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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完美的体系

当会员的主要好处是,可以根据需要或为谋利而向储备银行借贷。这种借贷是确保短期的商业或农业贷款,称之为商业期票或凭单。这种票据在系统早期作为中央银行借贷的正常的基础,具有一种非常神秘的色彩。由于会员银行的客户借款看上去就是在他的账户上记下的可花费的储蓄,因此这种借款就是会员银行在储备银行的可过户的或可提出的储蓄。会员银行的这种借贷自那时以来就叫做再贴现;索要的息率是(而且现在仍然是)再贴现率。会员银行不提取储蓄,而是期票——联邦储备期票。作为对政府期票的长期支持、也许是对银行更长期的怀疑态度的让步,这种期票成了十足的美国债券。如审查所表明的,根据这种精神,联邦储备期票现在不是由联邦储备银行或系统的一个官员签署,而是由财政部长和一位政治家共同签署,否则这位政治家就会默默无闻,他喜欢美国财政部出纳局长这个头衔。由于某种原因,人们长期以来就认为这个多余的职务应由一名女人担任才好。

要求所有的国家银行都归属于该系统;允许无名的州立银行加入进来(鼓励国家银行放弃确保其钞票发行的债券,虽然这项工作最后直到1935年才完成)。此后称之为会员银行的会费是其资本的6%,其中有一半是随叫随到。这种投资反过来又成为地方联邦储备银行的资本。这种资本的利润是有限的。从一开始就十分清楚明智地表白,系统不受其挣钱能力的检验,会员银行必须根据其储蓄来保存少量的数目明确的储备,这些储备至少有1/3存放在储备银行。储备可以是黄金,或代表黄金的黄皮黄金证书,这种证书是财政部颁发的,作为把黄金带回制币厂或政府的一种回报。储备可以是现在的货币色拉,其中包括绿钞、白银证书、1890年试行的国库券——现在都带有名门的姓氏,即“合法货币”。除伪钞以外,非法货币的性质从未被表述过。当然,一切合法货币都可以按要求随时在银行兑换成黄金。会员银行的储备成了联邦储备银行的储蓄。

联邦储备银行必须根据其储蓄,用合法货币保持35%储备,必须根据联邦储备期票,把黄金或代表黄金的黄金证书作为40%储备储存在国库。系统此后就成了为政府提供资金的储蓄所,有权处理政府债券。与英国央行不同,联邦储备银行不能直接与民众做生意。有关立法还有许多其他详情,几乎都是无关紧要的。

最后,通过法律细则条款,把比较直率的调整与巧妙选中的一些对旧妥协中农业派做的不合逻辑的、发人深省的让步结合起来。

我们已经看到,旧妥协给金融界提供了好的银行及其所需的坚挺的货币,给垦区和农场提供了临时银行,农民不无道理地认为,这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就是在这里,在小的乡村银行中才存在着混乱状态;就是在这里,穷而志坚的借款人得到了满足,储蓄的创造是以少量的或微不足道的储备为基础的。如果新系统就是为了结束萨缪尔森教授所指的不稳定的私有银行业的混乱状态,那么它就十分厉害了。相反,大城市银行是可以信赖的,有一定的责任感,保存有适量的储备。甚至在1907年的恐慌年,虽然其焦点在纽约,但是成了暴发户的信托公司,而不是大商业银行,使自己陷入困境。

翌年8月10日,在财政部长威廉·吉布斯·麦卡杜(William Gibbs McAdoo)的办公室里,第一届董事会宣誓就职。与后来的继承人不同,这是一个非常知名的群体。首任董事长是查理斯·S.哈姆林(Charles S.Hamlin),其成员包括亚拉巴马州(Alabama)伯明翰市(Birmingham)的W.P.G.哈丁(W.P.G.Harding)、沃伯格(Warburg)、芝加哥的弗雷德里克·A.德拉诺(Frederick A.Delano)——他后来以弗兰克林·D.罗斯福的叔父弗雷德而著称,还有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A.C.密勒(A.C.Miller),命中注定为保持董事会的连续性发挥很大作用,在随后22年中他都在为之工作。伍德罗·威尔逊对前途要比那些银行家更有信心。他给麦卡杜的信中写道:“新的黎明已出现在我们如此强烈地希望保持永久繁荣幸福的、可爱的国家中。”

《联邦储备法案》对小的乡村银行来说,显然是非常不合逻辑的,它把银行必须依城市大小和储蓄来保持的用合法货币所做的储备加以区分——18%、15%和12%。但是,对一个世纪中都是最任意胡来的乡村银行的要求却最低——12%;而对大的较保守的金融中心——纽约、芝加哥、费城及相近的城市,所提出的要求却是最严厉的——18%;在别的地方,中等城市为15%。几乎无人提到这种要求的主要原因,经过改头换面,这种要求一直持续到今天。就是这种临时的甚至危险的银行业很是受到业内银行的喜欢,也很是受到如同100年前一样特别想得到贷款的人们的喜欢。如果对乡村银行的储备要求与对城市或大都市的要求一样,那么它们就不会加入该系统。由此可知,根据旧妥协,它们可以继续按自己的方式运行。储备对于保守的大城市来说要高一些,这样的银行由于保守就设法多保持储备。

1913年,在圣诞节的前两天,《联邦储备法案》经伍德罗·威尔逊签署成为法律。该法案规定,不是成立一个中央银行,而是多达12个——后来确定的数目。在华盛顿的指导是由一个7人储备委员会来做的,财政部长和货币审计长担任该委员会的执行委员。委员会的权力微不足道,地区观念实际上占了上风,实权由12个银行掌握。那12个银行中的每一个都是由一个以9位董事组成的董事会领导,这9位董事中有6位是由正在加入的银行或会员银行选举产生,虽然这6位中只有3位可以是银行家,其余3位由华盛顿任命。美国银行家协会考虑到其会员被剥夺了权力,以及美国政府在系统中似乎起了很大作用,于是就说:“对于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来说, 这是很难接受的……”

但是,尽管这个策略适当,却不见奏效。乡村银行仍可以做出不加入系统的选择。这是它们主要选择的道路,联邦储备系统实际上成了较大银行的金融系统。在系统创立15周年后的1929年,所有的银行近乎有2/3(65%)仍在系统之外。在所有银行的财力中,这2/3银行所占比例不到1/3。联邦储备是伟人和强者的俱乐部。

1912年的情形就是如此,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一当上总统就立即接受了反对派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中央银行的观点。反对派已做出不是对一个而是对许多中央银行的让步,这成了参考坐标。1913年,总统提出,国会召开一次特别会议以制定立法,这仍是一场漫长的斗争。布赖恩的人又提出一些富有想象力的建议,其中之一是为棉花、小麦和玉米生产者发放2亿美元贷款,以及为普通商业和公共设施提供相同资金。他们还想根据法案,让一个灰尘满面的农民进入联邦储备委员会。但是,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现在是国务卿,任命他担任此职真是一个绝顶聪明的设计。布赖恩的一些提议——主要是限制新系统中银行的作用的提议——被接受了。其中较多的提议输给该议案的主要发起人——弗吉尼亚众议员卡特·格拉斯(Carter Glass)——的较保守的建议。有些提议,包括为农民提供特别货币资金,被国务卿本人放弃了。有一个提议主张用该系统的收入建立一种基本的储蓄保险,但在经国会议员格拉的要求举行的两院商谈中被放弃。

在关于联邦储备法案通过之前的讨论中,又出现一项具有魅力的考证。那便是关于一种弹性货币的考证。卡特·格拉斯在关于立法的辩论中宣布:“建立在国家债务上的货币(根据《国家银行法案》)是与国家商务要求绝对不相干的。”当宣布立法的标题时,就宣布了目标——“提供一种弹性货币”。这一措辞为消除农民疑虑起了很大作用。弹性意味着某种灵活柔软的东西,在货币中像这样的东西就是他们长期想得到的东西。如果有弹性,就不会糟糕。

但是,最后的立法工作不是与奥尔德里奇和他的共和党共同完成,而是由民主党人完成的,也许实际上只能如此。美国的政治中没有哪个特征像政治家先成为反对派的俘虏又成为其代理这一倾向那样鲜明,这在一定程度上带有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性格。因此,重要的倡议不是由最初最拥护的人提出来的。这种被观念所征服的人们过去非常害怕他们的对手。反对派承认有必要也有希望在解除最初对手的武装后才会采取行动。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自由民主党人强烈要求和平与国际友好,却继续冷战,把军队投入越南。他们这样做,部分由于担心真会被右派称为绥靖者和秘密共产党人。理查德·尼克松作为冷战勇士,手持洁白无瑕的国书,开始与莫斯科和北京搞和平或和解,可以说是很缓慢地从越南撤了回去。因此,在外交政策上,他绕过了他的自由党的反对派。当米尔顿·弗里德曼教授提议确保穷人的收入时,这项提议被(完全正确地)认为是一个富于创造性想象的行动,当共和党政府提交给国会时,它却成了保守政治家的标志。当乔治·麦加文在竞选总统中提出类似的稍微慷慨些的建议时,这个建议却被保守分子指责为财政狂人的梦想。共和党人作为知名的强大的美元捍卫者,在20世纪70年代初,却把美元贬值了不止一次而是两次。对任何被怀疑对美元的完美采取较灵活态度的人来说,这种行动极其危险。

不幸的是,弹性一词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使用这个术语的人们对澄清不同解释的意义很少采取观望的态度。因此,弹性意味着依靠储备的少量增加就可以维持贷款大量增加的能力。从这种意义来看,存在着很大的弹性。如果一家地区银行想从一家(如被认可的那样)外国中央银行获得新的1 000美元的黄金储蓄,那么,只要遵守储备要求,就可以使其会员银行维持3 000美元额外贷款。这样,借来的资金就会成为会员银行的储蓄,也就是储备。对于必须得有18%储备的大城市银行来说,这笔额外的储备可以维持扩大5倍的贷款和由此而来的储蓄。从某一外部来源中给储备银行添加1 000美元,原则上来说在会员银行就意味着1.5万多美元的储蓄——要花费的钱。这确实是一种弹性,这种弹性对小银行来讲,当然就更大了。

当立法时机成熟时,奥尔德里奇采取措施对付民主党人长期的反对意见——多年在党的讲坛上反反复复强调的反对意见,反对一切建立一个中央银行的提议。他采取迂回战术,提出建立不是一个而是多个中央银行,从而避开反对意见。银行这个字眼本身也被回避了。1912年,他提出通过立法建立一个国家储备协会和15个地方协会,这些协会把持各个参与银行的储备——储蓄。银行向它们要贷款,包括紧急状态时期的拯救。所有的银行都在其构成者银行家的严格控制之下,这是一个决定命运的观念。反对派承认了地区性计划,随之有能力排除一个把持储备的国家或中央机构这个观念,也能减轻银行家对所认可的地方机构的控制,随之勉强承认可把这样产生的机构称为银行。于是就有了基本形式的联邦储备系统。

在理论和真正的1.5万美元之间还存在一些问题,由于联邦储备银行的运行并不是为了赢利, 因此它们并不受到储备允许范围内最大限制发放贷款追逐利润的压力。按当时的情况,黄金并不流入一家联邦储备银行,而是流入一家大的会员银行。联邦储备银行有能力维持新贷款和储蓄,其简单扩大的潜力在于银行现金有新的追加,这不会产生复合作用使联邦储备系统的储备得到追加。但是,甚至这种弹性也比以前国家银行立法所允许有的弹性大。假如有大量黄金从海外流入,譬如由于支付战争或由于欧洲富人为资金寻求庇护,这样贷款和储蓄的终极扩大就无边无沿了。依据一种严格的金本位来看,会发生通货膨胀。

卜卓的证词给听众敲了警钟;只是通过奥尔德里奇的研究才有了具体的提议。1910年,在国家货币委员会工作取得重大进展之前,鲍尔·M.沃伯格是一位华尔街投资银行家,他意志坚强,思维敏捷,富于创造性,具有伟大的独立精神,20年后他几乎独自一人警告大牛市的不健全及其终极危险性,结果招致华尔街的愤怒。他提出一个建立单一的中央银行的计划,他称之为联合储备银行。由于沃伯格的这项计划和他后来在第一届联邦储备委员会中所做的贡献,他被称为该系统之父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他的计划受到奥尔德里奇致命性的破坏。

这种扩大可以由联邦储备银行来防止。如刚刚提到的,它们把发放给银行的贷款额度限制在其储蓄允许的范围之内。它们通过出售证券把现金——如刚才提到的来自海外的黄金——从会员银行调出,把会员银行的储备调入自己的库存。因此,扩大的潜力因联邦储备系统权威可以随意采取行动而受到削弱。一种弹性货币的副本对中央银行业来说就是一种大大增加了的随意采取行动的权力——恰恰是弹性倡导者最为害怕的。在随后的30年中,大量黄金的流入使这种随意采取行动的权力变成了学术之外的事了。

稍后,与之相匹敌的研究是在路易斯安那的众议员阿森·卜卓(Arsene Pujo)的领导下进行的。塞缪尔·昂特迈耶(Samuel Untermyer)给予积极指导,其目的是检查货币信托机制——无疑是人们认为的纳尔逊·奥尔德里奇想竭力加强的纽约影子权力。1912年12月18日,卜卓和昂特迈耶的最得意的时刻出现了,他们被请上了现在老气横秋的J.P.摩根在华盛顿的证人席。摩根虽然年迈,但也清楚一个简单命题的价值,不管有多难都坚持不移。他告诉委员会,钱并不是权力之源,性格才是。对于这一点,他毫不动摇,虽然旧妥协中的农业派并不普遍信任他。

弹性有另一层意思,那就是轻易把一种货币(即银行储蓄)换成另一种货币(即硬通货或现金)的能力。这反过来就含有两层意思。在《联邦储备法案》通过以前,根据季节变化,需要更多的现金来支付上市的农产品。许多农民与其他人一起当时并不喜欢接受储蓄支票,而是喜欢他们看来是真正的钱。根据这种季节性的需求,必须把储蓄换成现金,这就减少了银行现金储备。为了满足这种要求,银行有时不得不要求得到贷款,或更为可能的是提供的贷款少于自己所期望的。没有证据表明,这种季节性的紧张除了带来不便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影响;但这是具有最贫乏的金融头脑的人也可以想象出来的一个问题。有了新系统,会员银行就可以按商业贷款保险得到联邦储备期票。这种期票满足了想得到现金支付的人,令人佩服。当这种期票又存入州立银行时,也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当农民还债或花掉期票时,这种钱就又落入了喜欢储蓄而不是货币的人的手中。这个季节性弹性问题比较次要,像大多数非重要问题一样很容易得到解决。

恰当地说,现在出现了两个研究美国货币管理的团体,这两个团体分别支持旧妥协两派中的一派。第一个团体就是刚才提到的国家货币委员会,该委员会主席是罗德艾兰的参议员尼尔逊·W.奥尔德里奇(Nelson W.Aldrich),他彬彬有礼,颇有参议员风度。他坚决主张高税收,货币要坚挺,大银行家的经营不受干扰,并且坚决主张采取其他一切有把握的措施增加已是富人的财富或权力。奥尔德里奇本人显然属于这个阶层。他的这种身份因他的女儿阿比·奥尔德里奇(Abby Aldrich)与小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Jr.)的婚姻而得到进一步提高,这是一桩在现代以尼尔逊·奥尔德里奇·洛克菲勒的名义来纪念的联姻。奥尔德里奇在20世纪初被普遍认为是参议院中最有影响的人物。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喜欢强硬的措辞而不喜欢咬文嚼字,他称奥尔德里奇是“美国的老板”。在奥尔德里奇的领导下,从新兴的经济学角度,在美国,特别是在其他国家,进行了二十多项关于货币机构的调查。经济学家自那时以来对联邦储备系统的推崇,至少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归于一个事实:许多这个专业的开拓者也参加过其创立。

但是,把一种货币换成另一种货币这个过程中的交易弹性有一个更为传统、更为重要的方面:人们来银行取现金,而银行却没有,在这种紧张、令人悲伤的情况下提供这种交换。这个问题是《联邦储备法案》尤其要解决的,对于一些较小的会员银行来说,法案会使问题变得更糟。需要紧急援助的借方在友好的联邦储备银行并不十分受欢迎。它们的期票往往受到怀疑,这种怀疑有时是正确的。由于法案允许根据一定的现金储备发放比以前的额度还大的贷款——第一种弹性,这很可能使对这种援助的需要增大。更要紧的是,小的州立银行不是会员,有充分理由认为这种银行最容易受到储户的恐吓,结果储户纷至沓来。当这种情况出现时,即当太多的储户来用储蓄换现金时,银行唯一的办法总是同以前一样关门停业。

1908年由于恐慌带来的后果,国会通过了《奥尔德里奇—费里兰货币法案》(The Aldrich-Vreeland Act)。在先前的年度里,当受惊吓的人们去银行时,后者时而发行临时通货——实际上就是给债权人打的借据,以解决彼此之间或与较信赖的债权人之间的收付平衡。这样银行就可以把可接受性大的现金留给要求苛刻的储户。新的立法使这种调整规范化,允许银行统一发行一种紧急货币,这要根据各种各样的债券和商业贷款的可靠性来进行,这些债券和贷款实际上不用出售就可以换成现金。一旦紧急状态结束,一种税收就可以确保把这种代用货币取出来。这项法案仅在1914年战争爆发时实施过一阵子。根据法案中的一个较重要的条款,成立了一个国家货币委员会,制订一个永久方案来减少或抵消恐慌的作用,在无恐慌的情况下创造一个稳定的货币体制。

随着新体系的运转,美国正在进入战争。这是联邦储备遇到的第一次危机,得到了极好的应付。这种说法是得到称赞的陈词滥调的一部分。这是胡说八道。按财政部要求,储备银行购买政府债券,并协助售出,债券利率是由财政部规定的。和平时期给私人提供贷款可能会遭到拒绝,但战时政府贷款却不会遭到拒绝。中央银行当其利率和购买政府债券数额都确定下来时就没有独立的权力了。系统开始成为财政部的一个日常事务助手,扮演一种不需要思想的角色。

此外,在早期年月里,系统对余者来说是其立法单性生殖的牺牲品。对系统的规划使两派又回到旧的妥协上去了,那些想要中央银行的人们对中央化的财政权的宿敌做出足够的让步,致使新机构权力分散,方法和目的不明确。因此,联邦储备系统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此时货币管理且因此也是中央银行部门中固有的好机遇正在减少。

与此同时,系统所具有的基本结构的缺陷也暴露出来了。地区性计划基本上不起作用,不管其在树立地方性的自豪感和远大的抱负以及消除农民疑虑等方面是多么令人羡慕。

最后要指出的是,联邦储备当初就建立了一种空前正直的声誉。官员从未被担心去偷窃和挪用款项,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必须得归功于很少有人摸过或甚至看过真正可提走的钱的事实。极少有官员曾被怀疑利用自己对系统意图的了解而中饱私囊,这在一定程度上必须得归功于能获得这种信息的人数有限以及所提供的可利用的信息比通常想象的更为有限这一事实。近来,波士顿和费城联邦储备系统银行的低级雇员由于转移指令销毁的旧钞票而遭到监禁。他们并非不合逻辑地想到这些钞票仍可以使用。系统的诚实准则仍是十分严厉的,这令人佩服。

地区银行在最初的日子里,认真掌握自己的自主权。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尤为如此,该行在一位有雄心有威望的总裁本杰明·斯特朗(Benjamin Strong)的领导下,认为与华尔街相邻的地理位置使其在地位不相称的同行中首屈一指。与此同时,在华盛顿的联邦储备董事会作为协调权威,因《联邦储备法案》授予的微不足道的权力而成了残废,它也缺乏威信,势必也缺乏简单的技巧。

联邦储备系统还把一种高效的结算和兑现支票的方法付诸经营。从前,当把一家银行的支票带到另一家银行时,自然要交费——实际上每次付款要交少量的税。现在,用支票付款实际上是免费的,这是一个小的但显然是有用的措施。

联邦储备董事会成员是拿政府薪水的政府官员。相反,各个储备银行的行长是银行家,拿银行家的薪水。(联邦储备董事会主席在初期曾两度拿双份薪水,成了储备银行总裁。)在一个用挣钱多少来衡量人的价值的时代里,银行家的影响与其工资和地位息息相关。

该系统取得的成就并非微不足道,有些尚未得到充分肯定。在联邦储备系统的早期年月里,美国大城市较好的商业区有了高质量的不动产,令人感到庄重的信托大楼拔地而起。自那时起,人们对这样的货币中心留有资产雄厚的印象,否则,这样的中心就会成为像克莱夫兰或圣·路易斯那样的二流中心。在英国或法国,只有首都才能有这样庄严的金融中心;在美国,十几个大城市有这种福气。这些象征虽然并不十分重要,但也并非无足轻重。建筑的端庄风格也不是为了让人见了唉声叹气,货币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件严肃的事,他们希望金融建筑能反映这一性质——严肃认真,决不草率轻浮。作为补充,这也适合于银行家。医生虽然手中掌握着生命本身,但也可能是玩幽默的。伊夫林·沃(Evelyn Waugh)在《衰落与倒台》(Decline and Fall)中塑造了一个酩酊大醉的人。一个有趣的银行家是不可思议的,甚至沃也不能使一个喝醉了的银行家看上去合情合理。

此外,在美国所有的政治态度中独具一种信念,那就是专家是通过任命而得到适当地位才成为专家的。由于原始成员可以干到期满,否则就是提升了,因此,联邦储备董事会越来越受这个信念的毒害。在20世纪20年代,哈丁总统任命一个名叫丹尼尔·R.克利辛格(Daniel R.Crissinger)的人担任联邦储备董事会主席,他也是来自俄亥俄州马里昂市。克利辛格是哈丁的邻居和朋友,一家蒸汽铲公司的法律顾问,这也是他出任董事会主席的任职资格训练。他一直干到1927年。赫伯特·胡佛在他的回忆录中,把协助过克利辛格的其他第二代被任命者称为“平庸之辈”。

在美国经济学中有一种重要传统,较少涉及保守主义而较多涉及给人舒适感的一致性,这在哈佛大学有时被称为贝尔蒙特综合症(Belmont Syndrome)——许多在学术界享有很高声望的哈佛大学教师的一种欲望,他们想离开宜人的郊区的家庭、妻子和烦恼,来到办公室、计算机室和教室,摆脱来自争论、批评或思想混乱的打扰或沮丧。这种对舒适的偏爱排斥了它与舒适相对立的证据。贝尔特蒙综合症是一种自然的且无害的事物。如果所有的参加者都带有一种强制性的压力来震撼或改变世界,那么学术生活肯定不会得到改善。被普遍相信的内容肯定有人要讲授。但是,由于我们现在讨论联邦储备系统,也就必须承认,在60年里,该体系一直是贝尔蒙特综合症或相近学科领域的同等病症的一个主要的常规患者。在通常讲授或相信的内容中,必须用分析和批判的态度来对待该体系历史的每一个侧面。

此外,联邦储备董事会早期对其掌握的控制工具的认识有局限性,在再贴现率是增还是减的问题上,往往能与地区银行达成协议,认为这种协议是明智的,或是斯特朗总裁事先决定好了的。该董事会一度认识不到公开市场运行的辅助措施的性质。

最后,出现了通货膨胀。1963年为纪念系统创建50周年,管理委员会(如现在所称)出版(更确切地说,是重新出版)了一本关于其目标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上写道:“今天一般人认为系统的基本目标是用坚挺的美元来大力提高就业水平的……”在随后的10年里,出现了和平时期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公开市场委员会仍被认为是最有势力的美国平民团体,就这个问题反复举行过会议。通货膨胀持续不断,当通货膨胀速度放慢时,失业人数可悲地增长。权力如实地发挥了作用。

这并非无足轻重。在此提醒一句,公开市场运行涉及政府债券的买卖。通过销售,这种债券就进入会员银行或客户手中,把支付的所用现金存入了联邦储备银行的库存。这样,调转的现金减少了会员银行的储备,迫使它们要么减少自己的贷款,要么按新的更高的再贴现率来向联邦储备银行借贷。因此,公开市场运行往往就是使得再贴现率有效运行。联邦储备董事会未能认识到公开市场运行的重要性,因此自己否认了一位中央银行家可拥有的大部分权力。

在繁荣中对银行借贷加以限制是中央银行的一个基本功能,因此发挥最终贷款人的作用是其在随后萧条中的主要任务。但是在大萧条中,不是联邦储备,而是为此目的新建立的金融复兴公司起到了这种作用。当不稳定的银行业最终在1933年完结时——当所有的银行都得接受有效监督且因此储户得到随时都可取到钱的保证时——不是联邦储备系统,而是鲜为人知的毫无威望的机构联邦储蓄保险公司发挥了这种作用。在20世纪30年代,人们知道,银行提供的大量借贷得不到利用的保证,因此政府有必要使开支不是随意的,而是有保证的。政府自己通过借贷和消费来完成——通过与货币政策相对的财政政策来完成。事实证明,在严重的萧条期,联邦储备系统是无所作为的。

1935年,作为总体改革的一部分,放弃了地区性实验,罗斯福政府对财政权力的疑虑比威尔逊政府更为公开,最后使国家有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中央银行。地区性联邦储备银行的作用, 如弗里德曼教授所观察的,成为机械性的和咨询性的。

这与事实是不符的,连稍有点儿警惕的人都看得出来。作为对大恐慌的一种反应,体系有明显的缺陷。在体系创立7年之后的1920~1921年,发生一场严重恐慌,10年之后又出现空前绝后的大萧条。正统的经济学观点也不否认,有大量证据表明,联邦储备体系把一切弄得更糟——它资助先前的投机,进一步加剧出现在1920~1921年和1929年的紧缩。它在根治令人惊恐的银行倒闭瘟疫方面也未见好的效果。在体系建立前的20年中,有1 748家银行倒闭;在体系结束私有银行业动荡的混乱状态后的20年中,有15 502家银行倒闭。

显然,这种废除从未得到承认。12家地区银行及其建筑是以分行运行之所而保留下来的。其机械性工作——特别是支票兑现、货币日常周转、政府金融交易管理——是有用的和繁重的。但是,关于自治权和重要性的神话也被保留下来了。弗吉尼亚的利奇蒙德联邦储备银行仍拥有曾一度作为南部联邦首都的尊严,该行于1971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上刻画了由9位董事组成的董事会,他们在井井有条的房间里,围坐在一张相当坚固的桌子边商讨问题 。在摄影机旁的一个人身着运动衫,否则整个董事会都是一律齐整的。但这个小册子不情愿地、间接地承认了事实真相,解释道,董事并不规定红利、控制投资政策、监督运行,如条款所暗示的那样(虽未做解释,但他们不任命官员或制订工资额)。他们经过(系统的)银行总裁董事会批准,“确实可确定储备银行给会员银行贷款索求的再贴现率”。这就很难说,再贴现率也仅仅是中央权力的管辖范围。在弗吉尼亚那个忧郁的、慎重的董事会罗列的功能中,只有一个是明确的。利奇蒙德联邦储备银行经理给系统的官员提供大量有关商业状况的“基本信息”。利奇蒙德距离华盛顿仅有109英里,道路顺畅,电话设施先进,该市市报随时可以读到,否则在华盛顿无法得到这样大的信息量。教科书无一例外地密切合作来维系这种地区神话。纽约可以是金融中心,华盛顿可以是首都,但是重要的指导却是由堪萨斯城给予的。也许甚至不惜以真理为代价来说几句话,以便神话永恒,张扬地区性傲慢。但是,真理和现实有自己的声音,这就是,奥尔德里奇对农村的让步未起作用,这在40年里已被取消。

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高度评价联邦储备体系,他们在给青年讲述已建立的机制的奥妙和完美时,从未如此令人羡慕——或从普遍实际来看,从未如此成功。公司被一种垄断的本能所玷污。工会干涉市场,要求实现贸易限制,抵制新技术,因此就是阻止进步,他们会成为敲诈勒索者和讹诈钱财的歹徒的牺牲品。政府调整部门是有明显缺陷的经济指南工具。联邦储备系统也并非完全无懈可击,该体系犯有许多错误,但这些总是有趣的判断错误。它们受到并非批判的而是敬重的检查,以求发现有识之士犯错误的原因。任何人犯了这样的错误都应该被解雇或者受到严厉指责,这在经济学家来看几乎是不可思议的。这种认可是有来源的,与环境没多大关系。一篇拥有最广泛读者的关于体系创立的报道,生动地叙述它是在1913年最后几周里诞生的,当时联邦储备法案被国会通过并得到威尔逊总统的签署。“它起源于1907年的恐慌,银行倒闭的瘟疫令人惊恐万分:国家完全处于私有银行业动荡的混乱状态。”这段总结的作者萨缪尔森(Samuelson)又补充道:经济学家把体系当作“联邦”,这个缩写带有深厚的情感色彩,如果说有令人生厌之处,也并没有失敬的内涵。他观察到体系的主要决策权威——开放性市场委员会的决策的作用,也许“用可原谅的夸张手法使其成员成为最有权力的美国个体市民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