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一些欧洲银行家坚信的那样，如果国会议员在制定新法案时认为这个法案可以被视为一种贸易保护主义的形式，那么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外资银行会认为花旗银行在背后操纵，提交并通过该法案。花旗银行在海外有广泛的分支机构，美国国会也总是有办法保护自己的朋友的。
到目前为止，《海外账户纳税法案》设有一个5万美元的门槛。在这一数额之下的美国客户账户和外资银行无须报税。大多数国家的普通支票和存款账户还未被波及。但可能很快我就无法用一个本地银行账户来付电费了。除非，哦，当然，花旗银行在新加坡有一个分行。我在那里没有银行账户。但如果其他银行不给我开户，也许我还真得去那里开个户头，然后我和其他所有在新加坡的美国人一样，除了将账户转到花旗新加坡分行外，几乎别无选择。或者去其他美国银行（摩根大通和美国银行），它们在这里也有分行。
2005年，美国众议院阻止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中海油）收购加州的优尼科（Unocal）石油公司。优尼科现在是美国第四大公司雪佛龙公司旗下的全资子公司。2006年，在国会施压下，迪拜“港口世界”公司被迫将其刚刚购买的美国港口经营权出售给美国保险巨头美国国际集团（AIG）某部门，尽管迪拜已是我们坚定的盟友（部分美国舰队停泊于此）。政客们叫嚣着这么做是出于保护国家安全的考虑，但是代表背后的利益攸关方去设置贸易壁垒才是他们每一次拼命努力的动机所在。
美国是世界上少数对全体公民而非只对国内居留者征税的国家之一。美国驻外公民于是要遭受双重征税折磨。他们支付给美国的各项税费远高于其所居住国的税收。如果你放弃美国国籍且净资产超过200万美元，假设你这样做是出于减少税收方面的考虑，你有可能希望出家为僧，入山修行，但如果你的净资产市值超过上述的200万美元（或者说在过去5年你的平均净资产税负超过一定的临界值），政府就会说，你上山不是来打坐冥想的，而是来避税的。这样，你还得交一笔外派税，即一种计算你资产价值的出口税。《经济学人》称之为美国的“柏林墙”。美国已经乐于在法律指导下让公民牢记，在某些情况下，当他们设法离开祖国时会遭到阻挠。
我们对中国人这样做了（即设置贸易壁垒），我们也对我们伟大的盟友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这样做了，不久，其他国家，像法国和巴西，也会跟着我们，全盘接受我们喜欢从事的贸易保护主义举措。当巴西对从中国进口的汽车加征关税时，它引用了美国国会的持续威胁做法，对中国产品肆意征收关税，就像美国代表捶胸顿足地指责中国操纵汇率一样。当前流行的国际口号是：“如果美国可以这样做，我们也可以这么干。”世界各国都热衷于以邻为壑的政策，而这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大萧条。
美国人无法持有外国账户只是这一趋势的原因之一。《爱国者法案》延伸出的银行监管令，让持有美国本土银行账户在国外生活的美国人生活日益艰难。根据总部设在日内瓦的“海外美国公民”组织报道，一些美国银行被反恐规定的《爱国者法案》所吓倒，注销了一些留有境外地址的长期客户的账户“以求自保”，其结果是外派人员现在成了“有毒公民”。
1929年的大股灾令一些富人财富缩水，其中大多数投资者被之前的股市泡沫所吸引，但受泡沫破灭直接影响的美国人却很少。颇具戏剧性的是，并非股灾本身造成了“大”萧条。事实上，尽管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在一定程度上比一般性衰退要糟糕得多（那时候银行能买股票，全国很多小银行因为股市疯狂的原因陷入困境），但随后蜂拥而来的政客才是致命因素。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3]颁布，接踵而来的是美国的贸易伙伴实施的报复性关税，这一切将一场本来只是更甚于一般性衰退的经济萧条演变成了“经济大萧条”。
今天，面对这一生效法案的是一堆等着放弃美国国籍的等候名单。在新加坡的美国领事馆，其墙上贴了一张价目表，罗列了各种各样的收费服务以及去年和今年的两个价格。最近，我去领事馆换新护照时注意到，现在放弃美国国籍收费450美元，而在2010年这项服务是免费的（直到2010年7月，一直如此）。曾经有段时间，你完全可以直接走进领事馆去办理此事，而且不用预约。现在，你当然需要预约。你还得经历一个流程：领馆官员能有机会出来跟你交谈，送你离开，然后再告诉你还要回来。他们采用这种拖延战术，用其他招数劝阻你，一定程度上貌似为了保护你，实际上是想确认你是自愿地、故意地要放弃美国国籍，而不是仅仅因为这些天一时冲动想放弃美国国籍。
尽管我们并未有过彻底的贸易战，但我们正朝着这个方向迈出了一小步。从不断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中可以看到资本被限制自由流动的迹象，人们将此称为“把你邻居的钱吸干”。人们期望自己的钱能够安全和高收益，应该允许他们将钱按自己的意愿自由支配。阻碍其资金跨国流动，鼓励不良投资，扭曲了一个民族的经济。
制定该法案是因为害怕资本外逃，这看上去似乎很合理。我听说在伦敦，太多美国公民想要放弃美国国籍，因此人们不得不排队等上6个月才能办理相关手续。而在日内瓦，美国人要等上14个月才能轮上。50年前甚至30年前放弃美国国籍的人可以忽略不计。也许最著名的例子是亿万富豪约翰·邓普顿，这位共同基金的先驱和慈善家于1964年宣布放弃其美国公民身份，以避免在出售其国际投资基金“邓普顿增长”时支付超过1亿美元的税。他定居在巴哈马群岛，并加入了英国国籍。
当一个国家的经济陷入困境，比如，当出现贸易逆差，其债务不断攀升，进而，货币不断贬值时，每个人都能看到国家的经济状况不好。历史上，政客们无一例外地找到一种让情况变得更为糟糕的办法，即实行外汇管制。政客们跑到媒体那里说：“听着，所有虔诚的美国人、德国人和俄罗斯人，不管你是哪儿的人，我们的金融市场短时间内会有问题，这都是那些压低美元的邪恶投机者干的——我们的货币没问题，我们是个经济稳健的强大国家，如果没有这些投机者则诸事顺意。”
根据新法律，外资金融机构若不和美国国税局警察签署协议，保证向其提供投资于美国境外账户的美国客户账户的信息，将面临扣除总收益的30%作为预扣税的惩罚性措施。这些金融机构并不认为它们是美国财政部的分支机构，没人付钱给它们做这些额外的工作，以便对其客户进行必要的识别，并向美国国税局提供报告——比如，对某些客户的存款征税。在发现这种禁止性合规产生了不必要的成本后，这些金融机构干脆不再对美国公民开放业务。即使只有一个小错误，都会导致诉讼和被罚款的风险增大，因此最有效的解决办法是干脆禁止美国人开设账户。欧洲银行如德意志银行、瑞士信贷、汇丰等都自2011年起注销了所有美国经纪人的账户。
正是政客们对经济管理不善导致了困境，他们指责三类人群造成这一令人遗憾的局面，将人们的注意力从问题的真正原因上转移。指责完投机者后，就该是银行家和外国人了。不管怎样，即便是在好年景时，也没人喜欢银行家。艰难岁月时，更少有人喜欢他们。人们认为他们就是富人，财富增长反而变成了坏事。将外国人作为谴责目标相对安全，因为外国人不能参与选举。他们在国家事务上没有发言权，而且记住，他们的食物很难闻。政客们甚至会谴责记者：“如果记者不写经济疲软的报道，我们的经济根本就不会疲软。因此，我们要制定这一临时举措。”他们说，为阻止货币贬值带来的灾难，我们要让它变得不可能，或者至少让那些带着钱离开国家的人感到很困难——这将不会影响到身为大多数的你们，因为你们不外出旅游，更不会在海外花现金（参见第9章有关伯南克的妄想）。
长期以来，政府一直要求美国人报告其所有的外国银行账户，就像我交税时做的那样。我持有两家外国银行账户已经很多年了（只要账户在，我就要经常按照法律要求报税），他们已经给我打电话说，对不起，我们很爱你，但我们不会再对美国人开设银行账户了，而且我们正准备把已有的美国客户给清理掉。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信息披露的要求一直是我的责任，现在却以更为繁重的形式强加在他们身上。
此后，他们实施严厉的外汇管制。他们总是“临时”，但他们总是将“临时”继续，年年如此。像其他任何政府一样，一旦他们上任，其周围就会形成官僚体系。现在选民选出的人，他们的唯一目的就是维护外汇管制，确保自己活得长点。对国家而言他们总是灾难。资本的自由流动被阻止，钱被困在国内，国家的竞争力也已雄风不再。假如你是美国的拖拉机生产商，政府强行实施外汇管制，你会因此受益，因为那些想把钱汇出美国去买德国拖拉机的美国人只好在国内买拖拉机。你和其他国内制造商将免受市场竞争，除了一团乱麻别无所获。你们产品的品质下降，价格却越来越高，国家经济每况愈下。
本书出版时，有关法律已经生效，让美国人在国外开设银行账户变得不太可能。假设你是福特公司的高管，你被派到福特德国分公司，需要在当地开设一个银行账户用来支付账单和支取欧元。那么根据2003年1月1日开始生效的《海外账户纳税法案》（FATCA），可能会令你成为外国银行的客户变得更为麻烦。
1939年英国实施外汇管制，随后的40年，该国经济持续恶化。正如早前我提到的那样，直到玛格丽特·撒切尔在1979年重新掌控了局面，经济（借助北海石油开发）开始有所改观。外汇管制最近已抑制了中国这样的国家的经济增长，低效的资本分配是导致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钱总得去某个地方，不能充分地流入及流出，其中一个持续流入的地方就是资产。这就是中国的房地产泡沫，这将引发未来几年的破产。
政府恐吓我们，让我们放弃自己的权利，不敢做任何反抗，以此来让我们自愿放弃大家自以为自由的国度。而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终会发现这个被我们自己描述为勇士的故乡多多少少是有点问题的。
每天约有价值4万亿美元的外汇交易，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外汇交易市场。无论是去欧洲的旅游团旅客还是满世界的石油交易商，全都在外汇市场交易。有短线交易者持仓3分钟、3小时、3天的交易，也有像我这样的长线交易者。
“任何牺牲基本自由以换取短暂安全的人，”本杰明·富兰克林说过，“他们既得不到安全，也无福消受自由。”
现在，我主要进行大宗商品和外汇交易，我期待在外汇市场有更多动荡，以便判断政治风向。对聪明的投资者而言，将有更多的机会出现在动荡之中。投资外汇的方式有很多，你可以买期货，利用巨大的杠杆来交易。你可以开个银行账户，可以买债券，比如以瑞士法郎计价的瑞士政府债券，或者以欧元计价的德国政府债券。现在对美国的银行和经纪公司来讲，为你提供外币账户是合法的。新交易工具变得唾手可及。你会看到更多的外汇交易基金（ETFs）和更多共同基金在外汇上投资，因为美国人开始希望把他们的钱弄到国外去。
1980年，我们选了位总统——罗纳德·威尔逊·里根，他没什么别的本事，只会耍嘴皮子，口口声声地喊着“让人们摆脱政府的管制”，来满足大多数人的愿望。2004年，我们又选了位总统——乔治W.布什，他以默示承诺“让政府脱离人民的监督”而著称于世。200多年来，那些移民和难民逃离他们的政府来此避难。可是现在，我们却最终构建了一个与之完全一样的政府。我们已超越了那些开国元勋。我们现在就像当年他们的儿子或女儿，1759年，他们中的一位曾立言，警示其后代不要变成现在这样。
最终政府会做出反应，研究外汇管制办法。历史上的政府一直都是这样做的。华盛顿会对美国人关闭外汇交易市场，这将是一场灾难，就像在防止美国坠落的刹车上增添了一层润滑油。但是，那些怒斥邪恶投机者以及可疑外国人的官僚，认为关闭市场符合他们的政治利益，到那时将会有更多人投资外汇市场。
美国建立在一个基本原则上，即公民的权利不是政府给予的，政府也无法剥夺公民的权利。18世纪晚期，当时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很明显没有相关的法则。这个理念具有革命性，它让变革成为现实。不过，我们不再是那个国家了。现在我们是一个个人权利要服从特权的国家。
1994年，各种经济问题层出不穷，中国让人民币贬值，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设置在一个固定范畴内。这多聪明啊，当时我对华盛顿的那帮人说，这些中国人真是天才！他们让人民币盯住美元[4]，现在他们将以积极的方式让经济得以增长和发展。今天，华盛顿当然在中国这样做时一直在发飙：他们经济繁荣，而我们却在水深火热之中，这都是他们压低本国货币价格的错。2005年，中国开始实施浮动汇率制度[5]，允许人民币汇率向上波动一点。自那以来，人民币可能已升值了30%。在自由市场里，人民币可能升值得更多。这就是华盛顿为之歇斯底里咆哮的原因。其实这也是最蠢的办法，美国的政客们实际上是在大声说：“我们想让自己的货币贬值。”这就是为何人民币在升值，而美元却在贬值的原因。政客们也在同一问题上抨击日本和其他国家。
我已经学会不相信美国政府了（我建议每个美国人都这样做），很明显，我对美国政府的怀疑至少已有45年了。1967年，当我在弗吉尼亚州李堡的军需官中心学校时，我加入到10万名反战人士中，参与了那年著名的“进军五角大楼”的示威游行活动。然而，我担心，我的这种质疑精神仅仅只会停留在我们这一代人。在我看来，我父亲那一代人对所有被告知的事情坚信不疑。今天的成年人更多地让人们想起我父亲那代人而不是我的同辈。这并不是说今天的美国人相信政府所说的一切，而是不知何故，他们觉得没必要相信它。从越南战场上的尸横遍野到同样虚构正当理由进军伊拉克，除了公众自愿接受政府的虚伪和谎言，情形没有什么变化。人们常说：真理是战争的第一个受害者。尽管这一命题一直是描述性的，但现在却变成了古怪的指令性命题：美国政界的行为意味着战争授予政府可以说谎的许可证。就像从2001年以来，对于那些被选举出来的官员而言，治理国家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这个国家永远处于战争状态。
现在，作为一个美国公民，我特别不希望美元贬值，但这些我选出来的代表却尖叫着让美元贬值。美元在继续贬值的同时，小提米·盖特纳却到处说：“我们支持强势美元。”这是美国财政部的咒语，尽管美元在此期间一直稳步下降，但这咒语已“念叨”了几十年。美元像美国一样坚挺是华府对美国人的承诺，然而，一旦这些人出国，不管是去中国，还是去日本，他们张嘴的第一件事就是，“我们希望你们的货币升值”（美国的货币则贬值）。第二天又回到原点，对一些记者坚称，“我们支持强势美元”。
当然，在美国历史上，我们也有私刑暴民的章节，无辜的人被国家和暴徒迫害。即使事实上并不总是有阻止此类迫害的防范措施，但至少在理论上是存在的。至少在理论上，尽管此人有罪，但只要还没经过审判，政府被禁止对其执行死刑。问题在于发生改变的并不是政府超越权限，甚至亚伯拉罕·林肯都还暂缓了人身保护权呢，[2]而是政府的这种行为已成为可以接受的事情，在某些情况下还被人所称道。
事实上，这些政客和官僚，包括财政部长，对货币一无所知。他们耍两面派，经常是同时有两套截然相反的说辞，而当时说什么大多数是出于政治上的权宜之计。
你和邻居之间有过不愉快吗？你不喜欢他家食品的味道吗？你扔一毛钱在他身上，他立刻给国土安全部打电话说，这家伙举止一直很诡异。政府就会将他扔到关塔那摩监狱待个五六年，扔给他一堆问题，让他暂时远离你一段时间。没人在乎他是不是美国公民。2011年9月，美国中央情报局使用无人机击杀了两名美国公民。[1]他们有罪吗？也许。你永远也不会知道。没人被逮捕，没有律师，没有法官和陪审团，也没有审判……如今，只有一个秘密委员会在处理这些事情。在这个自由的国度，这是新的一天！
[1]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曝光的一份美国司法部文件显示，政府可在未经国会授权的情况下，使用无人机击杀与“基地”组织有关联或参与针对美国的恐怖活动的境外恐怖分子，其中包括美国公民。2011年9月，美军无人机在也门击杀了两名美国公民。——译者注
美国人现在生活的地方都处在《爱国者法案》的约束之下，它由布什推动和签署成为法律，其中包括了“基地组织”圣战分子非常熟悉的各种规定。在这些圣战分子居住的国家和那些政府剥夺公民权利（恐怖分子就是这样被塑造的）的专制独裁国家，这些法规都占据着支配地位。现在，我们也居住在一个可以无证窃听，可以无理由搜查和扣押，可以无限期拘留，公民遭受制度化迫害的国家。就像他们一样，现在我们也有一套国内监视体系，它有个不祥的名字叫“国土安全部”。
[2]人身保护权令是指在普通法系下由法官签署手令，命令将拘押之人送交法庭，以决定对其的拘押是否合法。暂缓执行人身保护权令意味着囚犯可以未经审判而被拘押，拘押时间可以根据政府所需时间而定。林肯曾在1861年在马里兰州及部分中西部州暂停执行人身保护权令。——译者注
为什么“基地组织”成员在2001年9月11日袭击美国？乔治W.布什总统在向全国人民解释原因时告诉我们：“他们痛恨我们的自由……”为了方便讨论，让我们先把他这纯粹白痴的分析抛在一边，看看他是怎么回应恐怖分子的吧！他居然接纳了他们。如果按照他上面的论证，那么事实上他做出的决定反而让恐怖分子得偿所愿。在持续6周的反击中，布什签署法令剥夺了美国公民已经享受了200多年的自由，而这正是他所说的恐怖分子极度憎恨的东西。
[3]由国会议员霍利和斯穆特联名于1929年4月提出的关税议案。当年10月，纽约股市崩盘，美国及世界经济陷入空前大危机。1930年6月该关税法成为法律，将2 000多种的进口商品关税提升至历史最高水平。当时美国国内有上千名经济学家联名签署请愿书，抵制该法案。该法案实施后，很多国家对美国采取了报复性关税举措，使美国的进口额和出口均骤减了一半以上。斯穆特-霍利关税法被认为加剧了经济大萧条。——译者注
——温斯顿·丘吉尔
[4]1994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实行汇率并轨，采取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汇率机制。当月人民币一次性贬值50%，美元兑人民币名义汇率由此前的1:5.8大幅升至1:8.7。——译者注
行政机关未经审判就剥夺公民的自由是世间最丑恶的罪行。这也是极权政府（纳粹）的基础。
[5]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自即日起，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根据对汇率合理均衡水平的测算，人民币当日升值2%，即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译者注
我听说在伦敦，太多美国公民想要放弃美国国籍，因此人们不得不排队等上6个月才能办理相关手续。而在日内瓦，美国人要等上14个月才能轮上。50年前甚至30年前放弃美国国籍的人可以忽略不计。也许最著名的例子是亿万富豪约翰·邓普顿，这位共同基金的先驱和慈善家于1964年宣布放弃其美国公民身份，以避免在出售其国际投资基金“邓普顿增长”时支付超过1亿美元的税。他定居在巴哈马群岛，并加入了英国国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