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1946年在塞芬拿对组织进一步讨论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47年3月1日在华盛顿开始营业。共产党国家最初打算入会，但又没有加入。
每个国家都发誓保持其货币相对其他国家的货币的关系稳定，只有1%的上下波动。如果一个国家的货币，例如，在进口太多、出口太少的压力下，开始贬值，其中央银行就把那种货币全都买下来以维持它对其他国家货币的价值。如果中央银行所拥有的其他国家可接受的货币储备往往微乎其微，不允许这样购置，那么该国就可以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黄金或美元或其他公认的货币以维持其货币价值。当该国家做到如此这般，就储存了相当数目的自己的货币作为保证金。所有这一切相当于，对要迅速得到硬币贷款做出一种安排。一个国家可以这样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贷的数额，取决于其定额——业已捐献的数额。应付款额与贷款数额和时间成正比，因此这促使国家结束导致原来需求的那种状况。现在就有时间采取整顿行动——高税收、低政府开支、高利率。如果国家小，不得不接受指导，那么在关于这样行动的理想程度方面，就会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教，该组织的使命在于，为其建议的严肃性以及甚至具有的政治歧视色彩，而及时获得某种声誉。如果一个国家的支付平衡问题一直存在，那么就一时允许其货币对黄金和其他货币具有高达10%的贬值。像巴西那样，如果其货币受到国家特有的贬值，那么是可以容忍的。实际上，任何情况都没有发生。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存在的头几年中，是一种可爱的、学术上的新奇事物，与实际存在的问题没有什么关系。这是因为，如同两个年代后同样明显表明的那样，可以令人羡慕地处理小问题而不是大问题。由于战争的直接后果，受战争蹂躏的欧洲会员国有大量进口需求，出口能力却微不足道。结果产生的差别是巨大的。要使进口和出口达到某种平衡是需要时间的。凯恩斯主张用足够多的基金来处理这一差别。美国代表根据自己较丰富的政治知识做出回答说，国会绝不批准所要求的数目。美国的观点一时占了上风。但随后必须得筹集到这笔款项，国会得到请求并做出了反应。根据《1945年盎格鲁—美洲财经协议》，英国被提供了一笔37.5亿美元的特别贷款。后来根据马歇尔计划，又提供了比这数目大得多的贷款。
可见缓和的元素就是货币—— 一种基金、基金组织，国家可以向之申请援助，直到有能力治理事务为止。对最初的基金组织，所有签署国家部分地用黄金或美元，部分(对大多国家更为适宜)用自己的货币来捐助，黄金和美元当然是可以兑换的，这些捐助符合对具体国家的国际贸易份额和其整体支付能力所做的弹性预算，英美两国的捐助遥遥领先。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财力比较小，美国提供了27.5亿美元，所有其他国家共提供了68亿美元，马歇尔计划的总拨款为125亿美元，因为在这些年中它基本上未起作用。
尽管布雷顿森林会议讨论内容笼罩着神秘的气氛，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终称为IMF——的目标和基本设想却是极为简单的。1944年的世界黄金供给的分布甚至比以前更为明显地不合理。金本位本身已是臭名昭著。布雷顿森林会议的计划，力图重新利用金本位的优势——货币可以按稳定的、可预测的汇率兑换成黄金，且因此可以按稳定的、可预测的汇率相互兑换。会议寻求实现这一目标，但同时也在减少金本位给那些购买太多、销售太少且因此丢失黄金的国家带来的痛苦。这个目标的实现依靠使措施——较严厉的财政政策、较严厉的高利率货币政策，以及也许是对收入较严厉的控制——变得缓和些、少些突然性，借此一个国家就减少了消费和投资需求，且因此降低了价格，使自身变成一个难以销售的场所、一个易于购买的场所、一个有息储钱的好场所、借此种种手段来扭转黄金流走的趋势。
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欧洲经济已得到全面恢复，而且有了发展。出口和进口的关系又变得适度了。现在存在的微小差别，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可以给弥补或帮助弥补。这样它逐渐从阴影中显现出来了。看来已找到了金本位的合适的取代物。眼下如同两次大战之前对待金本位一样， 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是这样的基本部署：主要工业国家的货币完全可以兑换，通过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贷来偶尔进行重大调整，以克服偶尔的困难。因此，如同1914年以前一样，现在黄金的作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小了，但是国际货币部署似乎已基本完成。
但协议中较多内容要归于两位杰出天才的主导作用，两位都在以前制订了一个详细的提议。一位当然是凯恩斯，另一位是美国财政部助理部长哈利·D.怀特(Harry D.White)。在这两个人中，怀特由于有美国财力做后盾(这对成功必不可少)，可能更有力量。他不懂礼貌，性情暴躁，也像凯恩斯一样傲慢，不久以后他就被指控为共产党的保护者和特务。1948年8月13日，他带着难以控制的轻蔑情绪向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回答了指控，只是没有提及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能证实的一个事实——假如他是共产党，那么他就不是他们的仆人而是他们的主人。在随后一两天，他也死于心脏病， 此前他曾患过此病。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凯恩斯和怀特之间的协议并不完全等同于所有人之间的协议，却大获成功。
在这些年中赢得超级表演声誉的第二个成果，就是美国政府的一项纯属国内的计划；这就是《1946年就业法》。结果是，专职的经济劝告和指导在联邦政府中被制度化了。这也缘于战时的讨论，一个源头就是经济开发委员会。这个组织把自由派商人和具有凯恩斯气质的经济学家联合起来，成立于战争年代。它是对战后会发生严重经济萧条担心的产物，这种担心会对资本主义的声誉及其使有关商人得到的收益都造成损害。这也是当时其他两个主要商业组织——美国商业协会和美国制造商联合会——应有的名气的结果，它们的名气来自于对经济政策的所有问题采取非常原则的否定态度，即使在一种积极态度本来是符合其会员利益的情况下，也是如此。经济开发委员会发表的第一篇重要报告是《就业与市场》，那是在1946年，报告肯定了凯恩斯的论题，但未引用他的名字。该委员会的纲领是由一个多才多艺的伟人比尔兹利·拉姆尔制订的，目的是只有经济在充分就业水平或大约在此水平运转时，才要求联邦预算按所有著名规则来达到平衡。这就不可避免地推论出来，但并非直接提及，赤字财政成了处理失业的适当的政策。这在语意学中属于一个微妙的练习。这对当时的商业组织来说，是需要大量的勇气来表明观点的。但经济开发委员会很快不再犯规了。
会议不得不超过原定的时间，给为战时第一季度预订好房间的旅馆带来很大不便，关于所提议的两个组织的许多异常复杂的技术细节问题最终达成了协议，这多亏许多与会者对所讨论的问题摸不着头脑；如果一个人不懂装懂，那么他就不会为了支持可能的反对意见而请求给予解释。
但是，对就业法的更为具体的支持，来自于为战争的任务而聚集在华盛顿的经济学家和自由主义的改革家。这些任务往往是常规的，或是不能激励人的；摆脱这种烦恼在于参加如何使总体的战时就业、生产和业绩水平保持到和平时期的非正式的业务讨论。这种讨论的地点往往在国家计划协会——经济学家、公共官员、工会和农业组织代表非正式聚会的场所——由少数自由派商人提供资助。其中突出的是华盛顿的凯恩斯主义者场所的聚会，这一派人包括格哈特·科尔姆(Gerhard Colm)和阿尔文·汉森(后者当时在联邦储备委员会担任临时职务)、理查德·吉尔伯特(Rickard Gilbert)和米尔顿·吉尔伯特(Milton Gilbert)(两者为表兄弟，他们坚信凯恩斯思想，对宣传福音有特殊的天赋)、瓦尔特·萨兰特(Walter Salant，凯恩斯给他写信谈自己的华盛顿信徒，令人羡慕)、罗伯特·内森(Robert Nathan，战时经济计划中的主力)、迈克尔·米汉(Michael Meehan，商业部的一位精力充沛、才能卓著的统计学家)，以及其他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其伴随性的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一起，虽然经过大量筹备，但还是在1944年7月诞生在新罕布什尔布雷顿森林中的华盛顿山宾馆。因此，一个小山区圣地告别了它那森林的容貌，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开明国际货币政策和支援地球上穷而志坚的人民的象征。在那些夏日里，参加会议的共有来自44个国家的730位代表；在历史上对正在发生的事和努力去做事的共识如此缺乏的国际会议可谓寥寥无几。这远非一种障碍。人们一般认为他们所不理解的事物是重要的。这就为与会者添加了威望和快乐，也为政治家添加了担心：他们拒不承认由此而来的行动会造成严重的破坏。
内森、米汉、米尔顿·吉尔伯特以及格哈特·科尔姆共同构成一股更大的势力，现在对推进凯恩斯思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就在于估价国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以及它们的成分。这些指标虽然长期在研究中，但只有最近才由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带到一个更为高级的完美而又合时宜的状态，库兹涅茨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国家经济研究局的(后来又是哈佛大学的)著名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1971年，他由于这项工作而获得诺贝尔奖)。罗伯特·内森和米尔顿·吉尔伯特曾是库兹涅茨的学生和同事。在内森的指导下，库兹涅茨的估算在战争岁月中得到重要应用，且地位突出；这些估算可以表明总产量增加多少，民用投资和消费将是多少，且因此有多少可用于军事目的。了解这些量值，对美国特别是英国战时计划比德国更为合理有很大关系，德国缺乏这方面的信息。随着和平的到来，显然同样的估算也可以表明，多大的产量和就业率是可行的，从由此而来的收入中可节余多少，必须投资多少才能抵消这种节余，且因此确保充分就业。这些估算就是：
实际上，这些工具在美好年度里除了在毫无作用的暂短时期外，都没有经受过决定的考验——控制通货膨胀的考验。在所有这些年中，有一两年例外，经济政策有效抵制这些工具行之有效的一种状况，这种状况不是通货膨胀，而是失业和萧条或衰退。在这20年中，最有利的是，经济更经常得到的是支持而不是限制。当经济一定受限制时，成功便烟消云散。先看看历史。
……凯恩斯模式的实验副本，该模式是关于经济体系及其所表明的生产和就业短期变化的规律。这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确是凯恩斯总论和早期库兹涅茨报告的共同体现，该报告是关于国民生产总值及其开支成分的，使得凯恩斯经济思想革命可以定量表达。
许多经济学家也支持恢复货币政策，教科书中仍然描述中央银行业务的复杂性，令人忧伤的是，理论上完美的事物在实践中却进了监牢。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初，联邦储备的被动作用——低利率和获取维持这一利率的任何保证金的义务——终被许多经济学家形容为一种“通货膨胀的引擎”。在此之前的通货膨胀更为严重的年度里，为什么没有这种形容，是一个不解之谜。但无论如何，货币政策虽然是逐渐地但却再度被概述作为“工具箱”的一部分加入了财政政策，具体来说就是凭此来使经济得到引导。经济学家十分有信心地认为，他们终于掌握了对这些工具的明智用法。
讨论中很快就提出一项建议，要求对凯恩斯和库兹涅茨思想实行一种坚决立法支持。起初这种支持的确非常坚决，如最初所谓的《充分就业法》草案宣称，每个美国人都对就业有至高无上的、不可剥夺的权力。每年都要求政府具体确保公共和私人投资，抵消充分就业情况下的估算储蓄，就会确保这样的就业水平。在任何私人投资达不到所需总数的年度里，都要求联邦政府借入并花费弥补这一差额所必需的款项。起初立法对可能需要的投资总数具体规定为400亿美元左右。1945年，蒙大拿的詹姆斯·默里(Jame Murry)在参议院上介绍了一个议案草案(400亿美元这一数字被删除了)，称之为S380号，得到了自由派参议员的广泛而共同的支持。
除了思想和建制以外，还有一种更为重要的影响力。这就是信心——相比之下，这种信心不在于体系，而在于体系管理可凭借的手段及其选择利用时的智慧判断力。可以看到，在这些年月中又把对货币政策的利用适度加入了财政政策，自30年代以来及此前，被玷污的名声尚未得到充分恢复，但1951年在一定程度上从长达10年的沉寂中走了出来。根据财政部与联邦储备之间在那年3月所达成的协议来看， 联邦储备系统再没有责任来维持政府证券的价格。这就是说，它可以随意提高利率——因为只要不允许过去发行的证券价格跌落，那么，也就不能允许其利率和其他可交换资产的利率上升。使联邦储备得到解脱的压力部分来自银行。据认为，对于农民、钢铁公司，甚至医生和教师，较高价格是有益的，是公司或人们在追求个人利益时所寻求的一种东西。银行家至少也在一定程度上喜欢较高价格，他们得到的赏金就是利率。在前10年中，货币政策被束之高阁，利率非常低。随着货币政策的恢复，人们自然感到利率会提高。但是，解冻并没有因其对银行收入的作用而得到保护，这只是符合国家利益的一种行动。
1945年，要反对充分就业已变得越来越困难了，虽然最后有许多议员奋起挑战。在参议院，以罗伯特·A.塔夫脱(Robert A.Taft)为首的人所做出的不利反应相对来说也是温和的；其中许多努力涉及文字的修改，在议案的发起者看来这对运用赤字财政起到一种隐匿作用，而在议案的反对者看来起到一种抑制作用。参议院通过了议案，其宗旨在于实现充分就业、对投资做必要的预测，要求估算出由此而产生的开支，该议案在通过时做了大体的但非完全的改动。
凯恩斯是布雷顿森林方案的一位主要策划者，因此他的名声不仅与因这些年的成功而享有信誉的思想有关，也与这两种建制有关。如果要以个人来命名这两个年代的话，那么这两个年代理所当然应称之为凯恩斯时代。现在，凯恩斯在英国舞台上再不是一个可被疑议的人物。作为梯尔顿男爵的凯恩斯，已成为英国当局的一位全权要员。他未能活着看到与他的名字联系如此密切的成功。1946年4月21日，他因心脏病去世，他大约患有9年心脏病。有些人认为，他的病是因匆匆赶火车而加剧的。尽管英国战后经济形势严峻，但还是应当给他提供一辆汽车和一位司机。
国会当时如同自那时以来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变得保守多了。议案提交到国会时，反对派已注意到威胁，就组织起来加以反对，根据美国制造商联合会和通用汽车公司经理唐纳德·布朗(Danaldson Brown)的指示，准备了一份关于立法的学术分析报告；报告认为，立法会加强政府控制，毁坏私人企业，过度增加联邦政府的权力，使联邦开支和经济刺激开支合法化，带来社会主义，这些都是不会起作用的，都是不切合实际的，许诺太多易成为笑柄。这份报告和类似材料在全国一起散发，对默里参议员在蒙大拿的选民予以特别的重视，在该州，报告被送到乡村的收信箱内，肯定成了一种困惑的源泉。
据认为，对美国尤为重要的两种建制安排是布雷顿森林会议(the Bretlon Woods)协议和《1946年就业法》(The Employment Act of 1946)。第一个使国际货币调整了秩序，第二个通过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和联合经济报导委员会(即后来的联合经济委员会)给联邦政府和国会提供了使一个凯恩斯思想发挥作用的结构。
由于这种反对势力的存在，S380号议案在委员会专门审议中受到同行的大刀阔斧的修改，随之受到因其柔弱而得到安抚的众议员的反对，被认为太自由化了，因此国会通过了此议案。大会委员会因充分就业的提法具有冒犯性而同意将其取缔。在可能涉及的关于限定、修饰和一般言辞回避等方面创下空前纪录的情况下，议案被宣布为美国政府的政策。
一种观念和两种建制由于这些年的成就而获得重要的信誉。这种观念就是凯恩斯财政政策。政府根据税收来控制开支，使得经济体系中的生产水平(因而就业水平)成为一个自变量，而不是因变量—— 一种积极政策的产品，而不是商业周期中不可预测事件带来的不确定的后果。这是唯一的变化。生产资料私有制、私人公司、经典市场都依然如故。凯恩斯体系是一种十分保守的思想，但似乎在起作用，且为所有工业国家所接受。
……利用一切实用手段……依靠工业、农业、劳工以及州和地方政府的帮助与合作，来协调和利用其所有的计划、职能和资源，按照为培养和促进自由竞争企业和一般福利而设计的方式， 旨在创造和维持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可以给有能力、有意愿找工作的人提供有益的就业机会，促进最大就业率、最高生产量和最大购买力的提高。
如在1914年以前的岁月一样，公司在贸易中，以及人们在旅行中，就清楚认识到他们的美元、英镑，法郎、马克或日元相互兑换或兑换其他货币会带来什么。浮动——即不同货币之间的一种飘忽不定的未知的运行——的概念尚未被发明。并没有许多人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在这一时期的早些时候，对从一个国家流向另一个国家的资本仍实行限制——简言之，就是对一时可兑换成另一种货币的数目加以限制。同样，对贸易也有限制。但是，这些年中随着兑换控制被取消，以及商品流通关税和限额的减少，资本流通和贸易限制不断被放宽。欧洲国家——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开始了朝向他们所期望的完全经济统一的运动。最有普遍说服力的经济学家长期以来就测量出了许多人在认识观念上的进步，他们能够看到，国际贸易的较大成果是与狭隘自私的保护的报偿相对立的。人类经历漫长时期之后，终于对国际贸易的看法成熟起来了，表明这些年取得的奇迹占有举足轻重的分量，农民和其他几种人仍是黑暗的保护主义的信徒，对其他人来说，光明时代已经来到。
要实现这些表述鲜明的目的，就不会有凯恩斯储蓄和投资预算，不管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毋庸置疑，也不会对由此产生的一种开支承担义务。在每期会议开始时，就把一份报告递交给国会两院的一个特别联合委员会，该委员会将审查经济形势，专门提出可能必要的行动计划来培养和促进自由竞争企业，为有能力、有意愿寻找工作的人提供最广泛的就业机会，如同按上述声明所要求的那样。看来，保守派对凯恩斯反攻的胜利相当彻底，凯恩斯与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斯图尔特·蔡斯和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在辩论中被赋予的鲜明特征是，在将被铲除的魔鬼之列。
这在美国尤为如此，但在其他工业国家不过稍差一点儿。战时损失的修复工作进展迅速。有些国家时而发现自己进口太多，出口太少，结果发现自己补偿这一差额的支付能力在下降。在这些年，英国的问题往往是困难的，部分由于英国人远比任何其他民族都更喜欢经济学讨论，且因而更能充分宣扬他们的困难，部分由于英国经济对进出口依赖性大，如前所看到的，英国所需的管理要远比法国或美国精确得多。因此，这个时期英国的贸易平衡经常恶化。1949年和1967年不得不降低英镑价值。另外，在或多或少逐字重复上次危机时报纸标题和议会辩论的狂热讨论之后，商业投资将受到适当限制，消费增长通过更高的税收对消费者借贷实行更严厉的控制而得到适当限制，公共开支增长将减速，往往通过放弃另一个帝王庄严的象征来加以实现。这样对进口再次做适当调整以适应出口，英国将再次得到拯救。
这也是一场付出沉重代价的胜利。国会中的保守派部分是为了减少总统的财政权力，部分是为了用机构取代要义，在议案中加入一项条款以成立一个特别经济事务顾问团体——经济顾问委员会。这被自由派接受了。起初看来，这个委员会是如此不重要，以致杜鲁门总统过了好几个月才着手任命其三位委员。任命后，他挑选埃德温·G.诺斯(Edwin G.Nourse)为委员会主席，诺斯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学者，他对凯恩斯思想的献身精神可以忽略不计并非令人惊奇，因为他对此从未下过一点儿功夫。但是副主席是利昂·凯泽林(Leon Keyserling)，他为就业法的起草和通过做出了贡献。凯泽林满怀激情致力于目标的实现，他精力格外充沛，对华盛顿福音传播有着极丰富的经验。1949年11月，他当上了代理主席，翌年成为主席。写进基本法的保守条文并没有束缚住他的手脚，他坚决使新委员会致力于原来的就业目标。他与10年后成为肯尼迪领导下的沃尔特·赫勒(Walter Heller)主席一起，证明宣传决不是总统和一般人的无足轻重的权力工具。虽然关于他认为自己在新组织和政策中起一种开拓作用，现在未引起真正的争议，但在过去很长时间内也未得到承认。他因为是律师而受到了严重的是非障碍的折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职业经济学家在美国正在成为一种力量。艰难在于，他们最初的权力要由一个未被此专业录取的人表达出来。凯泽林常常提到这种专业忧伤的源泉，他自己从不敷衍了事。自从凯泽林以来，所有委员会委员都是堂堂正正的经济学专业科班出身的人。
历史学家很可能会对1948~1967年这20年倍加颂扬，认为是工业经济史也是经济学史中最美好的时期。这20年间没有出现恐慌、危机、萧条或严重衰退的现象。只有在1954年和1958年这两年中，美国的生产没有扩大。就是在这两个年代，国民生产总值，即GNP，才进入词汇；这是一种如往常所肯定的那样一向被誉为健康发展的事物。健康发展的确毋庸置疑。至少从20世纪30年代准则来看，这些年失业率很低——只是在1958年和1961年两年中，失业率平均才为劳动力的6%多。从后来的准则来看，不存在明显的通货膨胀。在50年代，工业价格具有缓缓上升的令人不快的趋势，由于工资调整考虑到了较高物价因素，而较高物价导致更大幅度的工资调整——人们所熟知的螺旋曲线。这种运动虽然令人感到不安，但与随后的不幸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为下降的农产品价格所抵消(除对农民外)。1948年批发价格指数为8.28； 1967年为100。这一增长大体在20年中为17个点， 低于1974年夏季相同指数的年增长率。从60年代初开始并且持续数年，价格是完全稳定的。在这些年中，美国商业领袖在公开场合，完全处于自我陶醉的状态中了。经济学家虽然把其中一些功绩归于自己，但也未置可否。这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评家来说，是一个十分艰难的时期。
在《1946年就业法》通过和经济顾问委员会成立后的20年中，每年1月都发表《总统经济报告》(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这是有关对近来经济形势和前景的业务水平客观的陈述。报告并非没有缺点；政府回顾其工作时很少能从中找出不足之处。从来不估计制定的政策所带来的结果，也不会找出方向性的问题。总统身边的人直接关心的是生产和就业，他们的关心会对开支、税收、联邦储备政策、国际贸易政策，甚至农业政策产生进一步的影响，他们的影响举足轻重。参加S380议案首次起草的人，要求国家预算明确规定收入为多少，投资或开支为多少，政府雇用有能力、有意愿且正在寻找工作的人所需开支为多少，并且从以后的历史来看，他们的要求是否会更多，这是值得怀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