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股公司的创立连同投资信托公司一起是20世纪20年代的奇迹，使之得以完善的人是时代的巨人。其创立者从各个方面来看都是联合企业、经营投资公司、发展投资公司、沿海投资公司、不动产投资信托公司，以及它们的建设者和破坏者，这种建设者和破坏者为六七十年代的财政局面添彩，随之又抹黑。
消费和投资都是有懈可击的。富人的消费会减少，如果他们受到严重的恐吓——例如，来自股票市场严重暴跌的恐吓。他们投资的很大一部分是以国际贷款的形式给德国城市，给南美共和国家。这种投资会出现许多问题——革命、赖债以及得到支付利息和本金所必需的黄金和美元的困难，这些都会引起投资者的恐惧。许多国内借贷用于当代金融天才的新事业——范·斯沃林根斯(Van Sweringens)公司的铁路、塞缪尔·英萨尔(Samuel Insull)和霍华德·C·霍普森(Howard C.Hopson)的通用产品、伊瓦尔·克罗伊格(Ivar Kreuger)的多种神秘的经营。所有这些都涉及控股公司的一种复杂而有时又难以理解的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上游公司发行债券(并且情愿用股票)为经营公司购买和占有下游公司的股票。用极少的投资就获得控制权，也意味着，如果股息向上流动受到阻碍——必须得以此来支付债券的上线利息费用——债券受到拖欠，整个结构在倒闭中崩溃。随后再没有外来资金可以用来投资，遭受这种损失的人也不会在别处大量投资。
最后，股票市场的繁荣部分来自这个时期的利润，且实际上也来自伟大的创立者似乎有的天才。股票从1924年下半年开始增长，且持续增长到1925年。1926年出现一个短暂的挫折，这年两场飓风和无法再为维持投机生意提供新客户，使得巨大的佛罗里达地区繁荣局面崩溃。但在1927年，股票生意又有好转，在当年和1928年都有持续增长的势头，直到1929年9月为止。《纽约时报》调查的25种工业股票的平均值在1924年底为134，在1927年底为245，在1929年初为331，在那年夏季3个月中由339升到449，上升32%。如同以前一样，个人和团体——特别是新投资信托公司和合股投资公司的先驱——在购买股票，因为他们预期价格会上涨。他们的抢购引起价格上涨，自己的期望得以实现，滋生出新的更大的期望以及由此产生的抢购风。这种抢购风会一直持续到乐观的新客户短缺为止，或到出现了前景完全改变的时候为止。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如同在国际借贷崩溃或大控股公司组织失灵之后一样，可以想到，投资者会被吓倒。投资和消费开支都将有明显的下降。
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个令人欣喜的外表下面隐藏着缺陷。在1922~1929年间，工资和价格几乎是稳定的。产量和生产力都在增长(在20世纪20年代，制造业工人人均产量据估计增加43%)，这意味着利润在增长。对84家大生产公司的抽样调查表明，其纯收入在1922~1929年期间几乎翻了两番，其股息支付翻一番。所得税不断减少这一情况，意味着富裕阶层用于消费或投资的收入额大大增多了。必须得把这种收入花掉，或用于投资。如果说有任何事物阻止这种消费或投资，那就是需求跟不上，而且还另有麻烦。
在资助高风险证券销售和发展股票投机生意中，新货币体系在这些年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1921年的萧条之后出现了8个好年头，但这并非对所有人而言。农民牢骚满腹，怨声载道。工人工会在1921年萧条期间，实际上被该萧条所毁，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不用说还有妇女，都没有发言权，都不能把自己的不满和盘托出。
20世纪20年代的证券风险担保得到商业银行的广泛资助，其中许多在此间是由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完成的。个人冒风险购买证券也受到同样的经济担保。由于预期到赢利，其中许多投保都是赢利的，这就是说，银行提供购买股票的资金，并且把后者当作附属担保物。
随之对新的美国货币调整的首次检验并非不明确。19世纪的经验并没有进行总结。现在一个更为严厉的检验已准备就绪，为有名望、有地位的财政人物安排生活的人并不安于平静。
商业银行为这些交易提供借贷，反过来又向联邦储备系统大量借贷。因此，联邦储备系统在为巨大股票市场繁荣提供资金。把这认为是繁荣的原因，是错误的；男人和女人做投机生意，并不是因为他们有钱才这样干的。联邦储备系统的确促进了投机生意的发展，并且未对此加以阻止。
尽管期望很高，但是美国仍没有一个机构来监督银行工作，承担有太多人来取硬币时的援救工作。实际上在这些年中，联邦储备似乎并不认为银行倒闭属自己的管辖范畴。“每年董事会都报告令人忧郁的数据……只能使自己认识到倒闭数目过多的是非会员银行，而不是会员银行，是小社区的银行……是农业地区的银行，而不是工业地区的银行。”这也是一个不祥之兆，预示在下一个10年中每个地方银行，不管大小，不管是会员还是非会员，都像是在旋风中倒下的树一样。
从公认的传说来看，联邦储备对繁荣的促进是另一个有趣失误的结果。1927年7月1日，毛里坦尼亚号船载着两位著名的旅客到达纽约，一位是英国央行总裁蒙塔古·诺曼(Montagu Norman)，另一位是德国国家银行行长雅尔玛·夏特。[这是一个不为一般人所知的时刻，亚历山大·克林斯基(Alexander Kerensky)在当天结束了对美国访问时，对报界说，苏维埃政府已奄奄一息，在几个月内就会消亡。]这次访问的保密工作是极严格的，可以说是故弄玄虚。这两位伟大银行家的名字都未出现在乘客名单上。这两位在抵达时都未会见记者，虽然据《纽约日报》报导，夏特博士在停船检疫后，从船餐厅出来露面，“停留的时间足以宣布他无可奉告”。蒙塔古先生挥挥手，匆匆跑上弦梯，采取了很不愿合作的态度。
1920~1921年的萧条，第一次用非调控的银行业的混乱状况、由此而产生的失败以及联邦储备系统的应付能力，来考验整个民族的厌烦情绪。这种考验也遭到失败。1921年，505家银行倒闭，比上年增加3倍多。倒闭的数目持续上升——仅在跨过1929年的2年间，数目比1921年少。大多数倒闭来自小的非会员州立银行。旧的妥协依然存在，允许农业地区发行不定期借贷，增加储蓄和货币，农业地区认为这符合他们的需要，结果也是如此。但是，数目相当多的且正在增长的倒闭来自联邦储备系统的成员。它们规模大，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占倒闭银行储蓄总额的比例为1/3，在其中某些年中，该比例达到一半。
在纽约，这两位遇见了法国银行副总裁查理斯·李斯特(Charles Rist)，他们三人与纽约储备银行总裁本杰明·斯特朗(Bengamin Strong)进行了商谈。此时关于谁在管理联邦储备系统的疑云——华盛顿的董事会、广阔而非集分布的地区银行、纽约联邦备银行——已经缩小到纽约和华盛顿之间的一场绅士派的斗争。旧大陆银行家们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对权力握在斯特朗总裁手中不表示怀疑。在随后一些日子里，对所讨论的问题有许多猜测，几乎全是错的。应该承认，这些问题涉及国家大事。如果不从严格的法律而从事实上来看，参加讨论的人是公务员。但应该认定，大众不应该了解他们谈判的内容是对的。显然，就国际货币政策而论，这种看法仍站得住脚。
一个直接后果就是长达10年的农业上令人不满的局面。另一个是价值守恒定律的成立。农业领导很快就看出，重要的并不在于农业价格水平，而在于这种水平与其他价格的关系。由此可以认为，战前农民支付和接受的相当优惠的价格关系，是农业政策的自然而正当的目标。战前农产品价格随着自那时以来农民支付价格的增长而增长，可以说是等价的。最后一个次要的后果在于怀疑联邦储备可能引起农民的不满——对中央银行可能会给农民带来不幸的长期恐惧又稍有恢复。
讨论的主要或无论如何都是绝对重要的课题，是英国央行一贯虚弱的储备地位。银行家们认为，如果联邦储备系统放松利率、鼓励借贷，就有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随之，黄金持有者试图将黄金存留在伦敦而获得更高的利润。美国的较高价格会及时缓解英国的工业和劳工的竞争状况。因此，温斯顿·丘吉尔的影子依然存在。如果这些黄金有一部分到了依旧未能摆脱严重的通货膨胀之苦的柏林，或到了正在寻求使朋加莱主张的稳定站住脚并持续下去的法国，那么都是有益处的。
1920~1921年的萧条不久便结束了。但在其短暂的时期里，显示出一个含有严重的不祥之兆的价格行为模式。美国经济再不以相同的方式对通货收缩和萧条做出反应了。农产品价格表现出的趋势在于远比工业产品价格下降快、落差大。1921年，非农产品的批发价格平均为1914年水平的158%，农产品价格仅为这一水平的124%。显然，不同的势力在对这些价格发挥着作用，一种明显的差别在于农产品的价格是在许多买卖者不受控制的市场上定的，工业产品价格是在销售者寥寥的市场上定的，因而非常牢固地被私人控制着。这种差别和这种控制最终带来十分严重的后果。
联邦储备答应了其要求，这次会晤后不久，再贴现率由4%减到3.5%。公开市场的运转——联邦储备银行购买3.4亿美元政府债券，几个月内使商业银行的储备得到了充实。根据一种普遍的看法(仍被大体接受的看法)，这是导致股票市场大投机的错误。当需要克制的时刻，外国人劝说美国当局不要拘泥于自己的利益，但这是以美国损失为代价的。阿道夫·C.米勒(Addph C.Miller)是联邦储备董事会成员，他当时就表示反对，后来把这种行动形容为“联邦储备系统曾采取的最大的、最鲁莽的行动……它导致了该系统或任何其他银行体系在过去75年犯下的代价最高的错误之一”！伦敦经济学院教授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由于对这些事件的观察研究而获得很高的声誉，他后来说：“从所有证据来看，从那日起，局面就完全失去了控制。”
1920年初，随着军事需求的完结，战时短缺被克服，海外订货再也不需要美国贷款来维持，因而物价平稳并开始下降。这个转机一出现，联邦储备就恢复了往日的勇气。再贴现率达到6%的空前水平。储备银行为其他银行提供的贷款由一直增加的状况转为逐渐减少，随后又猛然下降，1921年的贷款水平还不到1920年的1/2。从1920年中开始，美国被许多人认为是在历史上到那时为止的最严重的萧条。联邦储备面对这第一个重大考验，取得了显著的成功。普遍认为是它促进了繁荣，使萧条进一步恶化。这一直被认为是一个特别有趣的毛病。
在美国金融的万神殿堂中，与汉密尔顿、比德尔、杰伊·库克、萨蒙·P.蔡斯并列的是为本杰明·斯特朗保留的一个不小的壁龛。人们认为，他比他所在时代的任何其他美国人都更能按旧大陆老于世故的金融家的要求来迎合他们。最有趣的是，与他的名字基本上联系在一起的交易，就是这种对蒙塔古·诺曼和雅尔玛·夏特的让步。这就是名气的源泉，并非为经济学所独有。要不是水门丑闻，H.R.霍尔德曼(H.R.Haldeman)和约翰·迪安三世(John Dean III)就不会在历史书上留名，戈登·利迪(Gordon Liddy)也不会，约翰·米切尔(John Mitchell)将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注脚。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和迪安·拉斯克是由于在外交政策上犯了严重错误而出名的。要不是他与1812年战争以来指挥最糟的那场战争有关，谁也不会听说威廉·C.威斯特摩兰德(William C.Westmoreland)。如果其他一切都不起作用，那么不朽总是可以通过适当的错误来得到保证的。
美国战后的繁荣蒸蒸日上，从1919年顺利跨入1920年。随之发生了严重的萧条。联邦储备系统的作用在于防止经济大起大落，而实际上却至少对两者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尽管价格在上涨，对商品和土地的投机在继续，但联邦储备使利率保持了较低的势头。商业银行可以自由向联邦储备银行借贷，以满足客户投机的或其他的需求。仍不得不出售债券的美国财政部却支持这种软政策，这在很大程度上也肯定是由于担心谨慎的人会戳穿这种骗局。随后，他们本人由于崩溃而受到指责。最好是听其自然，任其发展，如此而已。
实际上，斯特朗总裁那一派有一定的道理——颂扬他的历史性错误的人把问题过于简单化了。这些问题还是有教育意义的。
从某种意义上看，丘吉尔获胜了。由于社会主义者在这样的问题上有自卑感，在他1925年的行动消除了来自左派的全部威胁，使其在15年内不得抬头。1925年恢复金本位，也许是当代有关货币的最具决定性破坏作用的行动。
如果德国、法国和英国当代货币出现混乱或困难，那么无怪乎20世纪20年代初许多黄金拥有者为安全起见寻求到美国避难。股票在1918年底意想不到为29亿美元，1926年底在搭乘毛里坦尼亚号船的移民刚刚到达之前上升为42亿美元。。黄金一到达就存入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允许存储黄金，黄金可能使贷款、钞票和储蓄有大规模的增长(总以为有人和公司寻求贷款)，起到一种引起严重通货膨胀的作用。联邦储备在20年代通过公开市场的运作，把这种作用抑制住了，它廉价出售战争期间得到的政府债券以获取黄金。(1923年3月，联邦储备成立了联邦公开市场投资委员会，萨缪尔森教授的那些独具影响力的公民协调这种业务。)一旦黄金牢固地掌握在联邦储备的手中，它就不再与商业银行的借贷和储蓄有必然的联系了，因此与货币供给也再无必然的联系了。联邦储备使其对银行的借贷数额远远低于黄金储备所允许的界限。借贷取决于联邦储备对银行索要的利率，且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它是鼓励还是阻止银行的借入。这种借出反过来又影响商业银行储备和商业银行借贷的能力。
到1929年，失业在下降，产量在增长，虽然两者的速率都不大。英国央行的黄金地位依然岌岌可危。随之就出现了美国的萧条和暴跌。至少部分是由于1925年决议后出现的不幸，英国现在有了一个劳工政府。该政府对正统的财政学的喧叫的免疫力也不比前任强多少。1931年8月23日，拉姆齐·麦克唐纳得悉，从一个美国银行财团得到一笔贷款将大有希望，如果所提议的预算削减——包括对失业救济的削减——得到内阁和民众的支持的话。内阁少数成员随后提出抗议，因此麦克唐纳辞职，由自由党和托利党构成了联合内阁。1931年9月，按《金本位法案》应支付黄金的合约被中断。
因此，虽然美国依赖金本位，但与黄金库存并没有很大关系。现在的和平时期同以前的战争时期一样，国家有一种受控的货币。由于黄金流入不再一定对美国贷款、储蓄、价格或利率起作用，由于这些现在取决于联邦储备的行动，所以在金本位下重新分配黄金的传统力量不再起作用了。当黄金到来时，利率不一定非下降不可，贷款和商业活动并不扩大，价格也不上涨，总之没有什么依金本位运行的要求来抑制黄金流入，并鼓励黄金流出。因此，可以这样认为，斯特朗总裁支持金本位的态度虽未受到置疑，但他屈从了夏特、诺曼和李斯特，完全依照金本位的本来要求行事。也许他是这样看的，虽然这种洞察力更可能出现在事实之后。
凯恩斯由于在《凡尔赛和约》所犯的错误而仍在遭人白眼，虽然现在人们也承认他关于这个问题的立场有许多优点。由于他的深谋远虑，现在需要他踌躇满志地领导一个保险公司，写作，发展人文科学，随心所欲地教书，他可以代表自己和剑桥大学皇家学院悉心探索，他成了该学院的财务主管。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问题才变得如此严重，以致允许他重新进入政府部门。而丘吉尔则活得心宽体胖，关于货币的错误判断只是一个有趣的陋习，甚至在众人皆醒他独醉的情况下也是如此。所有人都一致认为他犯了一个错误，这对他的生涯未产生任何不利的影响，这与他早期支持达达尼尔海峡战役所选择的更可靠的立场形成了鲜明对照。
也不能完全肯定1927年及以后，要是有一种强硬的政策，就会阻止股票市场投机。其他事物可能会首先被阻止下来。银行借贷的目的不仅是为了一般商业、工业和农业的，也是为了投机事业。在20世纪20年代，商业银行累积借贷的增长，其中不包括不动产累积借贷的增长，总之是比较适当的——从1921年中的230亿美元到1929年中的300亿美元。(靠不动产得到的贷款用于大量投机活动，增长的百分比要大得多。)但在刚提到的累积中，给经纪人用于经营带保证金的证券的贷款，即用于投机的贷款有了大量增长——从1921年底的8.1亿美元升至1929年初的25亿美元，大部分是由公司和其他非银行性的借贷者提供的。在1929年，有了进一步的增长——该年夏季每个月增长大约为4亿美元。给经纪人贷款的利率错不了，其范围在6%~12%，有时甚至更多，在那些日子不必给这种利率扣除物价上涨因素的补贴。这个12%几乎是完全有把握的，钱是立等可取的。因此，假如联邦储备紧缩利率和贷款，那么银行若没有对12%有过人的免疫力，就会减少那些利润小、把握小、名气小的借款人为普通商业、住房、工农业目的所需的贷款。这些是将要受到限制的贷款。华盛顿联邦储备委员会中思想敏感的会员担心这种情况确实会发生，因而十分恼火。来自银行的股市信贷的数额也在减少。公司对开价贷款的高利率越来越感兴趣了。
半个世纪以后，难以想象可以马上通告有组织的工人降低工资的一个时代。这在1926年，并非是完全不可能的。当矿工被告知他们的工资将按货币政策减少时，可想而知，他们会罢工的。矿主预先有准备，他们用关闭矿场的办法来对付罢工。为了支持矿工而发生了大罢工，大罢工持续时间不长，从许多英国人的不幸来看，确实有许多英国人幸灾乐祸。在主张采取有益态度拥护法律、秩序、宪制政府并反对暴君专制的人当中，就有温斯顿·丘吉尔。这仍然是海湾溪流的原因所在。但是，矿工罢工持续了整个1926年，才最终被破解。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出口停滞不前，英国国家银行的黄金地位面临危难，需要向美国寻求进一步的支持。
选择的办法就是告诫从联邦储备借钱的银行，向股市提供借贷，而且有可能明确将这些银行拒之门外。不幸的是，这种方法的难行之处在于得罪纽约最大的银行。这些纽约大银行也必然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唇齿相依。美国国家城市银行(National City Bank)与两个最大之一的大通国家银行(Chase National Bank)当时由一个叫查理斯·E·密切尔的人领导，他充满着热情，但后来的事件证明他的反应明显迟钝，他本人也深深陷入了股市之中。如果繁荣崩溃，密切尔也会崩溃，这是他能看出来的一种关系。
凯恩斯实际上并没有因为怜悯而受到原谅，后来的事件甚至使他更无法推卸责任，因为有声望的人们自然会知道，有一个对他们自己的显要地位构成真正威胁的人。在随后的4年中，英国价格一直受到压制，失业率高——占劳动力的7%~10%之多。这是一个英国商标。在这些年中，辛克莱·刘易斯公司已退休的汽车巨头塞缪尔·多兹沃思(Samuel Dodsworth)，来到伦敦，除了想看看西敏大寺之外，还想看看处于被救济状态的兰卡郡纺织工人。
1929年初，米切尔脱颖而出成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1929年2月，华盛顿联邦储备委员会就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反对意见发布一条警告，反对使用联邦储备资金来资助投机。这条警告决不可当作耳旁风：“一个会员(商业银行)为了发放投机贷款或保留投机贷款而向储备银行借贷，就没有理由要再贴现的好处。”并接着催促道，银行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即储户的工作，借贷就是它们的工作。这是对中央银行基本职责的可悲的抛弃，中央银行应监督所有银行借贷，并对其做必要的控制。市场对这个警告显得动荡不安，但很快就恢复正常了。
虽然其他人有疑虑——包括英国中部银行总裁、前任财政大臣雷金纳德·麦肯纳(Reginald Mckenna)费了好大劲儿才在董事会上提出了黄金政策——反对丘吉尔的说明是由凯恩斯领导的，这是一个简单的说明。英国承认，按过去一样的比值恢复金本位，必须得忍痛削减价格和工资，伴随而来的是经济停滞和失业上升，所有这一切就是社会不安的一个重要缘由。但是，凯恩斯带着怜悯之心做他的说明。他急于想弄明白，为什么丘吉尔这样声名显赫的人不得不做出“这样一件蠢事”。他按照一种惯例为他开脱了罪责。凯恩斯解释说，丘吉尔“没有直觉判断力来避免犯错误”。“由于缺乏这种直觉判断力，由于传统财政学的鼎沸的声音震耳欲聋；尤其是……他受到了他的专家的误导。”怜悯的性质有时会受到一点儿扭曲的。
委员会开始考虑应进一步采取或不采取行动。1929年3月，有消息传出，会议正在华盛顿联邦储备总部举行；甚至传来星期六破例举行会议的消息。银行现在害怕了，开始缩减股市贷款；3月16日，开价利率，即保证金证券的利率，为20%。市场在巨额的交易中垮了下来。现在，米切尔取得主导地位。他宣布，他有责任“防止货币市场上任何严重的危机”，这种责任对联邦储备的任何警告或任何别的东西都是至关重要的。国家城市银行根据他的话和他个人的需要采取行动，翌日托付给经纪人贷款2 500万美元，以每份500万美元的形式分放出去，每一份的开价利率都高于16%。市场很快得以恢复；米切尔虽然未逃脱批评，但据了解，他作为行长并未继续受到非难。联邦储备管理委员会未做进一步努力加以限制。
煤的情况特别令人不快，矿井仍属于私有，设备简陋，往往被心不在焉地管理和操作着，管理者和操作者是受虐待的、愤怒的、智慧非凡的劳动力。较低的煤价只需支付较低的工资。丘吉尔也认为煤炭工业会出问题，他将其归于煤炭工业的贫困状况。他大胆地用隐喻来取代思想，断言汇率与煤的麻烦如同与海湾溪流一样没有关系。凯恩斯立即把这个断言形容为“低智能”的断言。
在这种可悲的行动中，有些方面绝不是计划不周，而是执行不力。美国的信念认为，任何人都可以按照任命法案成为一个中央银行家，这种信念有成虎之势，在20世纪20年代充分发挥着作用。赫伯特·胡佛把这个时期的委员会成员称为平庸之辈。他对斯特朗也不甚满意，把他称为欧洲的精神附庸。但1927年，情况稍有好转。罗伊·A.扬(Roy A.Young)是一个稍有才能的人，他取代了蒸汽掘土机行业的律师丹尼尔·克里辛格(Daniel Crissinger)。扬极力主张，限制为股票投机提供的银行贷款。但是，在1929年期间，他大体上放弃了这一主张；如他后来所认为的，“歇斯底里”虽然可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但必须得经历一个过程。
他们所捍卫的一个错误在于，把1英镑恢复到123.27优质黄金谷的战前含金量，其旧汇率为4.87美元。1920年，英镑降低到建立在黄金基础上的3.40美元。虽然英镑自那以来有了升值，并且仍在升值，但战前黄金含量和美元汇率实在太高。这是因为对这些汇率来说，英国价格实在太高了。由于英国的物价高，任何有美元或黄金的人都可以将其换成英国对手之一的货币，在那里购物会从中获得较多的好处。英国人按优惠的丘吉尔汇率把英镑换成美元、黄金或其他货币，在海外购物也同样可获得较多的好处。1925年，这样做所获的价格便宜约10%。出口如同所有时期一样，对英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在其他同等的情况下，英国的煤、纺织品和其他成批生产的产品按新汇率只会变得竞争力强，如果其价格下降近乎10%。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过程。
对此撒手不管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也许扬和任何其他人都没有提到。这又涉及指责的问题。如果联邦储备坚决限制用于投机的借贷，那么它不仅要对终结繁荣负责，而且要对产生的后果负责。这包括几十万投机者数以亿计美元的损失，其中许多投资者认为自己是英明的、谨慎的。这将意味着一次萧条，看来也不无道理。谁愿招惹由此而来的愤怒呢？谁愿在余生中受到这样的指责和污蔑呢？鲍尔·M.瓦勃格(Paul M.Warburg)除了是联邦储备体系的设计师和初期的总裁外，还是金融界最有威望的人物之一。1929年初夏，他宣告反对当前不受限制的投机大泛滥的潮流。在一个富有预见性的评述中，他指出：“如果这种潮流继续下去，就会引起涉及整个国家的大萧条。”他号召联邦储备采取更强硬的行动，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最和善的评论员说他未跟上时代的精神。更直率的人指责他有破坏行为——“用沙包堵塞美国的繁荣”。有些人认为，他可能对市场孤陋寡闻。瓦勃格事后告诉他的朋友，那是他一生中最困难的经历。从联邦储备的角度来看，让自然走自己的路，因此就让自然自己接受指责，这自然妙哉。
这项决议由于随后受到许多评议而更加引人注目。在英国最伟大的日子里，英国货币和黄金不能兑换，其实谁也不比谁差。不论在经济还是在其他方面，一个国家要想继续保持昔日的辉煌，重建国威乃是自然之举。谁都没有像当时的财政大臣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archil)一样，更易于接受关于这些昔日辉煌的思想，对他来说，昔日是生命本身的一部分，是家庭声誉和个人收入的一个丰富的源泉。1925年4月28日，他在对议会的演讲中，宣布恢复金本位是一个丘吉尔时机。他观察到自治领地已经开始或正在开始重建金本位，因此在整个大不列颠帝国都将采取“完全一致的行动”。这一举措的成功在于有美国的支持——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提供2亿美元，J.P.摩根提供1亿美元。结果将是国际贸易和帝国内贸的大复苏。此后用金本位统一起来的国家“将一起变化，像港口里舷门联在一起的船，与波浪一起上下起伏”。黄金的一个小缺陷在于它只能用于出口，因此再不会有金币了。《纽约时报》翌日报道说：“根据在投票厅所表达的意见”，财政部长的演讲是“在高手林立中最好的演讲之一”，“真不愧为议会著名的演说家”。该报用醒目的标题说明，丘吉尔的建议使“议会和国家达到热情的高峰”。16年后他将扮演重要角色，谁也无法令狮子如此怒吼。1925年，他和他的演说无疑成了一种不幸。
结局在10月下旬出现了。10月24日星期四，在一连串乱糟糟的日子过后，据认为市场的根底已被拔掉，下个星期四的确如此。
在英国，如同别处一样，价格在1920年和1921年下降，因为战时物资短缺得以克服，预算又得以控制，繁荣结束了。失业率在以前微乎其微，1921年上升为劳动力的12.6%，翌年平均为10%，此后继续下降，价格稳定或上升，如工资一样。一切似乎都在恢复正常，或按照哈丁总统文理不通的说法，恢复到美国人当时称为的正常状态。(1974年，尼克松总统辞职后，一位词典编纂人谈到了恢复正常。)1925年做出了恢复金本位的决议。
随后恐慌得到缓解，但市场继续衰落，1930年春出现短暂的复苏，但随后又进一步衰落，1932年7月8日《泰晤士报》(Times)调查的工业股票价格平均指数为58，是3年前水平的1/8多一点。此时几乎任何其他事物都类似地到了底线。国民生产总值——经济系统的总产值——按1929年价格计算，比该年减少1/4多，从产值上看几乎减少一半。根据当时情况而做的并非完善的估算，1929年失业率并非令人满意——全年平均为160万，即占劳动力的3.2%；而1932年平均为1.21亿，几乎接近劳动力的1/4；翌年失业率甚至更高。没有失业补助金，按富裕阶层常引用的一个严肃的宪法原则来看，为穷人提供供给品是地方的责任。所有的价格与1929年相比下降约1/3，农产品价格的大滑坡特别可怕。1929年非农产品的批发价平均为1926年水平(1926=100)的92%，1932年却降至70，约下降1/4。1929年农产品批发价为105，1932年为1926年水平的48%，3年中下降一半多。要做进一步的研究，还得考察作用于不同经济部门的不同势力。
法国在金钱大离散那个年代选择最小的抵制路线，而英国则选择了最大的抵制路线，法国的经验比较好，虽然不能证明是高超的智慧。如我们所知，法国具有超越一切不幸的倾向。英国严重依赖对外贸易，是一个难于管理的国家。因此，英国的经济政策要比大多数其他国家的好些，常被视为拙劣的英国表演，实际上反映了英国的任务是何等艰难。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这10年中，英国人经过大量思索和探讨之后，却做出了越来越糟的事情。
在这个年代的其余年头，产量持续下降，价格持续下降，失业率持续上升，直到1937年国民生产总值才又达到1929年的水平，到1941年失业率如当时统计的才降至少于劳动力的10%。1920~1921年的萧条是猛烈而短暂的，20世纪30年代的萧条是猛烈而非常持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