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西班牙人强烈渴望他们的国家能够成为新欧洲的一部分。社会工人党经过改良的温和态度使他们成为中产阶级选民可以接受的选择，而非坚决反对的对象。随着经济发展停滞不前，该党于1982年10月上台执政。冈萨雷斯担任总理，承诺激励私营企业并创造80万个就业岗位。不幸的是，事情并没有像社会工人党计划的那样发生。大选结束四个月后，卢马萨（Rumasa），一家控制着18个银行和400多个子公司的控股集团涉嫌欺诈，导致了西班牙历史上最大的国有化运动。据传，卢马萨的产值占西班牙经济总产出的1.8%，但其财务状况一直处于混乱之中，审计人员一再拒绝在财务报告上署名。冈萨雷斯政府担心该集团倒闭，6万个工作岗位将随之蒸发，于是正式将其收归国有。此举受到工会的欢迎，为政府赢得了一定的政治支持，但是与此同时，政府正在计划缩减不景气的钢铁工业，对码头进行现代化改造，并启动大规模的私有化计划。⑮
保守派的主要反对者是西班牙社会工人党，他们的领导人在佛朗哥去世后结束流亡，从法国回到西班牙。1979年，西班牙的社会主义者摒弃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在内战期间流亡数十年的党内领导人与佛朗哥统治时期出生的年轻政客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内部分歧，最后得出结论，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和支持国有工业在经历过佛朗哥独裁统治的民主西班牙是没有市场的。冈萨雷斯带领社会工人党改变了路线，正如他们的法国同胞在1983年所做的那样。他们将自己重新定位为市场经济和福利国家的支持者，与北欧的社会民主党结成盟友，并强烈主张加入欧洲共同体。
1981—1982年的密特朗计划，是正统社会主义的一个小插曲，标志着社会主义思想的转折。法国的经验似乎证明，国家对于经济领域的严格管控，包括将工业和金融业收归国有，并不能创造经济上的奇迹；而且没有哪个国家，即便是像法国这样的经济大国，可以在不遵循金融市场规律的情况下操控汇率，投资者们自会对汇率和税收政策做出判断。如果神圣的社会主义思想无法提供替代自由市场思维的可行方案，那么社会主义者必须创造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模式，在此种模式下，经济复兴将依赖于私营经济，而非国有企业。促进竞争、放松管制、保护企业利润，以及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限制，都是新社会主义模式恢复经济活力的手段之一。弗朗索瓦·密特朗，社会主义的长期拥护者，现在加入了赫尔穆特·科尔和玛格丽特·撒切尔的阵营，欧洲共同体将在他们的影响之下转变为一个联系更加紧密、由市场力量发挥主导作用的经济联合体。密特朗没有撒切尔对工会和福利国家的天生厌恶。但在经济政策方面，撒切尔和1983年的密特朗并没有什么重大分歧。⑯
从内战结束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西班牙始终在用这种模式发展，其效果可谓相当惨淡。随着欧洲经济共同体将西欧的其他地区聚合成为一个更广阔、更繁荣的市场，西班牙仍然与世隔绝：西班牙人基本都开本国制造、在欧洲其他地区却鲜为人知的SEAT牌汽车，而西班牙铁路轨道的规格与欧洲他国不同，以致西班牙和法国之间的货运和客运难以畅通。出于经济上的绝望，佛朗哥不得不放弃完全的自给自足，开放了西班牙的旅游业，并将赚取的马克、法郎和英镑投入到基础设施和重工业建设中。这一战略推动了1959—1974年西班牙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到了1975年佛朗哥去世时，经济已经开始衰退。佛朗哥恢复了君主制，他留下的保守派政府为了维持社会秩序，选择继续经营亏损的工厂，并且阻止国有企业解雇多余的工人。
密特朗在理智上支持这些变化，但到了1983—1984年，他很难推动进一步的改革。国有产业规模太大，无法迅速出售。近四分之一的法国工人受雇于政府，28%的国民收入和30%的出口由国有企业创造。私有化不会在一夜之间完成。
西班牙在政治、经济和地理上都位于欧洲边缘。这个国家已经被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统治了将近40年。此人是一名极端保守的军官，他在1936年企图推翻民选政府的尝试以失败告终。经历了3年残酷的内战之后，他终于在1939年如愿以偿。在国际上，佛朗哥尽最大努力将西班牙与欧洲的其他地区进行隔离，无论是在二战之中还是二战之后。在本国内，他的政权专制残暴，坚持镇压工会、知识分子，以及任何拒绝接受佛朗哥心目中传统天主教价值理念的人，这一理念还包括相信是上帝派他来拯救西班牙的。作为保守派的佛朗哥并没有成为私营企业和自由市场的支持者。相反，他以西班牙民族主义的名义大力推动规模庞大的国有产业体系发展。他的政府在数百家公司持有大量股份，从化工厂、铝冶炼厂到酒店和工艺品店，大多数是通过作为控股公司的国家工业研究所来管理的。他还将大型工业企业分散地建在了全国各地，从而为西班牙最贫困的地区提供就业机会。
费利佩·冈萨雷斯起点更为有利。1985年，西班牙政府出售了一家名为塔拉索纳纺织（Textil Tarazona）的名不见经传的公司69.6%的股份。没过多久，一家疫苗生产企业、一家食品公司和一家化学公司45%的股份也都卖了出去。与法国不同的是，西班牙并不忌讳将企业卖给外国投资者。政府将一家电子公司的控股权卖给了日本制造商，把一家国有轴承工厂卖给了瑞典公司。西班牙于1986年初加入欧洲共同体，接纳外资的力度也随之提升：汽车制造商SEAT，西班牙本国最为出众的产业巨擘，75%的股权被德国大众汽车公司购买。电子产品制造商安珀、电气与燃气公用事业公司吉萨都在马德里证券交易所上市，该交易所重新焕发生机，成了欧洲最热门的股票市场之一。短短两年时间，在长期隔绝于世的西班牙，外国投资足足翻了4倍。随着西班牙的社会工人党政府不断缩减国家控制的产业规模，铝制造商、蜂蜜生产商和造纸公司也都先后被处置掉了。⑰
法国不是唯一一个社会党试图改变路线的国家。西班牙正在进行非常类似的尝试，这场斗争由年轻一代的社会主义领导人费利佩·冈萨雷斯带领。
1986年，法国也开始效仿冈萨雷斯的政策，此时西班牙的私有化已经进行了2年多了。希拉克急于做出政绩，措施就是出售国有企业，而密特朗并没有阻止他的意思。至少在一开始，私有化仅限于向公众出售国有企业的股份。在法国，凡是大到足以购买其他大型工业企业的公司，本身也往往归政府所有。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又不能将国有企业出售给外国公司。股票发行能否成功，本身并不确定。撒切尔之所以能够通过伦敦证券交易所实现私有化，是因为这是世界上最大、最活跃的股票市场之一，具备深厚的投资者基础。相比之下，巴黎交易所规模较小，而且密特朗的国有化运动已将境外投资者赶出了国门。
由于密特朗的国有化计划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法国共产党失去了可信度，沦为了法国政治生活中的边缘党派。尽管密特朗仍然担任总统，但他首鼠两端的政策并没能有效创造就业机会并恢复经济增长。于是，选民在1986年将一个偏右翼的政治联盟选入了国民议会中。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偏右翼的巴黎市长，在一名社会党总统的领导下成为总理，这在法国是没有先例的。1981年大选时，正是因为希拉克的参选分散了反社会主义阵营的选票，导致吉斯卡尔失去了连任的机会。密特朗选择他而不是其他保守党领导人担任总理，正是为了回报他当年在大选中的一臂之力。他们在治国权力上的分配——法国人称之为“同居关系”，是由密特朗负责外交和国防政策，国内事务则要倚重希拉克的权威。
寻找投资者需要想象力和营销才能。圣戈班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向购买50股以下的投资者免费提供额外的股票，意在激发中产阶级的热情。巴黎银行在第二次募集股票时，在电视上发布了这样一条广告：巴黎银行华丽的前门缓缓打开，门里是安静的走廊和精美的会议室，低沉的男声背景音响起：“女士们、先生们，在不久的将来，您将有机会成为这里的股东。”两只股票的发行都相当成功，希拉克政府终于能与西欧其他国家齐头并进。电视广播公司TF1、通用电力公司、法国兴业银行，均于1987年中期成功完成了私有化。1986—1988年间，约有22家国有企业转为私营，为国库增加了120亿美元的资金。⑱
这种奇怪的新版社会主义在振兴法国经济方面见效缓慢，政治反应却非常消极。1984年3月，从北部的敦刻尔克到南部的马赛，数万名工人走上城市的街道，抗议政府意图减少3万个钢铁业就业岗位的计划。他们尖锐地重提了密特朗在1981年的宣言：“钢铁行业国有化是保障国民就业的利器。”法国左派在意识形态上致力于企业的大范围国有化。在英国、荷兰和德国都发生过社会党人反对传统教条的大讨论，而这在法国并未发生。长期信奉社会主义的选民对此感到震惊，而作为社会党盟友的法国共产党仍然支持苏联式的国营经济，对此更是感到愤怒。
希拉克动作迅速，因为他知道留给他的时间也许不多了。1988年，他的竞选对手是密特朗。结果是密特朗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几乎赢得了全国的所有选区。新总统立即召开新的立法会选举。多亏了1988年的经济反弹——这一年是1973年以来经济情况最好的一年——社会主义政党重新控制议会，私有化进程就此搁浅。新的社会主义路线就是所谓的“既不也不”——不会再有更多的国有企业被出售，但那些已经完成私有化的企业，也不会被重新收归国有。直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欧盟推动各国政府增强自身经济体内部的竞争，同时减少预算赤字，法国才不得不再次出售国有资产。⑲
再也没人大谈什么工业国有化和征收财产税。新的政策是“转向紧缩”，强调对抗通货膨胀，保持法郎对德国马克价值的稳定，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造，以及减少政府财政赤字。资本主义剥削压迫和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言论不再流行，新的政治词汇强调“活力”和“现代化”。“你可以在一个月内完成公司注册，”密特朗在1984年2月吹嘘道，“不过在3年之前，这个流程就要花上6个月。”就在3年之前，法国政府接管了国内大部分重要工业和几乎全部银行，而且几乎封死了投资者将资金转移到境外的可能性；还是同一届政府，此时却开始欢迎外国投资，解除对金融市场的管制，并且取消对货币流通的限制。在德洛尔和阿塔利的敦促之下，焕然一新的密特朗讲起话来更像是美国民主党或联邦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而非传统的法国社会主义者。⑭
密特朗的转变以及法国和西班牙的私有化改造为国有资产私有化提供了新的正当性。其他国家对于玛格丽特·撒切尔在出售国有资产方面的热情还能谨慎看待，因为她被普遍认为是激进的保守派。但是，如果法国和西班牙的社会主义政党都能够接受私有化，那么也许这件事确实没有那么极端。联邦德国开始出售大众汽车和费巴电力等公司的部分股权。原本属于国有的奥地利航空和荷兰皇家航空公司也都走上了这条道路。芬兰政府将造纸器材制造商维美德的股份向公众发售。然后，重头戏登场了。1987年2月，日本政府将国有电信垄断企业，同时也是日本最大的企业之一——日本电报电话公司的股票在证券市场上首次公开发行。截至1988年10月第三次发行完成时，日本政府总共筹集了近800亿美元的资金。
德洛尔宣称，现在是时候“严苛”起来了。这句话的意思是，政府将把维持法郎对德国马克价值的稳定当作第一要务。3月21日，法郎再次贬值之后——那些不幸持有法国法郎的人已经在18个月的时间里不幸损失了这部分资产的30%——政府宣布削减财政开支并增加税收，以大幅缩减预算赤字。高收入者被要求缴纳一笔相当于前一年税额10%的附加税；低收入者则要交纳更高的社会保障费。出国旅游的法国人只能带少量法郎出境，而且他们的信用卡在国外将无法使用。酒精、烟草、汽油和电力的税负也都提高了。政府希望它保持财政收支平衡的决心能够安抚投资者，让他们留住手中的法郎，而不是将资金转移到国外，从而实现稳定汇率的目的。而这种做法，左右两翼的批评者都不能认同。可以预见的是，保守派反对加征富人的附加款；左派则从中看到了资本主义的阴谋。总统所在政党的二把手则把这个新方向抨击为“经典的通货紧缩政策，对于企业家、购买者、农民都有好处”，单单将工薪阶层抛诸脑后。⑬
私有化浪潮的结果很难简单地概括。许多公司在获得经营自主权之后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经济学研究表明，总的来说，公司在私有制下经营更为有效，因为管理者和员工都有明确的目标，那就是为股东赚取利润，而他们对私人股东资本的运用比对待政府资金更为谨慎。此外，私营企业可以更加自由地关闭已经不适应市场的生产线，开除多余的工人，而国有企业往往要顾及国家的政策基调。大多情况下，私有化是纳税人的福音，因为在国家补贴支出减少的同时，税收收入也会相应提高。
1983年3月，社会党在多次市政选举中表现惨淡。对此，密特朗认为，教条社会主义的时代已经终结。为了寻找新的出路，他曾在一周之内会见了四位可能的总理人选。然而，与密特朗屈从于现实需要不同，这些总理人选都强调在经济困难时增加政府管控的权力。由于没有找到合适的接替者，密特朗让莫鲁瓦继续留任，但授权财政部长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统领法国经济。
然而，这些情况也有许多例外。有时，国有垄断企业变成了私人垄断企业，继续向客户收取高价，然而既没有创新观念也没有改善服务。也有的私人企业没能通过市场的考验，靠申请补贴度日，或者最终回归国家控股。而承包了部分政府职能的私营公司，自身利益可能与社会公益发生冲突：私人监狱经营者很可能更倾向于认定囚犯不适合假释，因为假释就意味着空置的牢房收不到政府的账款。如果私有化方案设计很差，私人投资者可能会违背承诺，把包袱再次丢给国家，比如英国铁路公司的投资人，就单方面放弃了特许经营权并将业务交还给政府。与提倡私有化的右翼理论家的主张相反，并没有普遍的规律证明私人所有权制度能够保证更低的成本或更高的效率。经验证明，事实往往恰恰相反。⑳
然而他没有给出社会党可以接受的答案。到了1982年下半年，政府的慷慨赤字对经济的刺激效果已经消耗殆尽。就业率开始下降，通货膨胀却居高不下。面对接连不断的打击，社会党淡化了夸张的宣传，开始将企业家描绘成工作机会的创造者，而不再是剥削工人阶级的恶棍。部长们悄悄地重新开始与大型私企的高管沟通，这些高管认为高税收和社会保障缴费正在挤压企业的利润并抑制了投资。于是，政府降低了营业税税率，并且批准成立一家新的证券交易所，为中小企业筹集资金提供便利——对于一个刚刚将本国工业中最精华的部分进行国有化改造的政府来说，这一举动近乎惊世骇俗。⑫
就法国和西班牙而言，私有化和经济自由并不是滞涨问题的灵丹妙药。1980年，也就是密特朗上任的前一年，法国就业人口为2200万。这位以社会主义者自居的总统，先后实施了强硬的社会主义政策和反社会主义政策，总算将这个数字维持了7年。在此期间，更多的女性加入了劳动力市场，而男性就业人数减少了50多万，这反映出法国制造业的困境以及企业不愿意在工人退休后用新人填补的现实。而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低失业率一直是法国经济的标志性特征。
政府征收和新增的财产税让法国的投资者们惴惴不安。密特朗认为他当政的首要任务是，让法郎与德国马克一样保持坚挺。“想让别人对你的国家保持信心，就不能让这个国家的货币贬值。”密特朗在当选后不久就反复宣扬。但是，在投资者离开法国以回避高昂赋税的同时，他们也出售了大量法郎，不可避免地拉低了法郎汇率。政府试图通过限制换汇来缓解货币贬值的趋势，但无法阻止企业和有钱人将法国法郎换成瑞士法郎，然后再转存到巴塞尔和日内瓦的银行。巨额资金从法国流出，政府被迫在1981年10月和次年6月两次宣布法郎贬值，这对密特朗来说相当尴尬。密特朗的顾问建议他在1982年8月进行第三次货币贬值，但这次密特朗拒绝了：弱势货币与他对法国作为与联邦德国对等的欧洲大国的愿景是不相容的。他开始寻求其他维持法郎价值和振兴经济的方法。
与此同时，西班牙并没有出现人们预期的创业浪潮。1975—1987年，失业人数每年都在增长，近五分之一的西班牙工人失业。虽然外国资本的涌入在1986年之后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血，但就业机会并未随之增长。直到目前，西班牙仍然是工业国家中失业率最高的国家。与法国一道，西班牙的经验表明，困扰发达国家的经济弊端已经超出了意识形态的解决范畴。国家主义模式固然没能恢复增长、刺激投资、提高法国和西班牙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更市场导向的政策也已被证明无效。这两条路径都没能让两国重返辉煌岁月，问题已经超出了任何政府的能力范围。㉑
在政府的压力之下，汽车制造商雷诺同意不进行裁员，而是让3500名工人提前退休，并用相同数量的新员工取而代之。降低就业是完全不被接受的。其他国有公司也收到了来自其唯一股东的指示。他们被要求专注于生产某些产品，向陷入困境的供应商提供贷款，以及退出政府认为竞争已经太过激烈的行业。政府同样干预了国有企业的劳资谈判，敦促企业慷慨地提高工资，并且默许工会增加裁员阻力。国有银行被命令向国有工业提供贷款和资本投资，无论是否在经济上有合理的收益回报。法国纳税人最终承担了这些支出。据统计，在国有化运动的前三年，这些新近收归国有的企业总共吸收了大约400亿美元的政府资金。这些企业中能够盈利的极少，政府预算赤字飙升。⑪
①Valery Giscard d’Estaing, speech at the Ecole polytechnique, Paris, October 28,1975, published as Giscard d’Estaing, Le nouvel ordre economique mondial (Paris: Centre de recherches europeennes, 1975), 7.
政府承诺国有企业将作为独立实体来运营。“他们应该具有完全的决策和行动自由。”密特朗说。但完全自由意味着公司可以减少法国国内的就业岗位，而这是政府不能容许的。当计算机和电子公司汤姆森—勃兰特（Thomson-Brandt）的管理人想与日本胜利公司合资建设录像机生产企业时，法国工业部发表了反对意见，它还命令汤姆森与德国的竞争对手进行合作，认为一家欧洲公司更有可能让法国工厂保持开放。工业部还指示汤姆森继续生产半导体制造设备，因为政府认为此类设备对法国的高科技发展前景至关重要，并敦促该公司与日本人竞争生产家用音响。从工业部的角度来看，汤姆森是国家龙头企业，其首要任务应该是按照政府的意图增强法国经济，而为纳税人的投资赚取回报是次要目标。⑩
②就业人数下降的情况大多发生在工人人数超过500人的工厂，参见：Guy De Meo, “La crise du systeme industriel en France au debut des annees 1980,” Annales de Géographie 93 (1984): 328。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1974年吉斯卡尔上任时，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法国总就业人数的28.4%，但到了1981年该比例只有25.1%。
尽管社会党在议会占据多数席位，但国有化法案仍然很快遇到了阻碍。主要的反对意见来自各保守党派，他们提出了近1500项修正意见，以推迟该法案在国民议会的通过。参议院两次驳回该法案，进一步推迟了颁布时间。负责判断法律合宪性的宪法委员会认定，计算补偿私人股东资金的公式不正确，于是进一步提高了补偿成本。直到1982年初，被选中的企业才最终收归政府所有，国家因而控制了79%的炼钢产业、52%的基础化学制造产业和42%的电子产业。总而言之，政府此时拥有了占法国制造业总产值近三分之一的产业，以及几乎整个金融业。原来的股东被扫地出门，他们得到的并非现金补偿，而是政府的15年债券。⑨
③研究支出从1969年占GDP的2.1%下降到1980年的1.8%，而且大部分是在国有企业；到了这一时期，私人的研究和开发支出已经全部枯竭。De Meo,“La crise du systeme industriel en France,” 327. On Giscard’s responses, see his comment during the presidential debate, “Face a face televise entre MM. Valery Giscard d’Estaing et Francois Mitterrand, lors de la campagne officielle pour le second tour de l’election presidentielle, Paris, mardi 5 mai 1981,” at http://discours.vie-publique.fr/notices/817005300.html, viewed April 19, 2015.
密特朗计划中最有争议的部分是私营企业的国有化。重要的法国企业，如邮政、电话服务以及铁路系统，已经掌握在国家手中了；社会党掌权不久，就又接连接管了几家无法偿还政府贷款的私人公司。1981年9月，政府推出了国有化法案中的重头戏，提议将5家工业巨头和38家金融公司收归国有，其中包括著名玻璃生产商“圣戈班”（Saint-Gobain）、化学品制造商“罗讷—普朗克”（Rhone-Poulenc），以及法国最具影响力的投资银行“洛希尔银行”（Banque Rothschild）。其中许多经济效益很差。对于一些企业来说，国有化可能是寻找外国买家之外的唯一选择，而法国对于境外投资始终持有怀疑态度。政府本可以通过收购这些公司的大多数股份来掌握控制权。相反，政府计划却是取得100%的股权，这样无疑会增加纳税人的成本，却能够取悦共产党人，因为他们支持大型企业为国家所有。
④Jacques Attali, C’était François Mitterrand, 54–55.
在法国，与在西欧其他国家一样，解释失业产生原因的统治性观点是经济学家所谓的“劳动合成”（lump of labor）理论。该理论认为，全社会需要完成的工作总量是一定的，因此降低失业率的唯一方法就是拆分已就业人口手头的工作。这种认识也反映在了密特朗最初的计划中。政府将退休年龄降低到60岁，把老年人赶出劳动力市场，希望这种措施能给青壮年创造就业机会。假设每个雇主只需要一定数量的劳动力，并会让新员工一一对应地取代离职工人。如果雇主同意用25岁以下的工人取代退休人员，那么年满55岁的工人就可以领取相当于工资80%的养老金。常规工作时间也从每周40小时缩短到39小时，周工作时间的上限也相应减少，政府预期雇主可以通过增加工人来弥补这些减掉的时间。在1981年的法国，没有引起广泛讨论和重视的是，同等工资下减少劳动时间可能导致雇主不愿增加招聘，而且年轻工人可能缺乏他们正在取代的经验丰富的工人所拥有的技能，因而导致生产效率降低。⑧
⑤Jacques Attali, La nouvelle economie française (Paris: Flammarion, 1978), 113, 226–250.
共产党在大选中为密特朗贡献了约四分之一的选票，并在其内阁中担任四个部长职位，以确保社会党人信守竞选时的诺言。1982年，政府大规模举债，用于提高养老金、家庭福利和住房补贴，以及支持公共建设项目，这导致公共支出上涨了约27%。财政刺激促进了经济增长：在排除通货膨胀因素之后，法国的人均收入增长了1.7%。但在这个令人愉快的数据之外，1982年的大多数经济指标都是负面的。新房开工率崩塌式下降。商业设备和机械方面的投资几乎没有增长。失业率急剧攀升，政府采取的措施似乎反而导致情况恶化，这反映出官方对于这一问题的严重误解。
⑥See “Intervention de M. Francois Mitterrand,” and Jacques Attali, “Principes et Techniques d’une politique economique Socialiste,” to the Socialist Party meeting, Entretiens, no. 75, June 6, 1975; and Parti Socialiste, “110 propositions pour la France,” April 1981. See also Jean-Gabriel Bliek and Alain Parguez, “Mitterrand’s Turn to Conservative Economics: A Revisionist History,” Challenge 51 (2008): 97–109.
在原则上确定了政策的大方向之后，密特朗并没有专注于细节。他注重深究政府声明的政治暗示，但在制定政策时，他更愿意把时间花在外交事务上，包括就汇率、国际贸易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前景连续召开各国领导人峰会。密特朗尽量减少在爱丽舍宫里举行的会议，他的部长和顾问被要求以书面形式提出意见，每天早上他会从收件箱中取出这些文件，权衡每个提案的政治影响并批下“同意”“不同意”或“已阅”——所谓“已阅”，就是“不同意”的委婉表示。竞选中对选民的承诺的工作，则交由皮埃尔·莫鲁瓦（Pierre Mauroy）来完成，他是密特朗任命的总理大臣。⑦
⑦Attali, C’était François Mitterrand, 108.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阿塔利的观点逐渐成熟，他开始担心法国难以适应技术高速变革和竞争日益激烈的全球市场。他对法国政府和法国经济的极度集权也持怀疑态度。虽然他主张政府加强对重点行业的控制——这几乎是社会党官员必须持有的观点——但他敦促地方或地区政府接管许多中央政府已经主掌了数十年的职能。社会党在1981年的竞选纲领，主旨是吸引共产主义者的选票，同时拉动中间派选民脱离吉斯卡尔的联合政府，因此遵循的是相当正统的社会主义路线。它呼吁重工业国有化，增加对于资本的征税，创造15万个政府工作岗位，修建大型公共工程项目，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将带薪休假天数提升到每年5周，以及为有子女的家庭提供更多补助。⑥
⑧关于退休计划，参见：Daniel Frank, Raymond Hara, Gerard Magnier,and Olivier Viller, “Entreprises et contrats de solidarite de preretraite-demission,” Revue du Travail et Emploi 13 (1981): 75–89。
1975年，阿塔利提出了一系列提高就业的政策，例如：补贴最有可能雇用大量工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大对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征税，鼓励他们增加劳动力的使用，而非不断用机器取代工人；国家直接收购大型企业，以便直接控制他们的招聘和投资决策；逐渐缩短法定工作时间，促使雇主增加员工数量。这些手段反映了他对于经济运行方式无可救药的天真想法。拿补贴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说，这相当于保护低生产率、低技术含量的制造业，而非鼓励劳动力和资本投资转移到生产率更高的行业。对资本密集型产业征税，则会严重损害那些最有可能在法国这样的国家成功经营的企业，这些国家的特点是工资已经很高。而他的政策无疑让投资者不愿把资金投入到法国运作。
⑨Bela A. Balassa, The First Year of Socialist Government in France (Washington, D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1982), 3.
在从中间偏右到中间偏左的政治立场转变的过程中，密特朗始终没有过多地考虑过经济问题。他担任过的多个部长职位中没有一个涉及经济事务，而作为国民议会的反对派代表，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党内事务上。他和他的首席经济顾问雅克·阿塔利（Jacques Attali），只在口头上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论表示支持——社会党之所以能够取得民意支持，就是因为吸引到了共产主义人士的支持，而这些人尚未丧失对马克思主义教条的热情——但他们内心真正认同的是，经济危机本质上源于商业利润的下降，以及由其引发的企业提价和裁员。⑤
⑩Richard Holton, “Industrial Policy in France: Nationalization Under Mitterrand,” West European Politics 1 (1986): 72–75; Balassa, The First Year of Socialist Government in France, 3–4.
吉斯卡尔的无力表现为密特朗提供了可乘之机。20世纪70年代，密特朗的政治立场逐渐转向左翼，他领导的社会党和共产主义政党结成了松散的联盟。尽管他在法国政界已经摸爬滚打了多年，但在1981年的大选之中，他成功将自己塑造成了标新立异的异见人士。他宣布反对死刑，并拒绝将共产党人排除在他的政府之外，而共产党在选举中一般能够赢得15%～20%的选票。法国的选民原本大多坚定支持死刑并且不信任共产党人，此时却感受到了密特朗的魅力。1981年5月，即便经济形势不断下滑，失业率上升到7%，法郎在国际资本市场受到狙击，通货膨胀率在两位数上高居不下，大量选民还是扭转了立场，决定给社会党人一个尝试的机会。④
⑪Vivien A. Schmidt, From State to Market: The Transformation of French Business and Government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108. See also Bertrand Jacquillat, “Nationalization and Privatization in Contemporary France,”Hoover Institution Essays in Public Policy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8.
一个更具侵略性的领导者可能会尝试推翻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正是这些规定导致企业家难以开创事业，而雇主在商业环境已经发生改变之后仍难解雇多余的员工。但是吉斯卡尔并非玛格丽特·撒切尔。在法国，对政府资助大型项目和国有工业的态度没有什么左右之分：所有主要的政治流派都倾向于政府干预主义，即由训练有素且知识渊博的国家官员管理经济事务。虽然吉斯卡尔形容自己是一个喜欢改变的保守派，但在修建法国第一条高速铁路线、组建旨在减轻能源对外依赖的大型核电站，以及在数以百万计的法国家庭中安装文本终端Minitel等项目中，他都相当热衷于提高国家的参与度。这些项目增强了法国作为先进技术领导者的国际声望，但对提高就业率几乎没有贡献：1974—1981年，法国的适龄就业人口每年增长近1%，但工作岗位数目几乎没有增加。到了1981年，全国失业人口高达175万，而总统提出的为每一位年轻法国工人提供工作或岗位培训的承诺，听起来十分空洞。③
⑫Elliot Posner, The Origin of Europe’s New Stock Market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80–88.
法国工业巨头的衰退是病态经济的典型症状。在吉斯卡尔的任期之内，工厂设备和其他固定资产的投资始终陷于停滞。欧洲经济共同体取消了关税和许多其他贸易限制，因此希望向里尔和波尔多出售商品的公司可以直接前往进行贸易，不必再在通货膨胀率高达德国或比利时2～3倍的法国专门开立销售公司。由于利润下降，很多公司又削减了研发方面的投资，这个选择对法国的未来无疑十分不利。
⑬Thomas Rodney Christofferson, The French Socialists in Power, 1981–1986 (Newark, DE: 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 1991), 124.
吉斯卡尔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国际经济问题上，但对于这类问题法国总统几乎无力影响，优势则是让他获得了忽视国内问题的借口，其中最紧迫的就是重工业的强制重组。法国经济的基础是大型工厂综合体，比如位于德法边境附近洛林的塞西洛炼钢厂，以及位于巴黎西南部的雷诺汽车厂。这些工业旗舰以人员冗余和工会激进著称。法国法律允许企业内部同时存在多个劳工组织，工会通过阻止可能减少劳动力需求的现代化升级方案来争取工人的支持。1973年后，经济衰退导致商品需求整体下降，这些巨型工厂区成了累赘，只能依靠国家补助勉强生存。裁员几乎无法实现，工厂削减劳动力的唯一途径是为工人提供离职津贴。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大幅下降，而且减少的主要是大工厂的工人。没有完成高中学业的年轻人对转型的痛苦感受最深，很少有雇主愿意雇用他们。②
⑭Mitterrand quotation in Attali, C’était François Mitterrand, 157; Schmidt, From State to Market, 97–106.
不幸的是，吉斯卡尔赢得总统职位之时，法国的经济基础正在崩溃。吉斯卡尔身高1.88米，仪表堂堂，他一直想把自己塑造成亲民的普通人形象。尽管他经常走出豪华轿车到大街上与群众打成一片，但他始终是一名贵族。吉斯卡尔的政治立场本质上是温和的中间派，但按照法国的标准算，他绝对属于重视自由市场、关心私营部门诉求的派别。他在1969—197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期间担任财政部长。吉斯卡尔处理过接连不断的外汇危机，相关经验深刻影响了他对1974年法国经济危机的理解。除了不断攀升的石油价格之外，他说，造成世界经济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在越南的战争。这场战争导致了美国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巨额赤字，政府的借贷需求推高了利率，外国资本才会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吉斯卡尔认为，正是由于各国赴美进行投资导致市场对美元的需求大幅增加，外汇市场动荡，世界经济秩序才会陷入混乱。在他的眼中，要稳定经济首先需要稳定汇率。①
⑮John Darnton, “Spain’s Stunning Takeover,”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5,1983; Justino Sinova, “Para que sirve la nacionalizacion,” Diario 16, February 28,1983.
在1968年的政治动荡中，警察与学生之间的武装对抗在夜晚的巴黎街头成了家常便饭，密特朗借机整合人马，组建了社会党，使之成为相较于强势的法国共产党更为民主的选择。密特朗的权术让左翼对他心有余悸，以致在1969年戴高乐辞职后的选举中，他没有获得党内提名。然而这种拒绝被证明是偶然的。在此次大选中左翼政党表现糟糕至极，这清楚地说明，任何左翼政客都不能像密特朗这样拥有广泛的民众基础。五年之后，在密特朗的第二次总统竞选中，他以微小票数差距输给了前财政部长瓦勒里·吉斯卡尔·德斯坦（Valery Giscard d’Estaing）。
⑯Andrew Moravcsik, The Choice for Europe: Social Purpose and State Power from Messina to Maastricht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341–343; James E.Cronin, Global Rules: America, Britain, and a Disordered World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129.
戴高乐于1958年重返政治舞台，以非常时期特别权力的名义管理国家，直到法国选民通过了一部旨在扩大总统职权以抑制不稳定因素的新宪法。密特朗对戴高乐专制的作风感到震惊，成了他最激烈的批评者之一。1959年，他反对戴高乐在新宪法下当选总统，但是没能成功。当戴高乐于1965年寻求连任时，密特朗成了反对派的主要候选人。方下巴，秃顶，比专横的将军矮了整整9英寸（22.86厘米），密特朗把自己塑造成人民的一员，在大选中出人意料赢取了45%的选票，成了法国最受欢迎的左翼政客。
⑰Laura Cabeza Garcia and Silvia Gómez Anson, “̈The Spanish Privatisation Process: Implications on the Performance of Divested Firm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Analysis 16 (2007): 390–409; Alvaro Cuervo Garcia, La privatización de la empresa pública (Madrid: Ediciones Encuentro, 1997), 146; Sofia A. Perez, Banking on Privilege: The Politics of Spanish Financial Refor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7), 151–154; Keith Salmon,“Spain in the World Economy,”in Richard Gillespie, Fernando Rodrigo, and Jonathan Story, eds., Democratic Spain: Reshaping External Relations in a Changing World (London: Routledge, 1995), 80.
战争结束后，密特朗投身于法国政治。1947年，借助中间派的投票支持，密特朗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在31岁时成了退伍军人事务部部长。接下来，他在不少于11个内阁部长的岗位上先后任职。到了1953年，他成为党内领袖。当时国内最为严峻的问题是如何处理法国的境外领土。密特朗曾任内政部长， 1954—1957年担任司法部长，密切参与了法国政府对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残酷但最终未能成功的镇压。
⑱Arrete du 21 novembre 1986 fixant les modalites de la privatisation de la Compagnie de Saint-Gobain, https://www.legifrance.gouv.fr/affichTexte.do?cidTexte=LEGITEXT000006070659&dateTexte=.
应招入伍之后，密特朗于1940年负伤并被德国人俘虏。18个月后，他逃离了战俘营，潜伏到法国南部，这里由维希政府统治，不受德国直接占领。他在维希政府从事与退伍军人相关的工作，同时帮助组织法国境内针对德国军队和安全部队的抵抗运动。他与领导法国流亡政府的陆军将军戴高乐建立了联系，并在1944年8月参加了巴黎解放运动。戴高乐，这个有着强烈民族主义倾向和反共情绪的领导人，组建了战后的第一个法国政府，并于1946年辞职。这位将军在政治上是个新手，他果敢冒险的风格不适合当时法国脆弱而不稳定的政治体制，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这里将建立由16个不同的人领导的21个政府。
⑲Michel Berne and Gerard Pogorel, “Privatization Experiences in France,” CESifo Dice Report 1/2005, 33.
密特朗在法国远远称不上什么政治新面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出生在法国西南部一个舒适的小镇家庭，在保守的天主教教育下成长。17岁时，他搬到巴黎，就读于欧洲著名的自由派政治科学学院——巴黎政治学院。他参与了备受争议的天主教“十字火”运动，并找到自己的政治家园，这里是民族主义者和天主教社会主义者的基地。几十年后，历史学家们仍然在争论，“十字火”及其继承者法国社会党，这个在1940年拥有上百万成员的组织，到底是法国法西斯主义的先锋，还是比其他极右翼的法国团体更为开放和进步。
⑳William L. Megginson and Jeffry M. Netter,“State to Market: A Survey of Empirical Studies on Privatiz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9 (2001): 321–389. Spain’s private companies were persistently more profitable than state companies between 1985 and 1995, earning twice the average return on capital; see Cuervo Garcia, La privatización, 76.
然而，法国的选民并不这么看。其他国家可能将经济复苏的希望寄托在市场力量和企业家精神上，但在法国，指明前进道路的一直是政府，自3个世纪前路易十四在位时期就是如此。 1981年5月，法国选民投票终止了存续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保守党政权。信仰民主社会主义的弗朗索瓦·密特朗入主爱丽舍宫，并立刻呼吁重新选举立法会。社会党人及其盟友获得了惊人的57%得票率，使得密特朗掌握了国民议会中的绝大多数席位，为其在社会主义方向进行激进的经济改革提供了巨大支持。
㉑就业和失业数据，参见：OECD, Main Economic Indicators, and The Conference Board,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of Manufacturing Productivity & Unit Labor Cost Trends,” https://www.conference-board.org/ilcprogram/#LaborForce。
在瑞典人抛弃社会民主党以及英国人选择玛格丽特·撒切尔之后，罗纳德·里根于1981年1月正式就职，一切似乎坐实了小政府意识形态的胜利。事实上，在任何国家，几乎没有人真正希望福利国家式微——养老金和医疗保险在世界各地都非常受欢迎。人们对保守势力的支持不是希望减少社会福利，而是希望减少侵入性行政，而这又是因为很多人都在宣扬缩小政府是恢复经济快速增长的唯一途径。