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给在盐湖城的联邦储备银行打通了一个电话，要求给我们奥格登银行和第一证券公司的所有其他银行送来货币。给我们奥格登银行送货币的装甲车像是到了电影出现的场面；美国骑兵冲进来把大家从印第安人的杀戮中解救出去。卫兵雄赳赳地穿过银行内拥挤的人群，人人都给让开道路……
……银行内的人群拥挤，气氛紧张。有些人等了几个小时才取出钱来。如果我们想在3点关门，那就不知会出什么事。但如同在所有其他情况下，走投无路使人们采取了最大胆的选择，我们决定在今天打破常规，只要有人想取钱，我们就开门。
我登上柜台，举起右手，想引起注意：
出纳和记账员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本职工作，尽管银行的门一打开，人们就蜂拥而入……
“只给我一分钟！”
我告诉……(职工)几个小时内必须面对的形势。“如果你们想要银行继续开业，” 我说，“你们必须得尽自己的职责。做事要像平时一样。要微笑，要使人感到愉快，要谈天气，不要表现出恐慌的迹象。主要的负担要落在你们储蓄部这些同事的身上。我们通常开三个窗口，但今天把所有的四个全都打开。窗口时刻都离不开人，因为如果我们这家银行有一个出纳或记账员的窗口即使关上片刻，也会引起更大的恐慌。我们得把三明治带进来；谁也不能到外面吃午饭。我们今天不能解散这场挤兑，我们最好将其放慢。人们要来这里算清存款账目，你们要支付给他们，但要放慢速度。这是我们对待恐慌的唯一的机会。许多储户都挺面熟的，过去不必看他们的签名，但今天他们带存折来清账时，你们必须得看每一张签名卡。要磨蹭点儿时间。另一个注意的问题是，把钱支付出去时，不要用大面值钞票，要用面值5美元和10美元的钞票支付，数的速度要慢。今天我们的目的就是支付出去最少的钱。”
立刻鸦雀无声。
这些年中，值得注意的另一个通货收缩的力量是银行倒闭。这也是用累积效果来起作用的。随着银行陷入困境的消息传开，人们像以往任何时刻一样来取钱。甚至最好的银行也会随之陷入困境。一家银行的外面有人排队，焦虑之情蔓延到邻近的银行。马里纳·埃克尔斯后来担任联邦储备体系总裁委员会主席，接着担任享有盛誉的犹他银行财团主席，他在曾出现过的关于这种经历的最佳的第一手资料中，叙述了有消息传说一个邻近机构——奥格登银行在那天不开门时，他的一家银行发生这样的情况：
“只给一分钟！”我又说一遍，“我有一个通知。看来难以用你们习惯的速度来接待储户。你们当中许多人已排了好长时间的队了。我注意到，拥挤十分严重，焦躁难忍。我只想告诉你们，我们已决定今天不像通常那样在3点钟关门，只要有一个人想提取存款或想存款，我们都坚持开门。因此，你们刚来的人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在下午晚些时候或晚上再来。有些储户表现的激动或明显的恐慌态度是没有道理的。如你们大家所看到的，我们刚从盐湖城运来了大量货币，可以满足你们的全部要求。这些货币的来源还有许多。”(这的确是真的，但我没有说我们可以搞得到。)
从长远的历史观来看，胡佛总统和国家复兴署的状况要比当初的印象好得多。现在可以肯定认为，在现代工业经济中，物价和工资能相互作用，产生强大的、自发的货币收入和物价的运动。用直接干预手段来抑制这种运动，是国家复兴署建立后的40年经济政策中反复出现的一个问题。胡佛和国家复兴署的策划者正在对环境做出直接的反应，这往往比压倒一切的学说是一个更好的行动指南。
埃克尔斯银行渡过了难关，正如众所周知的埃克尔斯渡过了难关一样。1929年，659家银行倒闭，这是崩溃后的一个可观的数目。在1930年，有1 352家银行倒闭，在1931年有2 294家倒闭。倒闭最多的仍是根据旧妥协而产生的小的非会员银行。但现在谣传四起、排队出现的时候，没有一家银行是可靠的。联邦储备成员也同其他成员一起垮台了。当前显然可以看出纽约大银行再也不是可靠的了。回想可知1931年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哈里森发现自己正在重新审查他缺乏同情心的信念：“小银行倒闭的作用……是可以被隔离开来的。”他这几句话的思想几乎可以肯定是由1930年12月美国第一银行倒闭产生的。该行有2亿美元储蓄，是美国史上倒闭的最大的商业银行，在资助纽约服装工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不走运的名称致使许多外国人相信——因此一直这样说——美国政府的信贷按某种方式卷进来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曾试图使纽约大银行对一个共同拯救行动感兴趣，但它们认为，最好让美国第一银行去它的。就拯救是否值得的问题，还存有一些疑虑。更重要的是，在有声望的纽约银行业范围内，人们都认为它是一个犹太人团伙。因此，在当时一般人看来，并没有真正的损失。
经济学家在当时给胡佛和国家复兴署都打了低分。这样的干预与市场的自由竞争运行相矛盾。防止工资降低就是排除对劳动力成本所做的正常的、理想化的削减。这样的削减导致更多的赢利运行，即导致更多的就业机会。工资削减对总的购买力和需求产生不利的影响，这并没有被认为是重要的。最后，国家复兴署的正统观点占了上风，这种观点深得人心。
当一家银行倒闭时，储户就再没有钱花了。因此，他们的花费减少了。贷款和储蓄再也不能按借入者的利益增长。因此，他们的投资和进一步的开销下降了。随着停业清理的进行，就得收回破产银行在其他银行的余额。因此，这些银行的贷款下降，投资和开支也减少，收回之声也就随之响起。其他银行充满了警惕性，也同样有效地收回和拒绝贷款。“在银行业倒闭中，幸存的仅仅是十分迅速和十分熟练地将自己变成保险储蓄机构的银行”。因此，银行倒闭和对银行倒闭的恐惧都有同样的作用。两者的力量都是强大的，引起通货紧缩——削减消费开支、投资开支，且因而削减销售、产量、就业和价格。在这些年中，货币体系成了一台具有这种作用的引擎。实际上，原因和结果不仅仅是从货币体系跳出来进入经济之中。当 要倒闭的银行破坏经济时，正在跌落的物价、产量、收入和就业也在毁灭优等的贷款，传播恐慌，使银行倒闭。经济生活一如既往的是结果变原因、原因变结果的子宫。
胡佛总统坚决反对这种工资削减，虽然没有取得明显效果。他认为，这样会降低购买力，加剧通货紧缩。随着新政的到来，抑制这种螺旋式下降成了国家复兴署的主要目标。其准则是直接干预，后来的工资和价格控制与其如出一辙，意在阻止螺旋式运动。
1932年，联邦储备终于克服了对通货膨胀的恐惧，开始了公开市场业务。政府债券被认购，于是现金流出进入银行。此时为时已晚。受过恐吓的银行家死死抓住到手的货币不放，将其当作防止储户来取现金的附加保险。部分是出于这种恐惧心理，他们很快就占有远远超过需要的储备，这种情况在未来的许多年中都是如此。
一种力量是随着大萧条在1930年、1931年和1932年加剧而出现的公司对其价格有一定控制力的趋势——例如，农民缺乏的那种控制力，寻求价格削减具有的竞争优势，随之就会减少工资以补偿降低的利润。在这种情况下，产业中的其他现象也会跟着出现：很快就会形成一个螺旋式下降，即现代螺旋式通货紧缩常见的一面。不是物价把工资拉上来，也不是工资把物价拉上来，而是物价迫使工资降低，每一种物价的削减都导致新一轮工资的削减。
这种心情的变化也不意味着联邦储备体系现在准备扮演作为最后贷款人的典型角色。如果一个银行形象好，拥有大量现金，那么其贷款就会在联邦储备银行被再贴现。如果它特别需要货币，就意味着麻烦，其资产要受到一只公正的眼睛来检验。霍特·白芝(Walter Bagehot)在对中央银行机能的一篇著名论述中指出，在严重危机关头，中央银行应该慷慨且高利率发放贷款。这些年，联邦储备把这种传统反而倒置过来，吝啬地以低利率发放贷款。
一旦价格收缩和产量压缩进展顺利，就会有更多的力量聚集起来，使其保持下去并产生累加的效果。如我们所知，受到伤害的、感到害怕的个人减少了购买量。这影响了供给者的价格、产量和就业，也就对需求有了进一步的影响。受到伤害和恐吓的投资者停止投资，并牢牢掌握住现金。因此，节省下来的收入不再用于投资和消费，这也会产生进一步的影响。工人失去工作，开支减少。结果物价和产量下跌，对物价、产量和就业有进一步的影响。那时或自那时以来，都没有人准确或不准确地衡量过这些通货收缩的力量。但是，与货币历史或货币未来有特别关系的两种力量非常值得注意。
到1933年底，在这个国家的所有银行几乎消失了一半。早在1932年初，几乎每家银行的官员都在考虑，是否他们的银行也会进入伤亡之列。在这种情况下，最后贷款人的概念决不是一个学术上的小节，可以留给联邦储备，并悉心呵护。这是每个银行家十分渴望的东西。就这种职责而论，联邦储备一直没有起到作用，因此就不得不创造一个特别的最后贷款人。这在1932年得以实现，这就是金融复兴公司的问世。
赫伯特·胡佛患有严重的信心综合症，直到死前还在试图劝说他的接班人改变信念。1933年初，他在给罗斯福的信中这样表达了他的信念：“您对您政府的两三项政策所做的早期声明，将大大有助于恢复信心和走上复苏的旅程。”在他认为最有利于恢复信心的许诺之一，就是关于平衡预算的许诺，就开支而言，完全意味着救济、就业和“没有通货干扰或通货膨胀”。
虽然极需要金融复兴公司，但其问世伊始也是步履维艰。此时，许多银行缺乏可作为担保物的实际资产，它们需要资本，也需要贷款。如果说不存在对通货膨胀的恐惧，至少也存在着对过激行动的恐惧。“我们的个体信贷结构无法摆脱地束缚在美国政府的信贷上。”奥格登·L.密尔斯(Ogden L.Mills)在1932年3月告诉无线电台听众。他当时任财政部长，是一位受人爱戴的金融智慧的代言人。他又补充道：“我们的货币主要依赖于美国的信贷。(如果用极鲁莽的行动)损害这种信贷，那经过你手头的每个美元就都会带有可疑的色彩。”从根本上说，稍有点儿能力管理美元的人越来越少，这显然是财政部长未注意到的一个问题。
最后，就造成了商业信心综合症。这是当时一种有影响的心理状态，尚有迹可查，它认为，银行家和商人的观点即使是错误的，对复苏的确有害，也必须受到尊重。因为如果采取与此观点相反的行动，商业信心就会受到伤害。信心受到伤害就意味着投资减少、产量减少、就业率减少、萧条恶化。因此，可以认为，正确的措施如果是为反对商人和金融界的观点而采取的，那么也将是错误的措施。由于较有名气的银行家和商人害怕政府采取行动，如给穷人提供救济，给失业者提供就业机会，在其他方面扩大需求，那么信心综合症就极力赞成静止不动。
金融复兴公司的首任署长是前任副总裁查理斯·G.道斯，他也是一个不够理想的人选。从前他是以那种古怪的美国佬和不信守诺言的陈词滥调的政治家而闻名的。这种人有惊人的自信心，思想富有预见性，例如，著名的有约翰·W.戴维斯(John W.Davis)和约翰·J.麦考罗伊(John J.McCloy)，当总统召见的时候，他们的智慧或行动也就都显现出来了。道斯虽然在其他方面一无是处，但他绝妙而成功地扮演了最后贷款人的角色。1932年6月，他突然辞职，宣布要马上回去处理他所交代的芝加哥中央共和银行的事务。这些事务值得注意。几天以后，芝加哥中央共和银行从金融复兴公司得到一笔9 000万美元的贷款。该行处于极度虚弱的状态。当时的储蓄是9 500万美元。先前可用来支撑储蓄的资产确实已经微乎其微了。
虽然对通货膨胀的恐惧是使金融思想僵化的最重要的力量，但是其他两个因素在这些年也起着强烈的作用。其中一个因素是关于经济政策的净化论，这种观点认为，繁荣使经济体系受到具有破坏作用的且有时含而不露的歪曲，只有消除这些歪曲才能出现复苏。通货收缩和破产是自然的纠正方法。约瑟夫·熊彼特在奥地利通货膨胀时期的大多时间内担任国家财政部长，现在正作为一个主要人物出现在美国经济舞台上。他认为，经济体系通过通货膨胀一定会排除自己的毒素。纵观商业周期的历史，他认为，如果这种情况不发生，就不会有永久性的复苏，用行政干预来加速复苏只能拖延治疗，且因而拖延复苏。如我们所知的，林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是最受羡慕的英国正统派代言人，他在关于大萧条的最著名的论著中基本提出了同样的劝告：“谁都不想破产，因此谁都不想被清算，诸如……但是，当恶性投资和过重的欠债超过一定的限度时，拖延清算的措施只会把问题搞得更糟。”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Andrew Mellon)提出了一个失之成熟的办法。他提出促进复苏，国家需要“对劳工加以清算，对股票加以清算，对农民加以清算，对不动产加以清算”。
虽然有金融复兴公司，挤兑仍持续不断。到1923年末和1933年初，挤兑已不再涉及个体银行和小银行，而蔓延到整个社区甚至整个州，还扩散到了主要金融中心和大银行，像瘟疫一样流行。现在当局想到的整治办法是关闭社区的所有银行，否则储户无论如何也会将其关闭。到了1932年10月底，所有内华达银行都因此关门放假。1933年2月初，传闻爱尔兰银行和新奥尔良信托公司形势吃紧。该行在赢得时间向金融复兴署汇报的同时，行长休伊·P.朗(Huey P.Long)为找一个可信的借口，想到要宣布放假来纪念著名海盗吉恩·拉非特(Jean Laffite)。有人劝他想一个别的主意，于是他就若有所思地打个手势说，那就来纪念16年前与德国断交吧。2周后，这场风暴袭击了密歇根。合众国卫士信托公司是在该周从事许多银行业务的两家银行控股公司之一，现在已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恳求金融复兴公司予以援助。詹姆斯·卡曾斯(James Louzens)是自由共和国党人，对亨利·福特公司所做的贡献比福特本人还大，他认为没有理由用纳税人的钱在他的家乡所在的州或任何其他地方拯救一个管理混乱的银行，亨利·福特也这样认为。他作为最大的个体储户，被请求把自己的储蓄作为解救贷款来用。这是一种公共的责任。福特没感到有这种责任。因此，所有密歇根银行都被迫关闭。当其他州的人们听到这消息后，蜂拥前来取钱。宣告假日则越来越多了。3周后，当罗斯福举行就职典礼时，在东北只有三家银行仍在营业。1933年3月6日，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敌国贸易法律发布了总统令，宣布假日为全国性的。在前几个星期，市民们一直小心地为自己提供现金——在2月，流通中的货币从57亿美元升至67亿美元。但是，与正在放假的商业银行中现在得不到的300多亿美元相比，这笔钱是微不足道的。
这种迟钝的原因——所有的权威都认为它是一个特别有趣的错误——是读者现在必须注意的一个原因。我们看到，在制定货币政策时，有关人士带着十足的把握，不是对当前的经历而是对最明显的近期经历做出反应。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学家、金融专家、银行家和政治家切实生动的体会就是通货膨胀。仅在15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价格上涨了1倍，引起了深恶痛绝的反响。仅在10年前的德国和东欧，物价失控，货币变得一文不值。在20世纪20和30年代，也有许多经济学家从奥地利、德国和中欧移居英国和美国，他们对超级通货膨胀都有亲身体验。因此，一般来说，这些年对极度的通货紧缩的著名警告，就是对通货膨胀的严重危险的警告。对这种不存在的危险的领悟，在联邦储备银行中特别敏感；特别是，这些银行是被认可的具有正统金融学识的中心。这种领悟使得联邦储备系统不能更适当地缓和商业银行困难日益增加的局面。
1923年，德国已有如此多的货币，以至于它毫无价值可言。现在10年后，在美国几乎没有货币。显然在货币管理方面仍然有一些东西要学。
在股市倒闭后的数月中，联邦储备银行的确降低了利率——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再贴现率(如所注意到的，即该银行向其会员银行发行贷款所要的利率)，再贴现率在股市倒闭前是6%，在1931年以每次0.5%的速率降至1.5%。这无疑是低于高利的数字。但下降步骤之间的间隔很大，是对正在发生的产量、就业和价格的可怕的降低做出了一种迟钝的反应，其他联邦储备银行由于利用自己得天独厚的自治权，因此远远落在后面。更重要的是，在公开市场购买证券不但未受到鼓励，反而遭到拒绝。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储户个体或群体来银行提取现金，联邦储备的一个明显的走向就是购买政府债券，使银行充满由此而来的资金。这些银行被要求的时候可以向外发放贷款，但无论如何资金还是在银行，人们排着可怕的长队，挤兑持续不断，这是大多数银行先后遇到的情况。但是，直到1932年，联邦储备银行才明显承担公开市场业务。
1933年初在德国，阿道夫·希特勒掌权。他的成功有许多肯定得归于布吕宁疯狂捍卫马克而引起的大量失业，对计件工资、固定工资价格和财产价格所做的令人痛苦难耐的减缩。3月在美国，罗斯福掌权。他的前任被赶下总统宝座，这在仅一届期满后是不常见的，因为他、他的顾问和他的中央银行长期以来被通货膨胀的恐慌弄得无所适从。不管货币的意义是什么，没有人怀疑它所引起的恐慌的意义。
股市倒闭后发生的灾难一旦全面展开，前10年的货币史就会非常准确地在镜面上重新成像。联邦储备在当时也许不可能阻止通货收缩和萧条，因为在股市倒闭前它没有把握抑制投机。但如果在高潮期间，它的所做适得其反。例如，在1919~1921年间，货币管理加快了繁荣，也加重了萧条。
银行关闭的时间未长到足以说明，没有钱的话，现代经济可能会怎样发挥作用或不发挥作用。公认的有工作或资产的人会得到供给，但要许诺以后付款，既无工作又无钱的人们得不到这样的帮助。但是，在银行倒闭之前，他们公然无钱又无助了。经济在这些日子里以很低的水平运转，但在银行假日开始之前一直是如此。在美国，货币停止流通比在德国货币泛滥无价值当然引起了更多的贫困和痛苦，但这两种经历都长时间留在国民的记忆中。
给消费者开支所带来的灾难也一样严重。到10月份为止，一直在花销资本利润的人们再也没有资本利润了。未受到直接影响的许多人认为，按自己受过直接影响来行事是明智之举。在10月风暴前几周，贸易未发生大的变化，随后几周内发生了灾难性的衰落。查理斯·P.金德尔伯格(Charles P.Kindleberger)既是一位经济学家又是一位历史学家，他对陈腐的观念进行有力的抵制，近年来他重新对有关证据进行考证，得出一个审慎的结论：“从1929年底的商业、商品价格和进口的突然崩溃来看，很难坚持认为股市是一个表面现象……”股市突然倒闭不是一件小事，经济易于受到打击，由于这种弱点，打击就是一件非常厉害的事了。
随着罗斯福的到来，金本位被中止——在银行再也不能用钞票和储蓄兑换金币。这是一种选择的而不是必要的行为。在罗斯福就职前的几个月间，虽然有对国内外黄金的大量提取，但美国的储备仍很庞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要求法国人和英国人上交黄金。现在，一个更为严厉的美国政府要求公民和实业公司也这样做。大多数都遵照执行。一位哈佛大学著名金融学教授因批驳政府查封他的财宝的权力而被解雇，尽管任期未满。但是，谣传认为，他也卷入一些可疑的公共服务业的交易中。下一章还有机会再谈到黄金问题。
从成熟的观点来看，20世纪20年代晚期的投机和股市的倒闭是举足轻重的问题。如前所述， 20年代的繁荣具有强烈的倾斜性，有利于商业的收益和富人的收入。因此，持续的繁荣取决于商业持续不断的大量投资开支以及富人持续不断的高消费开支。股市倒闭给两者以致命性的打击。由于股票价格暴跌，作为一种反商函数关系，对所有投资决策所表现出的谨慎态度有所滋长，稳健的企业开始重新考虑它们的投资承诺。霍普逊、克罗伊格、范·斯沃林根斯一家、英萨尔和福莎的草率上马的机构被迫紧缩开支，因为其创始人马上就没有现金来支付他们为建造金字塔所发行的大量债券所需的利息。银行马上就谨慎起来。借贷者掉进股市的陷阱，储蓄者可能马上就会害怕的。最好是有大量的现金，个体投资者的手指被严重烧伤，也很少可能成为新发行债券的客户。
1933年、1934年和1935年，根据立法对联邦储备体系进行了广泛的改革。关于权力在何处的所有疑云现在都消散了。财政部长和货币审计长被联邦储备委员会除名，委员会的七名委员从此按新方式被授予14年的任期，不许连任，被授予对地方银行包括人事的所有权。自那时以来，地方银行行长的名字不再出名了，除了他们的妻子和邻居以外，知道他们名字的人寥寥无几。“……自从1933年以来，最强大的趋势之一是对地方联邦储备银行的权力的腐蚀。”在授予委员会的新权力当中，包括改变商业银行必须保持在储备银行的储备的权力，包括规定证券投机经营者需交纳定额的保证金的权力。
通常都不把股市倒闭或空前的投机看作一个决定性的原因。股市是对更深层的、更基本的势力的一种反应，其本身并不是变化的一个主要原因。“繁荣在1929年初开始减退，虽然大众直到10月份股市倒闭产生轰动影响之后才开始认识到。”从某种表面现象来看，会把大萧条这样可怕的事物归因于任何像对普通股票投机这样的不实在的事物。也许某种保护的本能也在起作用。股市通常在正直的人看来是没有道德的。为什么要给华尔街的敌人的弹药比自己已经拥有的还要多呢？为什么要使投机也具有社会意义呢？
经过漫长的时期，美国从所有重要方面来看，终于有了一家中央银行。可以预见，这是民主党的成就，该党虽然对这样的中央化和这样的权力疑虑重重，却能对其加以认可，而未受到有邪恶目的的嫌疑。据认为，任何完善到可以自成体统的组织就已处于衰落之中了。1933年后，联邦储备体系就可以被看作这一情况下的例证。在随后的1/4个世纪，它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经济政策的主流。
与两次世界大战相比，把19世纪令人痛苦不安的危机转换成深刻持久的悲剧因素未引起什么注意。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它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命运趋势的又一表征；它比以前的更严重，因为资本主义危机就是越来越严重，直到注定崩溃为止。对当时的正统学者来说，它是商业周期中的另一次向下的转折，很可能由于政府为使其终结而做的错误导向的努力而延长。
在1933年银行业通过的立法中，有一项条款遭到保守分子和新政府同样的反对。这项条款为银行储蓄提供了保险，是由来自密歇根的参议员阿瑟·范登堡(Arthur Vandenberg)和来自阿拉巴马的众议员亨利·B.斯蒂格尔(Heury B.Steagall)制定的，就货币而言，斯蒂格是以古怪甚至是偏执而著称的。一个特别公司——联邦储备保险公司，将获得财政部和联邦储备银行的特许执照和资本。所有愿意加入的银行——州立的或国立的、联邦储备会员或非会员——的储户都将得到保险。这个方案的危险性是有目共睹的。最好的银行现在将不得不为最坏的银行的鲁莽行为负责。最坏的银行由于知道另外有人必须得付款，因而就放纵了鲁莽的行为，按立法进行监督也限制不了。美国银行家协会对这个方案进行了“殊死”斗争，认为它是“不健全、不科学、不公道的”，是危险的，并且在其他方面也不令人满意。也许这甚至意味着又回到了危机四伏的银行业的最疯狂的日子里。
有一种情况表明，就人们的焦虑且因而对其行为产生的影响而言，到目前为止，大萧条是20世纪最重要的事件——至少对美国人来说是如此。两次世界大战都没有对如此多的人产生类似的影响；原子能的释放虽然使丧心病狂的好战分子增添一些谨慎，但也未产生如此大的作用。相比之下，登月旅行只是小事一桩。在大萧条中生活过的人，没有谁不为这样的经历而有所改变的。
在整个美国货币史上，没有哪个立法行动带来了这样的变化。自那时以来到此刻我写本书的时候，没有一家银行外面排队挤兑，并由此不可避免地扩散到城里其他银行去。几乎从来都没有形成过队列。也没有理由认为应该有队列出现。政府保险资金是储蓄的后盾；不管银行出了什么事，储户都会拿到储蓄。由于保险部门——联邦储备保险公司必须得为鲁莽行为付出代价，就有不可推诿的理由进行意在防止鲁莽行为的监督和干涉。从更进一步的意义上看，联邦储备保险公司是联邦储备体系未能成功担任的机构—— 一个绝对可靠的最后贷款人，马上可以拿出支付上了保险的储蓄的钱，可谓无可挑剔。1933年，有4 044家银行倒闭，经查处，认为银行假日过后也不适合再开业。1934年，倒闭数目降至62家，其中只有9家上了保险。11年后，在1945年，所有美国银行中倒闭数目降到1家。不是联邦储备体系，而是默默无闻的、被人看扁了的联邦储蓄保险公司，结束了失控的银行业的混乱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