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们看来，原则尽管与实际情况相矛盾，但也是重要的。对保守的经济思想来讲，没有什么比市场宽松的优越性更为重要了。市场既不宽松也没有优越性，如果一定要用政府干预来防止通货膨胀，且因此来改善其运行状况的话。但是，按路标指引的路线和相关的价格限制条件而采取的行动，也未完全得到自由派经济学家的传统共识。这也不无道理。凯恩斯体系丝毫未涉及市场，且因而未涉及教科书和教师所讲述的公认的微观经济思想。在对需求做出必要的管理后，供给和需求在比从前更高的生产水平上达到平衡。需求和供给达到平衡的机制、已确定的价格和分布在使用中的资源仍没有改变。路标承认，工资和价格要服从公司和工会的控制。但是两者反映的不是市场平衡，而是公司和工会的权力。这样的权力在公认的经济学中没有一席之地。这也就是许多自由派经济学家诚心想回避的问题，有些仍在回避。
这决不会持久。从1966年起，越战开支大幅度增加。为一场不得人心的战争增税，这无异于给自然抵制增税的情绪火上加油。最终直到1968年才对一项用于战争开支的附加税进行投票表决。与此同时，正在扩大的需求给价格和生活费用带来了压力。随着价格和生活费用的提高，要求增加工资的压力也在加大。价格稳定毕竟是讨价还价的一部分。同时，政府的道德权威，由于现在不得不为一场广为受到抵制的战争而补充支持，也受到了严重的削弱。因此，随着对路标需求的增加，其效力减少。1966年与新泽西建筑行业达成的一项协议大大超过了路标允许的额度，如同后来与航空公司机械师达成一项协议一样。不久，对价格和工资的限制就不起作用了。尼克松政府的经济学家于1969年1月就职，明确表示反对任何这样的市场干预，将其视为一个有高度性原则的问题。
经济顾问委员会中的自由派成员在其任职期间，无法回避工会对工资和公司对价格的确实令人不快的作用，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但是，一旦回到大学、近郊和给青年人授课时，他们就可以放弃这种混乱的、有争议的、非科学的成见。在他们的论著和讲授中，价格再次从公司的控制中恢复过来，工会又被带回到市场。根据货币和财政政策所做的经过深思熟虑的调整，再次确保了就业，且防止了通货膨胀。
1962年春，这种政策遇到了戏剧性的考验——并且被公之于众。亚瑟·戈德堡(Arthur Goldberg)是劳工部部长，此前担任过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总顾问，那一年初，他就一项工资协议与钢铁企业谈判，该协议大体上符合路标。美国钢铁公司的一种天赋在于气壮如牛般地固执己见，这长期以来就是公司公共关系部门的传统，美国钢铁公司当时满不在乎地宣布每吨价格提高6美元。随之向公众宣布，美国钢铁公司总裁拜访总统以向他宣布此事。其他公司做好了跟着美国钢铁公司走的准备，也刻不容缓地做了宣布。肯尼迪总统被激怒，他猛烈抨击了商人的品格和身世。这被与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反拖拉斯法中的行动威胁联系在一起，涉及政府对钢铁的购置，引起公众的愤怒以及新闻界和国会的反对，因此钢铁公司不得不重新加以考虑。有一两家比其余的敏感，决定不来凑这个热闹。余者(包括美国钢铁公司在内)都被迫取消了所宣布的上涨价格。暂时可称之为工资和价格控制中的自愿原理，因而得以保全。随后的4年是一个就业和生产稳步上升的时期，价格几乎是稳定的。经济政策的总设计师沃尔特·赫勒(Walter Heller)在对这种经验做一个有限估价时认为：“……从对商业和劳动力个人表示的看法和公众发出的痛苦呼吁以及对工资和成本趋势所做的认真比较性研究来判断，路标在60年代的迅速发展时期，对工资价格所做的一些调和理应享有功劳。”
因此，这就是缺陷。美好岁月的经验表明，经济权力——公司和工会的权力——可以使高就业率与稳定价格结合起来的努力付诸东流。因此，在实践中，干预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实践从未成为原则的一部分，而原则仍然是非常有影响力的。有一种令人乐观的神话认为，在像经济政策一样对公民有切身利益的问题上，公民起决定性作用。也许从长远观点来看是这样的，公民有一种自豪的权力最终把失败者从公共办公室驱逐出去。但是，在失败暴露出来或驱逐成为可能之前的临时阶段，经济政策就像心脏手术一样，掌握在专家的手中。因此，经济学家相信或希望相信的事物——他们所依赖的原则——不是枝节问题，而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相应的行动仍取决于自愿服从，除非由于可能得到官方压力或非直接制裁的帮助。对制定工资和价格的正式限制或路标被确立了。据此就可以要求工会对提高工资的要求基本上符合年生产率提高的数目，当时估计每年大约为3%。生产率的提高使每人每小时产量的提高足以用来提高工资，结果平均来看，成本并没有提高。成本稳定就可以要求公司保持价格稳定。
下一个缺陷就是凯恩斯体系具有的致命的无弹性。随着这个体系在这些年中的发展，开支不再受到削减。税收仍按应征税收的增减而自行调节。但除了在战争的极端情况下，税收不再受增加的立法所左右。如果开支可以增加但不能减少，而税收可以减少但不能增加，那么财政政策显然就成了一条只朝一个方向通行的街道。它对抑制通货收缩和萧条有绝妙的作用，但对抑制通货膨胀却很不灵验。
新的民主党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对干预的需求。马上便开始对某种机制的探索以认识工资价格螺旋运动。经济顾问委员会在关于新政府的头一年度工作报告中明确阐述了这个问题：“重要的经济部门有庞大的公司或组织有素的雇员，或两者兼而有之。在这些部门中，个体方面对工资谈判和价格决策的条件可以行使很大的自主权。”
凯恩斯体系一向比其倡导者所想象的还要僵化。如前所述，在20世纪30年代，财政政策被认为是通过公共开支来起作用的。公共开支将增加以补偿私人开支或投资不足，当私人开支或投资充足时就减少，与税收无关。由于正在扩大的生产和就业可以把人们从救济名册和就业工程中除去，减缓诸如农民对联邦预算的要求，因此随着生产和就业扩大，有一定的可能性来减少开支。在1938~1937年间，联邦开支由85亿美元减少至72亿美元，也就是减少了15%还多—— 一次巨大的、当时显然不明智的缩减。但是，仍没有人认为，可以轻易减少公共开支。
新政府并没有忘记选举的教训。在20世纪50年代，艾森豪威尔总统和他的一班人马向工会和公司发出无数次请求，要求为了更高的爱国热情和更大的价格稳定的利益，来减缓它们对工资和价格的要求。如同以前一样，并且在随后20年中非常明显，公司和工会权力对通货膨胀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被认识到了。随后，请求让位给了对直接干预的需求。对这种需求做出如此让步之后，往往又认为更强有力的干预不符合自由市场体系。
在战后年度里，开支变得更加僵化。在大萧条期间，公共开支为了经济和社会目标——扩大生产和就业——而提高失业者的收入。这就是公共开支的目的，因而观点保守、思想僵化的人们就带着不安或惊恐的目光来看公共开支。总有一批强大的选民支持削减公共开支。
农业产品价格在这个限制时期陡然下跌，由于不受公司市场权力和工会工资要求压力的限制，因而做出了旨在让价格做出的反应。但工业价格稳步上升，直到1960年。此时处于95.3(1967年=100)的工业价格指数比朝鲜战争期间控制取消时整整高出10个点。1960年和1961年，货币和财政限制的确基本上结束了工业价格的上涨。但是，现在知道，更大更痛苦的教训是必要的失业率——在1960年平均为劳动力的6.7%。用失业来控制物价所带来的一个并非偶然的政治结果，就是1960年约翰·F.肯尼迪(John F.Kennedy)当选。他的选票占的优势是如此之少，以致不可以认为，若没有这么多理所应当引起的困苦，他就会成功。共和党人，包括尼克松先生，把他们的失败归咎于为控制工业价格中的通货膨胀所采取的措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公共开支有了大幅度增长——1954年比15年前约大8倍。但是，现在有很大一部分是军事开支，这种开支显然是大方的，因为得到了一伙有权力的军事官僚及其供给工业的支持。这样的开支再也不用来支持收入、生产和就业，不管这些附带的报偿多么令人愉快。它用来遏制共产主义、维护国家安全、保护自由、武装自由世界——这些都是保守分子热情拥护的目的。因此，开支不再受根据经济需求所做的调整的约束。如人们常说的，你不能干扰国家安全。
朝鲜战争时的控制在1953年取消了，此后的工业价格和工资又开始缓慢上升。在当时看来，这相当麻烦，足以使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政府——先在50年代中期，随后在该年代末期——增加利率，限制货币增长，寻求预算限制。1954年，预算赤字刚好不足600亿美元，2年后变成了大约同样数目的盈余。1958年，赤字又增长到102亿美元；这个赤字翌年被降至12亿美元，1960年变成35亿盈余。
这意味着调整只有在税收中进行。战后岁月与萧条岁月相比，有着较大的内在灵活性。公共开支的大量增长大体上是与从公司和个人所得税中来的收益相称的。我们已看到了这种税收的良性趋势。随着生产、收入和就业在扩大，个人收入和公司利润都在增长。迄今为止免税的人随后都交税；交纳较低的附加税的人被提升至交纳较高附加税的档次。公司利润超比例增长，因为公司税额超比例增长。因此，税收增长的幅度大于生产和收入增长的幅度。当生产、收入和就业下降时，这些作用就逆转过来。税收量越多，这些稳定作用就越大。对富裕阶层所做出的税收让步明显损害了这种良性过程的运转。但是，在那20个好年头中，许多这样的好处，特别是被雅称为按劳动所得征收的50%最大税率，尚未得以实施。各种不同的偷税漏税现象尚未得到充分追究。这些年中，所得税具有的自动性的稳定作用相当强大。
直接行动对控制螺旋运动是必要的，这被再一次证明了。但是，经验并非再一次起作用。朝鲜战争控制的短期成功得到了承认，但那是又一次战争。战时经验又被打入特殊行列的冷宫。没人会认为这场小规模边远战争引起了许多爱国激情，允许有在和平时期不可能有的行动。但没人会想象到，这与和平时期的经验是契合的。
实际上是太强大了。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新经济学中的传统智慧认为，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联邦政府提出的税收从开支角度来讲是太大了。结果就给生产、收入、就业带来一种“财政拖累”。为了减少这种拖累，据认为有必要进行一场横向的减税。现在公然进行的诡辩允许这样的行动；税收减少，赤字增加，唯一心存的目的在于增加预算赤字，且因而改善经济运转。1964年，这种削减达到140亿美元税收，是经过立法确定的。这是“最公开、最富戏剧性地表达了对待经济政策的新态度”。
很少有一种经济行动会产生比这更直接、更有效的结果。价格上升，运动即刻被彻底制止住了。价格有可能最终会变平稳，因为人们发现朝鲜战争就其影响来看是一件小事——决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演。但是，到了采取行动时，工资和价格的螺旋运行已蓬勃发展起来了。这要是没有控制的话就会继续下去，且可能会加速。
但是，如果需求过量，开始推动价格上涨，那么这种行动就暗示需要将其逆转过来。正如后来的历史发展所充分证明的那样，这要困难得多。其中不仅仅涉及通常政治上的对提高税收的反对。在价格上涨的时候提高税收，除了最开明的公民外，在所有的人看来是一种特别无理的行动。由于价格上涨，买货要支付更多；现在政府又用高税收来给这种伤害添加凌辱。没有什么经济行动看来比这更为别扭的了。
1950年夏，朝鲜战争爆发，使经济要把高产与稳定相结合的能力受到一次严峻的考验。价格在随后的月份里迅速上升，部分是由于对刚提到的市场权力做出反应，部分是由于对战时短缺记忆犹新的人抢购商品的风潮。1950年6月，批发价格指数为80，翌年1月为89(1967年=100)。就杜鲁门政府最初的抵制而言，国会随之通过了立法来确保对工资和价格的控制。在迈克尔·迪萨尔(Michael Disalle)和加德纳·阿克利(Gardner Ackley)的坚定的领导下成立了物价稳定署，后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价格控制方面的老手。此外，还成立了一个全面的管理与实施的组织。
加强这种基本障碍的是执行政策的策略——用增加税收来抵制通货膨胀。必须利用的就是收入和公司的纳税；如果税收采取任何公平方式，就会对富裕阶层有严重影响。
这三个缺陷中的第一个，存在于处理现在所熟悉的市场权力问题的机制之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岁月里，工会的权力和自信稳步上升。大公司的市场权力没有增加——如同一些保守的经济学家苦心要证明的那样——这是因为如他们的统计数据所表明的那样，这种权力长期以来是非常大的。但是，除了有深受启发的典型竞争市场的捍卫者以外，所有人都认为这种权力确实增加了。因此，现在由于接近满负荷作业，所以有可能在工业集中的广泛领域中提高价格。工会对这种价格做出反应就可能赢得更高的工资，公司有可能玩弄手段，让他人付出由此而产生的较高工资的代价。因此，这就是熟知的螺旋运动。在战时，这种螺旋运动不能被总体的财政政策所抑制，除非为生产付出代价远远超出承受能力，在和平时期不能得到抑制，除非让失业超出承受能力。肯尼迪在执政期间似乎已找到了答案，但是这种答案在机制和基本思想上都十分薄弱。要全面认识这一弱点，有必要回顾一下这些美好岁月的较早时期。
在过去，李嘉图说过，有钱人之所以显要，就在于他们反对通货膨胀。但是，当控制通货膨胀的措施对富人的收入产生特别影响时，这种反对气势就大大低落下来。也许对所涉及的人来讲，通货膨胀是更加有利可图的。无论如何，把税收当作一种抵制通货膨胀的工具，会大大挫伤富人反对通货膨胀的热忱。
其他三个缺陷是明确又具体的，都起到限制甚至否定政府有效处理通货膨胀的能力的作用。
如果税收在没有战争的不可抗拒的压力下不能增加，公共开支没有任何理由大幅度增长，那凯恩斯政策就不能用来限制需求，它可以提高购买力，但不能使其收缩。
此外，官方的经济预测不能与其他更高级的公众期望相悖。在1967年和1968年经济成功的最后年度中，经济受到为越战开支的压力越来越大。按所有官方的说法，这场战争不久就会结束；灯光在现在不朽的隧道尽头照得更为明亮。政府的经济学家不管对战争可能继续并将付出更多代价的信念有多强，都不能将此作为公开估算的基础。他们不能公开预测战争开支将增加，通货膨胀压力会加剧。官方对战争结束的预期尽管是错误的或是空想的，但还是占据统治地位。
在那20个好年头中，没有找到可靠的方法来处理工资—价格的螺旋运动——把直接的市场权力当作通货膨胀的原因来处理。况且财政政策也变得不适宜处理通货膨胀。目标是存在的，实现目标的工具无能为力，令人沮丧。
第一个在于依赖预测和预见——依赖在需求之前应采取的行动。预见是一种不完善的事物——经济学中所有的预知都是不完善的，更为严重的是，身居高官的经济学家会受到强大的私人和政治压力而做出错误的预测。这部分是由于预测出需要的诱惑，并且经济行动总是被需要，是比较好而不是比较坏的事情；部分由于经济学中预测被许多人认为是自行完成的。可见对就业和生产做出悲观的预测会使商人忧郁和悲观，引起他们采取紧缩行动。预测出价格上涨会使公司重审自己的价格来加以提高。工会依据政府公布的行将发生变化的物价和生活成本提出工资要求—— 一个物价上涨预报马上就会在交易桌上引起争论。于是，在经济学中所有官方预测都是可疑的；每个读过这种预测的人都应显示出一种沉重的主观思想成分。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这10年中，经济政策广泛受到严重地屈从于愿望的预测的引导。
有一个例外，那就是货币政策。在其他手段失去效力时，没有什么能比对这种政策的信念再增加更多的不幸了。
这些年中，在新经济学的吉祥的后面，实际上隐藏着四个严重的缺陷。有的当时即可见端倪；现在从事后认识来看总会有所帮助，所有缺陷都清楚得令人惊叹。
最后一个缺陷在于这些年中对货币政策信念的复苏。从这一工具的历史来看，它令人吃惊，如同它有损害作用一样。在好年头中，对货币政策的真正运用实际上是谨慎的，况且它仍然没有起鼓舞作用。适当限制性的公开市场业务与联邦储备的银行借贷利率提高结合在一起，被普遍认为已在50年代中期使发展停了下来，况且它们未能阻止工业价格的上涨。随后，在该年代结束时，这两者又与一种限制性的财政政策一起，终止了价格上涨——却是以生产下降和失业上升为代价的，这种代价带来的结果之一就是有助于肯尼迪当选。
悲乎！这几乎是自我祝贺的最后时刻，不管是多么值得。若对历史有较清醒的观念，就会对此发生警告。1928年12月，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就合众国的形势最后一次致函国会。他说：“美国国会从来都未因为审视合众国的形势而聚会过，从未见过比目前出现的更令人喜悦的前景，在国内存在着平静和知足……以及多年繁荣的最高纪录。”翌年发生了洪水般的大泛滥。
可是，对货币政策的幕后信念在增长。这部分是对早期失败逐渐淡忘的结果；部分是人们通常报有的希望，拯救可能会不知不觉出现在专家面前的魔术、妖术或巫术之中；部分是大体上反映了中央银行家且特别反映了联邦储备系统的永不可落的威望——再不会令本书读者做出吃惊反应的事物。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过去几年中没有得到完好的执行，也没有得到完好的协调。但是我们的政策一直得到连续而协调的审视，我们的行动连续处于正确的方向，如果说并不总是处于完美的时机，或在程度上恰到火候。
在小小的经济学世界里，货币政策的失败虽然得到了充分的承认，却继续反映着不是基本错误而是有趣的偏离正题。教科书和教学仍用精密的语言详细讲述再贴现率、债券、期票和汇票的购买以及销售中的运动会如何增减货币供给，且因此刺激或抑制经济。对货币供给中的运动的探讨变得特别时髦，虽然有关货币积累的内容得到越来越多的不同程度的怀疑(马上要提到)。所有这一切中最佳的就是，货币政策不受公共程序中所发生的任何不便之处的干扰。货币政策“……享有财政政策没有的一定程度的灵活性：管理委员会的决定不受国会行动特有的那种繁琐程序的束缚，也不受财政政策通过立法与应用之间的时间差的限制”。
那些为过多疑虑所缠绕的负责人也没有不正常。在1968年初，随着战后繁荣时期进入其第20个年头，总统的经济学家回想着近来的记录，激动不已。他们的观察认为，在过去“成就辉煌的年代”里，“财政和货币政策得到积极而自觉地执行以促进繁荣，这决非一种巧合……”他们补充道，“联邦经济政策再不用等待衰退或严重通货膨胀之后再采取措施。”随之就出现了对谨慎做出的小小让步，但很快便收回了：
但是，这种复苏有许多要归于米尔顿·弗里德曼教授最得力的宣传，这些年中他是研究货币政策和历史的最勤奋的学者，他是一位虔诚的、讲原则的保守分子，他把货币政策看成是保守信念的关键。它在市场上无须国家的直接干预，省略了对开支和税收的直接管理，更不用提隐含在凯恩斯体系中的巨额预算了。它是一种公式，把政府作用减少到最低程度——回归到更为淳朴的令人神往的过去的世界中去。弗里德曼教授没有原谅联邦储备的错误，也没有低估其作用。相反，他强调这种错误，因此他对过去的不幸和平静不负有责任。只不过这种责任比从前想的要简单得多；弗里德曼又回过头来靠欧文·费雪，认为只需注意费雪方程中的货币数值。“货币储存行为的变化与经济活动、货币收入和价格的变化有密切联系……货币变化往往有独立的来源；并不仅仅是对经济活动变化的反应。”货币供给现在是指货币积累，一向是由(在银行外)流通货币和可用支票提取的银行储备组成的。通过后来的补充和受到继续争论的限制，还包括活期存款，因为这种存款也很容易用来作为开支，而且活期和支票储蓄之间的差别越来越不明显。如果这些积累得到控制，可以从定量方面根据经济活动的增加而有一个稳定适度的量的增加，那么就完成了经济管理的任务。别的再没什么了。对于这个简单任务来讲，联邦储备这个复杂的决策机构实在没有必要，在各种不同的半正式场合中，弗里德曼教授主张废除联邦储备体系，确切地说，所需要的是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和加以遵守的坚定决心。对于在复杂世界中寻找快活的任何人来讲，没有什么比这更快活了。弗里德曼教授的主张的提出并非偶然，而是得到了大量证据的支持，这些证据是根据需要来罗列的，以服务于作者的目的。(特别应该把货币流通速度中的实质性变化解释清楚。此外，还存在刚刚提到的严重而未解决的问题，那就是，什么该算作货币。)在未来的年度中，弗里德曼教授这个简单得令人瞠目的解决方案，实际上是不会被尝试的，却强有力地支撑着人们怀抱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货币管理的魔术得到解决的希望。悲乎！
哈佛大学的西摩·哈里斯是所有凯恩斯主义传播者中的最勤奋者，也是最得力者之一，1947年，他编辑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论凯恩斯思想的论文。(该系列始于1946年4月22日伦敦《泰晤士报》Times[London]上发表的庄严讣告：“伟大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勋爵因心脏病发作，于昨天在苏塞克斯郡(Sussex)菲尔乡(Firle)的梯尔顿村(Titon)逝世。他的逝世使国家失去了一位伟大的英国人。他是一位天才……”)哈里斯把他的论文集取名为《新经济学》，在随后的年度里，这个名称成了公认的凯恩斯思想的代名词。随着肯尼迪执掌权力，美国对新经济学的信仰得以公开承认。在肯尼迪和早期的约翰逊时代，经济总产值稳步上升，由此而来的就业比劳动力增长迅速；结果失业稳步下降。通过适当的直接努力，保持了物价的稳定。这就是新经济学。看来一切正常。
因此，凯恩斯经济学的缺陷，用形象的比喻就是，把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小火苗变成熊熊燃烧的大火。尼克松的经济学家的天赋就体现在，他们现在要为之提供风。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人们认为，提起凯恩斯，往往比提起威胁性相对较小的马克思，更能引起否则就会保持沉默的保守势力的反感情绪，更能排除否则就会出现的温和派的默许。虽然凯恩斯的成果得到了承认，但他的名字本身就是一面红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