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且悄然离开华尔街，
其他得到赞成的反应是恳求寻找宗教慰藉来取代更加昂贵的行动。1837年，一位沉思的神学家号召穷苦人利用黑暗时期“在天国里贮藏财宝”，他还进行有益的补充，“一点点收入就可以做到这一切”。1857年，另一个糟糕的年头，《商业学刊》(Journal of Commerce)以诗文的形式提出类似的劝告：
离开尘世的一切烦恼，
恐慌也带来对两条整治行动路线的求助，这两条路线一直受到特别青睐，尽管不能证明是特别有效的。其中之一是，通过否定经济不幸的存在来设法将其驱逐。1820年11月，即在前一年崩溃后的一个黑暗月份，门罗(Monroe)总统通告国会有关国家繁荣幸福的状况，补充道：“不从内心里最深切地感知和感谢完美的上帝所带来的多重和不可估量的幸福，就无法观察到这样令人满意的光辉的景象。”当时，有人知道政府深切关注经济危机。1837年3月，随着那个可怕年头的磨难被感知，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在他的告别演讲中说：“我给这个伟大民族留下的是繁荣和幸福。”1930年6月，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接见一个热心公共事业的代表团，强烈要求扩大公共工程，以缓解当时数百万失业者的悲惨状况。“先生们，”总统说，“你们晚到了60天，萧条已结束。”尼克松和他的经济学家们以无休止地宣布通货膨胀已结束的方式所拥有的热情，按照比他们所知的还古老的传统行事。
正午花上个把小时
但是，如果说是主观的话，则有许多主观的苦难证据，在1819年夏天，据认为在纽约、费城和巴尔的摩，有50 000名工人失业。在波启浦夕(Pough Keepsie)，有一个聪明且自立的苦力名叫约翰·戴利(John Daely)，他以偷马为口实请求判罪，他解释道：“找不到工作，想不出切实可行的计划来获得房子和稳定的职业。”他的计划成功了，被判处8年徒刑。一家报纸对形势做过调查后认为：“一种比最年长的人曾见过的还要阴的阴暗笼罩在我们头上。上次的战争与这些时期的相比，是阳光普照。”8年以后，即在1837年恐慌之后，纽约《先驱报》(Herald)得出结论：“美国从来没有处于这样的危险状态。”该报还抒发一种侠义情怀：“特别是，我们为贫穷的、羞涩的、无以自卫的、纯真美丽的妇女而流泪和忧伤，她们被卷入了大崩溃之中。”后来发生的每次恐慌都引起对绝望的类似表述，使用几乎同样令人震惊的词语。
做谦卑的、希望的祈祷。
恐慌对城市就业和生产造成的影响，远比对物价的影响还难以确定。物价的行情表可以找到；失业的人数必须统计，在大萧条之前未得出精确的数字。特别是1840年以前的年度，如同保尔·大卫(Paul David)教授所说，是一个统计学的黑暗时代。在恐慌和随后萧条的年度里，经济增长自然缓慢，也许时而出现停滞状态。
1878年，波士顿大主教威廉斯采取了更为实际的措施向他的教民进行一次演讲，要求人民不要通过去银行取钱来对恐惧做出反应，这造成了挤兑。J.P摩根本人在新教徒教会中有很高的地位，1907年10月，为抑制那年的恐慌——纽约信托公司和银行出现严重挤兑，他采取了最高手段，把该市主要的神学家召集到他的办公室，请求他们在下个星期天做鼓舞人心的布道。“各个教派的宗教领袖都同意在那个周末画令人愉快的图画。”这样一部漫长的历史介绍了教士皮尔(Peale)博士和教士格雷厄姆(Graham)，他们是后来时期中关于福音有利于发展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倡导者。
在这种经历中，还有其他恒量。虽然在繁荣时期，物价并不总是大幅度增长，但是，在恐慌期间和之后却总是明显低落。这种非对称性部分由于19世纪物价趋势总体来看在下降这一事实。繁荣期抑制物价下跌，在随后的崩溃中，下降的趋势猛然增强。这些下降，特别是农产品价格下降，幅度之大在后来的农场游说团、敏感的立法委员和价格补贴的时代里不是不可想象的。1818年，农产品价格指数是117；到1821年降至64。小麦当时在辛辛那提是每蒲式耳25美分，玉米是0.1美元， 威士忌实际在市场上是一种药物——1加仑为15美分。在1836~1840年之间，农产品价格指数从89降至65，随后又在1843年降至48。这样的运动也不是一个遥远的考古现象。在1920~1921年间，农产品价格几乎下降一半。在1929~1932年间，又有相当幅度的下降。
但是，有些因素可以鲜明地把早期繁荣和恐慌与后来的不幸区分开来。在19世纪，城市生产力比较小，农业生产力大。在城市恐慌后的1820年，美国挣得报酬的工人有290万，其中有210万从事农业。50年后，即1870年，农业生产力仍占总数的一半，而到大萧条时还不到1/4。在经济困难时期，农业物价跌落，人们可能会把自己的农场输给债权人，却很少或无人失业。(在20世纪30年代的萧条中，随着人们从城市退回，农业就业数量有了一定的提高。)在19世纪，城镇企业比现在更像农场。大的官僚公司自己尚未聚集到维持其价格的力量，有能力捍卫工资额度的工会已不存在。因此，城市物价也下降，工资也下降，在一些工业中，工资比物价降得多一些。企业的货币收入和挣工资者的实际收入的这种下降比大群失业引起更多的困苦，这使19世纪的萧条与后来的萧条迥然不同。我们现在再来看看在这些不幸事件中货币的作用。
这个过程具有一种原始的淳朴性；只要价格稳步上涨就可以持续。如果有任何事物严重干扰物价上涨，维持物价上涨的期望就会消失，或无论如何都会遭致损害。那么，所有适于物价进一步增长的人们——除了易上当受骗和过于乐观的这类数目总是相当可观的人——都伺机把股票抛出去。不管先前增长的速度如何，结果造成的跌落总是突然的，因此就像粗锯的齿或破碎的波浪。投机和由此而来的经济过热在整个1819~1929年的恐慌岁月里结束。
毫无疑问，是银行提供了资助投机的货币，这种投机在每种情况下都出现在崩溃之前。购买土地、商品或铁路股票和债券的人向银行要贷款。随着由此得到的钞票和储蓄进入流通，他们就为他人的投机买卖付了款。这类银行规模较小，属于地方性银行，因此与投机商有相同的信念，同样过于乐观地认为价值会不断上升。银行系统如同在19世纪及后来所经营的那样，为投机而扩大货币供给的目标是明确的。
投机出现在人们购买资产之际，总能得到某种理性学说的支持，因为他们期望资产价格会上涨。这种期望以及因此采取的行动就会起到肯定期望的作用。现在，现实并不是议题中的资产——土地或商品或股票或投资公司——在将来会赚得什么，确切地说，只要有足够的人在期待投机资产价格上涨，价格上涨就可以吸引更多的人实现对进一步上涨的期望。
银行和货币也为随后的崩溃起了作用。所有恐慌中的一个进一步的恒量就是银行倒闭。在早期的恐慌中，沼泽地和十字路上神出鬼没的企业消失了，在有些情况下它们的创立者知道它们会消失。在19世纪后期，创伤连续不断，最多的仍出现在较小的州立银行当中。在1873年和1874年的恐慌中，98家银行停业，而之前两年中有29家。1892年有83家停业，而翌年恐慌年有496家。在1907年和1908年共有264家停业。1920年后，一场真正的屠杀开始了，1929年后近乎于安乐死，从1930年开始的4年中，有9 000多家银行和银行家化为乌有。
到1907年，铁路虽然还很重要，但投机兴趣基本上正在转至普通股票。1921年，在萧条之前出现了当时与众不同的对土地和商品市场的投机。在20世纪20年代，巨大的上涨行情还体现在普通股票上。到1929年，广阔的技术地平线吸引住了乐观者的心，一种无所不能的金融天才的信念的出现也是如此，赢得投机财富的担子可以放在他们的肩上。由于这第一种信念的出现，美国无线电公司(RCA)，现在称之为电子学中的先驱，成了一个主要的投机热点，虽然它从未支付一份红利。海岸航空公司被许多天真的人认为可以为航空提供一个立足点，因此成了另一大热点，虽然实际上它是一家铁路公司。封闭式信托投资公司，即共同基金会的先驱，成了金融天才把投机任务从贪婪欲未得到激发的个人手中夺过来的手段。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信托投资公司的数目有了巨大增长。
银行倒闭不是普通生意的不幸。如同弗里德曼教授所指出的，它对经济活动不是仅有一种而是有两种有害作用：拥有者失去资本，存款人失去存款，因此两者都失去购买力。但是，倒闭(或就此而论倒闭带来的恐惧)，也意味着货币供给的减缩。这毫无神秘可言。一个健康的银行筹措贷款，且因此创造储蓄。储蓄反过来就是钱。害怕倒闭的银行在收缩贷款，且因此就是收缩储蓄。倒闭的银行要清算贷款，其冻结的储蓄再也不是钱了。清算过程中也提取其他银行的储备、贷款、存款，且因此就是其他银行的货币供给。
到1857年，投机利益转向了铁路，并一直持续到该世纪结束。在1873年恐慌前的岁月以及1893年恐慌前的岁月里，铁路建设产生一次大飞跃，随之投机就转向有助于铁路的证券。在19世纪，没有什么比人们忘记上次铁路大混乱而继续在下一次混乱中赔钱的方式更为鲜明。其他较小的投机目标也引起了注意。在1873年的恐慌前，仍有一个用绿钞开价的公开黄金市场。杰伊 ·古尔德(Jay Gould)和他的代理人吉姆·弗思克(Jim Fiske)寻求垄断黄金市场——控制黄金，商人履行合同所用的黄金就是由此而来的。这些臭名昭著的恶棍们的成功取决于政府不出售黄金，古尔德以为对这些方式有把握，因为他收买了格兰特(Grant)的妻弟(且因此收买了总统)以及一两个小官员。实际上，他的人没有把钱交给格兰特，其努力彻底失败。在1907年恐慌之前的一个时期里，有一种不成熟的努力试图垄断黄铜市场。
如我们所注意到的，当恐慌来到19世纪时，基本上是小银行破产。这与大妥协相一致。想要硬通货的人有硬通货，他们有大而且可靠的银行。新国家和边疆垦区有更松懈的企业通过接受更为可疑的贷款和担保物来为需求服务。在这个系统中，固有的银行倒闭不是健全的货币机构所担心的问题。回忆后来举行的一次银行倒闭高潮的银行家研讨会时，当时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总裁的乔治·L.哈利逊(George L.Harrison)注意到：“在街上(即华尔街)，我们当中许多人曾一度感到可以把社区小银行……倒闭的影响孤立起来。”问题变得严重了，他接着说，显而易见，纽约大银行也可能受到扩展的恐慌的影响。
随着时间的推移，扩建让位给投机，这是一个需要准确理解的术语(一个细心的波士顿观察家在1840年注意到，投机在获取成功时被称为事业，只有在失败时才是一种罪恶的事物)。投机对准不动财产或信托财产中的一项或更多项，这种财产对当前正在进行的扩建至关重要。可想而知，在1819年与1837年，这种财产就是土地。1829年，政府出售120万英亩公有土地，获150万美元。1836年在崩溃前，政府出售2 000万英亩，获2 500万美元，其中许多售给了经纪人，经纪人马上转卖给别人从中获利，别人再转手倒卖，从中再获利。这也是运河建设的非常年月。公共设施中也有突飞猛进的改善——收税高速公路、州议会大厦、学校和一些监狱，资助这些盈利企业的证券也有迅猛的增长。
但是，在距离1931年很久以前，中央货币利益和国家银行利益分离这个大妥协的基础就一直在瓦解。通信的改善和国家不同地区之间通商的增强是作用的因素。结果，且马上更重要的是，国家银行把储蓄越来越多地保存在纽约和其他大城市银行。当存款人来小银行取钱时，小银行就来求大银行，因此后者感到吃紧。
在所有这些恐怖中，都有一些可辨认的恒量。最先出现的是经营活动扩大，通常集中在某些主要投资上，一种改变国家经济地理的投资。第一个这样投资的目标是运河；随后是更为重要的铁路。随着运河和铁路的建设，扩大进入新的地区，物价通常是往上涨的，虽然并非一成不变。
随着19世纪过去和20世纪到来，投机的地方色彩变淡了，国家色彩变浓了。土地投机出现在农村。出现在铁路到来前后的投机也是如此。这样，投机的破产主要危害乡村银行。相反，证券投机是金融中心的生意。购买证券的贷款是由大城市银行提供的。这些银行也为股票和债券承担风险并加以认购。当这些股票和债券价格暴跌时，受影响的是城市银行，被惊吓的是来取钱的存款人。
通常对商业周期的形象比喻是波浪式运动，大海的波浪是已被接受的隐喻，价格和生产逐渐上升，随之上升更快，达到顶点后沉落下来。人们可以度量出从顶峰到顶峰之间或从低谷到低谷之间的周期长度，因此可以度量出波长。实际上，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现实非常像粗锯的齿，在一面缓慢上升，又猛地在另一面跌落下来。或者，如果说那个现实是波浪，那么它就是长时间上升的浪涛随之猛然破碎的浪花。
到19世纪末，纽约还在发展一种新银行，可以反映西方争强好胜的一些趋势。这些就是州立信托公司，可获准从事比州立或国家银行更广泛的活动——为富人经营财产、注册和转让公司证券， 作为债券发行委托人和房地产委托人，他们受控的程度要小得多，因此可以想见，其发展是明显的。一家大信托公司——博克尼克信托公司——的总裁在1907年深深卷入了黄铜投机事件。当这一欺诈性投机失败时，博克尼克陷入困境的消息就传开了。存款人蜂拥前来取钱，就如同从前一样把困境变成了现实。其他信托公司也很快缺乏现金，包括陷入黄铜投机困境的泛美信托公司。1907年的恐慌与以前不同，源于并非农村而是纽约的产品。
如我们所知，还有马克思的解释。他的解释至少也认为，危机对资本主义社会是正常的。逐渐增长的生产力只把这种生产的商品价值的一部分——越来越少的一个部分——还给了工人。工人无力购买他们生产的产品，资本家想用其储蓄进一步扩大工厂和产品，因而就出现积累存货过剩、利润递减和日益严重的危机。资本主义由于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现在已被削弱，在终极危机中将遭毁灭。马克思在美国甚至在他生活劳累过的英国，都不是家喻户晓的字眼。但在欧洲，在英语国家的第二手和第三手信息中，或在学者的评注中，悄悄出现了恐慌或危机的连续发生预示着资本主义灭亡的思想。
因此，1907年的恐慌更为严重，但也不至于对农村的影响比从前的恐慌更大，确切地说，受其影响的是更为重要的人们。从这种产生的迫切感中出现了一种压力，要求货币变革和改革迈出巨大的一步——联邦储备系统。
毫无疑问，把19世纪说成恐慌、把20世纪初说成萧条的事件是具有讨厌的特征的。它们发生在1819年、1837年、1857年、1873年之中和以后，在1884年规模很小，在1893年非常严重，在1907年再度非常严重。1921年发生的那次短暂而严重，随后又成为1929年10月和以后所有出现的当中最为激烈、最为持久的一次。它们的复发是如此有规律，以致到20世纪初，一个具有系统波浪式的运动被认为是经济生活和发展的特征。专修商业周期——有学问的人直截了当地称为“周期”，就可以获得经济学高级学位，这是该学科中较神秘、较确定、较有争议且因此较有声望的分支之一。
在1907年的很久以前，大城市银行的麻烦为大众行为带来一个机会。有人一向认为绿钞是邪恶的，在1873的恐慌中，绿钞提款被停止，而且又发行2 600万美元以提供储备和减缓纽约的紧张局势，在随后发生的恐慌中，国库储存政府基金以帮助大银行应付挤兑。J.P.摩根由于拯救了泛美信托公司而受到所有历史学家的称颂，1907年，他宣布恐慌很可能就此被阻止下来之后，呼吁财政部长乔治·B.科特柳(George B.Cortelyou)提供储蓄以拯救该信托公司。其他纽约银行家所捐助的资金，包括摩根的，仍然不够。科特柳无权把国家资金存入一家信托公司。这是一个细节；3 500万美元立即被存入了国家银行，而且又同样迅速地再贷款给泛美信托公司。就这样，该公司被提供了赢得存款者信誉所需的资金。这些做法是别有用心的，是靠不住的，也得不到同情。1907年， 陷入极端困境的博克尼克信托公司总裁查理斯·巴尼去找J.P.摩根寻求帮助时，他甚至不能进去见他。巴尼就地用枪自杀了。一家中央银行至少会让巴尼进去。部分是为了帮助像巴尼那样举步维艰的人们，更多是为了服务于更重要人物的利益，美国在随后的年度里恢复了中央银行的观念。
关于经济的不幸，有必要谈一下命名法。帕尔·乔伊(Pal Joey)是小说家约翰·欧哈拉(John O’Hara)的作品中给人启发最大的人物，在漫长的灾难性的冒险经历中，他发现自己在一张芝加哥婴儿床上唱着坚决要饼干和咖啡的歌。他在解释这种不幸时说，恐慌(Panic)仍在继续。他的术语——陈旧而有点故弄玄虚——说明欧哈拉的耳朵没出毛病。从19世纪直到1907年，美国有恐慌，大言不惭地说，这就是对恐慌的称谓。1907年的语言如许多其他事物一样，也变成了经济利益的仆人。为了减少信心的震荡，商人和银行家开始解释说，当前的任何经济挫折都并不是一场真正的恐慌，而只是一次危机(Crisis)。他们在兆头更为凶险的情况下使用这个术语——果断使用马克思所说的终极资本主义危机(Ultimate Capitalist Crisis)。到了20世纪20年代，危机一词就其所描述的事件而言也获得了可怕的内涵。因此，人们重新树立信心说，这不是一场危机，仅仅是一次萧条(depression)，这个词相当柔和。随后，大萧条又把经济中最可怕的不幸与那个术语联系起来，经济学家现在解释说，还望不到萧条，至多也不过是一次衰退(recession)。在20世纪50年代，小挫折一旦出现，经济学家和公共官员都一致否认那是一次衰退——只不过是一次倾斜运动或一次滚动式再调整，赫伯特·斯坦(Herbert Stein)先生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他那左右为难的高位就是充当理查德·尼克松的经济发言人，他会把1893年的恐慌称为矫枉过正。
无论怎样回顾19世纪的恐慌或危机，有关黄金委员会的问题都会再现，显而易见是货币起了作用。货币是一个基本原因吗？或者货币及相关的银行业对新兴国家发展极不稳定的趋势做出了较多的回应吗？
富人及其侍从在符合他们利益或便利的事物中看到了社会美德，把不相符的形容为荒唐或愚昧，他们的这种能力从来都没有像在对黄金的支持和对纸币的谴责中体现得那样充分。经济学家在有名望、有财富的人交口称誉的事物中寻找美德的类似倾向也同样明显。但是，金本位的实施有一种精确性、和谐性和统一趋势，甚至给完全无意识地侍候富人的人们留下好的印象。这的确使不同国家的货币之间的关系变得简单并且可靠，给工业国家及其帝国一种单一的钱。可悲的是，这也有严重的甚至是致命的缺陷，会让普通人得到严厉的惩罚，随着时间的流逝，富人自身也得到了惩罚。这些缺陷从在美国货币事务中属支配地位的妥协方面来看特别严重。
解答并不容易，虽然这没有阻止历史学家提供一个答案出来。正如刚才所提到的，19世纪的银行业和货币业的调整布局令人羡慕，目的在于对幸福感做出反应，资助幸福感，提高幸福感，然后又为随之而来的崩溃火上浇油。在缺乏有力的限制下，银行和货币可以增加，资助扩建和投机。倒闭或对倒闭的恐惧，继而对贷款和存款的紧缩，使得后悔之日更为糟糕。
那个时代，对于富裕阶层来说，还有其他令人赏心悦目的特点。许多享乐仅仅是富人的特权，其他人不渴望像他们那样——我们在最后一章还要回过来讨论这一重要问题。这种享受之一就是旅行，只有富人才去欧洲；无产者试图西行穿过大西洋到美洲，这样的行程阴森恐怖，实在令人难以忍受。如果不到土耳其皇帝或俄国沙皇未确定的疆界里去，冒险就不需要护照，因此没人担心汇率问题。100美元所换得的英镑、先令和便士的数目与这两种货币可兑换成黄金的比率是一样的。除关税外，主要产品的价格转换成英国货币、法郎或美元的过程中有一种类似的统一性。在没有无线电的日子里，在英格兰地角上或其他最初陆地上见到的信号旗，告诉从圣罗伦斯河驶来开向泰晤士河、鹿特丹、安特卫普或汉堡的粮船，这符合一个港口或另一个港口中价格的零头优势。现在为共同市场所观察或甚至想象的到的任何事物，都不符合当时存在的独一无二的通用的货币体系。
但十分关键的还是借贷、投资、冒险、投机的冲动。没有这种冲动，银行也不会将其创造出来。在19世纪的美国，这种本能十分旺盛而不无理由。一个土地辽阔、资源丰富的新大陆突然变得可以利用了。拥有新大陆资源并加以利用，就会创造出效益来。这也使拥有者的被如此利用的财产的价值得以提高。这些机会广泛地存在着。
1900年，物价自内战以来一直在下降。小麦、棉花和其他主要产品的价格比100年前低一半，拥有大量财产的人理当期望增加财富，但不是通过钱的积累，而是通过他们财产的购买力的不断增长。
关键在于对财产的拥有。这是由银行提供的。因此，虽然银行系统明显的目的是顺应扩建和投机，但是，也存在着一种派人到银行去的强大的诱因。谁也不知道哪个更重要。19世纪的英国和法国，如更早期一样也有恐慌或危机，但比美国的要轻微得多，这通常归于它们的银行业和货币调整更为成熟和稳健。这种解释可能成立，但是对扩建和幸福感的类似的引诱的不存在也有一定的作用。这一点变得有说服力，回想一下英国和法国投机幸福感和垮台的最伟大事件，其根基在于，由人们认为在美洲存在的有限机会而产生的乐观主义精神。密西西比公司、南海泡影、达利安灾难、19世纪30年代英国资本匆匆投入美国运河建设、英国投资者对南美不断的诱惑，所有这些都是很好的例证。
确切地说，应称为黄金时代。因为维布伦归因于财产而得到敬重的一些或大部分是由钱的本性所赋予的。如果货币疲软或正在贬值，有钱的人对自己的价值也就拿不准。他们的想法与其他人一样。想到将来有一天货币将分文不值，就像大陆钞票(Continental notes)或德国马克(reichsmark)一样。他们用一种策略来保护自己，但这种策略可能不起作用。那么货币还能值什么呢？如果货币是坚挺而持久的，那么这种问题就不会浮现在其所有者的头脑里，也不会浮现在污蔑有钱人的那些人的头脑里。
最关键的还是在于，银行可以轻而易举地提供资金，有人为投机或生产而急于得到资金，这两种情形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在随后的年月里，从参与新资源利用或财产占有中获利的同样前景不复存在时，情况有时就大不相同了。这时，银行总是乐于和急于筹措贷款，创造储蓄，且因此增加货币供给，却没有人来向银行要贷款。
致富从没有像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那样畅快，无须交所得税，内战税在战后不久也被取消，与那些仍十分贫困的绝大多数人相比，富人亦感到欣慰。索尔斯坦·维布伦(Thorstein Veblen)在1899年的论著中谈了他的观察：“当时在一定程度上，财产是有别于英雄功名或巨大成就的最明显的证据。因此，财产成了得到尊重的约定俗成的基础。”凭借健全的本能，历史学家把这些年度称之为镀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