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按《凡尔赛和约》，必须支付赔偿。这并不包括在国内预算之中，在最初战后年度与国内预算数目差不多。凯恩斯写了《和平带来的经济结果》，也许是曾有过的关于当前经济意义题材的唯一一本最有影响的论著， 很可能给世人对这些要求的非理性留下了过于夸张的印象。但是，最后立下的账单很大，为1 320亿黄金马克，即战前马克(约为330美元)。关于需要如何支付，却没有什么特别神秘的。德国的公共开支将不得不受到严格限制，也如同对住房这样的消费需求投资受到严格限制一样。税收，特别是对消费商品的税收，将不得不残酷无情。这种结合会产生国家税收对开支的盈余，从而就可以使赔偿得到支付。两种措施，特别是高税收，将减少消费和进口，而不严重影响出口。由此，通过贸易顺差就可以积累美元、英镑、法郎和黄金。当政府用预算盈余的马克将这些钞票和黄金购买后还给法国人、比利时人或英国人时，赔偿就得以支付。对支付赔偿能力的限制因素在于德国人筹措支付税务、放弃公家和个人消费的意愿。
在当代经济学家根据经济需求量来看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效果，不遗余力地把流动资产倾入市场，打破了所有宏观经济学的最佳设计。20世纪20年代初，德国的经历是对这种危险的有益提醒，而且还可以提醒人们，危险是由通货膨胀本身引起的。就是通货膨胀才使细心的或焦虑的人们考虑，在物价不断上涨之前保存货币或代表货币的资产是否值得，或者是否应该将货币换成货物或有形财产。
这种意愿一般是不会高的。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德国就是如此，当时已把赔偿更多地看作是一种报复行为，而不是正义行为，此外赔偿数额直到1921年4月才确定下来，此后支付的计划仍悬而未决。这意味着在任何一年支付越多，下一年的要求很可能会更高。这并不是一种有利于严格的税务政策和高昂的交税士气的举措。
不过，仍有两个严重的问题。在所有的国家、任何时候都有大量的可花费的资产威胁着市场。现金、银行储存、储蓄存款、政府债券、其他证券，必要时都可以兑换花掉，如果这样的冲动产生时。战争期间，在德国如同在其他国家一样，这种可花费的资产有了大量增长——政府债务由1914年的50亿马克多一点增长到1919年3月的1 050多亿马克。拥有的货币量在1914年底为60亿马克多一点，但在1918年底却近乎为330亿马克。
德国价格在1919年增长近3倍，也许值得称道的是未进一步上涨。一场政治革命发生了，一场社会主义革命正在受到镇压。盟军封锁至少在当年早些时候才结束，由此造成无政府状态，食品和原材料极其缺乏。新税收尚未生效，借贷连续不断，一是为国内目的服务，一是为完成停战协议和后来条约所规定的义务。1920年，价格持续上涨，但随后却惊人地停止了，而且少有下降。来自美国的衰退，随着农产品和其他产品骤然丰盛，甚至对德国产生了影响。从1920年春到1921年夏，从所有的实际情况来看，德国的价格稳定在大约战前水平的14倍。J.M.凯恩斯坚持他的判断，这种广为宣传的判断认为，竭尽全力利用马克进行投机，可使《凡尔赛和约》的要求远远超过德国经济的能力。他险些遭到金融毁灭，是他的出版商和一位友好的金融家的贷款挽救了他。“此人声称比国家的巨头知道的还多，近来使世界舆论一片哗然，如果他使自己卷入倒闭之中，那将确实是一场灾难”。情况的确如此。
在战争结束、共和国成立之后的月份里，德国财政体系基本上得到了加强。旧政府同法兰西政府一样，缺乏直接征税，特别是征所得税的权力。这种(对于富裕阶层来说，应为)快乐的毛病现在得到了纠正，税收增加了。结果，在早期的战后年度，德国国内预算接近平衡。1921年，除铁路赤字外，税收大约占国内开支的90%。1922年在一个短时间内，国内账目预算达到平衡。这远比当时法国的表演好得多。
凯恩斯的错误仅仅在于对时间的选择。1921年夏，价格又开始上涨。4月，在伦敦，赔偿账单最终被确定下来，如我们所知的，为1 320亿黄金马克，即战前马克。这个数目可能会使一些德国人感到前途无望，于是开始用手头可支付的资金换取商品。世界商品价格也开始停止下跌，国内外预算赤字增长的势头被感觉出来。无论如何，国内价格由1921年中为1913年的14倍，上升到年底的35倍；1922年在不断上升，到该年底已比战前高出1 475倍；在1923年情况十分严峻，到1932年11月27日，国内价格是战前的14 229亿倍，进口货的价格还要高些。
其他通货膨胀不是与压倒一切的环境——战争或革命——有关，就是与经济管理失误有关。历史学家认为严重的德国通货膨胀不仅由于这些原因，而且还由于一个骗局。长期以来，人们就相信，利用这个精心策划的骗局，无所不用其极的或绝望的或者兼而有之的德国人，向敏感的世界表明，根据《凡尔赛和约》(Versailles Treaty)收集赔偿所花的代价将大于免除赔偿的代价。经过调查，这种骗局的情况大体上消失了。赔偿要求在德国通货膨胀中起了作用，但这种作用是完全平常的。把定局的谎言抛开不看，引起德国通货膨胀的原因并不特别明显，看不出来有精心策划的痕迹。
实际上，如同在法国物价上涨一定程度上超出法郎贬值一样，价格上涨与马克对英镑和美元的贬值是般配的。1921年，货币暂时稳定，马克对美元汇率约为81︰1，到1922年间降至670︰1。1923年春，德国议会的一个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马克对美元汇率降至30 000︰1的原因。到6月18日委员会成员聚首时，马克对美元的汇率降至152 000︰1，在7月降至100万︰1，此后下降得非常快。伦敦《每日邮报》(Daily Mail)驻柏林记者是一位敏感的有意思的人，他在一份电讯中写道：“我感到惊讶， 我发现今天火腿三明治是24 000马克一块，而昨天在同一咖啡馆里每块只花14 000马克。”他接着写道，所幸的是，工资在涨，“一位内阁部长的薪水已从10天前的2 300万马克升至3 200万马克”。
1922年，澳大利亚的通货膨胀在顺其自然发展。年底，国际联盟对这个年轻的共和国伸出援助之手，实行了财政改革和其他金融改革。此时，克朗对美元的比率已降至70 000︰1，而战前则为4.9︰1。在翌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通货膨胀像洪水一般冲击着德国，这需要更加认真加以分析。
在随后的一些星期里，每一篇陈腐的评论都是关于通货膨胀的，数量非常之多，亦合乎实情。男人和女人急切想把工资花掉，巴不得在拿到手的几分钟之内就花光。钞票用手推车或婴儿车推进仓库。在关于货币的老生常谈中，寻找印刷厂总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在德国，那年秋天实际上每个能印钱的印刷厂都被光顾遍了。钞票确是粗制滥造。交易时而停止，因为印刷厂在印刷新的大面值钞票方面如此落后，以致购买当日食品所需的纸币量得用手提。那位伦敦《每日邮报》记者在七月下旬谈到了这个问题：
但是，奥地利的通货膨胀发生在德国的之前，可以认为这对经济思想产生了更大的影响。这是在新共和国年轻的财政部长约瑟夫·A.熊彼特(Joseph A.Schumpeter)的支持下才发生的，他后来在德国和美国从事引人注目的学术生涯。通货膨胀为这样的人所经历或记忆，他们构成了由下一代保守的(从欧洲观念来讲，为自由的)经济学家组成的世界最著名的小圈子，他们是弗里德克·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路德维克·冯·米兹里(Ludwig Von Mises)、戈特弗里德·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弗利茨·马克卢普(Fritz Machlup)和奥斯卡·摩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他们最终都到了美国。所有这些人都与熊彼特一样，深深怀疑冒通货膨胀之险的任何行动，甚至对任何看来暗示社会主义的东西更为反感。他们都是有影响力的人物。
支票很难兑现。一张10 000马克的钞票是印刷的最大面值的钞票，银行却没有。今天早上满载纸币的汽车不停地来到德国国家银行，但是先行者带着手推车也来到那里等着推走银行发放的成捆钞票。我取钱时，银行出纳员递给我价值400万马克、面值为1 000马克的钞票，每张不值半个法寻(farthing)……他殷勤地用一个干净的纸袋为我包好。事后，我在一家餐馆吃午饭，把纸袋放在餐桌上，服务员送来结账单时，我将纸袋打开。这个困难不久就消失了，因为我们希望下周结束时就会有400万马克面值的钞票。
俄国革命与革命的趋势保持一致，漂浮在纸币的潮流中，1918年东欧政权接连更迭，呼声高，治理少，税收变少，因此引起不同程度的通货膨胀，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极为严重。然而，对整个世界来说，战后货币的压轴戏是在奥地利和德国上演的。特别是德国通货膨胀经历了一个完整的、灾难性的历程。价格无限上涨，最后用钱什么也买不到了。通货膨胀产生的每一种典型的后果现在都发生了——用几分钱就可以还清大量债务，清道夫和无赖只为几元钱就可以找旧雇主，靠定期收入的人突然变得贫困了，同样不名分文的投机者突然成了富翁。如果把美国南部联邦的情况当作例外，那么自从法国和美国革命以来，从未有过类似的情况。除中国以外，自那时以来，未有过类似的情况。
在随后的几周里，有许多这样的传闻。10月底，《纽约时报》记述了一位陌生人在柏林一家“较小的餐馆”挥舞一张美元钞票，要求全部用来就餐，给他上的饭菜非常丰盛。正当他要走的时候，服务员又给他上了一碗汤和一道正菜，彬彬有礼向他鞠躬说：“美元又升值了。”合众社一份电讯一本正经地记叙了正在传遍德国的一种新的不幸。“‘零发作’或‘0发作’(cipher Stroke)是德国医生创造的新名词，表示由目前极大的货币数字引起的一种普遍流行的神经病。许多发作的病例在各阶层男女中都有报导，用万亿单位来计算使他们精疲力尽。其中有许多要是没有写一排排无穷尽的零的欲望，那显然是正常的”。《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注意到，波兰人的货币仍可以用千来计数，他们干得好多了，甚至布尔什维克政府都认识到，需要一种能激发信心的货币，在那一年早些时候宣布要稳定卢布，该计划“自然要受到怀疑”。苏联当局认识到了“外部金融家的怀疑”，于是就采取了令人信服的措施。邀请了一个富豪组成的代表团参观中央银行金库，让他们亲自看看黄金储备。
法国逃脱了终极通货膨胀。赔偿的要求使之在重建路上行程遥远，这的确——人们当时大量地思考——与随后在德国出现的崩溃有关。
有关严重的德国通货膨胀与赔偿相关的说法坚决认为，法国人在1923年占领鲁尔地区强行要求按条约赔偿后，通货膨胀就失控了。由此出现的生产崩溃，连同为德国政府消极抵抗政策的德国预算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一起，使得通货膨胀失控，马克遭到毁灭。这种解释是具有倾向性的。法国人由于占领鲁尔地区而受到严厉指责。这种解释也就把经济崩溃的责任推到他们头上。这种主张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在法国人占领前的1922年间，价格由3 700(1913=100)上升到147 500。法国人到达时，马克对美元的比为10 000︰1，而且还在迅速下降。如果不是通货膨胀，这又是什么呢？ 法国人对鲁尔地区的占领至多只不过是给已经熊熊燃烧的大火加了一点油而已。
在稳定时期，如从前一样，法郎对其他货币的贬值大于法国价格的伴随性增长。因此，法国仍是一个购物的好地方、销售的困难地方。1928年，当时法国的福气在于有大量黄金，恢复了金本位。但是，法郎只能兑换金锭，一次交易所需最小的法郎数目为215 000。这远远超出了一般公民的能力。一张1914年的20法郎钞票中的黄金在现在几乎值100法郎。法国家庭成功地抵制交出黄金用于爱国事业的战时冲动，不可能认为自己受到了误导。当黄金倾入法国的银行时，这种流动激发起信心，使得更多的黄金存入储蓄。法国现在成了最强大的黄金和金本位的捍卫者。
在1923年最后几个月份里，通货膨胀达到了高潮，也毁灭了一切公认的控制手段。当然，存钱是一种愚不可及的行为，因此所有目前的收入连同过去的积蓄一起匆匆奔向市场。征税作为一种制约因素，变得毫无价值。对公务员、士兵的支付和供给的支付必须得是及时的，依照那位伦敦《每日邮报》记者提到的情况，给内阁部长开工资都在按日增加。税务补偿增加的利润几周或几月之内都来不了。现时的支付已是一长再长。巨大的政府赤字就这样成了通货膨胀本身所带来的结果。
虽然法国人渴望有稳定的物价、可靠的法郎，但并不渴望使这些得以实现的措施，特别是对税收和对借贷的限制。一位观察家在该年代早期，很可能预测到法郎将步马克的后尘，但实际上却没有，这仍是一个不解之谜。但是1926年，以雷蒙·彭加勒(Raymond Poincare)为首的一个新的民族统一部宣告成立， 发誓要拯救法郎，大体上是要实行税收，控制商业借贷以达到这一目标。虽然不久就对税收采取了宽容的态度，但是，人们确信这是严肃的。由于这一信念和国家的整体福利，也同样由于具体行动才出现了成功。物价开始平稳；法郎对外汇的比率也很快就稳定下来了。所谓的法郎战役非常出乎意料地取得了胜利。一位法国历史学家不无道理地把这些年法国政策称之为“一个错误海洋上的理智之岛”，原因在于做眼下显而易见的事情——并且在于如从前一样，认识到法国的经济是不易破坏的。
商业也同样需要把现时的需求与晚到的收入之间的差别弥补起来，这种差别由于通货膨胀而加大。这种或任何其他信用都不是来自银行，银行家不管头脑健全与否，都不会发放这样的贷款，几周后用来偿还钱的仅占原贷款价值即购买力的一小部分。因此，德国国家银行必须直接给商业提供贷款。1921年12月，德国国家银行的商业贴现总数达11亿马克，1923年11月达到一个高峰，为3 473 010 377 760亿马克，政府贷款总数在12月份达到49 700亿亿。
在20世纪20年代，没有稳定的物价，法国人感到特别需要物价稳定。这种愿望由于通货膨胀不能挽救经济的信念而变得强烈，这种信念当时甚至在最老于世故的人的圈子里都很流行，通货膨胀变得糟透了。这些年中，两位主要的法国经济观察家确实吃惊地报导说：“通货膨胀对工业发展有促进作用，这种解释适合战后法国的经济事件，尽管乍看起来是矛盾的。”这是一种激进的思想。
正如没有人想保留现金一样，也没有人想要银行储蓄。无论如何，现在都难以用支票进行支付，因为接受者一留心就会想到，这样的支付在他未能来得及把支票兑换现金时就失去价值，银行对兑现支票时发生的情况也有类似的看法。因此，商业公司和政府贷款时都接受货币收益或多数为货币收益，对纸币需求量就非常大。有些需要贷款的德国地方部门向债权人许诺，将用购买力相当的商品来还钱——奥登堡用裸麦，柏林用燕麦，巴登供电公司用威斯特伐利亚4号无烟煤。
在1919~1926年期间，法国实际上是极度繁荣的。除了凡尔登周围无法恢复的地区以外，法国所遭受的破坏得到了恢复。(大战役所涉及的面积之小，往往几乎令人以难以置信。凡尔登战役所用到的面积仅仅比伦敦公园稍大一点儿。)工业发展在许多地区是迅速的。1929年钢产量，当时受德国偿还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钢产量影响，是1913年的2倍，是1921年战后不久产量的3倍，人们关注的是价格，我们再度看到了人们对货币的态度具有周期性。遇到通货膨胀，人们渴望价格稳定； 如果价格稳定，那么高税收、呆滞的经济、失业又构成了较大的威胁。法国人在20世纪20年代的经历也揭示了一个密切相关的原则：如果繁荣存在，这就会被视为理所当然。随之，注意力便集中在价格行为上了。如果物价稳定，人们又不去想产量和就业是否适当。看来，人们未得到的东西是十分重要的。
汇率贬值抢先超过国内价格上涨的趋势很严重，虽然价格上涨也可能很严重，但又如同法国一样吸引一批国际上抢购便宜货的人。国内企业家获得了他人财产，把这种趋势加剧了， 后者由于积蓄，现在一文不值，为了糊口不得不变卖家当、油画、其他家庭工艺品或不动资产。随着通货膨胀的继续，私人财宝出口被禁止，离开德国的人必须得打开行李，交出赃物。在法国抢购便宜货的被认为是美国人，在德国传说他们是犹太人，这样预示的兆头更加不祥了。
与价格上涨相比，法郎有较大的跌落，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的头5年中，对于旅游和购物来讲，法国是一个便宜得惊人的国家，法国人把有些物价的上涨归于便宜货追逐者的流入。巴黎人把信念付诸行动，在1929年的一天，在巴黎街头成功地袭击和驱逐了一车美国游客，认为是他们抬高了生活费用的价格。
1923年11月20日，帷幕降落了。如在一年前的奥地利一样，突然出现了结局。如同法国轻微的通货膨胀一样，结局出现在一种出乎意料的轻松气氛中。也许，通货膨胀结束，完全是因为它无法继续下去了。11月20日，宣告旧德国马克不再是钱了。采用一种新货币年金马克(rentenmark)，要用1万亿旧马克兑换一个新的年金马克。新的年金马克被宣布是以德国所有的土地和其他有形资产的首次抵押为基础的。这种观点起源于指券，但显然具有更大的欺骗性。1789年，在法国显然尚有刚从教会那里得来的土地，起初可以用货币换得；任何企图用年金马克来行使取消德国财产赎回权的权利的德国人，都会被认为精神不正常。
由于鼓励借贷和消费，价格上涨，1920年和1921年战后的繁荣在英美突然崩溃，上涨幅度大减，但仍在继续上涨。1920年7月，法国批发价是1914年水平的5倍；到1922年7月，法国降至战前水平的3.3倍。1923年，全世界对占领鲁尔做出憎恶的反应，筹集军备采取武装行动显然是困难的，加之德国在那一年又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因此德国人对赔偿的希望消失了。这根维持信心的支柱被推倒后，通货膨胀大幅度上涨。1924年的价格水平是1914年水平的4.9倍，1926年7月高达8.5倍。法国人自然会认为持有除法郎以外的其他通货是明智的，在这个通货膨胀的非常时期，可以得到很稳定的货币——美元、瑞士法郎，甚至英镑。因此，在法国价格虽然上涨，但人们把法郎兑换其他货币时，其兑换值甚至下跌很多。紧接着战后的日子里，法郎仍反映了美国贷款和供给的存在，对美元的比是5.45︰1，随后法郎以不规则的速度下跌，到1922年底对美元的比率为13.84︰1；到1923年为19.02︰1。
但是，这种观念发挥了作用，形势是有利的。在以前一些月份内，按条约所做的支付已变得无足轻重，也没有再次严厉重申。最后在20年代期间，德国接受的贷款超过了所支付的赔偿，虽然胜利者应补助失败者的原则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成为公认的国际政策。时任总理的史特莱曼(Stresemann)动用鲁尔地区大量预算，而放弃那里的消极抵抗。这些措施使预算得到平衡。与此同时，德国国家银行停止私有实业公司的钞票贴现。经过一段短暂的痛苦之后，这样的公司又在商业银行得到贷款。失业率在通货膨胀期间降低，在1923年的最后季度猛然上升，到圣诞节，有1/4的工会会员没有工作。但是恢复进展较快，在1924年，全年失业率平均仅占整个劳动力的6.4%，1925年降至3.3%。
由于德国人要赔款，法国战后政府应该贷款来着手重建工作。德国人的钱进来后，贷款就可以偿还。基于这种认识，法国人满怀信心以空前的速度进行重建工作。
1923年11月20日是德国马克失效的日子，也是德国国家银行总裁鲁道夫·哈文斯坦(Rudolph Havenstein)任期届满之时，真是绝妙的巧合。他的位置由雅尔玛·霍勒斯·沙赫特(Hjalmar Horace Schacht)接任，因此后者就成了年金马克奇迹背后的人物。作为创造奇迹的人，他的声望持续很久。流传的神话认为他是金融天才，在阿道夫·希特勒的领导下，设计了德国经济复苏的蓝图表。他资助德国重新武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成功地指导了纳粹的经济政策。没有几个人对因这种金融声誉而得的报偿是含糊不清的，为此他成了希特勒罪行的一个重要工具，致使他在纽伦堡码头登陆。这又与货币有着致命的联系。
在除俄国以外的主要参战国中，法国是唯一蒙受重大物质灾难的国家，一条可怕的伤痕基本上是五英里宽，有些地方往往更宽些，它穿过整个国家，从多佛海峡一直伸延到瑞士边界。其中有一片死寂的地带，处处是千疮百孔，遍地为战争废墟，许多地方偶尔有未引爆的炮弹导致人员死亡。如同在英国和德国有整整一代工人在战斗中丧生一样，在法国的死亡者主要是相应的一代农民，而不是工业无产者，因为动员农民上前线及其死亡对经济危害较小。养活致伤致残的人或由别的原因而不能自立的男女，仍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但法国有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他们可以无须代价而着手重建。他们最深的信念在于，应该而且将会迫使德国人付款。这也并非完全由于法国人生来就易于(如盎格鲁—撒克逊人所相信的那样)误解经济学的范畴。50年前，在普法战争结束后，德国人就向法国索要总数看来十分巨大的50亿法郎。法国人24个月后集资付清了。
沙赫特实际上像经济学中的许多其他方面一样，是一个时机的巧合。如果在1923年之后对德国预算的要求继续下去——赔偿要求和为消极抵抗所付的代价——那么，什么也无法挽救马克或他的声望。摆脱这些牺牲，有了经历过通货膨胀的人对可信赖的货币的渴望——如果神话能维持这种信赖，就加以接受的心愿—— 一切都成为可能。21年多以后，美国经济学家在估价第二次世界大战空袭对德国经济造成的影响中，审问了战后狱中的沙赫特；他被囚禁在法兰克福附近的为多数曾拥有纳粹高级指挥官权的技术专家设置的一个围地里，英国陆军用称之为“垃圾箱”的秘密代号控制着围地。沙赫特对自己在纳粹年代缺乏影响极为反感，他说这是由于未能说服希特勒，让他认识到必须平衡预算，限制银行借贷，在顺境和逆境中都应遵循正统财政学的不可改变的定律。经济学家还是确信，沙赫特是一个才能有限、头脑僵化的人， 看来有理由认为他对更讲实用的纳粹经济政策未有什么影响。法官后来在纽伦堡同意这个结论，他被宣判无罪。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15年中，特别是在其直接的余殃中，工业国家以明显不同的方式来开掘这种新的自由。法国人遵循最少抵制的路线，总体来看取得了最好的效果。英国人遵循最大抵制的路线，由此而产生的自我创伤的痛苦也是巨大的。德国人如此处理问题或如此屈从环境，以致造成了现代最大的通货膨胀。美国把误管和非管结合起来，造成最严重的萧条。在整个货币史上，20世纪20年代的10年——后续几年仍可感觉到应有的后果——也许是最有教育意义的。
1948年，德国马克又是分文不值，期间取代了年金马克，这次价格并未失控；买货要凭供应卡或供应券，而不是货币。人人都有足够的钱；供应本要受到售货者的查看。德国马克现在以10︰1的汇率为西德马克(deutschemark)所取代。钱突然变得稀少，因而又重要了。由于期待新货币而被积压的货物在一夜之间就上市了，再也不需要定量供给了。这就是德国的新奇迹。货币转换计划是由两位德国—犹太血统的美国人格哈特·科尔姆(Gerhard Colm)和雷蒙特·戈德史密斯(Raymond Goldsmith)制定的。基本上不懂行的旁观者是财政部长路德维格·埃哈特(Ludwig Erhard)。但埃哈特有权力，因而成了创造新奇迹的人，甚至连措辞也没有更改。可悲！埃哈特继而当上了总理，他当总理的表现清楚地说明，他也是一个偶然的人物，不过是偶然程度小点罢了。
正如方才所提到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除美国有些例外，其他所有主要的参战国都放弃了金本位。于是，现在不必担心外国人把储蓄或钞票换成黄金带出国，受到警告或贪婪驱使的公民也不会冒风险背地里干类似的勾当。因此，国内政策不再受制于唯恐黄金流失了。由于黄金不会离开，因此其损失不会减少银行储备，不会减少银行储蓄， 不会减少钞票流通，所有这一切都会抑制生产、物价和就业。换句话说，每个工业国家现在都可以制定自己的国内经济政策，这种政策反映了其倾向性或需求，不直接关心其他国家正在做什么。依金本位所强行的戒律不复存在了。
据认为，严重的德国通货膨胀如在中欧其他地区发生的一样，把拥有储蓄账户、货币、债券或抵押品的人的财富大量转入欠债人或有形财产人的手中。尽管缺乏确定的统计数据，这样的转入看来确实有道理。这样涉及的损失、人们社会地位中利害关系的相应损失以及伴随而来的愤怒和挫折，反过来被认为与法西斯主义或工人运动的崛起有很大关系。这些是无可对证的问题，用从纸上得来的肯定来取代确凿的证据，不管多么合理也是本末倒置。但是，应该看一看简单的事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遭受货币崩溃的所有中欧国家，最终都经历了法西斯主义、工人运动，或大多数情况下——例如，波兰、匈牙利、东德——经历了两者。没有经历这种货币崩溃的国家几乎都更为走运。
它也有一个明显的缺陷。这就是在国家主义不断增长和要求政府负责经济工作的趋势不断增长的这样一个年代里提出的条件：国家主义的本能和国内经济管理都必须服从一种客观的、国际的机制，这是一种能引起许多困苦忧伤的机制。这是一种黄金支持者不承认的缺陷。他们把政府的轻蔑看成是未承袭政治家的道德风范，这就促使他们缓解了黄金所造成的紧张状况。政治家的道德风范在短期内是难以改变的，这一点在当时没有被认识到。
毋庸置疑，德国通货膨胀使德国人对恢复感到万分恐惧。不管对通货膨胀的恐惧为法西斯主义开辟道路起了什么作用，随之由于对通货膨胀的恐惧而采取的措施是起肯定作用的。我们注意到，而且还会看到，抑制通货膨胀最强大的行动当然是在最不需要的情况下采取的。1931年12月8日，由于整个德国劳动力有1/6失业，亨利克·布鲁宁(Heinrich Brüning)政府下令把大多数人的工资减少10%~15%，降回到4年前的水平；还下令把工业价格降低10%；房租、火车票、铁路运费和城市服务费也有类似的降低。早先，公务员的工资减少1/5，对计件工资、年薪和收入的征税陡然上升。失业救济金也减少了。翌年，失业率升至德国劳动力的1/5，下一年出现了希特勒。
作为一个主要目标，金本位的意向在于统一各国的经济工作和政策。它在短暂的居统治地位期间起到了这种作用，假如英国生意兴隆，物价相对稳定，那么商品就会流入以供销售，黄金就会流出以供支出。注意这种外流和英国央行所强调的效果，导致了商业银行储备减少，利率上升，由此而来的贷款缩减，价格下降，产量和就业下降。与此同时，黄金到了巴黎、柏林或纽约，就起到了一种相反的、特别令人振奋的作用，使那里的贷款扩大，商业活动扩大。这种扩大和相关的价格上涨最终导致黄金从这些国家流出，再度重返英国。这些运动在各个阶段都被资产者所预料，并使之加速，他们要移动自己的资金，从高利率和价格中牟利。这种筹划在教科书中运行得比在现实世界中更为精密，在中央银行学说的概括者心目中所具有的匀称美，超出了实际处理这些问题时人们的行为所显示出来的。但是，不容否认，金本位(被公认的预算平衡的财政道德水准所加强)对协调不同国家的经济行动是一项明显的筹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