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至11月底，在石油危机发生的6个星期之后，现实问题才逐渐显露了出来。9月，日本经济还一片热火朝天，政府不得不采取特殊措施给经济降温；到了11月，同一批官员对接下来几个月经济增长的预测就降到了零。法国经济学家警示说经济可能会一落千丈。在美联储，11月14日给出的乐观的经济预测报告被扔进了废纸篓。一位联储经济学家在12月12日预测道：“收入水平将受到严重打击，企业和消费者心情低落，而在此阶段经济上行的推动力很有可能彻底丧失。”在联邦德国，通货膨胀率已经达到了195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一项秘密的经济部内部预测显示，近两万个工作机会将会在1974年消失。维利·勃兰特总理相当直率，他告知国会：“形势相当不好，而且可能更糟。”㉓
从事后来看，鉴于石油在工厂、机动车和发电厂运行中的关键地位，阿拉伯石油输出国在10月16日宣布上调油价，会给大量进口原油的国家带来经济上的冲击和震动。但是不知为何这一风险在最初并未得到重视。与之相反，发达国家的心态仍旧普遍保持乐观。在禁运令宣布之后，英国和法国政府仍然预测1974年经济将会保持繁荣。直到11月14日，尽管此时的油价已经从每桶2.9美元涨到了每桶5.12美元，美联储还是提高了对美国经济增长率的预测值，同时降低了对于失业率的预测值。㉒
菲利普斯曲线并没有显示出高通胀和经济停滞同时出现的可能。自然而然，这一新威胁获得了一个专属的称谓：滞胀。1973年的石油危机在经济增长停滞的同时拉高了物价，并很可能将滞胀带到以低失业率和低通胀率著称的国家，尤其是联邦德国和瑞士。滞胀现象超出了央行官员和财政部长们的经验。人们为了下面这个问题争论不休：到底是提高利率以应对通胀更重要，还是降低利率以促进就业更重要。然而事实表明，滞胀仅仅是接下来更加严峻的挑战的征兆之一，而此时并没有人注意到，局势已然是山雨欲来。带来了本世纪前所未有的繁荣的经济模式被打破了。㉔
到了1973年年底，所有应对通货膨胀的措施似乎都失效了。中央银行陷入瘫痪。10月2日，也就是阿拉伯石油产出国提高油价的前夕，美联储在考虑是否要降低短期利率——投票结果是6票赞成、5票反对。伯恩斯两周后对他的同事说，私人观察员也在持观望态度。一位美联储的高级经济学家解释，导致不确定性的原因之一是，由计算机运行的预测模型难以“将近期的价格剧烈波动量化，因为这种程度的剧烈波动在现代并无先例”。专家们被难住了。㉑
这一经济模式建立在生产率的显著增长之上。生产率可能是经济领域中最复杂的概念之一。其基本概念是，利用固定数量的劳动力、资本和原材料，能够生产出来的产品越多，这个经济体就越富有。鉴于工人的体力存在极限，提高生产率就要更有效地使用机器、技术和商业手段。生产率可以通过很多种方式度量，而这些方式可能相当复杂。但是有一条隐含的假设很少受到质疑，那就是健康的经济体能够更加有效地利用所掌握的资源。
“强烈呼吁”和物价管制往往大受民众欢迎，至少在开始时是这样的。当时非常流行抨击大企业哄抬物价，以及批判工会提出不合理的加薪要求。大多数情况下，物价管制开始实施后价格上涨的趋势就会得到遏制，政府统计部门得出的通货膨胀率也会下降。但是用不了多久，现实问题就接踵而至。店员会给顾客介绍一款带有褶子的礼服，坚称这件衣服比去年的款式价格要高的原因是多了褶子这种复杂的设计。食品加工商则会说，干旱的天气导致番茄的减产，他们不得不提高番茄酱的价格。码头工人们会坚持他们的工资上涨幅度应该高于飞机机械师和售货员，因为他们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得更多。几个月之内，对于不公平的抱怨就已开始发芽，原本可以用在提供新产品和服务上的精力被用来逃避管制，以便取得更高的利润或收入。
生产率的急速提升在战后给经济带来了健康的收益。而利润越高，工人的工资、股东的分红、企业的纳税以及在新产能上的投资也会相应地提高。正是这一良性循环缔造了黄金时代的辉煌。但是在公众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在石油危机爆发的1973年10月，生产率增长速度的放缓已经给全球经济的长期繁荣画上了句号。㉕
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被认为更加麻烦。政府通常采用政治施压和物价管制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处理。政府部门顺理成章地要求行业限制工资或价格涨幅，同时向工会和工人施压，让他们遵从所谓的“自愿”指导。美国政客很快也学会了这一招，并称之为“强烈呼吁”。一种更为和缓的方式是由政府组建专门的委员会，对价格和工资允许上涨的幅度进行评估。不论哪种做法，前提都是只要杂货店的店员或者造轮胎的工人肯接受外部专家认为合理的工资水平，政府就能在不影响经济发展的情况下逐步调低通胀率。⑳
1973年10月的石油危机并不是生产率困境的罪魁祸首。它只是在已经受到各种因素影响的生产率水平上压下了最后一根稻草。高油价威胁到了以低油价为前提而建设的整套工业基础设施。全世界都将面临困难，并在接下来的很多年进行代价高昂的调整。就在联邦德国的经济顾问委员会提出应对方案之时，“石油进口量的缩减使得经济发展面临新的难题，而这些难题是无法用传统的经济管理手段解决的”。㉖
弗里德曼坚持，所有的通货膨胀都是货币型通货膨胀，只要中央银行限制货币供给，通货膨胀就会相应消失。就在几年之后，弗里德曼所说的“通货膨胀无论在何时何处都是一个货币现象”就被奉为了至理名言。但是在1973年，很多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还在为弗里德曼眼中并不存在的通胀类型而夜不能寐。需求拉动型通胀被认为需要用提高税收、降低政府支出、提高利率或者限制银行贷款的方式进行控制，这些措施都会缩紧消费者和企业的可支配资金，将需求拉回到与供给相均衡的水平。日本政府执行这些措施的手段相当激烈，他们要求炼钢厂、铝冶炼厂和化工厂推迟资本投资，同时命令银行收紧分期贷款的发放，一切都是为了降低机器和劳动力需求，以求物价攀升的态势得到缓和。
这场生产率危机将会带来深远的影响。政府和中央银行都知道，或者他们都自以为知道，如何使用“传统的经济管理方式”——提高或降低利率、税收和政府支出——引导经济回归健康。然而，当问题变成生产率增长速度下降时，经济学家的工具箱就令人尴尬地空虚了。
试图控制通胀的努力也受制于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而这种理解在几年之后就会被认为是荒谬的。20世纪70年代被广为接受的一种观点是，触发通货膨胀的因素有很多，而每一种不同的通货膨胀，应对措施也不尽相同。有货币型通货膨胀，也就是央行增发货币过多导致的通货膨胀；有“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是指消费者和企业的购买需求高于经济的供给能力，以致卖方掌握提高定价的能力；还有“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也是所谓最具危害性的一个类型，此种通货膨胀被认为是由生产投入的供给方引起的，比如原材料、工业品和劳动力。如果矿场主、炼钢厂和工会要求涨价或者涨工资，使用这些生产投入的企业就不得不相应提高产品价格，通货膨胀率也会相应上升。
①Allen Matusow, Nixon’s Economy (Lawrence, K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98), 220.
菲利普斯曲线并不是人人叫好。美国经济学家埃德蒙·菲尔普斯和米尔顿·弗里德曼在早些年分别对菲利普斯的理论提出了挑战，坚持通胀率和失业率仅在短期内具有相关性。但是他们的观点在当年无疑相当边缘。当时最为知名的经济学家们，包括美联储主席伯恩斯，都相信压制通货膨胀的代价相当高昂，因为政客们不能接受通胀率下降后接踵而来的高失业率。正如后来成了吉米·卡特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的美国学者查尔斯·舒尔策（Charles Schultze）对事态的解析：“我们都知道如何促进就业。这并不是问题所在。我们知道怎样用那些使用过的、标准的、经过证实的技巧——无非是减税、增发货币、向特定的政府项目注资。问题是，当我们推行这些措施的时候，通货膨胀率就会上升。”所以通货膨胀并没有被看作腐蚀一国经济的严峻问题，大多数政府和央行仅把它当作不受欢迎，但又无法避免的麻烦。他们的反应是在不阻碍经济增长或导致大面积失业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应对通货膨胀。⑲
②Guardian, December 21, 1972; David Gumpert, “Rise in Demand Causes Shortageof a Variety of Materials, Parts,”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8, 1972; President’s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1973, 82; Bank of Japan, Monthly Economic Review, January 1973, 1; “Commentary,” Bank of England Quarterly Bulletin 13 (March 1973): 6; John L. Hess, “Forecasters’ Word Is ‘Boom’,”New York Times, January 7, 1973; Charles Reeder, The Sobering Seventies (Wilmington, DE: DuPont, 1980), 101.
对抗通货膨胀的尝试因为专家对菲利普斯曲线的普遍认可而变得更加复杂。菲利普斯曲线是新西兰籍经济学家A. W.“比尔”·菲利普斯提出的，旨在说明各国的一项基本经济权衡：如果国家想给每个人都提供工作，就不得不接受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如果想降低通货膨胀率，就不得不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内承受失业率的上升。菲利普斯所用的数据都来自英国，但是高通胀率是充分就业必然要付出的代价的观点，很快被世界各地的经济学家奉为圭臬。专家们得出的结论是，中央银行不能全力以赴对抗通货膨胀，一旦他们成功地压制了通胀率，结果可能是失业率在接下来的数年里都会上涨。⑱
③E. Philip Davis, “Comparing Bear Markets—1973 and 2000,”National Institute Economic Review 183 (2003): 78–89.
早在石油输出国组织推高油价之前，飙高的通货膨胀率就被认为是20世纪70年代最为突出的经济问题。1970年，瑞典的消费品价格就上涨了8.1%，这是20年来最高的通胀率。一年以后，葡萄牙的物价上涨了15%，而在1967年之前，葡萄牙的通胀率一直处于世界最低水平。到了1972年，美国成了唯一一个通胀率在5%以下的经济大国。这一切都还发生在关键物资的价格尚未发生剧烈变化之前。通货膨胀已经开始失控。
④Paul Samuelson, “Science and Stocks,” Newsweek, September 19, 1966; memo from Dr. Ranz to various cabinet ministers, “Angepasste mittelfristige Zielprojektion bis 1976,” March 20, 1973, BA B 102/248423; Don Oberdorfer, “Japanese Economy Is Booming Again,”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14, 1973.
他们的威胁来得正是时候，因为全世界正面临一个特殊的问题，那就是短缺。1973年的大繁荣将人们卷入了消费热潮，矿井、农场、制造商就是没法满足消费者不断增长的需求。日本制造商的报告显示，从电力到铁矿石，几乎所有产品都处于短缺状态。美联储的“红皮书”——一份每年10月10日定期发送给国内政要的机密刊物，分析地区经济发展形势，指出了“经济势头强劲，人力和物资普遍短缺”的情况。北卡罗来纳州的纺织厂因为缺少工人而不得不停止了夜班，中西部的造纸厂也推掉了不少生意。另一条被标为“机密”的信息是联邦德国经济部对于本国劳动力无法满足经济体系全马力开动的担忧。英格兰银行则认为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不足“将对供给环节造成冲击，令经济均衡的维系更加困难”。工人和商品的短缺意味着工资和价格面临着上行的压力，而这给原本就存在的通胀问题添了一把火。⑰
⑤OECD Economic Outlook 13 (June 1973): 102.
当天下午2点，埃及空军突袭了以色列空军基地、导弹连和雷达基站。几分钟过后，数千人的部队开始进攻苏伊士运河沿岸的以色列防御阵地，与此同时，叙利亚的军队和坦克发动了对戈兰高地上的以色列阵地的进攻。在战争爆发的48小时之内，就有6个中东国家宣布支持埃及和叙利亚，提议将石油价格提高一倍。在与石油公司高层的一系列谈判失败后，输出国开始独自行动。10月16日，他们公布了一个新的原油基准价——每桶5.12美元。“这是石油输出国组织夺取权力的一天。”亚马尼事后说。在短短不到9个月的时间里，全世界最为重要的能源价格几乎翻倍。一天之后，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国达成合意，石油立刻减产10%，并且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每个月递减5%。⑯
⑥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 February 13,1973, 17; US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Office of Economic Research, “Oil CompaniesCompensate for Dollar Devaluation: The Geneva Agreement,” Foreign Relations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vol. 36, 264.
10月6日是犹太人的赎罪日，也就是犹太人眼中一年中最神圣的日子。如果说战后的长期经济繁荣在某一天达到了巅峰的话，这一天就是1973年的赎罪日。
⑦Jeffrey Robinson, Yamani: The Inside Story (New York: Atlantic Monthly Press,1988), 4, 40.
3个月后，世界经济仍在飙涨。“目前的总体情况是，我们处于史上最为强劲的经济增长阶段之一，几乎所有的商品都供不应求。”杜邦公司的经济学家查尔斯·里德如是告知公司的董事。在日本，一项调查发现国内制造商计划在下一年度增加29%的投资，以应对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在联邦德国，政府希望经济增长率达到4%，并且失业率要低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⑮
⑧Matthew R. Simmons, Twilight in the Desert: The Coming Saudi Oil Shock and the World Economy (Hoboken, NJ: Wiley, 2011), 49, 55.
就在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威胁引发外交压力并使股票投资者感到惊慌之时，石油产品的消费者似乎却对此一无所知。1973年的第一季度，美国消费者的石油用量增长了15%，而建筑和设备的商业石油用量增长率也高达20%。英国工厂的产能利用率达到了94.7%，是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5月，日本制造商调研后预计1974年初产品销量将大幅上涨。世界各地的经济学家似乎都持相同的乐观态度。德国政府在5月发布了修订后的经济预测报告，形势依旧一片大好。美联储也是一样，当年联储春季会议纪要中没有关于石油问题的讨论。6月份美联储发布半年度经济预报，总部位于巴黎的发达国家俱乐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认为：“在接下来的12个月里，经济会保持持续强劲扩张的态势，大多数国家的失业问题都会得到改善。”⑭
⑨“Saudi Arabia Seeking Ownership Participation in Giant Oil Producer,”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27, 1968; US De#note10">⑩Robinson, Yamani, 77–80; Daniel Yergin, The Prize: The Epic Quest for Oil,Money and Pow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1), 577–578.
每过一周，局势都会更加紧张。1973年3月，布雷顿森林体系土崩瓦解之后的几周里，11个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宣布要将油价提升15%。他们官方的说法是为了弥补美元贬值造成的损失。美国试图组织盟友提出反对，但是日本、法国和意大利倾向于接受石油输出国组织的要求。在石油短缺即将来临的警告声中，输出国和石油公司之间的价格谈判僵持不下，会议从的黎波里开到贝鲁特，又从维也纳开到开罗。每次失败的会议都会引领新一轮的标题轰炸。6月初，最后的协议终于达成了。石油基准价从年初的每桶2.59美元（折合每加仑6.2美分）提高到了此时的每桶2.90美元，根据不同地区的运输成本和原油质量有升水或者贴水的调整。此外，原油基准价格将盯住与美元挂钩的一揽子货币，而不单单只用美元标价。如此一来，如果美元进一步贬值，石油价格就会自动上涨。⑬
⑪Memorandum from Rogers to Nixon,“Petroleum Developments and the Impending Energy Crisis,” March 10, 1972, FRUS, vol. 36, 284; Memorandum from Peter Flanigan,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ffairs, to George Shultz, secretary of labor, and Henry Kissinger,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June 29, 1972, FRUS, vol. 36, 301; Government of Canada, Cabinet Conclusions,“Canada-USA discussions on security of oil supply,”February 15, 1973, Canada Archives, RG2, Privy Council Office, Series A-5-a, vol.6422, 10. 美国维持了对加拿大石油的进口配额，加拿大只允许阿尔伯塔省的生产商向美国输送少量石油，同时只允许在魁北克省和滨海省进口石油，有效地为阿尔伯塔省昂贵的石油创造了一个受保护的国内市场。1973年初美国的应急计划假定所有的石油进口将暂停一年，而加拿大的计划则假定在6个月内只减少25%的进口。
在这些暴风骤雨般的政策文件背后，思考也相当混乱。长期以来，能源专家和外交政策观察家都认为工业世界的繁荣理应建立在低廉的石油价格上。对他们来说，高油价导致更加严重的通货膨胀是毋庸置疑的，就好像央行对于通胀只能束手无策一样。普遍的预测是，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激进行为不仅会导致油价的抬升，而且汽油、机油和燃油都会出现实实在在的短缺。石油消费者根据大幅上涨的油价迅速调整经济行为的可能性则完全没有被纳入考量。也许最大的担忧是石油进口国会有大笔的资金流出——用经济学家的话来说，就是国际收支危机——就好像伊朗、科威特和利比亚会从全世界赚到大笔美元之后直接藏在巨大的地窖里，而不去到处消费这些他们新得的财富一样。⑫
⑫用尼克松的话来说：“对于这个问题，国家安全层面的考量是很重要的”。在尼克松看来，重要的是，利比亚和伊拉克等国反复无常的领导人将拥有更多资源给其他国家制造麻烦。See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February 8, 1973, FRUS, vol. 36, 410. 有关当时广为流传的想法，一个例子是：William D. Smith, “A Gasoline Shortage Soon Is Predicted,”New York Times, April 3, 1973。
即便这些富裕的石油进口国想要严肃对待沙特国王的威胁，他们可以选择的应对方案也并不清晰。这些国家全都支持联合国安理会242号决议，此决议旨在结束1967年的阿以战争，其中要求以色列从“近期冲突中占领的领土”撤出，但是特意没有指明“全部领土”。大多数国家都与以色列交好，并不倾向于支持阿拉伯国家对于以色列撤出东耶路撒冷和其他占领区的要求。另一个解决的思路是通过大幅提升汽油和柴油附加税来降低石油输出国的谈判筹码，但该方案却因为国内政治的考量而被排除了。官员和外交家们折腾出了大量关于“能源短缺”“能源问题”和“能源危机”的冗长备忘录和外交照会，但实际采取的行动却少之又少。就连美国和加拿大这一对和平的邻居和亲密的盟友，也无法在石油危机中进行合作。⑪
⑬Ibid.; Clyde H. Farnsworth, “OPEC and OIL Companies Avert Showdown onPrices,” New York Times, May 27, 1973.
1973年1月，科威特的“议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号召阿拉伯国家团结起来，“在犹太复国主义的武装力量重新集结之时”，以石油为武器进行斗争。其他的阿拉伯国家政府也发出了类似的宣言。与之相应，1973年的头几个月里，对于石油价格的担忧漫布华盛顿、伦敦和其他大国的首都。4月，石油大臣亚马尼和沙特王子——国王费萨尔的儿子，来到了华盛顿，并传达了一条简单的消息：如果美国不能帮助解决阿以冲突，沙特阿拉伯出于成为阿拉伯世界领导者的需要，将不得不和其他国家一道抬高石油价格。当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建议将他们的谈话保密时，亚马尼开始担心他的消息根本就无法传达到尼克松总统耳中。于是，擅长与媒体打交道的亚马尼立即将他此行的目的透漏给了《华盛顿邮报》。当美国官方坚持亚马尼发表的只是个人意见时，沙特政府重申了他的观点。5月，费萨尔亲自会见了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的执行总监，宣称美国“绝对必须”改变其中东政策，将阿拉伯国家的利益考虑在内。几周之后，他又会见了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的母公司，警告说如果美国政府不愿意进一步配合，他们就将“失去一切”。国王还罕见地接受了一家美国电视台的采访，对他做出的威胁予以确认。⑩
⑭“Commentary,” Bank of England Quarterly Bulletin, June 1973, 271; Bank of Japan, “The Short-Term Business Outlook for Major Manufacturing Corporations,”Monthly Economic Review, June 1973, 6; OECD Economic Outlook 13 (June 1973): 6.联邦德国政府的预测是，1973年经济增长6%，次年增长4%，通货膨胀有所缓解。Bundesministerium fur Wirtschaft (BMWi),“Vermerk: Ein denkbarer Konjunkturverlauf der mittelfristigen Wirtschaftsentwicklung bis 1977,” May 9, 1973, BA B 102/248423.
石油输出国组织日益增长的国际影响力引起了北美、欧洲和日本的警惕。在六个阿拉伯国家联合主导了一波小规模的涨价以弥补美元贬值带来的损失之后，国务卿威廉姆·P.罗杰斯（William P. Rogers）在1972年3月提醒尼克松：“阿拉伯和其他石油产出国的议价能力正在提升。”富裕国家不断上升的石油消费无形中扩大了出口商的影响力。证据就是1972年9月，亚马尼在华盛顿的乔治城大学提出，他的国家已经做好了满足美国石油需求的准备；作为回报，沙特希望美国豁免石油的进口税，并且允许他们购买炼油厂和化工厂。美国官方没能及时做出回应。亚马尼在接受《时代周刊》的采访时说：“不要忘了，宝物掌握在沙特阿拉伯的手中。”这是一次并不含蓄的警告，向世界宣告沙特在石油定价中的话语权。
⑮Reeder, The Sobering Seventies, 119; Bank of Japan, Monthly Economic Review, September 1973; BMWi, “Sprachzettel zur Problematik der mittelfristigen Wirtschaftsentwicklung,”September 3, 1973, BA B 102/248423; Clyde H. Farnsworth, “OilNations, at Vienna Meeting, Seeking More Price Increases,”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16, 1973.
然而，阿拉伯世界中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情绪正在觉醒，阿拉伯人开始要求收回矿产资源和这些资源所产生的财富。出于对被边缘化的担忧，沙特阿拉伯决定站到潮流的最前端。亚马尼在1968年宣布，沙特政府希望“参与”到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的管理中。他到世界各国的首都进行巡回访问，特别强调“参与”不等于“征用”，但同时也意味深长地指出，有些政府在无法购买股权的情况下就会直接把外国公司收归国有。他坚称：“参与管理是国有化的替代方案。”美国国务院的专家们却不吃这一套，直接指责他的提议“与其说是项目，不如说是计谋”，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的人更是立即表示了拒绝。在这件事上，美国政府给沙特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但是亚马尼的外交策略最终取得了胜利。1972年年末，在经历了四年的拖延之后，美国和欧洲的石油巨头同意向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联酋和卡塔尔出售各自石油公司股权的四分之一，并在十年之内移交主要控制权。阿拉伯国家终于在董事会上取得了一席之地。⑨
⑯Robinson, Yamani, 83.
沙特阿拉伯和其他四国在1960年联合成立了石油输出国组织，试图在与石油七姐妹的博弈中取得一定有利地位，但是此时的欧佩克还未经历练，而且内部矛盾重重。亚马尼试图代表沙特国王在成员国之间进行调节。这个任务对于没有坚定决心的人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有些国家力主将石油收入用于抚慰他们年轻而且快速增多的国民。其他人口较少或者有其他收入来源的国家，则希望将石油作为对抗帝国主义、犹太复国主义或者其他敌人的筹码，不论这个敌人是真实的还是凭空妄想出来的。1967年6月，以色列与埃及、约旦和叙利亚开战，一些阿拉伯政府呼吁暂停向以色列在美国和欧洲的盟友输出石油。一向以临危不乱为傲的亚马尼主张反对这一激进的措施，然而未能成功。但他同时也非常清楚，很多公开声明削减石油产出的国家都在背地里打开了阀门。他的估计是正确的。石油还在不断输出，而禁运令则成了一纸笑话。
⑰Bank of Japan, Monthly Economic Review, September 1973; Federal Reserve,“Current Economic Comment by District,”October 10, 1973; BMWi memo,“Probleme bei der Fortschreibung der mittelfristigen wirtschaftlichen Perspektiven bis 1978 fur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January 2, 1974, BA B 102/248423.
20世纪60年代，沙特阿拉伯的石油产量在全世界仅次于美国和苏联。但当亚马尼在1962年出任石油部长的时候，他的祖国还处于贫弱之中。石油生意主要被“七姐妹”掌控——一个由美国和英国公司组成的石油组织，控制着全世界四分之三以上的石油储备。外国人指挥一切：他们拥有钻机、管道、线路、泵站，还有把石油运送到国外精炼厂的油罐车。在这些石油公司里，只有相当少数的沙特人、利比亚人、伊朗人和委内瑞拉人能做到管理岗位，而他们本国政府既没有专业技术，也不懂金融知识。在沙特阿拉伯，美国财团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一直在抽取该国的石油资源，每桶石油只支付30美分的特许使用金和32美分的所得税。这给沙特政府带来的年收入还不足10亿美元。⑧
⑱A. W. H. Phillips, “The Relation Between Unemployment and the Rate of Change of Money Wage Rat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1861–1957,” Economica 25 (1958): 283–299.
亚马尼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物。在一个几乎所有政府部门都有皇室亲族执掌的国家里，他身为一介平民，却执掌重权。他能流利地用英语和法语交流，喜欢歌剧和滑雪，在纽约和维也纳就像在利雅得一样自在。亚马尼一向彬彬有礼，并以广泛的人脉和始终响个不停的电话著称，他在麦加大清真寺的冥想室和撒丁岛上的游艇晚宴中周旋自如。不在国内的时候，他更喜欢穿着萨维尔街的高端定制西装，而不是阿拉伯的至踝大袍，他的黑色卷发和络腮胡都修剪得相当整齐。亚马尼还是一个相当上镜的人，他会直视着摄像机，发言简短，语速适中，语调温和。当一名记者提到有报道说他每年夏天都在沙漠帐篷里度过时，亚马尼顽皮地环视自己在日内瓦洲际大酒店顶层的总统套房，反问道：“你看我住的是帐篷吗？”⑦
⑲Edmund S. Phelps, “Phillips Curves, Expectations of Inflation and Optimal Employment over Time,” Economica 34 (1967): 254–281; Milton Friedman, “The Role of Monetary Poli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8 (1968): 1–17; Interview with Charles Schultze, The New Yorker, September 13, 1976.
亚马尼，1973年时42岁，在石油圈内已经是个名人了，但是对于外界来说却仍是谜一样的存在。他的父亲是一名法理学家（在沙特阿拉伯就是宗教学者的意思）。他在麦加长大，然后在开罗大学学习法律。在摇摇欲坠的沙特财政部担任了几年低级官员之后，他被政府派往美国，并取得了纽约大学和哈佛大学的法学学位。回到沙特之后，他开办了本国第一家律师事务所，为想要在他尚且贫穷封闭的祖国做生意的外国企业提供咨询。接下来，亚马尼又担任了一段时间沙特皇储的法律顾问，皇储很欣赏他的才华和谨慎。1962年，30岁的亚马尼被任命为石油部长，在一个经济完全依赖于石油的国家，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职位。
⑳“Japan agrees measures to control inflation,” Guardian, September 1, 1973.
央行官员们对于现状最为悲痛，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对于固定汇率制都有着近乎宗教般的信仰。美联储官员杰弗里·布赫（Jeffrey Bucher）在瑞士参加了央行联合国会议后汇报：“周日的高层会晤气氛阴郁，而且并不完全是因为天气。”但是央行官员的担心无济于事：放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决定是不可逆转的。事情的间接后果是石油输出国的普遍不满。他们一向使用美元标价，但是美元的贬值意味着每百万桶石油能够换取的德国卡车和日本工字梁更少。石油输出国组织，也就是欧佩克，要求石油价格进一步上涨以弥补美元贬值造成的损失。艾哈迈德·扎基·亚马尼（Ahmed Zaki Yamani），一位原本鲜为人知的沙特阿拉伯官员，就此走上历史的舞台，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⑥
㉑“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 October 2,1973, and October 16, 1973.
所以在1973年初，尽管实体经济一片大好，工厂加班生产，家庭消费支出空前，但金融市场形势紧张，危机一触即发。1月，焦虑的意大利人开始怀揣里拉跨越边境兑换瑞士法郎，导致瑞士法郎价格大幅上升，最终瑞士不得不放弃瑞士法郎兑美元的固定汇率。然后，市场又将矛头指向了美元，投资者不断卖出美元买进德国马克和日元。有一小段时间，就连通常比较疲软的法国法郎都看似坚挺了起来。这简直就是投机者的梦想乐园：为了维护固定汇率，世界各国的央行总共以官方汇率买入了80亿美元，结果却是竹篮打水。2月12日，投机者取得了胜利。日本决定停止维护日元兑美元的固定汇率，将汇率交由市场决定。交易者立刻就推高了日元的价值。主要欧洲国家的货币也升值了。当一切尘埃落定，1美元能兑换的德国马克还不足6年前的一半，能兑换的日元也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二。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走向了终结。⑤
㉒Peter Jay, “Super-growth period is over,” Times (London), October 19, 1973.法国预计增长5.5%，参见：Charles Hargrove, “French budget aims at strong growth,” Times (London), October 24, 1973。
经济观察家们对于股市的下跌视而不见。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曾开玩笑说“华尔街指数成功预测了过去五次大衰退中的九次”，这些人也借此自我安慰。在1973年最初的几周里，经济即将崩溃的市场信号不仅仅是没人希望看到的，更加是无人愿意相信的。一切都运行得相当完美。1973年1月是美国建筑工人有史以来第二个最忙的月份，英国和日本的房价还在大幅上涨。一项联邦德国政府研究报告中判断，1973年是“一轮新的周期性上涨的开端”，经济增长率大约会达到6%。日本的预估更加乐观：三井银行预测出12%的惊人经济增长率，即便日元兑美元的汇率还在攀升。按照这种速度，日本的经济总量在6年内就会翻倍。而且为什么不该这样呢？在战后重建近30年之后，仍有四分之三的日本家庭没有抽水马桶。还有大量的建设需要完成。④
㉓日本银行将截至1974年3月的年度预测从近11%下调至6%以下。由于财政年度已基本结束，新的数字意味着未来几个月完全没有增长。 Bank of Japan, Monthly Economic Review, December 1973, 4; Rupert Cornwell, “French Oil Fears Grow,”FinancialTimes, December 13, 1973; 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 “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November 19–20, 1973; Craig R. Whitney, “Bonn Aides Fear Major Recession,”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30, 1973; BMWi, Memorandum,“Auswirkungen einer Energieverknappung auf die mittelfristige gesamtwirtschaftliche Entwicklung,”November 23, 1973, BA B 102/248423. 1973年10月10日，美联储预测1974年经济将增长2. 5%，这是迟迟没有认识到经济形势的严峻的一个例子。11月14日，他们把预测提高到2.9%，参见：“Current Economic and Financial Conditions,”Federal Reserve Board, November 14, 1973. 然后，在12月12日，它将来年的增长预测降低到0.8%。
对于里德的乐观预期，最为明显的威胁就是外汇市场的动荡。每一份新的经济形势报告都进一步地鼓励投机资金押宝史密森学会上达成的汇率协定无法维系。几个月前达成的这项协定曾被尼克松称为“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货币协议”，很快就要分崩离析了。随着协定的破裂，有的货币升值，有的货币贬值，没有人想持有大把贬值货币。各大媒体的新闻头条都是汇率即将失控。焦虑的情绪开始传播，通货膨胀率再次上升的迹象更让情况雪上加霜。1973年元旦刚过，股票价格在世界范围内开始了漫长而痛苦的下跌。从英国到美国，再到香港和日本，投资者持有的股票价值在两年内蒸发了超过一半。③
㉔首先使用“滞胀”一词的是英国议会保守党议员伊恩·麦克劳德，他在1970年意外去世前曾短暂担任过财政大臣。See Hansard, House of Commons Debates,November 17, 1965, vol. 720, 1,165. 以一位著名经济学家为例，从传统宏观经济角度展望1974年，参见：Paul Samuelson,“Declining output and more inflation,” Financial Times, December 31, 1973。
格林斯潘并不是孤军奋战。当时的主流观点就是，政府和央行的高明举措再一次带领世界经济走出了湍急的漩涡，回归到稳定强劲的增长的道路上去。“发达国家将迎来20年来最大的繁荣。”《英国卫报》报道宣称。工作机会充足，不断提高的收入更让人信心倍增，人们开始毫无节制地消费。在美国，采购经理们到处抱怨所有货物都在短缺，不论是卡车部件还是玻璃和木材。尼克松的经济顾问委员会预计经济增长将达到近7%，而通货膨胀的脚步也会相对放缓。日本银行观察的结论是“商业增长的势头正在稳步提升”；而英格兰银行则预测“产出持续快速上升”。尽管有个别的悲观人士预感到了前路艰难——美国所罗门兄弟投资银行的亨利·考夫曼（Henry Kaufman）就曾发出警告：“1974年将充满荆棘”——但大多数企业的经济顾问更倾向于化工巨头杜邦的首席经济学家查尔斯·里德（Charles Reeder）的观点，他对公司的董事们说：“当前的繁荣形势应该还能持续相当长的时间。”②
㉕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学家、理查德·尼克松经济顾问委员会前成员亨德里克·霍特哈克于1974年1月在美国经济协会就“20世纪70年代国际经济中的政策问题”发表演讲时并没有提到生产力，参见：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4, no. 2 (May 1974): 138–140。
1973年伊始，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仍对未来坚信不疑。艾伦·格林斯潘，亚瑟·伯恩斯的门生，理查德·尼克松的竞选顾问，力劝他的委托人保持信心。格林斯潘的政治野心是他支持美联储主席和总统的原因。尽管当时已然是物价攀升、汇率动荡，他仍不愿挑伯恩斯的毛病。他的预测中没有对已经迫在眉睫的危机给出一点警示。“像现在这样能够让人对于局势绝对乐观的情况是相当少见的。”他说。①
㉖关于油价冲击与美国经济表现之间的虚假联系，参见：Robert B. Barsky and Lutz Kilian, “Oil and the Macroeconomy Since the 1970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8 (Autumn 2004): 115–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