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4年，华盛顿陷落之后，在许多情况下肯定会找到借口，因此新英格兰以外的银行都中止了硬币支付。无须赎回票据大大有助于发行，在用票据购货或还债时导致一系列非常复杂的折算。新英格兰银行的票据自从可兑换黄金或白银以来，其面值得到公认。纽约银行的票据稍差些，要打10%的折扣。巴尔的摩和华盛顿银行的票据显然更华而不实，要打20%的折扣。阿巴拉契亚西部地区的许多票据要打50%的折扣，所有的票据在流通中都伴有大量假票据，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
历史可能不会重演，但是随后25年所发生的事件做出了明显的反证。摆脱了美国央行的纪律约束，受到1812年战争和战后迅速繁荣的鼓舞，州立银行的数目有了增长——从1811年的88家增长到1815年的208家。其票据发行量从1812年估计的450万美元上升到1817年的1亿美元。增长最大的是位于阿巴拉契亚山脉和西部地区的新兴国家。
1817年，宾夕法尼亚在议会的单独一项决议中允许37家新银行开业。随后的年月中，在那里和其他地区的数目就有了进一步增长。每个地方，包括“教堂、酒馆或铁匠铺，都被认为是可成立一家银行的合适的场所”。“其他公司和商人也发行‘货币’。甚至理发员和酒吧招待也在这方面与银行竞争……几乎每个公民都把发行货币看作是自己的合法权利。”
近来与国防部或国务卿的地位相反，财政部长大体上只有日常性的、礼节上的或委托的权力，除非此职位由在制订大政策方面可以与总统有特殊接触的人担任。林顿·约翰逊(Lyndon Johnson)试图说服一个部下担任该职，告诫他如果任何称职的人拒绝的话，他都不能容忍。从来没有人认为副总统在共和国事务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只要正总统不犯罪，不受弹劾或心脏病的威胁。在1810年，情况就不同了。杰克逊总统同他的大多内阁成员一样反对美国央行。1809年，麦迪逊继任，他虽然要圆滑一些，但早期也认为美国央行是违宪的。但是，阿伯特·加勒廷担当财政部长，他支持央行。这是因为他独立的权力有足够的威力。他迫切要求恢复，但当参议院投票结果持平时，副总统克林顿的机会来了。他与反对派结盟，恢复特许证的提案被否决了。
混乱再度引起人们对秩序的关注。通货膨胀引起人们对物价稳定的关注。(认为西部地区银行的钞票要打50%折扣，自然就是认为这些钞票价格上涨1倍。)美国央行也恰好在这个时候消失了，当时为了1812年的战争，特别需要央行营业——购买和出售政府债券，以及调整和分配政府资金等重要业务。更加笨拙的是这家企业的总体管理，不管是军事的还是非军事的——也许直到越战时期是独一无二的，货币失控不可能是这场混乱的主要因素。但是，如果仅仅引起一点点的话，也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对建立美国央行的最初投票表决中，东北地区赞成，不发达的南方地区反对，现在经过漫长的岁月，马萨诸塞及其相邻地区已变成金融的新堡垒。1810年，众议院投票(73︰35)轻而易举地通过恢复主张。国会随后休会，央行的反对者给当差的议员做一些紧急的教育工作。参议院复会表决，结果是17︰17平。
因此，要重起炉灶。1814年，财经领袖们——斯蒂芬·吉拉德(Stephen Girard)、大卫·帕里什(David Parish)、约翰·雅克勃·阿斯特(John Jacob Astor)——制订出建立一家新美国央行的计划。在随后几个月中，他们与其他人一道呼吁，需要将央行建在华盛顿。1816年，第二家央行得到特许。除了比其前身大以外——当时是一家非常大的企业——其权力和职能也都完全一样。
也有来自其他大小银行的更为鲜明的反对。同这些银行一起，美国央行成为一个有特权的竞争者，它有联邦政府的储蓄，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还同其他普通商业银行有同样的业务。但是，它不仅是一家竞争者，而且也是主人，可将其纪律强加给其他银行，要求它们用硬通货使其钞票创利。没有美国央行，业务就松懈得多。对银行的愤恨无疑充分地传给了客户——特别是当他们得不到贷款或被要求偿还贷款的时候。
起初与一个世纪前的英国央行一样，第二央行特别需要一个对调节者实行调节的机构。1816年，战后繁荣达到鼎盛，在西部地区投机倒把活动格外猖獗。新央行欣然参与，在不动产贷款方面特别活跃；似乎在强调宽松的意向性，对央行本身的股票也进行猖狂的投机倒把。它也不要求别的银行表现克制的态度。回过头来看，第二央行也许又陷于其前身的投机倒把活动而失宠的局面，拒不兑换州立银行钞票。1818年，央行的巴尔的摩分行因贷款不利丧失大量资金而倒闭，虽然根据当时时兴的松散式联合计划，并未使在费城的母行倒闭。
我一向都是银行的敌人；我不是为现金贴现的银行的敌人，而是擅自让纸进入流通领域且因此排斥现金的银行的敌人。我反对这类机构的激情在美国银行建立时是如此高涨而公开，以致银行贩子团伙嘲弄我，说我是疯子，他们设法偷走公众手头上干巴巴的收入，以行欺骗之实……我们应该为革命的旧纸币建一座圣坛，毁灭个人而拯救共和国，并在此基础上把目前和未来的一切银行特许证连同票据一起统统烧掉吗？由于这样注定会把共和国和个人都毁掉，因而是不可取的。这股狂热劲太厉害了。其迷惑力和腐蚀力包围了政府的所有成员，包括普通的、特殊的或个别的。
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作为政治家，智力未必够用，已被证实判断力差。1819年，他的行长职务被朗顿·切夫斯(Langdon Cheves)取代，大多历史学家都把切夫斯描写成一个特别迟钝的人，他很可能就是时局所需要的人。他制定了贷款紧缩和丧失赎回权方面的强硬政策。从时效性来看，繁荣瓦解，物价下跌，债务人财产被冻结，倒闭数上升，一般来看这些似属偶然。这是五大恐慌中的第一次，这五大恐慌大约20年出现一次，标志着19世纪的历史进程。
起初，人们普遍对银行，特别是大银行持怀疑态度。例如，英国托利党(Tories)成员认为，英国央行对传统权威和机构有害，是正在分裂共和制的楔子，弗吉尼亚的绅士们认为，美国央行是篡夺金融权力和腐化城市的工具。他们还认为，银行是一种骗局，把田地里老实干活的人的财富转给靠买卖为生从他人劳动中获利的人或其生产制造企业对农业社会有害的人，但他们却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1814年，杰弗逊回到蒙提塞洛(Monticello)，忘记了早先与约翰·亚当(John Adams)的分歧，二人开始了著名的通信，杰弗逊针对银行的危害和欺骗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如同约翰斯忙忙碌碌一样，切夫斯最后是苦不堪言。1823年，他被一个妙趣横生、智慧超群、善于处事的人所替代，此人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时未能得到学位，因为那时他才13岁，被认为年龄太小。他就是尼古拉斯·比德尔(Nicholas Biddle)。比德尔与前任不同，他对央行的作用有清醒的观念。他希望央行在贷款方面起积极有益的作用，是整个社区的一种积极力量。他非常清楚央行对州立银行限制力量的作用。与他的前任或他时代的大多数人相比，他也是目中无人、傲慢至极。
这些年中，其他银行数目仍相当少——1805年估计有75家且都在靠近海岸的东部各州。看来，美国央行对这些银行强行严格限制，拒不接受未按要求支付硬币的客户的债券。美国央行树起榜样，其他银行也采取同样的拒绝措施。储户喜欢其票据能流通的银行。除了特别依赖施舍的借贷者外，余者还都会找一家其票据将被其债权人所把持的银行。美国央行时而求助于形势看好的州立银行的帮助。这些州立银行正在被票据持有者或其他债权人所围困，美国央行除了强行限制以外，还起到了最终贷款人的作用，因此在很短时期内充分领会和发挥了中央银行的基本调节的职能。随后我们就会看到，联邦储备体系在头20年远未做到这样。美国行取得的成就恰好是许多银行所不想要的。
在比德尔领导下建立了许多新分行，总数达29家。贷款和证券投资增加了。付款包括代表政府所接受的一种票据，发行这种票据的银行可用黄金或白银将其购回。银行这样做的意愿和能力不断用流通方法来检验：使其票据能否迅速返回兑现。可想而知，州立银行对这种强制性做出反应，上交美国央行票据以换取硬币。每一方都好像在管制另一方。
美国央行按其准则取得了明显的成功，在随后20年中，连同8个分行一起成了为政府提供资金的储蓄地，在公共开支中成了从国家一个地方转入另一个地方的工具(从那时的原始通信状况来看，已无法说明其中的详情)，是政府贷款和私人信贷的源泉。政府和私人借贷者都得到全部或部分央行票据贷款。这种票据可以按流通面值兑换黄金或白银，因此很受公众青睐。
美国央行票据的流通——且由此使其进入流通的贷款——起初在数量上受到限制，至少应是面值小，这种限制即使偶然也很严厉。根据美国央行的特许，所有的票据都得由银行总裁和出纳员亲自签名，不许有模仿和伪造。用老式笔一天最多签不超过1 500张票据，就没有时间做其他更有意义的工作了。国会接到要求减轻限制的请愿，允许分行也发行票据，这一请愿遭到拒绝，是导致比尔德使对手恼火、愤怒的许多法令之一。他规定，分行官员可以提取用于支付给另一个官员的支票。接受的官员随后以美国央行的名义在付款支票上背书，支票这样改进后成为美国央行对支付现金的一种承诺；它不再是一张支票，而是一张银行票据，因此为借方以及传递对象所接受。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口头提出承担债务，收回大陆债券，制造货币，刺激生产；与此同时，他还提出建立一家中央银行。如同10年后拿破仑的法国央行一样，中央银行是以英国央行为模型的；国家可能抵抗英国人，但并没有蔑视他们的金融机构和金钱智慧。美国央行要得到20年特许，拥有公认的1 000万美元资本，其中联邦政府将捐赠200万美元。没有一个人能拥有2.5万美元股份中的1 000多股；外国人可以拥有股份，但不能持股投票。当1791年7月开始认购股票时，股票一下子就被抢购一空。不久，就有人利用权利严重投机购买股票。但许多节俭的参加者只下了少量的赌注。银行开始靠大约67.5万美元硬通货运转。
比德尔曲解法律的才能并没有让那些拒不提供给他所寻求的立法的人们感到亲切，他们普遍不喜欢他的作风。作为银行家，他入木三分地论及他的权力，曾不止一次地说，这种权力在权威意义上可以与美国总统相提并论。他得意洋洋地认为，他的职位对州立银行有一种生死攸关的权威性，赞扬自己行使这种权力中所表现出的温文儒雅。当一个参议院委员会问到美国央行是否曾压迫过州立银行时，他答道：“从来没有。没有几家银行会由于美国央行权力的行使而可能遭到毁灭，也没有一家曾受过伤害。”这使杰克逊总统注意到：“央行总裁告诉我们，大多数州立银行是靠克制而存在的。”据认为，与货币的交往会导致政治迟钝。就此而言，比德尔甚至比蔡斯更能说明问题。
这里谈谈美国银行业激烈斗争的背景。采取限制手段，稳定货币和物价，确保作为最终贷款人和救星的地位，这符合一些人的金钱利益。对借出和借进所获得的利益都不加以限制，则符合另外一些人的金钱利益。结果不管造成多大灾难都不比限制更糟。虽然这些是斗争中的主要问题，但如同货币一向所涉及的情况，存在着许多使问题复杂化的环境、姿态、倾向和误解。
如施莱辛格教授所强调的，比德尔遭到来自社会现存权力机构和硬通货主张者的反对。东部银行家对他的主张表示愤恨，在纽约还有人担心中央银行在金融事务上过分夸大了费城，作为一个实际问题，其意义有多大现在也无从知晓。当然，假如中央银行在那儿生存下来了，那么费城会成为主要的也许是国家主要的金融中心，可想而知，华尔街只不过是另一条街而已。这些年来，杰弗逊(Jefferson)以及现在杰克逊(Jackson)的硬币、反央行观点也在工人中间找到了知音，其中许多人认为，不管是由政府还是由银行发行的纸币，都是一种欺骗手段，通过抬高物价或无理折扣来剥夺他们正当工资的一部分。
就英国央行而论，从与商业银行的关系来看，中央银行主要起三种作用：第一，给普通银行的票据兑换成硬币，由此抵制它们对过量发行贷款和票据的诱惑；第二，同样限制贷款和相应的储蓄增长，也许要求商业银行库存具体数目的储蓄，也许出售证券保留所得现金，把可借贷的现金从银行提出；第三，当众多人都来商业银行取钱时，贷款就作为救助之源。这三种作用的前两种对银行运转十分不利，因为是新国家的穷人和雄心勃勃的人要求银行运转。如果前两种作用失效，后一种作用也就无所作为了。因此，大多数人取钱时，银行得不到救助，除非事先克制住这种盲目性。
然而，看来可以肯定的是，情况如同第一央行一样，最严厉的对抗来自规模小的、寿命短的、新建的州立银行，以及那些认为经济发展机遇取决于这种机构的存在的公民们。回顾整个发展历程，南方许多地区现在愿意承认央行及其管制。西部新殖民地区特别需要易行的信贷和宽松的信贷者，这就又成了对抗的焦点。
应当特别指出，银行的债券以一定利率借贷出去，银行主人及时且直接得到报偿。同样的债券可以使借贷者拥有土地、建筑、工具、原材料和劳动力，从而他成了农场主或制造商，或拥有产品和建筑的股份，因此他成了商人。在简单社会里，信贷实际上具有鲜明而平等的特色，使得那些精力充沛但身无分文的人在一定程度上与拥有资本的人平等地参与经济活动。提供信贷的条件越低且得到信贷的人越穷，那么信贷就越具有平等的特色。也就是说，这种令人愉快的平等化在于提高下限而非降低上限，看来确实如此。这就是在美国建立银行的明显动力，这种动力持续整个19世纪直到进入20世纪。因此，对坏银行感兴趣也很明显，虽然说未得到承认。坏银行与好银行不同，它把风险借贷给穷人，风险是穷人的另一个代名词。
虽然央行特许直到1836年才到期，但是可想而知，对此的争论几年前就开始了，有时非常激烈。比德尔的兄弟身在远方的圣路易斯市，是地方分行行长，1831年，他卷入了一场特别尖锐的有关中央银行功绩的争论，他认为银行功绩是伟大的，导致一场手枪决斗，结果双双毙命。这个双重悲剧与其说是反映了射击质量，倒不如说是反映了迎合目光短浅的梅杰·比德尔的需求。决斗的距离非常小，只有5英尺。
银行及其货币对年轻的共和国公民比纸币对殖民者来说，甚至是一项更有魅力的发现。纸币可以使国家免遭税收的压榨。适量使用纸币，如在宾夕法尼亚殖民地，可以防止通货收缩，避免商业萧条的后果，但这些馈赠实际上具有普遍性，需要公众的行动。银行货币的回报是十分明确的，而且在个人的意志之内。
1832年，亨利·克莱(Henry Clay)领导国会中的亲中央银行势力，通过一项恢复央行特许的议案。杰克逊言辞激烈，据理否决该议案，中央银行成了当年晚些时候大选中的一个主要问题。比德尔并非缺少谋略。他坚信银行是权力的根本源泉，当拨款预算案被推迟，国会议员工资发不出来时，他就定期向他们提供资金。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多次担任中央银行行长和法定顾问。“我认为我当顾问的薪水并没有恢复到往常那样，如果让我继续与中央银行保持关系，就完全应该给我正常的顾问薪水。”许多其他名人也都加以响应，其中包括新闻界人士。加入抬高身价之列的著名记者之一是詹姆斯·戈登·贝内特(James Gordon Bennet)，他被塞缪尔·艾略特·莫里森誉为美国黄色报刊之父。杰克逊在大选中获胜，比4年前胜得更分明。美国央行的命运就这样注定，在另一个80年中如此这般的就是人们思想中的美国中央银行业的命运。
但是，不久银也不送制币工厂了。在费城制造的银元闪闪发光，比西班牙殖民地流通的西班牙银元稍轻一点儿，因此美元有了自己的名称。西班牙殖民者不久发现亮而轻的美元与较重的、更有价值的地方硬币完全一样流通。北美的贸易者发现，人们认为，从西班牙殖民者那里得到的西班牙元是有点儿超面值的，带回美国熔化后重铸美元，每熔化100西班牙元可得几元利润。因此，美元把黄金驱出美国流通领域后，现在又把西班牙元从流通领域驱向南方。这就是格雷欣的双重效应。杰克逊结束这一荒唐现象，他终止银元制造，显然是看出了破绽。在一个年代或更长的时期中，新共和国使用的货币基本上是由五花八门的外国硬币组成的，其中当然包括英镑、先令和便士。我们现在讨论更为重要的银行问题，即独立以后可以自由建立银行。
在第二次执政的4年中，杰克逊很快把政府储蓄从美国中央银行取出，起初储蓄存放在精心挑选的或倍加信赖的银行里，后来放在独立的财政系统中。政府把持着自己的储蓄，实际上成了独立的银行家，政府内阁中有人反对这种行为。140年后，在有关《理查德·尼克松星期六夜晚大屠杀》的一次精彩预演中，杰克逊发现，有必要撤换他的两位财政部长，他找到了人选——罗杰·B.托尼(Roger B.Taney)，后来的首席大法官，对他可谓言听计从。比德尔身为银行家，以无所不能而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做出反应签署了贷款合同，旨在促使早日出现一场危机，“导致一场小规模衰退”。比德尔以实际行动支持杰克逊，也算是取得了最主要的成功。
规定带鹰的一枚10美元金币含纯金25.75格令；银元含纯银317.25格令。在早年，只有银才送制币厂，因为在厂外进行25.75格令的黄金交易可获得比371.25格令还多几格令的白银。因此，把银而不是金送到制币厂，可以多得一些额外的分币，数目虽小却值得。这样受益的人从来不为世人所知却一直存在。用货币术语来讲，黄金价值被低估了。
在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从坚挺的货币和金本位的超道德意识来看，杰克逊毁灭中央银行的行为被公认是恶棍之举。如前所述，芝加哥大学教授怀特在1949年发表的文章中，把这种行为归于杰克逊对银行的深仇大恨，他悲叹道：“国家对一个伟大的中央银行的试验被终结了。”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除了承担各州和大陆会议的债务外，对大陆债券也做了表态，建议收回当时人们手中的债券，汇率也是相当慷慨，1分硬通货兑1美元。根据汉密尔顿的另一个建议，在费城建立一家制币厂。其金银硬币将是国家基本货币，这已被广泛认可；主要的意见分歧在于，金银硬币上应带有自由女神像，还是同时代适宜政治人物的画像。
但在最近时期，银行家的传统智慧至少受到一定的怀疑，一种强大的时代民主精神把认识和道德两者都归于普通人，人们带着鲜明的热情来看杰克逊的行动。凭直觉，他坚决站在选民一边，向新州、新农场和新垦区的生气勃勃、志向远大的普通人做演讲。
但是，宪法是一个转折点。除加勒廷和绿钞插曲以外，政府的纸币实验失去了力量，但美国人发明通货膨胀的本能并没有被遏止，而后是这种本能挟带着巨大的热情和力量指向银行。
从一个重要方面来看，他与他们的联盟出于偶然。他反对将美国央行当作一种垄断——如比德尔认为的，是有权力与国家权力相对抗的一个怪物。这种权力对民主政治是有害的，也是他的政敌的权力。但是他提倡硬通货——赞成由黄金和白银组成的货币，把所有纸币当作魔鬼的工具来加以避开。为了干掉美国央行，他得到的不是硬通货，而是最软的钱——新银行如爆炸般剧增，银行票据如雪崩般涌现。但是，这些由此发放的贷款正是他的选民最想得到的。假如安德鲁·杰克逊成功地确立起自己所需的硬通货，那么，他的名字在前面提到的垦荒区的生气勃勃、志向远大的普通人当中，就会遭到谩骂。假如他在首届任期中完成了这项改革，那么他们就不会再一次为他投票；假如这出现在他的第二届任期中，他们可能就不会允许他返回田纳西。历史学家在考虑杰克逊在财政问题上正确与否时，必须得允许有第三种可能，那就是他茫然不知所措。
随后在内战期间，一切虚伪都被撕破了。有些证据表明，与金钱过往甚密可以培养自我正义感，养成政治迟钝以及不引人注目的傲慢作风。如果是这样，萨蒙·P.蔡斯(Salmon P.chase)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他为当林肯的财政部长而深感遗憾，因为他自信应该当总统。起初他表现出不悦的态度之后，要求国会不断发行绿钞，这又是在没有任何选择地支付迫在眉睫的战时账单情况下进行的。绿钞是无可挑剔的纸币。随之在1870年，他作为首席大法官，代表其大多数严重声明，坚持认为绿钞违宪；1871年，另一家法院推翻了这一立场，蔡斯则坚决反对。
或者可以想见，在他那里，语言与思想之间的关系并不紧密。据传闻，在新奥尔良战役中，当英国人逼近时，他在棉捆后面发出具有历史意义的命令：“对准他们，炮口要稍低点儿。”
宪法把造币的权力仅仅给予联邦政府，明令禁止各州发行纸币；也禁止国民政府发行纸币，这项禁令引起诸多不便。1787年，国民大会明确通过一项提议，要求取消一项关于“允许政府用美国信贷发行钞票”的条款，这就是当时对纸币的描述方法。这注定是有关宪法及其捍卫者可塑性的一次教训，其中涉及急需要钱的情况。宪法的禁令在1812~1814年的战争中被财政部长加勒廷(Gallatin)非正式废除。在通常的战时压力下，他发行财政部债券，其中大部分为5.4%的利息，有些根本无利息，而面值也很小，最小为3美元，可当作货币流通。这些债券不是用于付债的法定货币。也许这就是系在债券上的那条合法的细线。
关于比德尔的生涯，还有一个道德传说。他的银行又重新得到宾夕法尼亚州的特许证，由于搞棉花投机和给官员借贷过多，该银行于1939年停止付款，随后宣布破产。比德尔被捕，被控行骗。宾夕法尼亚法院找不到足够的证据来维持指控。不久他死了，虽然死时仍受到民事诉讼。他的命运也类似于那些以创新的方式处理货币的人们的命运。回想一下，劳侥幸地逃脱了巴黎暴徒的惩罚，在维也纳，在晚节得保的贫困中丧生。佩特森恰好在达雷恩灾难中幸免于难，却由此变得贫困不堪。罗伯特·莫里斯是大革命的财政长官，却在关押债务人的监狱里坐了几年。汉密尔顿因与厚颜无耻的雷诺兹太太有私情，当众受到奇耻大辱，后遭枪杀。杰伊·库克(Jay Cooks)出售证券，这种证券与绿钞一起支付内战开销，随着土崩瓦解的暴跌声而彻底失败。安德鲁·梅隆(Andrew Mellon)曾俨然以汉密尔顿的最伟大的接班人而著称，他也险些未逃脱掉所得税的惩罚。哈里·D.怀特(Harry D.White)和劳克林·柯里(Lauchlin Currie)这两位与玛丽娜·S.埃克尔斯(Marriner S.Eccles)一起，把凯恩斯经济学带给华盛顿，却因是共产主义的同情者而被开除，一个丧生，另一个被流放。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吹响了嘹亮的反黄金十字架的号角，但在生命结束时却不得不出售佛罗里达的不动产。在代顿市(Dayton)的他由于捍卫《圣经》原文的真谛而受到克拉伦斯·达罗的挑战，但他仍坚定自若。随后他动摇了，承认诺亚并没有把各种生物都带进方舟，诺亚很可能没有带任何鱼。布赖恩几天后就死了。约翰·B.康诺利(John B.Connally)在货币史上只不过是一个小人物，他是理查德·尼克松内阁中的财政部长。他于1971年缔造了使美元贬值的《史密森条约》(Smithsonian Treaty)，随后受到控告。但他比大多数人幸运；他被宣告无罪。
众所周知，只有体验过通货膨胀，人们才能对稳定的物价和保值的货币格外关心。这种关心在货币彻底贬值后会明显增长，譬如在美国革命期间出现的那次货币贬值，或者我们将要讨论的1923年在德国出现的货币贬值。新的美利坚共和国诞生在货币一文不值的洪流中，其早年的特点就是在悔恨中坚决确保硬通货以后不再滑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