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的萎缩，新贷款用于偿还旧贷款，债务负担反而越来越重。1981年，非洲的境外债务还不到其国民总收入的三分之一；5年之后，境外债务就增长到国民总收入的一半。1986年底，如有可能让拉丁美洲国家完全停止进口并且把所有出口收入都用于还款，那么他们也要用3.5年的时间才能还清所有贷款。反过来说，债务国的资金流出大于资金流入，缩紧投资是唯一的选择。投资的下降带来了实际的后果：将粮食从农田运输到市场的道路建设减少了，为偏远地区送电的输电线路减少了，教育下一代的新学校的修建也减少了。⑳
然而，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民众来说，出口的繁荣并没能驱散危机的阴霾。增加的出口和不断延期的重组贷款能够帮助这些国家免于彻底的债务违约，但是普通人只感受到了经济的紧缩。工资大幅削减，原本已经捉襟见肘的生活水平还在持续降低；原本每天消费2美元的人，现在要靠1美元度日了。仅在1983年，拉丁美洲和非洲的人均收入就下降了5%，贫困率不断上升。大量烂尾的大桥和工厂表明经济发展已经趋于停滞。加之境外投资枯竭，那些终于在70年代经济形势较好时找到正式工作的工人，不论是扫地的还是开卡车的，都被迫重返街头——或是在公园门口擦皮鞋，或是在有交通灯的路口给经停的汽车司机表演杂耍，赚上几个微不足道的小钱。一瓶干红葡萄酒就是身份的象征，因为这能说明主人有钱、有关系买到禁运的进口品。IMF的改革措施没能让任何人感受到事情在向好的方向变化。对于IMF的经济学家来说，减少补贴是缩减政府赤字的一种方式，但对于穷人来说，这只意味着面包的价格又要涨了。⑲
虽然曾被认为是通向经济增长的要诀之一，这次的通货紧缩却是一个彻底的失败选择，况且这次失败导致了舆论环境的变化。1985年，发达国家的官员们开始提议将管理债务危机的职责从IMF剥离，毕竟他们的主业是用短期贷款解决货币危机。他们建议由世界银行接管该项工作，因为它本来就是为了支持贫穷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设立的。1985年10月，新任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提出了一项替代性的解决方案，称之为“持续发展计划”。贝克的观点正是拉美和非洲本国的经济学家3年来一直呼吁的：发展中国家解决债务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发展经济。尽管细节还没有敲定，贝克建议世界银行和各国商业银行向15个情况最严峻的国家提供更多贷款，条件是他们采取“全面的宏观政策和结构性改革以促进经济增长”。㉑
第三世界的债务危机以一种完全不同的形式传播到了富裕国家。工业城市首先受到冲击。20世纪70年代末期，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订单让大工厂持续盈利。但到了80年代，债务国的还款希望全都寄托在了赚取贸易顺差上，这是唯一能够缓解巨额外汇需求的方式。设备订单和商品进口开始枯竭，或者被当地财政部门直接锁定，方式是限制进口商兑换美元或日元。同时，在外汇市场的有利变化下，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制成品开始大批量向富裕国家出口。美国受到的冲击尤其大，因为外汇市场的交易员做空发展中国家的货币，美元价值不断攀升，结果是进口商品价格越来越低，出口商品价格越来越高。根据一项测算，仅1982年一年，美国向拉丁美洲的出口就减少了90亿美元，相应减少了美国国内25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对于发达国家的工人来说，债务危机还远远不是他们所面对的最大打击，但无疑给他们已经在降低的生活标准添加了新的压力。⑱
贝克的计划无疾而终——大银行最不愿意接受的就是借钱给本来已经陷入困境的国家，但是他的演讲引发了一场大讨论，思路和里根政府一直以来的意识形态倾向一致。按照他们的观点，引发债务危机的不是银行不谨慎的贷款，不是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也不是1979年后利率的节节攀升，而是借款国自身的行为。华盛顿现在声称，这些国家的政府机构过于庞大臃肿，对市场的干预过多，扼杀了私人经济的创新，经济繁荣也因此被扼杀。大政府是问题的核心，小政府是解决的方案。贝克给“经济增长”开出的药方和里根政府为美国所做的相仿：减少政府开支，降低边际税率，推动自由贸易，接受境外投资，以及私有化。
在发达国家，大银行奢华的办公室中蔓延的焦虑情绪和写在各国财政部长脸上的担忧，对于大街上人们的情绪毫无影响。系统性风险——可能将整个银行体系击垮的危机——对于公众来说没什么影响，只要银行仍然提供贷款，自动取款机中还能提出现金。
在一个饱受债务问题困扰的世界里，贝克的观点受众很广。IMF和世界银行宣扬的自由市场政策，似乎有希望给债务国带来长久期盼的经济增长，扭转他们长期以来过度的政府指导和计划投资的观念。债务国中很多人都得出了同一结论，那就是劳尔·普雷维什长期以来倡导的国家推动工业化加上进口壁垒的组合在发展经济方面已经失败了。专家一致认为，被称为“华盛顿共识”的市场占主导地位的新观念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债务危机。㉒
这有点像是在赌博。银行的收益看似很高，其实不过是在玩数字游戏。他们的资产负债表完全健康，尤其是在美国和日本，因为银行监管机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大银行不将那些永远偿还不上的贷款计入坏账——1982—1985年，美国银行的坏账率还不到1%。从发达国家的角度来看，他们躲过了一场金融灾难。随着1985年后本国经济逐渐恢复，第三世界贷款在大银行的业务份额中占比越来越小，很多小银行已经彻底摆脱了对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商业银行似乎已经远离危机的深渊。⑰
然而这些专家的想法已被发达国家中关于政府职责的意识形态之战所左右，并没有意识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更多是源于大量的偷税漏税和政府的无能，而非税率过高或政府介入过多。如果私有化只是把国家垄断企业变成私人垄断企业，这对经济发展来说没有一点意义；如果打开国门后，境外投资者要不断与索贿成风的腐败官员周旋，开放本身也起不到什么效果。在识字率低到惊人，以致工人的生产效率难以提升的国家，仅是撤回政府对市场干预，并不能让教育部门给更多付不起私立学校学费的儿童提供受教育的机会。这些问题都被“华盛顿共识”的拥趸忽视掉了，结果就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再次背上了沉重的负担。
这些大债务人中，任何一家违约，都有可能导致大批境外银行的倒闭。而且除了上述三国之外，还有很多小国面临同样严重的债务问题：秘鲁和厄瓜多尔，波兰和菲律宾，委内瑞拉和南斯拉夫。这些负债累累的国家来到IMF，承诺进行经济改革，同时申请新的贷款。相应的，IMF向银行施压，要求他们推迟还款期限，或者提供新的贷款。一到两年之后，这些国家又回来进行新一轮的谈判，要求新一期的贷款。商业银行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贷款在1981年底总额为2320亿美金，到了1986年底就变成了4270亿美金。鉴于银行对这些贷款收取高额的手续费，利率也高达两位数，贷款重组被视为相当有利可图的业务。
在克服债务危机的挑战中，只有一个国家脱颖而出，那就是韩国。1985年底，韩国的境外债务总额接近47亿美金，考虑到它的经济规模，韩国深陷债务泥沼的程度比墨西哥还要深。韩国人直截了当地拒绝了来自华盛顿的建议。自由市场并不合理。五年发展计划设计好了哪些产业将要崛起，哪些产业将被淘汰。政府决定了哪些公司有权向国家银行借款。进口壁垒保护国家认为关键的行业。政府严格限制汽车销售，有计划地提高其他商品的价格，引导韩国家庭增加储蓄——这些储蓄将被用于商业贷款，支持本国投资，让本国逐渐摆脱对境外资金的依赖。和供给学派的主张恰恰相反，韩国人提高税收以保障财政预算盈余，而且不断利用税收和支出的政策工具对经济表现进行“微调”。放松管制、私有化，以及对外开放，都不在他们的政治宣传口号之中。相反，政府把大量资金和精力投入到了改善教育环境上。尽管韩国人没有遵从西方世界的新古典经济学智慧，他们强劲的经济表现却有目共睹，在由军事独裁政府向喧闹的民主选举过渡的过程中，境外债务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㉓
排在巴西之后的是阿根廷，军政府给国家带来了一大堆烂摊子。与其他借款国不同，阿根廷在20世纪70年代没能实现经济繁荣，大部分借款都被用到了采购武器上，而不是用于修筑公路和管道。1974—1982年，其国民收入仅仅增长了微不足道的2%。通货膨胀率在一个月内就能上涨16%。居民消费连续3年下降，私营经济几乎全部破产。4月，为了转移公众对糟糕的经济形势的关注，阿根廷军政府决定出兵马尔维纳斯群岛及其他英国在南大西洋上的属地，打响了所谓的领土保卫战。战争的结果是阿根廷完败。此时，军政府的将军们突然开始淡泊名利了，急于甩开手中的大权。但是政府已经欠下了高达380亿美元的巨额债务，而且在战争导致的国际制裁下，阿根廷的还款已经一拖再拖。1983年底，阿根廷只对半数的贷款有偿付能力，急需国际银行家们同意延期还款。⑯
只有少数一些小国或者地区——新加坡、台湾、香港——能够模仿韩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核心就是引导本地居民推迟消费，将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用于储蓄。几乎所有其他的债务国整个80年代都在拖延，寄希望于华盛顿的自由市场计划结出胜利的果实。1987年，那些已经连续5年继续给债务国贷款的商业银行，终于不得不开始将第三世界的债务计入坏账。即便已经对部分债务进行了豁免，“国际债务危机在延续了7年之后，仍完全没有好转的迹象”。佩德罗·巴勃罗·库琴斯基（Pedro Pablo Kuczynski），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以及秘鲁的内阁大臣在1988年写道。大部分债务国的生产率增长都十分缓慢，就业机会也相当有限。
就在墨西哥的贷款协议签字盖章之时，巴西政府发出通知，他们也需要IMF帮助重组债务。巴西出现危机让各国金融人士大感吃惊，因为此前并没有明显的问题暴露出来。经济学家约翰·马金（John Makin）回忆道：“就在1982年9月，巴西还是各国银行家眼中的香饽饽。”但是很快，事实证明巴西的问题远比墨西哥还要严重。银行很快又被套牢在巴西的债务里，联合提供了一笔为期3年的49亿美元的贷款。巴西控制通胀失败后，计划很快流产，此时银行拒绝再注入任何资金了。整个1983年和1984年，巴西都处在违约的边缘。⑮
他们的经济困境带来了严重的政治后果。债务国的军事独裁者无法在经济建设上交出满意的答卷，逐渐被驱逐出了权力中心，墨西哥的集权政府不得不接受选举的结果。然而这些新当选的民主政府在经济领域并没做出比他们的专制前任更好的成绩。根据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测算，要等到1997年，墨西哥的人均生活水平才能恢复到1982年债务危机开始前的水平。对于菲律宾人来说，这个时限要到2002年，秘鲁人则要等到2005年。无论是穷国还是富国，在经济危机结束后的相当长时间，都未能再现生活水平稳定提高的繁荣景象。㉔
11月16日，拉罗西埃公布了IMF救助墨西哥的计划。该机构自身将会出借39亿美元，只要墨西哥政府答应其提出的经济改革计划：大幅降低财政赤字、减少补贴、提高税率，以及严格控制货币供给。但是其中有个小问题。拉罗西埃坚持要求，墨西哥不能将IMF提供的贷款用于偿付商业银行的贷款。商业银行必须同意联合向墨西哥提供一笔50亿美金的新贷款，否则IMF就不会介入救助——与其说是救助，这更像是套牢。在政府的压力之下，商业银行勉强屈从，都同意为墨西哥的联合新贷款出力。里根政府转而同意增加对IMF的注资，为达成协议添加了保障。一切就绪之后，墨西哥争取到了一年的缓冲期——监管机构对银行的保证是，至少在未来一年中，对墨西哥政府的贷款完全不必计入坏账。各国银行立即瓜分了一笔2亿美金的贷款手续费，给他们的财务报表锦上添花。而墨西哥在1983年支付的贷款利息则计入了银行的收益，虽然这笔钱本身就是银行自己借出去的。⑭
①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82 (Washington, DC, 1982), 24,190–196.
IMF的贷款是有代价的。在借出每一分钱之前，IMF都会派出大队专家为该国制定经济改革计划。如果该国政府不同意IMF的条件，就拿不到贷款。即便同意了他们的条件，贷款也只会分批发放，一旦贷款国未能按计划推动改革，贷款就会被随时切断。尽管IMF的经济学家大多以非政客的技术官员自居，但它却是名副其实的政治组织，他们向贷款国提出的条件反映了美国和欧洲的观点。IMF主席一般是欧洲人，比如雅克·德·拉罗西埃，自1978年起担任执行主席，在此之前是法国财政部的高级官员。来自22个国家的代表担任IMF董事，对于贷款议案有最终的决策权，但是真正能决定生死的往往是拥有最多票数的美国。在墨西哥危机发生之时，IMF也处在资金短缺之中，而且里根政府反对拉罗西埃关于增加各国政府向IMF的注资的提议。⑬
②负债数据源于世界银行的年度出版物，World DebtTables。See also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82 and 1983. The 1970–1980 growth rate appears in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82, 35. On the growth of the commercial paper market in the 1970s, see Peter A.Abken, “Commercial Paper,” FederalReserve Bank of Richmond, E conomic Review (March/April 1981): 11–2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原本是1944年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设立的，其初衷是帮助无法对美元保持固定汇率的国家维持汇率。一旦有国家出现困难，他们的财政部长就会立即赶赴IMF位于美联储和财政部之间的大楼。众所周知，IMF可以授权一国暂时调整汇率，并且为其提供贷款，用于重整本国经济。在1973年发达国家转向浮动汇率制之后，很多小国将本国货币盯住美元或法郎，一旦国际汇率市场的变化危及该国经济，他们就可以向IMF申请救助。最为严峻的一次考验发生在1976年，IMF向英国出借39亿美元，以稳住摇摇欲坠的英镑汇率。通常IMF都是与财政部和中央银行打交道，重组商业贷款并非他们的常规业务。
③Arthur F. Burns, “The Need for Order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 address at Columbia University, April 12, 1977; 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 (FDIC), An Examination of the Banking Crises of the 1980s and Early 1990s (Washington, DC, 1997), 196–197. On the British banks, see Philip L. Cottrell,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Modern Banking Within the United Kingdom,” in Manfred Pohl and Sabine Freitag, eds., Handbook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Banks (Aldershot, England: Elgar, 1994), 1,157.
1982年的最后几个月是持续的谈判，银行家和财政大臣无休无眠，奔波于墨西哥城、华盛顿、巴塞尔、伦敦和纽约的谈判桌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牵头办理后发现，竟然有多达1400家银行是墨西哥的债权人。一旦墨西哥彻底违约，里斯顿执掌的花旗银行将损失超过一半的投资，甚至有可能面临破产。另一方面，一些小银行无意于延长墨西哥的贷款期限，更不用说提供新的贷款了。他们有理由担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各国政府会把大银行的利益摆在首位，小银行很可能成为牺牲品。
④Anne O. Krueger, “Debt, Capital Flows, and LDC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7 (May 1987): 159–164.
第一步是避免全线崩盘。在席尔瓦·赫尔佐格电话通知还款延期之后，国际清算银行——一家促进世界银行监管机构进行合作的瑞士组织，召集各国央行提供了一笔紧急贷款，美国财政部也筹集资金，以帮助墨西哥再应付几个星期的还款。8月20日，美联储组织来自多国的银行行长在纽约召开会议，敦促他们同意“中止”墨西哥贷款的偿付。所谓“中止”的含义，就是各家银行自愿同意墨西哥暂停还款。银行自愿做出决定这点非常重要；这意味着墨西哥没有拖延或者违约，银行也就不必计提坏账，可以继续维持稳健的表象了。紧急贷款和“中止”计划的初衷在于争取时间达成长期协议，保证墨西哥政府能够在债务下运转，且不给贷款银行造成系统性风险。⑫
⑤Paul Volcker and Toyoo Gyohten, Changing Fortunes (New York: Times Books, 1992), 180.
全世界都陷入了僵局。每家银行都想要回贷款，有些借款人想要优先还给其中的某家。但是，如果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利用其稀缺的美元来偿还某个银行的债务，即使债务可以打折，剩余的可支配资金也会减少。 因此，零敲碎打地解决债务危机是不现实的。银行和借款人都无法脱身。然而，银行和借款人也都不能彻底倒下，否则，危机就可能会蔓延到西欧、北美和日本。第三世界债务危机看似成了难解的死结。
⑥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82, 16.
发达国家的政府也难逃劫数。很多政府通过存款保险来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如果大银行倒闭，他们就不得不动用财政收入来偿付存款。但大银行倒闭引发的潜在风险远不止于偿付存款。1982年，世界经济尚处于脆弱之中；通货膨胀终于得到遏制，但在许多发达国家，失业率仍居高不下，经济增长停滞不前。如果银行无力向希望扩大生产的企业提供贷款，以及为打算买房、换车的家庭提供信贷，经济就很难复苏。而且，由于银行之间不断进行拆借，一家银行的倒闭很可能会拖垮其他银行，至少会削弱这些银行贷款能力。美国银监机构担心伊利诺伊州大陆银行——该国第七大银行，在多年的放任经营之后，已经濒临崩溃。可以想象，银行甚至不得不停止向长期借款人提供信贷，因为他们的每一笔可用资金都要用来处理让他们陷入困境的第三世界贷款。
⑦Philip L. Zweig, Wriston (New York: Crown, 1995), 756–761.
发展中国家的大批违约对银行来说同样难堪。还款一旦出现延迟，银行就不得不将这部分资金计入“呆账”或者“坏账”，正式确认资金的损失。美国九大银行持有的发展中国家贷款金额高达其资本金的3倍之多，德国的银行也在东欧各国投入了大量资金。哪怕这些贷款中只有一小部分被计入坏账，银行都将面临破产危机。为了避免这样的风险，银行在发放贷款时本该通过分散投资组合来保护自己。但即便银行监管机构要求他们保持审慎，还是有一批政府官员敦促他们扩大境外信贷，以支持外交目标。一项研究结果称：“有证据表明，银行监管机构受到了政治压力，要求他们不去干涉对第三世界的贷款。”许多机构的贷款过度扩张，以至于即使只有一国出现还款危机，都会引发致命的后果。⑪
⑧Alan Riding, “Survivor: Jesus Silva Herzog,” New York Times, August 21, 1982; Federal Reserve Board, “Transcript of 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 Meeting of June 30–July 1, 1982,” June 30, 1982, Afternoon Session,” 23, and “Record of the Policy Actions of the 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 Meeting Held on August 24, 1982”; James M. Boughton, Silent Revolution: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1979–1989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01), 281–317.
尽管沃尔特·沃斯顿说的没错，国家不会破产，但许多国家在未来的许多年里都未能付清外债。暂停偿付外债在19世纪和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都很常见。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各方都不愿再走上这条老路。对于借款国来说，一旦贷款违约，就意味着在经济上被迫与世界隔绝。外国投资将会停止，想要进口食品和原材料也会相当困难。如果债务人是国有企业，其他国家的法院可能会没收其在境外的资产，包括办公大楼和港口船只。国民生活水平将大幅下降，失业率也将飙升。最后，除了再次借款政府别无选择，只能与银行家们坐下来讨价还价。⑩
⑨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82, 2; Graciela L. Kaminsky and Alfredo Pereira,“The Debt Crisis: Lessons of the 1980s for the 1990s,” Federal Reserve Board, international finance discussion paper 481, September 1994; FDIC, An Examination, 206.
这些电话触发了一轮动荡的交涉。数百家银行向墨西哥政府提供的贷款尚未结清。而且人人皆知，墨西哥只是第一张倒下的多米诺骨牌。世界银行评论道，第三世界“发展前景不容乐观”。截至1982年底，拉丁美洲国家共有外国债务3270亿美元，其他大型经济体，比如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和波兰，也欠下了数千亿美元的贷款。尽管巴西政府的官员开玩笑说，“巴西不是墨西哥”，但对于国际金融市场来说，发展中国家看起来差别并不太大。同样的借款人，几个月前还备受银行家们追捧，现在却人人避而远之。无论给出怎样的利率，他们都无法借到商业贷款，哪怕期限只有几个月；相反，银行要求他们立刻还款。延期还款是处理过度负债最为常见的方式，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一条路已经被堵死了，他们的财务状况捉襟见肘。截至1982年底，约有40个国家拖欠了贷款。⑨
⑩For a history of the many instances in which governments defaulted on their foreign debts, see Carmen M. Reinhart and Kenneth S. Rogoff, This Time Is Different: Eight Centuries of Financial Foll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68–118.
席尔瓦·赫尔佐格对这三个人都很了解。他毕业于耶鲁大学经济学系，长期担任政府官员，多年来一直在墨西哥城从事重要的经济工作。他在1982年3月刚刚成为财政部长，就职时就已经看到危机迫在眉睫。墨西哥的主要外汇来源是国有石油公司的出口，其当年的收入远远低于去年预测的水平，与此同时累积的外债却增长到了800多亿美元。2月，墨西哥比索在汇率稳定多年后急剧贬值，于是在国内市场上赚取比索的企业几乎不可能偿还以美元为主的境外债务。没过几周，墨西哥国内最大的私人公司正式宣布无力按时偿还23亿美元的境外贷款。6月，根据两国间的一项长期协议，席尔瓦·赫尔佐格要求美联储提供一笔7亿美元的贷款。这笔钱是为了表明美国对墨西哥的支持，但它几乎不够支撑墨西哥一周的需求。沃尔克对美联储的人说：“这只是装点门面的资金，用来表明国际金融市场仍与墨西哥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席尔瓦·赫尔佐格在8月12日再次打来电话，得知银行拒绝给现有贷款延期或提供新的贷款。付款日逐步逼近。⑧
⑪美国的联邦特许银行被法律禁止向单一借款人提供超过相当于其自有资本10%的贷款，但他们的监管方允许他们绕过法律，把一个国家的政府拆分为国有石油公司和国家开发银行。有趣的是，国会在1982年将10%的限制提高到15%，当时正好是危机爆发的时候。See FDIC, An Examination, 203–204.沃尔克在Changing Fortunes, 195中强调，国会坚决反对限制银行对拉美地区贷款。
噩耗是一通电话传来的。墨西哥财政部长杰西斯·席尔瓦·赫尔佐格（Jesus Silva Herzog）致电美国财政部长唐纳德·里根，告诉他墨西哥无法按期在下周一偿还3亿美元的借款。而且，对下一年度里每月20亿美元的还款额，他的国家也将无力支付。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雅克·德·拉罗西埃（Jacques de Larosière），也收到了同样的告急通知。⑦
⑫关于8月12日之后几天的事件，参见：John Makin, The Global Debt Crisi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 11–15。
1981年，包括中非共和国、巴基斯坦在内的八个最贫穷的国家需要推迟偿还世界银行和其他官方组织的贷款，还有三个国家——玻利维亚、牙买加和苏丹——无法按期偿还商业银行的贷款，不得不重新协商还款进度。此时，世界各地银行的应对方式是收紧贷款条件，并要求还款，而不是用新的贷款续接到期贷款。借款国此时无力偿还。“国际资本的组合变化和高利率，让部分发展中国家处于流动性紧缩的状态。”世界银行轻描淡写地宣布。然而，在1982年8月12日，形势急转直下。⑥
⑬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nnual Report 1983 (Washington, DC, 1983), 177.
1981年，伴随着美元的不断升值，借款国压力与日俱增。借款国需要出口更多的咖啡、小麦或棕榈油，才能赚到与以前相同数量的美元。秘鲁是最极端的案例之一，该国1970年出口收入中有九分之一用于偿还贷款本息。到1981年，这一比例上升到了接近二分之一，能够用于进口机器、发电设备和其他可能有助于经济增长的原材料的外汇少之又少。就是此时，如同沃尔克后来写道的那样：“债务危机乘着加速列车驶来。”⑤
⑭FDIC, An Examination, 197; John E. Young, “Supervision of Bank Foreign Lending,”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 Economic Review (May 1985): 36.
然而好景不长，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甜蜜期突然终结。随着70年代后期通货膨胀率的飙升，伦敦和纽约的银行不再发放固定利率贷款，转而采用浮动利率制，贷款利率根据金融市场情况进行调整。1979年10月之后，美联储的新货币规则持续推高利率——美国财政部发行的一年期债券利率在1978年为8%，到了1981年则飙升至17%——借款人的利息支出不断上升。本国知情人士比外国银行家更能发现危险的信号，他们将大量资金换成外币，存进了迈阿密或日内瓦的银行。这些本该用于投资的资金，逃离本国之后大部分流入了富裕国家的银行——正是为他们国家提供贷款的那些。结果借款国政府不断偿还本金、支付利息，却无法获得足够的经济收益。④
⑮Makin, The Global Debt Crisis, 238.
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境外资金的流入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免于经济紧缩。即使直接拿到贷款的是关系户，但是资金总会外溢，为司机、服务员和建筑工人等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来自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贷款帮助这些国家降低了婴儿死亡率，提高了识字率，普及了小学教育。1979年，第三世界的寿命预期已达到58岁，比1960年时增加了10岁。城市贫民也能买得起收音机了，更富裕的家庭则添置了电视机，非洲的首都城市街道上汽车拥挤，车主被称作waBenzi——这是肯尼亚人发明的新词，专指那些善于经营关系、喜欢炫耀进口德国轿车的社会精英。
⑯Jose Maria Dagnino Pastore, “Progress and Prospects for the Adjustment Program in Argentina,” in John Williamson, ed., Prospects for Adjustment in Argentina, Brazil, and Mexico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73), 7–25; Boughton, Silent Revolution, 8.
贷款在一些国家被用到了正途，但在另一些国家并非如此。关于贷款如何运用最能促进经济发展，政府官员的决策很难像普雷维什理论中显示的那样无私。这些国家多数没有有效的民主制度，由强势领导人统治，国库被当作个人的存钱罐，司法或媒体的批评皆被禁止，更不用说调查了。漂亮的经济统计数据——1973—1980年发展中国家每年4.6%的强劲经济增长率——掩盖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很多境外贷款专供特权阶层享乐，而非用于提高工人的生产效率或改善农民的生产状态。也有些贷款支持的项目出发点很好，但受援国政府缺乏达成最终目标的能力，比如建造了学校却没有足够的师资，建造了诊所却缺少药品等医疗资源。
⑰Barbara A. Bennett and Gary C. Zimmerman, “U.S. Banks’ Exposure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An Examination of Recent Trends,”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an Francisco, Economic Review (Spring 1988): 14–29.
事实是，削减贷款这件事他们承受不起。1977—1979年，美国最大的银行利润增长了50%，这主要得益于发展中国家的业务，该领域的贷款占贷款总额的六分之一以上。日本银行的国内业务利润下降，境外贷款是他们的治病良方。英国的大银行情况相仿，到了1978年，其利润有三分之一都来自境外。之前没有国际借贷经验的机构也在蠢蠢欲动：纽约、东京和伦敦的大银行划拨贷款，然后让亚特兰大、乌得勒支或米兰的银行拆分之后投到境外。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年度联席会议——通常每年秋天在华盛顿举行——已经从技术官员的专业研讨会变成了喧闹的交际场，银行家们竞相向财政部长提供更多的贷款机会。免费的香槟、装满蟹爪和羊排的盘子，以及穿梭在人群中演奏的小提琴手，都为交易做好了准备。③
⑱Richard E. Feinberg, “Comment: Debt and Trade in U.S.-Latin American Relations,” in Kevin J. Middlebrook and Carlos Rico, eds., The United States and Latin America in the 1980s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86), 300.
银行监管机构对事态存有疑虑。美联储主席阿瑟·伯恩斯于1977年4月发声警告：“目前贷款机构在审批额度时更倾向于积极，而不是审慎。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都应当加强对境外贷款的管控，更需要警惕贷款过度集中在单一国家。”银行的应对方法是聘请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组建新的风险管理部门。他们认为，更好地了解阿根廷政治或韩国央行就能够降低贷款风险。他们没有选择削减贷款。
⑲Growth in real per capita incomes, from IMF data, is taken from Martin Feldstein et al., Restoring Growth in the Debt-Laden Third World (New York, Trilateral Commission, 1987), 7.
20世纪70年代中期，欧洲、北美和日本的银行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业务。为了取得竞争优势，他们争相提供优厚的贷款条件，贷款利率一降再降。长达数年的期限给了借款人从容腾挪的时间，他们大可以先大胆地使用贷款，在投资拉动经济快速增长并提高税收后，再考虑偿还问题。银行在放贷之初就会收取高额费用，以便迅速提高利润，并且每次贷款延期或转增新贷款时都会收取额外费用。这一切乍看起来非常安全：拿钱的国家外债相对较少，经济增长迅速，而且有政府为债务背书，违约风险看似得到了有效控制。正像花旗集团董事长沃尔特·里斯顿（Walter Wriston）在有人对他们在拉丁美洲和东南亚的激进贷款策略表示担忧时所说的：“国家不会破产。”
⑳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April 1987), Table A50. 1975—1980年，拉丁美洲国家将其总收入的近23%用于投资，在20世纪80年代，这一数字下降到18%以下。See Jose Antonio Ocampo, “The Latin American Debt Crisi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Initiative for Policy Dialogue, Columbia University (2013).
处于收入金字塔底层的那些最贫穷的国家，比如印度和塞拉利昂，并不能享受来自商业银行的贷款，因为他们的主权信贷评级无法满足商业银行的要求。这些国家只能依赖发达国家政府所支持的贷款方，比如非洲开发银行和日本境外经济合作基金。商业银行的贷款主要流向了墨西哥、巴西这样的中等收入国家，这些国家有着强大的政府规划部门——按照普雷维什的理论，由政府主导工业化进程能够加速提高社会生产率。政府规划部门被认为具有专业知识，能够对贷款用途做出最优决策。出于偿债方面的考量，部分贷款投入到了能够产生确定现金流的领域，比如国有纺织公司的新机器、国有航空公司的飞机、为新的工业园区服务的公路和配套设施等。但也有很多贷款对用途没有限制，可以用于购买军事装备、修建政府大楼或者满足借款国领导人的任何其他需要。
㉑Boughton, Silent Revolution, 418–429.
银行家们兴致高昂。所在政府也大力支持，希望这笔钱能够改善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水平，进而树立起反对共产主义的壁垒。1972年，银行和债券投资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未偿还贷款总额仅为170亿美元。到1978年，这一数字增长至1280亿美元，1981年则达到了2090亿美元。世界银行和发达国家的境外援助机构提供的官方贷款也大幅提升。到1982年，发展中国家的境外债务达到4620亿美元，是1972年的5倍。尽管有一小部分贷款是提供给私人的，但近五分之四都是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借款。②
㉒Don Babai, “The World Bank and the IMF: Rolling Back the State or Backing Its Role?” in Raymond M. Vernon, ed., The Promise of Privatization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1988), 260.
第三世界在20世纪70年代的爆炸式增长是由石油美元推动的，这些石油美元曾给戈登·理查德森和阿瑟·伯恩斯等央行官员带来了极大烦恼。随着石油输出国将其快速增长的收入注入银行体系，世界各大金融中心的银行家开始为这些低息存款寻找高收益的用途。他们的母国对资金的需求非常有限：滞胀经济之下，居民对汽车贷款和住房抵押贷款的需求疲软，企业则越来越倾向于利用债券而非银行贷款融资。另一方面，来自第三世界的贷款需求却相当旺盛。
㉓Susan M. Collins and Won-Am Park, “External Debt and Macroeconomic Performance in South Korea,” and Edward F. Buffie and Allen Sangines Krause, “Mexico 1958–86,” in Jeffrey D. Sachs, ed., Developing Country Debt and the World Econom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121–140, 158.作者说，1985年墨西哥的外债占国民收入的55.1%，韩国的外债占56.3%。
就世界经济而言，在黄金时代，第三世界根本入不了主流的法眼。1973年，也就是危机逐步向西欧、美国、加拿大和日本蔓延之时，第三世界人口占到了全世界的四分之三，商品和服务的产出却仅占到了三分之一。中国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二十分之一，而推动其后几十年经济快速发展的改革开放也尚未启动。东南亚还远谈不上是全球供应链中的关键环节，经济因战争和内乱而陷入瘫痪。第三世界与世界经济的主要连接点在于原料出口，其制成品出口仅占到全世界的7%。
㉔Jeromin Zettelmeyer,“Growth and Reforms in Latin America: A Survey of Facts and Arguments,” working paper 06/210,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September 2006.
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是富裕国家的艰苦岁月，那么被称为“第三世界”的广大贫困国家其实更加积极乐观。得益于1973年的一系列事件，很多“发展中国家”用了远比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预想的短得多的时间就步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数以千万计的半文盲农民得以逃离赤贫的农村，奔赴城市开始新的生活，虽然他们要从摆摊贩卖糖果、弓着背搬砖开始打拼。但只要他们坚持，就有将草棚换成砖房，甚至安上电灯的希望。在新兴的世界工业中心圣保罗，保利斯塔大街两侧的旧式宅邸繁华不在，取而代之的是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从雅加达到开罗，这些首都城市将雄伟的林荫大道改造成了高速公路，以满足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的用车需求。但是第三世界仍然无法摆脱拖住了富裕国家的那股力量。后石油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的最后遗产就是20世纪80年代所谓“失去的十年”，在发展中国家，数百万人的生活水平不升反降。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