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莉回家后告诉我们这个小笑话，当然，佩姬感到很没面子。佩姬习惯在每次晚餐时都喝一杯酒，但这之后的一两周里她除了酒什么都喝。“瞧，我正喝水呢。”她这么说完全是为了避免小女孩认为她妈妈像是某种酗酒，并阻止这一说法在城里传播。
这次乐乐却用英语回答说：“喝酒。”
作为我们的第一个孩子，乐乐一点点长大，我们帮她慢慢成长，只是花时间在她身上，乐乐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乐趣和兴奋是超乎以往的。5年后，即2008年，小蜜蜂出生了，这让我们的喜悦变成了双份。我们本来可能会早生第二个孩子的，但2005年秋天发生了一些事，让我当时并不想把另一个孩子带到这个世界。那年10月，离我生日还有不到几天的光景，我被意外地卷入了别人的犯罪阴谋中。我在美国司法系统丑陋的真空地带花了6年时间，最终获得平反。
“乐乐，你妈妈喝什么？”
1998年，在创建了罗杰斯国际商品指数后，最终我将这一商品指数授权给一些公司（如瑞士的瑞银、日本的大和证券），获得一些费用。我依然保留这一指数，他们则在这一指数上创建投资产品并提供给其客户做投资选择。在单独的设置上，我已经将大部分股份投资在彼兰德管理公司里，这家公司在商品指数的基础上有“罗杰斯原材料基金”和“罗杰斯国际原材料基金”两个基金在运转。将这些需要日常管理的基金交给他人打理后，我开始环游世界，我希望我对大宗商品的判断是对的。
“我爸爸喝柠檬水。”
当我结束千禧年环球旅行回到家时，很明显我创建的商品指数是赢家。它轻松超越其他所有指数，彼兰德的客户无不欢喜其带来的丰厚回报。但当投资者赚钱时，彼兰德管理公司却不赚钱。芝加哥的一帮经理人在管理这家公司，还亏了钱，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两只基金太小。这两只基金成立4年后，商品开始繁荣兴盛，这家无人知晓的小公司仅募集到2 000万美元。不过，在我回来几个月后，我们邀请总部位于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阿尔曼·普瑞斯证券（Uhlman Price Securites）公司董事会主席兼CEO沃尔特·托马斯·普瑞斯（Walter Thomas Price）来运营彼兰德管理公司，情况开始有了变化。
“你爸爸喝什么？”
与此同时，我开始在电视上亮相，大谈商品，不时提及我们基于商品指数的基金和其他基金。基金开始飞速增长，3年内，因为我的回归和托马斯·普瑞斯非凡的领导力（他做了非常卓越的工作，省了不少事，在他的打理下，公司管理着好几亿美元），基金获益不少。托马斯主要管的还是他自己的公司，彼兰德管理公司几乎是他的副业。一开始，他还能处理自己的事情。现在，缘于基金不断增长，彼兰德已经习惯在他的掌舵下，他需要有人全职来看着它了。
“她喝水。”
2005年，我被期货业协会邀请担任其年会主讲人。那次会议上，我和协会会长约瑟夫·墨菲（Joseph Murphy）以及他的几位同事一起共进晚餐时，他们一致同意推荐了一个候选人，认为其一定会有助于托马斯在彼兰德公司的工作。几天后，我接到墨菲的电话，他说他改了主意。他知道有个人更胜任这份工作。他推荐了罗伯特·莫克拉（Robert Mercorella），后者是全球最大的独立商品经济人公司，也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最大的经纪人公司瑞富（Refco）的高管。墨菲正好也在这家公司处理日常事务，他那时是瑞富全球期货的主管。（我确信此前对瑞富早有耳闻，但这名字当时并不怎么扎眼。瑞富早在1978年，就为希拉里·克林顿精心安排了活牛期货的投资，将她的1 000美元在短短10个月中增至10万美元，这完全是变相送钱给克林顿。）
“那你的老师喝什么？”
我曾和瑞富的CEO见过几次面。这哥儿们是个英国人，名叫菲利普·班尼特（Phillip Benett）。他去了剑桥，而我去了牛津，所以我们会在一起聊些剑桥牛津的事情。据我所知，他在业界备受尊敬。毕竟，他经营着业界最大的经纪人公司，在世界各地有20多万名客户。他其中一个高管墨菲是美国期货业协会主席，这个协会与瑞富一样享誉世界。因此，罗伯特·莫克拉得到了这份工作。他的任务是全职运营彼兰德公司，提高基金的投资水平。
乐乐答：“是的。”
托马斯·普瑞斯此前已经用了一个备受尊敬的资深经纪公司曼氏集团（Man Group）来进行交易。莫克拉到任后不久，开始谈及将基金从曼氏集团转到瑞富，他表示可以对此进行大幅改进。
“你喝牛奶吗？”她问。
例如，普瑞斯证券公司的基金没有日常流动性，你每月只有一次可赎回你的股份。在瑞富，每天都可以赎回。像富达（Fidelity）等一些公司不让它们的客户买我们的基金，反而让客户把钱存在它们公司里，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在于阿尔曼·普瑞斯证券公司对富达们而言并不出名，它在业界的名头并不响亮，尽管现在它名扬四海。如果我们的基金划在瑞富名下后将会改变现状，其他的问题也将迎刃而解。我一开始就决定不让基金有杠杆交易，借钱会令他们追加保证金，这可能会变成灾难。客户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在达到保证金要求后，经纪人会用它来投资国库券，支付客户的利息。在大宗商品交易中这是很普遍也很容易做的事情。但是，国债交易处理效率低下，对基金的回报非常不稳定。瑞富在管理国债交易方面做得不错且交易佣金较低。
在纽约，在我们的祝福和鼓励下，乐乐和她的中文教师雪莉曾去唐人街买一种中国的甜点——蛋挞。这对雪莉来说，是个和乐乐公开说普通话的好办法。有一次，她们在一家只讲汉语的店里，乐乐找店主要牛奶。这位店主像老师那样，直接用普通话和她讲话。
将我们的基金从曼氏集团转到瑞富后确实有了些改善。基金转出是在8月，当时墨菲来找我说：“你看，实际上我们是想买你的公司。”（自上次见面后，他在电话里又花了很长时间向我解释，为何他原本推荐了一个候选人，后来又改主意推荐了瑞富的莫克拉。）彼兰德管理公司的少数股东在这之前已经同意了一桩不错的股份交易。由于持有大部分股份，我也参与到和瑞富的交易谈判中，但是瑞士蒂派森商品管理公司[1]却拒绝出售股份，结果这笔交易黄了。瑞富看起来没有理由能同时运营两个平行基金。
1979年，新加坡推出年度“讲华语运动”，即主要推广使用标准的普通话，以阻碍各种非普通话的汉语方言充斥社会。2009年的竞选活动中有一系列的视频，展示了很多外国小孩说着一口流利、发音正确、语音清晰的普通话，这里面有各种白种人的孩子，其中也包括乐乐和小蜜蜂。
于是，我们又回到原计划，即把基金从曼氏集团转到瑞富。这一变动将继续提供日常的流动性，进行更为广泛的分销，给予更多的信用额度，使之成为更高效、更有利可图的基金，并让投资者为此而振奋。
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播放的普通话被认为是最标准的，乐乐和小蜜蜂说的和CCTV的普通话一样标准。同样，如果你愿意，BBC的英语也可以被认为与女王的英语发音一样是最标准的。很多新加坡人说的普通话非常糟糕。他们到中国旅游，结果发现大家都听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
2005年10月7日星期五，他们将曼氏集团独立账户里的3.62亿美元，以清晰的书面指示存入瑞富证券有限公司一个类似的账户里。瑞富恰好将此描述成一个独立账户，账户以客户名字命名，除了客户以外没人可以认领这笔钱。这有点像把你的钱放在银行的保险柜里一样。如果银行破产了，你依然不受影响，钱还是你的，你可以把它拿走。但瑞富所做的是将钱放在瑞富资本市场里而非存在基金里，这些钱在那儿是不受保护的。瑞富管理公司可以为其自身目的触及客户资产。这是个在期货业几乎前所未闻的犯罪行为。几十年来，客户的独立基金从未被侵犯过。
我们在上海度过第一个夏天时，乐乐两岁。人们会问她：“你怎么学的中文啊？”她无法理解这个问题，因为她没有“学”过中文。和我掌握英语的情况一样，她只是从小就讲普通话。她所知道的是：有些人这样说，有些人那样说。如果我要和他们说话，他们说什么语言我就跟着说。她不知道她还“学”过中文。而小蜜蜂，你几乎可以看到电灯熄灭时她会意识到家里发生什么事：喔，我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原来这里有两种不同的语言。我可以同时说这两种语言，但不是每个人都能这么说的，包括我可怜、愚蠢的老爹。当她和我在一起时，她会和白种人小声地说英语，对亚洲人说汉语。“我爸爸不会讲中文。”她说。我不知道是否她会为她老爹那可耻的无知感到尴尬和歉意，或者是否她只是简单地向他人传递信息，礼貌地满足他们的需求，这样他们可能就会明白她现在的想法了。
事情很快就清楚了，瑞富总是攫取客户的钱并非法将其转来转去，甚至从独立账户中“抢钱”。很长时间以来，瑞富骗了很多人——它在和我们交易时正准备上市，负责其IPO的投行是高盛、美国银行、瑞士信贷集团和波士顿第一投资公司，所有这些投行都对其做了全面的尽职调查。如果我们转出资金再晚一个交易日的话，那么我就要和你们讲另外一个故事了。但时机真是场灾难！10月10日周一，瑞富CEO因贝内特涉嫌特大诈骗引发瑞富瞬间崩盘的消息一时间成了各媒体的重大新闻，贝内特也于5天后，即10月17日被铺。据报道，这是美国历史上第四大破产申请（随后我将告诉你们新的纪录）。现在那未受保护的3.62亿美元被作为瑞富的资产遭到了冻结。
不管值不值得，反正小蜜蜂现在已开始每周4小时学习西班牙语了。我不知道这会否继续。有段时间我曾定期和《时代》杂志公司的一个编辑见面，他早期曾外派驻巴黎记者站，因此他5岁的儿子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那孩子11岁时，他们不再在巴黎生活，这孩子可能根本没机会说法语了。到这一天，对年轻人来讲，法国或许和希腊差不多。
律师们开始垂涎欲滴，诉讼开始启动。他们起诉所有人，包括彼兰德管理公司和我本人。我收到好几家法院发出的传票，即使公司提交的文件表明，我根本就没参与公司的管理。没人能搞清楚他们为什么要起诉我们，因为我们也是瑞富欺诈的受害者。这看上去就像那些专拉官司的律师为了赚钱而进行的一场典型掠夺。好几次他们提议私了，我们拒绝付钱给他们，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没错。幸运的是，一些法院和法官也认为我们没错，因此这个案子一直没审判。每场诉讼最后，这个案子都被扔出来——原告一个个退出，除了众多基金中的一个独立投资客克兰西·雷利。他所钟爱的律师史蒂夫·克雷是我耶鲁大学的同学。他们坚持到了最后，但最后也放弃了，法官一一驳回了他们的请求。
虽然孩子们会时不时地用普通话聊天，但至少当我们在她们身边时，我能确定孩子们的默认语言是英语。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等她们是青少年时，尽管她们说的是英语，我可能都不会明白她们谈论的那些东西。但当她们俩现在说中文时，我肯定不知道说的是什么。她们深知这一点，我也明白她们会像所有孩子一样背着老爹说各种事情。这一切都理所当然。
彼兰德公司和我终获清白，股东们要回了他们的钱，还额外多得了点。（如果公司破产，通常你的钱只能要回来一小部分。）但这一切对个人而言代价巨大。我被这事折腾了好几年，终于明白即便是个无辜的旁观者，我也要被永久地拖入这场旷日持久的官司中，而律师总是试图让这案子听起来好像我确实持枪抢了那些钱似的。这案子将无休无止，除非他们放弃努力，否则，我认为根本就没打赢这官司的可能。但如果和他们继续“斗”下去，则劳神伤财，我的成本太高，我还得付钱让他们走。这是个极具毁灭性的教训，最初尤其令人沮丧。最后，我身心俱疲，看着这些年自己的照片，发现自己这几年老得厉害。我一直听说有人会“老化”，但我一直认为这不过是种形象化的说法。现在我对此更有体会。
在我们家，当孩子们都在家时，佩姬和我两个人说英语，两个女儿说中文，管家、家庭教师和我们说英文，但对孩子们只能说普通话。有孩子在时，她们俩之间也必须说普通话。
被迫卷入这场“战斗”花费了我不少时间和精力，让我觉得再要一个孩子简直不可思议。那时我情绪低迷到极点。我刚刚完成了这么美妙的一件事情：我开发了一个指数，正好时机不错（其中有个基金正快速增长），我们也做了有利于投资者的事情。这一切是那么成功，突然之间，我们在每个人的审视中却成了骗子，很快我就被起诉了。
正如英国的奥斯卡·王尔德所说：“我们现在真的和美国在很多地方都是一样的，当然除了语言。”
我不知道佩姬是否知道当时我有多沮丧。焦虑让我的头发变得灰白，它吞噬了一切。每天早上我都得打开电脑看是否有律师的信息。如果有，我心里就会想：天啊！又来了。我清楚不管发生什么，哪怕最后我们赢了官司，如果没有什么别的事情，我还是要去看、去回复另一堆文件。每个胜利的味道越来越索然无味，没有哪个人能拼到战斗胜利。麻烦一直不断缠绕着我，我试着不让佩姬知道我有多沮丧，尽可能地保护她。我成长在一个并不过多谈论这种事情的时代，我还有个两岁的女儿，我必须得想法补救。
当然，中国有很多方言。所以，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能和其他人顺畅交流。他们可以给别人写信，因为书面语言都是一样的。有时你会看到他们一边来来回回地用中文给人写东西，一边却试着和那人说英文。在这个世界上，他们并不孤独，如果你在孟加拉看见一个本地人和一个苏格兰人在聊，你会发现他们都说英语，但是其中一个完全不明白对方说的是啥，除非他们笔聊。
诉讼是美国发展最完善的产业之一。美国的律师比其他国家律师的总和还要多。在这个国家做生意，有很大一部分花销都在打官司上。让某人从官司中解脱出来，三番五次地全面审查，所有这些成本无论是在商业、教育，还是在医疗上，都大大降低了这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现在我们的医疗花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7%，超过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比排名第二的国家支出还要高出几个百分点——数字惊人（最大是德国），却成果寥寥。如果手术中一半的工作都要花在如何确保自己不卷入医患纠纷以致被起诉上，那么你根本没法去实施一个精湛的肝脏手术。有些规定要求医生们让病人去做很多不必要的检查，尽管这会让患者产生很多额外医疗费用，但这么做能让医生免于以不负责任、玩忽职守等罪名起诉。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你也没办法去做一个很微不足道的肝脏手术。
普通话有四个音调。你可以说“我很想把你介绍给我的妈妈”，但是如果你用错了音调，你说的这话可能就变成了，“我很想把你介绍给我的马”。因为我听不懂音调，通常我会坚持用单调的英语。有些必要的场合，我可以让自己明白普通话。我学会的第一个中文词是“冰啤酒”。
法律诉讼迫使医疗成本升级，进一步推高企业产品的价格。以此类推，如果你的公司为健康医疗保险支出过多，那么你们就生产不出具有竞争力的汽车。德国和日本的医生不需要给病人设置额外的医疗费用，这意味着德国车比美国车更具有竞争力，日本的拖拉机比美国的竞争力更强。责任保险可让一家美国汽车公司得以屏蔽各种各样的诉讼，包括最琐碎的诉讼。这种责任保险里都附加了相关的医疗费用，汽车制造商们不得不因此削减可以提高汽车性能方面的费用。通用汽车就把这笔钱花在满足律师们的金融需求上，而宝马和本田却把这笔钱花在了汽车工程上。
汉语是有声调的语言。我对音调或者音乐之类的事情并不在行。记得第一次在哈莱姆和佩姬跳舞时，她问我：“为什么你跟不上节拍呢？”我说：“我不知道还有节拍，什么节拍？”我们跳舞时她就开始带我跳，她和别人跳舞时也本能地做同样的动作，以至于和她跳舞的男人不得不提醒她，让他们来带她跳。
诉讼文化在美国经济中蓬勃发展，对一切都造成了影响。如果给每个人供应一个汉堡包，则其营业费用中惊人的医疗和责任保险成本是个很大的影响因素，而这确是美国特有的现象。当我们在新加坡买房时，曾问那位卖房的女士能否将诉讼保险包括在内，她表示没问题，不过她解释说这并不会影响房子的总体溢价。“不会在这里发生的。”她说。她说得对，但你也可以说，美国也一样，不过是50年前。
亨校长的风采、恪守承诺以及蕴含中国文化的学校课程都深深打动了我们。当我们有机会跟她交谈时，她很礼貌地提醒我们，新加坡有很多好学校，她建议我们去其他学校都看一下，她希望我们不要对此抱有太大的希望。正如她在演讲中所说：“在新加坡有规则，我们遵循游戏规则。作为新加坡人，你们都知道规则如何运行。”我们很清楚，亨女士包括其他新加坡人在一般情况下，并不关心这些规则在耶鲁大学或者普林斯顿大学是否管用。这些规则要求学生家庭要住在学校附近，父母要定期去学校做志愿者。我们乐于适应这些规则，它引导乐乐最终被录取。佩姬在了解了如何成为学校志愿者后，就去了学校的英语系工作，同时参加了“阅读妈妈项目”。我在给学校工作人员的演讲中表示，会帮助他们募集资金。我们也从市中心的公寓搬到距离学校不到1英里的地方重新安家。
诉讼成本最初始于英国（美国大型律师事务所在英国有不少分支机构），在欧洲也有，但略有不同。欧洲的法院体系远不如美国法院系统那样对这些讨厌的诉讼如此宽容。大多数欧洲法院都规定，打输官司的人必须要支付打赢官司一方的诉讼费用，但这条规定在美国就不灵了，诉讼不会花掉你什么费用[2]。不管你的要求有多荒谬，你都不会有财务损失的风险。
入读南洋小学可不容易。很大程度上由于其校长亨女士高度重视纪律，因此学校非常注重考勤。就连教育部长都把孩子送到这所学校来读书。佩姬和我参加了小学一年级的开放注册会，由亨校长向有意送孩子来此的家长们做演讲。后者向那些想入学的家长解释了大家所面临的困境。我们是房间里唯一的白种人（在新加坡，外籍人士更倾向于让自己的孩子就读私立国际学校，那里的课程只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来教授），我们信心满满，相信乐乐，我们的金发碧眼乖小女儿会说很棒的普通话，肯定立刻就会被录取。抛开其他的不说，当年因地理分布带来的文化多样性和学校需求，对我入读耶鲁大学贡献良多，这些因素也将对乐乐的入学发挥作用。
债务诉讼案的律师一般是按雇主打赢官司获利的一定比例来收取酬金的，或者更精确地说，你来确定给他们多少数额。事实上他们很少能打赢官司，他们甚至经常不想去打赢官司。他们知道被告会逐渐意识到诉讼辩护会比解决问题更花钱。此外，即便你真的打赢了官司，也有可能花掉你所有的钱。就像洛伊斯公司（Loews Corporation）[3]首席执行官吉米·蒂希（Jimmy Tisch）[4]说的那样，一个有效针对性的诉讼，完全可以吞噬掉你所有的时间和精力，让你的人生凄迷多年；或者像他曾在一所监狱里所说的改编自金融市场的名言：律师可以保持非理性的时间远比你的偿付能力要多得多。
在新加坡甫一落地，我们就一家家学校去看，问当地人能否推荐一个“大多数都是中国人”的幼儿园。我们希望在上学前能找一所全部是中文课程的幼儿园。新加坡的每所小学都是双语教学，主要教学方式仍是英语，尽管每个人被教导要说他/她的母语。新加坡的第二语言应该是泰米尔语、马来语和普通话。但每个人必须要学习两种语言，一直到小学六年级毕业。乐乐的学校南洋小学的母语是普通话。她们会安排一周作为英语周，学校所有的公告和活动都用英语。轮到中文周时，他们全部都说普通话。授课语言因科目而异。比如，数学用英语授课，公民学则用普通话。写这本书时，我的小女儿小蜜蜂正好4岁，已经在南洋幼儿园入读。在她班里只能说普通话，不能说英文。实际上，她班里有3个老师，都是新近的中国新移民，基本上只说一种语言。当然，对于4岁的漂亮小姑娘而言，如果你不会说普通话，你完全可以在几周内学会，这就是小孩子的过人之处。
你所看到的这些律师在电视上为其服务打广告。他们的员工负责搜索新闻，查看灾难信息，查明受害者，更重要的是，确定谁会提起诉讼。为了提高赌注，他们聚集在店里，选择在哪里提交一份特别的诉讼，筛选司法管辖权和法官的历史以便获得更高的回报。这就是我为何在两个不同的州被不止一个法院起诉。很幸运的是，我的案子在做正式口供之前的初期就被扔了出来。上述做法的威胁旨在将更多压力让被告去解决：“喔，不，他们准备让我那年迈的小学三年级老师作证。”律师会尽可能多地“捆绑”更多人以加深你的精神痛苦。
我们将新加坡作为上述备选城市之一的事实是，这个国家的教育系统可能是全球最好的，它的医保体系也是其中最好的（而且，在亚洲并非到处都是这样），几乎一切在新加坡都正常运转，且卓有成效。（佩姬和我之间有个协议，即当我们或者我们的孩子需要医疗和牙科保健时，我们会从全世界任何地方搭乘下一趟航班飞到新加坡，因为在那里得到的医疗看护质量无与伦比。）我们申请并获得了永久居民身份，这意味着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进出新加坡，并能让我们的女儿在公立学校就读。
这就是前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约翰·爱德华，曾经的人身伤害律师得以积累财富并最终竞选公职的原因。他2008年参加总统竞选时遭遇多项重罪指控，面临长达30年的监禁。这位刑事而非民事被告，发现自己站在法庭的另一端，在一个相对公平的地狱里，面对既野蛮又充满诗意的正义。司法系统让他得以致富，他的检察官利用这个系统提供的所有相同机制帮他洗清罪名，直到最终这案子被宣判无效。司法系统不接受在法庭上玩弄法律的官员，在那些不多见的案件里是有证可循的。在对瑞富的刑事案件中，政府判该公司主要的外部法律顾问约瑟夫P.科林斯犯有证券欺诈罪。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这起判决在最近的上诉中被推翻，不知道司法部是否会重新指控他。
记得2001年4月环游世界时，我们曾去新加坡植物园欣赏了新加坡交响乐团音乐会，当时周围没有警察，也没有任何执法人员维持秩序。在我看来，要是在纽约中央公园有这么个集会的话，非得招来一个中队的警察才行。我记得当时跟佩姬说：“这地方对孩子们简直就是天堂！”
政府最终打败了诡计多端的罪犯。贝内特对多项重罪指控供认不讳，被判在联邦监狱服刑16年。他的前任唐·格兰特被审判、定罪和监禁10年。瑞富证券首席执行官桑托·马吉奥和瑞富前首席财务官罗伯特·特若斯登承认犯有欺诈罪，面临严厉的判决。法庭要求其提供证明，以获取宽大处理。（特若斯登最后被判刑，马吉奥死于2012年1月。）乔·墨菲被指控为共犯，未被起诉。
选择新加坡的原因也是如此。
我怀疑莫克拉在一开始就没有真的离开公司（瑞富一些内部人士后来告诉我，他是一名被安插的双重间谍），后来他又回到瑞富工作，直到瑞富倒掉。去年11月，瑞富破产不到一个月，瑞富的期货和大宗商品业务出售给曼氏集团的经纪业务部门曼氏金融（Man Financial），曼氏金融后来被剥离出来，两年后更名为曼氏全球金融，成为独立的公共实体。曼氏全球金融的首席执行官是前新泽西州州长乔恩·科尔辛，2011年10月，媒体揭露出该公司被隔离的客户资金缺口高达16亿美元之后，他提交了美国历史上第八大破产案，成为当时的头条新闻。
2006年夏天，我们又把香港加在了行程单里。但香港的污染也很严重。2007年，夏季旅行已成为我们一年一度的惯例。再度巡游了上述3个城市后（同时也在北京和中国其他两个城市待了段时间），我们决定将新加坡作为永久居住地。仅从空气质量上看，新加坡就足以抵消中国这些城市的竞争力。当然也有其他原因。新加坡75%的国民都是中国血统。不过新加坡和上海不一样，英语是其官方语言，政府和商务活动的官方语言是英语。我想提醒一下读者，这里面有个关键问题，我不像女儿那样，我不会说中文。我们选择香港作为权宜之计的一个因素在于，尽管那里的中国人大部分都说粤语，但普通话正在取代粤语成为当地的通用语言。而且香港和上海很相似，是个非常有活力、激动人心的城市。
如果一开始你就没有成功……
我们住在上海的酒店式公寓里，有点类似住在宾馆里。这种为长期住客设计的临时居所配有家具、餐具、被子、盘子、床单等，并提供家政服务，无异于一套完整的公寓，它是跨国公司外派员工广泛应用的居所安排。你只要走进去，开灯、插上电脑，就像在家里一样。我们爱死了上海的一切，除了一样：空气污染。回纽约前，似乎有点事后诸葛亮，我们决定在新加坡待3个星期，在那里找类似的住所。
[1]伦敦大宗商品管理公司，罗氏曾与之合作在欧洲销售类似基金。——译者注
1988年，我开摩托车横穿中国。当时我参观了上海证券交易所。那时的上交所隐藏在一截土路尽头一个有些破败的门脸里，其办公空间不到100平方米，只有一个柜台工作人员。要买股票你得走到柜台前，直接找柜台工作人员结算。柜台工作人员用算盘计算交易，场外交易股票就是如此。我买了只银行股（那时只有几只股票公开挂牌交易）——与其内在价值比，这些股票更具有历史价值。在美国公共广播公司拍摄的纪录片里，当我正在买股票时，出现了我的画外音：“总有一天，我会拿很多钱在中国投资。革命前，中国有东方最大的股市，如果我是对的，总有一天这一幕将重现。”
[2]在美国，联邦政府对诉讼提供巨额财政补贴，法院只收取微不足道的费用，审理案件的成本几乎全部由政府负担。此外，为体现司法低廉原则，联邦法院不是按照案件的争议金额或者诉讼标的征收案件受理费，而是按案件件数收取固定的费用。1999年联邦地区法院每个案件的受理费为150美元，联邦上诉法院每个案件的受理费为100美元，联邦最高法院每个案件的受理费则为300美元。之所以上诉审采取较低的收费，而联邦最高法院收取的受理费较高，是因为在美国，二审上诉是当事人的一项基本诉讼权利，法律并不限制当事人的上诉权，相反为了给当事人充分的司法救济，鼓励当事人上诉，而向联邦最高法院上诉不是当事人普遍享有的权利，为了节约司法资源，一般限制当事人向最高法院上诉。——译者注
我们搬到亚洲时乐乐正好4岁，不过我们在她两岁时就开始找定居的地方了。2005年，我们在上海待了一个夏天。在我们的城市名单里，上海是第一选择，因为我认为它将是世界上下一个伟大的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亚洲最大的股市在上海，介于全球最大交易所伦敦和纽约交易所之间。20世纪初，上海已成为当时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和亚洲的金融贸易中心。6年前，我们在千禧之旅时曾在上海待了段时间，对于佩姬和我而言，很明显，上海现在是个该去的地方。
[3]美国大型的多元化控股公司，拥有财务公司、美国最大的商业保险公司、钻石近海钻探财险公司、全球最大的近海钻探公司以及在美国的天然气勘探生产公司、天然气管道、酒店等多家公司，业务领域广阔。——译者注
当然，中国有很多方言。所以，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能和其他人顺畅交流。他们可以给别人写信，因为书面语言都是一样的。有时你会看到他们一边来来回回地用中文给人写东西，一边却试着和那人说英文。在这个世界上，他们并不孤独，如果你在孟加拉看见一个本地人和一个苏格兰人在聊，你会发现他们都说英语，但是其中一个完全不明白对方说的是啥，除非他们笔聊。
[4]詹姆斯·蒂希生于1953年，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后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获MBA。自1999年起，担任洛伊斯官司CEO。——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