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经济和金融判断的根本一致性，费雪和凯恩斯都相信，物价上涨和相应的生产扩大很容易做到，只是凯恩斯相信的程度要小一些。他们与罗斯福都不知道，这将是多么难以取得——伟大的正确或甚至正确该是多么艰难。现在要完成这个发现。
大多经济学家现在会一致认为，就对20世纪货币思想和政策所做的贡献而论，J.M.凯恩斯名列第一，欧文·费雪屈居第二。不管倾向性如何，所有的人都会认为，其中的一个或另一个是数一数二的。什么也没有态度的转变更能充分说明当代对他们赞同的反应了。《纽约时报》认为，“几乎没有必要说费雪和凯恩斯的思想已远远走在公众之前，两者都被经济和金融判断的根本一致性所排斥”。
如第三章中所述，1848年，约翰·斯图尔特·米尔(John Stuart Mill)对控制物价且因此就是控制货币价值的因素做出解释。在随后的岁月里，他的解释大体上很好地适应了这部历史。物价取决于与正在销售的商品和服务的量有关的货币供给。货币越多(在商品供给和由此产生的贸易量不变的情况下)，物价越高。如果像在1923年的德国那样，货币供给无限扩大，物价也将无限上升。
甚至更热烈的称赞出自一个更为重要的代言人——在经济问题上是本年代的且大多数人认为是本时代的最重要的代言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每日邮报》上撰文，从自己的立场出发，热情地赞美罗斯福，其标题在随后多年中常被引用：“罗斯福总统伟大正确”，不仅仅是正确，而且是伟大正确。
到1933年，终于认识到了货币不仅包括当面交易的现金，而且包括银行储蓄。生意好，银行借贷活跃，银行储蓄上升。因此，货币供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商业状况。此外，物价上涨刺激商业，这长期以来就已被认识到了。货币供给增长，促进物价上涨，因此也促进现有销售产品的供给的增长。反之，又对物价上涨有抑制的作用。最后不仅要对货币供给打折扣，而且必须对货币销售率打折扣。一拿到手就花费掉的货币与贮藏在床垫里面的货币相比，显然会对物价产生不同的作用。
但是，有明显的赞同的呼声。巴鲁特忠实于人生哲理，现在无所牵挂地站在胜利的一边。他告诉罗斯福，在货币稳定到来之前，每个国家必须得“像你现在一样，做出巨大努力进行必要的整顿”。另一位头脑灵活或无论如何都不会再犯同样错误的人就是温斯顿·丘吉尔。现在他已下野，所有的船都停泊在被遗忘的黄金潮流上，他认为把政策系在任何稀少或充足的商品(诸如黄金)上都是错误的，出于对法国的爱来这样做是“叫人完全不能理解的”。在德国，康斯坦丁·冯·诺伊拉特(Konstantin Von Neurath)谈到了罗斯福的“无畏精神”，而雅尔玛·夏特从某方向来看甚至是更有帮助的。他对国家社会主义之声《人民观察家》(Völkischer Beobachter)说，罗斯福采用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哲学。沃尔特·利普曼(Walter Lippmann)是一位更令人满意的观察家，对此也表示赞同。耶鲁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专门为《纽约时报》撰文，称颂总统的行动。“如果批评罗斯福总统的人真正了解了构成货币稳定的因素，那么他上周一的声明本来就不会引起已出现的爆炸性事件。”接着他指出，总统当然不会反对货币稳定。但他是一个有理智的人，所寻求的是美元购买力的稳定，而不是汇率的稳定。换言之，罗斯福仅仅接受了一些人的新稳定方法，他们认为，目前形势的稳定意味着更高的物价。
但在所有这些严谨的推理中，经济学家的观点与其他大多数人的直觉仍有相通之处，这种情况下的活跃因素就是货币供给。原因始于此，物价是结果。看来这也是可以抓住的把柄。货币供给可以增加，随之出现物价上涨，商业扩大。
因此，罗斯福的态度变了，他就这样公开了他的态度，对会议产生了直接的、最公开的但从许多方面来看又最不重要的影响。其主要目的为，关于稳定货币的协议不复存在，继续存在的不过是为了保留面子而已。(罗斯福的反驳实际上也标志着雷蒙德·莫利公共生涯的结束， 是货币可以毁灭公务员的残酷性的又一例证。)许多硬货币的主张者对罗斯福所做出的反应和所用的语言，即使已故的乔·麦卡西也可能认为是尖刻的。曼彻斯特《卫报》(Guardian)在一篇典型的评论中，称罗斯福的致函是“一篇无政府宣言”，《纽约时报》表现出较大的克制，措辞极为谨慎，说致函“具有使迷惑加剧的性质”。拉姆齐·麦克唐纳心神错乱，矛盾百出，但实际上他从乔治国王(King George)对罗斯福给他造成的悲伤所表示的愤怒中得到一些宽慰。比这种反应更为重要的是对罗斯福政府的影响。在随后几个月中，硬货币的主要捍卫者——道格拉斯、艾奇逊、沃勃格都离开了政府。
刚刚提到的结论在20世纪初被增补进穆勒的学说之中，这主要是欧文·费雪做的。费雪身材单薄，英俊秀美，目光敏锐，谈吐幽默，妆容得体，风度优雅，在所有的美国经济学家中，可能除了索尔斯坦·凡伯伦(Thorstein Veblen)(也在耶鲁获博士学位)以外，他是最全面且最有趣的。除了在耶鲁讲授经济学之外，他还是一位数学家，一位经济度量学的创始人，指数的发明者，优生学、营养学、证券投机和禁酒令的热心倡导者。他认为禁酒令对于提高劳动生产力是重要的。年轻时他发明一种指数存储卡，由他首批生产，卖给雷明顿·兰德公司(Remington Rand)。他在由此及后来的股市交易中获取可观的利润——他获之无愧的一笔收入。据他儿子讲，由于1929年大萧条的后果，他损失800万美元~1 000万美元，这对一位经济学家来说，也是一笔相当大的数目。凯恩斯喜欢真理，但更喜欢称颂。1944年，他在回复费雪(fisher)的信中赞成最近达成的《布雷顿森林协议》(Bretton Woods Agreements)：“您的信使我感到莫大的快乐。在这些问题上，您是我最早的老师之一。”
让我坦率地说，美国所寻求的美元将在一代人之后所具有的购买力和偿还力，与我们希望不久的将来所获得的美元价值相同。这个目标比一两个月中就变化的英镑或法郎汇率，能给其他国家带来更多的好处。
费雪认为，物价与银行储蓄额及其周转率一起，取决于现金或流通货币量及其周转率，它们都要根据贸易数量而做调整。因此，所有的结论都确定在唯一的规则框架之中。如同长期以来，所谓费雪交换方程，以代数形式仍在教科书中居统治地位，它仍是所谓货币量说的公认的方程式。
……所谓的国际银行家的古老偶像，正在被筹划国家货币的努力所取代，努力的目标在于使这些货币具有持久性的购买力，这种购买力从现代文明的商品和需求来看，不发生大的变化。
与费雪方程相一致但未得到充分验证的是一种可怕的可能性，这就是不能增加货币供给。现在已充分认识到，货币供给的最大一部分是银行储蓄。这种储蓄随着人和公司借款而产生。如果商业很不景气，获利的可能性很小，意志很消沉，那么商人可能就不去借款。随之就没有储蓄的产生，也就没有货币的产生。联邦储备银行从银行或客户那里购买政府债券，由此可以给银行提供用于储备的现金。这种现金也就闲置在银行中。没有借款和储蓄的来源，就不会对价格或通过价格对生产产生影响。现在可以看出，这不是一种假设的可能性，而是一种真实得强烈而可悲的可能性。
这次重大国际会议的召开，旨在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更现实、更持久的金融稳定和更伟大的繁荣，在认真考虑这些较广泛的问题之前，被仅仅影响几个国家货币汇率的纯属人为的、暂时的试验性建议牵着走，那么我认为这将是一场大灾难，是一场世界悲剧……
欧文·费雪过去没有疑虑，他列出交换方程之后，习惯于着手实际应用。他认为，货币供给应按诸如保持物价稳定的方式变化。物价指数是费雪的另一个巨大贡献，将根据需求来引导和控制黄金含量的减少或以后的增加。费雪对与世无争的生活的魅力有明显的免疫力，对贝尔蒙特综合症有奇特的抵御力，因而长期以来就是所谓的补偿美元的一位传播者，并且动员他的改变信仰者来采用补偿美元。1933年，随着汇率稳定不再是一个控制因素，因此，道路对欧文·费雪的思想是敞开的。
总统的硬货币的顾问们所犯的错误很可能在于让他退出去独自思考，且据说还有人让他读一本关于重新稳定货币或商品美元观点的书。无论如何，在7月1日，代表们在克利夫顿——即阿斯特子爵——的泰晤士山谷之家受到款待，参观最初称为权力机构的20世纪30年代带喷泉的疗养圣地，此时传来罗斯福反对稳定的消息。换句话说，当美元明显降至低于目前对英镑和法郎的汇率值时，他不会让黄金上市，以便不至于进一步跌落。大约一天后，他给大会致函，其中所表达的他的立场完全明确，使许多人为之胆寒：
费雪的确切方案是随着物价的降低而要求降低美元的黄金含量。随之，包括联邦储备银行在内的银行，就会有更多的美元或更多的储备来提供贷款。储备扩大是自动的，不受联邦储备支配。(从前持有黄金的人们也能把黄金带到制币厂，兑换成数量增长的纸币——或可以想见，重新制成较轻的金币。但是，由于罗斯福没收了个体所拥有的黄金，这种可能性就不存在了。)结果遵循的不是费雪的方法，而是一个稍微变异的方法。
对莫利的到来，人们持有极公开的保留态度，科德尔·赫尔对他的到来的期待已索然无味，他对莫利会被罢免的普遍传闻做出了冷漠的反应。莫利到达后，经过一轮紧张的商谈，认为法国人是对的，临时稳定货币的主张能够得到支持。一英镑当时约为4.40美元，刚刚增了点值。莫利认为，总统会接受的。他坚决要求按此汇率来固定美元和英镑的关系。
没有宣布减少美元含金量，所使用的方法旨在提高在制币厂购买的黄金价格。既然黄金价格的提高意味着美元所含黄金量的减少，那么结果是难以鉴别的。这个变异法直接来自纽约州康奈尔大学农学院教授乔治·F.沃伦(George F.Warren)。沃伦教授通过与他的老同事弗兰克·A.皮尔逊(Frank A.Pearson)合作，以非凡的统计学才能证明了近100年中价格、生产和世界黄金储存增长之间存在着一种密切的关系。如果生产增长比世界黄金储存快，那么物价就下降。如果黄金储存增长比生产快，物价就上升。由此，沃伦和皮尔逊得出了明显的结论：当你想提高价格、扩大生产时，你就得通过减少美元含金量来使黄金供给得到有效的增长。要通过提高美元中黄金的价格来做到这一点。与费雪一样，沃伦也喜欢以某种恒定公式来理解这种调整。“……提出某种方式来使未来黄金价格发生必要的变化，而又不必经历长年的经济痛苦和政治骚乱，这似乎是一个保守的提议。”但他与费雪一样，愿意接受一个特别提高黄金价格的决议。只要黄金价格提高了，就不会有什么事了。
会议一开始，法国人就强烈要求达成一项稳定汇率的初步协议，希望用一种临时行动来为更持久的协议开辟道路。从黄金角度来看，这使货币稳定成了头等大事。这个问题不解决，许多别的事情就不可能完成。美国的态度当然是至关重要的了。回到华盛顿后，总统的硬货币的顾问们——艾奇逊、刘易斯·道格拉斯、巴鲁克以及财政部长伍丁(Woodin)——都赞成稳定货币，如同代表团中的詹姆斯·沃勃格一样。现在，人们认为罗斯福对货币稳定存有疑虑，但对此谁也不能完全肯定，因为他已乘船离开了新英格兰海岸。雷蒙德·莫利(Raymond Moley)是罗斯福的高级智囊，现任助理国务卿，为了协调一致，据认为也是想做那次旅行，他把会晤与命运联系在一起，于是就到船上拜访了罗斯福。看来莫利想了解罗斯福的观点，但没有成功，之后就动身去了伦敦，以使这种更进一步的不确定性引起美国代表团的注意，成为其指南。
沃伦在上述言论中提到保守主义，这并非偶然。他认为，通过操纵黄金价格，许多其他公共改良行为，包括大多新政农业工程，就可以避免，他认为这是非常必要的。他在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一长串金融改革家中名列前茅，这一长串名称一直排到我们这个时代的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这些改革家的改革将使政府其他更全面的行为成为不必要。他们是货币激进分子，因为他们是政治保守分子。
在众多的代表团中，美国代表团有一定的资格称自己不仅最花哨而且最困惑，随着会议的进行，代表们彼此之间有了一种彻底的、颇有道理的不悦之感。但是，由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率领的英国代表团十分不清楚，自己是应该做看来适宜的黄金捍卫者，还是做按其他货币汇率不可兑换的英镑的捍卫者，以使英国出口不再受罚。如同某人所说，仅仅由于他们是英国人，他们的困惑才得以较好的引导。在会议开始前几个月中，美国的政治舆论一致坚决要求英国、法国和较小的联盟国给美国支付战时债务。联盟国现在没有希望首先从德国那里得到赔款，因而也同样坚定地予以拒绝。人们担心如果提起这个问题，那么它就会抢先占据会议的议题，于是达成一致，在伦敦会议上不予讨论。如施莱辛格十分高兴地述说，拉姆齐·麦克唐纳“突然违约提出会议议程，在开幕词中号召减少战时债务”。他的副手们随后抱怨他的这种越轨行为，认为他患有晚期的身心颓废症。
罗斯福转向沃伦，在经济学家看来是再鲁莽不过的了。在经济学领域里，有一个十分鲜明的等级观念。排在最上层的是理论经济学家，他们在这个尊卑等级中的业务上的显赫名望，为从事银行和货币教学与研究的人所分享。在这个等级的最底层是农业经济学家和家政经济学家，在农业经济学中，地位特别低的是农场管理学教授。沃伦就是一位农场管理学教授。无论他的购买黄金计划的成就有多么辉煌，他依然被最有威望的学者所轻视。
代表团团长是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副团长是在1920年总统选举中获得提名的两位候选人——考克斯和罗斯福——之一，詹姆斯·M·考克斯(James M.Cox)，成员包括对货币稳定持两种不同观点的人，他们与一些毫无观点的人构成平衡。后者包括得克萨斯的拉尔夫·W.莫里森(Ralph W.Morrison)，他在最后一刻才被选入，以示对他在经济上支持民主党的奖赏；另一位是参议员基·皮特曼， 他只一心想把白银再作为货币，也好从国家禁令的沉闷中摆脱出来度个假期。他甚至喝醉酒时都能把一大口带有浓烈烟味的痰吐入远处的一个痰盂里，每当谈及白银，他立刻就变得清醒，即使是片刻的，他的这种能力使同事大吃一惊。在受到正式接见时，他以极随便的方式向乔治五世(George V)和玛丽王后(Queen Mary)打招呼：“国王，我很高兴见到你，还有你，王后。”一个夜晚，在克拉里奇家中，一个舞池招待员请詹姆斯·沃勃格陪同他到舞池餐厅。皮特曼正一丝不挂地坐在水池里，像是喷泉里的一尊雕像。招待员未能让沃勃格相信，那不是喷泉里的一尊雕像。
从1933年秋天起，政府开始以稳步提高的价格购买黄金。如同联邦储备威望太高而无法拯救处于被动状态的银行一样，政府太高贵了就无法接受诸如乔治·F.沃伦货币观的这种令人怀疑的认识。因此，就利用金融复兴公司来发挥给遇到危机的银行充当最后借款人的作用。罗斯福亲自制定黄金购买价格。在与财政部长莫根索和金融复兴公司总裁杰西·约翰斯(Jesse Jones)偶然在早餐上的交谈中，罗斯福确定了翌日的黄金价格，他的这种不负责的行为后来受到了批评。一次黄金价格上涨21美分，这个数字恰好是3的7倍，看来是个幸运的数字。活着的人谁也说不清经过思考的判断和未经过思考的判断之间的差别，即一个是否比另一个更好些。但就货币而论，需要进行严肃的思考，即使选择的理由被蒙在鼓里。这个办法使黄金价格逐渐提高，由从前的每盎司26.67美元直到1934年初接近每盎司35.00美元。起初购买的只是新开采的黄金，后来所有的黄金都被购买。
当会议在筹划时，没有人怀疑哪个国家会成为法国的同盟，甚至密友。美国坚定地以金本位为根基，具有充足的黄金储备，对其领导人来说，黄金就是宗教。当代表们聚集在肯辛顿(Kensington)地质博物馆时，美国已放弃了金本位。因此，其立场令人难以捉摸。它仍会坚持近来的信念吗？抑或它可能现在不想使美元贬值，结果在海外市场出售美国产品，特别是农产品占有优势，从而进一步改进美国物价？在会议开始前的几周里，罗斯福与他最初的正统观念保持一致，给许多来访的政治家留下的印象是，他赞成稳定美元——可以购到黄金，因为超过一定程度，这种黄金就会抑制其对其他货币比率的下降。但是，美国代表团扬帆而来时，这个很基本的问题尚未得到解决，或就此而论尚未加以考虑。这是一个重要的疏忽。但随着会议谈判的进行，这就不是一个非同寻常的疏忽。
结果令人失望，部分是由于那个繁忙之年政府的另一个行动。回想起来，那年春天，政府收集公民的黄金，其中还包括银行的黄金。结果是，较高的黄金价格，或减少了的美元含金量，没有提高银行现金储备。财政部从额外的美元黄金价格增长中获利。银行拥有的美元不比从前多，因此也不比从前拥有更多的借贷依据的储备，也不比从前那样积极发放贷款、扩大储蓄且因此增加货币供给。因此，没有明显的方法可以使黄金购买政策影响国内价格，在这一政策贯彻期间，国内价格未受到影响。1933年底，批发价格下降。出口产品价格的情况可能是一个例外。这时较便宜的美元使得美国产品在海外较便宜。因此，这一政策可能对维持出口产品及其美元价格确实有帮助。
1933年6月，在伦敦举行的经济与金融会议，与1954年的波茨坦会议一样，是迄今为止20世纪真正奇特的国际会议之一。会议继承了胡佛政府的传统，寄希望于国际研讨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困扰世界的经济问题，特别是不稳定的货币、损人利己关税、过剩商品的倾倒，此外还有萧条本身引起的可怕的阴影。66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会议，确保改善的计划不管多么可悲，都不能忽略。当时，会议是在美国共和党人的领导下筹划的，实际上更为明确的目的在于仍依赖金本位的国家——无疑有法国、意大利，还有瑞士、比利时、荷兰、波兰——说服已脱离金本位的国家来稳定货币。这样的稳定绝非神秘，只需要货币变节者当货币降到某一兑换金币汇率时都能根据要求买到黄金，那么货币就不会进一步贬值。若实现不了这个目标，放弃了金本位、其货币可以以优惠汇率来换得的国家在出售产品中就比仍实行金本位的国家占便宜。后面的国家在换取便宜货币中丢失了黄金，迟早不得不自动放弃金本位。对于那些刚从稳定货币中挣扎出来——甚至通货膨胀逆流比美国还大——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十分令人闹心的情景。法国刚刚结束为稳定货币而做的特别艰苦的斗争，理当成为黄金阵营的领袖，这是可想而知的。
与此同时，出现许多对黄金购买实验的正统批评。由于一种发挥了作用的政策而受到批评是一回事，由于一种似乎未奏一点效的政策而受到批评则是另一回事。因此，罗斯福放弃了。乔治·沃伦的红极一时宣告结束，他的同事露出了满意的神色，他毕竟只是一个农场管理学教授。1934年1月，根据总统所要求的立法，政府得到从提高黄金价格所获的利润，把这笔收入作为专款，根据需要来买卖货币以稳定汇率。随后，政府恢复了金本位。依照其他国家的做法，这仅仅用于国际贸易。美国人不能按自己的要求得到黄金，他们的一个附加特征就是仍被禁止拥有黄金。
在1933年的夏秋之交，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硬货币的主张者失去了势力。在为罗斯福的主张所做的斗争中，出现了一个转折点，比经济事务中出现的大多转折点都更为明显、更富有戏剧性， 这就是伦敦经济与金融会议。
如我们所注意到的，此时坚挺货币的主张者已经隐退，他们不想使自己与黄金购买政策注定要引起的通货膨胀有什么牵连。显而易见，他们的恐惧是错位了，价格并未上升。但成为泡影的还有费雪、沃伦和凯恩斯的希望，凯恩斯的希望破灭的程度要小一些。货币公正地对待了两派，一派是害怕通货膨胀，另一派是希望有一些通货膨胀——或更确切地说，想从过去物价削减中得到补偿。所有这一切都已被证明是错误的。一个追求通货膨胀的国家，就像一个特别守贞操的妇女，经过朋友的多次严厉劝阻和自我觉醒之后，决定找一个情人，结果却发现这个情人既不可心又窝囊。
在3月4日之后几周内，硬货币的主张者如同他们毫不犹豫地自我称呼一样获得成功，在就职后的那一周里，根据罗斯福的要求和道格拉斯的策划，众议员通过一个庞大的经济议案，削减国家官员、公务员、国会议员的工资，减少退休金。一些自由民主党人表示反对，但被彻底推翻。参议员托马斯(Thomas)提出的一个对《农业调整法案》的修正案遇到了麻烦，这个《农业调整法案》特别主张自由铸制银币，接受外国政府用白银支付欠债，价格高达2亿美元；在一定限制下发行高达300亿美元绿钞；授予总统可以使美元含金银量减少高达一半的权力。支持这些主张的是所有古老的激情的萌发。由于政府不能确信自己能推翻托马斯修正案，就把这种权力变成许可性的而非强制性的，因而就以这种形式通过了。虽然这样避免了危险，但这是以罗斯福货币政策的权力几乎无限制性为代价的，因此就更增添了对罗斯福观点的担心。假如有如此巨大权力的他屈从了通货膨胀主义者，那么所有的一切真会全部丧失的。
依然存在一种更为正统的可能性，如前所提到的，联邦储备在1932年就已很好地克服了自己对通货膨胀的恐惧，因此有能力进入市场，购买政府债券，于是用现金取代银行库存中的证券。联邦储备在随后年度中继续实行这种政策。实行这种政策带来的后果也是非常令人失望的。此前被认定和指教的是，当银行的储备超过需求时，除了在一些短暂时期或谨慎的例子中，它们就会扩大贷款且因此扩大储蓄和货币供给。新垦区小银行的历史表明，并不是以过于谨慎的态度，而是以鲁莽的态度，来进行这种扩大的。
当初通货膨胀问题的界线不仅定在新政府内，而且定在新政府外。政府中没有一位要人愿意称自己是一个通货膨胀主义者。一位美国政治家可能渴望摆脱无聊的婚姻关系，但是他不想成为曝光的奸夫。通货膨胀的情况也是如此。至多则有上述提到的那种稳定的倡导者，也就是美元既不能升值也不能贬值，其中最突出的是农业部长亨利·A.华莱士(Henry A. Wallace)。也有完全坦诚的通货膨胀的抵御者。领袖人物有罗斯福的预算主任路易斯·W.道格拉斯(Lewis W.Douglas)，保罗·沃伯格(Paul Warburg)的儿子、刚来华盛顿担任财政部顾问的詹姆斯·沃伯格(James Warburg)，财政部顾问、随之声名赫赫的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眼下还有伯纳德·巴鲁克。“论及逐渐通货膨胀的人们，”巴鲁克说，“很可能会谈到逐渐把炮弹放出去……货币不可能再度在一个充满着要毁灭其价值的威胁的环境里起作用。”
现在，银行只依靠现金。由于借入者的短缺，或是反对借出的倾向性，或是想要现金这种压倒一切的愿望——无疑由于这三者在一定程度上的融合——银行积累的储备超过了需求。1932年联邦储备会员银行的储备，比储蓄的要求平均超出2.56亿美元；1933年过量储备为5.28亿美元；1934年为16亿美元；1936年又多10亿美元；1940年由于有大量的黄金用船运抵美国保存，过量的储备平均为36亿美元。
但是，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也与同时有名望的银行家和商人一样，他们对自己成长过程中所面对的恐惧坚信不移。1933年下半年，在普林斯顿人埃德温·W.凯默勒(Edwin W.Kemmerer)的领导下，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中有40位加入全国经济学家货币政策委员会，他们联合起来反对任何拿货币当猴儿耍的行为。(凯默勒教授前些年率货币代表团到墨西哥、危地马拉、哥伦比亚、智力、厄瓜多尔和其他边远地区，在那里他总是强烈要求他的东道主政府采取与金本位类似的政策，所产生的效果总是无法持久，因为它们后来无一例外地放弃了这种政策。由于同黄金的这种亲昵关系，他赢得了巨大的声望和可观的金钱。他可能陷入了一场利益的冲突之中，尽管他是无意的。)随着罗斯福的到来，恐惧和必要的警惕感加深了。罗斯福竞选中所说的一切，都再一次令人信服。但谁能肯定他是那个意思呢？显然，国会中的许多人都希望他不是那个意思。
货币政策的破产大约经历了5年的时间。1928年和1929年，联邦储备已不能抑制过热，因为这样做就要对即将发生的崩溃负责。现在阻止萧条也无济于事，因为银行不会外借，借款人也不会借入。用当时流行的隐喻来讲，货币政策是一根弦。你可以拉，虽然拉不出什么结果，但你根本不能猛推。
罗斯福的当选，实际上加深了对通货膨胀的恐惧。随着萧条的持续和恶化，在国会中又燃起旧日之火。基·彼特曼(Key Pittman)是来自内华达的参议员，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他是白银的忠实倡导者。埃尔默·托马斯(Elmer Thomas)是来自俄克拉荷马的参议员，曾在布赖恩部队里当过兵，他是无论如何都要增加货币的代言人。“我们在流通领域必须有更多的货币，我不在乎哪一种——白银、黄铜、青铜、黄金或纸币”。如结果所表明的，他们的支持者在两院中同时增多是最后一次。随着情况的恶化，通货膨胀的支持者们甚至在著名的领域内都有同盟。弗兰克·A.范德利普(Frank A.Vanderlip)前些年担任过国家城市银行行长。以他为首的国家委员会和莱明顿·兰德公司的詹姆斯·兰德在金融界和商业界有了一个立足之地，一个被严重怀疑为对民主和美元可能别有用心的立足之地。查里斯·E.柯林(Charles E.Coughlin)是来自密歇根的无线电台的牧师，是教会的一个强有力的喉舌。几位经济学家现在开始主张商业美元—— 一种将其价格不归于含金量而归于具有永恒的购买力的货币。据认为，这种永恒的购买力是实实在在的货币稳定。由于这样的稳定需要现在提高价格——目前货币的购买力绝对过大——那么，一个人可以同时支持稳定美元和提高价格。
1933年之后，可想而知，从整体上，货币政策特别是联邦储备系统开始销声匿迹。虽然教科书中还像原来那样津津乐道，但是华盛顿的联邦储备系统只是一潭死水，其两位领导里纳·埃克尔斯和洛奇林·柯里的成名并不是由于联邦储备系统的货币政策，而是由于取而代之的凯恩斯财政政策。但是，光辉的时刻出现了，1934年后，随着额外储备的增加，一些长期以来焦虑不安的官员认为，如果利用这些额外储备，就可以维持大量的贷款和储蓄。因此，又重新出现了对通货膨胀的担心。1936年和1937年，随着经济逐渐复苏，唤起了新的力量来提高会员银行的储备条件。这是减少似乎危险的过量储备的直截了当的办法。结果银行固定了利率，减少了未偿贷款。在相同的月份里，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恢复联邦的预算平衡——赤字在1937年6月30日结束的财政年度里减少近乎一半，翌年又减少一半。限定性货币政策与限定性预算政策相结合，仿佛把一场急剧的新衰退推到了一场更大的萧条的怀抱。这是另一个有趣的错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1937年春对会员银行储备需求的提高是错误的。”
在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首次就职演说中，被引用得最多的那段话论及恐惧在经济事物中特别有效的作用。他指的是，失去工作、农场、住宅、银行存款或贸易的恐惧引起人们非理性的谨慎的行为方式，这种非理性的谨慎使一切都变得更糟。甚至在1933年3月4日，他就可能论及通货膨胀的恐惧所引起的持续作用，这种作用以自己的方式对大众的行为有更大的麻痹作用，目前的几个月将是其主要的危险时期。通过拒绝可能增加货币供给的任何行为、可能增加开支且因此增加已暴露的赤字的任何行为、似乎威胁要做这些事且因此破坏商业信心而涉及信心综合症的任何行为，这种恐惧就其可能盛行而论，能够排除促进复兴的一切大众行为。例如，除讲坛以外，一定程度上不可能为增加公共开支而有所作为。
1937年的行动是联邦储备在长期所犯的最后一个错误。这是因为那是15年中最后一次重大行动。货币政策问题此时便一清二楚了，联邦储备可以利用储备，但不可以使其借走，并引起由此而产生的储蓄创造。就因果关系如何运行的老问题而言，可以清楚地看到，至少在萧条中起支配作用的就是贸易状况。货币供给对价格和贸易的影响远没有贸易状况对货币供给和价格水平的影响大。答案——在这时是十分明显的，但在当时却不那么明显——在于赚钱与花钱不是随意性的，而是义务性的。钱不仅要挣，而且要花——用来直接影响贸易状况。这就是现在所奉行的政策，虽然持十分谨慎的态度来奉行。这就是有别于货币政策的财政政策。它牢牢地系在凯恩斯的名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