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上文的阐述，也解释了民权运动时代结束后美国黑人家庭和劳动大军意外的衰败。民权运动以前，每个黑人都了解他们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而白人并未察觉，而且鲜有例外。黑人接受了种族界限，并认为它像夜空中的恒星那般永远不可能改变。不论这个制度有多不公平，质疑它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奢望，那样做无异于自取灭亡。
我们希望，对读者而言上面的论述并没有涉及什么新东西。实际上，我们认为，它确实和许多著名学者在研究美国黑人时得出的主要结论相一致。这些学者包括伊莱贾·安德森、杜波依斯、威廉·亨利·盖茨、格伦·劳里、李·雷恩沃特、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以及其他很多人。我们还可以从他们每人的著作中找到那些可以总结我们所说内容的段落。我们还可以找到类似的故事，尽管故事背景可能不同。我们还可以描写黑人女性的行为，而不仅仅是黑人男性。我们还可以着重讨论人们无法获得成功（如学习成绩差、加入犯罪团伙、酗酒和吸毒成瘾以及早孕等）的各种原因。其实，我们描述的情况非常普遍，足以巨细靡遗地反映没有进入中产阶级或劳工阶层的美国黑人的生活。
不过，后来世界改变了。不仅美国黑人，就连白人也承认了这种不公平。这甚至变成了美国正史的一部分，为此人们在马丁·路德·金纪念日举行庆祝活动，并在美国黑人历史月进行宣讲。尽管消除这种不公平的新机会依然存在，而且，诚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很多人已经利用了那些机会，但是，要忽视不公平感或者更准确地说压制不公平感，就困难得多了。把历史公之于众，会引起更大的不公平感。所以，尽管对某些人来说，新的机会总是存在，但很多人还是不能好好把握。
我们可以从种族分析中选出一大堆事例，准确地描述糟糕的工作、贫困以及对自尊的追求如何发展为愤怒，这种愤怒又如何得到了某些社会群体的支持或认可，在上例中就是街角的那群人。这些人即便不是公开宣称，也会在心里暗想：太好了，挣脱自我束缚真不错。
政府应如何消除种族差异？
《泰利的街角》描述了泰利、西凯特、理查德、勒罗伊以及其他一些重要配角的生活。在他们的故事中，最能打动人心的就是他们的愤怒。利博把这种愤怒归因于“他们所受到的羞辱”。这种愤怒的情绪会在各种情况下以各种方式表现或爆发出来：朋友间的打斗，如理查德诬赖泰利和他的老婆交往过密后，他们之间发生的持刀斗殴；放弃机会，如理查德从一个房地产经纪人那里得到一份修理房屋的工作机会，但后来他并没有接受这份工作；家庭破裂或拒绝承担长期责任，如理查德在丢了工作后对妻子雪莉大打出手。他知道自己本应支撑这个家却又无能为力，于是选择退隐“街角”和同病相怜的人混在一起。如果待在家里，家人会让他时刻想起自己无力养家糊口的窘境。勒罗伊则把自己的妻子赶出家门。愤怒不仅表现为放弃工作机会，还表现为贸然离职，就像理查德本该去工地工作却大睡不起，因为他觉得自己一点儿都干不动了。再看看西凯特，他和25岁的寡妇格洛丽亚谈起了恋爱。格洛丽亚不仅继承了一笔财产，还有一些保险金。他真心喜欢她，但又不能克服缺乏自尊的障碍，因此在一次车祸后，他和另一个女人搞在了一起。随后，他去见格洛丽亚，本意是打算重归于好，却扇了她一耳光，后来只好重回街角。
我们的描述和分析反映的可能是社会学和美国黑人主题研究的标准思路。标准的经济学观点则认为，美国黑人之所以比较穷，是因为他们技能差、金融资产少，而且遭受歧视。不过，在关于少数族裔贫困问题的这些常见说法以外，我们还发现了一点儿新东西。我们指出了故事在穷人生活中发挥的作用，这些故事包括“我者”和“他者”的对立、对自尊的追求以及公平等因素的作用，而这些在有关贫困的标准经济学分析中都是缺席的。在此，我们仍然要呼吁人们关注动物精神的作用。
在分析那些没有获得成功的人时，拉蒙特向我们展示了“硬币的另一面”。她认为，那些成功的美国黑人劳工阶层即使在走投无路时也极力控制自己的情绪，以努力保持他们的尊严；而那些尚未获得成功的人却做不到这一点，他们会将情绪发泄出来。艾略特·利博的经典著作《泰利的街角》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该书描写了一群在华盛顿最破败街区中的一家外卖店周围游荡的男人们的生活及其所处的时代。利博的观察虽始于20世纪60年代，但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我们非常肯定，从这项种族分析中得到的事实绝非个例。在对市中心贫民区无法获得成功的人进行的所有分析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同样的情绪。
我们认为，我们的解释非常重要，因为它隐含着解决黑人面对的各种问题的终极办法。我们是应该假设黑人和美国历史上很多移民族裔一样，都没有得到任何专门的帮助来提高其收入和地位呢，还是应该认为美国黑人（以及美国原住民）较为特殊呢？在我们的论述中，他们确实较为独特，因为他们有着被侵害和遭受不公平待遇的不同寻常的历史。当然，所有移民族裔都有遭受歧视的故事，但对美国黑人和原住民来说，被侵害的问题有本质上的不同。事实上，西班牙裔也和美国黑人有极大区别。25～34岁的西班牙裔男性失业率和白人相当，如果不包括监狱中的罪犯，大约为10%，而黑人的失业率在25%左右。[4]
我们看到，美国黑人要面对的问题是白人无须面对的。首先，美国黑人从父母和社区中得到的资源和其他人不平等，这等于给了他们一手烂牌。其次，他们玩牌的环境中还有对他们的敌对心理，这相当于庄家在作弊。在这样一个道义上很难说是公正公平的世界里，他们必须要花费额外的心力来应对。拉蒙特抽样访问的美国黑人劳工阶层都是那些历经艰辛但已小有成就的人。然而，每一场战争都有伤亡者，连这些小有成就的黑人劳工阶层都尚且生活得如此艰难，这说明一定还有其他人没有获得成功。
在认识到历史、公平、故事等的作用后，我们就能发现美国黑人和原住民的贫困从根本上说不仅仅是个人选择的问题。他们陷入贫困的泥淖不能自拔，不仅因为缺少资源，还因为与其他群体相比，他们还要面对一个特殊的“他者”和“我者”的分歧。黑人和原住民都有一个特殊问题，那就是他们生活在一个独特的故事中，一个关于他们在美国被剥削的故事。因此，白人和黑人都认为这世界存在两类人：“我者”和“他者”。这种观念也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与缺少金融资产和技能低一样，这种观念也是美国黑人持续贫困的一个重要诱因。
没有获得成功的人
那么，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呢？在20世纪90年代，关于平权行动的争论比比皆是。当时有两本重要著作差不多同时面世，却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阿比盖尔和斯蒂芬·特恩斯特伦这一夫妻档撰写了一部有关平权行动以及它如何从民权运动中产生的详尽历史。他们对该书的史实和统计分析都颇感自豪，但根本没有认真对待种族分析揭示的问题。他们也没有把西凯特、泰利、理查德和勒罗伊这类人及其在城市街区里发生的故事纳入其历史研究的范畴。他们没能说明种族分析所揭示的情感因素，而这些情感因素是不可避免的，正是它们在平权行动的特殊案例背后发挥作用。与之相反，记者戴维·希普勒在《陌生人的国度：美国的黑人和白人》中，探讨了黑人对他们自己和美国的看法。他认为，种族分裂确实存在，“我者”与“他者”的对立也确实存在。在打破两个美国的壁垒方面，平权行动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
在拉蒙特的访谈中，正如可以预期到的那样，种族观念在黑人和白人中都发挥着核心作用。对自力更生颇感自豪的白人，觉得自己和黑人完全不同，尤其是那些靠社会福利维持生计的黑人。与此相反，黑人也觉得自己和白人截然不同，他们觉得白人既小气又不公平。每一方对于我们是谁、我们应该怎么做的故事都有各自的范本。同样，对于另外一方是谁、怎么做事以及应该怎么做，他们也有不同的范本。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平权行动的象征意义。平权行动说明白人关心黑人的处境。白人承担起这样的责任就能缓和以下看法：美国实际上是两个国家，占多数的白人不在乎占少数的黑人。我们也发现了一些反对意见：平权行动难以实施，它会带来有关公平等方面的严重问题。不过我们认为，与平权行动向黑人传递的信号“是的，我们能做到；是的，我们真的在乎”比起来，这些都是次要的问题。[5]
比较而言，拉蒙特访问的美国黑人的故事就略有不同。和白人劳工一样，黑人劳工同样对自力更生感到自豪，但他们的自力更生是在比白人更加困难的条件下实现的。他们不仅仅是因为运气不好而从资本主义的牌局中摸到了一张烂牌。白人通常相信他们生活在公平的社会里，他们在社会中相对较低的地位只是坏运气的结果，或者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但美国黑人往往将不易成功看成是由“他者”而非“我者”造成的后果。是“他者”在分配社会的各种报酬，如工作和工资等，而“我者”只是被动的接受者。相对于白人，美国黑人不得不依靠自己，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对黑人充满敌意、对白人极其友好的“他者”世界里。这给了美国黑人相互团结的观念，也让他们感到，世界上存在失败者，而且那些失败者应该得到援助。如果每个人都拥有相同的机会，或者有选择不同生活方式的机会，那么不成功就不完全是坏运气的结果。这就是黑人对于自己是什么人、应该成为什么人的核心定位。
像特恩斯特伦夫妇这样的反对者宣称，平权行动是不当之举，因为已经存在一个不断壮大的黑人中产阶级，政府的措施也毫无作用，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差距问题应该留给市场来解决。不过，这些反对者并没有认识到，美国黑人和联邦政府、地方政府有很多的接触与互动。他们都有很多机会利用资源来改变“两个美国”的故事。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白人和黑人劳工都在诉说同样的故事，其中还是有很大差别的。不过，在拉蒙特的著作里，似乎他们各自都有描述自己看法的典型故事。让我们首先来看看白人对世界的看法。他们认为，他们生活的世界是个残酷的地方，竞争激烈，但资本主义是所有可能的制度中最好的，而他们能够适应这样的制度。他们对能够为资本主义制度做出自己的贡献颇感自豪。尽管为了照顾自己和家人他们要努力克服很多困难，但他们仍然以此为荣。他们认为，他们的命运及其成功和失败都是个人的责任。此外，他们觉得自己是比较优秀的人，比处于社会更高阶层的人更加关注价值而非金钱。这是他们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因而必须对此负责。他们的世界观显然与弗里德曼夫妇合著的《两个幸运的人》的内容相吻合。
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学校教育。黑人孩子到入学年龄时，已经意识到自己是黑色皮肤，意识到黑人和白人是有差别的。此外，和白人比起来，他们通常要穷一些，父母和亲戚有问题的也多一些。而且，即使他们自己的家庭没有任何问题，穷邻居们也经常出问题。泰利和他的伙伴们、各种不利的统计数字都是有力的证据。更成问题的是，学校是中产阶级的组织，推行的也是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即使在最好的学校，无论哪个种族的教师，都特别警惕学生遇到无法处理的问题时可能会因压力积聚而实施破坏行为。而且学校本身往往就是此类问题的一个源头。对加州伯克利的一所中学进行的深入研究表明，担心贫困学生在学校惹是生非的教师，会因为贫困学生的行为举止和富裕学生不同而对他们进行惩罚。不一视同仁的处理方法使这些只有十二三岁的孩子们产生了强烈的不公平感和愤怒，正如泰利和他的伙伴们所表现出来的情绪一样。
社会学家米歇尔·拉蒙特的著作《劳工的尊严》揭示了这种差别在实际生活中的意义。拉蒙特访问了男性白人和黑人劳工。她想要探寻的也正好是我们希望了解的内容。她想听听他们的故事，想了解究竟是什么在支撑着他们起早贪黑地工作。受访者都面临同样的问题：他们都在勉为其难地实现美国梦。论收入，他们挣得不多；论地位，他们几乎得不到尊重。为了保持尊严，他们必须从事那些困难严苛的工作，但收入微薄，他们对这个世界以及如何适应这个世界一定会有自己的看法。
其实，正是因为学校在教育少数族裔的贫困学生时存在这些特殊问题，才需要专门投入资源来加以解决。在那些可以得到这些资源的地方，成效似乎十分显著。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黑人对学校教育质量特别敏感。在田纳西州随机进行的实验表明，幼儿园的班级人数会对黑人学生产生特殊影响。得克萨斯州的资料显示，教师品质对黑人学生的测试分数影响显著。在配备较好师资并采用正确的教学方法后，很多实验学校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功。[6]在这些实验中，学生和教师建立起了信任关系，也平息了从社区传递到校园的愤怒情绪。如果有适当的资源以及富有同情心、善解人意、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又不会被教学任务压垮的教师，黑人学生的表现会显著改善。那些针对性强、精心设计的计划，可以帮助那些在经济上已经落后的孩子获得成功。
这些分裂对每一个美国黑人来说都是最核心的问题：在美国，“我者”和“他者”之间存在差别。[3]美国黑人被动而无奈地处于一个他们感到不公平的经济体系中，他们必须在心理和物质的双重困境中艰难前行。阅读任何一位美国黑人的传记，我们都可以从中看到这些核心问题。
这种教育合作只是政府和黑人互动项目中的一个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另外一个例子。黑人进入中产阶级的一个主要途径是在政府谋得一个好差事。最初，他们的工作仅限于在学校教书，不过自从种族隔离消除以来，他们已经可以进入军队、联邦政府、州和各级地方政府乃至医院就业。一个鲜为人知的悲剧是，布什政府系统性地将联邦政府的低层工作岗位外包。一般情况下，我们会赞成节约纳税人的税收支出，不过这种外包服务使黑人丧失了许多好工作。[7]
如果在实验室里的最低条件下都有可能（其实很容易）发展出“我者”和“他者”的派别划分行为，那么在美国白人和黑人之间经过400年的族群分裂后，产生这种趋势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些分裂和偏见都与我们讨论过的动物精神的两个要素有关。“我者”和“他者”这种派别之见确实存在，而这当然是“故事”的结果。不过，和该实验一样，它实际上也催生了正义感和公平感，只是我们和他们的公平标准完全不同而已。
当然，黑人还会在一些领域碰到法律问题。关押在监狱和拘留所里的黑人数量令人震惊。从目前来看，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还是不可避免的。在很多情况下，这对保护黑人社区的安全也是必要的。不过，我们也不应该忽视他们洗心革面、要求再给其一次机会的可能性。我们需要更有创造性的办法从大量在押黑人中挑选出那些愿意继续学习的人，并帮助他们戒掉毒瘾和酒瘾。其实，监狱应当被视为重获新生和受教育的地方，而不应该是学习如何从事更严重犯罪的场所。
社会心理学家通过实验证明，只要实验对象能够自行区分“我者”和“他者”，群体间的分裂就很容易产生。我们表现出了对“我者”的偏爱和对“他者”的偏见。在一个经典的实验中，实验对象按照生日是单日还是双日被分成两组。即使按照这种无聊又毫无意义的分类，双日出生的人也会表现出对双日出生的人的好感和对单日出生的人的偏见，反之亦然。就连著名的儿童文学家苏斯博士也对这种行为很感兴趣。他的《黄油战争》一书，描写的就是发生在喜欢把黄油抹在面包正面的人与喜欢抹在反面的人之间的一场大战。
必须勇于尝试
他们为什么被抛弃？
总之，政府在很多领域都能够动用资源来消除白人“我者”和黑人“他者”，或者白人“他者”和黑人“我者”之间的分裂。在本书中我们已经看到，在历史上，只要有信心，人们就能够创造奇迹。我们相信，种族分裂仍将是美国的老大难问题，但只要我们重视它，就能找出很多办法来削弱种族差异。我们必须勇于尝试。
重大的宏观经济事件差不多会给各个群体造成影响。例如，当失业率上升或下降一两个百分点时，所有群体——年轻人、老年人，男人、女人，黑人、白人、拉美裔人——的失业率都会明显上升或下降。如果某年经济十分景气，年底时华尔街的股票很少有下跌的；而在行情糟糕的年份，年底时也鲜见股票上涨的情况。因此，美国黑人群体的两极分化——一极是成功的中产阶级、一位总统、两位国务卿、一位司法部长以及许多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另一极则是超过80万的被关在监狱里的黑人——确实是非常奇特的现象，它需要合理的解释。
本书始终承认市场的力量，不论它是好是坏。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并不同意那些反对者的观点，即那些要把种族问题全部留给机遇和市场来解决的观点。
黑人两极分化问题
[1] 西班牙裔也有类似但不那么极端的受歧视的历史。
我们认为，解决上述问题是美国亟待完成的重大任务。这些问题不仅涉及面广，而且非常重要，因此任何未对此进行讨论的宏观经济学著作都是不完整的。同样，我们还将看到，动物精神中的故事和公平两大要素，是这些问题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
[2] 根据1993年的在押人数估算。
这些统计数字表明了黑人和白人之间的鸿沟，但现实情况远非数字所能描述。最贫穷的美国黑人的问题远远不只是贫困，还有高得出奇的犯罪率、吸毒和酗酒、非婚生育、女性单亲家庭和过分依赖福利救济等。入狱率的统计数字表明，有相当一部分美国黑人会犯下上述问题中最严重的错误。例如，18～64岁的黑人男性中，有7.9%被关在拘留所或监狱。黑人男性的入狱率是白人男性的8倍。更令人震惊的是，黑人男性一生中入狱的可能性超过25%，这个数字还剔除了那些被关在地方拘留所里的人。[2]通过与美国原住民的相关数字进行比较，我们发现他们在很多方面比黑人的处境还要糟糕。
[3] 对社会经济群体的认同感的强度以及个人对自己与该群体保持持久关系的认知，似乎是影响人们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一个梦想家肯定期盼甚至能预见未来数月里即将发生的变化，但没有人能预言下一步会发生什么。现在，离马丁·路德·金发表演说已经过去了约50年，黑人和白人的差距不但没有消除，反而转变为另外一种形式。马丁·路德·金的梦想确实实现了一部分，黑人中产阶级数量已经很庞大，而且还在不断扩大。今天，一半以上美国黑人的收入超出了贫困线的两倍。按照某种标准，他们已经属于中产阶级。而在这一成功的背后，很多黑人仍处于贫困之中。美国黑人的贫困率在2006年高达23.6%，是白人的3倍，而失业率是白人的两倍。
[4] 这些数字指未送交专门机构的人数；如果将在押人数计算在内，这一数字会更高。
马丁·路德·金上述演说发表两年后，美国白人终于承认，自詹姆斯敦殖民地建立以来，整个美国历史上弥漫的黑人和白人之间的鸿沟是不公平的。国会将通过一部投票权法案，美国南方各州的非洲裔美国人将真正拥有投票权；交通工具上的种族隔离和其他任何形式的隔离将被禁止；根据“一个人的种族、肤色、宗教、性别或出生国”而实施的就业歧视被宣布为非法。平权行动由此开始，它所产生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解决种族隔离这个美国的老大难问题，也终于有了一线曙光。[1]
[5] 格伦·劳里认为平权行动也可能有副作用：它会增强黑人的被排斥感，会使他们觉得他们得到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马丁·路德·金，1963年8月28日
[6] 纽约CPESS（中央公园东区中学）就是典型例子。在附近的其他学校里，进监狱的学生比上大学的多；而在CPESS几乎没有学生退学，90%的学生上了大学，其中又有90%读了研究生。该校之所以成功，主要是因为它努力培养学生们的群体认同感。
当我们让自由之声轰响，当我们让自由之声响彻每一个大小村庄，每一个州府城镇，我们就能加速这一天的到来。那时，上帝的所有子民：黑人和白人，犹太教徒和非犹太教徒，耶稣教徒和天主教徒，都能携手同唱那首古老的黑人灵歌：“终于自由了！终于自由了！感谢全能的上帝，我们终于自由了！”
[7] 2004年，黑人占全部联邦公务员岗位的17%，在低层联邦职位中占25%。而在美国的全部就业中，黑人仅占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