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对待价格稳定的态度，所付出的代价非同小可。货币限制是主要的依靠，此时已给房屋建筑业带来了空前的衰败。这又是货币政策对必须靠借款做生意的人毁灭性的歧视。整个经济产量当年也有小幅度下降。健康增长率的提法现在听起来是过时的，1974年底的失业率的绝对值是在大萧条以来最高的，占劳动力的7.1%，几乎是很久以来最高的比率。在底特律可以看到，要拿到失业救济支票，需排队等上两个半小时。在队列中有许多较高薪的白领工人和小官员。但是，对原则的信念仍然强大。1974年12月，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span，取代了麦克拉肯，他的接班人是赫伯特·斯坦)在华盛顿经济学家的一次聚会上，用两句非常精彩的话来概括他的立场：
1974年继续实行谨慎政策。初步估计国民收入核算中，联邦赤字为76亿美元。货币政策依然严厉，直到初秋为止，当时为了对受影响的企业的痛苦抱怨和经济学家的批评做出反应，因此稍稍放松一点。1974年间，被宣布为谨慎态度所带来的另一个报偿，就是批发价上涨18.9%，生活费用上涨11.0%。到年底，农产品价格趋于稳定。原材料商品，显然还有服务价格，也是如此。这些就是有微小市场权力的领域。在有市场权力的领域里，可以预知对限制的阻力就更加强大。1974年12月，美国钢铁公司宣布，把许多钢铁产品的价格提高近5%，后来在总统的要求下又收回了一部分。试图大幅度上涨的有公共服务费用，包括电话费用。大多成批生产的产品价格仍然呈上升趋势，虽然随着库存积累的增加，销售者的热情在减少。
因此，一旦让通货膨胀这个魔鬼从瓶里子里出去，一个十分棘手的政策问题就是找出特定的口径和时机，只有这样才能恰当抑制由收入下降而引起的风险酬金的加速增长，而又不会使引起通货膨胀的风险酬金的下降过早流产。这显然不是一条容易穿行的政策道路，却是我们必须要遵循的道路。
在1973年秋季，发生了赎罪日战争(Yorm Kippur War)，石油禁运和原油价格大幅度上涨。这些事件由于引起通货膨胀和其他问题而受到政府经济学家的广泛指责。在1973年的价格上涨中，大约有3/4发生在战争和油价明显上涨之前。
通货膨胀依然是一种一旦被斩除，便永不复返的妖魔。资本主义在稳定中发挥正常的作用。一旦进入这种状态，上帝——也是一位好心的保守的绅士——就会保持其稳定。所需要的一切，便是忍受痛苦的意志。这在1974年就是经济思想的状态。并且，再一次地，进入了与政治需要相冲突的轨道。在该年快结束的时刻，通货膨胀的魔鬼的大部分身体仍在瓶外，总统的顾问聚集在科罗拉多的一个白雪皑皑的景地，不得不承认痛苦太大了。也许少些失业、多些通货膨胀会更好些。
在整个1973年，拆除控制进行得反复无常，出现一些回潮。总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际上是适度谨慎的。从对开支关系来看，税收增加；在1972年，国家收入核算中为159亿美元的联邦赤字，到1973年变成了6亿美元的盈余。到1973年底，货币保持紧缩且坚挺。再贴现率达到空前的7.5%的水平。大商业银行的借贷利率——最优惠贷款利率——超过了9%。一种“谨慎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因此接受了一场显然公平的考验。1973年，生活费用增长近9%，近乎为1972年的3倍。1973年的批发价格增长18%。这就是舒尔茨部长和他的同僚们的预见。他们保证，谨慎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会大有可为，但要令人信服，则需要独运的匠心和一定的文学才能。
然而，一条不幸之路证明，经济学中信仰的力量与经历是相对立的。
这决不意味着旧的信念已经消亡。与此同时，表达出的信心认为，“美国没有看到任何谨慎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所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问题。”因此，现在要抛弃控制。1973年1月8日的政府经济政策的主要制定者，现为财政部长的乔治·P.舒尔茨(George P.Shults)，会见报界记者，声言他要继续反对这种政策。他注意到，控制在不景气的经济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他表达的信念认为，控制不会起那么好的作用了，因为充分就业已接近实现，控制就不再需要了。选举也赢了。于是采取措施来拆除控制。
伴随美国的失败而来的是世界的失败。从60年代末，在所有的工业国家，价格都由于需求而上涨，由于工资需求的压力而上涨。悉心观察可以看到，这两种力量都是一个更大整体的部分。在上个世纪和本世纪较早的年代里，在工业国家，收入的等级是森严的。消费自然也是如此。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是，白领工人比蓝领工人生活水平高，专业人员比这两者都高。管理人员自然还要高些，财产拥有者则最高。在最底层的以及最多仅仅部分享有共同成果的，是少数民族的穷人——美国的黑人、英国的爱尔兰人、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人、瑞士的意大利人。
但是，从介于适度与明显之间的程度来讲，行动达到了目的。失业率上升得到抑制；1972年如同1973年一样，有少量的下降；1971年较后月份中的冻结期间批发价格是稳定的。冻结后的第二个阶段，大体来说是把控制局限于工会合同和大公司价格，也就是说，限于市场权力领域。这根本就不是糟糕地反映了控制的逻辑性。整个1972年在这种体制下，工业价格上涨3.6%，消费产品(不是食品，食品未受到控制)全年上升2.2%。1973年1月，政府的经济学家在描写这种经历时说道：“并非不令人满意，并非没有道理，自从1971年8月以来，通货膨胀有了戏剧性的下降。”他们注意到，行动涉及了原因而不是症状。控制“不仅仅抑制了否则就会爆发的价格上涨”。
在所有的国家，公认的按规定的对收入和消费的限制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在每个地方，特权较少的人都更加强烈要求，有权享受某种消费的一部分，这种消费从前被认为，只有具有特权的人才能生来有权享受。现代没有什么比为群众带来更多闲暇的前景、给一个近乎无阶级的社会带来希望能引起更加博学的讨论；没有什么比工作道德堕落、空前坚定要求增加收入所带来的经济后果能引起更加沮丧的讨论，有这种堕落、提这种要求的人，特别是蓝领工人，以前一向被认为满足于较少的所得。
控制并未得以认真的实施——更确切地说，是大体上未得以实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的经历相反，没有建立一个严肃的组织来实施控制。负责人后来亲口承认，自己当时依然反对那种原则。公司于是难以得到有关对其要求的回答。可得到的回答往往是由受影响的产业成员或以前的成员所提供的—— 一种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时期的物价管理署设置的最谨慎的保护物以用来防范的自我处理方式。没有建立执行部门；在税收工作方面有经验、有远大前程的官员是从国内税务部借调的。
消费者更加满不在乎地强烈要求提高对他们的供给能力，政府相应地、决非不自然地反对对这种要求的限制，这种趋势在工业国家是通货膨胀的一个原因。在美国，控制通货膨胀的努力在原则和实践两方面的失败或不恰当是另一个原因。美国对贸易世界中的其他国家的关系明显不对称。美国对自己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是相当自满的，因此有了意志和智慧，在稳定自己的价格上就可大获成功。但是，如果在美国价格上涨，就没有什么国家可以避免由此产生的影响。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会比美国的更为严重，亦属迫不得已。
仔细研究一下上述声明并不难。主观思想和纯粹鲁莽相结合，给人的印象是深刻的。控制所针对的问题——公司和工会的市场权力所造成的问题——不是新的，而是旧的。没有人指出，公司和工会不久会消失。但是，问题会消失。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带来的后果并不小。结果有些人失去了收入；有些人失去了工作；国际和国内经济事务一片混乱；出现了社会紧张和挫折；资本主义的名誉受到损失；经济学家的名声也是如此。也许遭受损失最小的是做出这种声明、提供这种希望的学者。
在19世纪，英国和一种以黄金为基础的英国货币是国际经济政策中的定点；其他国家都调整自己的行动以适应这种已知条件。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这些好年头中，美国和美元起到类似的作用。美国物价稳定；美元是一种任何人都想持有的明显安全的资产，当一个国家丢失美元时，就会出某种差错。因此，根据这种迹象，政府就采取措施——更为严厉的财政政策、更高的利率、在诸如荷兰等特别易处理的国家中对工资增长的抑制——以使局势正常。在极端情况下，会出现货币贬值。这些年，就是这种适应美国和美元的调整，而不是中央银行和财政部长的聚会，才引起工业国家国内政策之间的协调。这样的内部协调，反过来又是国际货币稳定的首要条件。只有内部价格相对稳定或彼此和谐运动，汇率才会稳定，且因此可以预知。
在这种冻结的同时，预算限制放宽了，有了减少税务的要求，这些在年底得以实施。货币政策放松了。但是，古老的信念并没有被抛弃。反对市场权力的行动是暂时的。控制“旨在创造种种条件，使较全面的预算政策更为可靠、更为有效”。随之一切都会令人满意。控制此时本可以斩断通货膨胀的冲刺；它们“是紧急情况下的权宜之计，为特殊的历史环境所需，但预计会逐渐消失，除了毁灭通货膨胀的预期外，在经济体系中并没有留下永久性的变化”。
就是这种和谐在60年代末被美国的不稳定和其他工业国家中相关的通货膨胀所毁灭。另一个复杂的因素是这些工业国家之间在成本和生产力变动中存在的一种基本差别——由以德国、日本为一方与以美国为另一方之间的对立态度而被戏剧性地显示出来的一种差别。在这些年中，德国和日本由于军费开支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的限制，好战的狂热由于失败而锐减，它们在利用自己的储蓄来建设新的有效的工厂。这反过来，又以低成本生产民用商品。相反，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其战前工业原封未动，比较来看被废弃了。其很大一部分储蓄将投入武器系统以及后来在越南的偏执冒险。因此，除了被需求拉动和工资要求的压力外，美国在这些年还受到生产效率低和成本高的打击。因为只要美元与马克和日元的汇率保持不变，存在的巨大优势是，在德国和日本购买而在美国销售。据说到60年代末期，美元价值过剩，实际确是如此。
麦克拉肯博士坚持原则立场，得到总统的初步支持。尼克松先生在8月初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又重新提起了那一位观察家，说麦克拉肯“坚定不移地反对”那个“得到我们许多民主党参议员支持的加尔布雷思方案”，这个方案主张对工资和价格实行有节制的直接干预。总统注意到，这样的政策仅仅为“左翼极端分子”所支持，又宽容地补充道：“我不能对此说三道四，这仅仅是一种观察。”几天以后，即8月15日，极端分子的幽灵突然停止了猖獗的活动；原则在压倒一切的政治需求面前崩溃了。除了农产品和其他几种产品的价格外，所有的工资和价格都被冻结了。
由于上述原因，外国公司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从它们在美国的销售热潮中积累美元。这种积累并没有被在美国规模小得多的购买所吸收。美元到了接受的公司手中或储存在欧洲银行，就变成了货币鉴赏家的新奥妙——欧元。当借进或借出时，美元就成为欧元市场——在一如既往地被检查时，就成了一种简单的事物。这样积累的美元有许许多多被变成了黄金，这不足为奇。因此，美国巨大黄金储备的历史上溯到1914年，现在到了20世纪60年代，开始融化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强权的一种惩罚。从1914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当富人在战争情况下想到为他们的财富寻找庇护所时，他们就想到了美国。美国这一个超级大国卷入了越南之战，成为一只可怕的平衡臂，现在看来不再安全了。比较好的是瑞士，甚至是德国，在60年代末期，黄金像洪水一般从美国流出。
要求有较高度经济原则和耐心的序曲叫得震天响。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保罗·W.麦克拉肯(Paul W.McCracken)有翩翩的学者风度，他在1971年7月28日坚决肯定了当前对货币政策依赖的优点和功效，任何对价格或工资的直接干预都是不明智的，甚至是偏激的。他承认一位当代观察家“在他对经济体系独特看法的局限性中，具有一种逻辑力量的美”，这位观察家就是本书的作者，他坚决认为，公司和工会的市场权力在失业不很严重的情况下，会使财政政策失灵。但是，麦克拉肯坚决排斥这种独特性，把价格冻结经济学看作是“幻想的”而加以丢弃，严厉告诫，“一般的工资和价格控制将是对个人自由的一种严重威胁”。公司和工会已经实行了这种控制，且因此被认为对自由构成了威胁，这一点并未被强调。
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财政大臣、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家时常聚会，研究如何处理国际货币事务日益混乱的问题。他们从会场出来时，被形容为带着忧郁的面孔。记者在通常涉及货币问题的不利条件下质问他们，对要提出的问题只能充当内行。经过适当思量后，与会者几乎总是拒绝评说。沙赫特和蒙塔古·诺曼(Montagu Norman)的传统依然强大。可想而知，这些会议一事无成，因为与会者接触不到困难的根本原因——各种不同的通货膨胀率，从根本上引起失去平衡的成本的不同变化。
这样的让步被做出了。政治勇气对大众利益来讲，是一种十分令人佩服的力量。政治胆怯所产生的良性影响应该受到不同寻常的表扬。1971年夏季，距离总统选举只有一年零几个月的时间，所有的民意测验表明，公众对通货膨胀与失业的新结合表示反对，这不足为奇。竞争民主党提名的主要候选人在民意测验中显示出要把尼克松陷入沼泽的证据。经济学家为一个原则会加剧痛苦，他们会催促公众表现出耐心，被认为最终带来吉祥的程序会自动出台。不幸的是，耐心不能通过立法或总统行政命令来取得。要求自愿表现出耐心的呼吁对呼吁者会有首要的影响。
在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实际上不再向所有的来者提供黄金，只是为了满足其他中央银行的要求而向其提供黄金。这些其他银行反过来要把黄金只向姊妹中央银行出售。想拥有黄金的个人只有出价向其他个体拥有者竞买。黄金现在有两种价格：有按中央银行之间的决议制订的旧的即官方的价格，有个体贸易者制订的新的公开市场的价格。这从货币鉴赏家的进一步发明来看，就是双重市场，是脱离金本位的最后一步的开始。
不过，现在可以预言，货币政策对价格上涨和失业的作用会使两者更加恶化。失业率在1969年占劳动力的3.5%，在1970年上升至4.9%，翌年又升至5.9%。批发价格在1969年为106.5(1967年=100)，在1970年升至110.4，在1971年又至113.9。失业如同以前一样，并没有取代通货膨胀，如以前一样，两者都会同时出现。货币政策可以抑制活力，增加失业，特别是在那些依赖于贷款的行业中——房地产和整个建筑业是最为突出的两个例子。同时，公司和工会的市场权力如同以前一样保持物价上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可能遭受通货膨胀的打击，且可能会遭受衰退的打击，也可能两者同时兼而有之，使失业上升至一个令人痛苦的水平。但是，尼克松带到华盛顿的经济学家并不是信念的浅薄之辈，可以对现实做出让步，只有出于短期的政治需要才有可能做出让步。
1971年8月出现了结局。作为在此月间宣布的一揽子政策改革的主要方面的一部分，美国根据方才提到的那种安排，再也不给其他中央银行提供黄金。并没有许多人注意到，这个本应成为一种英雄行为的事务。这至少部分是由于避免使用了英雄的语言。人们并不谈论有关最终对金本位的放弃，据认为取而代之的是关上了金窗。谁都不会因为关上一扇窗户而特别激动。没有人能清楚地注意到，温和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现在屈服了，该体系的目的不在于也不能处理现在流行的、较大的、分向不同的价格和货币运动。
20世纪70年代中期，股票市场上漫长的繁荣和欣悦时期结束了。这里没有什么可以责怪尼克松政府的。任何崩溃的原因总是根植于以前的繁荣。1929年，据认为揭开市场奥秘的人，却被发现只揭开了繁荣市场的奥秘。现在又是如此。如同从前有庞大的控股公司和投资信托公司的创立，现在有业绩基金会、保值基金会、开发基金会、海岸基金会、不动产基金会以及计算机时代的小巧创造物。使差的或弱的公司难以借到钱，货币紧缩政策很可能加速了那个漫长时期的结束。保守分子是以把这样的苦难加到自己或其同类人身上而著名的。但是，结局无论如何迟早都会来的。
人们注意到，美元现在以大量积累的方式而存在。把这种美元兑换成马克、日元或其他货币，再在德国、日本或其他国家购买商品，就可以占便宜。就保险来看，这些货币是有吸引力的。结果是，美元现在成了一种虚弱的货币。其他国家也不一定快活。它们可以轻易向美国倾销产品，而没有受到美国竞争的适度的压力，这种形势也并非舒适。允许一种货币对美元比值下降，具有优越性。这至少在短期内容易做到，让中央银行自由出售地方货币以购买美元就行。于是，美元很容易保持过高的价值。
这种政策在随后两年中十分准确地反映了总统的规划。1969年的财政政策非常严厉。如我们所看到的，由于附加税的逐渐被取消、其他税务的解除以及开支的增加，财政政策大大放松了。在国民收入核算中的联邦赤字在1970年为119亿美元，1971年猛升为222亿美元。抵制通货膨胀靠的是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由于利率剧烈上涨，而在1969年受到紧缩，一直保持到1970年的最后几个月。微调就谈到这里。
现在正在进行谈判，解决美元贬值和再稳定的问题。谈判是1971年晚秋在华盛顿史密森学会的办公楼里进行的。最终就新汇率达成了一致；这些汇率反映了美元的各种不同的贬值率，对日元为近17%，对马克为12%，对加元很小或没有减少。参加谈判的政府发誓要通过自己的中央银行来买卖货币，以使汇率变化限制在达成一致的平价的2.25%范围内。国会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要求的象征性行动程序，老老实实地减少了美元的含金量。其结果被理查德·尼克松相当慎重地描述为人类史上最伟大的货币改革。由于此协定而赢得声誉的财政部长约翰·B.康纳利(John B.Connally)一时沐浴在一片尊敬的目光之中，不理解正在发生的情况的人把这种尊敬归于自称懂货币的人。对《史密森协定》(Smithsonian Agreement)和康纳利来说，尊敬都是短暂的。这二者很快就变成了时代的灾难。
赞同对价格和工资进行直接限制的话再也没有好多要说的了，舒尔茨先生不久便以政府经济政策主要代言人的身份出现了。
1973年初，恰好在放弃第二阶段控制之时，还出现了把美元兑换成其他货币的群众运动。这预期在美国会引起进一步的通货膨胀，美元进一步贬值。两种期望都恰好为发生的事件所证实。(在其他货币也有类似的投机运动。)要维持史密森平价，已证明是不可能的。货币不稳定现在已成为受拥护的政策；这也获得了个好名声，称之为货币浮动。政府的经济学家用官文的最高表现手法来美化他们的屈服：
……(1)……它们在实施中并没有起很大作用。(2)从长远来看，它们很可能加强了通货膨胀的力量，转移了对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劳动力政策之基本武器的注意力。(3)它们在让位之后，对更多的劳工骚动和更高的工资协议的产生起了作用；否则，劳工骚动就会少些，也不会有那么高的工资协议。进一步来讲，(4)它们与竞争的精神相对立，破坏了市场的力量。(5)当与借贷相结合时，它们可能会蔑视国家的反拖拉斯法。
在国际经济关系领域中，1973年的特征可能就是不断的调整，以纠正过去失偏并且适应新的发展，新发展在该年进入了美景。年初大多数主要国家的政府都放弃了把汇率按谈判达成的水准来固定的努力。虽然中央银行继续进行一定的调停，但外汇市场在确定使市场畅通的汇率中起主要作用。这个过程有时显示出市场外汇率发生非常大的波动的特征。但是，市场发挥很好的调节作用……
由于总统强调这无望的路线，重要的权力便受到排斥。不对价格和工资进行干预。以前对限制报有的希望被取而代之，那便是要求公司和工会实行它们具有的并且可能带来直接报偿的任何市场权力。与尼克松先生打交道时，有失公允的情况实属不易。他招来一切可能的批评，并为其辩护。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有些批评必须得留给他的最有名气的部下。路标的直接结果若得到承认，那么在肯尼迪时代就维持了价格的稳定。劳工部长乔治·舒尔茨几天后在对路标检验时认为：
所提到的“过去失偏”是指，把过错转嫁给前辈，一种由于作者也是前辈的事实而受到一定损害的权宜之计。所提到的“汇率发生非常大的波动”是对国际商务中严重混乱的一种委婉的说法。就混乱这一事实而言，没有谁会十分怀疑的。
一切可能的破坏都在这里。经济管理尽管就需求而论甚至更为迫切了，却要被减少到最小地步。提及他的经济学家的微调措辞，一个陈词滥调流行起来了。同理，也要对密西西比河泛滥的洪水进行微调。虽然这是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者，但是肯定意味着严重依赖货币政策。联邦开支和税收都受到国会行动的制约，然而甚至在一位新总统顾问的想象的驰骋中，都不认为会受到微调的影响。还有一种思想认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者的成功取决于高级技术，而不是高级智慧。现在，所有的人都会知道，情况从来都不是如此。若是幸福的情况，那么经济问题长期以来本可以解决，因为在所有奋斗的领域中，好的技术员大有人在。
几乎在所有的商务交易中——国际的甚至更多是国内的——都存在一种未来的成分。现在的成交都反对过后的付款。这样的成交问题是，双方都不知道所付的款将有多大的价值。情况就是这样，如果买方不知道他必须得为以后付款所用的货币付出多大代价，抑或如果卖方不知道他将为他所接受的付款所用的货币按自己的货币估算将会有多大收入的话。如果汇率不稳定，情况就是如此。在紧急情况下，中央银行实际上不得不介入以提供一点把握性。浮动货币因此就成了一种并非完美的稳定货币。浮动，就变为所谓的肮脏浮动。197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起了讨论，旨在制订中央银行肮脏浮动的行为准则。
新政府所继承的价格运动实际上也并不特别令人吃惊。批发价格指数由1967年为100的基数在1968年升至102.5，在1969年又升至106.5。在经济事务中的不幸显然是一种相对的事情。但是，这种价格上涨似乎非常严重，因此，新政府于1969年元月上台坚决宣布要将其结束。为此新总统大胆宣布要延续以前经济管理中真实或潜在的一切缺陷，并使其更加危险。1969年1月27日，尼克松先生在入主白宫后举行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带着后来水门事件中的录音所公布的那种措辞不确定的口吻说：“……我们正在努力工作，应该说，我们无须对经济管理过多——我们要对我们的财政和货币事务进行一定的微调，以控制通货膨胀。在这方面，我应做另一点说明。我不同意一种建议，这种建议认为，鼓励劳工、管理和企业遵循一定的准则，就可以有效地控制通货膨胀。”
国际贸易肮脏浮动的结果并非马上就是有害的。在巨额谷物和其他食品交易的帮助下，国际贸易在1973年继续扩大。虽然有一些人，但并非大多数，会想象出，这种混乱的临时凑合的表演反映了进步。凯恩斯和怀特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所希望的是某种更好的事物。他们的希望是正确的。
刚才提到的事件的顺序是重要的；尼克松政府的经济学家，在后来的年度中，把越来越严重的通货膨胀归于他们所继承的财政混乱。这种解释经过重复，得到广泛承认。把一个人的缺点归于其前任，会带来一种明显的便利。归结到逻辑推理，这意味着，政府只有执政几年后才不得不对经济运行负有责任。这是一种有价值的推辞。但实际上政府接手的财政局面，如通常所述的那样，显然是美好的。这与其经济学家为使经济的因果关系变成考古学的一个分支而做的努力不大相符。
石油价格大压缩始于1973年，但到1974年才完全生效。这也与这部历史中的许多其他问题一样，受到广泛的误解，部分由于发现了生产国迄今尚未使用过的议价权力，部分是通货膨胀的产物。由于需求强烈而引起价格上涨的作用，我们已看到，总是使贸易协定有利于食品和原材料的生产者。这样的生产者的倾向就是全力或近乎全力运行，在市场上能销出去就销出去。强烈的需求使这种价格提高，这与更有能力调节供给的人有关。就石油生产国的状况来讲，效果只不过稍有差异；消费国的强烈需求有可能使生产国提高价格而不立即蒙受过量石油未销的损失，这种过量未销售的石油会威胁到有关维持价格的协定。在非通货膨胀需求的时期，要维持石油输出国的价格，本来就会困难得多。这样的商品协定没有明显成功的记录。即使没有通货膨胀，这个协定也将失败。
战争开支和相关的赤字被认为是特别重要的原因。实际上这两者很快就被中和了。1967年的日历上，联邦政府在国家收入账户上的赤字是124亿美元。随后所得税由于附加税的追加而增加；作为一种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结果，赤字翌年下降，只有65亿美元的小数目。1969年有81亿美元盈余。随着附加税的取消及其税收的减少，赤字又有回升。
到处都把较高的石油价格看成是严重的通货膨胀；在美国，它为官方无力控制通货膨胀进行开脱，并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实际上它是通货紧缩的。特别是在阿拉伯国家，但也在伊朗以及其他国家，从较高价格而得到的税收远远大于马上为消费产品或投资产品可能用的开支。因此，这种税收积累余额，并且代表着目前购买力的一种退缩，其直接效果与对石油或产品大量征收销售税的效果没有两样。这种效果随着1974年的过去而愈加明显，是财政紧缩的可预知的效果。随着需求萎缩，竞争市场上的价格——食品、商品和服务价格——开始衰减。受公司市场权力支配的价格继续上升。失业率也是如此。石油生产国为工业国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税收增长。其作用同任何反对通货膨胀的一般性财政或货币行为一样，就是增加失业率，过了很久才能起到抑制膨胀的作用。
在美国，经济管理的好年头随着越战而结束。战时开支以及由此产生的需求给价格带来压力。路标消失，价格猛涨。
货币史上并没有许多内容符合一种线性历史观，这种观点认为，一个时代的知识和经验可以为下一个时代已得到改进的管理提供智慧。对于有关在这些问题上给予指导的人们，历史论及得甚至更少。从2 500年的经历和200年的努力研究中产生的货币体制，与过去和平时期的任何货币体制都一样不令人满意。近来保守分子对通货膨胀做出了恶意的反应，虽然对防止通货膨胀的措施未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自由分子认为，失业是更大的难题。实际上，如果没有这两者中的任何一个，经济就不能获得成功。通货膨胀给很多人带来不安和失业。沮丧给较少数人带来剧烈的痛苦。没有确定的方法来知道哪一个是引起总痛苦的最大因素。20世纪30年代的主要教训在于，通货紧缩和萧条破坏了国际秩序，使每个国家只顾拯救自己，对因其努力而给邻国带来的损害漠不关心。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教训，同样在于通货膨胀破坏了国际秩序。在通货膨胀和萧条之间表达或暗示偏爱的人，会做出愚蠢的选择。政策必定永远是，有哪一种就会反对哪一种。
本书的论述实在不容许这样审慎的解释，它力图论述过去的明智和愚蠢，力图以此来说明当今。因此，在这最后一章，也无法体面地回避当今以及被一种趋势困扰的世界的困惑，这种趋势，在自吕底亚国王以来的2 500年中经常存在，就是钱变得糟糕，或钱的管理使许多其他事情包括生产和就业变得糟糕。但也有缓和的情况。近来发生的许多情况并没有出现激烈的争执，且许多都被最近和遥远过去的事件所预告了。必须得做的事也被预告了——但就此来讲，存在更多的分歧。
但是，现在明显可见，只有在通货膨胀或萧条走向极端的情况下，才能有一种选择。否则，只要应用公认的、正统的拯救办法，我们就能得到这两者。无论自由派还是保守派，都不会为这种结合辩护。在2 500年之后，我们终于得到这种结合。任何历史都没有比这更为不幸的结局。
审慎的历史学家的作品一般都收笔在距目前有相当大的时间跨度之处，然后坐下来与其他人一同观察当今的变迁。这是名正言顺的：历史不能写得过早，一定要高屋建瓴。这种审慎的态度在战术上的优势就更大了。关于目前的事件，人们往往是被告知的。他们会对历史学家的解释，甚至可能对所罗列的事实，提出质疑。因此，他就失去了专业的优势。所以，徜徉过去可以怡然自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