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这些人，在牛市中认为他们赚了不少，于是花钱如流水，给每个人加薪。哈佛大学在波士顿买了不少地，耶鲁大学也买了一大片。它们想：有了这些钱，是时候向外扩张了，我们可以慷慨些。随后它们了解到了真相（财政崩溃了），它们中的部分学校开始借钱。基于它们令人尊敬的名号和它们的AAA信用，它们开始向公众出售债券，而市场很容易就可以买到。
下面的故事适用于所有精英学校。哈佛大学自己并不管理大笔资金。举个例子，有个著名的做私募股权的家伙来到哈佛说，投资我们基金吧，哈佛大学就给了那哥儿们1亿美元。这哥儿们拿着钱去投资了一些新企业或者买了几家公司，不管他做什么，他都用“模型评估”，而哈佛也接受这一方式。现在，基金经理有充分的动机提高他的估值，就像房利美和花旗银行此前那样，正如其他人此前使用“模型评估”那样。哈佛乐于接受这些自豪的数字。
有些大学在其建校史上首次出现了负债。它们发行的债券，到时必须得偿还。与此同时，很多投资组合经理手中有杠杆投资组合，于是建议他们买了保证金。这就是让公司和机构陷入困境的典型案例。当他们借钱时被告知，（买保证金）不会有问题，但市场不济，事情变得更加糟糕，他们这才意识到这是个永久的状态，而他们正遭遇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尤其这个问题还在学术界，它们不能削减开支，因为它们有工会，有那些终身教授。
在泡沫中，很多金融机构提出所谓的三级资本[4]，即这些资本的价值不会超过假设的抵押贷款。例如，它们的市值都有“模型评估”[5]。如果你的电脑程序说一张特种纸值96块，你标上96块。穆迪和标准普尔说这纸的评级的是AAA，价值96块。但我们都知道它们大部分都是垃圾。捐赠基金的很大一块就由这种东西构成，这就是问题所在。
它们还有很多资产负债表外的福利义务。其中一个十分荒谬的义务是要求学校支付任何在职教授子女的大学教育费用（这还不仅仅是一个教授的费用），因他已经受雇于该高校10年了。一个有三四个孩子的在职教授标志着未来有超过100万美元的福利义务需要学校来承担。而私募股权交易也需要其不在资产负债表中出现持续的资金流——事情进展顺利当然一切都好说，一旦有什么问题，管理机构就需要更多的钱。每个学校都有数百万美元类似这样隐藏的福利义务。
问题的部分原因在于，这些机构都是由学者而非企业家来运营。这些高校管理不善，哪怕用捐赠基金也救不了它们。它们的很多捐赠基金都是假的。过去20年来，很多高校一直在非公开市场投资流动性不足的资产，不管是木材还是房地产，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私募股权投资。
一些大学财政部门的管理者是非常愚蠢的。许多养老金计划也遭遇了滑铁卢，很多州和城市养老金计划都破产了。在下一个熊市（可能很快就会到来），你会看到更多相同的案例发生。当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或者斯坦福大学破产时，将对世界带来巨大冲击。在某些情况下，你要明白这些已存在几个世纪或者数十年的机构，其财务状况该有多么糟糕。
需要指出的是，传统上常春藤联盟大学对工人阶层非常慷慨，因为他们并不乐意让自己以肮脏的资本家面貌示人，即便是破产时，也以祝福的形式呈现。让我们来看看汽车业的破产情况。一旦劳工合同上涨，工会就会介入，汽车公司就会屈服。这些汽车公司一直不停地放弃自己的商业利益，最终令整个行业破产。
2008～2009年的大崩盘来临时，他们中的很多人都面临被迫削减开支的问题。传统上他们会这样操作，即拿出一定比例的捐赠基金，比如5%用于管理。但4 000万美元的捐赠基金突然有2 400万美元（因为暴跌的原因）没了，他们就开始找其他地方削减开支。但他们已经上调了支出的下限，在资产负债表上已经有永久债务了。这样做只会令他们陷入更大的困境，而他们此后要做的必定会增加更多债务，因为他们以为市场会逆转。我们有很聪明的管理者，他们告诉自己，并向我们保证一切都会好起来。
对于一些高等院校而言，可能已为时过晚。如今，一些美国的精英大学已濒临破产边缘。它们的消费结构不可持续。公司的高管每周只工作5～10个小时，这样的运营模式没有任何人可以玩得转。如果真要做，你肯定会破产，尤其是在有终身职位限制的系统内，那里不可能开除任何人，即使是那些凭借该系统一开始就游手好闲的人。
这样的事情我们看得太多了。形势一旦开始呈现螺旋式下降，人们开始明白怎么回事时多半已为时过晚。雷曼兄弟和贝尔斯登就是如此。当然，这种情况的一大优点是，最终我们可以摆脱终身职位制。而亚洲的大学却没有这些问题（庞大的薪酬支出、庞大的工会义务、终身职位义务），它们将会崛起。
科技对当今的孩子而言犹如第二天性。为什么非要在早上8：00爬起来让自己去上每周3天的西班牙语课呢？这样的时间你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表，通过电脑学习一些更为有效的东西。美国真的需要30 000名昂贵的西班牙语终身职位教授吗？普林斯顿大学的西班牙语教授会比其他人教得更好么？在线学习西班牙语也许会快很多，学得会更好，当然还可以省一大笔钱。同样会计、物理和微积分的学习也可以如此这般。问题是你需要的是一个好老师。为何不去找个才华横溢的教授，不管他有没有终身职位，让他通过网络给你教课呢？为何不去找两三个能给数百万学生提供最好教学指导的好老师呢？
即便在此前的泡沫破灭后，美国大学教育得以幸存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在于，成千上万18～22的岁年轻人离家自谋生路和学习的需求。学校的运动队、辩论会、社交活动等，所有这些都会继续，甚至很多学术活动都是通过电脑在寝室里播放加以指导。尽管有卫星传播的远程教育，但课程授课方式可能仍会沿用，图书馆则会消失或者改造成网球场了。
如果西方国家的经济继续出现问题（看来很可能是这样的情况），这些地方的高校将很难有申请者。费用持续上涨，学校不断提高学费，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将无力承担。与此同时，海外留学生们却在家门口发现有更好的名校。如果你看看过去20年发布的学校排名，现在你会首次发现，那些从未出现在排名里的亚洲大学，在优良传统和良好教育方面开始显现出强有力的竞争性。
荒谬的、不可持续的成本结构与科技发展一起导致了“创造性破坏”，这将造就一个全新的中心和学习方式——正如历史上曾有的那样。我们早已忘记那些曾蜚声世界的好大学，诸如摩洛哥、廷巴克图、葡萄牙、意大利、亚洲……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是的，如果普林斯顿大学想把自己定位为一所亚洲大学，大批能自己付得起学费的聪明留学生完全可以填满所有班级。现在的牛津大学，合格的中国留学生完全可以填满每个班级。所有这些学生的家庭都愿意，而且也十分轻松地就能负担起学校的所有费用。但一个美国孩子必须要有贷款才可以进入其中的某所大学，同时要面临毕业时背负几十万美元债务的结局。这些唯一承诺其校名含金量的地方几乎不可能给你带来美好的未来。在美国的破产法里，教育贷款是无法注销的。在美国，如果你破产了，你可以注销一切，除了你的教育贷款，这笔债务是最有可能将骆驼压垮的那根稻草。
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时，我获得中国政府批准，可以开着摩托车穿越中国。我在1988年完成了那次旅行，作为PBS（美国公共广播公司）制作的系列旅游纪录片的一部分，这部纪录片叫《征程》（The Long Ride）。我跟着摄制组横穿巴基斯坦和印度，一路骑行了5 000英里。
我曾在一些学校就读，如耶鲁大学和牛津大学。我喜欢在学校里的每一分钟，我在那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它让我明白我是谁。但如果这正好是你想要的教育，你会受到良好的教育。今天，这些学校出售的不过是品牌名称这个商品标签而已。当世道变得越来越艰难，有能力为这么小的“标签”付出高昂学费的人会越来越少。
经历3个月的冒险后，我回到家里。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院长告诉我：“我们有个工作机会要给你。”
例外论[3]导致美国高等教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泡沫，而终身职位制则是例外论的一个方面。现在，去普林斯顿大学读书每年成本在56 000美元。这还只是学费和食宿费，还不包括各地飞到普林斯顿大学的机票，也不包括啤酒。读4年书至少要花费25万美元，而且学费每年还在上涨！这就快赶上我当年读耶鲁大学时学费的50倍了！所有的常春藤学校，比如斯坦福大学等，已经让每个人坚信入学时高昂的学费是值得的。到目前为止，全世界都热衷于球赛，犹如每个人沉迷于房地产泡沫一般。总是会有“好”理由和“可靠”的证据显示，不管怎样，最好参与当前的泡沫。未来3～4年，普林斯顿大学的基本费用会是每年65 000美元。
这是一份被他描述为我无法拒绝、非同寻常的工作。我不知道哥伦比亚大学能提供一个什么样的工作，会让我产生无限兴趣。
近年来，终身职位制在美国教育界得到推广，其背后所主张的基本原理、学术自由，在今天看来似乎有点可笑。一个会计学教授必须要有终身职位才能保护他在教室里的政治观点吗？或者一个物理学教授在谈及有关落体的重力时，需要保护其对资产和负债的政治信仰吗？教授们可能需要相互保护，但这不是终身雇用的理由。
他说：“我们准备聘请你做一名全职教授。”
除了在大学，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这样一种职业，只要你工作了7年就可以得到一份有终身保证的工作。成为一名医生或成为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后，你仍需要不停地工作。如果你在大学里任职，等到35岁时，你永远都不需要再次证明自己。除非你一把火烧了大学或者杀了人，否则你会有个终身职业。当我还是个全职教授时，我计算了一下，每年的上班时间平均下来每周只需要5个小时。
从晨边高地[6]到大学校园里的每个角落，不管在哪里，这都是件大事。学者们做学术研究、四处游说、钩心斗角，他们耗费整个职业生涯就是为了谋求一份全职教授的职位。我想起了以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政治学者华莱士·斯坦利·赛尔（Wallace Stanley Sayre）名字命名的赛尔定律（Sayre’s Law），这是一份由许多人完成的调查报告，报告历时数年，内容丰富。最早可以追溯到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7]时代，到20世纪70年代编撰定稿。其中写道：“学术政治如此邪恶只因其风险太低。”
从最坏的角度看，终身职位制度让不称职的教授找到了避难所。美国学术界被终身教授把持，他们做研究、去图书馆。学生们会围着他们，问是否需要额外的辅导，抱怨他们的成绩单或者为了获得学分被迫交论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这些事情与一个大学教授真正的工作毫无瓜葛，尽管大多数人不会这么说。
我接受了这份职位，但我只有一年的空余时间待在大学里。我刚开始教课时从莫斯科得到消息，我已获准可以开车穿越当时的苏联。我的环球旅行完全有可能实现。这是我期待已久的愿望，近10年来我一直为此坚持不懈。
我记得有个教授曾告诉我：“多美的生活！糟糕的是周围全是我们的学生。”
我很享受待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光。我的校外生活非常忙碌，在大学里根本没有太多社交活动，但我确实花了很多时间在课外帮助学生们。教书的同时，我还担任电视访谈节目《吉姆·罗杰斯的利润动机》（The Profit Motive with Jim Rogers）的主持人。这是个嘉宾访谈节目，每周有5个晚上在财经新闻有线电视网（FNN）上播出。FNN是第一个财经节目有线电视网，最终被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CNBC）收购。至少在当时来讲，FNN暂时垄断了这一领域。
美国大学曾是优秀教师云集之地，最顶尖的人才在那里走向巅峰，但随之而来的终身职位制却改变了这一切[1]，就像安装在学术旋转木马上的铜环一样[2]，卓越的教学方式从来不是走向成功的途径。发表论文、学术研究和校园政治最终导致了终身职位制。为了追求终身职位，教学反而显得无关紧要。
几年后，我和财经记者比尔·格里菲斯一起担任CNBC《我的投资组合》电视节目的主持人。这是早期财经节目的变革，正如我曾经历的手机变革。比尔和我的主持是现场直播，接听观众电话，并加以评论。当时实况转播中的电话铃声把我们俩吓了一跳。
也许有那么一段时间这是真的。
“是你的电话。”比尔说。
我并不相信这个国家的中等教育是当今世界上最好的，但很多美国人却如此声称。事实上，大多数人似乎更认同当今美国的中小学教育太令人绝望。但同样是那些人，也坚持认为在同一阶段，美国的高等教育天下无敌。
我没想到关掉手机，或者聪明点，干脆在进入直播间前把它留在一旁的绿房间里。如果这还不足以显示我在电视节目上缺乏经验的话，我接下来的举动更令人瞠目结舌：我居然在实况转播中接了电话！
每个人都知道我此前一直预测市场会有暴跌，不少媒体报道时纷纷提及我。电视台的人甚至到我的班里来采访。有人把报纸上有关我报道的复印件贴在商学院的公告牌上，却被一个教授撕掉了。这位兄台和其他几个教授在学校里教授股票市场，而在股市里他们却严重套牢，他们一直跟学生讲：“罗杰斯是个傻帽儿，他不知道自己在说啥，他甚至都没有博士学位。”我相信他一定是个不快乐的教授。
是我母亲打来电话看看我到底怎样。
教课确实有很多乐趣，有趣得超出了我的预期，我告诉自己，好吧，我再做一次。我教了四五个学期。1987年股市崩盘时，我仍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兼职教授。10月19日星期一，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之前，我曾经预测过一次崩盘，但那次并不是灾难性的崩盘。美国股市一天内暴跌超过20%。我一向直言不讳，认为市场涨过了头。市场确实在涨，确实在不断升温。在公开场合，我一直坚持对那些在华尔街工作的人讲，某一天股市会下跌300点。但更为惊人的是，那天股市暴跌了512点，创出美国股市史上单日最大跌幅。我本能地做空了市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而言，这是我曾有过的最好的生日。
“我就是想问问你的情况，我知道你一直在生病。”
我曾跟学生们解释说，我将用类似苏格拉底对话的方式进行授课，但后来却不得不向大多数学生解释谁是苏格拉底。他们都说我是个很难对付的工头。我要求苛刻，也不轻易给人打高分，我甚至让一个男生铩羽而归。我说：“听着，如果我每周都要来这儿教几个小时课，我希望至少你也应对得起你听课的这段时间，让我有兴趣继续教你。”学生们对此抱怨不已，认为没有哪个班级的课这么难对付或者要求他们如此辛苦地做功课。这让我想起在苏格拉底身上发生的事情——他们毒害了他。学期末学生评估出来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正坐在院长办公室里，预期着最坏的结果。当我开始看这些评语时，忍不住哭了。学生们对我交口称赞。此前从未有人对我说过这样的好话：“我从未上过这么精彩的课……无论如何你必须让他回来继续教我们……”我那么疯狂，我曾让他们像驴一样地辛苦学习，而他们对此却感激不已。
我说：“妈，我现在不能接电话，我正在做电视直播。”那是我经历的实况转播中最欢乐的时光。
几周后，我让每个学生选择一个行业来分析——只要我同意，他们可以随意选择。假如你是我的学生，选择做个航空业分析师，那么我们会在课堂上有段对话。你告诉我你的想法，不管你的研究告诉你什么，你要告诉我在这一行业怎么能赚更多钱，是否我该买进达美航空，卖空西南航空。我认为，每个人都有3个回合。这就是这个班的教学方式。
那个节目的导演比我要明智些，他当时立刻将节目切换到商业广告，至今依然有人和我提到这件事。
我告诉他们我是怎么分析公司的。我发给他们电子表格，我让一些大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到课上来，在每个案例中，我会坐着问董事会主席一些问题，就好像我是一个投资组合经理、一个分析师正在他办公室拜访他，想搞清楚我是否应该投资他的公司。然后，我让学生们开始提问。在这之后的作业是写一篇文章，只要一页纸就够了，我不接受任何长篇大论，也不接受任何迟交的作业。在这篇文章里，学生们需要告诉我他们对这个公司股票的分析：是买，是卖，还是做空或者什么也不做。
这是我的第5辆摩托车，一辆宝马R100RT [8]，我骑着它终于实现了自己环球旅行的梦想。当初从俄罗斯人那儿获准可以去苏联旅行时，我立刻辞了哥伦比亚大学和FNN的工作，带着我的女朋友塔碧莎·伊斯塔布鲁克，骑着各自的宝马摩托车，在1990年春天开始了环球旅行。
作为兼职教授，我在研究生学院带了一个班，但我对教学几乎一无所知，我已经有差不多16年未踏进大学校园了。这个班大概有15个学生，他们的平均年龄是26岁。他们全都工作过一段时间。我对他们讲：“我准备教的这门课就好像你们在为我工作。我是一个基金的研究主管、投资主管，你们将成为我的分析师。我会给你们一些公司去分析，我也会教你们怎么去做。”
几年前，塔碧莎和我通过一个老朋友——她母亲的介绍而相识。她是我所认识的女人中最具有冒险精神的人（那时我还没碰见现任妻子佩姬·帕克）。塔碧莎和我一起骑着摩托车穿越巴基斯坦和印度。在曼哈顿上西区长大的她刚从阿默斯特学院毕业，她的年龄不及我一半，当时是纽约一所小基金会的赠款管理员。
他很快给我回了电话，令我惊讶的是，他说：“好，就这么定了。”
塔碧莎的父亲尼克还在哈佛大学读书时，曾偷偷买了辆宝马摩托车，整个夏天都开着它在欧洲各国游历。他从未告诉自己的父母摩托车的事，只是偷偷地把摩托车藏在了欧洲。然而，现在他坚决反对自己的女儿骑着摩托车周游世界。我很好奇如果将来有一天乐乐和小蜜蜂（罗杰斯的女儿）跟我提出类似荒谬的建议，我会是什么反应？
“我会告诉你我打算做什么，”我说，“我准备免费代一门课，教一个学期，不过我想要的回报是一辈子用你们的健身房。”
1990年3月末，塔碧莎和我从冰岛开始了旅程。我们一路从欧洲到中亚，从那里往东穿越中国，在日本短暂停留后向西横跨西伯利亚西部，抵达俄罗斯在欧洲的版图。经过波兰后，我们回到冰岛。然后向南纵贯西欧，抵达非洲北部，从那里直下非洲大陆中心。在南非我们将摩托车海运至澳大利亚，到了新西兰我们又将摩托车海运经大西洋到阿根廷。这使得我们的旅程从南美、中美到墨西哥，最终穿越美国回到纽约。
有两件事我决心在退休时要学会，即打网球和壁球。我住的地方距离哥伦比亚大学有几个街区，哥大有个特别好的健身房，但除了学生，只有校友、教职员工才允许使用。我猜想，也许对于那些捐建新宿舍的校外人士会偶有例外。于是，在聚会后不久我给院长打了个电话。
经历短暂停留后，我们又开始从纽约出发，横跨美国和加拿大的安克雷奇、阿拉斯加，最终在我耶鲁大学同学莱恩·贝克的家——北加利福尼亚州结束了我们的环球旅行。我们总共在路上花了22个月，全程跨越了10万英里，并被载入《吉尼斯纪录》。这一路，我们横跨了6大洲、50多个国家。
“除此之外，”他笑着说，“为什么不来我这儿讲课呢？”
没有比穿越偏远边境更能让我了解一个国家的底细了。当你穿越边境时，你最先发现是否要去行贿。所有的事情都是光明正大、简单直接的吗？所有的流程是否有效？本来10分钟可以办好的事情，非要花一整天过关吗？你还得了解当地货币，因为过边境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换钱。当然，总是会有官方牌价，我会在那里换一点，因为从政府手中换的钱不会有假。我可以拿这些钱和在黑市里换的钱相比较，以防有假。之后我去找黑市，如果有的话。不过，通常会是黑市来找我。
“我真的对教学没啥兴趣，”我告诉院长，“我可能也不擅长于此。”
对一个国家来讲，黑市是必不可少的。如果真有黑市，你马上就会知道。若然如此，货币就会有很高的溢价。黑市就像是给某人量体温。如果我给你一个温度计，量下你的体温，就会知道是否有什么不对劲了。也许不知道出了啥问题，但会知道事情有些不对劲。如果你的体温高，那我们就知道有些事真的有点不对劲了。黑市也是这样，如果你不清楚黑市有什么不对劲，它会首先给你一个提示。一旦黑市上有很高的溢价（黑市利率与官方利率之间存在很大差异），你就会明白问题很严重了。如果你想了解一个国家，从黑市上的交易者那里了解的，远比和当地政府部长交流的收获要多得多。
在华尔街的第一个夏天，多米尼克公司的高级合伙人给我的建议已被我采纳，他告诉我去商学院完全是浪费时间。现在我相信他说的，即便进了商学院也没什么用。那个夏天，我从市场的交易柜台学到的远比在这个国家的商学院里花两年时间学到的东西还要多。
驾车离开边境后，你马上就会了解这个国家的公路状况。有交通信号灯吗？路上有商店吗？或者只是用窝棚搭建的冒牌商店？路上有真正的酒店吗？或者只是把后院腾出来用作住宿的那种？当你穿过边境，你对这个国家也因此了解了很多。不管你认为自己有多老练，有时你的发现会带来莫大的惊喜！
我告诉他：“我不相信商学院对人们是件特别好的事，尤其是那些想去做生意的人。”
塔碧莎和我专程从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一路向南，途经非洲中心，当我们抵达博茨瓦纳的边境时，我立刻明白（或者肯定在一小时内就很清楚了然），不管这个国家曾经怎样，它并不像我们在非洲其他地方看到的那样，和我们在很多地方（俄罗斯、亚洲等）看到的完全不同。这里没有黑市，不用行贿，工作非常高效……有很好的高速公路、交通指示灯、道路标识……有像美国那样在任何小镇都有的购物中心。当我们抵达首都时，那里有很多酒店。我们已经有段日子没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了。
“你为什么不来我这儿讲课呢？”他说。
离开纽约前，我面临的问题是，我不在时我的投资怎么办？幸运的是有好几个我投资的领域并不需要我天天盯着，因此，我的大部分资产都在公用事业股票、国债和外币上。在这次期待之旅中，我几乎把钱就放在那里。如果方向正确，我会有很好的收益；如果错了也不至于一无所有。我削减了做空的股票，保证手头完全没有持仓期货。这次不是投资之旅，但在旅途中，作为一个投资老手，我对任何有“钱途”的机会都保持警觉。在博茨瓦纳我了解到那里有股市，立刻在那里投资，买了股市里所有的股票。
在退休不久后的一次聚会上，我遇见了哥伦比亚商学院的院长桑迪·伯顿（Sandy Burton）。
恐怕你认为我是个很棒的击球手[9]，那时博茨瓦纳证券交易所只有7家上市公司，我一直持有这些股票直到五六年前才卖掉。此前只要博茨瓦纳有新股发行或有股票派息，我就会买更多。博茨瓦纳地广人稀，它却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钻石矿。此后，我继续加大在博茨瓦纳的投资，直到2007～2008年，我决定卖掉所有新兴市场的股票，只因它们已被过度开发。两万个MBA满世界转悠，就为寻找现在的热门市场。因此，在累积了18年的丰厚收益后，我卖掉了博茨瓦纳的所有股票。
如果你跳过中国和那时所说的苏联去环游世界，那就根本不值一提。离开华尔街去冒险之前，我花了很多精力去寻求官僚的批准，以便能到那些国家去。在等待许可期间，我回到了学校。
1992年夏末，塔碧莎和我从这次旅行的最后一站回到纽约。那时我已经写完一本冒险主题的书《投资骑士》（Investment Biker），塔碧莎也开始攻读国际关系学位的研究生。当时在这个专业上，环球旅行所获得的丰富阅历足以让她比那些只是在教室里学习、足不出户的教授更适合去讲课。她现在变成什么样了，我却不得而知。
这就是早期我在华尔街无视传统智慧的例子。至今，我依然保存着自己的伍德斯托克音乐会的夹克，时不时地翻出来看看。总有一天我会给孩子们展示这件夹克，尽管我并不清楚这对她们意味着什么。也许有一天她们也会看到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信息，也许她们的朋友会看到——其中一个女孩会说：“是的，我老爸居然还在那里做了保安。”
[1]美国是实施终身职位制度的代表性国家。1915年，美国大学教授协会成立，并发表了“学术自由和终身教授职位的原则”的声明，提出了为大学学术自由的原则，需要对教师予以职业上的特殊保障，即确立终身聘任制。1940年，美国教授协会发表了《关于学术自由与终身聘任制原则的1940年声明》，从组织和制度上为这一制度奠定了基础。——译者注
“什么？你为什么要做那样的事？”他们很想知道，“为什么？太可怕了！”
[2]旋转木马通常安装在圆形平台上，有既定轨道。这里指循规蹈矩，无法突破常规。——译者注
有那么一刻我自告奋勇地告诉同事：“喔，我当时就在场！”他们全都看着我，好像我不干净似的。
[3]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又译“美国卓异主义”“美国例外主义”，是指美利坚合众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也是独一无二，以自由、个人主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等思想为建国基础的国家，人民特别富裕幸福，国家特别稳定强盛，并在世界上领导与保卫自由潮流，因此独特优越，具有其他国家无可比拟之处。——译者注
音乐会一直持续到8月18日周一。不过，我在周日下午就返回了纽约，因为我必须要赶在第二天去上班。（直到周一早晨，吉米·亨德里克斯都没有登台演出，因此我错过了他的表演。）办公室里，每个人都在谈论伍德斯托克音乐会，当然这是那时的热门新闻。
[4]为了加强对金融机构承担市场风险的监管，1996年巴塞尔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了三级资本（Tier3）的概念。合格的监管资本由3个层次构成。一级资本即核心资本，包括权益性资本和公开储备；二级资本即附属资本，包括非公开储备、重估储备、一般贷款损失准备、混合债务资本工具、中长期次级债务；三级资本则主要是专门用于防范市场风险的短期次级债务，通常附有强制不付息条款。——译者注
我占据了屋子里最好的位置，可以近距离地看到各种表演，最重要的是我正在享受精神饕餮。这真是太棒了！事实上，尽管当时大约有50多万人参加了这次聚会，但没人认为这会是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所有人都认为“我们度过了一段多么美妙的时光啊！”我们只是想找乐子，然后各回各家。
[5]为了控制金融风险，一些复杂的交易，如一些衍生产品常通过模型评估方式来产生估值，即电脑通过对模型计算的结果来计价。——译者注
舞台上的节目花了我不少时间。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如此敬畏，以至于要尽力保护好自己的“成果”——我不想失去自己占据的有利位置，不想放弃自己（好不容易伪装成的）特殊身份——对此，我非常谨慎。周围的人总是时不时地想要爬上舞台，我总会说：“不行，你必须待在后面。”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安保人员。
[6]离市区5英里的晨边高地（Morningside Heights）是哥伦比亚大学的领地。——译者注
舞台被一圈栅栏围住，我直接开到了栅栏处。所有的安保人员都穿着印有伍德斯托克标志的绿色夹克——背面的白底印着一只站在吉他弦上的鸽子。那天非常热，所有人都脱了夹克挂在栅栏上。我悄悄趴在栅栏下，顺手牵了一件绿夹克穿上走上舞台。当然，那个时候场面混乱不堪，任何人但凡有点想法都可带走任何东西。
[7]伍德罗·威尔逊（1856—1924），美国第28任总统。1902—1910年曾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译者注
1969年夏天，我陆续听说即将在纽约北部的伍德斯托克举行为期3天的“和平与音乐”音乐节的消息。我对此并不感兴趣，也没想到去弄张票。直到我从收音机里听到那些发生在纽约卡茨基尔（音乐节举办地旁边的小镇）的有趣事情，让我为参加这个活动而兴奋不已。于是，8月15日那个周五，我丢下工作，跳上了摩托车，直奔这个音乐狂欢盛宴而去。还未到跟前就有了路障（警察不让任何人靠近这个地方），我只有驱车穿过当地居民的各式后院才得以摆脱这些警察。中途还有个女的从她的屋子里追出来，冲着我大吼大叫，不过这也正常。但大概开了三四百码后，我的轮胎就瘪了，我猜一定是她的诅咒生效了。在换过轮胎后，我继续向前抵达了会场。
[8]BMW R100RT是宝马公司在1978年被引入1979年车型车容中并于此后出产的第一辆“盛装”旅行骑士车，排量为1 000cc，为复古车型，被德国选为早期警用摩托车。其发动机为BMW公司的经典设计，被称为水平对置发动机，性能和耐久度极佳，曾在世界摩托竞标赛上夺得两次桂冠。——译者注
1969年，在华尔街工作的我结束了自己的第一桩婚姻，买了人生第一辆摩托车。这不是我能开着环游世界的摩托车，而是一辆会一直缺乏动力、无法抵达目的地的宝马250cc。我并未在摩托车上创造历史，但我确实在上面见证了美国非主流文化的历史时刻。
[9]棒球比赛中，攻队入场击球的队员叫击球手。击球手用棒击打守队投手投来的球，并乘机跑垒，若能在球未被守队队员截住前，依次踏过1、2、3垒，并安全回到本垒可得一分。——译者注
没有比穿越偏远边境更能让我了解一个国家的底细了。当你穿越边境时，你最先发现是否要去行贿。所有的事情都是光明正大、简单直接的吗？所有的流程是否有效？本来10分钟可以办好的事情，非要花一整天过关吗？你还得了解当地货币，因为过边境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换钱。当然，总是会有官方牌价，我会在那里换一点，因为从政府手中换的钱不会有假。我可以拿这些钱和在黑市里换的钱相比较，以防有假。之后我去找黑市，如果有的话。不过，通常会是黑市来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