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清晨”这部广告片不仅帮助里根在选举中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同时还给人们灌输了这样一种观点：正是里根的税收政策和缩减政府支出政策带来了经济复苏，而且在未来的几年中，里根政府还会不断强化这一观点。然而，这种论断难免有些牵强。广告中强调的两大经济成就——低利率和低通货膨胀率，并非是政府的功劳，真正发挥作用的是沃尔克领导的美联储。里根减税的热情以及对巨额预算赤字的容忍，甚至可以说让利率和通货膨胀率比财政收支平衡时更高。事实上，里根在第一个任期内经济方面最大的成就是他对沃尔克的坚定支持，没有这种支持，美联储很可能迫于政治阻力而无法将美国经济从通货膨胀中解脱出来。㉔
1984年，罗纳德·里根的竞选团队为他的连任制作了一部令人印象深刻的电视广告。其中既没有对他的竞选对手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的严厉谴责，也没有任何能让愤世嫉俗的选民嗤之以鼻的空头承诺。相反，在一艘渔船出海的宁静场景中，一名身穿西装的男子走向一辆汽车，旁白是温和的男声：“这就是美国的清晨。今天，我们国家的就业岗位数量达到了历史最高。”下一个画面中，一大家子人搬入新房，接着是一对年轻男女宣读婚姻的誓言，旁白在提醒观众：利率和通货膨胀率都下降了一半，未来充满了光明。广告最后提出一个问题：“难道我们想要重回四年前的窘境吗？”——四年前正是蒙代尔在卡特政府中担任副总统的时期。
除了对通货膨胀和利率的控制之外，里根的经济政策并无太多亮点。1982年8月开始的牛市第一年，十分之一的美国工人处于失业状态。尽管经济从1983年开始走高，利率下降也带动了建筑业和汽车行业的复苏，但就业市场依旧低迷。相比于政府承诺的从1981年到1986年新增1300万个工作岗位，实际的增加数量不到1000万。从股市热潮开始到1987年8月，整整花了5年时间，失业率才回落到6%——1973年之前，这样的失业率代表着经济处于严重困境之中。在理查德·尼克松时代，5%的失业率都令人难以接受，以至于阿瑟·伯恩斯不得不因之放弃对抗通胀。到了里根时代，6%的失业率反被称赞为一项重大成就。㉕
但是，美国本土制造商面临的局面就十分困窘了。过去，进口制成品在美国经济中所占比重相对较小，1980年的总值仅相当于经济总产出的5%，而这个数值在欧洲则超过15%。由于美元的强势，进口产品的价格越来越低，导致1981—1986年美国进口商品的总值上涨了40%，而美国出口商品的总值却在下降。随着工作岗位的减少和收入的降低，工业城镇的经济遭到严重打击。在俄亥俄州阿克伦的轮胎制造中心，超过三分之一的橡胶业工作岗位在20世纪80年代消失，该地区经济的总产值陷入停滞。学校、公园和公共图书馆也因为工厂缴纳税金的减少而年久失修。即使是保住工作的工人也不能幸免，因为他们最重要的资产，也就是他们分期贷款购买的房屋，在当地大型厂商关闭之后，价值也会大大贬损。80年代初期，当挖掘机和推土机制造商卡特彼勒的市场被日本的小松集团大量抢占后，其在伊利诺伊州皮奥里亚的总部附近的房屋均价下降了20%，这还没有刨除通货膨胀的影响。㉓
即使对于已经加入就业队伍中的1800万美国人来说，在里根任期结束的1989年，经济也很难让人感到活力。在里根任期内，所得税率的下调让全职工人每周实得工资的中位数上升了约5%。但是，女职工的工资涨幅与男性差别很大。在里根时期，收入恰好位于中位数的女性的购买力上升了10%。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收入恰好位于中位数的男性的购买力完全没有上升。收入最低的人群情况最差：尽管有减税政策，1980—1989年收入水平排在后五分之一的家庭的平均收入还是下降了约4%。㉖
境外资金维持了美国的表面繁荣，但其副作用是毁灭性的。为了在美国投资，外国投资者要在货币市场上购买美元。他们的需求推动了美元的猛烈升值：1985年，美元兑一揽子外币的汇率比里根上任时高出了77%。投资者在两个方面均可得利，一边享受美国股市和债市的繁荣，一边坐拥美元升值的收益。㉒
20世纪80年代，很多家庭有相当大比重的财富凭空蒸发。在美国，房屋价值能占到个人资产的三分之一左右，50个州中有27个州1990年的平均房价水平要低于1980年。如果已经申请了住房抵押贷款，再办信用卡或汽车贷款时，个人要支付的首次付款比重也变高了。这导致许多家庭在1982年经济衰退结束后的很长时间里仍然处于巨大的财务压力之下。1992年，美联储经济学家观察到，在里根时代，一些人赚得盆满钵盈，但更多人则所获无几：“人均收入和资本净值的中位数仅有小幅增长，与此同时，这两个指标的平均值却大大上涨，这意味着，从1983年到1989年，收入分配的不均等更为加剧了。”㉗
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这一时机同样宝贵。1983—1986年，美国政府公布的年度赤字平均为国民收入的5%，相对于经济规模而言，这是二战结束以来的最高水平。虽然通货膨胀率有所下降，但政府庞大的借贷需求使利率仍保持在较高水平。高利率吸引了大量来自境外的资金，其规模之大史无前例。
为什么里根的复兴计划对于低收入人群来说收效甚微呢？一个明显的原因就是，1982年8月之后股票和债券价格的飙升增加了持有这两种资产的家庭的财富。而这类家庭往往是由年龄较大的家长主导，收入水平也远远高于一般家庭。1983年，由55岁以下的成员主导的家庭中，只有五十分之一拥有债券，五分之一拥有股票——而且他们的股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超过几千美金。只有金融市场投资者把他们的意外之财花费在可能提高汽车工人、服务员或装修工人收入的事情上时，华尔街的丰厚奖金才会流向较不富裕的家庭。供给学派之前的论断——只要金字塔顶端的高收入人群经济状况更好，自然会给低收入者带来繁荣和福利——并没有得到证实。
美国股市的狂欢——人们期待已久的“牛市”——将会前所未有地延续17年之久，债券市场的牛市甚至长达30余年。对于美国人来说，这就是投资人的黄金年代。
里根的经济学家坚持认为，允许投资者保留更多的收益，就意味着会有更多新的投资，从而促进经济现代化和生产力提升。但事实击碎了供给学派的经济学说。“我所看到的基本面状况根本算不上什么经济奇迹，”里根政府财政预算方面的负责人大卫·斯托克曼（David Stockman）在1986年说道，“我们的储蓄率处于近代以来的最低水平，但去年的生产率增长速度却并无显著提高。而我们的整个理论基础是，这一系列措施将带来生产率和实际收入的大幅增长。”平均而言，非农业企业的每小时产出——这一衡量生产力的重要指标在里根时期的增长速度比1977年前要低得多，而那时的边际税率其实更高。从历史上看，生产率的提升也会带来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生活水平。但在20世纪80年代，类似的改善也没有发生。㉘
然而，在8月13日，股价已经开始回升。股票市场似乎已经触底。两个交易日后，著名的华尔街经济学家亨利·考夫曼（Henry Kaufman）告诉客户，债券市场也已触底，暗示美国政府债券的价格会随着利率的下降而上升。考夫曼的言论带动了股市疯狂上涨，道琼斯指数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单日涨幅。所谓通货膨胀无法被击败的传统观点被断然抛弃，新的智慧箴言是沃尔克的美联储赢得了战争。公众视野之外，来自境外金库和银行的资金不断涌入美国的金融市场。涵盖500只美股的宽基指数在3周内上涨了16%。10月，美联储推翻了沃尔克1979年的政策，放弃以货币供给为政策目标，转而盯住利率，并宣布以降低利率为导向。这一举措再次推高股市。从8月13日到当年年底，美股价格上涨了35%。㉑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令人失望的局面，一个原因就是社会学家格里塔·克里普纳（Greta Krippner）所说的“金融化”。按她所说，放松金融管制和高利率，让企业更倾向于把资金投入到快速扩张的信贷市场，专注于用钱赚钱。这一转变“采取的形式是非金融公司从对工厂和设备的长期投资中撤回资金，并将资源转移到金融市场之中”。早在1983年，这一趋势就已经受到关注，当时里根任命的工业竞争力委员会发现，金融资产的投资回报率高于制造业的资产回报率，并且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差距愈加明显。㉙
1982年8月，形势仍未见任何好转的迹象。纽约证券交易所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连续8个交易日下跌，总计下跌5.6%。“昨天，股票价格继续回落，投资者对利率走向深表担忧。”《纽约时报》8月6日报道称。“现在是熊市。”某知情股票分析师在第二天的报纸中宣布。8月13日，《泰晤士报》引用了一位专家的话，预测股市在触底之前至少还会再下跌5%。如果有人在1973年10月5日（赎罪日战争爆发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购买股票，在大约9年的时间里，他的股票资产将减值近五分之一——即便不考虑美元购买能力的下跌。排除通货膨胀因素，在第一次石油危机开始时，分散投资在30余只道琼斯股票上的1000美元，到1982年价值不足370美元。投资者对美国经济信心全无。
这一结果从商业投资的选择中也可以看得出来。供给学派承诺投资热潮即将来临，然而大量资金被用于建设办公楼和购物中心，而不是用于制造商品和提供服务本身。实际上，1981—1989年，对于商业设备的投资是低于20世纪70年代的。这个问题在制造业中尤为严重。里根总统任期结束时，美国工厂的平均设备年龄比他上任时高出一整年——这表明对制造业的投资远远谈不上强劲。许多陷入困境的制造商推迟安装新设备，尽管这些设备可以让他们从最新的技术创新中获利。他们放弃了购置新设备所能带来的生产力提升，工人对加薪的愿望更加遥不可期了。㉚
总体来说，在1981年和1982年税法之下，里根政府征收的税金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大幅下降，但政府支出并未同时收缩。里根的成绩得不到选民的认可。“事实上，1982年的国民收入、人均国民收入和工作总时长，都低于1979年的水平。”经济学家爱德华·丹尼（Edward Denison）写道。1982年11月众议院重新选举时，很多在1980年与里根一道上台的共和党人被扫地出门。⑳
里根革命——总统的支持者们为里根政府经济政策所起的总称，将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带向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通货膨胀不会再被容忍。随着大政府的批评者们不断开启放松管制的新领域，市场力量在经济世界中的影响不断增大。因美元强势引发的进口热潮难以逆转，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保持增长，而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的美国将成为世界其他国家的商品市场。减税的压力始终存在。对政府赤字的担忧将继续停留在讨论的阶段，不会通过增税或大幅削减支出得到切实的解决。美国政府会大力支持社会福利——但与此同时，虽然步调缓慢却相当肯定，许多福利计划将被削减，以便为不断上涨的养老金和医疗保健费用腾出空间，对于困难家庭子女教育的扶持也不得不因此流产。
里根声称，之所以同意推翻他在一年前争取到的减税政策，是因为在其他方面得到了补偿：每增加1美元的税收，财政支出就会相应减少3美元。然而，在1981年无法实现的开支削减，在1982年仍然难如登天。由于政府坚持要扩大和重新装备军队，想要实现目标，几乎所有其他的政府项目都需要大幅削减开支——对此，里根政府的内阁官员没有一个做好了提出议案的准备，国会也不会轻易赞同。“削减预算是一个痛苦的政治过程，而里根政府从未真正愿意将其付诸实践。”里根的预算主管大卫·斯托克曼（David Stockman）后来承认。⑲
里根重新让美国人对未来充满了乐观，在经历了多年的绝望之后，这是一个值得欢迎的变化。但里根革命无法实现美国人对生活水平普遍改善的期望。对于一半以上的家庭来说，排除通胀因素后，1989年的收入并没有超过1981年的水平。与此同时，雇主为工人提供的福利也在缩水。1980年有超过40%的私企员工有权享受明确的养老金福利；10年之后，仅有不到30%的人参加养老金计划。在同一时期，65岁以下拥有健康保险的美国人比例下降了5%。尽管1982年以后国民总收入增长强劲，但几乎所有收益都来自那些拥有企业或持有股票和债券的人。和其他几个富裕国家一样，越来越多的普通人被迫在激流中挣扎，并且担忧他们所依赖的国家是否能再让他们免于溺水。㉛
面对赤字危机，国会开始讨论如何取消减税政策，虽然这些措施才刚刚开始实施。1982年，新的税法出台，多项1981年颁布的商业保护政策被废止。新法之下，投资者更难规避对利息和分红的征税，吸烟的人要交更高的卷烟税。原本计划在未来几年生效的减税政策又被取消。从某些方面来看，1982年的税法是有史以来国会通过的税收增幅最高的法案。它能让联邦政府的年收入提高相当于国民收入的1%的金额。即便如此，最高税率仍远低于里根就职时的水平。
①Memo to 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 (FOMC) from Stephen Axilrod and Peter Sternlight, October 4, 1979; FOMC, “Summary and Outlook” [“Greenbook”], September 12, 1979; Transcript, FOMC meeting, October 6, 1979, all available at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monetarypolicy/fomchistorical2010.htm.背景资料参见：David E. Lindsey, Athanasios Orphanides, and Robert H. Rasche, “The Reform of October 1979: How It Happened and Why,” Federal Reserve Board Finance and Economics Discussion Series, working paper 2005-02, December 2004。
无论形势如何，想要国会批准这种规模的支出削减都相当困难。沃尔克领导的美联储采取的反通胀政策则使其成为不可能。该政策在抑制通货膨胀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1980年春天位于15%的高峰的通货膨胀率，到了1981年5月已回降至10%以下。但美联储认为经济复苏将令通胀率再次上涨，于是坚决地踩住了经济增长的刹车：利率不断攀升，即使通货膨胀率有所下降。1981年夏天，银行间隔夜拆借的利率达到了19.9%，比通货膨胀率高出10%——对于仅几个小时的资金周转来说，简直是令人咋舌的高价。由于借款过于昂贵，银行贷款和商业投资都趋于停滞。房地产市场亦是一潭死水，仅仅在卖方愿意向买方提供抵押贷款时，房子才卖得出去。各处都笼罩在裁员的阴影之中。由于税收收入远远低于预期，里根，这个认为美国宪法应当强制要求联邦预算收支平衡的总统，发现自己当政期间出现了美国历史上和平时期最高的财政赤字。
②Federal Reserve Board, “Meeting of 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 October 6, 1979, Minutes of Actions”; Federal Reserve Board press release, November 23, 1979.
然而即便如此，联邦预算收支仍无法达到平衡。1982年的政府预算仍存在严重的赤字。而1984年的政府预算之所以能够达到平衡，要感谢财政收入一栏标了星号的440亿美金收入。页脚对星号的注释仅有一句：“今后的结余尚有待确定。”⑱
③Transcript, FOMC meeting, October 6, 1979, 8, 17. 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尼克松的预算主管罗伯特·梅奥发现，这一转变支持了美联储批评者的意见。
这就意味着，如果想要实现缩减联邦支出的结果，几乎所有其他方面的支出都需要被大幅削减。在被里根的顾问们称为“裁减室”的行政办公楼248号，总统的预算工作组逐一确定目标。1982年，提供给40个医疗和社会服务项目的资金总共减少了四分之一。政府将停止向津贴领取人提供免费的肺炎疫苗，预计在4年内会缩短5000人的寿命。许多老人之前工作时收入就很低，每月领到的退休金也寥寥无几，现在也难逃收入缩减的厄运，即便总统所谓保留“基本福利”的承诺言犹在耳。穷人的住房福利、带孩子的贫困家庭的补助金以及提供给学校的午餐补贴都任由宰割。总体而言，里根建议将除了国防之外的所有其他联邦开支从1981年占国民总收入的17.3%减少到1984年的不到13%，二战以来所有新增的社会福利几乎都被削减殆尽。⑰
④William R. Neikirk, Volcker: Portrait of the Money Man (New York: Congdon & Weed, 1987), 59; Joseph B. Treaster, Paul Volcker: The Making of a Financial Legend (Hoboken, NJ: Wiley, 2004).
里根的减税计划立即投入执行。但政府开支的削减却没能实现。主要原因在于总统自相矛盾的愿望：想要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但同时又想大规模增加军费支出，包括为海军建造100多艘新船，添置数百架轰炸机和战斗机，甚至重新启动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停用的二战时期的战列舰。1981年3月，里根在上任2个月后，提出了第一份预算议案。其中预计在排除通货膨胀影响后，到1984年国防开支每年增长8%，而所有其他政府支出每年将下降约4%。但总统的政治顾问们保证，一些政治敏感的福利计划中的“基本权益”，包括每月的社会保障支出和退休人员的医疗保险，都不会被触及。由于不能动摇“神圣”的社会保障、军费开支和国债利息，联邦支出中的相当大部分被排除到了预算削减计划之外。⑯
⑤Treaster, Paul Volcker, 32.
国会议员们没有傻到阻挡高速前进的列车。1981年8月颁布的“经济复苏税收法案”中，包含了里根要求的大部分内容。原有的14段所得税累进等级减少到了5段，以防原本就跟不上通胀的工资增长将家庭所得推到更高的征税等级。中等收入水平的家庭面临的最高等级税率从28%降到了24%，家庭实际收入大幅增长；收入水平处于金字塔顶端的家庭面临的最高等级税率则从70%降至50%。还有一点让该减税政策更具魅力：虽然政客宣称低收入家庭享受减税的比重最大，但富裕家庭得到的减税金额最高，这与供给学派的观点不谋而合。年收入约1万美元的工薪家庭，1982年会因新政策节省74美元税款，而年收入10万美元的公司高管则能节省1897美元。企业也获得了极高的税收减免，据说这将引发新一轮的投资热潮，尤其是在新机器和设备方面。⑮
⑥Paul A. Volcker, The Rediscovery of the Business Cycle (New York: Free Press, 1978), 61–62; John Berry, “Fed Lifts Discount Rate to Peak 11% on Close Vote,”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19, 1979.
不管有没有证据支持，降低税收将重振经济这一观点，有着难以抗拒的诱惑。1981年2月18日，也就是在上任不到1个月后，里根公布了他的经济复苏计划。报告中写道：“我们的经济之所以出现问题，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政府本身。”报告提出了一系列大幅减少个人和商业税的措施，政府也将削减预算，把联邦支出从1981年占经济总产出的23%，降低到1986年占经济总产出的19%。里根政府断言，这些新政策不仅会使低迷的经济重新复苏，还会使它彻底转型。“到1986年，美国经济将产生1300万个新工作岗位，比维持现有政策的情况要多300万，”计划报告中承诺，“经济发展将摆脱疲弱的现状，实现更加强劲的增长，大约每年上升4%~5%。”根据他的计划，总统在电视讲话中告诉全国：“从明年开始，政府赤字将逐年缩小，用不了几年，财政收支就能实现平衡。”⑭
⑦关于美联储的储备目标如何运作的实际解释, 参见：RichardW. Lang, “The FOMC in 1979: Introducing Reserve Targeting,”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Quarterly Review (March 1980): 2–25。
至于所谓的拉弗曲线，也没有得到实证研究的支持。据说这条曲线最初是经济学家阿瑟·拉弗在华盛顿某家餐馆的餐巾纸上画出来的。拉弗曲线表明较低的税率能够刺激经济，从而促进政府收入增加。作为一个抽象的命题，拉弗的理论没有争议。人人都同意如果税率畸高到某个点，人们将不再费心去工作赚钱，此时税收总额就会开始下降。然而，拉弗的草图并没有说明这个点到底是多少，供给学派阵营中也没有其他人愿意猜上一猜。对该观点的唯一严肃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美国的所得税税率还可以定得更高，直至降低税率能让政府得到更多的收入。“现有证据不支持这样的观点，即认为当前的行为是不理性的。”唐·富乐顿（Don Fullerton）写道。此人后来成了里根政府财政部的税务官员。⑬
⑧Allen quotation from Cronin, Global Rules, 93.
供给派经济学的创始人是当时的论战参与者，而非经济学教授。虽然一些著名的学者，比如哥伦比亚大学的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以及国家经济研究所税务研究室前负责人诺曼·图尔（Norman B. Ture）也声称，减税会激发投资，鼓励企业家精神，但学界对于供给学派理论的研究和分析却少之又少。事实上，当时针对起步阶段的创新型企业的税率已经很低，这点几乎没人注意到。供给学派关于20世纪70年代经济放缓应当归咎于高累进税，以及对富人减税能够促进经济复苏的说法并未得到验证。同样未经证实的观点还有，降低税率会让躲在地下避税的资金重新回到阳光之下。⑫
⑨George Gilder, Wealth and Pover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1), 12, 45. Other important books by supply-siders include Jude Wanniski, The Way the World Works (Washington, DC: Regnery, 1978); Paul Craig Roberts, The Supply-Side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Bruce R. Bartlett and Timothy Roth, eds., The Supply-Side Solution (London: Macmillan, 1983); and Victor A. Canto, Douglas H. Joines, and Arthur B. Laffer, Foundations of Supply-Side Economics—Theory and Evidenc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3).
按照供给学派解释，20世纪70年代经济衰退的真相在于，富人将钱换成了黄金或者用于避税，而不是冒着风险进行生产性投资，因为即便投资成功，收入也会被税收耗去大半。根据供给学派的分析，正是因为累进税制之下的富人不再愿意承担风险，导致了近些年经济增长的放缓，进而影响了所有人的就业前景和生活水平。吉尔德这样总结教训：“为了帮助穷人和中产阶级，必须给富人减税。”⑪
⑩许多供给学派的倡导者后来否认曾预测较低的边际税率会带来较高的税收。Bruce Bartlett, “The Laffer Curve:Part 1,” Tax Notes, July 16, 2012. On the irrelevance of budget deficits, see Robert Ortner,Voodoo Deficits (New York: Dow Jones Irwin, 1990), 41–80.
当然，最高的边际税率只适用于收入最高的人群。这是累进税的本质，是每个高收入国家都存在的税率阶梯，其目的就是让收入微薄的人少交或根本就不交所得税，高收入者则要多交所得税，而且收入越高，税率也就越高。从所得税制度产生之初，累进制便被认为是征税最为公平的方式。但供给学派不能苟同。他们声明，累进制税收是为了将收入重新分配，而非促进经济增长。“所有这些财产转移都是零和游戏。”吉尔德断言。对社会中最有活力的人——正是这些人的创造力和创业精神在促进社会财富的累积——征收重税，无异于杀鸡取卵。
⑪Gilder, Wealth and Poverty, 12, 20, 45, 188.
与许多其他“大政府”的批评者相比，供给学派在税收政策方面的观点有所不同。美国传统的保守主义强调财政预算均衡的重要性。对于他们来说，减税虽然可取，但也要和减少政府开支相配合，最糟糕的结果莫过于政府深陷赤字的泥潭。相反，对于供给学派而言，财政赤字只是细枝末节。他们解决经济增长缓慢和生活水平停滞不前的药方就是减税——但又不是一概而论的减税。他们认为，对投资征税惩罚了承担风险和创业的精神，也就是惩罚了供给的创造者，因此针对投资收入的所得税应彻底取消。对于家庭和企业累进征收所得税，高收入部分税率过高，则会让人们丧失进取的动力，同时让部分经济活动转入地下。取消资本利得税并降低边际税率，会为就业和投资带来新的动力。经济将随之繁荣，税收总额甚至可能超过原有水平。⑩
⑫20世纪70年代，美国投资收入的最高税率为70%，工资收入的最高税率为50%。在这十年间，资本收益的税率，如出售持有一年以上的股票所获的资本利得的税率一直较低，而且一部分资本收益不在征税之列。虽然股票的红利按较高的税率征税，但这并不影响对创业公司的投资，因为这些公司通常不支付红利。
供给学派的观点对里根的经济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是政府应该减少支出，特别是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乔治·吉尔德（George Gilder），供给学派最有天赋的倡导者之一，在他1981年出版的畅销书《财富与贫困》（Wealth and Poverty）中断言：“与其说贫穷是一种收入状态，倒不如说是一种心态，而且……政府救济会使大多数依赖它的人越来越萎靡。”提供给失业者的补贴“阻碍了生产性的劳动”，应当予以限制。“事实上，”吉尔德写道，“经济学家倡导的几乎所有促进平等和消除贫困的措施——通常旨在刺激消费——都会对生产造成不利影响，而生产又是需求的真正源泉，最终需求也会因之受损。”因此，供给派学者坚定地站在了福利社会的对立面。⑨
⑬Arthur Laffer, “The Laffer Curv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Heritage Foundation Backgrounder 1765, June 1, 2004; Don Fullerton, “On the Possibility of an Inver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x Rates and Government Revenues,” working paper 467,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April 1980.
除了关于小政府主张的老生常谈和对企业精神的坚定信念之外，里根自己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经济哲学。他对经济顾问的选择也不拘一格，从严格的货币主义者，到提倡增加政府开支以克服衰退的主流经济学家，都有上达天听的机会。然而，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一群人，宣扬的是一种叫作供给学派的新经济学理论。出于宗教热情和自由主义狂热，供给学派学者认为，1973年以来的美国经济衰退，错就错在政府把目标设置为不断努力提高收入，使人们产生经济繁荣之感，从而购买更多的商品和服务。供给学派认为，经济政策不应该追求消费者需求的提升，而是应鼓励发明者、企业家和投资人为消费者创造更多的商品和服务，也就是要关注经济的供给一方。他们断言，归根结底，供给是唯一真正的需求来源。只有供给侧的扩展，才能增加经济产出并创造就业机会。
⑭“America’s New Beginning: A Program for Economic Recovery,” (Washington, DC: White House, 1981); Reagan address to Congress, July 27, 1981.
帮助里根入主白宫的不仅仅是当时的经济形势。1979年11月，保守的伊斯兰运动推翻了伊朗国王，多名美国人沦为伊朗人质。营救人质的进展每晚都在电视新闻中播出，许多选民指责卡特措施不利，导致人质被长期监禁。里根就职之时，举国上下都对未来充满不乐观的预期，生活水平进入下滑通道，国民经济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让经济步入正轨是他任职之后的首要任务。“一开始制定的规划就是，将里根经济计划作为所有重大举措的重点和基础，无论国内国外。”他的国家安全顾问理查德·艾伦后来写道。⑧
⑮Tax Foundation, “Special Report: The Economic Recovery Tax Act of 1981,” September 1, 1981.
罗纳德·里根是美国右翼的明星。作为一名前任演员和企业家精神的倡导者，他曾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加利福尼亚州担任过两届州长。他的言论充满右翼保守气息，赞扬自由市场和小政府主张，甚至做出过“让领福利金的废物重新回去工作”的直率承诺，正是这些言论让他在1966年的竞选中成功当选州长。与持有保守道德观的大多数人（这些人多是住在阳光地带城郊和小镇上坚信基督新教的共和党人）不同，他没有那么吹毛求疵；与共和党中的华尔街银行家（他们认为政府收支均衡是必须的）不同，他不会那么死板。其他保守派人士火气冲天，但里根展现的是一种更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出发点在于对普通人的关切。
⑯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Building a 600-Ship Navy,” March 1982, and“Future Budget Requirements for the 600-Ship Navy,” September 1985; David A.Stockman, The Triumph of Politics: How the Reagan Revolution Failed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6), 130.
市场的眼光没有出错。美国的高利率反过来又推高了其他国家的利率，几乎所有国家的经济增长都在放缓。在荷兰，失业率在接下来的4年内上升了9%；在德国，失业率上升了超过5%。韩国经济陷入衰退，巴西长期强劲的经济增长也趋于停滞。但沃尔克政策冲击所造成的第一桩政治伤亡，却发生在美国：新房建设量减少了一半；汽车的销售量，从每年1400万辆下降到了不足1000万辆；失业率上升近2%。虽然经济周期的低点仅仅维持了很短的时间，但已足以导致卡特败北。罗纳德·里根当选总统。⑦
⑰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An Analysis of President Reagan’s Budget Revisions for Fiscal Year 1982,” March 1981, A-54-A78.
当然，美联储的新政策不仅仅是玩了个文字游戏。所有相关人士都非常清楚，减少银行储备金的增长率，意味着银行间隔夜贷款利率——也称为“联邦基金”利率的提高。10月6日会议期间，联邦基金利率为11.9%，3周后达到15.6%，下一年3月时达到了17%。由于借款变得更加昂贵，银行削减了对消费者和企业的贷款。长期利率也有所上升，虽然没有特别剧烈，这表明金融市场对经济萧条的预期越来越强。
⑱Stockman, Triumph of Politics, 132.
沃尔克计划的巧妙之处就在于，将政策关注的焦点从利率转向了银行储备。这样一来，美联储官员也就不必在投票时顶着天大的压力了。美联储在10月6日采取的所有措施都是为了建立规则来减缓银行储备的增长。之后，联储只需按规则行事。从此以后，央行官员将不必再讨论如何用高利率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前提下降低通胀率这类充满争议的议题，因为利率不将再是货币政策的目标和工具。
⑲对斯托克曼的引言来自电视节目中的一次采访。Frontline, April 20, 1986.
沃尔克没有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在1978年出版的一本书中，他就警示过“我们的经济管理能力有限，暂不能同时满足保障充分就业的需求”，也就是说，降低通货膨胀必将消耗就业机会。1979年初，沃尔克还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供职之时，曾多次在美联储的政策委员会会议上投票支持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对抗通胀，但他的观点属于少数。在沃尔克出任美联储主席几周之后的一次货币政策投票中，四位联储高级官员反对他的加息议案，可谓对他的反通胀计划发起了正面挑战。第二天早上，这条消息就被泄露给了《华盛顿邮报》：“美联储的成员们第一次大声反问，为了保护美元的价值，不断追逐节节攀升的欧洲利率，最终让国民失业、企业破产，这一切是否真有意义。”⑥
⑳Edward F. Denison, Trends in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1929–1982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5), 5.
卡特在经济问题上并非特别专业，更谈不上熟悉沃尔克观点的细节。就像所有政治领导人一样，总统赞成降低通货膨胀，但也和普通大众一样希望美联储能够循序渐进，在实现价格稳定的同时不让更多人失业——而且不能危及总统在1980年的连任。美联储十多年来一直在尝试这样做却没有取得成功，但这一事实并没能改变总统的意见。
㉑考夫曼给客户的有影响力的说明，参见：Henry Kaufman, On Money and Markets: A Wall Street Memoir (New York: McGraw-Hill, 2000), 168。
1978年，卡特拒绝重新任命伯恩斯担任美联储主席，并以威廉·米勒（William Miller）取代了他的位置，伯恩斯就此离开联储。而曾任公司高管的米勒完全不适合这份工作，于是，他接受卡特的建议，于1979年7月改任美国财政部长。此时，美联储就有了一个空缺需要总统填补。这就是卡特第一次听到沃尔克名字的时候。两周之后，仅在卡特与沃尔克在椭圆形办公室举行了一次面谈以及参议院迅速确认之后，主席办公室就开始萦绕着沃尔克廉价的Antonio y Cleopatra Grenadier雪茄烟雾。
㉒衡量汇率变化的方法有很多。这里使用的是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贸易加权汇率指数，该指数从1981年1月的91上升到1985年3月的162（1973年3月为100）。根据美联储在各国通货膨胀率的基础上调整的指数，美元的价值在这段时间上升了42%。
1974年初，时任财政部副部长的威廉·西蒙（William Simon），也就是尼克松的“能源沙皇”，在财政部的级别位于沃尔克之上。4月，也就是陷入困境的总统提名西蒙成为财政部长前不久，沃尔克突然辞职。他没有公开做出解释，但他不同意西蒙的自由主义思想并非秘密。沃尔克的知识和人脉让他在私人机构拿到了上百万美元的薪资，但美联储主席阿瑟·伯恩斯还有不同的想法。沃尔克在财政部工作期间，两人接触频繁，伯恩斯希望有沃尔克在身边辅佐。他帮助沃尔克获得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主席的职位，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正是执行美联储日常货币政策的前哨，并且深度参与外汇事宜。身处这一岗位，沃尔克在美联储委员会中拥有一票的投票权，该委员会就是负责制定货币政策的机构。⑤
㉓Trade data are from the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82, 12. On Akron, see Larry Ledebur and Jill Taylor, “Akron, Ohio: A Restoring Prosperity Case Study,”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08; Federal Housing Finance Agency, “All-Transactions House Price Index for Peoria, IL (MSA),” available from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Louis, https://research.stlouisfed.org/fred2/series/ATNHPIUS37900Q.
“保罗·沃尔克是谁？”仅仅在3个月之前，当财政部副部长安东尼·所罗门（Anthony Solomon）推荐此人为美联储主席候选人时，美国总统吉米·卡特问道。沃尔克出生在新泽西州，他的父亲是一名镇行政官员，他本人在1952年进入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从初级经济学家做起，曾几度进入政府工作。沃尔克对于国内外的货币政策及相关的政治博弈都不陌生：他曾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执政期间在财政部工作，尽管他是民主党人，仍被尼克松政府邀请担任财政部的高级职位。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期间的美国首席谈判代表，他的名片盒里保存着世界各国的央行行长和财政部长的私人电话号码。④
㉔For praise of Reagan’s economic policies, see Robert L. Bartley, The Seven Fat Years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亨利·考夫曼回忆，里根政府强烈反对他的观点，即很多联邦借款的利率都过高了，共和党的国会领导人敦促他支持政府的立场。See Kaufman, On Money and Markets, 270. On the importance of Reagan’s support for Volcker, see Samuelson, The Great Inflation, 112.
如果美联储公开将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目标，并宣布将短期利率提高到15%或20%，汽车经销商、建筑工人和企业高管会闹得沸反盈天，愤怒的国会议员甚至可能剥夺央行的独立管理权。然而，如果高利率仅仅是货币主义者所主张的货币政策规则的副产品，那么美联储在受到批评的同时也会得到一些支持。正如沃尔克在周六会议上对他的同事们所说：“这在政治上更容易推动。”③
㉕See Nixon comments at March 21, 1970, press conference,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Richard Nixon, 1970 (Washington, DC: USGPO, 1971) 87.
但这并非沃尔克的初衷。之所以要对货币政策进行约束，美联储的真实目的在于扫除降低通胀道路上的两个政治障碍。一方面，美联储希望能够安抚最激烈的批评者，包括那些颇具影响力的货币主义经济学家，以及他们那些在《华尔街日报》上不断对不稳定的货币政策进行攻讦的支持者们。如果他们对美联储的抨击转变为称许，金融市场或许会产生通胀率下降的普遍预期。假若如此，利率也将随之下降，而抵押贷款和商业贷款利率的下降，事实上对降低通胀率确有帮助。另一方面，美联储还希望新的立场能够使其在未来的政治攻讦面前幸免于难。然而，此时美国的通胀率已经高达12%，这样的数字只在战时价格管制刚刚结束时出现过一次，想要平息这样的高通胀，需要提高的利率之多似乎在美国前所未见。
㉖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Trend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Household Income Between 1979 and 2007 (Washington, DC, 2011), supplemental data for Figure 4; 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 http://www.bls.gov/cps.想要确定低税率对通货膨胀调整后的工资中位数的影响是很困难的，因为工资是由单个人领取的，而已婚夫妇往往共同支付所得税。根据税收政策中心的数据，家庭收入中位数——而非工资中位数——的平均联邦所得税率从1981年的11.8%下降到1989年的9.3%。将这一降幅应用于通货膨胀调整后的工资中位数，得出里根任期内工资增长了约5%。收入低于中位数的家庭下降的幅度较小。Data from the Tax Policy Center, at http://www.taxpolicycenter.org/taxfacts/Content/PDF/family_inc_rates_hist.pdf, viewed August 4, 2015. On thereal incomes of the lowest 20 percent of households, see the underlying data forFigure 2 in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Trend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Household Income Between 1979 and 2007.
不管是沃尔克还是美联储的其他政策制定者，都不信奉货币主义所宣扬的机械地管理货币供给的理论。在他们的眼中，自己的责任是对一系列数据和事件报告进行评估，从而探明经济状况，并相应地调整货币政策。10月6日公告，也就是后世所称的“沃尔克震荡”，似乎消除了美联储前期不断调整货币政策给市场带来的不确定性。自此之后，美联储将在固定的货币供应增长速度的约束之下行事。
㉗US Census Bureau, “Historical Census of Housing Tables Home Values,” median home values adjusted to 2000 dollars; Arthur B. Kennickell and Janice Shack-Marquez,“Changes in Family Finances from 1983 to 1989: Evidence from the Survey of Consumer Finances,” Federal Reserve Bulletin (January 1992): 1–18. Installment debt reached a record level, measured against income, in 1986; see Robert B. Avery, Gregory E. Elliehausen, and Arthur B. Kennickell, “Changes in Consumer Installment Debt:Evidence from the 1983 and 1986 Surveys of Consumer Finances,” Federal Reserve Bulletin (October 1987): 761–778.
经过一整天的讨论，央行官员们就一项计划达成了一致。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美联储将停止通过调整短期利率来稳定价格。相反，它将充分利用联邦储备体系中数千家银行的准备金总量。“通过货币供给机制，加强对准备金的管控，并限制货币供给增长，我们认为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更好地控制货币总量。”沃尔克说。能够理解这段话的美国人可能不到总人口的千分之一。但是消息传到了华尔街，这里的交易员对每个美联储官员的每一句话都要详加解读。更何况银行的自有准备金是衡量国家货币供应量的指标之一。以准备金作为主要的政策工具，美联储与4个月前的英格兰银行一样，开始向货币主义迈进。②
㉘Frontline, April 20, 1986.
美联储会议的参与者们都阅读了由两位负责执行货币政策的官员准备的报告。报告开头就是一片阴霾：“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对于通胀的心理预期在市场上造成了投机压力，其中包括外汇市场、大宗商品市场和黄金市场。”根据三周前的经济数据，最新的预测结果仍然是负面的：经济衰退将始于本年的最后一个季度；到1980年底，失业率将从6%上升到8.1%。与会的每个人都痛苦地意识到，他们在9月18日上一次会议中议定的措施完全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当时，8人投票支持提高利率以对抗通胀；4人因担心高利率将导致经济状况恶化而投了反对票。这种尖锐且公开的分歧表明，美联储缺乏全力抗击通胀的决心，而这又让金融市场陷入了慌乱之中。①
㉙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Global Competition: The New Reality (Washington, DC, 1985), 12.
当天上午10：10，央行的高级官员围坐在美联储会议室里27英尺（约为8.23米）长的桃花心木桌子边召开会议。他们的心情十分沉重。距离全球性经济繁荣的戛然而止已经过去了6年，此时仍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世界经济正在走向正轨。虽然某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有所回升，但通货膨胀却没能得到控制；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发达经济体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正在以两位数的速度攀升。1979年1月伊朗革命之后，石油价格急剧上涨——美国炼油厂在1978年底为进口石油支付的价格是15美元一桶，仅在9个月之后，就变成25美元一桶——这给制造业和运输业都造成了很大的困扰。1979年，美国人在汽车燃料上的总支出增加了三分之一，极大削减了普通人的购买力，进而对整个经济体的就业形势造成了重击。
㉚Krippner, Capitalizing on Crisis, 37.生产率增长、投资和设备平均使用年限取自美国经济分析局的国民收入和产品账户。衡量投资的是净投资，它考虑到了现有设备的折旧率。
1979年10月6日，华盛顿，这是一个寒风刺骨的周六。下周一是法定假期——哥伦布日，华盛顿的大部分官员已经离开首都，分散到各地度过长周末。与新闻媒体一道留下的人则在关注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他正在白宫首次与卡特总统会面。第二天他将在美国国会大厦附近主持一场露天弥撒。几乎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处——这就是美联储举行秘密会议的好日子。
㉛Employee Benefit Research Institute, “What Are the Trends in U.S. Retirement Plans?” at http://www.ebri.org/publications/benfaq/index.cfm?fa=retfaq14, viewed August 1, 2015. See also William J. Wiatrowski, “The Last Private Industry Pension Plans:A Visual Essay,” Monthly Labor Review (December 2012): 4; Robin A. Cohen et al.,“Health Insurance Coverage Trends, 1959–2007,” National Health Statistics Reports 17(2009):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