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之后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很容易被解读成战后社会契约的失序。例如，德国社会学家沃尔夫冈·施特里克（Wolfgang Streeck）将20世纪最后几十年称为“晚期资本主义危机”，认为它是“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固有矛盾的展开——一场二战后包办婚姻的逐渐瓦解”。但是对于日本、北美和西欧经济信心的普遍丧失反映了一个全然不同的问题：制定能够应对人口变化和技术创新的社会契约具有巨大难度。⑯
随着各国生产率增长的放缓，普通公众的愤怒情绪日积月累。因为政府没能实现它所承诺的繁荣，最终这种愤怒通过令人不安的方式表现了出来：仇视移民，认为是他们导致了工作的稀缺；强烈反对税收，哪怕是用于维修道路和公共设施；无情批判曾经引以为豪的公共服务，比如学校和健康计划。更严重的是，生活水平难以改善，大量对实现不满的选民转而支持与主流观念相左的极端政治派系，比如：支持魁北克和加泰罗尼亚独立的政党；法国、匈牙利和英国的极端民族主义运动；还有富有的非政治人士，比如美国计算机巨头罗斯·佩罗（Ross Perot），他在1992年总统大选中赢得了近五分之一的民众选票，以及媒体大亨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他统治着意大利的报纸和电视业，连续9年担任意大利总理。20世纪70年代热议的“不可治理性”在21世纪重新成为焦点，因为政客们在描绘美好未来时需要依靠它来提高观点的可信度。
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带来和平与繁荣的制度安排，往往被总结为限制资本的力量以造福劳工。这只是故事的一面，而非全部。资本与劳工的相互妥协对双方都有好处。即便是当时最狂热的反资本主义者也明白，只有雇主提供稳定的工作机会并提高工资，才能使社会福利得以维系。而市场竞争让雇主难以兑现承诺，因为兑现它们会降低利润，甚至让企业破产。因此，战后的社会契约必须对整个经济体内的市场竞争做出限制——在某些行业进行国家垄断；对企业的营业时间、地点、资质和价格进行严格监管；通过信贷管控、进口限制和投资壁垒赋予政府对市场强大的调控能力。限制竞争让企业能够获得足够的利润，以保障工资稳步增长，并实现终身雇用。
在大多数情况下，富裕国家本就不多的收入增长被少数人据为己有。收入不平等之所以加剧，一方面是因为技术更新对于某些领域的工人更为有利；另一方面在于资本可以在世界各地流动以寻求更高回报，而劳动力则不可避免地与特定职业和特定地区捆绑。然而，经济运行的规律如此强大，那些对资本主义深有疑虑的政府也难以对其进行调节。西班牙和日本政府出手干预，确保有正规工作的全职工人的工资能够上涨，但这掩盖了一个事实：大量工人的工作既不正规，也不是全职，他们只能靠短期合同和临时工作糊口，面对父辈从未经历过的不安全感。
这种安排让很多人得到了实惠——但这仅维持了一段时间。在20世纪80年代成年的年轻人未能参与战后社会契约的制定，却在承担着相应的社会代价。在许多国家，这些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因为早些时候的立法让工作成了铁饭碗，企业不愿意再雇用他们可能永远无法解雇的工人。由于大量工人有资格在62岁甚至更早退休，美国和英国的企业养老金计划很难执行，最终干脆完全不对新员工开放。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低收入美国夫妇，他们在工作期间向社会保障退休计划缴纳的税款能够获得平均5.3%的年回报率。但他们出生于1965年的孙辈，则只能得到不到3.3%的平均年回报率。事实证明，之前缔结的社会契约是强制孙辈给祖辈送礼物。孙辈对此热情不高自然不足为奇。⑰
在发生这种情况的每个国家，生产率的下降使得家庭收入停滞不前，或者以几年前尚无法接受的缓慢速度增长。这是新常态，是一种令人不快的趋势，无论是自由市场的无形之手还是政府的强硬手腕都无力改变。对于普通家庭来说，收入增长放缓就意味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放缓。当然，家庭规模有缩小的趋势，所以人均收入比以往有所提升，而且每个人都能从普世的物质进步中受益：智能手机和家用电脑随处可见；高清晰度的宽屏彩电取代了盒子一样的老式电视；曾经无法治愈的疾病现在能通过先进的设备进行诊断和治疗。然而，疲软的经济增长削弱了福利国家的财政能力，失业救济金不再那么慷慨，养老金被完全冻结或取消，学费也开始上涨。平息人们怒火的一种方法是放松信贷，好让不再负担得起奢侈品的人们可以借钱消费。在美国和欧洲，这种尝试在2008年以失败告终。⑮
黄金时代是一个非凡的时代，赶上黄金时代的一代人拥有绝佳的机会。但正如经济学家约翰·费尔纳德（John Fernald）在研究美国生产率数据后观察到的那样：“这种增长异乎寻常。”这在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同样适用。经济奇迹确实存在，但在大多数时间和大多数地点，经济增长都是缓慢的，生活水平在周期中逐渐提高，有突然爆发的经济高点，也有工人流落街头的经济衰退。无论是市场导向的经济政策，比如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罗纳德·里根所支持的主张，还是国家主义改革，比如弗朗索瓦·密特朗所采取的措施，都被证明无法改造现实。在日本和韩国，大规模的国家指导投资带来了爆炸式的经济增长并让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一度成为世界各地人们钦佩的对象——但这也只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有效。这些经济体最终也滑落了高速增长的轨道，他们的政治领导人无法持续创造奇迹。⑱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企业在面临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以及全球化的首次悸动的同时，还要应付艰难的经济环境——通货膨胀率和利率都很高，汇率和能源价格波动剧烈，利润率远低于过去的水平。对企业经理人来说，风险无处不在，他们的应对措施是推迟回报不确定的长期投资。在发达国家中，曾经在1960—1973年以平均每年5.6%的速度增长的商业投资，在接下来的20年中增长速度还不到每年4%。投资增长缓慢的结果是，钢厂继续使用陈旧的高炉，保险公司用高速打印机打出各式表格，再由书记员整理好收在档案柜中，而不是直接使用电脑归档。技术创新往往通过新的设备和工具融入商业世界。1973年之后的几十年中，企业在每个技术拐点都推迟对新设备的投资，所以工人生产率的提升速度还不到之前几十年中的一半。而人们不再感受到生活在变好也就可以理解了。⑭
就像18世纪的科学家试图用瓶子来捕获电力一样，他们的现代接班人也想任意捕获和分配经济活力。事实是，加速经济增长和维持繁荣的力量并不能简单地通过开关来启动，也很难由颁布某法案直接触发。黄金时代的开始毫无征兆，终结也突如其来。虽然某个政府行为或某项技术创新可能给整整一代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贡献，但是两者间的联系在当时往往并不明晰——而且，不同时间或不同情况下的类似政策或创新可能根本无法产生同样深远的影响。
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就是东亚迅猛发展的“老虎”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他们似乎摆脱了困扰欧洲、北美和日本的生产率放缓问题，但他们也将发现，增长的势头无法永葆。在经历了50年的爆炸性增长，人均收入达到与意大利和西班牙相当的水平之后，韩国和台湾的生产率增长在21世纪初急剧减缓。从1978年开始，中国经济改革开放，新增投资创造了数亿个新的就业岗位，带动了大量农民向城市高生产率产业迁移，但经过36年的繁荣，中国的生产力奇迹在2012年趋于平淡。⑬
事实上，为了促进经济长期增长而出台的政策，有可能会得到与预期截然相反的效果。20世纪70年代的结构性改革就是例证，此政策将公共和私人资源引入陷入困境的夕阳行业，比如造船业和炼钢业，而不是帮助工人在新经济形势下做更好的准备。降低对资本的征税、削弱工会、限制企业兼并、鼓励或阻挠成立大型银行——这些措施在某个时间点可能会提高经济效率，但在另一时间点则可能带来负面效果。明智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措施将推动经济走上高速增长的轨道——这种希望恒久不变，但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可循。在对80段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进行研究后，3名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得出结论：这些时段并没有什么突出的共同之处。“有很多经济高速增长期与政治变革或经济改革并没有关联，”他们写道，“而且大多数经济改革都不会带来经济的快速增长。”⑲
到了20世纪80年代，产业转移打破了国家的界限，后来所谓的全球化就此揭开序幕。确实，20世纪50年代以来曾有过一些跨国供给协议，那是欧洲六国全力打破钢铁和煤炭贸易壁垒时的尝试。60年代，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签订了贸易协议，使得在一国生产汽车部件、另一国组装整车成为可能，少数的日本电子企业在香港招工，以解决本土劳动力成本过高的问题。但是，仅在多式联运和廉价通信充分发展之后，生产商和零售商跨越大洋布局生产线和供应链、金融及航空企业将数据业务外包到国外才成为可能。很多问题得到了解决。全球化的发展是存在学习曲线的，而探索试错则意味着生产效率的损失。⑫
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其后果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持续产生影响。房地产泡沫在90年代给日本家庭的经济状况造成了毁灭性打击；1980—1994年有成百上千家美国银行倒闭；2008年次贷危机在欧洲和美国引发了残酷的高失业率，甚至影响到了欧盟的生死存亡——所有这些都可以追溯到相应的政治举措，这些措施的目的恰恰在于让经济增长快于生产率进步所允许的水平。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说得很好：“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初是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它超越了任何合理的预期。我们短时间内不会再看到相似的情况了。”⑳
这种区域分工背后的经济逻辑很容易理解。但这种变化往往会带来伤害。工厂搬迁后，工人发现数年来积累的经验在其他行业派不上用场，于是只能接受低薪工作或者干脆失业。失去支柱产业的地区，经济收入和税收锐减，支持公共服务和设施的资金来源枯竭，这又让该地陷入了衰退的循环。进行业务重组的企业发现，最大限度地利用新技术也绝非易事。很多公司高管都是付出了巨大代价才学到这一课的。周五在俄亥俄州关闭一家工厂，下周一在亚拉巴马州重开一家，绝对会遇到无数麻烦，不论新计算机、通信设备和交通线路多么有用，想要进行无缝衔接是不可能的。
①Conference Board Total Economy Database, at www.conference-board.org/data/economydatabase/, May 2015. 本段列举的12个富裕国家是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法国、意大利、日本、荷兰、瑞典、瑞士、英国、美国和联邦德国。
不同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些可以造福大众的新发明，20世纪最后20年的发明创造带来了严重的副作用。巨型工业园区越来越庞大，但此时已经没有必要把数千工人安排在一处了。庞大的规模不可避免地导致军事化管理，而且还要面临为数千名员工提供餐饮和住宿的麻烦。随着通信和交通便利性的提升，电脑技术的进步能够迅速传递信息，将大生产单元分割成零散单位也成为可能，每个部分将根据不同地区在劳动力供给、交通、政策等方面的优势进行选址布局，也可以将一些工作外包给其他公司。无论是生产汽车还是审批贷款，工作都可以在更广阔的领域内进行分配。研发部门设在工程师和科学家密集的城市，而流水线工作——比如屠宰肉牛或将航空公司的数据从纸质机票转入电子系统中——都被转移到了工资和租金更加低廉的小城镇。
②本段所述的指标在学术上叫作“全要素生产率”，有时也称为“多要素生产率”。它的主要组成部分通常被称为 “劳动质量”(与教育、培训和经验有关)、“资本深化”(以工人的人均资本量衡量，但随后根据折旧进行调整)和 “技术变化”，它通常被定义为生产率增长中没有被劳动质量和资本深化的变化所解释的部分。关于各经济体的基本资料和数据，请参见：Nicholas Crafts, “What Creates Multifactor Productivity?”presentation to European Central Bank, 2008, and Wolodar Lysko, “Manufacturing Multifactor Productivity in Three Countries,” Monthly Labor Review (July 1995): 39–55。See also Sachverstandigenrat, “Zu den gesamtwirtschaftlichen Auswirkungen der Oelkrise,” December 17, 1973, BA B136/7459. For US productivity estimates, see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Millennial Edi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series Cg290. See also Jean Acheson,“Multi-factor Productivity: Estimates for 1970 to 2009,” UK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Labor Market Review (May 2011): 80, and Giersch, Paque, and Schmieding, The Fading Miracle, 220.
二战后世界经济处在周期的上升阶段，经历了近四个之一个世纪的生产率强劲增长。此后的发展就有些乏善可陈了。有些发达国家似乎找到了对抗全球趋势的公式——法国和意大利在70年代后期，日本在80年代后半叶——但是他们的经济仅在生产率增长衰退前有过短暂的复苏，此后就是就业机会减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这些年的科技创新也有很多，但对经济的贡献相对有限。正如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指出的那样：“自1970年以来，生产率进步的领域似乎越来越窄，总是集中在与娱乐、通信和信息处理等相关的人类活动上。对于人类所关心的其他方面——食物、住所、交通、健康，以及工作环境——改进的步伐明显减慢。”戈登的研究仅关注美国，但他的结论在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适用。⑪
③OECD, Historical Statistics, 1960–1980, Tables 7.1–7.4. 将1960年的利润设定为100，1975年德国经济部认定，在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此后几乎每一年的利润都低于80，1973年甚至降至60。Deutscher Bundestag, 7.Wahlperiode, Drucksache 7/2848. On Japan, see Nakamura, The Postwar Japanese Economy, 226. See also BMWi, “Fortschreibung der mittelfristigen Zielprojektion bis 1977,” unsigned draft memorandum, March 8, 1973, BA, B102/306599.关于法国，参见：Institut National de la Statistique et des Etudes Economiques, “Partage de la valeur ajoutee, #note4">④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Series Cf182. 关于环境法规对经济的潜在影响，参见：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ors,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1972 (Washington, DC, 1972), 123; BMWi,“Fortschreibung der mittelfristigen Zielprojektion bis 1977”。其中建议：“未来几年，这一领域的法律要求越高，就越会限制增长潜力。”
生产率增长和科技创新的循环周期似乎都很长。以美国为例，科技对经济的影响在20世纪初期很小，20世纪20年代到1973年之间则很强劲，1973—1995年联系减弱，1995—2003年较强，此后又开始变弱。在触发某项具有商业价值的产品或服务之前，昂贵的研究可能要在零收益的状态下进行数年。微处理器的发明就是如此，1971年11月问世之后，这一小片硅在20年间没对生产率的提高起到促进作用，直到经理人开始思考如何将产品强大又廉价的计算能力付诸应用，从而重塑商业模式。经历多年酝酿，某项技术的突然出现很可能带来难以预料的生产率激增。电信成本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开始大幅下降，但是直到90年代末期互联网的商业化，发达国家生产率才实现全面飙升——这种增长的态势不到十年就又中止了。⑩
⑤Keith O. Fuglie, “Productivity Growth and Technology Capital in the Global Agricultural Economy,” in Keith O. Fuglie, Sun Ling Wang, and V. Eldon Ball, Productivity Growth in Agriculture: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Wallingford, UK: CAB International, 2012), 335–367; OECD Historical Statistics 1960–1980, Tables 2.9 and5.4. 在经合组织国家，制造业在经济总产出中的比例逐渐下降，从1960年的29.6%下降到1990年的22.2%。对于生产率增长的衡量的深层技术性探讨，一份可读性总结是 Paul S. Adler, “The Productivity Puzzle: Numbers Alone Won’t Solve It,”Monthly Labor Review, October 1982, 15–21。
在鼓励创新方面，政府不仅仅是普通的旁观者。科研资金提高了创新的可能。教育和移民政策让更多的科技人才投入到拓展知识边界的工作中。激励竞争的政策让创业企业更有发展的空间，也促进了新设备、新软件和新观念的传播。但是，创新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对生产率产生影响，是政府无法控制的。将一个新发明应用到商业或服务中，可能要花费数年的尝试，经历多次失败。比如，移动电话在20世纪90年代才逐渐普及，但很多相关的核心技术早在20年前就已经存在了。有一些创新，只能在互补性的发明出现之后，才能发挥经济上的效用。彩色电视机最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在美国销售了，但是问津者寥寥，直到十年之后色彩编程得到了广泛运用。即便是成熟的技术，也需要时间才能慢慢普及——高效锅炉只有在旧锅炉被替换后才能提高能源的效率。⑨
⑥Sir Keith Joseph, “This Is Not the Time to Be Mealy-mouthed: Intervention Is Destroying Us,” speech at Upminster, June 22, 1974, MTFA, document 110604.
但是，经济刺激的作用终将消退，经济的长期增长与高生产率密切相关。在所有的发达国家，20世纪70年代后期生产率的增速都明显下降，原因与经济政策关系不大。战后初期那种劳动力向高生产率行业大批转移的条件无法复制：农民和佃农早已搬到城市定居，妇女加入劳动队伍的大潮也已终止。有些公共领域的支出能够直接带来生产率的提高，比如修建高速公路和现代港口，但是该建的大多已经建成。尽管现在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比他们的父辈接受过更多的教育，但是平均受教育年限快速增长的年代也已经过去，发达国家几乎扫除了文盲。未来的福祉和进步更多依赖于创新和新技术的应用。
⑦Fumio Hayashi and Edward C. Prescott, “The 1990s in Japan: A Lost Decade,”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 5 (2002): 206–235.
没有政客愿意承认，但真相就是，没有什么措施能够帮助世界经济恢复繁荣。政策性工具往往能够起到短期效果：税收返还和下调利率能够迅速给衰颓的经济注入活力。同样，放松银行贷款也能掀起消费热潮，给人们带来一时欢悦，正如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所经历的那样。
⑧For Rivlin quotation, see Biven, Jimmy Carter’s Economy, 206.
1966年，肯尼迪总统的高级顾问、美国经济学家沃尔特·海勒（Walter Heller）曾宣称“新经济学”可以保证充分就业、低通胀率和稳定的经济增长。时间过去了还不到10年，他的理论看起来就很可笑了。联邦德国财政部长卡尔·席勒倍加推崇的“魔法四方”——保持经济各方面均衡的理想状态，已经完全脱离了实际——不仅在联邦德国，而是在所有地方。无论政府和中央银行做了多大的努力，削减或提高福利，严守货币规则或每月调一次利率，降低最高税率或维持税收稳定，就是没办法再次让人们相信今天的生活很好，而且明天会更好。1991年，爱丽丝·里夫林（Alice Rivlin），吉米·卡特担任总统期间的国会预算办公室主任，在接受采访时说道：“几乎不可能确知，如果过去采取哪一种经济措施会得到更好的结果。批评过去很容易，但即便是后见之明，也很难说清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这一说法几乎在全世界都适用。⑧
⑨Diego Comin and Marti Mestri, “If Technology Has Arrived Everywhere, Why Has Income Diverged?”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19010, 2013. 作者发现，新技术的传播速度比过去更快。
约瑟夫爵士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导致黄金时代终结的那股力量，我们没有明确的办法与之对抗。发达国家不再像曾经那样蓬勃发展了，这一点无可争辩。贯穿整个70年代，几乎所有发达国家惯常使用的政策工具——调整短期利率、增减政府支出、提供补贴或减少税收——都没能成功地控制通胀、创造就业，或者提高生活水平。通货膨胀在80年代终于得到了遏制，但失业率始终高居不下，收入增速也大大下降。排除通胀因素，1973年以后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还不到之前的一半。而日本在强势政府的推动下指导制造业向境外出售成品，同时在国内实施进口保护，在发达国家中一枝独秀——但是到了90年代早期，工厂生产能力过剩，零售业和服务业发展严重不足，日本进入了长达20年的滞胀时期，甚至比西欧和北美所经历的更为严重。⑦
⑩Sumon Bhaumik, “Productivity and the Business Cycle,” UK De#note11">⑪Robert J. Gordon,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 The U.S. Standard of Living Since the Civil Wa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2.
基思·约瑟夫爵士，议员，衣着考究的商业主管，引导撒切尔夫人走上自由市场道路的男人，以言辞犀利闻名于世。他是在1974年6月的保守党会议上得到这个名声的。不到4个月前，因为经济的严重下滑，哈罗德·威尔逊领导的工党在大选中击败保守党，赢得险胜。工党的少数派政府并不稳定，重新投票似乎不可避免。大多数政客在这种场合下，都会抓住机会攻击对手，争取观望中的选民，为大选造势。约瑟夫却出人意表，他不仅批评了对手的过失，同时也对保守党自身的问题进行了反省。“30年间，我们始终致力于推动增长，”他断言，“增长固然可喜，但事实是，我们无法知道如何才能加快增长的速度。”⑥
⑫David Koistinen, “The Origins of Offshoring,” paper presented to the Business History Conference, Miami, Florida, June 27, 2015.
然而上述解释均不足以说明为什么经济形态和经济政策千差万别的国家都遭遇了生产率增速下降的瓶颈。学者们越是深入挖掘数据，就越是困惑。这些数据没有显示的是，世界经济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各国可以探索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
⑬Zuliu Hu and Mohsin S. Khan, “Why Is China Growing So Fast?”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Economic Issues 8 (1997); Conference Board, “Conference Board Total Economy Database, Summary Tables,” May 2015, Table 10.
生产率增长的放缓不仅体现在工业领域，农业和服务业也未能幸免。发达国家的农业产出在20世纪60年代迅速提高。在大量购买化肥、杀虫剂和杂交种子的情况下，小麦和大豆的平均亩产量每年都能提高约2%。到了70年代，亩产的增速明显下降了，80年代中则几乎没有增长。那些曾经让法国的甜菜种植和加拿大小麦农场欣欣向荣的技术进步已经无法重现了。与此同时，服务业却在蓬勃发展，因为消费者已经购置了车辆、家具和各式电器，收入可以更多地用于购买服务而非商品了。不同于工厂，美甲沙龙、律师事务所和旅行社不能通过安装新的生产设备来提高生产率。一种解释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劳动力涌入服务业，整个经济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速也就不可避免地减缓了。⑤
⑭Englander and Mittelstadt,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17–18. Robert Brenner, The Economics of Global Turbulence (London: Verso, 2006) 6–7, 101–109. 布伦纳指出，制造商的利润下降是生产率增长乏力的主要原因。
让事情雪上加霜的是，关于环保的生产标准越来越多。在战前，干净的水源和清洁的空气不是人们优先考虑的东西。政府几乎完全不约束污染排放，如果工厂或发电站受到了附近居民的反对，企业往往只需将烟囱建得更高、把排水管修得更长，把污染送到更远的地方就能缓解本地矛盾。很多国家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台了一系列的环保法案，终结了惯常的做法，要求新工厂必须限制排污，已经建成的工厂也要遵循。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环保政策减少了环境污染带来的疾病、不便和财产破坏，用生产率和国民收入的统计数据衡量不了的方式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原本可以用来提高生产率的商业资本，花在了安装电厂洗涤器和污水过滤系统上。排除通胀因素后，1972—1978年美国私人企业的环保支出翻了一番。在随后针对环保新规的政治拉锯战中，经济学家关于谨慎制定环保标准、减轻经济损失的意见基本上被完全忽视了。④
⑮Raghuram G. Rajan, Fault Lines: How Hidden Fractures Still Threaten the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随之而来的还有商业利润率的全球性衰减。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英国、美国以及联邦德国都出现了利润率的连续下降，尤其是在制造行业。日本公司也重蹈覆辙，主要原因是60年代投资造成的成本负担越来越重。法国的商业利润率在1973年后也有大幅下滑。由于利润的降低，以及工人对于商业利润的分配要求越来越高，企业能够用于技术投资的资金更加短缺了。企业使用旧设备的时间越长，生产率的提升速度越慢。
⑯Wolfgang Streeck, Buying Time: The Delayed Crisis of Global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2014), 4.
相关的理论层出不穷。20世纪50年代，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向高生产率的工业转移，大大促进了生产率的整体增长，但在70年代这一红利已不再突出，因为留在农业中的劳动人口已经不多了。另一种解释是，50年代生育高峰后，在70年代新加入劳动力队伍的年轻人尚不具备熟练的技能；随着时间推移，年轻工人的能力提升，也许生产率也会同步改善。又或者，由于存在大量年轻、低薪的劳动力供给，企业对于投资于节省劳动力的技术的兴趣减弱了。不断上升的油价也有可能是罪魁祸首，因为生产率提升得最快的几大产业都受到了油价冲击，比如化工业和纺织业。如果企业适应了新的能源价格格局，安装更加节能的生产设备，生产率增长或许就会恢复。③
⑰退休年龄的统计来自经合组织对平均有效退休年龄的估计。关于社会安全，参见：Orlo Nichols, Michael Clingman, and Alice Wade, “Internal Real Rates of Return Under the OASDI Program for Hypothetical Workers,”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Actuarial Note, no. 2004.5 (March 2005)。利润已经排除了通货膨胀因素。
生产率增长的萎靡导致工资降低和经济的普遍不景气，其因果联系是很好理解的。但是生产率的增速为什么会下降，以及如何才能改善这种状态，却没有明显的答案。
⑱John G. Fernald, “Productivity and Potential Output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the Great Recession,”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an Francisco working paper 2014–15, June 2014.
其他的生产率衡量标准将更多因素纳入了考量，其中包括工人技艺水平提高、先进生产设备的配置、生产技术改良等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情况。但即便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发达国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生产率增速还是远远低于之前。分析美国的数据，我们可以得出令人震惊的结论。在1960年至1973年的13年间，美国的多重要素生产率——一种综合考虑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的标准——增长了34%。而在1973年至1986年的13年间，该指标仅仅增长了7%，前后对比惊人。没有效率的提高，企业收益的增长自然微乎其微。②
⑲Ricardo Hausmann, Lant Pritchett, and Dani Rodrik, “Growth Accelera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10 (2005): 303–329.
经济学家有很多衡量生产率的标准，其中最广为应用的就是劳动生产率，即每个劳动力在一小时内的产出数量。1959—1973年，12个最富裕国家的劳动生产率的平均年化增长速度高达4.6%，创造了足以提高全社会生活水平的财富，为福利国家的建设提供了物质基础。1974年石油危机发生之后，生产率增速开始滑坡。在接下来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上述12个国家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速仅有2%，比黄金时代下降了一半。日本的生产率平均增速从8.5%跌落到了3%，瑞典则从4.6%下降到了1.2%。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发展中国家。除了少数几个例外（智利、马耳他和韩国），全世界的经济体都未能幸免。①
⑳1980—1994年期间，美国约有1617家受联邦保险保障的银行倒闭，此外还有许多没有联邦保险的互助机构和州政府特许银行。引文来自：Paul A. Samuelson, “To Protect Manufacturing?”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te Staatswissenschaft 137 (1981): 407。
1973年开始的经济衰退，持续的时间比任何人预计的都要长。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人们开始意识到，造成经济问题的原因在于世界各国的生产率增长速度都在下降。简单来说，结果就是工人创造财富的速度没有过去快了，能够分享的经济收益自然也就减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