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资源交换并不仅局限于工业化国家。当西非农场开始种植可可树时，那里的非洲人为了能够从可可树中赚到更多的钱，减少了其他农作物的种植量，最终西非的可可产量达到世界的一半以上。而且他们的收入也因此增加了，足以从其他地方进口食物。这些食物不仅包括该地区原本能够生产的肉类和蔬菜，而且还包括被认为是奢侈品的大米、鱼罐头和水果。
生产任何一件东西的真正成本，是人们本可以用相同的精力来生产的其他东西，因此英国要想在食物方面自给自足，它就要放弃很多工业和商业中的资源，并将它们转移到农业生产中去。从农业生产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进口食物对英国来说是更好的选择，即使英国农民的效率比其他国家农民的效率更高。
规模经济
比较优势不仅是一个理论，而且还是许多国家历史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实。一个多世纪以前，英国就能够为人民提供足够多的食物了，而英国人之所以有足够多的食物，就是因为它集中精力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如制造业、船舶业以及金融服务业，并使用这些产业的收益从其他国家购买食物。比起英国自给自足种植粮食，从其他国家购买食物能够让英国消费者吃得更好，而且还能够获得更多的制造品。
虽然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是人们从国际贸易中获益的主要原因，但它们并不是仅有的原因。有时，某种产品的生产需要对机器设备及其所需的技术工程进行巨额投资，还要培养专业化的劳动力；也只有当产出足够大时，产品最终才能以具有竞争力的低价格销售出去。这就是第 6 章讨论过的规模经济。
比较优势意味着每个国家，不管它多么贫穷，都能在自由贸易的庇护中找到立足之地，因为每一个国家的人在生产某种产品时总能比生产其他产品更有效率。
据估计，汽车要想最有效地节约单位成本，最低产量必须达到每年 200,000~400,000 辆。在美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富裕国家，达到这样巨大的产量并不是大问题，因为美国国内三大汽车制造商——福特、通用和克莱斯勒，每一家都至少有一种汽车的销售量超过 400,000 辆，丰田汽车也能达到这样的销售量，而福特 F 系列皮卡的销售量更是在 800,000 辆以上。但是对于人口较少的国家来说，比如澳大利亚，不可能在国内销售如此多的汽车，也就无法弥补汽车行业高昂的初始投入成本，也无法在价格上与产量巨大的美国或日本汽车竞争。
对贫穷国家来说，比较优势的益处尤其重要。有些人指出：
任何一种汽车在澳大利亚的最大销售量，都仅达到了实现规模经济所需数量的一半。尽管澳大利亚的人均汽车拥有量要高于美国，但是美国人口是澳大利亚的 12 倍以上。
要理解个体的案例和国际贸易案例，关键在于理解资源具有稀缺性这一基本的经济事实。和所有人一样，一名外科医生一天只有 24 个小时。他花时间做某一件事情，就无法同时做其他事情。对国家来说同样如此，国家拥有的劳动力、时间或其他资源都是有限的，做某件事情就必须放弃做另一件事情。这就是经济成本的含义：放弃其他选择。它适用于所有经济体制，不管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还是其他任何经济体制，也不管是在国内交易还是国际交易。
即使是澳大利亚本土制造的汽车，也是由其他国家研发的——丰田和三菱汽车来自日本，福特和通用汽车来自美国。它们实际上就是澳大利亚人制造的日本或美国汽车，这意味着日本和美国公司已经付出了巨大的技术工程、研发以及其他成本。但是澳大利亚市场不足以实现有效的规模经济，因此澳大利亚无法用低成本从零开始生产本国的汽车，也就无法与市场上的进口汽车进行竞争。
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个人的日常生活。例如，假如你是一名眼科医生，而你曾经依靠洗车的打工收入来支付大学学费。现在假设你有了属于自己的汽车，你应该自己清洗还是雇用其他人来清洗呢？假设你打工的经验能够让你比所雇之人在更短的时间里完成洗车的工作。显然，不论是对于你的财务状况，还是社会整体福利来说，你不在手术室里医治人们的眼睛而是花时间去洗车毫无意义。换句话说，虽然你在这两件事情上都具有“绝对优势”，但你在治疗眼疾方面的比较优势要更大一些。
尽管澳大利亚是一个现代化的富裕国家，人均产出也跟英国差不多，比加拿大还高，但是稀少的人口限制了它的总购买力——还不到日本的 1/5，只是美国的 1/7。
只有当美国在每一种产品上的生产效率都同比例优于加拿大时，贸易才无法带来任何利益，因为此时将不存在比较优势。这种情况在现实世界中几乎是不可能的。
出口让一些国家实现了只靠国内销售量不能达到的规模经济。许多工业企业会将它们的大部分产品销往国外。例如，喜力啤酒的销售不必依赖荷兰本土的小市场，它在 170 多个国家销售。诺基亚手机在全世界都有销售，而不仅限于芬兰本土。著名的英国杂志《经济学人》在美国的销售量是英国的 3 倍。丰田、本田以及尼桑汽车的大部分利润都来自北美市场，而且总体来讲，从 2006 年开始，日本汽车制造商在境外生产的汽车数量超过了本土。很多像韩国这样的小国家，也都依靠国际贸易，才能生产出远远超过本土销售规模的产品。
经济学家会说，美国在这两种产品的生产中都具有“绝对优势”，而加拿大在生产椅子上具有“比较优势”。也就是说，将资源转而用于生产椅子时，加拿大放弃生产的电视机数量，要比同样情况下美国放弃生产的电视机少得多。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人用他们生产的电视机与加拿大人交易，就能够得到更多的椅子，而不用自己直接制造椅子。相反，加拿大人也可以生产椅子，并与美国人制造的电视机进行交换，来得到更多的电视机，而不用自己直接生产电视机。
总而言之，国际贸易对许多国家实现规模经济来说都是非常必要的，而规模经济使它们能够与世界市场上的相似产品在价格上展开竞争。需要在机器设备和研发上进行巨额投资的产品，只有极少数富裕的大国才能达到单独依靠国内市场，就能弥补所有成本的产出水平。利用国家的绝对或比较优势，以及国际贸易在世界范围内的规模经济创造的高效率，即使是有些国家的国内市场规模不足以吸收大型生产性产业的全部产出，它们也能因此获益。
两个国家的工人生产率都没有发生变化，但是相同数量的工人，总产出却增加了：电视机的总产量为 100,000 台，而不是 90,000 台；椅子为 225,000 张，而不是 190,000 张。这是因为每一个国家现在都在生产它们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而不管这一产品是否具有绝对优势。
和其他情形一样，我们要理解某种行事方式的益处，也可以先观察用其他方式行事时会发生什么。多年来，印度一直鼓励小企业发展，并对相关的竞争性进口产品设置壁垒。然而，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印度取消了进口限制，彻底改变了一切。正如《远东经济评论》指出的：
0
印度玩具产业的噩梦来自于一种小型塑料玩具。这种玩具由中国制造，能够播放流行的印度电影歌曲，售价只需要大约 100 印度卢比（2 美元）。印度的家长们在全印度的市场上抢购它，本地的玩具公司惊呆了。要想跟上这些玩具的生产速度、规模和技术（正是这三个因素使得这些玩具能够以极低的价格出售），印度公司远没有这样的能力……在玩具生产、鞋子制造等行业中，中国已经发展出巨大的规模经济，而印度却人为地限制了生产商的规模。
0
进口管制给印度玩具制造商带来的严重问题，使得他们在自由贸易中面临的经济问题黯然失色。这种管制政策使得这个贫穷国家中的数亿人必须支付不必要的虚高价格才能买到大部分商品，仅仅因为国家想要保护小规模生产商免受国内外大生产商的竞争。幸运的是，印度最终在 20 世纪的最后十年终止了这些实施了数十年的政策。
100,000
国际贸易限制
500
对整个世界和单个国家来说，国际贸易有诸多好处。然而，和所有高经济效率的行事方式一样，它会取代低效率的做事方式，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就像汽车的出现使马车行业遭受了巨大损失，大型连锁超市导致很多社区小杂货店倒闭，进口其他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也会使本国的相关行业在收入和就业上遭受损失。
电视机（台）
虽然国际贸易带来的经济收益一般来说完全能够抵消损失，但是在政治上，还是会有人大声疾呼，要求政府对进口实行各种各样的限制，避免国外的竞争。许多存在已久的经济谬论，就来自人们试图证明国际贸易限制的合理性。尽管亚当·斯密早在两个多世纪以前就反驳了大部分此类谬论，但是只要经济学家仍然存在担忧，这些谬论在今天的政治中就仍然有生命力，有效力。
225,000
例如，有些人认为，富裕国家无法与薪水较低的国家竞争。另一方面，贫穷的国家可能会说，他们要保护本国的“幼稚产业”，避免来自发达工业国家的竞争，直到这些本土产业拥有足够的经验和专业技术，能够平等地与其他国家竞争。所有国家都在抱怨其他国家在进口和出口方面制定了“不公平”的法律。例如，经常听到的，有些国家为了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人为地降低价格，在世界市场上“倾销”商品，从短期来看这些国家会遭受损失，但是当它们取得垄断地位后，就会提高价格掠夺。
500
在复杂的现实生活中，很少有一种观点是百分百正确或百分百错误的。但是，大多数关于国际贸易限制的观点，总是错误的。让我们从高工资谬论开始，逐个予以考察。
0
高工资谬论
0
在美国这样的繁荣国家里，有一个谬论听起来似乎很合理，即美国商品无法与贫穷国家低收入工人（一些人的工资只有美国工人的几十分之一）生产的商品竞争。尽管这一观点听起来很合理，但是历史学和经济学都否定了它。从历史来看，高工资国家对低工资国家的出口已经持续了好几个世纪。从 16 世纪 90 年代到 18 世纪 40 年代，在这一个半世纪里，荷兰一直是国际贸易的领导者，虽然当时荷兰工人的工资在世界上是最高的。英国是 19 世纪最大的出口国，而英国的工资水平要比它销售商品的许多国家（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都要高得多。
椅子（张）
相反，印度的工资水平远远低于日本、美国这样的工业化国家，但是多年来，印度一直限制从日本和美国进口汽车和其他产品，因为印度本土生产商无法在价格和质量上与这些进口产品竞争。印度对国际贸易放松管制以后，即使是塔塔这样的印度领头工业企业，也不得不担忧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尽管中国工人的工资要比印度工人的高得多：
加拿大产出
……塔塔集团专门设立了一个办公室，为其庞大企业帝国的不同部门提供培训，应对进口限制取消后可能会出现的影响。基板·穆霍帕德黑（Jiban Mukhopadhyay）作为塔塔集团主席的经济顾问，负责执行这一任务。在他办公桌的抽屉里，有一条在中国旅游时购买的丝绸领带。他曾问公司里参加 WTO 研讨会的管理人员，这条丝绸领带的价格。“它只需 85 印度卢比，”他说，“同样的领带，在印度要花 400 印度卢比。”
加拿大工人（人）
从经济学角度来说，高工资理论的一个关键错误就是，它混淆了工资水平与劳动力成本，也混淆了劳动力成本与总成本。工资水平通过每小时的工作量来衡量，而劳动力成本则通过每单位的产出来衡量。总成本不仅包括劳动力成本，还包括资金、原材料、运输、制造产品所需的其他东西，以及将制成品运往市场所花的成本。
美国产出
当富裕国家工人的工资水平是贫穷国家工人的两倍，每小时产出是穷国工人的三倍时，那么高工资国家每单位产出的劳动力成本就要低得多。也就是说，富裕国家能够用更低的成本完成一定量的工作，因为它需要的劳动力更少，即使单个劳动力报酬更高。工资更高的工人可以更有效地进行组织或管理，也可以使用更多、更好的机器设备来工作，或在具有巨大规模经济的公司或行业工作。通常，越发达的国家，运输成本越低，因此将产品运输到市场的成本就会越低。
美国工人（人）
为什么一个国家能够比另一个国家更富裕？这是有原因的，其中有一条就是更富裕的国家在生产与运输产品方面更有效率。总而言之，单位时间工资率高，并不意味着单位产出成本也高。它甚至也不意味着每单位产出的劳动成本就高——当然，劳动成本并不是唯一的成本。
产品
一家国际咨询公司发现，印度现代部门中的普通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只是美国普通工人劳动生产率的 15%。换句话说，如果你雇用一名普通的印度工人，并且支付相当于美国普通工人 1/5 的工资，那么完成既定量工作的成本在印度就要比在美国更高。给那些生产率只是美国工人生产率 15% 的工人，支付相当于美国工人工资的 20%，只会增加劳动力成本。
如果两国进行专业化生产，美国将生产椅子的工人转移去生产电视机，加拿大将生产电视机的工人转移去生产椅子，结果将如何？在每个国家的工人人均产出不变的条件下，同样的 1,000 名工人，能够生产的这两种产品的总和更多。
但是这些并不意味着，低工资国家的就业增长不会给高工资国家带来失业。在那些生产率的差异小于工资率差异的国家，比如印度有很多受过良好训练、会讲英语的计算机程序员，美国很多的计算机编程工作就会转移至印度完成。比较优势的其他形式也意味着，工作会转移到在某事上具有某些优势的国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整个经济活动中会出现就业净损失，就像国内或国际上的其他高效率的形式不意味着经济中会出现就业净损失一样。不管是因为国内竞争还是国际竞争，失业对当事人来说都很现实，但是对国内或国际市场的限制通常会打破就业的净平衡，因为限制会危及经济繁荣，也就会影响商品和劳动力的需求。
在这些条件下，当两个国家都同时生产两种产品时，他们的产出加总起来，相当于 1,000 名工人一个月生产 190,000 张椅子，90,000 台电视机。
劳动力成本只是原因之一。资本与管理成本也是很多产品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许多情况下，资本成本都超过劳动力成本，特别是在固定成本巨大的行业中，如电力设施公司和铁路公司，两者都需要在基础设施方面投入巨额资金。繁荣的国家通常资本丰富，在供给和需求作用下，资本成本往往也比贫穷国家更便宜，贫穷国家由于资本稀缺，资本投入往往要求更高的回报率。
30,000
沙皇统治下的俄国工业化初期的历史就说明了资本供给是如何影响资本成本的。19 世纪 90 年代俄国开始大规模工业化时，外国投资者每年的投资回报率是 17.5%，直到数年后，投资实在太多，回报率才逐渐下降，到 1900 年已经降至 5% 以下。贫穷国家由于资本成本较高，很难与资本成本较低的富裕国家竞争，即使穷国在劳动力成本上具有真正的优势，但是通常情况下劳动力成本的优势也并不是真正的优势。
300
有时，确实有些行业会受进口产品竞争的不利影响，就像它们也会受到其他更好、更便宜的产品的不利影响一样，不管这些竞争产品来自国内还是国外。市场上总是会有其他效率更高的产品，迫使公司走向现代化、削减规模，不然就倒闭。然而，当这种情况是因为外国人而发生时，政治上就会把它描述成我们国家与其他国家的对立，实际上，它一直都是国内特殊利益集团与消费者的对立。
60,000
保护就业
300
经历高失业率的时候，政治家的压力尤其巨大，他们被寄希望去拯救那些正在遭受损失或失业的行业，他们使用的手段就是限制竞争性产品的进口。这种限制可能带来悲剧性结果，比如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时期，世界各国都树立了贸易壁垒，增加了各种贸易限制。结果是 1933 年全球出口总额只有 1929 年的 1/3。就像自由贸易会同时增加所有国家的经济福利一样，贸易限制也会同时降低所有国家的效率，进而导致生活水平降低，它并不能带来人们期盼的就业增加。
电视机（台）
世界各地的这些贸易限制起因于美国在 1930 年通过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该法案使美国对进口产品的关税水平达到了历史新高，其他国家则报复性地对进口的美国产品设定诸多限制。此外，在美国发挥作用的政治压力同样在其他国家发挥作用，因为对许多人来说，通过减少进口外国产品来保护本国的就业似乎很合理。结果就是，严厉的国际贸易限制被许多国家应用于针对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而不再仅仅针对美国。最终的经济后果也与预期完全不同。对这一切，经济学家早有准确预测，他们写了一份反对增加关税的公共请愿书，并递交给了国会议员霍利、参议员斯穆特以及总统赫伯特·胡佛。在请愿书中，他们写道：
90,000
美国现在正面临着失业问题。提高关税的支持者认为调高税率会增加工作岗位。这是不正确的。我们无法通过限制贸易来增加就业。
200
这上千名经济学家包括哈佛、哥伦比亚和芝加哥大学的很多优秀经济学教授，他们准确地预测到了其他国家会对美国商品实施“报复性”关税。他们还预测到，“绝大多数”坚决拥护关税的美国农民都会出现损失，因为其他国家也会限制对美国农产品的进口。所有这些预测都变为了现实：失业更加严重，农产品出口直线下降，美国的国际贸易量也普遍下降。
100,000
1930 年 6 月份，《斯穆特－霍利关税法》通过时，美国的失业率是 6%，相较 1929 年 12 月 9% 的峰值有所下降。但是一年后，失业率却达到 15%，第二年失业率甚至上升至 26%。我们没有必要把原因全部归咎于关税。但是，这些关税的最终目的，曾是要减少失业率。①
200
在任何时候，保护性关税或其他进口限制，都会立刻给某一个行业带来慰藉，它们会从本行业的公司及工会得到政治和财务上的支持。但是，和其他政治利益一样，它得到的支持是以牺牲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也就是没有组织、无法引起人们注意，也缺乏话语权的那些人的利益。
椅子（张）
20 世纪 80 年代的 10 年间，美国钢铁行业的就业岗位从 340,000 个下降到 125,000 个，造成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并成为经济和政治大新闻。它还导致美国制定出台了各种各样的法律和规定，以减少钢铁进口，使国产钢铁免受竞争。不用说，由此造成的钢铁供给减少，引起美国境内钢铁价格的上升，导致其他以钢铁为原料来制造产品的行业——从汽车到油井设备业——生产成本大幅上涨。
加拿大产出
不管是在美国境内，还是在国际市场上，所有这些钢铁制品都在与外国制造的相似产品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据估计，钢铁高关税给钢铁公司创造了 2.4 亿美元的额外收益，并保留住了钢铁行业中的 5,000 个工作岗位。与此同时，钢铁高关税人为地提高了钢铁的价格，导致以钢铁为原料的其他行业遭受的损失，据估计达到约 6 亿美元，减少的工作岗位有 26,000 个。换句话说，限制钢铁进口，总体上恶化了美国工业和美国工人的净收益。
加拿大工人（人）
同样，一份有关美国限制食用糖进口的研究表明，尽管它保留住了食用糖行业的工作岗位，但是由于食用糖价格上升，甜点行业减少的工作岗位是食用糖行业保留住的工作岗位的三倍。一些美国公司转移到了加拿大和墨西哥，因为这两个国家的食用糖价格更低。2013 年，《华尔街日报》的一则报道指出，“阿特金森糖果公司已将 80% 的薄荷糖生产转移到了危地马拉一家 2010 年开办的工厂”。根据《华尔街日报》提供的数字，从 2000 年到 2012 年，美国的食糖平均价格是世界市场上的两倍多。
美国产出
国际贸易限制还为合成谬误（部分正确则整体也是正确的谬误）提供了例证。毫无疑问，某些行业或职业能够从国际贸易限制中受益。但是，错就错在，认为整个经济都会受益，不管是就业还是利润。
美国工人（人）
“幼稚产业”
产品
经济学家很早就认同的一种关于国际贸易限制的观点（至少在理论上），就是认为需要暂时保护“幼稚产业”，直到它们具备必要的技术和经验，能够与国外老牌的竞争者相抗衡。一旦它们具备了技术和经验，就可以取消这种保护（不管是关税、进口配额，还是其他措施），让这个产业在市场竞争中自生自灭。
假设美国工人平均每人每月能生产 500 张椅子，而加拿大工人平均每个人每月能生产 450 张椅子；美国工人平均每人每月能生产 200 台电视机，而加拿大工人每人每月能生产 100 台电视机。下面的表格说明了，在上述条件下，当两个国家同时生产两种产品，和每个国家只生产一种产品时的产出对比。表格中我们假设，两国各自的工人生产这些产品的人均产出相同，工人总数也相同，都是 500 名：
然而，在现实中，一个新生产业在幼稚时期很少具备足够的政治力量——雇员选票、雇主对政治活动的资助以及政府对他们税收的依赖性——来保护它们免受国外竞争。另一方面，陈旧、低效率但曾经辉煌过的产业，却可能会有一些政治力量，能够得到立法的保护或政府津贴，以使自己免于淘汰，但这样做却牺牲了消费者、纳税人共同的利益。
如果在两个国家中资源交换的代价非常不同，而其中一个国家放弃生产椅子就能生产更多电视机，那么它就可以与另一个国家交易并从中获益，另一个国家则可以放弃生产电视机而并生产更多的椅子。我们用一个数据案例来说明这一观点。
国 防
为什么？因为能够以较低的成本生产任何东西，并不意味着它就能够以较低的成本生产所有东西。因为稀缺资源具有多种用途，当更多地生产某一种产品时，就意味着要减少生产其他种类的产品。这个问题不仅是指一个国家相对于另一国家在生产椅子或电视机时需要投入多少资金或资源方面的成本，而且指资源从生产某一种产品转而生产另一种产品时，生产一台电视机对应多少把椅子。
即使是最积极的自由贸易倡导者，也不会希望依赖进口获得军事装备和物资，因为提供这些物品的国家可能会在将来某一时期成为敌对国。因此，长期以来，人们都或多或少地支持军需品和战争武器应在国内生产，以确保供应商能够及时提供国防所需的任何物资。
答案是肯定的。
历史上发生过这种罕见的例子，殖民地美国曾依靠潜在的敌人获得军火，当时北美洲印第安土著从欧洲殖民者那里获得枪支弹药。战争爆发后，印第安人最初赢得了大部分战斗，然而当他们耗尽弹药，紧接着就输掉了战争，因为他们只能从白人殖民者那里获得武器。枪支弹药都是欧洲文明的产物，印第安人除了从欧洲人那里进货，别无他法。如果有选择，国家总是会让本国的生产者提供这些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重要物品。
为了说明什么是比较优势，我们可以假设某个国家的效率非常高，它能够比邻国以更低的成本生产任何东西。那么这个在所有方面都更有效率的国家，在与邻国交易时还会有利可图吗？
不幸的是，“国防必需品”这一术语，能够而且已经被延伸到那些与军事必需品关系不大或虚构的产品上。为了纯粹的一己私利，这些产品被贴上国防标签，获得保护而免于国际竞争。总而言之，尽管为了国防安全而采取国际贸易限制的观点是合理的，但它对某个时期某国的某个行业来说是否合理，还要看那个行业、那个国家和那个时期的实际情况。
比较优势
不同的外部国家在将来成为敌人的可能性是不同的，因此依靠外国供应商提供军事设备的危险，也会因涉及的具体国家不同而不同。例如，2004 年，加拿大是五角大楼最大的国外订货商（价值 6.01 亿美元），其次是英国和以色列，这些国家都不可能与美国爆发战争。
国际贸易还存在另一个更深奥但同样很重要的原因，也就是经济学家所谓的“比较优势”。
有时实物产品进口并不仅仅是进口产品本身，还包含凝聚在产品中的技术，这些技术代表着一种军事威胁。20 世纪 90 年代，尽管美国军方反对，但美国仍然取消了对中国销售应用有先进计算机技术的产品的禁令。美国军方希望继续限制，因为他们认为，这种先进的技术将使中国军队有能力让核导弹更准确地瞄准美国城市。支持解除这种国际贸易限制的并不是经济学家，而是政治家。经济学家一直以来都认为，将国防作为自由贸易的例外是合理的，虽然国防基本原理已经被用于许多并不适用的情况。
这些例子都是经济学家所说的“绝对优势”，即一个国家因为一些原因，能够比其他国家更便宜、更好地生产某种产品。这些原因可能是气候、地理位置，也可能是各个国家的人口具备的技术。购买该国产品的外国人就能够从低成本中受益，而这个国家自身也会因产品或服务的市场扩大而受益，而且有时候生产某一产品的某些投入是免费的，比如热带地区的温度，或世界各地各种土壤中丰富的营养物质。
“倾销”
有时候，绝对优势仅仅是因为处在优势的地理位置上，或能讲合适的语言。例如，印度与美国有 12 个小时的时差，这就意味着那些想要不分昼夜提供计算机服务的美国公司可以在印度建立一家计算机公司，当美国进入夜晚，印度正好开始新的一天，这样它就能够雇用印度的技术员来提供服务。在印度，许多受过教育的人都会讲英语，而且印度拥有世界 30% 的计算机软件工程师，这些条件组合在一起，使印度在美国计算机服务市场上具有很大的竞争优势。同样地，当北半球进入冬天时，南半球正处于夏天，此时南美洲的国家就可提供水果和蔬菜。
政府采取保护措施反对其他国家的竞争者所根据的一个普遍观点就是，后者没有遵循“公平”竞争，而是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在市场上“倾销”商品。该观点认为，这一做法会迫使国内生产者破产，而外国生产者占据市场之后，将会把价格提高到垄断水平。政府对这一观点的回应，就是制定了“反倾销”法，宣称某些外国公司采取这一不道德做法，并对它们的产品实施进口禁止、限制或征收重税。
21 世纪初，全世界一半以上的咖啡只在三个国家种植——巴西、越南、哥伦比亚。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国家就完全没有能力种植咖啡。只是大多数国家能够生产的咖啡数量和质量并不值得去投入成本，因为从以上三个国家完全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进口咖啡。
在该观点中，关键在于外国生产者销售商品的售价是否真的低于成本。正如在第 6 章中提到的，判断生产成本实际上并不容易，即使是本国的企业，政府机构也很难判断运营成本。欧洲的政府官员想要确定一家东南亚公司的生产成本，面临的问题将更多，特别是当他们同时调查多起涉及全世界各地多家公司的倾销诉讼时，情况会更加棘手。对于国内生产者来说则容易得多，他们要做的就是在进口商抢走了他们的消费者后提起诉讼。
有时，一个国家具有的优势比起另一个国家或世界上其他国家是绝对的。例如，种植咖啡需要一系列独特的气候条件——温暖但不炎热，也不能有整天的阳光直射，水分既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只适合在某一类土壤中生长，在其他土壤中则不适合。把这些条件和其他种植咖啡的理想条件结合在一起，就会使适宜种植咖啡的地区大为减少。
确定成本具有不确定性，所以政府官员们在裁决“倾销”诉讼时，阻力最小的方法就是接受这些诉讼。例如，欧盟当局宣布泰国的一家山地车生产商出口到欧洲的山地车低于其生产成本，因为他在欧洲出售的山地车的价格，比该山地车在泰国的销售价格低。然而，由于存在规模经济，在欧洲销售大量山地车的成本，比泰国境内销售量很少的其他山地车生产商的成本更低，因为泰国的人口少，也更贫穷，山地车对他们来说还是一种奢侈品，需求也少得多。
我们很容易理解美国人为什么会购买加勒比海地区种植的香蕉。在热带地区种植香蕉的成本，低于那些需要温室或其他人工方式来维持必要热量的地区。在热带国家，大自然提供免费的热量，而气候较冷的地区，如美国，则不得不花费高额的成本来提供热量。因此，购买热带种植的香蕉，而不是在美国境内以高成本的方式种植香蕉，对美国人来说更合理。
实际上，这家泰国生产商在泰国境内销售数量较少的山地车时，单位成本很可能比大批量销往欧洲的还要高。在欧洲销售山地车的价格比在泰国低，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在庞大的欧洲市场上的销售价格低于山地车的生产成本。
绝对优势
这种情形并非孤例。欧盟已经对埃及的床上用品、印度的抗生素、中国的鞋类制品、马来西亚的微波炉、巴西的味精，以及其他国家的诸多产品采取了反倾销措施。不仅欧盟这样做，美国也对来自日本的钢铁、俄罗斯的铝土矿、波兰的高尔夫球车，以及其他产品采取了反倾销措施。由于没有严格的标准来确定这些东西的生产成本，美国政府机构只能依靠“所能得到的最佳信息”，而这些信息通常是由那些试图阻止外国产品竞争的美国企业提供的。
经济学家通常把各个国家都能从国际贸易中获利的原因分为三类：绝对优势、比较优势以及规模经济。
不管反倾销法背后的理论依据如何，实际上它已经成为国内生产商的一种保护手段，并以国内消费者的利益为代价。此外，甚至理论本身也并非没有问题。倾销理论是“掠夺性定价”理论的国际版本，关于掠夺性定价问题，我们曾在第 8 章讨论过。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掠夺性定价很容易遭到指控，并且很难举证或提出反驳。当政治偏见倾向于接受这一指控时，它其实不需证明。
虽然国际贸易发生的原因与其他贸易一样，都是为了双方利益，但我们还是有必要了解两个国家为什么都能获利，特别是有那么多政治家和记者都在用相反的观点混淆视听。
其他限制
国际贸易的基础
关税是对进口商品征收的一种税，目的是提高进口商品的价格，从而使国内生产商能够以更高的价格应对竞争，否则他们将面临来自国外的廉价产品的竞争。进口配额同样限制了外国公司与国内生产商之间的平等竞争。尽管关税与配额具有相同的经济作用，但它们带来的结果对公众造成的影响却不一样。对进口零部件征收 10 美元关税，能够使国内零部件生产商的价格提高 10 美元，并且不会让外国生产商夺走生意；对进口零部件的数量进行适当的配额限制，也能对供求产生影响而使零部件价格提高 10 美元。但是，选民一般不容易察觉到进口配额的影响，也无法量化这一影响。从政治上来看，通过配额限制将零部件价格提高 15 美元，与通过关税将价格提高 10 美元一样，都能轻易获得民选官员的批准。
正如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期间，美国每年都是贸易“顺差”一样，20 世纪 90 年代经济繁荣发展期间，美国破纪录地成为“债务国”。显然，这些语句不能以其字面意思作为一个国家经济福利的指标。我们需要结合情境深入考察这些语句的含义。
有时候，人们会声称这个或那个国家对美国出口的商品施加了“不公平的”限制，以此支持进口限制。遗憾的是，为了照顾国内的特殊利益集团，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对进口实施“不公平的”限制。然而，和其他情况一样，人们只能从实际存在的各种选项中做出选择。其他国家实行的贸易限制，剥夺了他们以及我们能够从国际贸易中得到的好处。如果我们以牙还牙，只会进一步剥夺我们更多的利益。如果我们“放他们一马”，双方的损失才能最小化。
含糊不清的语言会让坏消息听起来像好消息，反之亦然。例如，2001 年春天，令美国十分头痛的国际贸易逆差破纪录地缩小了，正如《商业周刊》杂志中一篇报道的标题，“贸易逆差缩小，国内经济看上去很美”。然而，当时美国的股票市场却在下跌，失业率不断上升，公司利润也在不断下降，美国经济的总产出出现下降。所谓国际贸易的“好”消息，来自于经济动荡不安时期的进口减少。如果国家出现严重的经济萧条，国际贸易差额将可能完全消失，但幸运的是，美国人没能听到这样的“好”消息。
适用于进口产品的健康和安全条例，是更隐蔽的国际贸易限制措施。这些条例通常远远超出健康或安全的必要范围。仅仅是必要的繁文缛节，也会增加成本，因为人们需要花费时间去遵从，易腐烂的进口产品尤其如此。如果需要花费一周时间才能让你的草莓通过海关，那么还不如不进口。世界上各个国家都在采用这些措施，它们和进口配额一样拥有政治上的优势，我们很难精确量化它们对物价的影响，不管这些影响有多大。
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这种政策只会使情况更糟，延长世界经济萧条的时间。当实际国民收入不断降低时，人们最不需要的就是使它更快下降的政策，这些政策会阻止消费者用最低的价格购买他们所需的物品。
条件变化
顺便一提，在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期间，美国在这灾难性的 10 年中，每一年都是出超——贸易“顺差”。但是，现实情况是，与 20 世纪 20 年代繁荣的 10 年相比，大萧条时期的进口和出口都大幅度减少了。这种国际贸易量的减少，是由于世界各国都提高了关税壁垒，因为各个国家都经历了普遍失业，都力图通过阻止国际贸易来维持本国经济中的工作岗位。
比较优势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进而引起国际贸易生产中心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例如，当计算机还是一种新生的独特产品时，它早期的研发和生产大部分都是在美国进行的。但是，当技术开发完成之后，计算机成为一种应用广泛的产品，很多人也知道了如何生产它，此时，虽然美国仍然在计算机软件设计方面存在比较优势，但是机器本身都可以在贫穷的海外国家进行组装，事实也确实如此。甚至在美国出售的美国品牌的计算机，也通常是在亚洲制造的。21 世纪初，《经济学人》杂志的报道指出，“世界上绝大多数的计算机配件都是在中国台湾制造的”。这种模式不仅限于美国和中国台湾，就如《远东经济评论》报道的，“亚洲企业将美国、日本和欧洲作为其获得新技术的主要来源”，而亚洲制造商“由于全球品牌公司高昂的许可费，只能获得极其微薄的利润”。
即使到了 21 世纪，还有许多人没有掌握国民财富的全部含义。如果国际贸易使美国人可以获得更多的产品和服务，那么美国人就会变得更加富有，而不是更加贫穷，不管美国在国际贸易中是“赤字”还是“盈余”。
如果美国大部分计算机工程师和技师整天忙于生产这些在其他国家就能轻易生产的机器，那么美国的计算机软件行业就不可能发展得如此迅速，也不可能如此成功。因为同一个美国劳动力，不可能同时做两份工作，所以只有国家放弃没有比较优势的行业，任其“失业”，才能够转移到具有巨大比较优势的领域。这就是为什么媒体新闻头条常常报道美国的一些行业有几万人或几十万人失业，与此同时美国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和迅速增长的就业。
例如，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用贸易“顺差”来描述出超，用贸易“逆差”来描述入超。曾经，人们普遍认为进口大于出口会使一个国家变得贫穷，因为出口和进口的差额需要用黄金来支付，而黄金的损失则被认为是国民财富的损失。然而，早在 1776 年，亚当·斯密在其经典著作《国富论》中就曾指出，一个国家的真实财富，由该国的产品和服务构成，而不是黄金供应量。
不管是哪个行业、哪个国家，企业因国际贸易创造的 100 万个工资待遇优厚的新工作岗位如果被分散在全国各地，比起损失了 50 万个工作岗位但工会和雇主协会能够发出强烈呼声的行业，在政治的分量可能就要弱很多。这 100 万个工作岗位分散在全国各地无数个企业中，每个企业不过几十个新岗位，缺乏足够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影响力聚集起来，也不值得去主导类似的反击活动。因此，为了一些集中且声音强大的选民的利益，某些限制国际贸易的法律往往很容易通过，即使这种限制会导致国家就业的大量减少。
要理解国际贸易相关的基本事实并不难。难以厘清的是，充斥在讨论中的各种误解和术语。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曾说过：“我们需要思考事实，而不是语句。”这一点在讨论国际贸易时尤为重要，因为人们对它的描述充满了误解和情绪化的语言，混淆了其中一些本来很容易理解的事情。
某些工作直接转移到国外（即“外包”）引起了政治家和媒体的广泛关注，比如美国、英国的电话答录工作转移到了印度，打到伦敦哈罗德商店的电话或打到美国计算机公司询问技术信息的电话，由会讲英语的印度人或印度软件工程师来接听。印度甚至有一家名为 TutorVista 的公司，为美国学生提供电话辅导，它雇用了 600 名印度家庭教师，服务 10,000 名美国客户。
当降低贸易壁垒后，人们认为墨西哥是夺走美国工作岗位的最主要威胁，因为墨西哥的工资水平要比美国低得多。在签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后，墨西哥的工作岗位确实增加了数百万个，但是与此同时，美国也增加了数百万个工作岗位。两国的国际贸易都有所增长，特别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所涵盖的商品，交易量更是急剧上升。
很多人谴责工作大量转移到国外，但他们几乎从未表明，这是否是一种就业的净损失。虽然美国的很多工作已经外包到印度或其他国家，但许多其他国家的工作也外包给了美国。德国西门子公司在美国雇用了几万名美国人，日本汽车制造商本田和丰田公司也是如此。2006 年，在美国出售的日本品牌的汽车中，有 63% 是在美国制造的。外国跨国公司在美国的雇员高达数百万人。
国家并不必一定要保卫固定数量的工作岗位。当国家变得越来越富裕，往往就会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唯一的问题是，国际贸易会不会让一个国家变得更富裕。
外包出去的工作岗位数量与外包进来的工作岗位的对比关系，随时间推移而变化。从 1977 年到 2001 年，外国跨国公司在美国创造了 470 万个工作岗位，而美国跨国公司在其他国家创造的工作岗位仅有 280 万个。然而，在这个阶段的最后 10 年中，美国跨国公司派遣出去的工作，要比外国跨国公司在美国创造的工作多。不仅外包的方向不稳定且难以预测，而且与国家总就业量相比，外包产生的工作数量净差值也很小。此外，这种比较没有考虑到国际贸易促进了效率、增加了财富，因而增加了整个经济中的就业岗位的情形。
对于两个国家来说，原理也是一样的。事实上，不管有多少个国家，原理都是一样的，国家繁荣通常意味着就业率上升。
即使一个国家在整体上工作岗位正向其他国家流失，但是通过外包可以获得的工作仍然要比没有外包时多。因为国际贸易增加了财富，也就意味着对产品和服务的总需求增加了，其中就包括纯粹由国内工人生产的产品和服务。
为什么实际与预测如此截然不同呢？让我们重新来审视这个问题。当一个孤立的国家日渐繁荣，会出现什么情况？它往往会购买更多的东西，因为它有更多的钱可以用来消费。当它购买了更多的东西以后，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生产这些额外的产品和服务为工人创造出更多的工作岗位。
自由贸易可能会得到经济学家的广泛支持，但来自公众的支持却少之又少。《经济学人》杂志进行的一项国际民意测验发现，英国、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俄罗斯和美国的公众大多更支持贸易保护主义，而不是自由贸易。部分原因是公众并不知道贸易保护主义的成本有多大，它产生的净收益又有多小。据估计，欧盟国家所有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加总起来，保留住的工作岗位也不超过 20 万个，代价则高达 430 亿美元，相当于每年为了保护一个工作岗位要花费 215,000 美元。
至于就业，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之前，有人作过悲观的预测，认为墨西哥较低的工资水平，会吸引很多美国的工作，并将产生“巨大的吞咽之声”。事实上，在该项协议签订后，美国的工作岗位反而增加了，失业率也在接下来的 7 年时间里，从 7% 下降到了 4%，达到了数十年来的最低水平。加拿大的失业率同样也在这 7 年间从 11% 下降到了 7 %。
换句话说，如果欧盟准许百分百实行自由国际贸易，即使每年给那些因外国竞争而失去工作的工人每人支付 100,000 美元的补偿，欧盟国家也还是有利可图。当然，这些被替代的工人还可以另谋出路，在其他地方找到工作。他们在这一过程中遭受的任何损失，都比不上让他们待在原工作岗位所花费的惊人成本。这是因为成本不只包括他们的工资，更大的成本是低效率的生产，耗用的稀缺资源也没有达到本可以达到的更高的生产率。也就是说，消费者承受的损失远大于工人的收益，进而使整个社会的情况变得更糟。
用这样的方式来讨论国际贸易有关的众多议题，已然犯了一个重要谬误，也就是在讨论中假设有一个国家是“赢家”，另一个国家必然是“输家”。但是，国际贸易并不是零和竞争。双方都必须受益，否则就没有道理继续交易了。双方是否都受益也不需要专家或政府官员来判断。与大多数国内贸易一样，大多数国际贸易也是由无数的个人来完成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判断所购商品是否值得花那么多钱，也能够判断这一选择是否比其他的选择更好。
公众支持贸易保护主义的另一个原因是，经济学家懒得去回应特殊利益集团或出于意识形态反对自由贸易的观点。这些观点早在几个世纪以前就已经从本质上被推翻了，现在它们在经济学专业中完全不值得一提。例如，早在 1828 年，英国经济学家拿骚·W．西尼尔（Nassau W. Senior）曾写道：“事实上，高工资并不能保护我们的生产商免于外国竞争，它恰好是我们能够与外国竞争所产生的一个必然结果……也就是说，英国劳动力有着更高的生产效率。”但是，经济学家对早已被驳倒的谬论的不屑，只会让那些情感激烈且善于言辞的演讲家们肆无忌惮地操纵公众观点，从而使人们很难听到问题的另一方面。
大量的证据表明工作机会迅速地在国界间转移，我们还无法判断，美国到底在这个贸易协定中是获得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还是丢失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贾格迪什·巴格沃蒂（Jagdish Bhagwati）是少有几位不辞辛劳回应保护主义观点的出色经济学家之一，他同意与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进行一场公开辩论。下面记述了他的经历：
《纽约时报》曾评价具有历史意义的 1993 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
面对自由贸易的批评者，经济学家一般的反应是不屑与漠不关心，拒绝在公共场所与批评者进行一场论战。几年前，我与拉尔夫·纳德在康奈尔大学校园里，进行了一场公开辩论。辩论是在晚上进行的，而下午我给经济学研究生们做了一次关于自由贸易的技术性演讲。在结束时，我问他们，会有多少人去看辩论，结果没有一个人举手。我问为什么。回答都是：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呢？结果，辩论现场挤满了近千名学生，绝大多数反对自由贸易，支持拉尔夫·纳德先生。
——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
“全球化”是被杜撰出来的流行术语，用以描述国际贸易和全球互动不断攀升的重要性，因此许多人往往把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交易看作新生事物，特殊利益集团和空想家于是乘虚而入，玩弄公众对未知的恐惧。然而，“全球化”这一术语所涵盖的，绝不只是国家间的自由贸易。它还包括减少贸易壁垒，促进资金流动方面的制度规定。制定这些规定的国际机构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贸易组织。这些规定一直是争论的焦点，尽管这些争论并不全都关于自由贸易。
事实是不容改变的东西；不管我们的意愿、爱好或个人意志如何，它们都无法改变事实和证据。
① 人们通常将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规模失业归咎于 1929 年的股票市场崩溃，然而有例子可以证明，《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对大规模失业的影响更大。尽管失业率在股票市场崩溃后有所增加，但是在股票市场崩溃之后的 12 个月中，并没有任何一个月的失业率超过 10%。而在《斯穆特－霍利关税法》通过之后，仅仅 5 个月的时间，失业率就达到了 11.6% ，并一路上扬，而且在接下来的 8 年时间里，再也没有低于过 11.6%。出自理查德·K．维德（Richard K. Vedder）和洛厄尔·E．加罗韦（Lowell E. Gallaway），《失业》（Out of Work），1993 年版，第 7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