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就不仅仅是环保主义了，而是对二战后所有非共产主义国家所追求的目标的一次彻底摒弃。战后初期，在一片废墟和混乱之中，没有什么比经济增长更加重要。经济增长让数百万流离失所的人有食物得以果腹、有房屋得以避寒，为民主政府取代战时独裁提供了支持，并且以奇迹般的速度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期，这些选民中的绝大多数都有了车，建起了自己的房子，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社会中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人开始反思战后一代的所作所为。繁荣已经过去。国民生产总值变得无关紧要。正如未来学家赫尔曼·戴利（Herman E. Daly）所总结的：“对于穷人来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还是一件好事，但是对于富人来说就未必如此了。”⑩
但是，基于这个事实，他们得出的结论却是完全错误的：经济增长不过是一种幻想——或者，更糟糕的是，繁荣是人类的敌人。“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位于发达国家，他们已经陷入了享乐主义的深潭，他们崇尚消费，追求象征着社会地位的符号，被层出不穷的现代小发明所奴役，却将人类的精神价值抛诸脑后。”一位以色列外交官在1971年对其他国家的外交同仁说道，当时以色列还是一个相对贫穷的国家。在这一新语境之下，增长就意味着不堪忍受的污染、无法估量的环境破坏，还有对自然资源的粗暴掠夺。“如果你接受上述观点，你就很难否认这一结论——污染、能源生产和物质材料的消耗最终都必须受到限制。”两名年轻的耶鲁大学科学家在1971年的研究中写道。富裕国家不应该再去追求更多的财富，而是应当追求“静态经济”，也就是污染和实物库存都不再增加的一种状态。⑨
然而，随着事件的发展，新的法规和技术进步无限期地推延了危言耸听者们预言的最后审判日。《增长的极限》出版之时，美国农民平均每英亩⑪地收获88蒲式耳⑫玉米；40年之后，得益于转基因技术、精准灌溉和电脑控制的耕地拖拉机，玉米的平均亩产量已经提高了三分之二，而这一点书中的模型并没有预测出来。虽然地壳中铝土矿量的总数不变，但是其越来越高的价格促使人们寻找能够替代铝的新材料，回收啤酒罐的生意也日渐兴隆。汽车业、建筑业和发电厂对于矿物燃料的利用更加高效，单位产出所需的原材料也大大降低。当年大行其道的声称创新和法规都无法改变即将降临的灾难的说法，已经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⑬
新环保运动对正统的经济学理论提出了直接挑战。正如很多评论家提出的，评价经济情况的传统方式，比如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和国民生产总值，完全没有考虑到环保因素。钢厂和炼油商的产出被视为纯粹的增长，污染引发的危害并没能给它们减分。然而，讽刺的是，如果企业或者政府在造成污染后出资治理污水，这些投入就又能作为经济增长计算一遍。环保人士们嘲讽说，加把劲儿污染，经济就增长得更快了，这句话可谓切中肯綮。
上述的一切都是未来发生的。而在1972年，迫在眉睫的问题是清理排向天空、河流和海洋的污染物，以及处理数百万吨被随意堆放在世界各地的有害废物。按照新的法规要求，大部分成本都将由制造商和发电厂承担，他们需要清除废气中的有害气体和微粒，还要在废水排入最近的河流前对其进行处理。过去，厂商在很大程度上回避了这些支出，把环境破坏的后果丢给了社会。现在，政府通过环保许可证和非法排污罚款，要求他们承担起应尽的责任。
对于不断壮大的环保运动，政治上的反应是相当迅速的，而且不仅只发生在美国。在第一个地球日之后的两年里，加拿大颁布了《清洁水源法》；美国修改了毫无约束力的《清洁空气法案》；加利福尼亚率先对汽车尾气排放进行了限制；而法国、瑞士、加拿大、英国、日本和美国都设立了全国性环保机构。尽管地球日是一项积极的运动，倡导全人类联合起来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但是《增长的极限》也向激烈的全球环境政策讨论释放了相当负面的信息：人类正在毁灭地球，无限制地追求以GNP衡量的经济增长和收入的提高，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法律法规也起不了太大的作用。一切都已经太迟了。
环保法规最终带来了广泛的收益，包括公众健康和环境清洁等方面。但它也让企业将投资中越来越多的部分用于安装污染控制设备，而不是建设新的厂房和购买机械设备。随着世界经济的黄金时代走向终结，这将成为增长所要背负的另一项负担。⑭
在大西洋对岸的英国，一份很有影响力的新兴杂志《生态学家》（The Ecologist）在1972年呼吁将全国人口从5000万减少到3000万以下。三分之一的瑞士选民支持限制移民，以防出现“瑞士人口过剩”。新成立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当年六月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同意发表一项声明，为各国政府限制本国人口数量的权力背书。那些厌倦了有关人口零增长的政治辩论的人，可以看看名叫《Z.P.G.》的科幻电影，电影中描述了一个恐怖的21世纪，政府为了对抗人口过剩，命令将所有哺育新生命的人处以死刑。⑧
①Donella H. Meadows et al., The Limits to Growth (New York: Universe Books, 1972), 23.
就连理查德·尼克松也不能免俗。尼克松用不着环保主义者。“他们感兴趣的是要摧毁整个系统。”白宫录音机捕捉到了他在1971年发表的言论。但是尼克松凭借其敏锐的政治嗅觉感知到，即便是那些既不关心濒危蜥蜴也不打算去野外露营的美国人，也对人口过剩感到忧虑。尼克松要求国会成立一个人口委员会。国会同意了，并强调这个委员会应当主要研究人口增长对环境的影响。委员会的研究结果在1972年公布，与《增长的极限》的出版同年，这篇报告的结论是“本国人口的持续增长不会带来任何的实际收益”。对于一个喜欢在高速公路牌上吹嘘城镇人口的国家来说，这一结果无疑出乎意料。对于房屋建筑商、家电制造商以及其他成千上万受益于人口快速增长的企业来说，他们的前景面临挑战。虽然已经凭借认真看待人口问题收割了不少荣誉，尼克松还是对报告中的很多结论表示了反对，然后就将其束之高阁。⑦
②Robert Gillette, “The Limits to Growth: Hard Sell for a Computer View of Doomsday,” Science 175 (March 10, 1972): 1,088; William Nordhaus, “World Dynamics: Measurement Without Data,” The Economic Journal 83 (1973): 1,157; Jean Matteoli, “Les ressources mondiales et l’economie francaise,” Conseil Economique et Sociale 197/S.G./13 (1975): 11; Christopher Freeman, “Malthus with a Computer,”in H. S. D. Cole et al., eds., Thinking About the Future: A Critique of The Limits to Growth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73), 11.
埃尔利希的观点成了新的传统智慧。政府和国际机构，比如世界银行，开始用计划生育作为预防环境灾难的一种措施。环保组织将人口增长列入了重点关注的问题。环保运动和与之相关的人口零增长运动大大突破了政治的界限。1970年4月，第一个世界地球日，数百万美国人聚集在一起呼吁更加清洁的环境，游行、演讲和辩论把对世界充满期许的大学生、担心野生动物栖息地的狩猎者、关心孩子健康的母亲、想在周末去森林远足的公司高管团结了起来。突然之间，绿色环保变得无比重要。⑥
③Frank Uekoetter, The Age of Smoke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2009), 118–119, 132–136.
对未来的预期相当悲观。人口统计学家预计，在本世纪结束前，全球人口至少还要增长20亿，而这必将引发不可避免的灾难性后果。“试图养活全人类的战役已经结束，”斯坦福大学生物学家保罗·埃尔利希（Paul Ehrlich）在他1968年出版的《人口爆炸》（The Population Bomb）一书中宣称，“不论现在出台多少应急方案，20世纪70年代都将有上亿人死于饥荒。”⑤
④Quotation is from a representative of Enjay Chemical Company, cited in Gerald Markowitz and David Rosner, Deceit and Denial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144.
20世纪70年代初期，人们对于环境问题的焦虑与日俱增，这与另一个逐渐引发警惕的问题息息相关，那就是人口过剩。“人口爆炸”这样的词汇被用来描述战后的人口增长情况，而他们的担忧并不是全无依据的。1950—1970年，世界人口增长了超过10亿，也就几乎增长了50%。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贫穷国家的人口增长得最快，部分国家的生活水平在这20年中几乎没有提高。可以明显看出，人口的急速增长在欠发达国家导致了极端的贫穷甚至饥荒。而对于这个问题更具洞察力的一种现代解释是，生活在乡村的贫困人口缺乏社会保障，他们需要多生养子女才能在晚年得到照顾，而这种观点在当时还没有被广泛接受。
⑤Paul R. Ehrlich, The Population Bomb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68), xi.On precursors, see Pierre Desrochers and Christine Hoffbauer, “The Post-War Intellectual Roots of the Population Bomb,” Electronic Journal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1 (2009): 37–61.
公众当时也没有完全认识到，大量的人类活动，从排干沿海湿地到发电厂燃煤，到底会对植物、动物和人类造成怎样的伤害。在战后的20年内，数百种新的塑料和化学制品被发明出来。政府机构缺少研究产品安全性的资金，而生产企业也对这个领域的独立科学家不屑一顾，他们的逻辑是，“只要有人因为未知的原因死亡，环境污染就会被当成替罪羊”。监管机构仍然广泛使用1888年问世的林格曼表对空气污染程度进行测量：检测员会把烟囱排烟口的颜色和一张展示了不同灰黑色度的图表进行比照，只要污染达不到遮天蔽日的程度，就不会做出任何处理。在很多地方，所谓的控制污染就是将烟囱建得更高，以便污染物随风飘向远处，或者将排污管接得更长，以便污水排到大海的深处。④
⑥1969—1973年特拉华州的共和党州长彼得森讲述了1971年该州共和党控制的立法机构如何不顾所谓更进步的民主党人的反对，批准了一项限制在该州海岸线两英里范围内发展工业的法律。See Peterson, Rebel with a Conscience (Newark, DE: 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 1999), 147–149.
在战后重建初期的艰苦岁月中，关心环境问题不用说是一种奢侈。解决数亿人口的温饱问题才是当务之急，重新建起的发电厂上空的几缕烟雾更是成功的象征。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和污染问题的加剧，1948年多诺拉烟雾事件和1952年伦敦大烟雾这样的灾难迫使人们不得不开始关注污染对于健康的危害。1956年，英国开始尝试将所有的燃煤发电厂从大城市迁出，而从1961年起，加利福尼亚要求新车装备减少烟尘排放的设备。然而即便到了1962年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的畅销书《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强调杀虫剂对人和鸟类的巨大危害之时，公众对于环境问题的认识仍旧相当不足。③
⑦Tape of conversation among President Nixon, Lido Anthony Iacocca, Henry Ford II, and John S. Ehrlichman in the Oval Office, April 27, 1971, Nixon Presidential Library & Museum,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NARA); Richard Nixon, “Remarks on Signing Bill Establishing the Commission on Population Growth and the American Future,” March 16, 1970, online by Gerhard Peters and John T.Woolley,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at 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2911; Commission on Population Growth and the American Future, Final Report (Washington,1972), 12, 52; Richard Nixon, “Statement About th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Population Growth and the American Future,” May 5, 1972,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at 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3399.
《增长的极限》的流行并不是一桩孤立事件。它是随着一项新的事业——环保主义，开始席卷全球的。
⑧Edward Goldsmith and Robert Allen, A Blueprint for Survival,”The Ecologist 2(1972);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al Program, Declar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he Human Environment” (June 1972); Jean Bourgeois-Pichat, “In 200 Years So Many Things Can Happen,” Population Index 38 (1972): 306.Walter E. Hecox, “Limits to Growth Revisited: Has the World Modeling Debate Made Any Progress?”Boston College Environmental Affairs Law Review 5 (1976): 65–96.
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不能否认的是，《增长的极限》向深度沉迷于就业率、通货膨胀和消费能力的政客和央行领导提出了挑战。战后世界惊人的快速增长不仅不可持续，还有悖公义。人类靠着掠夺地球资源积累起了财富。现在到了找回平衡的时候了。“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作者强调，只要地球人口不断膨胀，每个人就都得接受人均资源减少的事实。试图始终把物质生活水平维持在如今的程度是不现实的。走下坡路的残酷转折不可避免：“这个世界的基本运行模式是，在人口和资本指数化增长之后，一场大崩溃将随之而至。”而这场大崩溃，作者说，很可能离我们不远了。
⑨The unidentified Israel diplomat is quoted in John Brooks, “A Reporter at Large:Starting Over,”The New Yorker, October 23, 1971. “静态国家”这一术语来自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See John Harte and Robert H. Socolow, “The Equilibrium Society,” in John Harte and Robert H. Socolow, eds., Patient Earth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1), 203.
《增长的极限》本意就在于挑起争论，而对于此书缺陷的公开谴责也相当无情。“更不用提，几乎没有一个严肃的经济学家会认为，本书中的预测除了可以算作经济建模的有趣实验之外，还有任何其他价值。”《科学》杂志的批判振聋发聩。威廉姆·诺德豪斯，全球最知名的环境经济学家之一，指出书中的模型采用了43个变量，而这些变量 “没有一个是从真实数据或者实证研究中提取的”。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法国政府官员宣称：“这些分析没有把人类的创造力考虑进去。”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的教授们则语带嘲讽地指出，如果《增长的极限》是在一个世纪前写出的，它的作者就不必担心即将到来的石油短缺了，因为那时石油还不是一种常用资源呢。②
⑩Herman E. Daly,“Toward a Stationary-State Economy,” in Harte and Socolow, eds., Patient Earth, 228–231.
对于世界人口增长与食物短缺的警告并不新鲜，英国牧师托马斯·马尔萨斯在1798年就做出过类似的预测。但是马尔萨斯没有受到重视，主要原因是，他的论断距今已过去了两个多世纪，但预言仍然没有成真。《增长的极限》超越了马尔萨斯——除了食物短缺，它还预言世界将缺少家庭取暖用的石油、工厂需要的金属，甚至可以饮用的净水。而它真正的创新之处在于其中散发的科学光辉。全书共使用了48张图和4张表，还对计算机运行结果和正向反馈循环进行了讨论，充满了马尔萨斯所缺少的严格的定量分析。正如经济学家沃尔特·海勒和卡尔·席勒会利用计算机预测经济增长，科学家也正在挥舞着同样的工具预言世界的命运。
⑪1英亩 ≈4046.86平方米。
《增长的极限》在全世界引发了轰动。这本书被翻译成了37种语言，全球销量超过1200万册。书中连篇累牍地向世人发出警告：由于人类对于经济增长毫无节制的追求，全世界将很快因为人口过剩而陷入停滞。“在一百年之后，绝大多数重要的不可再生资源都将变得极其昂贵。”该书甚至推断，伴随着新发掘的铜矿，需求的飙升将会在48年内耗尽世界资源。人口增长将会导致“严重的土地短缺”。人类排放所有污染物的速度都在“成指数倍增长”。尽管作者对于他们的预测进行了小心论证，但提出结论的语气却如同神启：“如果世上尚有大量适于耕种的土地未被占用，在人口不断增加时，每个人还可能得到更多的食物。但在所有土地都被占用之后，人口数量与人均食品量就不再可能同时增长。”
⑫1蒲式耳（美制）≈35.238升。
1972年3月，一家并不出名的纽约出版社发布了新书《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其内容可谓惊心动魄。此书的作者来自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并有一个叫作“罗马俱乐部”的名不见经传的组织为其背书，还使用了计算机建模的方式来分析“人类的处境”。该书语言清晰，又充满疑虑，但是蕴含的自信不亚于任何受过系统训练的经济规划者：“如果世界人口水平、工业化程度、环境污染、食品产量和资源开发的发展趋势保持不变，这个星球会在未来100年内达到增长的极限。接下来最可能的结果就是人口和工业能力突然而且不可控制的衰退。”①
⑬On weight-to-output trends, see Grecia Matos and Lorie Wagner, “Consumption of Material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90–1995,” US Geological Survey, 1999.
死灰复燃的通胀和汇率乱局开始搅动世界金融市场之时，掌握着公共话语权的媒体，注意力却集中在完全不同的方向上。他们忧虑的并不是全世界都将陷入经济危机的深渊。事实上，他们反而担心经济形势太好，人类在创造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的同时，将会造成经济与环境的严重失衡。20世纪70年代初期，新环保主义对于人们的经济观点有着深远影响。新环保主义的追随者大都属于较为富裕的上流阶层，对于他们来说，不断提高的人均收入和物质生活水平是人类社会面临的考验，而不是值得夸耀的成就。
⑭Edward F. Denison, “Effects of Selected Changes in the Institutional and Human Environment Upon Output per Unit of Input,” 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 58(January 1978): 21–44; Gary L. Rutledge, “Pollution Abatement and Control Expenditures in Constant and Current Dollars, 1972–1977,” 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 59(February 1979): 13–20. In 1972, approximately 6 percent of capital spending by US businesses went to environmental abatement; by 1977, the figure was 8 perc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