中高学历的人可能不需要翻译就能够读懂其他语言的图书，但是对那些不够幸运的大众来说，却并不如此。
有时经济进步取决于特定文化中的人是在寻求进步，还是满足于按照陈规俗律做事。这两类人口的比例在不同社会之间，以及在同一社会的不同区域间都存在差异，也就造成国家之间以及地区之间的经济差异。以美国为例，美国内战前，南方地区往往不如美国其他地区发展得快：
有些时候，文化隔离是政府决定的结果，比如 15 世纪的中国，那时中国远较许多其他国家更先进。中国的统治者刻意选择将中国与异域国家隔离。17 世纪，日本的统治者也选择把自己的国家与世界其他国家隔离开来。几个世纪后，这两个国家都震惊地发现，在它们自我隔离期间，其他国家在技术、经济和军事方面已经远远超越了它们。
都铎王朝绅士的小儿子是不允许在庄园里游手好闲的，虽然欧洲大陆的贵族们看不起劳作而坐吃山空。他必须离开家族，通过贸易或法律赚钱。
文化自我限制的另一种表现是，限制人口中的某些群体从事某些经济或社会活动。只有预先选定的群体——不论是以阶层、种姓、部落、种族、宗教还是性别划分——才被允许从事特定的职业，像这样根据文化划分经济角色，与根据个人的内在禀赋划分有着很大的差异。最终的结果就是，由于放弃了国家内部许多人的潜能，相较不对人民发挥天赋和潜能施以自我限制的社会，施加文化自我限制的社会只能获得较少的经济产出。
对待工作的文化态度也会影响经济发展，即使在欧洲文明内部，对待工作的态度也相差很大，都铎王朝时期英国精英阶层的态度，与同时代欧洲大陆国家精英们的态度就有很大区别：
历史上遍布这样的例子，很多社会通过文化规范，限定特定人口从事特定职业，有些甚至将国内最富生产力的人群驱逐出境，因为这些群体获得的繁荣，招来了其他人的不满，他们因此遭到迫害、暴力或彻底驱逐。而对于文化限制较弱的其他国家，往往由于这些难民的到来，在经济上受益匪浅，即使难民们并没有随身携带多少金钱，但他们带来了宝贵的技能和才华。
崇尚法治而不是强调领袖专制权力的文化，日益被公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样有助于经济发展的，还有在理论和实践中都高度重视诚信的文化。对国家诚信度排名的全球研究不断表明，最腐败的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排在最贫穷国家之列，即使这些国家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也会由于普遍存在的腐败，加大在这些国家进行大笔投资的风险，而开发自然资源所需的投资往往相当惊人。
例如，17 世纪的英国就受益于成千上万的胡格诺派教徒的到来，这些人为躲避迫害而逃离法国。胡格诺派教徒建立了伦敦钟表业，其他难民则开创了英国其他众多企业和行业。同样，西班牙曾于 1492 年大规模驱逐犹太人——迫使他们在离开时留下了大部分财产——导致许多犹太人在荷兰定居，他们保有的人力资本使他们在荷兰再度兴旺起来，并帮助阿姆斯特丹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商业港口之一。
人类被划分成不同的国家、种族和其他类别，要解释为什么他们不可能具有相同的直接经济收益或开发人力资本的机会，地理只是原因之一。文化是另一个原因。受上天眷顾拥有宜人气候、水域和其他自然优势的地区，仍有可能陷入贫困，因为在那里生活的人具有的文化可能会阻碍自然资源的开发。有时所谓的“与自然和谐相处”，也被称为躺在金山上受穷。来自其他文化的人，则往往会在移居到这种地理环境后，开发资源并繁荣发展起来。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成千上万人从欧洲各地来到美国，他们或是为了逃避迫害，或是为了寻求更广泛的经济机会——在欧洲普通百姓还无法享有这些机会。许多在欧洲一贫如洗或郁郁不得志的人移民到美国后，成为经济界的巨人，并帮助创立或促进了美国的众多行业，使美国从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领先的工业强国。
文 化
文化隔离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它在不同群体或社会、国家、文化之间制造了完全不同的经济或其他方面的障碍。社会内部以及社会之间不同程度的文化隔离，会在地理和其他因素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剧群体、社会、民族或文明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异。
在正确的时间，恰好处于正确的位置，整个民族的经济命运将会大为改观。此外，所谓正确的位置，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各不相同。在许多个世纪之后，北欧人最终在经济和技术上超过南欧人，而古代中国在远远领先日本数个世纪之后，也被后者超越。不论古代还是近代，人与人之间或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不平等越来越普遍，只是这些不平等的特定模式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变化。
文化发展
在那之后，西欧人受惠于罗马文明，而欧洲其他地方的人则无缘于此。例如，罗马字母使得西欧语言发展出书写系统，而欧洲东部的语言要在几个世纪之后才能书写。世界其他地方也一样，恰好位于某个先进文明（如古代中国）附近，可以使一些民族或国家比没有这种优越位置的民族或国家获得更大的进步。因此，韩国人和日本人能够将汉字融入他们自己的语言，比远离中国的其他亚洲地区更早地具备读写能力。显然，读写能力能够打开通往经济繁荣、社会发达的通道，而仍处于文盲状态的人不可能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文化都在同一时间发展出书面语言形式，所以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一种语言相较其他语言会拥有总量更多、涉猎更广的书面知识。因此，19 世纪，捷克、爱沙尼亚或拉脱维亚人要想成为医生或科学家，或要在其他需要高等教育的行业工作，会发现更容易找到用德语写成的书籍和课本，而不是用他们本国语言写成的。
城市在古希腊很常见，但在北欧和世界其他许多地方则很少见。从这些古希腊城市走出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其他众多杰出人物，他们帮助奠定了西方思想和文明的知识基础。③在古希腊人创造哲学、文学、几何和建筑学时，其他欧洲人在文化和科技方面则被远远地甩在了身后，他们的差距要远大于他们之间的地理位置距离。关于欧洲演化的一份学术研究报告提出，公元前 5 世纪，“在波罗的海、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以及不列颠群岛沿岸，石器时代的人开始学习原始农业”。在更远的北方，“仍盛行游牧文化，而南部欧洲早在 10,000 年前就已结束了游牧状态”。
虽然 19 世纪以前，爱沙尼亚就已经拥有本国的书面语言，但是在 1850 年以前，使用爱沙尼亚语的大多数书籍“仍以宗教为主”，而“所有受过教育的人士使用的工作语言是德语”。在相邻的拉脱维亚以及哈布斯堡帝国的波西米亚省——以及东欧和波罗的海的其他地方——人们都是用德语接受教育。
农业作为一种创新成果，在人类历史上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生活，在古代农业从中东地区传播到欧洲，因此恰巧处于地中海东部，更靠近中东的欧洲人最先接触到了这一划时代的进步成果，于是相较生活在欧洲北部的欧洲人，他们提前数个世纪结束了狩猎时代。为一定数量的人口供应食物，农业所需的土地数量相对于狩猎减少了，这就使城市的建立成为可能。
德语是布拉格受教育阶层的通用语言，不论受教育的人从民族上来说是日耳曼人、捷克人，还是犹太人。在俄罗斯帝国的波罗的海港口城市里加，也存在类似的情形，19 世纪这座城市的绝大部分教育是用德语完成的，虽然日耳曼人只占到这座城市总人口的不到四分之一。沙皇政府于 1802 年在爱沙尼亚开办了一所大学，那时该大学的大部分教师和学生都是日耳曼人，并且 19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如此。不仅正规教育如此，日耳曼人在许多不同的工艺技能方面都比东欧人更先进。俄罗斯帝国的伏尔加河两岸和黑海地区，由日耳曼人建立的农场要比当地人的农场更具生产力，也更加繁荣。
虽然从运输货物的角度来看，伏尔加河是对俄罗斯经济最重要的河流，但还有两条俄罗斯河流，它们的水量都是伏尔加河的两倍还多。但是伏尔加河的位置恰好接近人口、工业和农田的中心，其他河流则远离人口。地理位置决定的不仅是一条河流、一座山或其他地貌的物理特征。
这种模式是历史使然。正如我们提过的，西欧语言发展出书面形式比东欧语言早几个世纪之久，这是由于西欧被罗马人征服后，掌握了拉丁语。中世纪时期，西欧人口在东欧各个城市中占据多数并不罕见。这些城市中的西欧人通常都是日耳曼人，虽然也有一些犹太人和其他西欧人。即使日耳曼人在城市居民人口中的比重较小，但他们通常构成了城市经济精英的大多数，这种情况可见于哈布斯堡帝国的布拉格、俄罗斯帝国的里加、塔林和其他波罗的海城市。
“俄罗斯的河流南北流淌，大部分交通运输东西走向”，这样简单的事实意味着这些河流作为交通运输动脉的经济价值受到极大的削弱。地理位置上的差异意味着气候的不同，而气候会影响特定水道是否容易在冬季冻结，最终将影响货物运输。在俄罗斯南部，“水道有九个月的畅通期；而在北方，则只有六个星期”。大部分俄罗斯的河流都会汇入北冰洋。
虽然在东欧农村，斯拉夫人常占压倒性多数，但仍有日耳曼人的农场区，他们通常都是由东欧统治者特意招募来的，这些统治者迫切想吸引拥有更先进技术的日耳曼人到他们的领地来，以便扩充领地上的财富和军力。这不仅使得更先进的知识、技术和经验移植到东欧，也为东欧当地人打开了获取西欧进步文化的大门。
除了某个位置的某种地理特征之外，位置本身也可以影响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命运。
从纯粹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东欧输入的这些人力资本，通过日耳曼语言和文化，为当地人口提供了更大的机会，进而促进当地经济的崛起。然而，从社会和政治的角度来看，这种由日耳曼少数民族主导商业和专业精英阶层的局面——布拉格的日耳曼家庭里通常都有捷克仆人，却几乎没有日耳曼仆人——挑起了民族仇恨，并最终引发了民族认同运动，在政治上表达这种怨恨。类似的紧张气氛和两极化也普遍存在于其他国家，移民群体带来了比原住人口更多的人力资本，并最终获得引人注目的繁荣，比如东南亚的中国人、西非的黎巴嫩人、秘鲁的日本人、斐济的印度人。
位 置
同样，在各个国家内部，某些群体也会从某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带来了经济利益，也因为他们较高的经济成就招来了其他人的怨恨，引发了社会和政治上的反弹。无论这些冲突如何演变——有一些酿成了极大的悲剧——从纯粹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些冲突如同诸多复杂因素一样，在地区、种族和国家之间不但无法带来结果均等，甚至连不平等的模式也会随时间演变而不同。
澳大利亚沿海地带拥有较好的土地和气候条件，也是如今大多数澳大利亚人生活的地方。但是，即使在沿海地带，也只有在英国人移民到澳大利亚，带去西方的技术之后，农业和畜牧业才被引入，取代原住民的狩猎社会形态。澳大利亚的情况与其他地方一样，欧洲人闯进来，并裹胁着从更广大文化空间中得来的知识和技能。地理本身就足以阻碍土著人获得同等的经济或其他发展机会。
落后群体的领导者和代言人，往往倾向于将其人民的落后归咎于其他人，有时他们会指责招生或就业的资质标准是一种独断的障碍。一位印度民族主义者展现了这一观点，他问道：“就因为我们不合格，我们就不能工作吗？”尼日利亚一位民族主义发言人所谴责的“技能的暴政”也说明了这一观点。在其他国家，我们也经常能看到，对不同的人取得的不同成就，人们在政治上表现出来的类似反应。比如，在 19 世纪的波西米亚，日耳曼少数民族被指责要对捷克人的落后负责，而在拉脱维亚，日耳曼人还要为拉脱维亚人的落后背黑锅；斐济人也在指责斐济的印度少数民族；而东南亚的各国人，往往会指责当地的华裔少数民族。⑥
澳大利亚大部分土壤的肥力都较低。然而，澳大利亚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并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钛铁矿出口国。但是，一直到英国人到来后，应用了现代科学技术，这些钛铁矿和其他矿产品才成为有价值的自然资源。在那之前这些资源对当地土著人并没有多少价值。
换句话说，民族领导人经常挑动他们的人民反对本来能够为他们带来发展的文化，并把他们的精力都消耗在反对这些文化，以及反对具有这些文化优势的外族人身上。就民族领导人而言，他们的行为并不一定是不理性的，他们煽动“我们反对他们”的态度，可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即使这种行为并不利于人民的经济利益。只要在有人居住的大陆，无论何时何地，我们总会见到这种模式。
在欧洲人到来之前，澳大利亚同样也没有大型役畜。在这块土地上，既没有奶牛、山羊等家畜，也不进行牛羊放牧。这片广袤的大陆岛，孤立于南太平洋中，大部分土地都是沙漠，人烟稀少，无怪乎长期以来澳大利亚土著居民都被视为世界上最落后的族群。在澳大利亚干旱的内陆地区，降雨模式与热带非洲地区一样令人捉摸不定。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发表的一份报告曾描述道：“持续数年没有降雨之后，又迎来夏季大洪水。”这样的地理环境显然不适合农业，甚至大多数自然生长的植被也无法在此存活。
18 世纪，伟大的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曾敦促他的苏格兰同胞学习英语，以便促进自身进步。这种情况是例外，而不是规则。苏格兰人也确实做到了，并在许多领域迅速崛起。最终，苏格兰在工程与医学领域超过了英格兰人。这也是例外，而不是规则。19 世纪的日本是另一个例外。他们结束闭关锁国政策之后，公开承认与西方国家间的巨大差距，并开始引进欧洲和美国的专家来向日本介绍西方的技术。
当英国遭遇易洛魁人，西班牙人遇到印加人时，都绝不仅仅是不同文化本身的发展程度的冲突。易洛魁人不了解印加人或玛雅人的存在，更不用说吸取印加或玛雅文化的精髓推动自身进步了。
20 世纪，日本在许多方面赶上了西方，并在另一些领域超越了西方国家。而就在美国海军准将佩里携海军武力，迫使日本政府于 1853 年打开国门之时，日本人还很落后；佩里曾将一列火车作为礼物赠送给日本，而从日本人对火车的反应我们能够知道当时日本有多落后：
当来自欧洲的侵略者接触到西半球的土著居民时，也是具有完全不同的文化空间的种族间的碰撞。首先，欧洲人总结了几个世纪以来从亚洲、中东和北非传播而来的信息和技术，具备了跨越大西洋航行的能力。利用罗马人的字母、中国人发明的纸张，西欧人得以保存自己的知识。用起源于印度的计数系统，他们得以在海上航行时进行导航计算，当他们抵达时，又用亚洲发明的火药，在武装冲突中取得胜利。
起先，日本人在安全的距离处充满恐惧地瞄着这列火车，而当火车开动时，他们都十分惊讶，屏住了呼吸，继而发出了哭声。
大型远洋船舶促进了欧洲人和亚洲人之间的货物贸易以及知识交流。但是，若没有大型役畜，就无法在广袤的内陆与货船之间进行货物的往来运输，给大型货船装卸货物也就不具有经济上的可行性了。因此，西半球的水上运输只能通过独木舟等较小的船只，在前哥伦布时代，这些船只的经济可达范围和货物承载能力根本无法与欧洲的轮船相比，也比不上当时中国的船舶。
不久之后，他们开始靠近火车，仔细端详起来，有些人还用手抚摸它，并爬上火车，他们就这样玩了一整天。
如果没有马，欧洲数个世纪以来的经济生活方式将不可能存在。在欧洲人横跨大西洋，把马带到美洲大陆之前，西半球也不可能实现欧洲式生活。交通方式受到严重制约，意味着几千年来西半球的文化空间，要小于欧洲、亚洲或北非地区。亚洲的先进技术，如中国的火药或印度发明的所谓阿拉伯数字②，能够跨越数千公里到达欧洲。但是，生活在北美东海岸的土著居民，甚至不知道西海岸土著人的存在，更无法掌握不同文化所孕育的知识和技能。
然而，技术极其落后的日本开始大量引入欧洲、美国的技术和工程师，大量日本人开始学习英语，以便直接了解西方的科学和技术。虽然开始较慢，但随着不断积累更多经验，日本人在随后一个世纪中崛起，并在许多领域中处于全球技术的最前沿，他们生产的火车比美国制造的任何一列火车都要先进。
虽然西半球的地理条件，如土地、气候和水道等，与欧洲相似，但是在欧洲人到来之前，美洲土著居民都处于完全不同的经济环境中。当欧洲人到达时，整个西半球都缺少马、牛和其他大型役畜。
日本作为一个单一民族国家，1945 年以前也从未有过被征服的历史，所以对于 19 世纪的日本来说，无法把落后归咎于别人。日本人和他们的领导人也没有这样做。但是，苏格兰和日本都是罕见的例外，他们令人瞩目的崛起，以及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功，在人类历史上也很罕见。这两个国家自然资源都很贫乏，并在之前的几个世纪中处于贫穷落后的状态。这两个国家都不像有些国家那样，具备工业革命发源所需的地理条件。但是，他们都掌握了由更优越的环境中的人取得的先进知识，从而克服了自身环境带来的地理障碍，进而占据了人类成就的前沿阵线。
牲 畜
在文化上和经济上更先进的国家，并不一定在军事上也更先进，他们的繁荣及其背后的文化可能会被军事上更强大的民族摧毁，而后者在其他方面并不如前者先进。当入侵的蛮族摧毁罗马帝国时，他们也破坏了大部分延续罗马文化的机构制度，使得原罗马帝国的人民在经济上和技术上，都远低于生活在罗马统治时期的祖辈。
虽然山地经常使生活在其中的人陷入贫困和落后，但这些山地往往同时给山下的人带来繁荣，因为若不是来自山地的供水，山下地区将经受干旱之苦。西班牙内华达山脉以及土耳其托罗斯山脉都为山下地区提供了丰富的水源，促进了灌溉农业的繁荣，否则在这些地区发展农业，单靠降雨是远远不够的 。这些水源既包括融化的冰雪，还汇聚了广大山地中的雨水，水滴聚拢起来，顺着山坡而下，汇成小溪，成为河流，在山下的农田水利等事业中找到用武之地。
中世纪欧洲的文物显示，自罗马帝国时代以来，工艺质量明显下降。集中供热曾在罗马时代被引入英国，但在罗马人撤出后的几个世纪中，即使贵族阶层，也很少使用集中供热，它几乎销声匿迹。欧洲中世纪的城市，包括罗马城，人口都比罗马时代的城市少得多，公共设施也更少。至少到 19 世纪初，没有一个欧洲城市拥有可靠的供水系统，而早在一千多年前，罗马时代的许多城市就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历史并不总是向前进步，有时候的倒退深刻而持久。
山地发挥着重要的经济作用，不仅对生活在山地的人如此，还间接影响在山地周围生活的人。例如，山坡上的积雪融化后流入河流、小溪和湖泊，于是这些水道就能够不用完全依赖降雨。在没有山脉的地区，比如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水道则完全仰仗降雨，而这种降雨本身在热带非洲就非常不可靠，河流和小溪会在下一个雨季到来前，连续数月缩水甚至干涸。
人 口
居住在山地的人因为贫困，往往让孩子很早就弃学从事劳作，剥夺了孩子接受教育这一能够部分地打破他们与世界其他地方物理隔离的机会。直到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地中海地区的许多山地社区的人，仍然有很多不识字。因此，偏远山地社区除了有诸多直接的障碍，比如运输成本居高不下，以及在偏远且人口稀少的社区建设供水系统、污水处理系统、电气系统、铁路和公路成本高昂，还要加上在人力资本上的低投入。
人口的规模、特征、流动性等都能影响经济产出。而随着城市化程度的不同，人口的集中或分散程度会有所不同，它们也会影响经济的发展。一国人口在不同阶层之间的物理或社会分离也会影响他们在经济活动中的合作与协调程度。
山地往往带来陆地“孤岛”，某个山谷的人多不与其他山谷的人交流，也许它们之间的直线距离不远，但受困于崎岖山路而难以通达。沙漠、丛林、裂谷等地理障碍，同样可以制造陆地上的“孤岛”，那里的人与世界其他地方的进步相隔绝，由于无法学习其他地方的先进做法，也就享受不到这种进步带来的经济利益以及自我发展、社会进步的机会。
人口规模
然而，并非只有生活在山地的人，才会受到地理隔离或经济、文化阻隔的困扰。在远离大陆的孤岛，也可以看到类似的影响。例如，当西班牙人于 15 世纪发现加那利群岛时，那里的高加索人仍旧生活在石器时代。
对“人口过剩”危机的普遍关注由来已久，甚至早于 18 世纪末马尔萨斯提出的历史警告。马尔萨斯警告说人类正受到威胁，我们将没有足够的食物来支撑过剩的人口。饥荒贯穿整个人类历史，不论时间地点，造成的巨大悲剧让人们相信马尔萨斯理论已得到证实。
如此严重的地域限制并非品都斯山脉独有。类似的环境也存在于世界上其他山区。但是，正如一份山地研究报告指出的：“在较温和的环境中，如欧洲西北部和北美东部，从未存在过这种严格的限制。”相较生活在这些“较温和的环境”中的人，生活在偏远山地地区的人无法获得同等的经济繁荣或自我发展机会。即使山地居民移居到较有前途的地区，往往也不会带来多大的改观，因为他们缺乏技能，有时语言也不通，难以融入低海拔地区的生活。①
迟至 20 世纪，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还发生了饥荒，夺取了数百万人的生命。但即使是这种几乎无法想象的灾难，也不能证明世界粮食供应不足以养活全球人口。某些国家或地区发生饥荒，常常是由于当时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特定因素引起的，比如当地农作物歉收，因战争、天气或其他原因导致的粮食运输中断等。在苏联的案例中，饥荒集中发生在一个地区，即乌克兰，而该地区一直以来都是小麦的主要生产国和出口国之一。
过去，希腊品都斯山脉村庄中的人口往往在 1,000 人左右，但是近来这些村庄的平均常住人口通常都不足 200 人。20 世纪 90 年代，弗拉其语在这些山区还未完全绝迹，那时讲这种语言的通常都是老年人，年轻一代接受的是希腊语的教育，并认同自己是希腊人。在这些山区，有些村庄出行非常不便，因为通勤方式受限于骡子或步行，不能使用轮式车辆，还有一些村庄只可能通过徒步攀爬到达。品都斯山脉的许多村庄还不时受积雪或山体滑坡的阻隔，断绝了与外面世界的联络。
作物歉收本身是不足以带来饥荒的，除非世界其他地方的食物不能及时到达灾区，或是救济粮规模不足以遏制大规模饥荒，以及由此带来的营养不良造成的各种疾病。缺乏交通网络的贫穷国家，无法在短时间内运送大量食物，使得这些国家特别容易遭受饥荒。现代交通革命为世界上大多数地方减少了饥荒的发生概率。但是因政治原因而被孤立的国家或地区，如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仍然很容易爆发饥荒。
同样地，科技、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发展成就，也总是在低地传播很久之后才抵达山地地区，因此山区人一直以来都给外人留下贫穷和落后的印象，不论是在喜马拉雅山脉、阿巴拉契亚山脉、阿尔巴尼亚山脉，还是摩洛哥或世界其他地方。
与马尔萨斯理论相反，很少有国家（如何有的话）在人口数量减少一半时，会拥有比现在更高的生活水准。基于经验证据的研究表明，实际情况与“人口过剩”理论的倡导者所预计的截然不同。例如：
在现代交通运输和通信技术出现以前，山地社区往往特别孤立，缺乏与低地社区的交流，也缺乏与其他山地的交流。虽然山地社区并没有与整个外部世界隔绝，低地文化到达高地的时间往往也会延迟很久。因此，居住在希腊品都斯山脉的人，在低地人讲了几百年希腊语后，仍在说弗拉其语，而苏格兰高地人在苏格兰低地人开始讲英语后，仍在用盖尔语交流。生活在摩洛哥里夫山地区的人，在山下人成为穆斯林若干世纪之后，才将伊斯兰教作为他们的宗教。
在 19 世纪 90 年代到 20 世纪 30 年代间，原本人烟稀少、散布着小村庄和小渔村的马来西亚，变成了一个拥有大城市的国家，拥有大量的农业和采矿作业，进行着广泛的商务活动。人口也从 100 万左右增加到 600 万……相较 19 世纪 90 年代的人口规模，在更大的人口基数下，人们享受着更高的物质水准，寿命也更长。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人口密集的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经历了人口快速增长，同时实际收入和工资也不断增长。18 世纪中叶以来，西方世界的人口已经增长了 3 倍多，人均实际收入据估计也增长了 5 倍多。
生活在山地的人，在经济和文化上都要落后于山下的同代人，这种模式普遍见于美国的阿巴拉契亚山脉、摩洛哥的里夫山脉以及希腊的品都斯山脉。过去，这种对照也曾见于锡兰殖民地高地地区的人与山下的同种族人之间，以及苏格兰高地人和苏格兰低地人之间。此外，即使双方都已经移民到澳大利亚或美国，苏格兰高地人和苏格兰低地人在经济和文化上的差距仍然存在——低地人在经济上普遍更成功，并在祖国和移居国都保持着更紧密的社会联系。几个世纪以来演化形成的文化差异，不会随着人们从一个环境迁移到另一个环境，或者周围的环境发生变化就在一夜之间消失。
然而，关于贫穷的“人口过剩”理论仍未消失，并不时出现在媒体和政客言论中，这种情况很像各种自然资源枯竭理论。此外，这两类理论的论据也很相似。每种自然资源数量有限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但是却引出了不合理的推论，即认为我们正在接近这些限度。同样，地球可以养活的人口数量有限，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但同样推出了不合理的结论，即我们正在接近这种限度。
山地和水道一样，对人类的生活有着直接的经济影响，也间接影响人类的发展。但是，与水道不同的是，山地的这些直接和间接影响往往对生活在这些山地的人来说是不利的。正如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指出的：“山地的生活一直都落后于平原。”
世界各地的贫困和饥荒被当作“人口过剩”的证据。但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贫困和饥荒远比人口稠密的西欧或日本更普遍，西欧或日本每平方英里的人口数量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好几倍。中世纪时，东欧的旅行者经常指出，在欧洲这块更贫穷的地区，有大量的土地未被使用。虽然当今世界，仍有人口稠密的贫穷国家，如孟加拉国，但也有人口稀少的贫困国家，如圭亚那的人口密度与加拿大相同，但加拿大的人均产出是圭亚那的数倍之多，生活水平也在全球前列。
山 地
总之，人口密度无论是高还是低，都不会自动使一个国家变得富裕或贫穷。重要的似乎不是人口数量，而是人口的生产力，而后者取决于诸多因素，包括人自身的习惯、技能和经验等。在人口密度能促进人力资本发展的限度内，比如城市社区，发展水平往往较高；而处于小规模孤立社会中的人，则往往落后于其他人的一般发展水平。
世界各地的水域中含有的鱼类和其他海洋生物数量并不一样，因此某些地方的捕鱼业比其他地方更繁荣。例如，大多数地中海国家的捕鱼量都要大大小于北美或欧洲大西洋海岸地区。西欧大陆架不断延伸到大西洋中，为丰富的海洋生物营造了更有利的环境，而地中海则缺乏这样的大陆架。简而言之，和土地一样，世界各地的水域各有不同，并且差异表现在很多不同的方面，从而给实现相同的经济产出又增加了不可能因素。
人口流动
除了作为运输要道，航道也可以供应维持人类和动物生存必需的饮用水，以及干旱地区作物生长所需的灌溉水。航道还可直接供应食物，比如鱼类和其他水生生物。航道扮演的这些角色，在不同的地点和时间各不相同。
虽然几千年来，人们在世界上各个适宜生存的地区繁衍生息，发展各自的社会和文化，但是许多时候，人们也会迁徙到世界其他地区，无论是作为征服者、移民或奴隶。有些以个人或家庭为单位迁移，另一些则集体迁移，他们或是在现有居民中定居，或是赶走原住民取而代之，比如几个世纪以前，来自亚洲的侵略者，引发了东欧和巴尔干地区的原住民流离失所，又如欧洲入侵者取代了北美的土著居民。
适航水道由于较低的运输成本，除了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还具有其他价值，比如由于接触到更大范围的文化环境，人力资本也得到了提高，这种文化环境包含世界各国的产品、技术和思想。相较国际贸易带来的直接经济利益，这种与更广泛的文化世界的接触，经济效益可能更高。
在工业革命早期，技术进步依赖工人在工厂、矿山和其他生产设施中的直接操作，而不是像后来那样是一种科学的应用，因此在工业革命早期，移民的迁徙是把技术从源头扩散到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主要手段。这样就可以解释，英国的技术进步成果更容易传播到美国这样的英语国家，而不是距离更近的欧洲大陆国家。英国作为工业革命的起源地，政府试图限制英国工人向其他国家迁移，以保护英国的技术优势。然而，随着技术进步越来越成为应用科学的问题，知识可以更容易地在纸上传播，而不要求人的实际移动。
西欧成为世界上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仍然是城市化程度最低的地区，考虑到城市对水路的依赖，这一点也就不足为奇了。在中世纪，中国拥有比欧洲大得多的城市。以人口以及人口的知识、技能和经验——也就是人力资本——为标准而言，城市化的意义在于，使得中国人以及之后的西欧人，相较巴尔干人或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更有机会发展城市工业、商业和金融技能，而且带来的影响范围更广，也使交流更密切。几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地的城市在许多领域取得成就和进步，远远超过散布在内陆地区、相同数量的人口带来的成就。
19 世纪交通和通信的改进也加快了技术进步的扩散。到 1914 年，英国的技术进步不仅传播到邻近国家，而且跨越了整个欧洲大陆。
日本缺乏地理优势——自然资源以及遍布广阔平原的通航河流网，而正是这些地理优势，先是使中国，后是使西欧国家，在各自的代表时代成为世界上技术最先进、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在缺乏这些地理优势的情况下，日本很难有机会开创划时代的先进技术，而正是这些技术推动了早期中国以及之后的西欧国家，走向引领文明的进程。但是在引进起源于其他地方的工业革命的成果，掌握其中的要求并利用相关机遇方面，日本人具有很强的能力，所以日本最终成为技术上与西方比肩的强国，并超越了旧中国，若干世纪后，旧中国最终失去了它的技术领先地位和社会活力。
在世界各国，人的迁移也是一种文化运动。迁移可能会导致目的地现有的文化被替代，在已有的文化中植入一种新文化，或是通过移民吸收新的文化。这些不同的前景排列组合起来，会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不同的影响；并且相较地理因素或文化差异本身，人口的迁移会使地区、种族与国家之间的发展更不平等。
日本河流的流域面积较小，且更陡峭，于是河流入海时落差更大，通航性能也较差。数个世纪以来，日本一直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直到 19 世纪后半叶，通过引入欧洲和美国的先进技术，它才开启了现代化进程。1886 年，日本的人均购买力仅为英国的 1/40，但是到 1898 年，它已经上升英国到 1/6。到 20 世纪，日本已经跻身世界上技术最先进、经济最发达的国家行列。
有时，新来者会最终接纳周边社会的文化，他们会先改变语言，这种情况见于 19 世纪和 20 世纪早期美国的数百万移民。然而，在其他情况下，比如中世纪定居于东欧的西欧人，这些移民会在数百年间保留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并在一定程度上同化土著人口，使当地人接受移植文化。这种情况常见于移民人口更加发达、掌握更高技能，并接受更好教育的情况。
中国有一个“由长江及其支流编织而成的巨大适航水道网络，这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并且在中国“曲折的海岸线”上布满了港湾。这些适航水道促使中国成为一个完整的国家并不断发展，在过去几千年中它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
在本土非常穷困的人，有时会在具有更有利的地理因素或其他优势的地方兴旺发达起来，相较原著居民，这些移民拥有的人力资本，可以将移民地的这些便利条件转为己用。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悖论，那就是除了在他们的祖国，中国人和印度人在世界各地都很繁荣。1994 年，5,700 万海外华人创造的财富相当于 10 亿中国人的总量。然而，中国和印度在 20 世纪后期开始的重大经济改革，给这两个国家都带来了更高的经济增长率，这表明不论是本国人还是海外移民，在更好的环境条件下，都能实现发展潜能。
考虑到河流的深度，还有更多与经济相关的不均衡现象。虽然尼罗河是世界上最长的河流，但是它的深度不足以支撑罗马帝国时期最大的船只通航，更不用说现代的航空母舰和其他大型船只了。然而，航母可以沿哈德逊河航行，直接停靠在曼哈顿市中心的码头。安哥拉的一些河流只适合通航吃水 8 英尺以下的船只通行。在干燥的季节，即使是尼日尔河这样的西非主要河流，通航船只载重量也不能超过 12 吨。相比之下，重达 10,000 吨的船舶可沿中国长江上行数百里之遥，而更小一些的船只还可继续千里航程。
帝国主义
只有在欧洲南部，才很少需要河流导航。当然也有例外，如波河和瓜达尔基维尔河，但是大多数地中海的河流，在冬季会爆发洪流，在夏季则会干涸。
征服不仅在国家和民族间转移了财富，还同时转移了文化。在西班牙帝国的巅峰期，有 200 多吨黄金、18,000 多吨白银从西半球运到西班牙。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也同样从比属刚果掠夺了大量财富。在这个例子中——以及其他征服掠夺史——帝国权力常常压迫被征服者劳作，从被征服民族那里攫取了大量财富。正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描述，征服者将被征服者当作“踩在脚下的污泥”。这不仅是西半球、非洲和亚洲的欧洲征服者的做派，在这些地方土著征服者对其他原住民也是如此——几个世纪以前，亚洲、中东和北非的征服者掠夺欧洲时也是同样如此。
而且，相较北方的河流，从南欧流入地中海的河流所产生的经济价值也较小。一位杰出的地理学家曾指出：“流入阿尔卑斯山北部地区的河流，相较注入地中海盆地的河流，具有无可比拟的价值。前一类河流，流动更有规律，水深更深，在这些河流中航行很少会受到低水位或冻冰的阻碍。”他还谈及欧洲的航道：
我们暂且放下这种行为对人类天性的痛苦含义不论，从纯粹的经济视角考察，相应的问题就是：这些以往的征服和奴役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解释当前国家和民族间的经济差异？
例如，西欧的莱茵河，从瑞士向北流经德国、法国和荷兰，最终流入北海——广阔无垠的大西洋的一部分。但是，多瑙河向东南汇流，经过东欧注入远离大西洋的内海——黑海，要从黑海到大西洋，然后去世界上其他地方，只有穿过整个地中海，一直向西航行。从经济角度来看，要实现海外贸易的目的，东欧和西欧的河流所起的作用显然是不对等的，不管多瑙河对流经的欧洲地区具有多大的商业价值。
毫无疑问，在西班牙成为世界最强征服者的那几个世纪中，它破坏了整个文明——比如印加和玛雅文明——使那里的人陷入贫困，并在这个过程中使自己富裕起来。西半球大部分地区，从南美洲最南端一直延伸到旧金山湾，并囊括佛罗里达等地，都在西班牙帝国统治之下；同时欧洲的部分地区，以及亚洲的菲律宾，也在西班牙的统治下。但是，毋庸置疑，如今西班牙是欧洲较贫穷的国家之一。与此同时，从未成为帝国的一些欧洲国家，如瑞士和挪威，现在都拥有比西班牙更高的生活水平。
即使在欧洲内部，东欧的河流和港湾也与西欧的不同。来自大西洋的墨西哥湾暖流给西欧带来了温暖，使西欧的河流和港湾在冬季的结冻期比东欧的短，冻结频率也较低。即使是同时流经东欧和西欧的河流，在西欧经常流入公海，让船舶能够航行至世界各大洲，而在东欧则往往流入湖泊或内海，有些还会流入北冰洋，北冰洋常年被冰雪覆盖，远离世界其他地区。
巨额的财富从殖民地涌入西班牙，但是它们并没有被用于投资建设该国的商业和工业，也未被用来增进其人民的素质和职业技能。事实上，在 16 世纪西班牙的“黄金时代”，这些财富被用来购买各种进口奢侈品，以及支撑军事冒险行动。奢侈品和战争都是为了统治精英的利益，而不是为了普通西班牙人的进步。一直到 1900 年，超过一半的西班牙人口仍然是文盲。相比之下，同年美国大部分黑人都已经能够阅读和写作，尽管美国黑人获得自由还不过 50 年。一个世纪之后，西班牙的人均实际收入比美国黑人还要低。
此外，欧洲的许多港湾是深水港，这意味着大型远洋船只可以紧邻陆地停靠，例如斯德哥尔摩或摩纳哥的港湾，而在许多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沿岸水深很浅，大型船只必须在近海岸下锚，并将货物卸载到较小的、可以在浅水区航行的船只上。这是一个高成本过程，人们常常因为高昂的费用而放弃使用这一办法。几个世纪以来，欧洲和亚洲之间货船，通常会绕行非洲，不做停留。
与许多征服民族一样，西班牙人在他们的“黄金时代”不屑于从事商务、工业和劳动——他们的精英陶醉在悠闲和奢侈的生活中。这种情况导致的结果是，为了支付进口，大量流入西班牙的贵金属又持续大量地流出到其他国家。因此，西半球殖民地的运银船抵达西班牙短短数周后，西班牙国内就会出现白银短缺。西班牙人自己也说，金子如雨水倾泻到屋顶一样涌入西班牙，随即流到了别处。
类似地，世界上有些地区拥有的港湾也比其他地方少。虽然非洲的面积是欧洲的两倍多，但是非洲的海岸线比欧洲海岸线短。因为欧洲的海岸线更曲折，形成了更多适合船只停靠的港湾，让船只能够躲避汹涌的海水。
西班牙人的情况并非个案，有很多强大的征服民族，取得了早期的历史性征服胜利，并对其他国家的人民进行剥削，但是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并没有取得多少经济成果。成吉思汗曾率大军征服中亚的广大部落，而今他们的后裔在世界各地是较贫穷的人。中东地区的许多人也是如此，他们的祖先曾是统治着欧洲、北非和中东广大被征服土地的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莫卧儿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后裔，也谈不上特别繁荣。
有些时候，也可以在瀑布前把独木舟上的货物卸下来，绕过瀑布后再继续下一段航程。但是这种做法不仅限制了船只的大小，也制约了能够装载的货物量，还增加了使用独木舟运货的时间和人力成本。最终，只有运输体量小且贵重的货物时使用这一运输方式才是经济上可行的。相比之下，世界其他地区的河流在平原地区绵延数百英里，即使是体积和重量较大、价值相对较低的大型货物——如木头、小麦或煤炭——通过船舶运输也仍然具有经济可行性。
英国似乎是一个例外，它曾经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帝国——囊括全球四分之一的土地面积，包括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现在它仍然拥有较高的生活水平。然而，大英帝国在它短暂的支配时期是否取得了净效益，仍然值得怀疑探讨。塞西尔·罗得斯等个别英国人在大英帝国全盛时期确实变得富有了，但英国纳税人承担了征战和维持帝国的沉重代价，负担着世界上最庞大的军事开支。
和其他非洲河流一样，刚果河便利了一定距离的地方交通，但由于缺乏长距离的连贯适航水路，非洲广袤的内陆地区无法通过水路和公海同国际贸易连通。这些大大小小的瀑布也制约了非洲大陆内部不同群落间的连通程度，河流被阻隔，瀑布决定了船只能够航行的距离。
英国也曾在其帝国内从事世界上最大的奴隶贸易。但是，即使所有得自奴隶贸易的利润都投入英国工业，也仅相当于当时英国国内投资额的 2%。
虽然相较密西西比河、长江、莱茵河以及世界上许多其他伟大商业航道，刚果河流入大海的水量更大，然而刚果河的入海落差超过数千英尺，其间还有疾流险川、大小瀑布，所以刚果河上的货物运输量远不如其他河流。来自大西洋的船只，只能进入离刚果河较近的内陆地区，之后就会被大瀑布阻挡。就交通运输的经济价值而言，河流的长度或其水量都发挥不了决定作用。
奴隶制在一般情况下并不能持续促进经济发展。奴隶制曾盛行于美国南部和巴西北部，而这些地方仍然是这两个国家中经济欠繁荣和技术欠发达的地区。类似地，奴隶制在西欧消亡很久后，仍在东欧长期存在，而西欧一直以来都是欧洲大陆发展更快也更繁荣的地方。奴隶制在世界其他地区被废止很久后，仍在中东地区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部分非洲地区存在，但是这两个地区如今多以贫困著称，而不是经济成就。
受非洲大陆的地理形态所限，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河流要从 1,000 英尺或更高的高度，经历巨大落差，才能最终抵达大海。例如，广阔的刚果河的源头在海平面 4,700 英尺之上，它最终流入大西洋时，总共要下降近 1 英里。这样的河流只在有限的区段内适合通航，并且通常只适合尺寸有限的船只，一年内的通航时间也很短，因为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降雨比较零星，不像西欧地区那样平均降雨。在干旱季节里，即使是尼日尔河这样的非洲主要河流，某些地点的河水深度也不到 3 英尺，而尼日尔河的集水区面积甚至超过得克萨斯州。然而，雨季的尼日尔河则是“一个 20 英里宽的移动湖泊”。
总之，从一些国家或民族到其他国家或民族的强制性财富转移，无论是通过征服还是奴役的形式，并不能产生持续的经济增长。人类遭受的巨大痛苦，只有当时的精英享受了短暂的富足，这些人生活在奢侈之中，很少或几乎不为后代的利益进行投资。有人曾评价俄国农奴制，说它只是把“大部分财富放到挥霍无度的贵族手中”，这一说法也适用于其他地方的压迫制度，这些制度很少或几乎没有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无论就河流和港湾的数量而言，还是就这些河流和港湾是否适合货物运输而论，通航水道在世界各地的分布都是不均匀的。河流的通航性受限于它流经的陆地的形状。例如，西欧纵横交错的河流流淌过广阔的沿海平原，最终汇入大海，通过海洋连通到世界各国。相比之下，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大部分非洲地区，除了狭窄的沿海平原，海拔都在 1,000 英尺以上，而且还有很多地区的海拔超过 2,000 英尺。非洲狭窄的沿海平原往往延伸在陡峭的悬崖间，既阻碍了海上船只进入非洲内陆，又使得内陆船只很难到达海岸。
总的来说，我们并不能明确地指出帝国主义会对被征服民族带来经济净效益或净损失，但它显然会带来其中一种影响。虽然罗马人征服西欧国家后给被征服者的后代带来了长期利益，但是当时被罗马人征服并在他们统治下受到压迫的人，肯定不曾获得更好的生活。然而，即使如温斯顿·丘吉尔这样的英国爱国者也会指出“伦敦城的建立多亏了罗马”，因为古代英国人自己创造的东西都没法与罗马人比拟。然而，遭受了苦难和屈辱的古代英国人掀起了大规模起义，却被罗马人用残忍的屠杀手段给镇压了下来。
选择这些位置的经济原因之一是运输成本。陆路运输成本远超水上运输，特别是在机动交通工具出现之前的几千年间，而机动交通工具的出现还不过两百年。即使是现代，陆路运输 100 英里的成本，也要比水路运输 1,000 英里的成本还高。1830 年，同样的货物，通过陆路运输 300 英里需要 300 多美元，而通过海路横跨大西洋穿越 3,000 英里却只需要 10 美元。由于城市需要大量货物，如粮食和燃料等，城市也有海量产出需要运往别处出售，因此许多城市都位于通航水道边上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并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国家之间在收入和财富方面的经济差异，能够用帝国剥削的历史予以解释。在这些征服之前，国家之间通常就已经存在了较大的经济或其他方面的差异，而这些已有的差距，助推了如西班牙和英国这些相对规模不大的国家在世界范围的征服活动，并且这些国家征服的领土和人口都要比本国大得多。
世界上大多数城市都坐落在河流、港湾、湖泊等水道边上，这是出于经济上的原因。一些著名的城市位于或靠近大江大河的入海口（纽约、伦敦、上海、鹿特丹），还有一些位于大型湖泊或内海边上（底特律、芝加哥、敖德萨），另一些城市则地处大港湾（悉尼、旧金山、东京、里约热内卢）。
启 示
适航水道
试图为影响经济差异的各种因素分配相对的权重，是一种雄心勃勃但极其危险的行动。简单阐述经济发展涉及的个别因素，就已经能够看出不同地区、种族、国家或文明要取得相同的经济成果，不仅在原理上讲不通，在实践中也不可行。当我们把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都考虑进来时，不同的因素排列组合、相互作用带来的影响种类将呈指数级增长，取得相同产出的机会就愈加渺茫了。举例来说，拥有类似河流的地区，若这些河流流淌过的土地不同，或生活在这些土地上的人们具有的文化不同，或是河流流入的水道与市场的距离不同，都不太可能有类似的经济产出。
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源可以直接促进经济繁荣和发展，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间接促进各种经济活动的其他地理因素，但他们的作用同样重要。这类因素包括适航水道和动物，它们既有助于出行，也可促进农业发展。
相互作用是至关重要的。虽然地理环境对限制或扩大经济发展机会非常重要，但是地理决定论是不成立的，因为决定经济产出的是物理世界与变动的人类知识以及各种人类文化间的相互作用。在自然界中发现的大部分物质，对我们来说是自然资源，对穴居人来说却不尽然，因为那时人类的知识还没有达到可以利用这些物质服务人类目的的水平。只有随着人类的知识前沿不断推进，才有越来越多的物质成为自然资源，而这样的进步发生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是不可预测的，但是它会改变不同地区的相对地理优势和劣势。即使地理条件不变，经济结果也可能发生变化。
地底价值巨大的自然资源——无论是铁矿、煤炭、石油，还是其他众多资源——在地球上的分布都是不均匀的。不仅是因为特定的自然资源倾向于集聚在特定的地区，例如石油之于中东，而且还因为如何提取和处理这些资源的知识在不同时期也在演变，因此一种特定的物质会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成为一种宝贵的资源。虽然中东地区几千年来一直保有大量的石油储量，但是直到科学和技术足够发达，石油成为工业国家不可缺少的物资之后，石油才成为一种宝贵的资源，并给中东国家带来了大量财富。
然而，地理因素的影响牵涉一系列事件，这些事件中又包含了其他诸多因素，地理因素的影响也因此变得相当重要。在地理上被隔离了几个世纪的民族——无论是巴尔干山脉还是非洲的裂谷地区——往往在文化上也是支离破碎的。他们也常常对本地区具有高度忠诚感（“部落主义”或“巴尔干化”），这使得他们难以与其他人联合起来，形成民族国家这种更大的政治单位。这样一来，他们单独的小社会很可能在若干世纪中困顿于奴役、掠夺或者帝国征服。
要重点注意的是，不能孤立地考虑光照、降水等不同的地理因素带来的影响，因为它们之间的互动及时序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因素所有可能的排列组合比单个因素的数量还要多，若没有考虑这些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即使是表面上看来极为相似的地区，也会有巨大的差异。这不仅适用于土地方面的差异，还可解释水道方面的变化；不仅能够解释对农业的影响，还可解释城市、工业和商业方面的差异。
几个世纪以来在地理上被隔绝的地区，他们的文化也不会因为现代交通和通信技术打破当地的孤立状态就迅速消失。有些人把环境定义为特定时间和地点上的物理、地理或社会经济条件。但是，这种定义忽略了从以往继承而来的文化模式，即使当前的生活环境相同，不同群体之间的文化模式仍然存在极大的差异，这些群体尽管具有相同的机会，但由于文化模式不同，经济产出也截然不同。虽然 20 世纪初到美国的意大利和犹太移民，他们的后代都生活在非常相似的环境中，在相同的社区学校接受教育，但由于他们的文化背景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截然不同，这些孩子在学校的表现也非常不同，也因此他们长大成人后的经济格局也不同。
阳光对农业有正反两方面影响，在直接促进光合作用的同时，还会蒸发掉植物生存所需要的水分。在地中海周边各地，夏天充足的阳光蒸发掉的水分，比该地区夏季总降雨量还要多。因此，一些年降水量并不小的地区，也需要农业灌溉，因为在这些地区，大部分降水发生在冬季。还有些地区，夏季的雨水比冬季多得多。在这两种情况下，降水都限制了当地可种植的作物种类。
若进一步详细审查，本章所阐述的个别因素也有很多复杂之处⑦。这主要是指，每个因素涉及的变量，会呈指数级增长，要取得相同的产出就更不可能了。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如地区、种族、国家和文明之间的人口差异，我们并没有在此处进行探讨，这些因素只会进一步增大复杂程度，加剧不平等状态。不同国家、种族或特定国家内部民族群体间年龄中位数可能会相差 10 年或 20 年，虽然他们成年后从事经济活动的时限不同，但是不同人群产生相近经济产出的可能性愈发不可能了。
诸如光照、降水这样的基本环境在地区之间的变化很大。雅典的年均日照时数是伦敦的近两倍，而亚历山大（Alexandria）的年均日照时数是伦敦的两倍还多。即使同处一国，不同地方的降雨量也存在很大的差异。例如，西班牙各地区的年降雨量从 300 毫米到 1,500 毫米不等。
虽然民族和国家间的众多经济不平等现象，有些是可以明显地找到地理、文化或其他方面的影响，但是有时纯粹的偶然事件也能发挥重要的作用。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政治或军事领导人做出的明智决定或所犯的愚蠢错误，都会决定整个国家、帝国以及尚未出生的后代们的命运。当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时，昏庸的皇帝闭关锁国的决定，使中国在之后的几个世纪中逐步沦落，丧失了领先优势。
几个世纪以来，农业一直是世界各国最重要的经济活动，但是这个至关重要的生产活动在世界各地带来的经济结果并不相同——不论是以一般生活水平而言，还是从农业生产支撑、维系主要城市社会的能力来看。鉴于城市在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中的重要作用，缺乏城市不仅影响当前的经济状况，也会给未来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威灵顿公爵曾描述滑铁卢战役说，当势均力敌的两方军队在战场上陷入混战时，胜利和失败只在“咫尺之间”。在那场战斗中，他战胜了拿破仑，而这场战争也决定了此后欧洲的命运。如果公元 732 年的图尔战役或 1529 年的维也纳之战换一种结果，当今世界的文化就会截然不同，经济模式也会有天壤之别。
世界上不同区域的降雨量和降雨频率各不相同，并且土地吸收或保持雨水的能力也不同。比如，中国北方的黄土性土壤，相较巴尔干地区的石灰石土壤，能够吸收并容纳更多的雨水，石灰石土壤会让水分流失得更快，留下的水分更少，不利于作物良好生长。当然，沙漠地区的降雨量最少。有些地方，比如西欧，一年中的降雨量大体上保持均衡，而其他地方，比如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往往在经历了长时间干旱之后，又骤然迎来倾盆大雨，将表层土壤冲刷殆尽。
其他偶然事件还包括西半球土著人在面对欧洲人带来的疾病时极为脆弱，这些疾病给当地造成的人口损伤远远超过欧洲的武器。而欧洲人则不易受到西半球疾病的攻击，这两个种族之间的斗争结果本质上已经由微生物预先决定了，而当时他们都还不知道微生物的存在。⑧据说有一位慈祥友好的西班牙牧师作为传教士，来到当地土著人中，而他很可能要对土著人的众多死亡负责，这位传教士身上的病菌带来的死亡，甚至要超过最残酷的征服者的屠刀。
即使在一个国家的内部，土壤类型也千差万别。我们以中国为例，东部有着富饶的黑色土壤，而在东南部则是品质相对不佳的红壤，这类土壤也常见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土地的肥沃程度不仅在全球不同地区变化不一，它也随时间的演变而变迁。欧洲部分地区的粘重土在推广马和牛拉犁的耕地方式后，才变得肥沃起来，在此之前的几百年间这些土地都被归为劣质土，因为那时的耕地方式较原始，只适合耕种品质较轻的土壤。亚洲的情况与此类似：“日本的农田原本多不如印度北部的土地；如今，它们变得更肥沃了。”
地理、文化以及其他明显因素会给不同时间、地点的不同人群带来或大或小的机会，而不可预知的偶然事件则会打破现有的生活模式，甚至改变历史进程。若我们将所有这些都考虑在内的话，就会更加明白，不论是平等的经济产出，还是无限的不平等模式，都是不可能的。
虽然在北半球和南半球的大部分温带地区都存在这些土壤，但是热带地区则鲜有其身影。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土壤有很多很严重的缺陷，因此该地区作物产量只是中国或美国的几十分之一。在非洲的许多地方，表层土壤很浅，植物的根部没有足够的空间获取养分和水。而非洲大部分地区的干旱也抑制了化肥的使用，无法为土壤补充缺少的营养，因为在没有足够水分的情况下使用化肥只会抑制作物生长。虽然非洲也有湿地，并且这类湿地在亚洲被成功用于作物种植，但是在热带非洲，很少有人在这些湿地从事种植作业，因为非洲湿地是疟疾和河盲症等疾病的温床。
没有人知道未来的走向。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未来取决于全世界众多民族及他们的领导人如何理解对经济增长有促进或阻碍作用的诸多因素。
让我们从最基本的因素谈起，土地的肥沃程度在各个地方是不同的。被科学家们称之为黑土的肥沃土壤，在全球的分布极不均衡。这类肥沃的土壤广泛聚集在美国中西部平原地区，延伸到加拿大境内；而大片肥沃的土壤也贯穿整个欧亚大陆，从东欧南部一直到中国东北。在南美洲的温带，阿根廷南部、巴西南部和乌拉圭，也有一小部分这类土壤。
① 例如，读者可参阅迈克尔·哈灵顿（Michael Harrington）关于“城市山地人”的讨论，出自《另一个美国》（The Other America），1962 年版，第 96～100 页。
人类被划分成不同的国家、种族和其他类别，要解释为什么他们不可能具有相同的直接经济收益或开发人力资本的机会，地理只是原因之一。促进经济繁荣和人类发展的地理因素，在世界各地的分布是不均衡的。
② 西方之所以称之为阿拉伯数字，是因为欧洲人首先看到阿拉伯人使用这些数字，而阿拉伯人其实是从印度人那里学来的。
地理因素
③ 虽然地理位置本身不能创造天才，但不同的地理位置会为天才的出现和成长提供截然不同的机会。那些取得举世公认的历史成就的人物，很少（如果有的话）会在偏远的山地村庄中成长起来。相反，某个时代的历史成就会高度聚集在某个地区，虽然不同的时代，集聚的地区不同，但是地理上偏远的地方很少会实现很高的历史成就。
经济发展涉及无数因素。这些因素可以任意排列组合，然而如果有一种组合能够让全世界所有国家都达到近乎相同的结果，那只是一种惊人的巧合。然而，我们可以审视这些因素，从而理解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
④ 为了在冬天生存而储存食物的必要性，也对将牛奶等易腐产品转换成奶酪等易储存品，起到了激励作用。
许多人感觉这种差异既令人费解，又令人不安，尤其是想到出生在这种可怕的贫穷中的人的命运，高品质的人生对他们来说遥不可期。对于这种苦痛际遇有许多解释，有一些出于感情的泛滥，还有一些则是政治上的需要。但是一个更基本的问题是：是否存在现实机会，让世界各国拥有类似的经济发展前景？
⑤ 由于许多阿拉伯国家的精英讲英语或其他语言，这些精英们可以获得相较大众更广泛的文化环境。因此，缺乏翻译著作，往往会进一步加剧这些国家内的经济和其他方面的不平等现象，并拉大这些国家和西方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
类似的差异也普遍存在于亚洲，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于日本的四分之一，而印度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不到日本的 10%。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于欧元区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 10%。
⑥ 在这种情况下，用“指责”这个词似乎是有问题的，因为没有人可以选择诞生于何种文化，也无法选择诞生在哪个地理位置或在哪个历史时期。
对国际经济活动的任何研究，都不可避免地会触碰国家间收入和财富的极大差异。例如，19 世纪初，巴尔干的四个国家的人均收入仅为西欧发达国家的四分之一。两个世纪后，西欧和巴尔干半岛及东欧国家之间，仍然存在着类似的巨大经济差异。阿尔巴尼亚、摩尔多瓦、乌克兰、科索沃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均小于荷兰、瑞士、丹麦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小于挪威的五分之一。
⑦ 虽然农业的出现是人类社会演化中的一个划时代进步，它比狩猎更容易形成更大、更复杂的社会，但是对于第一批农民来说，并不需要为消耗过度的农业土壤补充养分。恰巧处于河流洪泛区的农民，由于河流会每年将别处冲刷来的养分自动补充到土地里，他们甚至不需要理解其中的原因，就能繁荣富足起来。那时人们所掌握的农业技巧，不足以使人类在地球的大部分地区大规模聚居。只有在一些洪水每年都会给土地带来养分的河谷，土地才能连续得到耕种。这种罕见的环境出现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山谷，它们都在今天的伊拉克境内。有幸生活在那里的人们，以及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们之间，因此产生了巨大的经济不平等，直到其他地方的农民认识到了给土地施肥的必要性。
——米尔顿·弗里德曼和罗斯·弗里德曼
⑧ 欧洲人有着更大的文化空间，相应的也面临更多的疾病。正如商品一样，来自亚洲的疾病也通过陆路或海路传播到欧洲。来自亚洲、中东或北非的疫病可能会在欧洲杀死许多人，但幸存者会增强对这些来自地球广大地区的疾病的生物抵抗力。正如欧洲人移居到西半球时，除了装备着许多起源于欧洲以外地区的文化元素，他们还携带着欧洲及其他地区的疾病。同时，西半球的土著人则拥有小得多的疾病环境，从而无法获得足够强的生物抵抗力，因此会被欧洲人传播的众多疾病打垮，而欧洲人自身却不会受这些病菌影响。
世界各地都存在严重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现象。它们使我们大多数人感到不安。一些人享受着奢华生活，而其他人则深受贫穷困扰，面对这极大的反差，没有谁不为之触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