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文·费雪早在1933年最终提出，要把借得的资金直接进入个人工资单：他敦促罗斯福让政府借贷，再把这笔款项无息贷给个体雇佣者，将每个雇工的工资每天增加2美元，时间为100天。这也将确保消费。通行的其他计划还有给人们支付服务费用、补助金，或付给他们钱完全是由于他们的存在。这就进一步确保了货币在一定时期内不消费掉就变得一文不值。因此，消费也是强制性实施的。
也是早在罗斯福就职很久以前，赫斯特(Hearst)撰文大张旗鼓地宣传主张支出50亿美元政府贷款用于公共工程，这在当时是一个惊人的数目。随着新政的到来，成立了公共工程和大众就业部门——公共工程署、土木工程署、公共事业复兴署——虽然比赫斯特呼吁要求的规模小。这些项目并非当作根据货币政策而继续向前迈出的一步——通过挣钱随后花掉来提高需求的一种办法——而是解决失业的一个必要手段。然而，这是一种寻求理性——即凯恩斯所提出的理性化——的政策。
到30年代中期，也存在着一种对凯恩斯体系的高级演示。这就是阿道夫·希特勒和第三帝国的经济政策，涉及为公共开支而大规模借贷，起初主要是民用工程——铁路、运河和高速公路。这比在任何其他工业国都更为有效地减少了失业率。到1935年，德国失业率是极小的。“希特勒在凯恩斯对失业的原因做完解释之前，就已经找到了解决失业问题的出路。”1936年，随着物价和工资面临着上涨的压力，希特勒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将扩大就业政策与对物价的全面控制结合起来。
在这些年中，洛奇林·柯里(Lauchin Currie)在学术界享有较高的声望，他是哈佛大学的讲师，1934年出版了《美国货币供给与控制》一书。在重大方面，柯里先于凯恩斯；这是一个不明智的学术策略，因为该书引起了对柯里作为经济学家的可靠性的怀疑。
应该注意：纳粹的经济政策是对有如破竹之势所做出的一种特别反应。失业状况令人绝望，于是就借钱让人干活。当工资和物价上涨威胁着稳定时，就强制实施一种物价上限。虽然在希特勒以前的德国就对这种政策有过许多争论，但这种政策是否很有影响，看来是值得怀疑的。希特勒及其追随者并不是一群书呆子。在德国大萧条期间消除了失业，又未引起通货膨胀，而且最初主要是靠平民的活动，这是一项杰出的成就，却很少受到称赞，也未引起众多的评论。希特勒决不会干好事的概念扩展到了他的经济学中，如此观念看来更为合理地扩展到了他的任何其他方面。
20世纪20年代创造奇迹的人之一韦迪尔·卡钦斯(Waddill Catchings)也出现在凯恩斯之前，与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及其他人一样，卡钦斯是当时创立的大投资信托公司中其中三家的设计师，这三家分别为蓝岭公司、谢南多厄公司和戈尔德曼·萨克斯贸易公司，这些成就除了其创始者极受尊敬外，与较近期的伯纳德·科恩费尔德创建的公司的成就没有其他不同。卡钦斯从事创建时，预先考虑了商业萧条的原因，在随后的商业萧条中他将损失惨重。他与从前担任过里德学院院长的威廉·J.福斯特(William J.Foster)合作，写了两部非常有影响的书，特别是其中的一本《通向富裕之路》(The Road to Plenty)，在大萧条真正到来时拥有大量的读者。该书的观点与J.B.萨伊的相反，认为过度节余——购买力短缺——是可能的，甚至是正常的，解决的办法在于政府借贷和消费——凯恩斯的解决办法。30年代初期在哈佛，在货币和银行业问题上最清醒的教师是约翰·H·威廉，他是一个保守分子，但决不是老顽固。几乎令每个人感到惊奇的是，他告诉他的学生说，福斯特与卡钦斯关于过度节余的论题及解决办法是不会被自行忘记的。其他经济学家缺乏宽容，而非经济学家不一定就有较多的同情心。罗斯福在去华盛顿就任总统之前读过该书，并在书上写道：“太好了，好得不真实——你不能从虚无中得到一些什么。”
因此，《通论》的作用就是使正在流行的观念合法化了。过去是狂人疯子的越轨行为，现在成了堂而皇之的学术论题。提出可能存在过度节余的观点，现在不再使一个人得不到学位或必然不能晋升。解决过度节余的适当办法在于通过借贷来维持的公共开支，这也就成为一项得体的研究课题，尽管还是不断引起严厉的反驳。现在的大气候有利于大众的行为。
在凯恩斯时代之前，梅杰·C.H.道格拉斯(Major C.H.Douglas)也在一些年中一直赢得粗俗的皈依者去接受社会信用观念。社会信用的操作特征就是社会红利，可当作现金来支付给一般公民——是对马里兰殖民时期的开拓思想的恢复。社会红利肯定是被消费掉的，它一点也不涉及货币政策的消极方面，因此，道格拉斯出现在凯恩斯之前——如凯恩斯自己所观察到的。
凯恩斯的思想通过大学传入公共政策领域。如果这是一场革命，那么它就不是街头或店铺的革命，而是学术厅的革命。凯恩斯思想主要为较年轻的学者所接受。经济学家在思想上尤为经济； 大多数用毕业时的思想来谋取一生。因此，变化并非来自思想变化的男人和女人，而是来自一代又一代的变化。与凯恩斯同时代的伟人几乎毫无例外地反复研读过他的书，认为是错的。他们当中，除几个人例外，都是直到退休也许还在以后仍有这种信念。
在《通论》发表之前的一些年中，在瑞典一些富于革新精神和高度责任感的经济学家一直在创造并在一定程度上运用同样的观念。应该具体属于他们的观念就是，国民政府的预算应以充分就业情况下的逐渐积累起来的税收为基础，不应该因为萧条期间开支下降而减少。这基本上就是近代所谓的充分就业预算。
英国主要的凯恩斯研讨中心，也许可想而知是剑桥大学；这里，凯恩斯的两位年轻的同事R.F.卡恩(R.F.Kahn)和琼·鲁宾逊深感荣耀地检验和解释他的思想。就是通过哈佛，凯恩斯的思想才传到了美国。在《通论》出现后的几个月中，讨论持续不断，有兴趣的学生可以参加《通论》研讨会，正式的或更多为很不正式的研讨会，几乎每个晚上都有。曾负笈英国剑桥且认识凯恩斯的学子，在麻省和剑桥成了小先知——解释凯恩斯的受尊敬的最高权威。
一个世纪以前，马尔萨斯(Malthus)为需求普遍缺乏的观点辩护。在凯恩斯一代之前，J.A.霍布森(J.A.Hobson)提出了经济危机是由节余过度而引起的观点。(他的这种邪说影响如此之大，以致在1899年不允许他向赞同他的成年人讲授。“……在面对针对无限节俭的美德提出的质疑中，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哈佛校友及时意识到了凯恩斯热潮，因此感到不幸。(在后来的岁月成立一个小组织——真理基金会——来反对这种威胁。)年长的教师虽能容忍，但不能苟同。1936年秋，哈佛庆祝建校300周年。众所周知，荣誉学位将授给各个不同领域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艺术和公共生活中最伟大的人，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令许多杰出的毕业生烦恼，他要发表一个重要的演讲。政治系和经济系的年轻教师向年长教师提出了关于谁应被授予学位的建议；认为要提按理能引起最大窘迫感的名字。政治家中照此而提的名字是利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较年轻的经济学家中照此而提的名字为凯恩斯。两人都未被授予荣誉学位，被授予的人大体上被遗忘了。
长期以来，有关凯恩斯革命的一个被争议的问题，就是有多少功绩应该逐渐归于其名下。许多学者认为，应该更加重视他的许多先驱；他们做的大量奠基性的准备工作，实际上是使凯恩斯得到承认的原因所在。这些学者确有可取之处。
但从1938年起，刚从明尼苏达大学调来的一位年老资深的教师在哈佛为凯恩斯得到公认起了关键的作用。他就是艾尔文·H.汉森。作为评论家，汉森起初对《通论》的反应是冷静的；但是他有一种明显的甚至是非凡的能力来改变认识。不久，他的关于财政政策的研讨班成为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来探讨的一个重要焦点。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华盛顿的官员不断来参加这个研讨班。因此，这明显是凯恩斯思想不断传到华盛顿的途径。汉森清晰透彻、不知疲倦地对凯恩斯政策进行著述。不甚透彻但更不知疲倦的是另一位年轻的哈佛教授西摩·E.哈里斯。汉森·哈里斯和保罗·A.萨缪尔森与他的开拓性的教科书，是把凯恩斯思想带给美国的渠道。
公司和工会的崛起对凯恩斯体系具有另一种意义。当通货膨胀以及萧条严重时，它们就是使体系失败的主要工具。
但是，华盛顿在30年代后半期也是一片繁忙景象。货币政策的破产和对国家复兴署的放弃，使得政府没有明显的意图要结束失业和促进复兴。有一种可能就是向垄断进攻。垄断是邪恶的；打击垄断定会带来某些好处。如我们刚才所注意到的，更合乎逻辑地看，垄断的市场权力意味着物价在需求下降的情况下仍高居不下。蒙受损失的是产量和就业。据认为，恢复竞争就会减少管理价格的作用，降低这种失业原因的重要性。在30年代后期的华盛顿，坚持反垄断要求的兴趣有明显的恢复，就是由于这种认识。
正统派希望减少工资以起到稳定作用，抑制失业，但工会的崛起也使这种希望变得渺茫。不管以减少工资来提高就业的优点是什么，工资未减就达不到提高就业的目的。工会的首要目标之一就是抵制用这样的方法来降低工资。至于货币工资方面的调整，凯恩斯认为其纠正价值是可疑的，其发生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但是，失业现在成了降低工资的选择办法，这在降低积累需求方面，甚至会比凯恩斯确实讨论过的调整起更大的作用。
困难在于市场权力和价格管理并不是一个有关几家公司的问题，而是渗透在美国整个的经济中。因此，根治的办法在于对这种经济进行彻底的重建。如30年代初公共工程的经验现在所表明的，消费是需要时间的。但是这与让一切有权力控制其价格的美国公司遵守反垄断法所需的时间相比，是一个快速出现的奇迹。新政中没有多少人愿意出台一项伴随性措施来瓦解工会。因此只剩下凯恩斯一人。
在大萧条期间，公司部门和有竞争力的部门之间在生产和就业方面的差别是很大的——虽然不能总把所有的一切都归于单独一个原因。在1929~1933年间，经济中的非农产品按1929年价格计算从886亿美元降至578亿美元。农业产量略有上升，从107亿美元升至110亿美元。非农业就业人数由1929年的3 700万降至1933年的2 900万。农业就业稍有变化，从1 050万降至1 010万。
从《通论》出版之日起，华盛顿的凯恩斯福音传播中心就是联邦储备系统管理委员会。历史似乎在按一种极为合乎逻辑的方式前进。货币政策仅仅带来过多储备的增长。因此，负责人就转向少消极、多确定的财政政策以确保货币能消费掉。实际上，联邦储备的作用基本上是偶然的。洛克林·柯里的认识早于凯恩斯，因此显然接受他的思想。他现在是管理委员会调研委员。管理委员会主席是马里纳·埃克尔斯(Marriner Eccles)，我们已读过他对一次银行挤兑的描述。回忆在大萧条期间，自己作为银行家的危险的亲身经历以及犹他农民和商人遭受的贫困和危险，埃克尔斯不禁独自想到政府应该按凯恩斯路线干预经济。于是，《通论》发表之后，联邦储备以凯恩斯插入华盛顿的楔子出现。
对过量储蓄所做的凯恩斯调整是通过减少积累需求来实现的。当需求下降时，肯定有某种事物支撑不住了，所支撑不住的一定不是价格就是生产。如果公司的市场权力可以使价格上升，肯定下降的就是生产。当生产下降时，就业也会下降。公司有了市场权力，于是失业就成了凯恩斯调整的一个十分鲜明的特征。失业的人或担心失业的人开支的减少会对产量和就业产生进一步的抑制作用。看来有理由认为，这种对产量和就业的作用，远大于凯恩斯基本上感觉到的价格和工资降低在竞争经济中可能产生的作用。
柯里按更实际的方法行进。1939年，他以——虽然实际上有实无名——罗斯福经济顾问、此类济济人才中的第一位的身份由联邦储备到了白宫。在白宫，他亲自组建一个就业署和政府经济学专家总调度处。当政府的任何位置有了重要的职务空缺，他都努力让确实有凯恩斯信念的人占据。到30年代结束时，他建立起一个非正式的由这样的皈依者组成的网络，深入到所有重要的财政部门。大家都在思想和政策上保持密切的交往。柯里和任何有关人士都不把这当作一种阴谋。看来，这只不过是一件要做的必要而切合实际的事。
我们注意到，1920年，农产品价格比工业产品价格降得更快、更严重。其原因(未引起激烈的争论)在于，工业公司在市场有了权力——通常与垄断或寡头垄断相关的权力——使价格下降得到缓解或抑制。农民和其他小企业主没有这样的权力。在1929~1932年间，农产品批发价又下降一半多。非农产品价格下降不到1/4。加纳德·C.米恩斯对这种相异运动做过颇有影响的研究，他当时受聘于美国农业部。对于控制较好的工业价格，他给出了一个永久的术语，即管理价格。
因此，引进的凯恩斯思想开始在30年代下半期有了结果，是对华盛顿而不是对伦敦这些思想首次产生了影响。但从整体来看，这是对思想和希望而不是对实际政策的影响。排列在反对凯恩斯思想的巨大方阵里的都是讲求实际的人。当不能领会一种思想时，讲求实际的人就寻求常识这道天然屏障的保护。常识是表达一向被信任的事物的另一个术语。
因此，在凯恩斯以前的50年中，在所有的工业国中，公司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和市场权力。这就是不久后所谓的公司集中的教科书时代。除了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属于例外，还有现代工会的兴起。20世纪30年代后期，在新政支持下，为响应产业工会联合会(产联)的组织运动，美国在工会组织方面已与其他国家并驾齐驱。公司集中和工会势力的结果彻底使意在维持萨伊定律和充分就业平衡的调整更为不可靠。
一向被信任的事物，如同与凯恩斯和凯恩斯主义者相对立的那样，是一种过于强大的事物。200年中最纯正的美国人表现出对纸币有着强烈的爱好。在70年中美国人被白银弄得焦躁不安。美国的货币实验符合一种古老的、政治上最易接受的传统，仍拥有大批的政治选民。一位众议员或参议员为了提高物价和推进社会正义而强烈呼吁发行绿钞，回到俄克拉荷马或衣阿华(Iowa)就会成为英雄。绝没有这样的传统和这样的选民，拥护赤字财政的思想—— 一种有意的、不加区别的不平衡预算。一个人在华盛顿宣传这种思想，回到衣阿华可能被认为是个危险的疯子。
如果凯恩斯在同时代的一些人看来是激进的话，那么，他在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完全正统的。他设想的经济结构是经济学家在古代就公开承认的结构——竞争的结构，价格自由移动，市场最终无限制地控制经济行为。有工会存在，但工会在凯恩斯看来是无足轻重的。公司和公司权力之间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差别。如凯恩斯所写道，工会和公司的作用实际上都在肯定他的论点。他有了论据支持他的论点，但他未加以利用。
明智的政府总是努力使其预算得到平衡。未能做到这样的就说明是政治上的无能；事情不会比这更为复杂。政治家总是试图为收支不平衡辩护。有时还表现出不低的技巧。但是，不管他们的解释多么巧妙，毕竟都是虚夸的——为开支太多、税收太少、管理太差做掩护。凯恩斯的赤字和赤字财政的理性化就更是同一回事。1933年2月，胡佛总统劝告罗斯福说：“预算无疑要保持平衡，即使需要进一步增加税收；政府信贷要通过拒绝在发行证券中将其用尽而得到维持……弄清这一点对国家的稳定大有益处。”
还有许多其他情况。并非凯恩斯所有的论点都站住了脚。例如，流动性偏好利息说虽然满足于他的论点，但作为一种对现实的描述，未能得到持久的承认。但凯恩斯对两种事情有直接的影响。萨伊定律消失得无影无踪。因此，有人一致认为会存在储蓄过多的情况，对正在生产的产品实际需求的缺乏以储蓄过多的相对物存在着。经济会与失业保持平衡的观点—— 一种为20世纪30年代日常生活事件所令人羡慕地强化了的观念——也几乎是立刻就产生了影响。
罗斯福并没有不同意；他在代表大会后的首次电台演讲中说，国家必须“消灭赤字”，他补充道，“像任何家庭一样，任何政府一年中都可能支出稍大于收入。但是，你们和我都知道，这种习惯的连续性意味着救济院”。
在凯恩斯看来，必须使人们想节余的数量等于他们想投资的数量。但是，他认为调节机制并不是利率，而是经济总产量。如果想节余的努力超过了投资的欲望，那么由此产生的购买力或需求的缺乏就会引起产量下降。产量持续下降，直到就业率和收入减少到如此程度以致节余也减少或变成负值。这样节余就与投资相一致，与此同时投资也在下降，但程度不那么大。可以看到，这样建立起来的经济平衡，现在是一种其中没有充分就业而是失业的平衡。因此，对凯恩斯来说，失业是经济的一种自然状况。
被两位总统这样证实的信念在5年后依然是强大的——反对一个远方的英国名人的思想仍是一个可怕的障碍。罗斯福的观点中显然也有最终所谓的合成推理的谬论。这也对凯恩斯思想构成一道强大的屏障，并且至今尚有影响力。
这就是被凯恩斯消灭的学说，也许更确切地说，是神学。可以从许多方面来看他的论证；也许最容易的就是通过利率来看。他认为，利率并不是人们得到支付而节余的费用。确切地说，利率是人们为维持他们的工厂资产、机器或类似的不动产形式投资而得到的东西——用他的话来说，是为克服他们的流动性偏好而支付的东西。因此，利率降低可能不会抑制节余，刺激投资，确保所有节余都派上用场。它可能使投资者收回现金或现金等价物。因此，利率不再符合萨伊定律，以确保花掉节余。如果萨伊定律不再是一个可靠的生活准则，那么就无法从思想上排除购买力缺乏的观念。它可能尤其是减少工资的结果。
一种看上去合理得可爱的思维模式——合成推理谬论——把家庭经济学延伸到政府经济学。一个家庭不能无限期地入不敷出，一个政府也是一样。靠借钱度日的父母把债务而不是一种才能留给了后代。借债的政府也是一样。两者都缺乏道德。
我们看到，使萨伊得到辅助说明的是维持经济处于充分就业状况下的力量。这些力量也是比较明确的。如果存在着失业，谋职的竞争就会降低工资水准。价格较少直接受到失业的影响。因此，价格和成本的关系就变得更有吸引力——实际工资将下降——在从前就业中未给雇主带来利益的工人现在也被雇用。工资下降不会影响购买力；根据萨伊定律，购买力总是充足的。就业将继续扩大，直到接近充分就业时，使得工资成本提高、抑制就业为止。因此，经济在充分就业或接近充分就业的状况下找到平衡。正统的经济学家也据此提出一个决定性的方法来结束失业。在萧条中决不能干涉工资的减少。要抑制一切具有诱惑力的呼声，包括赫伯特·胡佛的呼声，据回忆，他坚决反对减少工资。在任何问题上，同情心都没有如此愚蠢，因为维持工资水平只能使失业的悲痛和失业者的悲痛永久化。
家庭和国家之间的比较，细心推敲起来似乎是不合理的。任何像美国政府(或任何其他国家政府)这样巨大、纷繁、复杂、难解的事物，应该与一个挣工资的家庭受到同样条条框框的限制，这至少是一个尚待证明的问题。如常言道，这属无稽之谈。此外，不应注意到一个国家的财富和偿付能力取决于其国民经济生产。如果借贷和开销会提高生产，像凯恩斯思想认为的那样，这种借贷和开销就会提高偿付能力。借贷和开销极少会为一个家庭创造财富。凯恩斯主义者长期抱怨说，他们的反对派不理解他们在试图做什么。凯恩斯主义者也同样不理解，使其反对派受到限制的传统的奥妙，或使其反对派受到控制的力量。
到了凯恩斯的时候，萨伊定律已在经济学中统治了100多年。这个定律绝非是偶然的事物。对萨伊的承认显然是区分可尊敬的经济学家与狂想家的试金石。直到30年代末期，在美国重点大学，想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候选人要真把购买力短缺看作萧条的一个原因，那就无法通过答辩。他是一个只看事物表面的人，不值得学者与之与伍。萨伊定律是经济观念——包括错误观念——具有稳定性的最著名的例子。
在这些年中，凯恩斯政策也受到当时税收作用小这一事实的局限。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环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政府是个小政府；1930年总开支为14亿美元；1940年不到100亿美元。1930年联邦政府对商品和服务的采购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1940年占6%；比较起来，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则在10%~12%。
经济在充分就业中找到平衡的信念部分取决于长期以来所谓的萨伊定律，部分取决于失业时对工资、价格和利率的调整的运行，萨伊就是J.B.萨伊(J.B.Say)，亚当·斯密的法国的等价者和解释者。萨伊定律并非复杂得叫人不知所云，它认为，由于每次销售商品都有收益，因而就可以以计件工资、利息、租金或利润的形式支付给某地的某人(或从受损失的人那里得到)购买那件商品的资金，购买一件商品是这样，购买所有商品也是如此。这样，在经济中购买力就不会不足。价格、工资和利率的运动随之就证实了J.B.萨伊的正确，确保了经济的基本趋势在充分就业情况下运行。人们和公司从收入中得到节余，这笔节余显然是必须要消费的。当把节余变成投资用于建设住房、工厂和资本设备时，就达到了这一目的。如果人们节余的比投入的多，那么储蓄过剩就会降低利率。因此，投资得到刺激，(至少在理论上)节余受到抑制。过多的节余会被排除掉，萨伊定律将得到成立。由于储蓄过多而带来的购买力突然下降，也会使物价下降。这会鼓励购买，并通过减少产生节余的收入也会减少节余。这又一次证明了萨伊的正确性。
联邦开支少，有关的税收也少。在后来的年度里，凯恩斯政策终于严重依赖两种税务改革。一是公司和个人所得税具有偶然的自我调解的趋势。当产量和就业率下降时，利润和收入也下降，其中包括须交纳超额累进所得税后的收入。收入减少，上交的税也减少，而且减少的幅度更大些。当产量、就业率、利润和收入增加时，情况刚好相反。在20世纪30年代，税收小，这种作用不明显。
凯恩斯对肖伯纳提到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一书做了理论论证，该书于1936年2月在英国出版，几个月后在美国出版。凯恩斯由于他的写作和思想的清晰度在他的同事中长期被猜疑，两者往往密不可分。在《通论》中，他挽回了自己的学术声望。这部著作晦涩难懂，档次不高，不乏幼稚。所有经济学家都说读过，但只有几位读过，余者都为自己决不会读而内疚。该书的部分影响来自于其和者寥寥。这就需要其他学者来做解释，以简明的形式复述其中的观点。最初执行这项任务的人——在英国的琼·鲁宾逊(Joan Robinson)以及在哈佛的艾尔文·汉森(Alvin Hansen)和塞缪尔·哈利斯(Seymour Harris)——后来成了该书思想的有力的宣传者。
也是在以后的年月里，减少税收、增加赤字因而就是用借得的资金来扩大借贷和开支，这一观念会被接受。在30年代，由于预算不平衡，为增加赤字来减少税收，看来对信仰最坚定的凯恩斯主义者都是一项矫枉过正的措施。柯里，也许还有其他几位，认识到了未强调税收是凯恩斯政策的一种缺陷。但总而言之，凯恩斯政策被认为与增加公共开支是同一回事。
有关适当的政策的结论，就是凯恩斯在找到理论依据很久以前所得出的一个结论。20世纪20年代末，他劝服了试图东山再起的劳埃德·乔治来支持一个巨大的借贷项目，用之于公共建筑，以解决就业问题。靠借贷所赚的钱用于公共建筑以确保其支出和对生产的作用。1933年底，随着美国黄金购买计划将把支持者的希望和反对者的恐惧都驱除殆尽，他强烈呼吁罗斯福实行同样的路线。“我极力强调通过由贷款支撑的政府开支来提高国家购买力。”新政的推行者不应该满足于有被借出消费的资金，这种资金必须被借出消费掉，必须紧紧抓住希望或机会不放。
这也产生一种不利的政治影响。消费当时并不是为了像国防这样有社会声誉的目的。确切地说，消费总是使节俭的特点与为普通公民或穷人的支出相联系。凯恩斯的政策也享有这种声誉。后来当扩大生产的凯恩斯政策更加强调对税收的利用时，态度就有极大的转变。在减税的受益者当中是富裕者。经济刺激通过富裕者的开销增加来发挥作用，这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一种健全和明智的特征，而一无是处的穷人的开支则缺乏这种特征。从利用开销到利用减税的转变与凯恩斯经济刺激受到尊重有密切的关系。
这部论著的问世和凯恩斯威望进一步提高的原因在于，他本能地认识到了在现代经济中存在着某种势力，这种势力正在挫败思想正统的人们提出的最重要的假说，这种假说认为，在一定时期内不受外界干扰，经济体系将与其全部或几乎全部自愿的雇工相平衡，所涉及的不仅仅是正统观念。假如凯恩斯的直觉是对的，那么，货币激进分子所抱的希望也将破灭。美元含金量的改变或银行储备的增加，并不意味着有更多的借贷者、更多的储蓄、更多的货币以及使就业充分恢复的经济高潮。贸易水平可能对货币供给是无所谓的。银行里可能有可借的贷款；如果经济的自然倾向就是减少生产力和失业，那么从借贷中所获的利润可能会如此之低，以致谁都不想借了。由此得出，如同黄金购买政策和公开市场业务的失败在30年代中期开始所表明的，那种货币政策将不会奏效，它基本上是被动的或放任自流的。此时所需的一种政策就是使可利用的货币供给得到增加，并确保使其得到使用。随之贸易状况就一定会改善。
因此，就30年代而论，凯恩斯的实际作用并不是非常大。1932年、1933年和1934年，联邦政府的税收还不到开支的一半——自那时以来比任何一个和平年度都更具有大的相对不平衡。在1932年6月30日结束的财政年度中，税收为19亿美元，开支为47亿美元。如我们所注意到的，从对经济的关系来看，这些数目决不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1934年，税收相对来说大于支出。到1938年6月结束的财政年度，在68亿美元开支中仅有1.2亿美元赤字。赤字由于1937~1938年度经济衰退而再次上升，其中部分上升是蓄意的。随之赤字首次至少受到了决策人根据凯恩斯政策所做的在他们自己认为是合适的辩护。但数目仍很小。例如，在1939年，财政年度赤字仅为39亿美元， 与翌年相同，仅比1934年的36亿美元赤字稍大一点儿。显然凯恩斯政策并未取得压倒一切的胜利。“财政政策……是30年代一种未成功的恢复手段——并不是因为它不起作用，而是因为它未得到尝试。”
实际上，他的主要声望尚有待建立，他也完全意识到了这一点。1935年元旦，他在给乔治·萧伯纳(George Bernard)的信中说：“要了解我的思想状况，您就得知道，我相信自己正在撰写一部经济理论著作，这部著作将使世界研究经济问题的方法大体上革命化——我想，这不是一朝一夕的，而是今后的10年历程。”事情的发展正是如此。
大萧条实际上并未结束，而是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冲跑了。这从一种悲观的意义上来讲，是凯恩斯政策的胜利。但是，它所提出的问题不是就业和产量，而是通货膨胀。对于这个1/4世纪后再度被回忆起的问题，凯恩斯体系并未做出回答。
1935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52岁，很可能正处于一项相当杰出的事业的巅峰时期。他的关于《凡塞尔和约》(The Versailles Treaty)的观点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虽然也鼓励了德国人抵制有助于这一证明的赔偿。他关于丘吉尔和恢复金本位的看法可以确信是对的。1930年，他发表了他珍爱的杰作《货币论》两卷本。他身材颀长，棱角分明，目空一切，颇具英国绅士风度。在伦敦的学者圈内可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