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真理就曾被称为战争的第一个伤员。实际上，货币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1861年6月30日结束的财政年度里，美国政府的开支是6 700万美元；翌年是4.75亿美元；随后又有猛增，1865年达13亿美元，这个水准只有在1917年的才能比得上。面对这样庞大的开支，萨蒙·波特兰·蔡斯弄不清其历史意义，他出来应付局面。他严厉警告凭借纸币的手段：“……再也无法精心设计出使大众贫困、国家政府受辱的更加确定的致命性应急措施了。”他还揭露了一种明显的、姑且说是可以预测的反对赋税的倾向，国会在这方面也自叹弗如。1862年6月30日结束的财政年度里，政府收入为5 200万美元，以上述所提到的4.75亿美元的开支来算，这意味着一个异常鲜明的赤字4.23亿万美元。收入仅仅占支出的11%。在随后3年中，税收上涨，其中包括大刀阔斧的却是短命的对所得税的改革。但是，在战争不可让步的压力下，开支大大增加。虽然到1865年，收入为3.34亿万美元，但是赤字却接近10亿美元。这个赤字包括纸币的借贷。从1862年起，出售政府债券成了一种主要的生意。杰伊·库克组织了一个2 500人的销售大军，劝说人们购买债券，支持合众国。这一努力获得成功，一开始销售额就超过了国会认可的数目。国会迅即做出配合，增加认可。但是需要的资金越来越多，1862年国会在蔡斯的默许下批准发行1.5亿美元钞票，这是除了支付关税外可以用于任何目的的法定货币(指望关税带来黄金以支持债务利息)。钞票是用墨印的，因此有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名字——绿钞。在随后的月份里，又准印了更多的绿钞。蔡斯的忧虑现在可以说是得到暂时的也是完全的控制，他不久要求钞票的面值不能大于5美元，这样能更充分地起到一种流通媒介的作用。最后，批准发行了450万美元。
虽然内战上了妥协中硬币主张者的圈套，并帮助他们摆脱了国家银行票据的拖累，但也削弱了他们把持硬币本身的地位。在战争前的岁月里，公认的货币不是银币就是金币，但金币越来越占上风。1834年和1837年的立法把美元中相对银量来讲的金量减少了(银元仍含有纯371.25格令；金元从纯24.75格令减少到纯23.22格令)。现在对于把银行盯在这种利益上的人们来讲，最好的交易是在公开市场上出售银子，购买金子送到制币厂去。在加州的发现之后，大量黄金进入制币厂，把辅币——0.5元、0.25元和0.1元——熔化掉，用由此得到的银换取将要铸成的金币成了赢利的生意。国会在1853年纠正了这种趋势，把辅币中的银冲淡，这样熔化后的合金送到制币厂就不能获利。因此，1837年之后，美国的货币就是贵重金属，这种贵重金属就是黄金。唯一的纸币就是银行票据。那些好到足以换取任何东西的票据也可以兑换成黄金。白银以前从视野中消失，现在也从头脑中消失。现在，国家即使不是在法律上也是在实际上依赖足赤的金本位。
历史学家对绿钞十分挑剔。至今这个词仍象征着财政和货币的松懈——“这就像发放绿钞一样”。怀特教授直截了当地得出结论：“……支助战争中的突出错误就是未能果断而严厉地征税， 对纸币的使用以及伴随而来的一切罪恶……”甚至连很宽容的学者都指责蔡斯，抱怨“具有法定货币性质的纸币发行过多，因此是火上浇油”。
差别并非如此巨大，以致强摆出一副故作谨慎的架子，在禁止票据后，银行倒闭持续不断，在一些年度里变成瘟疫式的——1878年有140家停业，1893年有496家，1908年有155家。(我们在下一章还要讨论这种停业带来的后果。)大多数受害者是小型的州立银行。在另外65年中，这种受害者不断增加。由此而来的贷款和储蓄使农民和企业家不断进入商业领域，或继续维持他们在该领域的经营活动，这些农民勉强凑合，但志气不小，这些企业家有的才干非凡，有的碌碌无为。
现在，读者可以有把握地得出唯一的结论：使用债券不可能有更大的作为。销售的努力是极富有生气和想象力的。储蓄或储备的货币兑换成债券被政府花掉，如同任何其他新的开支一样，增加需求就是增加通货膨胀，税收也就会更快更多。但是，债券发挥了最好的作用之后，绿钞仍是必要的。
储蓄建设从本质上来看比票据建设更为谨慎，这个问题已经强调过。票据一出手，从一手转入另一手，其中许多永远也无法兑换。储蓄支票总是可兑换的，如果收到支票的人的账户在另一家银行里，那么，到那里，现金马上就会失掉。与此同时，银行储户会因为储蓄而收到由其他银行的借方贷款产生的效益，这个效益是用支票付给的。只要第一家银行扩大贷款的速度比其邻近银行快，实际上就有现金流出。储蓄银行业务由于盲目而受到更快的惩罚，但差别只是程度不同罢了。
结果也并非这样可悲。我们知道，1861年，财政部和银行停止硬币支付——用黄金兑换钞票。在纽约有一家做黄金投机生意的黑市，是战时一个相当令人厌恶的演出，也是一个使当局大为恼火的市场，虽然看上去并未产生很大的破坏作用。从更为实际的角度来看，纸币价格上涨，到1864年的顶峰期是1860年时的2倍还多。(根据1910~1914年的基准来看，批发指数在1860年是93，在1864年是193。)这使工人吃了苦头；战争期间工资增长还不到物价上涨的一半。但农民却喜欢2美元的小麦(战后甚至更加为之高兴)，由于受上涨的物价和战时需求的刺激，工业能力和产量都有了奇迹般的增长。对于一个被一分为二的国家来说，建立一支军队，最多时有100万人，进行了一场最为血腥的战争，直到人们为自己的灭绝布置好为止，取得这样的成就不能被视为拙劣的表演。内战时的货币罪恶的名声来自后来特别保守的历史学家，他们决心证明，使用像绿钞这样对硬币道德观有害的东西所取得的任何成就完全是不明智的。
但是，毁灭的还是要比想象的少一些。历史正处于这样的时刻：美国借贷者不是以票据形式提取信贷，而是以当时开支票所依据的储蓄形式提取信贷。在随后一个年代里，对储蓄和支票的使用明显增加。与此同时，新社区也有可能建立银行。银行为满足贷方的要求，存入的是储蓄而不是一纸银行票据，可谓殊途同归。
以上描述至少是就合众国而言的。我们还可以举一个批驳联邦政府货币管理的更好的例子。在南方，有一种感觉占主导地位，认为即使没有赋税，战争也够吓人的了。南方联邦政府的税收——土地和奴隶的财产税，因合众国封锁而很快就被取消了的棉花出口税——数目甚少。南方联邦政府向各个州征税，这些税是用南方联邦大量发行的用来支付清单的货币来支付的，抑或甚至更节俭地用州本身为此目的和类似目的而发行的货币来支付的，这种货币发行与国内借贷一起用来支付战争。南方联邦钞票发行量最终达10亿美元；借贷约为此数目的1/3。价格在整个战争期间以每月10%的速率一直涨到1864年3月。南方联邦东部各州的价格指数在1861年初是100，到1864年12月升到4 285，在翌年四月上升到9 211。工资增长远远滞后，1865年与1861年相比，物价上涨90倍，但是据计算，工资只上涨了约10倍。物价督察官为主要商品指定最高价格以限制价格上涨。报纸上时而把指定价格与实际价格并排印在一起，南部联邦的钞票和债券在阿波托克斯(Appomattox)战役之后，同样变得一文不值。
虽然可以预见州立银行反对《国家银行法案》，但一开始并未受损失。1861年停止硬币支付，使州立银行摆脱了用硬通货收回其票据的这个一向令人讨厌的要求。绿钞成为法定货币在发挥着作用。1865年3月3日，在阿波麦托克斯战役发生一个月以前，财政势力又在形成自己的气候。国会被说服，通过一项清除州票据的附加立法，给所有州立银行票据发行加收年10%的税收，自1866年7月1日起生效。这也许是美国历史上最为生动的例证：收税的权力确实是毁灭的权力。
没有哪位严谨的学者为这种战争财政方法辩护过，不仅如此，“关心经济问题的北方作家还往往把南方联邦的失败归于它的纸币……”
这种调整的确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国会力图避免的一个缺陷。票据发行量取决于政府证券的数量，这种证券抵偿兑换票据的保证金。如果政府大手大脚，证券就会多，票据量也可能如此。为了避免这种意外，国会限制国家央行的发行量为3亿元。经济环境很少能如此成功，以致连对经济前景颇于精通的人也感到迷惑。战后多年中，联邦政府积累许多结余，但无法还清债务，收回证券，因为这样做意味着将会没有支撑国家银行票据的证券。还清债务就是毁灭货币的供给。
无疑可以征收更重的税，大体与战争的负担相平衡，伴随着物价大幅度上涨而带来的混乱本来会减少，南方联邦因稳定和明智的判断而赢得的名誉本来会得到提高，可以想见军队的士气也本来会得到提高，更不用提工人了。但是，实际上也有许多困难，一个刚刚成立的小国，受到封锁，被切断工业产品的来源和市场，基本上是在本土作战，维持一支庞大的部队——据估计，人数约为60万，不大可能为100万——在战场上长达4年之久，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事业。能做到如此，靠的是积累的大约3 700万美元的货币资源，这至少是财政魔术中的一个主要功勋。南方联邦的奇迹如同罗马的奇迹一样，不在于失败，而在于能够存活如此之久。传说有位考古学家在1万年以后对纽约的考古挖掘中，发现一个付款厕所的遗址，并弄清楚了厕所的目的。他认为，文明失败是因为硬币出了问题。把南方联邦失败归于纸币的人们与此人属于同一学派。
随着内战的爆发，力主货币坚挺的势力在与对手的妥协中占有明显的优势——或至少初看起来是如此。来自南方和密西西比峡谷地区的国会会员和参议院议员都离开了。战争迫切要求制止州立银行及其票据造成的混乱和迷惑。计划建立一个新的中央银行是不可能的，但建立一个得到联邦政府认可和控制的新银行体系是可能的。1863年，在财政部长蔡斯和国会的强烈要求下，通过了《国家银行法案》(National Bank Act)，批准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银行体系。可以想见的首要问题是银行票据管理。票据只有占联邦证券价值90%时才能发行，这种证券是由发行银行购买的，在国库里押有保证金。这种调整的可靠性是显而易见的；如果银行栽跟头，可以把证券售出，把票据赎回，在所有正常情况下很有一点赚头。这也是一个确保战时政府的证券市场的有益途径。
在该世纪剩余的35年中，妥协中的硬币派势力大增，他们再也不对绿钞发行让步了，由此避免了一次反攻，也避免了一场支持白银的进攻，当然，取消州立银行钞票所获得的利益得到了维护。
但是，到了内战时期，美国的货币体系在商业及其贪婪的漫长历史中，仍然是最为混乱的，其程度可以说是无与伦比。在1609年以前，带到阿姆斯特丹的硬币纯度比较高。据估计，有7 000种不同的银行票据在一定程度上进入了流通，出现了大约1 600家不同的或已倒闭的州立银行。由于纸张和印刷费便宜，票据发行权作为人权得到保护，所以个人也都代表自己的利益从事这种生意。据估计，有5 000次假票据发行进入当时的流通。没有一本更新版的指南就不可能做大生意，指南可以把可靠的票据与较差的票据、空头票据和坏票据区分开来。《银行票据记者》或《假钞侦探》是每个重大经营企业的重要文献。
1866年开始回收绿钞，前6个月平均回收率是1 000万美元，此后每月回收400万美元。这是一项不得人心的政策。政府开支包括维持南方重建时期各政权的开支，仍然十分庞大。物价在下跌， 战后小麦价格持续上升，1866年高达2.94美元，1868年降至2.54美元，翌年又近乎下降1美元。所有农产品价格指数在1864年是162，到1868年降至138，翌年又降至128(10年后降至72)。战争期间，农场抵押债在上涨，士兵转业回到家中，或在新垦区过着农村生活，他们同许多人一样，对低物价做出了厌恶的反应。
1836年，联邦政府颁布法案，要求今后购买公有土地必须得用硬通货或可以兑换硬币的银行票据付款。这项带来不便的、受到大众批评的法案，可以检验州立银行票据发行的质量，其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同两家美国中央银行坚决要求兑现票据一样。长期以来，人们认为银行借贷和银行创利受到了一定的阻碍。翌年发生了恐慌，虽然这不一定是必然的结果。接着又产生了肯定会发生在投机得来的幸福感之后的悔恨，这种悔恨若发生得早一些，也会是有益的。州立银行法律及其实施得到大大加强。在1840~1847年间，银行数目实际减少，票据流通大幅度下降。此后两者又都上升，却是以更平静的方式上升。
受到这种影响的人们认为其原因在于回收绿钞。1868年，根据两院绝大多数意见，国会终止回收绿钞。1871年和1872年，财政部不顾硬币主张者的反对，许可再发行几百万美元。翌年是一个典型的恐慌之年，许多人都来银行取钱。为了满足这一需求，又重新进行了一次更大规模的发行。1874年，国会通过立法，要求把绿钞流通量扩大到一个恒定的总数4亿美元。
密林深处、沼泽地间或看来更适宜的荒凉的乡村贸易站，时而被认为是银行的最佳场所，因为从那儿银行可以把票据发给借贷者(他随之将其传出去)，希望最后一个接受者不知道送到什么地方去兑换。但还得强调指出，这是历史保留下来的最坏的例证。斯皮罗·阿格纽(Spiro Agnew)的副总统地位在历史上是牢靠的，银行在历史上的地位也是如此。这时期的许多银行，包括几家公有制的州立银行，都得到认真负责的管理。甚至在那些失败的银行当中，也有许多是在做出真诚而有益的努力之后的失败，这种努力使有价值的人才进入农场或去经商谋生。
对此，格兰特投了否决票——“我不相信任何人工方法能够使纸币和硬币对等——当不拥有或拿不出现成的硬币来收回要支付的票据的时候。”随后，这个问题交给了选民。1876年，绿钞党出面就此问题为使用纸币做努力(还有一些其他新的财政手段，包括抑制新国家银行钞票，据认为这侵犯了政府独有的、神圣的发行纸币的权力)，在国会1878年的选举中，绿钞党投了一百多万张选票， 选出14位国会会员。(就是这次选举，把软钱与硬线之间的差别永久地带入语言之中。)与此同时，虽然再发行绿钞遭拒绝，但收回也被终止。此问题的解决完全是顺其自然的。绿钞流通量总是固定在一个非常准确的数目346 681 016美元上。至此人们可知，此流通量在未来许多年里都是持续的。1878年是绿钞事业的高潮之年，现在人们把注意力转向了白银。
另一种更为重要的新发展是自由银行业。根据州议会的决定，银行不是公司，在当时和以后许多年中需要州的一个特别许可证，银行属于一个由个人组成的志愿协会，因此与打铁业和制绳业一样对任何人都可开放。有一些规则，特别是关于硬通货储备量，要依票据和存款而定。在一些州中，这些规则执行得非常严格，通常是在有了根本不执行的可悲经历之后。第二央行在不把这个问题当学术问题来看待之后，才发现有关规定往往得不到执行。在这些年月里，当时保守的马萨诸塞联邦发现一家拥有50万美元票据流通量的银行倒闭后，其硬币储备仅仅有84.48美元。这样的支撑是多么脆弱。也许历史在那儿比在任何地方都保存得好些，19世纪30年代，密歇根银行业的记载特别迷人。法律规定，票据流通要有30%的黄金和白银储备——一个十分牢固的基础。督察官不断检查银行，强行执法。就在有督察官之前，当储备用的黄金和白银也进入了流通。这种储备装进箱里，从一家银行运到另一家银行；必要时把铅、碎玻璃和十分廉价的钉子装入箱子增加重量，以增加数目，上面盖上一薄层金币。一个执行任务的督察官，一向善于对时代做精妙的隐喻，他抱怨说：“黄金和白银魔力般的名气在全国到处流动；其声音可在密林深处听到，却像风一样，人们不知其从哪里来，也不知其向哪里去。”
白银自古代起就是硬钱中最硬的钱，现在成了软钱。回忆过去可知，1867年欧洲主要国家在巴黎开会，决定把黄金作为几种货币的基本而唯一的储备，也作为货币之间付款的媒介。看上去对欧洲来说是正确的事物，对美国来说也是如此。因此，在1873年人们都认为，在一个平常的行动中普通的银元被从硬币中取消了。(一种更重的贸易元在几年中仍在铸制，供给与东方做生意的商人使用，在东方接受付款的人仍坚持要白银。)6年以后，为了与早先的立法保持一致，留存下来的绿钞可以兑换黄金，且只能兑换黄金。国家银行钞票自从可以与绿钞兑换以来，现在也可以完全兑换成黄金。恢复——重返金本位——轻而易举地实现了。物价回到战前水平。相对交易额来说，纸币流通量曾一度很大，但由于工农业迅速发展，现在变小了。因此，当可以得到黄金时， 又没人想要；这种现象并没有引起什么议论。
这些年的增长得益于两个新的合法构思。其中一个是州属银行。由于其直接目的是用自己新印的票据发放贷款，显然这与宪法中不允许州发行货币的禁令相矛盾。似乎为了强调这一点，肯塔基议会在筹办这样一家银行中仅仅拨了购买印版、纸张和一些办公用品的钱，其他一切花费用随后印的钱来支付。但是，如现在所显示的，在涉及货币的问题上，宪法可以扭曲，宪法得服从体现大众急需和政治需要的更高级法律。在一次预备诉讼中，最高法官约翰·马歇尔认为，州银行发行取款凭单是违宪的。1837年，马歇尔死后，最高法院一致赞成州立银行有发行票据的权力。
这是无法持久的，低物价轻而易举地引发这种现象，又是引起农民不快的一个源泉。与此同时，在欧洲采用金本位造成政府(特别是普鲁士政府)和银行出售白银换取黄金。结果是白银对黄金的价格跌落。在19世纪70年代，白银价格由于内华达发现大量白银而进一步下跌。在半个世纪中，由于白银价格超过制币厂的价格，格雷欣定律就使之不制银币，而是把黄金带进制币厂。现在白银便宜，在制币厂白银开始失宠，哎呀，现在又发现，1873年的立法排斥了白银。再也不制银元了，当时并不引人注目的1873年立法现在成了1873年的罪行。一位英国金融专家欧内斯特·赛德(Ernest Seyd)贿赂国会，通过此项立法。后来又把这个阴谋升级，使其成为犹太银行家秘密团伙的作品。因此，随着绿钞骚动在19世纪80年代减退，白银反攻占据其位。
第二央行的完结与第一央行一样，都是把银行业领域的特许权和调控权完全交给了各个州。如同第一央行的结束是由于州银行大量增加一样，第二央行的结束也是如此，只是结束得彻底。在1830~1836年间，银行数目增加1倍多，从330家增加到713家。票据流通有了一定程度的相应增长，从6 100万元增长到1.40亿元。硬币保持股份——黄金和白银保持股份——可以想见，只有少量增长，从2 200万元增到4 000万元。
从政治上来讲，这次反攻比以前强大得多。绿钞支持者创建一个政党。主张自由白银的人们也同样建立一个政党——人民党。但更重要的是，他们赢得了一个政党——民主党。“自由”一词意味着，以过去371.25格令对1美元的汇率可以自由或无限制地把白银制成硬币——毋庸置疑，这个汇率所涉及的美元兑换白银的赢利远远超过现在市场上的赢利。由于1美元含有371.25格令白银，含有23.22格令黄金，因此两者的相对价值又回到了先前的(虽不是历史性的)16︰1。
美国第二央行崩溃后的妥协是有代价的。银行重复建立，贷款反复且尽情地发放，由此反映出由其他原因而产生的幸福感。若有某种风吹草动，人们就都来银行取钱。这就是恐慌。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先看看这种银行业的历史，然后再在下一章讨论作为代价的恐慌。
自由白银的支持者在1878年尝到第一个甜头。战后，软钱的支持者由于被新成立的州送往西部而控制着国会；硬钱主张者总能左右总统。1878年，国会不顾海斯总统的一项否决，下令每个月按市价购买200万美元~400万美元的白银。这批白银要按以往的重量制成银元。制币厂生产的美元多于在市上购买低价银所需的美元。这笔赚头归政府所有。
对于新垦区来说，混乱状态远比牢牢控制秩序井然的信贷体系还要好。对资本与货币的混淆也并非天真。对殖民者来说，他从银行得到的票据就是资本，因为他得到了资本。人们在长时间内不会经常对自己的金钱利益做出基本错误的判断。19世纪，西部开发的伟大创举就是由没有这种判断失误的人做出的。持其他观点的人在证明，所谓健全的经济学，当时与现在一样，往往是反映受尊敬的富人的需求。
这并非明智之举，尽管硬币主张者认为是明智的。他们希望这项举措至少可以使白银的提倡者得到满足。悲哉，后者仍未得到安抚。骚动在继续，并非由于制造了有限的银币，而是出于所提供的一切。人们还感到，这不仅会提高白银的价格，而且也会从整体上提高农产品的价格，由于白银的倡导者是心地善良的教徒，因此他们有一种深深的信念：拥护白银就是拥护上帝。在随后的年度，不管上帝有什么希望，他都深深卷入美国的货币政策之中。
这是一种东部有名望的银行和商人极为反感的调整，但对他们来说，也不是不可容忍的。他们有优等货币彼此做生意，也与外国人做生意，他们有上等的银行。他们只要用心，就可以区分来自西部的上等的与可疑的票据，不是将后者拒绝，就是打适当折扣后加以接受。他们蒙受损失，但销售量也在扩大，有经济头脑的人后来谈到对著名商业社区的看法，他们谈到了不稳定的银行业的混乱状态。他们认为，殖民者由于急切想得到银行票据，以及受经济学陈腐观念的影响，把货币和资本混为一谈。智者未能抓住要点。
1890年，由于高税收的主张者和白银的主张者之间进行脱离正轨的讨价还价的交易，购买白银被进一步放宽。为此，购买白银而发行的财政部钞票可以随持有者心愿兑换成黄金或白银。可以预见，格雷欣定律现在以对黄金不利的状态发挥作用。白银在交易中流通。财政部钞票持有者将其兑换成黄金，随后将黄金存留，送往海外或在海外花掉。财政部黄金储备减少，1893年有一股强大的兑换黄金储备热。为增强黄金储备，出售了政府债券来购买黄金，但是这样得来的黄金又被抛出去，收回为购买白银而发行的钞票。
国家新开垦的地区有权按意志开办银行，且因此有权创造票据和储蓄。中央银行并不检验这些银行兑换票据的能力；虽然有州立法规明确规定，现金储备必须得与票据和储蓄相符，但是这些法规是由一只软弱无力而彬彬有礼的手实施的。于是，当文明或某种类似的事物于18世纪三四十年代来到印第安纳或密歇根的交叉路口时，银行也来到了。发行银行票据给农民买土地、牲畜、种子、饲料、食品或简单设备，也就使之开始经营。如果和其他人之间开展的生意兴隆起来，还清了贷款，银行就可以生存下去。如果未能兴隆起来，无法还清贷款，那么银行就是失败的，而且某人——也许是一个地方债权人，也许是东部的供给者——只好双手攥着一文不值的票据。那时，这家银行的一些借贷者已在做生意。从某种角度上说，某人手持票据就不由自主地为赢得西部做出了贡献。
坏事往往可以变成好事，如果人们在探索原因时有足够的警惕性的话。1893年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抢购黄金决定了一次恐慌的规模。这次恐慌也有其他原因，与以往一样包括先前的投机倒把。但是硬钱的支持者及其代言人如同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一样，把一切过错归于白银。1893年夏季，克利夫兰让国会召开一次特别会议来限制白银。通过与众议院的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在参议院长时间的唇枪舌剑的辩论，被屈服和恐吓的国会最终答应了要求。
在金融、贸易和信贷发展的社区，主要在东部，但过几十年，也将其影响伸向西部和南部，通过调整给这样的社区提供一种基本的硬通货——黄金和白银。对这样的社区来说，先在州府管理下，随即在联邦规章规范下，银行越来越可靠，银行坚决按要求使用金银兑换其票据和存款。因此，银行票据与金银具有完全等同的购买力。
但主张白银的人并未被完全击败。1896年，他们把这场斗争交给了选民。在主张硬钱的人们看来，布赖恩“昏庸自满，他坚持把白银问题当作主要问题”。在民主党大会召开之前，他发出了不朽的挑战：“……我们要答复金本位倡导者的要求，对他们说，‘你们决不要把这个带刺的王冠向下直压劳动者的额头，你们决不要把人类钉死在一个黄金十字架上。’”上帝以前就听到有关白银正直的劝告，因此现在他明白了黄金至少象征性地意味着他儿子的死。
从更严肃、更深刻的思想来看，从1832年以后的100年是基本妥协的100年。实际上，存在两种货币体系，其中的每一种都适合于对其所服务的国家或经济的部分的需求或预测。在这两种体系之间，是不安定的共处，偶尔也会发生冲突。和平的基础大体是一方不能毁灭对方所拥护的体系。对每一方来说，这种缺乏是许多公道的惋惜的根源。
在选举中，布赖恩被彻底击败。时光依旧。现在，中西部赞成硬通货。麦克利以271票对176票获胜。纽约《世界》(World)杂志说：“并非自从里奇曼倒台以来，爱国的美国人才有这样的理由来欢跃……荣誉被维护了。”
但是，并非一切都是错。在19世纪，谈起令人沮丧的美国货币错乱时，人们也总是羡慕且欣喜地谈论民族经济的发展。这样的事是前所未有的。两件事中肯定有一件是真实的。货币计划肯定有一种补救作用，否则就是无足轻重的。
1900年影响硬币和钞票的化妆品立法进一步肯定了对黄金的承诺。结果是，一些洁癖者把美国采用金本位定为这一年。实际上，它已经取得了胜利。
美国货币史上的思想为公众所接受，必须一提的是，这种思想缺乏才气，以此看来，1832年后的岁月是可悲可叹的。自由银行业、由此带来的银行倒闭、随之而来的美钞且需要更多美钞的骚动、一些成功制造低档银币的压力与再现的恐慌交织在一起，正如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所认为的那样，所有这一切使美国的金融体系成了“文明社会的最大败类”。
但是，1900年的法律中有一则幽默能给人以启迪。该法律允许国家银行——当局的好银行——发行的钞票完全具有储存国库里的政府债券价值的100%，也把这种流通的少量税收一分为二。结果是，国家银行钞票流通量迅速增长——在随后8年中翻了一番多。一切善良的财政人士称赞这一举措对国家增长的商业是必要的—— 一个健全而有益的活动。绿钞、白银证书、购买白银的国库钞票，所有这些实际上是不可区分的，这种货币的增长是有缺陷的、不明智的、鲁莽的——或如同纽约《世界》杂志所认为的，是非常不光彩、非常不爱国的。没有一项原则可以区分这两种情形，只有真理与高尚的财政利益之间的有趣的联系才能做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