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阿根廷的劳工运动就非常强大且好斗，至少从1910年铁路罢工后就是如此。当时，布宜诺斯艾利斯发生的暴动迫使政府强烈镇压，以至于整座城市都变成了“军营”。从那时起，劳工和管理层的冲突就成了阿根廷国内政治的突出问题。1946年，偏向工人的胡安·裴隆当选，该政府随即制定了保障工人权利的新宪法。毫无疑问，劳工和管理层的敌对关系让IKA公司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公司受到了持续不断的罢工的打击，不仅生产成本越来越高，而且日产量也锐减至70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工会的概念在日本几乎无法得到认同。当时存在的劳工组织通常也不会组织罢工或者与管理方进行集体谈判。“二战”后，日本被美军占领。在其影响下，真正的工会，以及全国性的汽车工人工会Zenji，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终于成立。不过，日本人的国民性使其依旧很难理解工会概念，特别是罢工的观点。Zenji组织发现其领导人中有一些是共产主义者，而共产主义又受到日本社会主流文化的反对。由于公众普遍反对工会，更出于对共产主义的恐惧，日本政府在1953年日产汽车公司发生罢工后站在了强烈反对工会的立场上。最终，政府解散了当时的工会，并出资与日产汽车公司合作建立了新的企业工会。此后不久，日产汽车公司就推出了终身雇佣制度。
为什么工会在日本能够适应环境，在阿根廷则不然呢？其背后的关键因素就是不同的认同感。在日本，汽车工人觉得自己就是组织的一部分，所以他们不会要求公司解释每一件事的公平性。他们往往把公司的成功视为自己的成功。终身雇佣制度让工人对公司充满认同感。日产公司希望促进一种共同的信心和信任感，这一策略相当成功。
当然，日本的汽车工业也得到了政府的资助。1936年的《汽车制造事业法》提供了有利于汽车工业的税收优惠和关税待遇。不过，丰田汽车公司和日产汽车公司在该法出台前数年就已成立。和IKA公司的成立不同，丰田的创立和发展都离不开自尊与自信。日本人觉得，汽车工业无论如何都必须在这个国家的前途中占一席之地。池上英子在关于现代日本文化起源的研究中，探索了日本独特的社会秩序的发展过程。她认为，这种秩序表面上看来非常礼貌且井井有条，实际上，这样的文化往往有利于人们凭借直觉共创雄伟大业，而不会跨越界限挑战人们的自尊心或造成不公平感。这些项目把大批相互联系不甚紧密的人集中到了一起。池上英子在她的著作里提到，在我们今天称之为“俳句”的诗歌形式出现之前，日本曾经有过一个创作所谓“连环诗”的运动。这些连环诗是由很多诗人共同创作的长诗，每个人都贡献出一节本可以独立作为俳句的诗句，作为整篇长诗中的一部分。日本的伟大企业，完全可以比喻为这种连环诗。
我们提到的日本和阿根廷在信心和公平感上的差异，在这里完全可以解释为民族文化的差异。但事实上，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些因素都会随时间而变化。各个国家之间，甚至在一个公司内部，随着企业的成功，随着股票价格的变化，这些因素都会发生变化。如果我们身边总有一个从价格到动物精神再到价格的反馈机制，那么我们就生活在一个非常难以预测的世界中。今天，日本和阿根廷的企业和人民可能与我们前面描述的那个时代有很大的不同，但他们将来还会变化，原因就是无穷无尽的经济反馈。
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们对继续投资毫无兴趣也就不足为奇了。一家大公司的财务总管说：“从经济的角度看，在拉美制造汽车是无稽之谈。如果不是由于关税，你完全可以进口汽车，而且只比在美国或欧洲多花费一两百美元而已。”这种观点广泛流传形成的故事不仅打压了股价，还使IKA公司的工人们颇为沮丧。他们只能希望，源源不断的政府补贴可以让公司维持下去。
大多数经济学家不喜欢有关心理反馈的故事。他们认为，这些故事违反了他们关于人类理性的核心理念。他们拒绝心理反馈还有另一个原因：我们还没有标准的方法来量化人类的心理。[4]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迄今为止，那些试图量化反馈效应并将它们融入宏观模型的试验都过于武断，因此仍然无法令人信服。
由于从创建之日起就是政府项目，IKA公司作为经济保护的产物存活了下来，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员工既缺乏相互的信任感，也缺乏共同的使命感。1963年，当IKA公司宣布临时让9000名雇员停工一周时，公平瞬间成了这家企业的致命问题。工人们“迅速骚动起来，占领了厂房，把150名监工和工头赶到油漆车间。他们挥舞着一瓶瓶汽油，扬言如果主管们不收回停工的命令，他们就在油漆车间放火。由于担心人质的安全，IKA公司总裁詹姆斯·麦克劳德最终屈服了”。1969～1972年，IKA公司还发生过其他暴动和破坏性罢工。尤其是在1972年，政府为了保护厂房免遭罢工者的破坏，甚至调动了军队。
动物精神与石油价格变动
相反，IKA公司在1955年创建时虽然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但当时阿根廷还没有形成像日本那样深入人心的民族精神，所以也就不能引起强烈的个人主动精神和对最终成功的自信。阿根廷也没有福泽谕吉式的人物。实际上，IKA公司的管理人员不是阿根廷人，而是从美国引进的。这个企业之所以诞生，是因为阿根廷政府希望创建汽车工业。阿根廷政府给予在美国业已破产的汽车制造商亨利·凯撒公司有力的关税保护，科多巴州为其提供为期10年的税收优惠。
和股票价格一样，石油价格也经历了剧烈波动，特别是在1973～1986年的石油危机年代。1972～1974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使经济遭受重创，起因是石油输出国组织（以下称欧佩克）各成员国限制了产量，原油价格翻了一倍多，从1972年的每桶3.56美元上涨到了1974年的每桶10.29美元。表面上看，欧佩克成员国的部长们这么做是为了报复阿拉伯国家在1973年赎罪日战争中的失败，但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会在那个时候采取那样的行动。1973年之前，名称过时的得克萨斯铁路委员会限制了该州石油生产商一天中可以采油的时间比例。通过限制采油，它提高了石油价格，让得克萨斯的生产商们得了好处。1972年年末，公众几乎没有注意到，该委员会把产量限额提高到了100%，实际上等于完全取消了管制。但是，此举意味着欧佩克从此以后就有了完全的行动自由，它可以通过限制产出来抬高价格，美国再也没有一家企业能够与欧佩克抗衡。
在日本文化中也时常能看到这种过度自信，它成了日本国民精神的一部分，由被公认为现代日本奠基人之一的福泽谕吉所开创。他鼓励人们自力更生并乐于向外国学习，认为积极地模仿外国的成功并不可耻，甚至将其打造为日本民族聪明才智的一个象征。
这是石油价格第一次出现如此大的涨幅，后来在1979年石油价格再度猛涨。两伊战争中断了波斯湾的石油供应，石油价格也一度翻番，1986年以前一直保持在高位。后来，随着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经济衰退，欧佩克的卡特尔行动失败，石油价格才下跌了一半。
丰田公司由一个经营织布机的家族创立。创立之初，它就表现得信心满满，甚至有些自负。在20世纪20年代，欧洲和美国的汽车制造企业生产汽车的历史已有数十年，它们也已经在日本设有组装工厂。而且，日本根本就没有工业能力来支撑从头起步的汽车工业。例如，日本没有厂家生产加工钢板的冲压机，甚至根本没有企业制造钢板。在日本，这些工业必须和汽车工业一起发展。丰田的创立，显然是个人勇气超越传统常识制胜的绝佳案例，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日本人的乐观主义和爱国主义。
对这些重要年份里的石油市场做这样一个简要回顾，似乎说明石油价格是由基本要素决定的：如果不是由经济基本面决定，也是由政治和军事等基本面（如战争与和平）决定的。其实，这些因素可能是那些年石油市场的支配因素，也可能从那之后一直都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信心、产出和价格之间的反馈机制在石油市场中的作用（虽然有所削弱），这些反馈和我们在股票市场上看到的情况如出一辙。
那么，为什么这两家公司的最终结局截然不同？是什么创造了丰田公司如此大的股票市值，而IKA公司又是出了什么大问题？分析家们会关注各种直接原因，但最终原因还是反馈机制。它在不同国家沿不同的方向变化，但都和动物精神有关。
20世纪70年代的油价上涨，伴随着声浪日高的关于人口爆炸及由此引发商品短缺的鸿篇大论。10年后石油危机结束时，这种论调虽未消失，但明显减弱了很多。就在欧佩克限产之前18个月，杰伊·福里斯特带领麻省理工学院的一组研究人员，发表了一份预警性的研究报告。福里斯特是一位著名的计算机专家，20多年前，他为第一代通用计算机IBM650设计了磁芯存储器。他领导的研究小组得出的结论是，地球上的自然资源正日益枯竭。
让我们比较一下成立于1933年的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和成立于1955年的阿根廷凯撒工业公司（以下简称IKA公司）。这两家汽车公司股票的历史大不相同。在本书写作时，丰田公司普通股的市值高达1570亿美元，该公司也被《福布斯》杂志评为世界第八大公司（按照销售额、利润、资产和市场价值综合计算）。IKA公司的历史则相反，由于连年亏损，它在1970年被卖给了法国汽车制造商雷诺公司，现在已不复存在。
该研究报告题为“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预言了全世界灾难性的经济问题。它们可能引起的一个后果是，到21世纪下半叶，全世界人口的1/4～1/2都将死亡。价格巨幅上涨所反映的自然资源严重短缺，最终意味着“食物和医疗服务不足将推高死亡率”。福里斯特的威望足以让大众相信该报告，尽管批评者们指出这份报告的假设很有问题，但它确实反映了当年流行的看法。这些观点又被欧佩克的部长们拿来作为成立卡特尔的依据。通过降低原油产量，欧佩克成员国不仅可以从迅速上涨的油价中获益，还可以保存剩余的原油，以备将来价格的进一步上涨。当然，欧佩克的决定也使那些押宝在罗马俱乐部结论上的人们信心满满。难道还有其他证据比亲眼目睹石油价格涨3倍更能证明这一理论吗？
有一个例子能够说明各种类型的反馈可以推动股价的变化。这个例子能使我们从更广义的角度来说明动物精神如何变成反馈机制的组成部分，以及反馈实际上具有的多面性。它涉及动物精神理论的很多要素：信心，公平问题，以及鼓舞人心或令人沮丧的故事的产生。
可是，意想不到的事情随后就发生了。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严重衰退之后，石油价格下跌了。至少在一段时间里，关于资源耗竭的故事很少被提起了。用ProQuest搜索《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上包含“探明储量”和“石油”的文章，其结果也证实了这种变化。在1965～1969年的5年里，包含这两个关键词的文章只有18篇，而在1970～1974年有60篇，1975～1979年有115篇，1980～1984年有137篇，到了1985～1989年就只有73篇了。对包含“不可再生资源”这个关键词的文章的搜索结果也表现出类似的变化趋势。
动物精神的反馈效应
当然，在那些年份，经济和政治因素在欧佩克和整个石油行业油价的暴涨暴跌中起决定性作用。石油价格至少在2007～2008年的短期内上涨到每桶100多美元，这充分证明我们的自然资源确实有限，全球变暖的威胁已迫在眉睫。但在针对地球或者石油生产的长期展望中，石油价格以及与石油价格有关的故事都和股票市场及其谜团非常相似，它们过于易变。这再次说明，所有天气预报员都应该被开除。
大多数人在思考更加广泛的反馈问题时存在障碍。对他们来说，与股票市场上涨相伴的实际收益上升（如20世纪90年代）就能“证明”上涨是理性的。他们很少想到收益上升可能只是股票市场上涨的又一个暂时表现罢了。如果在房价上涨期间房租也上涨了（21世纪初期美国房地产价格上涨期间，实际房租略有提高），他们会认为房租上涨正好说明房价上涨的合理性。他们没有想过，房租上涨可能只是房价上涨的一个暂时表现。
市场驱动投资
杠杆周期发生作用，部分原因在于银行的资本金要求。当资产价格上涨时，金融机构的杠杆化资本相对于法规要求提高了，所以它们可以买进更多资产。如果很多金融机构都以同样方式跟进，它们就可能持有更多的资产头寸，以至于抬高资产价格，释放出更多的资本。反馈回路就此形成，并推动价格一再上涨。而如果资产价格下跌，杠杆化的金融机构可能会被迫卖出资产以满足资本金要求，其系统影响就是资产价格下降，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也因此降低。这样，它们就不得不卖出更多资产，负反馈可能就会产生。极端情况下，这种反馈会造成极低的资产售价或类似“火灾残余物品拍卖”的超低价。作为国际资本充足率标准的《巴塞尔资本协议》（1998）和《新巴塞尔资本协议》（2004），似乎不怎么重视这种系统性反馈存在的可能性。[3]但这种反馈，以及通过所谓的“宏观审慎监管”制度减少反馈的必要性，近来已经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与研究。
一个国家在新机械设备、新厂房、新桥梁和高速公路、新软件和新通信设施方面的投资，对该国的经济繁荣来说意义重大。这些工具把我们的简单劳动转换成复杂精密的现代化产品。工具越先进，我们的生活水平就越高。如果一个国家进口最先进的机械和软件，或者更进一步由自己来创造这些东西，该国工人就必须不断学习以便与最新的技术理念保持同步。投资带来了使用最新技术的一手经验。一些深入的研究也证明，在此方面投资较多的国家，生活水平也较高。
此种反馈机制还会被杠杆反馈和杠杆周期放大。抵押率是贷方借给投资者的资金除以作为抵押品的资产价格得到的百分比。在周期的上行阶段，抵押率也会上升。例如，在家庭住宅市场的周期上行阶段，银行愿意借给买房人的资金数目占住宅价值的比例会上升。杠杆率的上升会反馈为资产价格的上涨，进而又刺激了杠杆率的进一步上升。当资产价格下跌时，同样的过程会沿市场下行方向发生。
虽然如此，现在的政府（除了极少例外）并是该国的投资决策者，做出投资决策的是商人。尽管要受财务因素的限制，他们还是只有相信自己的投资。他们的决策过程完全凭借自己的直觉和心理。因此，任何一个国家的未来都是掌握在做出投资决策的商人们手里，而投资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心理。
无论如何，资产价格变动都会反映到公众信心和经济上。因此，还存在从价格到收益再到价格的反馈。当股票价格处于上涨过程时，这种反馈会振奋信心。它鼓励人们多多购买，于是公司利润上升，从而刺激股票价格继续上扬。价格和收益相互强化的正反馈会发生，但只能维持一段时间。在股票价格下跌的过程中，反馈和经济都会沿着相反的方向运动。
商学院的学生需要学习资本预算的数学问题和最优投资决策理论，但在公司真正要做出投资多少的决策时，往往是投资背后的心理发挥主要作用。应用资本预算理论需要输入一系列变量：预期从投资项目中获得的现金流，公司资本的估算成本，股票市场对投资的预估反应以及和其他风险的相关性。还有，它们还和很多其他的因素间接相关：企业从经验中学习的机会，建立联系或分销渠道的机会，与其他投资的协同效应，以及公司声誉和市场定位的影响等。如何量化这些因素，并把它们填入资本预算理论要求的各项数据里，并无简便易行的办法。商人们经常在高度竞争的环境里打拼，他们必须凭手头信息快速做出决策，并采取行动。
上述两种形式的支出，即商业投资和住房支出，都会受到破产的严重影响。当资产价值下降时，债务人就不会偿还债务，进而危及提供债务融资的金融机构的安全。当金融机构进一步发放贷款的意愿降低时——要么因为自身已经破产，要么因为筹集资金非常困难，或者因为市场调整促使它们采取更加保守的放贷方式——就会促使资产价格进一步下跌。
在《杰克·韦尔奇自传》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企业经营的心理观。杰克·韦尔奇写道：“我们将不仅仅是随着GNP（国民生产总值）一同成长，我们还要让通用电气成为‘拉动GNP的火车头，而不是被动的最后一节车厢’。”韦尔奇强调说，他并不信任数量分析程序：“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弄出一系列比较困难的技术问题，其实只是想得到一些认可而已……我们有很多人每天都是围着我称之为‘教条’的东西打转转。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来不愿意在某个人向我亲口陈述之前看到他的什么策划书。对我来说，这些会议的价值不在于这些书面材料，而在于那些来到费尔菲尔德的人们的头脑和心灵里的东西。我希望自己能够透过重重障碍进入他们的灵魂深处，了解他们在内心最深处到底是怎么想的。我需要看到各个公司领导人的肢体语言，需要看到他们论证自己观点时的激情和喜怒哀乐。”韦尔奇讲了他如何对待某位部下的投资分析：“我把他最后一页的投资回报分析拿掉了。我在幻灯片上画了个‘×’，并写下个词——‘无限’，我用这个词强调指出，我们在这项投资上的回报将永远持续下去。”
资产价格还在投资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当股市下跌时，企业会减少用在厂房和设备更新上的投资。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当家庭住宅的市场价值下跌时，建筑公司就会减少建造新房屋的计划。
商人们总是在未来的基本情况还不明朗时就做出决策。芝加哥大学的弗兰克·奈特于1921年出版的《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今天被奉为经典著作。奈特区分了经济学家们的风险概念和在几乎所有商业决策中都存在的各种不确定性。他说，风险是指那些能够用数学概率测度的东西，而不确定性是指那些因不存在描述概率的客观标准而无法测度的东西。理论经济学家们长期以来一直在努力弄清人们是如何处理这些真正的不确定性的。随着时间推移，他们的努力方向越来越趋向于行为经济学。杰克·韦尔奇的“全凭直觉”一词将不确定性概括为：投资决策中，最重要的是直觉而非分析。直觉是一种遵循心理规律尤其是社会心理规律的社会过程，因为群体的决策是依据社会心理做出的。
从资产市场到实体经济的反馈至少有三种不同途径。当股价和房价上升时，人们进行储蓄的理由会减少。因为觉得变富了，所以人们会更多地消费。他们还会把股市的收益和住房升值视为当前储蓄的一部分。资产价格对消费的影响被称为消费的财富效应。
商业活动，至少是成功的商业活动，都是在创造未来的激情中茁壮成长起来的。成功的商业活动恰恰对总体经济至关重要。最终取得成功的投资决策都与这种创造未来的愿景密切相关。一个企业的故事，完全不同于经济学家经常讲述的购买工厂和设备的故事。问为什么资本支出每年的波动这么大，有点像问为什么各个酒吧的啤酒消费量会有那么大的不同。谁会明白或记得呢？又有谁会真的在意呢？投资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已。当某些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进行投资似乎是必要的。如果有其他问题导致重大计划被迫延期，投资也许就不会发生。所以，大规模投资的概率甚至从未被讨论过。
如果资产价格的投机性波动只是小概率事件，我们完全可以将其忽略。但是，它们的影响不容小觑。当它们的反馈蔓延到实体经济时，影响的不仅仅是参与投机的人，还有那些从未参与其中的人。一个普通的美国人（例如皮奥里亚市履带车工厂的一个工头），虽然从来不曾直接持有股票，却在一次股市泡沫中被解雇。持有股票还是进行其他投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所属的社会群体，而非由经济最优化的原则决定。即使在社会群体内部，他们所持的股份也会因价格变化而剧烈变动。
我们已经讨论过资产价格存在投机性波动，看起来肯定的是，这些波动的原因部分在于资产价格的不断变化以及与资产价格不断变化有关的信念。韦尔奇观察道：“公司里的情绪随着媒体的报道和我们股票的价格起起落落。似乎每一个好消息都让整个公司振作一阵子，而每一篇悲观的文章也都让那些喜欢讽刺挖苦我们的人闹腾一番。”
从价格到价格的反馈本身的强烈程度也许还不足以制造出我们曾经见识过的资产价格大泡沫。不过，我们将看到，除了上述反馈，价格之间还存在其他类型的反馈，特别是处于泡沫中的资产价格和实体经济间的相互反馈。这种额外的反馈拉长了周期的长度，也放大了价格对价格的影响。
我们应该对自己表达的观点持谨慎态度，同时也要明白股票价格和投资之间的关系还存在一些疑问。有一个简单的故事，名叫“托宾q值”。它由经济学家詹姆斯·托宾和其同事威廉·布雷纳德共同提出，大意是股票市场和投资之间存在精确的相关性。q值是企业的市场价值（企业的股票价值加上债券价值）和其资本价值的比率。当然，企业的资本包括机械、设备、土地、存货和软件等。如果公司的市场价格上升到远高于其资本价值，照此发展下去，公司就会有扩大规模的冲动，于是就需要购买资本。所以，当q值高时，投资也比较大。而且，进行此类投资的也不一定非得是新公司，老公司也可能会扩大规模。q值越高，投资的冲动也越强烈。[5]
很显然，投资者们在市场高涨时对迅速致富很感兴趣；而在市场疲软时，他们又想保值。这是面对市场变化的一种心理反应。如果人们倾向于在股价上涨时买入，在股价下跌时卖出，那么他们对过去价格变化的反应可能会反馈到同方向更大的价格变化上，这种现象被称为“从价格到价格的反馈”。恶性循环会因此产生，并引起周期性的持续变化，且至少持续一段时间。最终，价格上升产生的泡沫一定会破裂，因为支撑这一上升趋势的只有人们对未来价格上涨的预期，而这样的预期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
托宾的q值模型在某种程度上是适用的，但事实证明，q值和投资之间的关系比较微弱。我们从过去百年间的投资（相对于资本存量）和q值之间的关系就可以看出这一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情况，极好地说明了投资和q值之间的相关性。1929年，股票市场高涨，投资也很活跃。30年代初，股票市场崩溃并触底，投资也极度萎缩。1937年，股票市场重新攀上高峰，实际上差不多和1929年一样高，投资也在这年回到高峰。20世纪90年代，股票市场在新千年牛市中波动很大，当股市上涨时，投资也增加。2000年以后，它们又双双下跌。但从大萧条到最近，有两个重要时期，其间虽然股票市场下跌，但投资仍然强劲。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虽然经济稳定增长，但股票市场却没有起色。事实上，1947年经济增长如此有力，以致通货膨胀率超过了14%。当时q值降到了远低于1，但投资仍然巨大。后来，第一次石油危机后，股票市场再次显著下跌，而投资仍然非常强劲。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呢？答案是通货膨胀。1974年通货膨胀率超过了11%。第四章讨论过股票市场对通货膨胀的典型反应。由于存在货币幻觉，股票市场非理性地下跌了。
投机市场的流行病和信心乘数
尽管这里的数据并没有给出明确无误的答案，但它们似乎也说明了当信心丧失导致股票市场下跌时，投资就会下降。不过，如果股市因为通货膨胀而下跌，同时经济又保持强劲，那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就是投资仍然活跃。可能这些数据还不够清晰有力，但对于20世纪美国历史的这一解释，似乎和我们的理论以及我们详细解读经济周期中的经济行为得出的结论高度一致。
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投机性的投资领域。很多人不会察觉，随着时光流逝，一家有名望的企业会有多大变化，或者有多少种贬值的方式。那些没有人相信但自身仍具价值的股票，就是投资领域里的“美味苹果”。
驯服野兽：让金融市场为我们服务
“美味苹果”的故事则是该理论的另一个比喻。如今，几乎没有人真正喜欢“美味苹果”的口味。可这种苹果又到处都是，而且常常是自助餐厅、快餐店和礼品篮中唯一的选择。19世纪，市场上销售的苹果均以“美味”为名，当时“美味苹果”的味道相当不错。20世纪80年代，“美味苹果”成了美国市场上最畅销的苹果品种。当风向标开始转向其他品种时，“美味苹果”的种植者试图挽回他们的利润。他们把“美味苹果”转向了另一个利基市场。“美味苹果”变成了人们认为其他人会喜欢的便宜的苹果，或者是人们认为其他人觉得别人会喜欢的便宜的苹果。大多数种植者放弃了好的口感，转而选择了一种产量大、保质期长的苹果品种，把苹果的价格压低了。他们还一次性摘完果园里的所有苹果，放弃了以往分批挑选成熟果实的方式，目的也是压低价格。既然“美味苹果”并不是以好味道来卖钱，那谁还肯为口感多付钱呢？一般来说，大众无法想象苹果竟然可以便宜到这种地步，也想象不出这些口感糟糕的苹果竟能充斥整个市场的真实原因。
本章讨论了为什么资产市场如此易变，影响它们的心理因素，以及它们和实体经济的相互反馈等问题。但这对经济政策意味着什么呢？贯穿本章的一个主题是：理论经济学家关于整体经济如何运行的理论往往太过简单化。这意味着，他们就像是我们所说的应该被开除的天气预报员。
在1936年的著作里，凯恩斯把股票市场的均衡比作当时一家流行报纸举办的选美比赛。在那场选美比赛中，参赛者们需要在100张照片中选出6张最美丽的面孔，谁的选择最接近全体参赛者的平均偏好，谁就获胜。当然，为了赢得比赛，选手们就不能只挑选自己认为最漂亮的脸蛋，他还必须选那些他认为别人可能觉得最漂亮的面孔。不过，就连这个策略也不是最优策略，因为别人肯定也在使用同样的策略。稍好一点儿的办法是，选择自己认为别人最有可能认为其他人会觉得最漂亮的面孔，或者，你还可以沿此思路继续向前走一两步。投资股票往往与此类似：如同选美大赛，在短期内，选择最有可能在长期获得成功的企业不会赢，但选择最有可能在短期内实现高市值的企业就会赢。
那么在实践中，开除天气预报员又意味着什么呢？美国经济的天气预报员是一些空谈家和政治家，他们不做别的，就是越来越多地给自由市场大唱赞歌。关于自由市场创造奇迹的观点，只是那些导致股市和现实市场暴涨暴跌的众多故事之一。在本书前面的章节里，我们大加歌颂了资本主义的奇迹，但也没有忽略反映资本主义某些不足之处的小插曲。资本主义让超市里塞满了数千种各式各样能够满足人们想象力的东西，但如果我们想要万灵药，那资本主义也会把它创造出来。
选美比赛和“美味苹果”的比喻
在过去一二十年里，资本主义收获了无数赞美，而反映其不足之处的小插曲却被人们抛在了脑后。当然，资本主义有好的一面，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也有走过头的时候，因此必须受到监管。金融市场就是需要特别谨慎监管的一个例子。在第十一章中，我们看到约瑟芬·普布里克不愿意思考她的财务状况。事实上，在没有社会保障的情况下，她退休时将一文不名。她无法解决这些问题，这意味着金融市场必须受到特别严密的监管。为什么？因为和其他市场相比，金融市场更有可能让约瑟芬买到虚假产品。其中的一个表现就是资产市场的大起大落。约瑟芬买了虚假产品，但她自己并不知道买的是什么。当空谈家、政客以及经济学家接受了一种对资本主义越来越不加批判的观点时，一个制造和销售可疑金融产品的完整行业便应运而生。在很大程度上，约瑟芬本人并没有直接买这些东西，但她授权让那些控制她退休金、401（k）账户、货币基金或对冲基金（如果她比较富裕的话）的经理人购买这些产品。这些经理人通过交易获得了经济收益，而且通常是非常巨大的收益，但可怜的约瑟芬被甩在一边，两手空空，一无所获。
价格变化反倒似乎和各种社会变化有关。安德烈·施莱弗和森迪尔·穆莱纳坦对美林证券广告的变化进行了观察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初股市泡沫发生前，美林证券的广告画面是一位祖父带着孙子在钓鱼。广告词是：“要积累财富，你或许应该放长线钓大鱼。”到2000年左右股市冲上顶峰时，投资者们显然对于近期的收益非常兴奋，美林证券的广告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一块计算机芯片被做成了公牛的模样，广告词则是“通电……涨啦”。股市调整以后，美林重新搬出了那对祖孙的广告，他们再次耐心地垂钓，广告词换成了“为一生准备收入”。当然，设计广告的营销专家们倒是颇为自信，觉得这些广告紧紧跟上了公众思维的急剧变化。我们为什么会认为这些广告专家的意见比金融教授和有效市场理论家的意见还不值一听呢？
我们担忧的还不只是约瑟芬。本书讲述的是宏观经济学，我们的担心在于，当约瑟芬两手空空、一无所获时，人们会普遍丧失信心，严重的衰退将接踵而来。
即使事实如此明显，它仍没能说服有效市场理论的鼓吹者们，让他们承认自己的理论出错了。他们指出，股价波动依然合乎理性。他们声称，股价波动也许反映了一些可能影响经济基本面的重大事件，而20世纪或19世纪碰巧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件。照此观点，股价仍然是股票未来收益最好的预测指标。股票市场的剧烈波动，是因为经济基本面本来就可能要发生一些变化。他们坚称，重大事件最终没有发生的结果并不能证明市场是非理性的。也许他们是对的。无人能够判定股票市场是非理性的。但在所有这些争论中，也还没有人提出过确凿的证据，证明股市波动合乎理性。
因此，开除预报员就意味着要放弃资本主义什么都好的神话。这意味着我们要接受资本主义的另一面，也就是如果你不盯紧自己买的东西，就会有人卖给你次品。现在我们应该认识到，让资本主义保持正常运行的正是监管。当约瑟芬把钱投入市场、提取抵押贷款或者买车时，监管能够确保她得到的是有某种保证的产品。在20世纪30年代发生了规模空前之大、后果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后，罗斯福政府严阵以待，建立了安全防卫机制，保护公众免遭资本主义发展过剩的侵害。在这些机制中，金融监管和银行监管的关系特别重大，其中包括证券交易委员会、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其他很多组织。70多年来，我们从当年建立的这些安全防卫机制中获益良多。除了明智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这些安全防卫机制也让我们远离了严重的衰退。
伪称股票价格反映出人们怎么利用未来收入相关的信息，就像是雇用一个发了疯的气象预报员。他住在一个气温相当稳定的小镇，却预报说某天温度要达到150华氏度（相当于66摄氏度），而另一天会是零下73摄氏度。即使这个预报员报出的气温平均值符合实际情况，甚至他那夸张的预报至少还说对了相对较热和相对较凉的日子，但他还是应该被解雇。如果他根本没有预测到气温有什么变化，平均下来的话，他给出的预报可能还更精确一些。与此同理，人们应该摈弃那些认为股票价格反映了基于经济基本面的未来收益预测的想法。为什么？因为股价变动实在太大了。
但金融市场已经发生了变化，变得越来越复杂。在美国，这种复杂性成了逃避罗斯福总统及其继任者们设立的监管机制的手段。开除天气预报员意味着，现在我们需要一个关于市场如何运行的新故事，这个故事预测的并不总是资本主义的艳阳高照。因此，我们需要重新评估资本主义。我们需要认识到，人们给自己讲述的有关经济的故事带有夸张的成分，我们必须保护人们不再受这些浮夸故事的蛊惑。这是一种新的需要，它要求我们更新观念，认同金融市场需要监管的理念。即使某些时候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相互反馈使监管政策失灵，我们仍然有可能实施细致缜密的金融保险政策。致力于保护金融消费者，必须再次成为我们最优先的经济政策之一。
我们怎么知道这些变化不是由经济基本面引起的呢？如果股价真的能够反映基本面，由于基本面在预测未来股票收益方面会有帮助，那么它就应该能够影响股价。理论上，我们可以用股价预测股票未来收入流（未来股息或未来收益）的贴现值。但是，股价频繁变动，甚至比那些它们试图预测的未来股息（或收益）的贴现值还多变。
在紧急情况下，例如当我们确实陷入衰退时，我们还有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作后盾。不过，我们也知道这些政策及其效力毕竟有限。现在是时候重新设计金融监管制度了。新的金融监管制度应该考虑到常常推动市场变化的动物精神，使市场更有效率地运行，并使我们为走出困境而必须采取的事后救援的规模最小化。
“经济基本面依然强劲。”每次股市巨幅下跌之后，试图恢复公众信心的政府官员都会重复这样的陈词滥调。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说，是因为股市每次严重下跌似乎都不能仅仅用那些逻辑上应该影响股市的因素来解释。现实情况往往是，股市发生了波动，而经济基本面并没有变化。
[1] 美国股票市场的实际价值是用标准普尔股票价格综合指数除以城市消费者价格指数的结果，数据来自美国劳工统计署。
多少年来，经济学家们一直试图从经济基本面的角度，对股票市场整体波动作令人信服的解释，但至今无一人成功。这些波动似乎并不能用利率变化、股息或收益以及其他因素来解释。
[2] 保罗·萨缪尔森说过，股票市场是微观有效率而宏观无效率，我们发现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
人们可能认为，从经济学家鼓吹市场效率时经常表现出的自信来看，他们对于造成股票市场整体波动的原因可能有一些合理的解释，只是隐而不露罢了。他们当然能够举出一些例子，来证明某些公司股票价格的波动合情合理。不过，对于股票市场整体，他们做不到这一点。[2]
[3] 类似的反馈机制还可能在家庭层面发生，它通过家庭的收支平衡表发生作用，就像通过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发挥作用一样。
问题不仅仅是如何事先预测这些波动，真正的问题比预测深入得多。甚至没有人能够合理地解释，为什么这些已经发生过的事件肯定还会发生。
[4] 在只涉及可观察的数据时，计量经济模型通常可以用来很好地描述反馈模型，所有不可观察的数据都被归入所谓的“误差项”。尽管我们相信这些模型大多是有用的，但它们确实遗漏了一些无法量化的心理变量的重要特点。
美国股市的实际价值在1920～1929年上升了5倍还多，但1929～1932年又完全跌回原样。1954～1973年，美国股市的实际价值翻了一番，然后又被打回原形，1973～1974年股市损失了一半的实际价值。1982～2000年，股市的实际价值涨了差不多8倍，但2000～2008年又跌掉了一半。[1]
[5] 资产价值也会影响企业申请破产的可能性。濒临破产的企业发现，在资产价值影响了资产负债表后，它们很难或者完全不可能借到钱，因此不得不放弃能够赢利的投资机会。
从来没有人认为金融价格（如股票价格）的剧烈波动符合理性判断。这些波动是金融市场与生俱来的。而且，这些价格是投资决策中最基本的因素，而投资决策又是经济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公司投资的变化比GDP总量的波动要大得多，它似乎是经济波动的重要成因。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些事实，就会得到很多资料来证明动物精神是经济波动的核心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