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歧视外籍人员的事件无处不在，所引起的头条新闻比我在亚拉巴马州看到的还多。2011年6月，亚拉巴马州在突发的仇外心理驱使下，通过了一项被认为是这个国家最严厉的反移民法案HB56。这对亚拉巴马州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当年9月，该法案生效时，成千上万的移民放弃工作、学校和居所，惊恐地逃离亚拉巴马州。农作物烂在地里，给该州农业造成55亿美元的损失。此前的4月，龙卷风对建筑物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幸好大量的重建工作暂缓了亚拉巴马州25%的建筑工人离开该州。
外来移民很容易就会成为引发各种传染疾病的替罪羊，就这个方面而言，新加坡和世界上其他国家没什么不同。当新加坡人要归咎别人时，首先会指责外国人：他们的语言不同，宗教不同，肤色不同，饮食习惯也不同，他们的食物闻起来很糟糕——他们的嗅觉很糟糕……我听过全世界的人说这档子事，尤其是事情变得不太好时。在新加坡有马来人、印度人、欧亚混血，甚至中国人。新加坡人会想：他们不像我的祖父母是从中国来到这里的。实际上，相比于你的祖父母，他们可能因技能和学历更高而被政府选择移民于此。
这项法案的支持者们反对以上观点，他们认为该法案就是为了给那些失业的美国人腾出工作位置而设计的。事实证明，亚拉巴马人并不愿意接替那些遭到他们诋毁的外籍工人空出来的工作岗位。在拉美裔通常工作的部门，就业机会并未增长。据估计，亚拉巴马州会因此失去多达14万个就业机会。支持者们认为这个法案能为本州节省大量医疗保健和社会服务方面的开支，即便将此考虑在内，亚拉巴马州的总体损失估计也将达到110亿美元或该州年度GDP的6%，这还不包括3.39亿美元的州税和地方税收损失。
不幸的是，最近这几年，新加坡经历了一点人口反弹。居民抱怨公交车太拥挤，学校里太拥挤。尽管其中没一个是真实情况，但政府的过度反应却很明显，他们开始放缓移民速度。至少最近的任期内，政府出于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开始给本地人时间以适应外来移民的涌入。自打新加坡独立以来，每届都赢得选举的人民行动党（PAP）在2011年的大选中，赢得87个议席中的81席，反对党工人党赢得6席。这也是反对党自独立以来获得的最好成绩。
2011年11月，该法案生效后不久，梅赛德斯-奔驰公司的一名德国高管在公司位于塔斯卡卢萨城外的工厂出差时被捕入狱。当时他的护照忘在酒店里了，由于无法出示其护照，他被警方当成非法移民拘捕。没错，亚拉巴马州也有个国土安全部，事情发生后这个部门的负责人说：“听起来官员都在照章办事。”一个月后，本田汽车公司林肯工厂的一名日本经理被警察拦下，警方指控其违反法令，没有有效驾照（需要由亚拉巴马州或日本颁发的驾照，仅仅有他的护照对其国际驾照的证明是远远不够的）。
新加坡的人口状况如此严峻，以至于政府监督施工的新公屋都是一套加半套的模式。一个标准的公寓旁边再建一个只有单间的小公寓，这个小公寓可以让年老的父母居住。政府已提供激励机制来鼓励生育。全国不断增多的婚介所就是为了促成一对对男女，让他们早日成为夫妻。但新加坡仍严重依赖移民。作为一个小国家，它能选择的就是寻求聪明、成功、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移民，尽管你会注意到它也需要人来开公共汽车。像其他的国家（比如有3亿人的美国），根本不喜欢类似的奢侈品。
外国公司在当地雇用的员工占亚拉巴马州人口的5%。西班牙巴金斯银行（BBVA）的控制人已取消了此前拟在伯明翰投资8 000万美元建设银行大厦的计划。中国的金龙精密钢管集团正在重新考虑在托马斯威尔投资1亿美元建工厂的计划。移民支持者正敦促韩国汽车制造商采取反对该法案的立场，后者投资14亿美元在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建设工厂，这笔投资占到该州GDP的2%。
新加坡是个移民国家。50年前，百万民众生活在沼泽地里。现在，新加坡居民有500万。当英国人开始管理这里时，大量移民涌入。今天，几乎有1/4的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以及将近一半人口是在国外出生的。新加坡鼓励移民有几个原因。最初，这个国家需要资金和专业技术。今天，这个国家推广移民是因为它正面临严重的人口问题。人口老龄化加速，这个国家的生育率名列全球最低之一。
这一法案对经济造成的灾难性影响，令制定法案的亚拉巴马州议员看起来愚蠢至极。排外主义搭上社会和人道主义成本为自己辩护。对于这一法案是否符合宪法的观点，在联邦法院受到挑战。一名法官解释说，立法辩论的焦点在于该法案将导致“对西班牙后裔含有贬义评论”。白宫反对这一法案，声称联邦政府保留管辖移民的权力。
不过，新加坡却有着令人吃惊的成功。它积累了巨额财富和大量科技，除非是犯了很严重的错误，否则在我有生之年，它不会失去这些财富和科技。如果在小蜜蜂的有生之年出现呢？好吧，这可是一段很长的岁月，从现在起得有100年呢！
不管用什么方式，联邦政府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该法案的出台，令该州的经济和政治两败俱伤，这反而衬托了那些起草法案的亚拉巴马州议员是多么的愚蠢。最终，他们又不得不重新审视该法案。每个人都在猜测，骰子最终会落在哪里。
中国是唯一有过三到四个辉煌时期的国家（随之就是长时间的巨大衰退）。可以想象，这和哲学有某种关联。纵观中国历史，可以看到这个辉煌的文化强调的重点是教育。儒家思想给予教师和学者很大的尊重。即便在今天，你在中国偶尔还会看到几百年前的封建皇帝主持建立的牌匾，这是为了表彰在科举考试中胜出的学子。
移民战争继续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州上演。
我们在新加坡生活得很好，我看不出有啥理由要离开这里。当然，我曾经也认为没有什么理由要离开纽约，我在那里生活了将近40年。如果有离开新加坡的理由，我猜（我也希望）我会很明智地离开。中国有种说法，“富不过三代”，我相信每种文化对此都有相同意思的不同说法。在美国也有类似说法，即从白手起家到富甲一方又回到白手起家的原点。家庭中某个成员一夜暴富，这个人的孙子，可能重孙最终又一贫如洗，沦落到领取失业救济金的地步。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一直有此说法。它适用于家庭，同样也适用于国家。大国崛起，继而衰败，这一幕在英国和西班牙都曾上演，也曾发生在欧洲和罗马，现在正在美国上演。
在制定移民法前，美国最伟大的繁荣已经到来。移民法案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出于自身的恐惧和无知，在三K党的唆使下，那时的人们对所有移民（意大利人、天主教徒、犹太人以及任何其他外地人）都带有偏见。在此之前，我们的边界是开放的。全世界到处都有边界，但马可·波罗没有护照，哥伦布也没有。如果我们的祖先需要申请才能来美国的话，那么美国永远不会有今日的成就。如果拉法耶特侯爵（Marquis de Lafayette）[2]或者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3]曾被要求必须要有签证才能来美国的话，我们可能就不会有一个独立的美国。一些让美国变得杰出的著名实业家，包括安德鲁·卡内基[4]和约翰·雅各布·阿斯特[5]都是移民。
小蜜蜂目前还没有这种想法，但我怀疑这一天也会到来。
历史上那些对世界开放的国家都是最繁荣的。14世纪末，如果人们想打包搬家到撒马尔罕，那肯定是他们要做的事。这是个坐落于中国和地中海之间丝绸之路上的卓越城市，经济富有和疯狂繁荣的文化在这个要塞之地汇聚。这就是铁木儿蒙古帝国[6]的首都撒马尔罕，一个伟大的国际大杂烩，一个语言和宗教的熔炉。400年前，首个千禧年交汇时节，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是伊斯兰哈里发的首府，繁荣了数百年的西班牙安达卢西亚的科尔多瓦。种族、文化和宗教的不同，令这个城市成为支撑全球最大图书馆之一的智力中心，并在科学、哲学、地理、历史和艺术等方面获得显著提升。
我们都很喜欢维也纳，在那里时，我们有时会住在著名的五星级酒店萨赫酒店。这家酒店早在1876年就已开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英、法、苏共同占领维也纳期间，这里曾被作为英军的指挥总部。萨赫酒店以其美食甜点萨赫蛋糕而著称，这是酒店创始人的父亲在1832年所发明的一种巧克力美食。乐乐曾跟我们说过，她20岁时会从家里搬出来，在萨赫酒店找间公寓住下，这样就可以整天看电视了，我们真不知道该拿她怎么办。
来自世界各地各行业的精英汇聚于此，让这个城市变得更为卓越。这就是对外开放发生的事情。邓小平说过，打开窗户会有一些苍蝇飞进来，但同时也会迎来新鲜空气和阳光。
“我才不管，我会学德语。”
当我和佩姬环球旅游抵达澳大利亚悉尼时，有一次和一位公司高管共进晚餐，他对移民颇有怨言。我发现他有点自命不凡，因为这位商人和他妻子都是移民出身。他们是新西兰移民。当我提醒他这一事实时，他能想到的最好的反应是：“我们与众不同，这是有区别的。”你总是会遇见有些人带着这种想法：我已经进来了，把门关上吧。我在加州的一次巡回演讲中遇见一个美国商人，他刚成年时跟随家人从欧洲移居美国，我从他那里看到同样的反应。“我的家庭与众不同。”他说。有趣的是，最激烈的反移民情绪反而来自移民自己。
“乐乐，我们现在德国呢！”
要我说，所有国家的边界都应该开放。它将形成更为自然的优胜劣汰，让每个国家变得更有活力。新鲜血液、新资金、新想法，这些总会惠及社会和经济。它们也让我们更有创意。纵观历史，那些雄心勃勃、聪明、精力充沛、最渴望移民的人才是你想雇用的人。这在今天和铁木儿时代并无不同。
“我不想出去，我就想看电视。”
我记不得是在哪里看到过一则报道，其大意是说，有个古巴人把自己绑在一个桶里出海，沿着佛罗里达海峡航行，一路穿越美国。结果，当他抵达海岸时，警察早已恭候多时，就等着将他驱逐出境，遣返回国。如果我那会儿在岸边，我肯定当场就雇了他。相比逮捕他而言，我更愿意给他一份工作。他就是那种我特想让他为我工作的人，他们非常聪明，有足够的勇气和动力去那样做，足以找到如何生存的办法。你一定希望自己的公司有那样的人，你想要这样的人生活在美国。他们就是那些来到一个新的国家创建公司、创造财富的人。
“好吧，乐乐，我们走吧！”
1990年，当我开着摩托车周游世界，抵达西伯利亚海参崴以东大约50英里的港口城市纳霍德卡时，一个港口官员问我是怎么被允许来旅行的。他不是指我能来俄罗斯旅行，而是对我怎么能从美国出来到这里旅行充满了疑问。“你能随时想走就走，想回就回么？”他很想知道。在他生活的社会主义国家，他被告知，全世界的人都不准离开自己的国家，如果他们离开了，就不会允许他们回去了。当我对此表示肯定时，他似乎并不吃惊。可能他已经从停靠在纳霍德卡的游船上的那些外国水手那里得到了类似的答案，但他的问题证明了我的观点。移民和游客为人们提供了接触外面世界的机会，人们最终都会从中受益。
我们定居新加坡后没有买电视机，这与乐乐在美国所接受的教育方式有关，源自我们的家庭传统。我在纽约生活的40年里一直都不曾有电视，现在我能想到的是没啥很好的理由让我去买台电视。如何影响我的观点还有待商榷。当我们外出旅行在酒店办理了入住手续后，乐乐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在房间里打开电视。她就想坐在那儿看一整天电视。
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在新加坡，有种折磨人的教育叫公立学校毕业考试（PSLE）。每个六年级学生都要参与这一考试。考试成绩的优劣决定你的未来，至少有一段时间是这样。考试结果揭晓时，在全国性考试中名列第一的12岁学生，本人的照片以及其父母的照片就会被刊登在报纸头版。这只是世界上部分地区强调教育的一个例子。在媒体上，无数专栏致力于讲述孩子们在学校表现良好的故事。这就好比在美国，人们将注意力聚焦在高中和大学的运动员身上一样。
这都是2 500年前的事了。今天，有朋自远方来不仅不亦乐乎，而且对于正加速老龄化的国家完全是有必要的。就这一点来说，新加坡并不孤单。欧洲的老龄化也在加速，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一个年逾花甲的美国。在许多发达国家，这是个很棘手的问题，这些国家知道必须要对此进行调整。退休人员不建工厂，也不创业，更不雇人。他们不是产生资本的社会成员，我们也没指望他们。社会服务是让那些有点名头、上了年纪的人享受；他们不是资本的生产者，而是消费者。资本是那些工作的年轻人创造的。
在国际标准化考试中，新加坡总是很拔尖。亚洲的孩子通常总在这类考试中领先于美国的孩子。在美国则教育孩子们学会自尊，佩姬和我都认同人要赢得自尊的观点。乐乐在最初的两年都是班上前五名。今年，到目前为止，乐乐在中国孩子里接近第一名。因此，乐乐赢得了她的自尊。在学校里你真要表现得很好，这种表现似乎也会延续到现实生活中。我相信这是亚洲人在世界上表现优异的原因之一。美国没有竞争力，据此追溯至学校和家庭的态度，你就略知一二了。
在发达国家，经济繁荣往往伴随着出生率的下降。有钱人不需要年老时还要靠孩子们来照顾自己，安度晚年。在现代工业社会中，人们并不想要孩子们在田头干活。养孩子要花很多钱。为什么要把去巴哈马群岛玩的钱花在送第二个或者第三个孩子去曼哈顿的私立学校上呢？今天，即便缺乏大量的养老储备，人们也可以依靠社会保障体系，这在一个世纪之前并不存在。
最近我和中国一位很有活力、很成功的首席执行官有过一次对话，这是位40岁才当了母亲的博士。她有个儿子，我和她谈起我的女儿们。她说我在乐乐身上犯了个错。她说女孩就该玩儿，她们应该享受这份乐趣。这位女性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在中国正经历戏剧性变化时，她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了博士学位。她告诉我忘掉学校，放松些，如果乐乐想拿个博士学位，她说，也不错，她自己会这样去做的，但没有理由逼迫她去这样做。这位女性告诉我：“由她去，别管她。”不得不说她的话和我产生了共鸣。今天的孩子们课业太重，有些超负荷。我记得自己童年时家里的门总是开着的，我们随便就可以到外面去玩耍。由此我很困惑我是否对孩子们做了正确的事情。
如果放弃移民政策，则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一个国家需要年轻人的困境，那就是让人多生孩子。我想还有一个办法：在乔纳森·斯威夫特《一个谦卑的建议》[7]一书中有关人口再利用的建议是，你可以把老年人当成食物卖了。但没人提议B计划。日本就是实验的例子。日本是全球出生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也是人口平均寿命最高的国家之一。在日本，宠物比孩子还多。这个国家现在除了家里的老年人，其他什么都没有，很多老年人老无所依。日本政府预计，在未来50年里，四成人口的年龄将达65岁或者更为年长。导致这一困境更难解决的是日本臭名昭著的偏执狭隘。日本是地球上比较排外的国家之一。2005年美国媒体曾报道，那里的种族主义“根深蒂固”。相比实施B计划而言，这个国家并不十分渴望引进移民。
我们旁边有所很大的美国国际学校。有天乐乐回家说，在美国学校里，学生二年级就没有作业了。她并未生气，只是在陈述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她现在的学校从一年级开始每天至少要做两小时家庭作业，而在美国学校里却没有。我不得不承认，有时候我在想是否我鼓励她花这么多时间来写家庭作业是对的？她应该很担心带回家的作业吗？在她的豆蔻年华里只是玩会不会更好？我问自己，这些8岁的孩子做了这么多家庭作业最终会将他们熔化掉吗？乐乐18岁时会发生什么？她可能只是说，真是地狱！我想参军，这样我就不用再做家庭作业了。乐乐很棒，正茁壮成长。但不管她做得好或坏，我怀疑到她42岁时这样的教育方式是否会影响到她。假设一旦有机会，作为一个移民家庭，如果不是很典型的一个，我们倾向于跟随我们的新加坡同胞。
对人口自由流动的任何评判，必然会引发大家对自由本身的思考。在世界不断发展转变之时，人们过去一直或者理所当然地认为：在美国，相比起自由，没有什么东西在历史变迁中会显得更加重要。
新加坡的一切都做得不错，其中教育尤为出色。我搬到新加坡最主要的原因是希望拓宽孩子的教育。我想让她们了解亚洲，我想要让她们学习普通话，但我也知道在新加坡她们所接受的正式教育是很严格的。20世纪50年代，当我还是个初中生时，很少有人会嘲笑那些认真准备考试和家庭作业的学生们的学习热情。即便是在耶鲁大学，一些学生也因努力学习而广为人知，他们被戏称为“小熊维尼”。我不能说是否自那之后，美国发生了显著变化，但我知道在新加坡没有一件事情是微小的。在这里，对教育重要性的理解渗透了整个文化。
[1]新加坡中央公积金的强制性储蓄计划是由雇主和雇员按照法定比例共同缴纳。政府规定，55岁以下雇员的公积金上缴率是雇员工资的36%，雇主和雇员比例为16%与20%。上缴的公积金按比例分别存入普通账户、医疗账户和特别账户。其中普通账户可在退休后启用，特别账户平时不能动用，以便作年老及应急之用。对于自愿多缴的部分，如果在62岁以后支取，将享受50%的税收优惠。——译者注
为了减少高峰期各个路段的交通拥堵，1998年新加坡制定了电子道路收费（ERP）系统，这种系统利用高处的传感器感应车上装载的车内读卡器，从而进行自动收费。车内读卡器上插入现金卡，会自动扣除对道路使用的费用。你可以用ERP账户做很多事，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为简单。比如去停车场，那里是自动定时收费的。而在美国，都是收费员和停车场服务员来收费，并非像新加坡这样。如果在这个小岛上堆满了收费站，那么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2]吉尔贝尔·杜·莫提耶，拉法耶特侯爵又译为拉法叶，法国将军、政治家。1775年美国独立战争开始，拉法耶特认为“美国的独立，将是全世界热爱自由人士的福祉”。1777年拉法耶特自备战舰，募集人员，参加美国独立战争，同美洲殖民地人民共同抗击英军。1779年离开美国，回到法国。一年后，拉法耶特说服法国王室让其带领6 000名法军前往美国参战。1780年任华盛顿前卫部队司令。5个月后，英军总司令投降。美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译者注
我们住在距离学校不到半英里的地方，当地一些人对我很熟悉，因为我是个骑着自行车送孩子去上学的白人。确切地说，我骑的还不是自行车，是辆很时髦的荷兰产多用途三轮车，前面是木质马车车身，可坐两人。新加坡有点像加利福尼亚州，是个汽车王国。50年前，新加坡人还都骑自行车，但当他们富有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扔掉自行车，买辆汽车。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上海和其他亚洲城市。但随之而来的是现在的交通问题越来越严重，自行车又卷土重来。
[3]托马斯·潘恩，英裔美国思想家、作家和政治活动家、理论家、革命家、激进民主主义者。美利坚合众国的国家名称就出自潘恩之手，他被视为美国开国元勋之一。1776年美国独立风潮开始，他支持美国独立，反对英国的殖民专政，撰写了著名小册子《常识》。1776年年底，独立战争陷入低潮时，他写了小册子《危机》。他积极主张废除奴隶制，写过《在美洲的非洲奴隶》一文，和本杰明·富兰克林一起废除了宾夕法尼亚州的奴隶制。——译者注
新加坡成功的一个关键，是其高储蓄率和投资率。它拥有全球最高的人均储蓄率。在亚洲很多国家，每个人对未来储蓄和投资。然而，在新加坡储蓄是强制执行的。每个人要将收入的20%上缴存入国家养老金基金——中央公积金；另有16%由你的雇主缴纳（这部分钱规定了每月固定月工资上限、工龄以及收入低于最小固定比例的人，包括他们的雇主可以支付更低的利率）。[1]你可以申请用自己的公积金账户支付医疗、教育费用，甚至可以买房。这相当于你的钱存在自己的独立账户里，但如果想用中央公积金储蓄来支付玛莎拉蒂、迪斯科夜店或者去坎昆度假的费用，基本是不可能的。
[4]安德鲁·卡内基，20世纪初的钢铁大王、慈善家，创办了卡内基大学。生于英格兰，12岁随家人移居美国宾夕法尼亚州。28岁时，卡内基用全部资产设立开斯通桥梁工程公司，成为美国的钢铁业大王。1901年，卡内基以2.5亿美元卖掉了卡内基钢铁公司，当时他的公司生产的钢铁已占全美钢铁销售总量的25%。在事业高峰期，卡内基是世界第二富豪，仅次于同时代的洛克菲勒。——译者注
只有12%的新加坡人住在私有住宅内，88%的新加坡人住在住房和发展委员会的公屋内。新加坡政府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如果要建立一个稳定的社会，就需要让其公民能分享到社会发展的成果。为此，政府开始为所有人提供住房。随着新加坡经济的快速发展，今天的政府公屋相比四五十年前建造得更为精心。早期的公屋慢慢被拆除，新的公屋取而代之。有公共设施的新政府公屋，其中有很多是由国际知名设计师精心设计的，这让我们联想到美国的高端公寓。在新加坡，公屋并不意味着会削弱经济环境。政府公屋迎合了所有收入群体，尽管首次租住有工资收入限制。现在，95%的住户已经有了自己的公屋。
[5]德裔美国商人、投资者、美国首批百万富翁之一，也是美国首个托拉斯的创始人。生于德国，16岁移居英国伦敦，美国独立战争后，他移居美国，建立了一个横跨大湖区、加拿大的毛皮贸易帝国，后来扩张到美国西岸。——译者注
新加坡的住房通常分为三类：住房和发展委员会（HDB）的公屋、私人公寓（包括共管公寓）和有地面接触的私有住宅单位。此外，还包括附属房屋，如联排别墅，即新加坡所谓“优质洋房”。一套好的优质洋房，就像我们现在租住的，是一种独立、单个家庭居住并拥有的房产。
[6]帖木儿，突厥语和蒙古语变体意为“铁”，铁木儿帝国是帖木儿于1370年开创的大国，首都为撒马尔罕，后迁都赫拉特。鼎盛时期其疆域囊括今天的格鲁吉亚一直到印度的西亚、中亚和南亚，1507年被突厥的乌兹别克部落打败。铁木儿帝国建立过程中，当时所有强大的帝国无一能挫其锋芒，30多年的征战，建都撒马尔罕，其领土从德里到大马士革，从咸海到波斯湾。——译者注
新加坡是个移民国家。50年前，百万民众生活在沼泽地里。现在，新加坡居民有500万。当英国人开始管理这里时，大量移民涌入。今天，几乎有1/4的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以及将近一半人口是在国外出生的。新加坡鼓励移民有几个原因。最初，这个国家需要资金和专业技术。今天，这个国家推广移民是因为它正面临严重的人口问题。人口老龄化加速，这个国家的生育率名列全球最低之一。
[7]乔纳森·斯威夫特是英国18世纪著名政治家、讽刺小说家。其语言机智幽默，具有强烈的讽刺性。《一个谦卑的建议》建议用婴儿做成最鲜美、最滋补、最有益的佳肴，语言辛辣。——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